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法與(yu) 書(shu) 法

——論黃澤、趙汸的《春秋》學

作者：曾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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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yu) 《國學學刊》2011第四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初三日丙申

           耶穌2015年5月20日

【提要】中唐以降，治《春秋》者多尚啖助、趙匡兼采三傳(chuan) 之旨，且漸而至於(yu) 舍傳(chuan) 求經矣。其甚焉者，或疑經，或改經，而無有所憚。其間，唯元代之黃澤、趙汸師弟，乃倡言複古，以三傳(chuan) 為(wei) 歸趣，盡黜唐、宋以來《春秋》學，而下啟有清一代之《公羊》學。黃、趙之《春秋》學以《左傳(chuan) 》為(wei) 主，而以《公》、《穀》二傳(chuan) 通之，於(yu) 左丘明以下，唯推尊晉杜預、宋陳傅良。又祖述西漢博士、晉王接及唐趙匡區別經史之論，以為(wei) 治《春秋》者，當兼史法與(yu) 經法而並觀之。黃、趙治《春秋》，又主以例求經，至於(yu) 以日月為(wei) 例。凡此，皆與(yu) 《左氏》不同，故多為(wei) 清代公羊家所推崇。

【關(guan) 鍵詞】黃澤、趙汸、《春秋》、《左氏》、《公羊》

元初一度行科舉(ju) 之事，旋即廢之，至仁宗皇慶二年（1313），始正式推行科舉(ju) 考試。其考試程式規定，《春秋》用三傳(chuan) 及胡安國《春秋傳(chuan) 》。其後，漸至棄三傳(chuan) 而盡用胡氏《春秋傳(chuan) 》矣。胡《傳(chuan) 》不獨見尊於(yu) 科舉(ju) ，至於(yu) 有元一代之《春秋》學，亦泰半以踵述胡《傳(chuan) 》為(wei) 主。宋以來之理學雖以程、朱並稱，然就《春秋》而言，程、朱實有不同，而胡《傳(chuan) 》出於(yu) 程子，此外，元時尚有一派尊朱子《春秋》之說者，如吳澄、程端學等，即其類也。

蓋自中唐以降，由啖、趙、陸發其端，治《春秋》者莫不以直趨經旨為(wei) 歸趣。細言之，此時之《春秋》學大致有兩(liang) 種取向：

其有兼取三傳(chuan) 者，則臆決(jue) 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yu) 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chuan) ，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1]

或曰：

然自唐啖、趙以來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chuan) ，而於(yu) 《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yi) 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論於(yu) 三代盛時，而下與(yu) 秦漢以來舉(ju) 天下製於(yu) 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le) 流，陵夷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概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況其說經大旨不出二途，曰褒貶，曰實錄而已。然尚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既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為(wei) 實錄者，僅(jin) 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為(wei) 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傳(chuan) 滋甚，蓋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2]

唐、宋之《春秋》學，其先則兼取三傳(chuan) ，而漸至於(yu) 舍傳(chuan) 求經矣。其間說經者，又有兩(liang) 派，如孫複、胡安國等，皆主《春秋》以褒貶為(wei) 義(yi) ；至於(yu) 朱子一脈，雖不以治《春秋》之專(zhuan) 門名家，然謂《春秋》不過實錄而已，而善惡自見也，此說蓋遠紹劉知幾、王安石等以史視《春秋》之流，至今日史學界