今文經學的變異與(yu) “古史辨”的興(xing) 起

作者：陳壁生

來源：《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廿六日己未

           耶穌2015年6月12日

摘 要：在現代學術轉型中，今文經學變異為(wei) “古史辨”是經學瓦解的一個(ge) 重要環節。該環節的代表人物是錢玄同，其繼承了今文經學的辨偽(wei) 方法，將《論語》視為(wei) 考察孔子的唯一真實史料，並以之為(wei) 標準辨析“六經”，從(cong) 而將“六經”與(yu) 孔子分離開來，最終促使顧頡剛等學者得以將“六經”視為(wei) 史料，考辨每一經、每一篇的時代，並在此基礎上構建起新的古史係統。

關(guan) 鍵詞：今文經學；錢玄同；古史辨

民國時期今文經學的發展，一方麵是廖平、康有為(wei) 延續晚清的學術思路，繼續以今文經學的立場，回應中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另一方麵是為(wei) 了論證今文學說而推翻古文經典，廖平與(yu) 康有為(wei) 辨偽(wei) 書(shu) 的方法被民國新派學人所繼承，從(cong) 而發展出疑古史、辨偽(wei) 書(shu) 的“古史辨”派。且“古史辨”的最大影響，即在於(yu) 以曆史的眼光推翻了整個(ge) 經學體(ti) 係。“古史辨”的焦點人物是顧頡剛，但在今文經學轉化到“古史辨”過程當中，其關(guan) 鍵人物則是上承康有為(wei) 、崔適經學，下啟顧頡剛思想的錢玄同。錢玄同通過分離孔子與(yu) “六經”的關(guan) 係，使完整的六經係統成為(wei) 不同曆史時期的“史料”，而這正是後來的古史辨派建立新的古史係統的基礎。

一、晚清今文經學辨偽(wei) 方法

“古史辨”表麵上是一場史學運動，但因當時流行“以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所以這場史學運動，也可以說是對傳(chuan) 統文化的改革。它的論證基礎，是胡適所提出的以曆史的眼光看待整個(ge) 中國文化，四部之書(shu) 皆成“史料”。它的曆史依據，是宋代以來王柏、崔述、姚際恒等誌在傳(chuan) 統學術中疑古的學者。它的理論方法，部分借鑒晚清今文經學如康有為(wei) 、崔適辨析古文偽(wei) 經的考證方法。這三方麵資源的奇詭結合，成為(wei) 古史辨派辨識古史、摧毀經學的理論基礎。

在古史辨興(xing) 起之初，無論錢玄同、胡適還是顧頡剛，都認為(wei) 應該“辨偽(wei) 經”，這與(yu) 清末康有為(wei) 的《新學偽(wei) 經考》有方法上的聯係。可以說，古史辨派是晚清今文經學的“方法”史學變異的結果。錢玄同自陳所受康有為(wei) 、崔適的影響道：

我對於(yu) “經”，從(cong) 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頗宗今文家言。我專(zhuan) 宗今文，是從(cong) 看了《新學偽(wei) 經考》和《史記探源》而起：這兩(liang) 部書(shu) ，我都是在一九一一才看到的。一九〇九細繹劉申受與(yu) 龔定庵二人之書(shu) ，始“背師”（章太炎師專(zhuan) 宗古文，痛詆今文）而宗今文家言……自一九一一讀了康崔二氏之書(shu) ，乃始專(zhuan) 宗今文。［1］225

而顧頡剛同樣也受過康有為(wei) 的影響，他自述道：

《新學偽(wei) 經考》買(mai) 到了。翻覽一過，知道它的論辯的基礎完全建立於(yu) 曆史的證據上，要是古文的來曆確有可疑之點，那麽(me) ，康長素先生把這些疑點列舉(ju) 出來也是應有之事。因此，使我對於(yu) 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後來又從(cong) 《不忍雜誌》上讀到《孔子改製考》，第一篇論上古事茫昧無稽，說孔子時夏、殷的文獻已苦於(yu) 不足，何況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說即極愜心饜理。下麵匯集諸子托古改製的事實，很清楚地把戰國時的學風敘述出來，更是一部絕好的學術史……我對於(yu) 長素先生這般的銳敏的觀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2］卷一23

但是康有為(wei) 辨偽(wei) 經的目的在於(yu) 識真經，正因為(wei) 今文經與(yu) 古文經不能兩(liang) 立，要彰揚今文經之一王大法，就不得不辨析古文經之非。而錢、胡、顧之輩繼承今文經學，事實上是專(zhuan) 取其方法而舍其目的，其“辨偽(wei) 經”的工作，是將經學視為(wei) 史料，從(cong) 而構建起“科學”的中國史。因此，他們(men) 在采用康有為(wei) 、崔適二君辨偽(wei) 經、偽(wei) 史的方法的同時，又宣稱“超越”了今文經學。錢玄同在1921年3月23日寫(xie) 給顧頡剛的信中說道：

我前幾年對於(yu) 今文家言是篤信的；自從(cong) 一九一七以來，思想改變，打破“家法”觀念，覺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我現在以為(wei) 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說流行，失其真相的，兩(liang) 者都難憑信。［1］225

而到了作《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的時候，錢氏又談道：“至於(yu) 把古文經打倒以後，再來審查今文經，則其篇章來源殊甚複雜，它的真偽(wei) 又是極應考辨的。但這是要站在超今文的‘曆史家’的立場上才配說。”［1］140他認為(wei) ，必須對今文經典一一分析、疏證明白，“方能作古代種種史料之用”，而且“這類工作是‘超今文’的”［1］210。所謂“超今文”，其實就是采用曆史學的眼光。

顧頡剛同樣極力撇清和今文經學的關(guan) 係，在《跋錢穆評〈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一文中說：

我對於(yu) 清代的今文家的話，並非無條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們(men) 所謂的微言大義(yi) ，乃是相信他們(men) 的曆史考證……我決(jue) 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自己所建立的學說我一樣地要把它打破。［3］

在《古史辨第五冊(ce) 自序》中他又說：

我們(men) 要推倒古文家，並不是要幫今文家占上風，我們(men) 一樣要用這種方法來收拾今文家。［2］卷一129

簡言之，清代辨偽(wei) 古文經典的今文經學，經過現代啟蒙思想的轉化，馬上變成回首弑父的古史辨派。古史辨“超今文”的立場，就是將一切經典視為(wei) 史料進行辨偽(wei) 。而要打倒經學，將經學視為(wei) “史料”進行辨偽(wei) ，就麵臨(lin) 著一個(ge) 關(guan) 鍵問題，即孔子與(yu) “六經”的關(guan) 係。因為(wei) 如果按照晚清今文經學的看法，“六經”是孔子所作，那麽(me) 判斷“六經”的寫(xie) 作時間，隻能斷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晚期。隻有將孔子與(yu) “六經”分離，才能夠把“六經”看成是不同時代的“史料”，而該項工作正是由錢玄同完成的。

二、孔子與(yu) “六經”的分離

新文化運動為(wei) 了打倒傳(chuan) 統文化，必須將孔子與(yu) 經學分開。胡適所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代表了一種新的研究觀的興(xing) 起，即將所有典籍視為(wei) 史料，用現代的、科學的、客觀的眼光進行整理。而整理的第一步，就是“辨偽(wei) ”。在這種特殊的學風中，催生出了顧頡剛及“古史辨”。

孔子刪削製作“六經”，在過去兩(liang) 千多年裏未曾成為(wei) 問題。孔子作《春秋》，屢見諸《孟子》，《孟子·滕文公下》雲(yun)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說：“孔子成《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孟子·離婁下》言：“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禱機》，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此都為(wei) 孔子作《春秋》之明證。又見《莊子·天運》載“丘治《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經”，至司馬遷作《史記·孔子世家》，論孔子刪削“六經”，皆言之鑿鑿。古代學者也有疑古辨偽(wei) 者，但都沒有懷疑孔子與(yu) “六經”的關(guan) 係。而新文化運動將孔子與(yu) “六經”分離，事實上是出於(yu) 批判傳(chuan) 統思想的需要。

1921年，錢玄同在寫(xie) 給時年29歲在北大圖書(shu) 館工作的顧頡剛的信中，詢問其籌備編纂的《偽(wei) 書(shu) 辨證集說》之“諸子”部分是否完成，並說：“我以為(wei) ‘經’之辨偽(wei) 與(yu) ‘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過之。因為(wei) ‘子’為(wei) 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懷疑之態度；而‘經’則自來為(wei) 學者所尊崇，無論講什麽(me) ，總要征引它，信仰它，故‘偽(wei) 經辨證集說’之編纂尤不容緩也。”［1］228至此，最多可以認為(wei) 錢玄同受了康有為(wei) 、崔適辯駁古文經學態度的影響。而顧頡剛在同日的回信既表示“先生所說集錄經部辨偽(wei) 之文的意思，讀之甚佩”，又繼續申發他的意見：

我想此書(shu) 集成後，便可進一步去推翻“孔子刪述六經”這句話了。六經自是周代同行的幾部書(shu) ，《論語》上見不到一句刪述的話，到了孟子，才說他作《春秋》；到了《史記》，才說他讚《易》，序《書(shu) 》，刪《詩》；到《尚書(shu) 緯》才說他刪《書(shu) 》，到清代的今文家，才說他作《易經》，作《儀(yi) 禮》……“六經皆周公之舊典”一句話，已經給“今文家”推翻；“六經皆孔子之作品”一個(ge) 概念，現在也可駁倒了。［2］卷七259

此為(wei) 典型的顧氏辨析法，材料在哪個(ge) 時代出現，事情就在哪個(ge) 時代發生，仿佛孟子是無憑無據便說孔子“作《春秋》”，司馬遷也是不加考證就認為(wei) 孔子“讚《易》，序《書(shu) 》，刪《詩》”。但須知孟子、司馬遷也是言之有據，持之有故的學者，所說的話都是有根據的。在任何一個(ge) 理性、科學的時代，隻要問一句“認為(wei) 《論語》沒有記載的事情就都不存在的依據是什麽(me) ，何以用《論語》之無載，懷疑《孟子》《史記》之真實性”，就可以讓人們(men) 對顧氏的立論的“科學”性產(chan) 生懷疑。但在一個(ge) 新學將打倒古學視為(wei) “文藝複興(xing) ”的時代，對經學和孔子感情上的厭惡代替了理性的思考，而中國典籍的史料化，又為(wei) 這種情緒提供了宣泄的學術渠道。為(wei) 顧頡剛之說作論證的，是他的老師錢玄同，錢氏亦未曾掩蓋他的學術目的：

我以為(wei) 不把“六經”與(yu) “孔丘”分家，則“孔教”總不容易打倒的；不把“經”中有許多偽(wei) 史這個(ge) 意思說明，則周代——及其以前——的曆史永遠是講不好的。［1］233-234

錢氏長於(yu) 古學，而“六經”為(wei) 孔子刪述或製作是經學的基本預設。在今文經學中，孔子作《春秋》，刪《詩》《書(shu) 》，訂《禮》《樂(le) 》，以成孔子一王大法。至康有為(wei) ，則認為(wei) 春秋戰國諸子皆改製、創教，孔子也改製而製作“六經”。而在古文經學中，孔子述而不作，“六經”皆古聖王政教經典，因孔子整理而得以保存。發展至晚清，章太炎也認為(wei) 孔子是“古之良史”，刪述“六經”，保存了古聖王的文獻。經學之所以成為(wei) 經學，正因為(wei) 其作者是上古曆代聖王與(yu) 被稱為(wei) 聖人的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成為(wei) 孔子，也正因為(wei) 他在時代變局中，通過“六經”的刪削製作，向上總結、繼承堯舜以來的政教文明，往下預示、開拓中國兩(liang) 千餘(yu) 年曆史的文明格局。因此，“六經”與(yu) “孔子”的關(guan) 聯，是經學之所以成立的基礎，也是後來的“孔教”之所以成立的基石。

孔子與(yu) “六經”的分離，最早是在“史料”說與(yu) 對史料的“辨偽(wei) ”中發展出來的。錢氏在《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中說：

“經”是什麽(me) ？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學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國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審查它的真偽(wei) 之必要。［1］138

既然把經學全部視為(wei) 史料，那麽(me) 整個(ge) 中國文化所講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被當作學術研究的史料，而今人可以肆無忌憚地“理性”地重新審查這些史料。如前文所述，《孟子》《莊子·天運》《史記·孔子世家》皆言孔子刪削“六經”。但是，如果將這一切都當作史料，則其都有被重新審視的必要。而在反傳(chuan) 統的感情超過科學理性地看待傳(chuan) 統的時候，《孟子》所言，隻是其個(ge) 人的意見；《莊子》所說，隻是戰國後期形成的看法；司馬遷之說，隻是漢初人的觀點。這些意見、看法、觀點，即便並不矛盾，也無一可以天然成立，無一不用質疑。錢氏1921年寫(xie) 給顧氏的信中說：“咱們(men) 欲知孔學之真相，僅(jin) 可於(yu) 《論語》《孟子》《荀子》《史記》諸書(shu) 求之而已。”等到1925年發表此信，他加了一個(ge) 附注道：“這是四年前的見解，現在我覺得求孔學隻可專(zhuan) 據《論語》。至於(yu) 《孟子》《荀子》《史記》中所述的孔學，乃是孟軻、荀況、司馬遷之學而已，不得遽目為(wei) 孔學。至於(yu) 解‘經’，則古文與(yu) 今文皆無是處。”［1］225-226

此間，錢氏在1923年5月25日寫(xie) 給顧氏的信中，談及他的心路曆程，講明了他從(cong) 今文經學轉向古史辨的過程，他說：

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為(wei) 的《偽(wei) 經考》和崔觶甫師的《史記探源》，知道所謂“古文經”是劉歆這班人偽(wei) 造的。後來看了康有為(wei) 的《孔子改製考》，知道經中所記的事實，十有八九是儒家的“托古”，沒有信史的價(jia) 值。近來看葉適的《習(xi) 學記言》……和其他書(shu) 籍中關(guan) 於(yu) “惑經”的種種議論，乃恍然大悟：知道“六經”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的“托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後來的儒者“托古”的部分；《論語》中道及堯、舜、文王、周公，這才是孔丘的“托古”），“六經”的大部分固無信史的價(jia) 值，亦無哲理和政論的價(jia) 值。我現在以為(wei) ——（1）孔丘無刪述或製作“六經”之事。（2）《詩》《書(shu) 》《禮》《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幹的五部書(shu) 。（《樂(le) 經》本無此書(shu) ）。［1］237-238

錢氏之說，因直接挑戰了整個(ge) 中國文明的中心問題，所以放在古代思想中可謂石破天驚之論。但錢氏之論在當時並沒有引起過多的爭(zheng) 論，反而引起許多共鳴。他的立論基礎是《論語》，他認為(wei) ：“我們(men) 要考孔丘的學說和事跡，我以為(wei) 隻有《論語》比較的最可信據。”［1］239五四時期疑古的人們(men) 一般都相信《論語》大體(ti) 是可靠的，因為(wei) 假使連《論語》也懷疑，那就可以直接懷疑孔子是否真實存在了。錢玄同認為(wei) 孔子和“六經”沒有關(guan) 係，最直接的依據就是《論語》。他把《論語》中關(guan) 於(yu) 《詩》《書(shu) 》《禮》《樂(le) 》《易》的內(nei) 容都抄出來，以此來證明孔子與(yu) “六經”沒有關(guan) 係。必須加以說明的是，當時不止錢玄同，顧頡剛、傅斯年、周予同等學者皆是此種思路。

例如《春秋》，錢玄同發現《論語》中沒有一句涉及《春秋》，因此他說：

關(guan) 於(yu) 《春秋》的話，簡直一句也沒有。“答子張問十世”和“答顏淵問為(wei) 邦”兩(liang) 節，今文家最喜征引，說這是關(guan) 於(yu) 《春秋》的微言大義(yi) ，但我們(men) 仔細讀這兩(liang) 節話，覺得真是平淡無奇，一點也看不出是什麽(me) “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而且《春秋經》《公羊傳(chuan) 》《春秋繁露》中也並沒有和這兩(liang) 節相同或相近的話。這樣一件大事業(ye) ，《論語》中找不出一點材料來，不是極可疑的嗎！［1］242

此後的1925年、1930年，錢氏又分別致書(shu) 顧頡剛、胡適征求意見，顧氏之意與(yu) 錢氏同，胡氏答書(shu) 大意為(wei) “我們(men) 在今日無法可以證實或否證今本《春秋》是孔子作的”，但“所謂‘孔子作《春秋》’者，至多不過是說，孔子始開私家學者作曆史的風氣。創業(ye) 不易，故孔子的《春秋》（即是不全是今所傳(chuan) 本）也不見得比‘斷爛朝報’高明多少”［4］。對於(yu) 孔子是否作《春秋》，怎樣作《春秋》，在經學內(nei) 部是關(guan) 係重大的問題，在胡適這裏卻是無關(guan) 緊要的問題了。到了1931年，錢玄同為(wei) 康有為(wei) 《新學偽(wei) 經考》寫(xie) 了一個(ge) 題為(wei) 《重論經今古文問題》的序言，其中說道：“其實《五經》中，惟《春秋》為(wei) 孔子所作；其他四經，有成於(yu) 孔子之前，有成於(yu) 孔子以後的。”［1］167大概是他得到的支持太少，不好意思堅持原來的見解。這種以《論語》中找不出關(guan) 於(yu) 《春秋》的材料來證明《春秋》非孔子所作，徹底罔顧《孟子》《莊子》《史記》之說，完全是古史辨理性主義(yi) 的傲慢極端化的表現。《論語》本為(wei) 孔門後學編輯孔子言論之書(shu) ，《春秋》獲麟絕筆，次年孔子即逝世。《論語》中孔子語錄，最早者或為(wei) 《顏淵》，最晚者或為(wei) 《泰伯》。其時間可考者，多在孔子作《春秋》之前，且《孟子》《莊子》《史記》皆明言孔子作《春秋》，治《春秋》。如果不是極力要詆毀孔子，破壞傳(chuan) 統文化，孔子與(yu) 《春秋》的關(guan) 係，還有什麽(me) 可以懷疑的呢？

對於(yu) 《詩》《書(shu) 》，錢氏列《論語》中關(guan) 於(yu) 《詩》十六則，關(guan) 於(yu) 《書(shu) 》四則，以為(wei) ：“這十六則中，找不出一點刪《詩》的材料來。”其又言：“關(guan) 於(yu) 《書(shu) 》的四則，也找不出一點刪《書(shu) 》的材料來。”［1］242-243錢氏之說，以《論語》言《詩》《書(shu) 》而不涉及刪《詩》《書(shu) 》之事，便斷言孔子不刪《詩》《書(shu) 》，仍然不免疑古過勇。關(guan) 於(yu) 孔子刪《詩》之說，最明確的記載是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司馬遷雲(yun) ：“古者詩三千餘(yu) 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yu) 禮義(yi) ，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yu) 衽席，故曰‘《關(guan) 雎》之亂(luan) 以為(wei) 風始，《鹿鳴》為(wei) 小雅始，《文王》為(wei) 大雅始，《清廟》為(wei) 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5］錢氏之後，對《詩》的研究，著作迭出，而懷疑之風，肆若狂瀾。如傅斯年講《詩經》便雲(yun) ：“‘詩三百’一辭，《論語》中數見，則此詞在當時已經是現成名詞了。如果刪詩三千以為(wei) 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這個(ge) 名詞用得這麽(me) 現成。且看《論語》所引《詩》和今所見隻有小異，不會(hui) 當時有三千之多，遑有刪詩之說，《論語》《孟》《荀》書(shu) 中俱不見，若孔子刪《詩》的話，鄭、衛、桑間如何還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當是漢儒造作之論。”［6］孔子教學，早在其中年時期，所用教材，即有《詩經》。那麽(me) 《論語》言“詩三百”，正是孔子所刪之後的詩三百，孔子屢言，理無足怪。而後世引《詩》，多出孔門定本，故多與(yu) 今所見三百篇同，理無不可。至於(yu) 孔子刪詩，保留鄭風之類，前人已辨之極詳。

對於(yu) 《禮》《樂(le) 》，錢氏認為(wei) “樂(le) 無經”，但從(cong) 《論語·子罕》“吾自衛反魯，然後樂(le) 正”推斷出“倒是這個(ge) 沒有經的樂(le) 是經過孔子整理的”［1］243。在《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中錢氏說：“我以為(wei) 孔子製禮之說雖未盡當，然亦非無征之談，比周公製禮之說高明多矣。”［1］155錢氏認為(wei) 孔子製了《儀(yi) 禮》的一部分，如“三年之喪(sang) ”，而《周禮》則為(wei) 劉歆所偽(wei) 造，《二戴記》都是東(dong) 漢時期所編。

至於(yu) 《易》，錢氏仍據《論語》言《易》三則，說：“這三則不特不足以證明孔丘曾經讚《易》，而且反足以證明孔丘與(yu) 《易》無關(guan) 。”［1］243

錢氏等人之論，主要問題在於(yu) 隻以《論語》為(wei) 標準，並且認定隻有《論語》記載的是真孔子，其餘(yu) 諸書(shu) 都是後儒的虛構。這種極端的眼光，使錢氏等人隻從(cong) 《論語》中尋找關(guan) 於(yu) 孔子的一切問題的答案，如果答案不存在，則任何問題都是偽(wei) 命題。但是他們(men) 從(cong) 來沒有考慮到《論語》的性質——它隻是孔門後學所編的記錄孔子一小部分言行的書(shu) 。孔子一生的言論行事，何其豐(feng) 富，而《論語》一萬(wan) 一千餘(yu) 字之實錄，何其簡略！要是它書(shu) 與(yu) 《論語》所載矛盾而懷疑之，尚可理解。而《莊子》《孟子》《史記》與(yu) 《論語》全無半點抵牾，卻根據《論語》判斷它們(men) 所說皆非，這完全是濫用理性的表現。

孔子與(yu) “六經”的分離，是“古史辨”的基礎。隻有將“六經”從(cong) 孔子所在的時期分離出來，現代學者才能將“六經”安排到不同的時代之中，進行“辨偽(wei) ”和“考古”。錢氏在論述“六經”與(yu) 孔子無關(guan) 之後，即言：《詩》，“是一部最古的總集”；《書(shu) 》，“似乎是‘三代’時候的‘文件匯編’或‘檔案匯存’，應該認它為(wei) 曆史”；《禮》，“《儀(yi) 禮》是戰國時期胡亂(luan) 抄成的偽(wei) 書(shu) ”，“《周禮》是劉歆偽(wei) 造的，《兩(liang) 戴記》中，十分之九都是漢儒所作的”；《易》，“我以為(wei) 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崇拜的東(dong) 西”，“孔丘以後的儒者借它來發揮他們(men) 的哲理”；《春秋》，是“斷爛朝報”和“流水賬簿”［1］245-247。錢氏的這一思路，即為(wei) “古史辨”的正統路數。一旦將“六經”從(cong) 孔子手中分離出來，“六經”便可以成為(wei) 不同曆史時期的“史料”，而研究者也得以重新排列這些史料，並進行曆史研究。

在現代學術轉型中，錢玄同是一個(ge) 非常重要，卻常常被忽略的過渡人物。蓋錢氏學出章太炎，又中途改轍，被康有為(wei) 、崔適所影響，他是從(cong) 經學內(nei) 部出發來打倒經學，與(yu) 胡適、顧頡剛們(men) 從(cong) 經學外部否定經學不同。錢氏否定經學之激烈，又有過於(yu) 胡適者。晚清今古文經學之爭(zheng) ，皆變故說，創為(wei) 新論。今文學尊孔，至康有為(wei) 、崔適而無不用其極，以推翻一切古文經書(shu) ；至錢氏，用其無所不用其極，以廢其尊孔。古文學尊史，至章太炎而無所不用其極，以至於(yu) 化經為(wei) 史；而錢氏複用其無所不用其極，而廢其尊史，變為(wei) 史料。錢氏兩(liang) 用，遂開“古史辨”之先河。

三、孔、經分離下的古史辨

“六經”與(yu) 孔子脫離關(guan) 係，成為(wei) 不同時期的史料，是古史辨的立論基礎，如“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等論皆然。古史辨論古史是層累造成的：“如舜，在孔子時隻是一個(ge) ‘無為(wei) 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ge) ‘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ge) 孝子的模範了。”［2］卷一181其論孔子則言：“春秋時的孔子是君子，戰國的孔子是聖人，西漢的孔子是教主，東(dong) 漢後的孔子又成了聖人，到現在又快要成君子了。”［2］卷四12古書(shu) 本來就不多，流傳(chuan) 至今的更少，《論語》中說舜是聖君，其難道就不能再是《堯典》中“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孟子》中的孝子模範了嗎？《論語》中稱孔子是君子，其難道就不能再被稱為(wei) 聖人了嗎？顧氏將孔子與(yu) “六經”分離，經說分屬於(yu) 不同時代，其真實意圖在於(yu) 瓦解經學。在1935年寫(xie) 的《崔東(dong) 壁遺書(shu) 序一》中，他論證辨偽(wei) 古書(shu) 最終將“六經”分屬於(yu) 不同時代，並總結道：

經了這一分，而後經學解體(ti) ，孔子不再可能成為(wei) 教主。可見辨偽(wei) 的工作，在我國舊有學術裏比較富有科學性和民主性的，是我們(men) 應當繼承的優(you) 秀遺產(chan) 。我們(men) 應當吸收其精華而淘汰其糟粕，宋學取其批評精神，去其空談；清代經學取其考證法，去其墨守漢儒說；今文經學取其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與(yu) 迷信，然後在這個(ge) 基礎上建立起新史料學來。［2］卷七166

顧氏在1979年3月至1980年9月之間所書(shu) 的《我是怎樣編寫(xie) 古史辨的》一文中，更明確道：

我的《古史辨》工作則是對於(yu) 封建主義(yi) 的徹底破壞。我要使古書(shu) 僅(jin) 為(wei) 古書(shu) 而不為(wei) 現代的知識，要使古史僅(jin) 為(wei) 古史而不為(wei) 現代的政治與(yu) 倫(lun) 理，要使古人僅(jin) 為(wei) 古人而不為(wei) 現代思想的權威者。換句話說，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經典——“經”整理好了，送進了封建博物院，剝除它的尊嚴(yan) ，然後舊思想不能再在新時代裏延續下去。［2］卷一173

上引二說，前者迎合民國時代追求“科學”與(yu) “民主”的學風，後者借用馬克思主義(yi) 將孔子視為(wei) “封建主義(yi) ”思想的意識形態，二者的共同點都是埋葬經學。

經過錢玄同、顧頡剛的努力，經學在學科上徹底被納入史學，在價(jia) 值上徹底被瓦解。且錢、顧二人處理經學的方式，深遠地影響了現代學術轉型之後的“曆史”學科建設，其特征就是將經學視為(wei) 史料，並用各種曆史理論對這些史料進行整理。在這種研究中，經籍之所以為(wei) 經的意義(yi) ，已經喪(sang) 失殆盡。構建中國古代曆史，經書(shu) 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不能將作為(wei) 古史材料的經，與(yu) 經學本身混為(wei) 一談。

在“整理國故”運動中，胡適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明確地宣布了中國一切典籍的史料化，並對其進行科學整理的方法。這種態度不僅(jin) 全麵顛覆了經學的價(jia) 值，而且顛覆了經學的研究。經學史料化之後，經書(shu) 中的記載被當成是最古老的曆史——並且是“偽(wei) 史”來重新審視，從(cong) 而形成了“古史辨”運動。而整理國故與(yu) 隨之而來的現代學術分科的全麵建立，則把經書(shu) 分散到幾個(ge) 學科之中，經學也隨之完全消失。

【參考文獻】

［1］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M］.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1.

［3］顧頡剛.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31.

［4］胡適.胡適全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590.

［5］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3：1936.

［6］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二卷）［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141.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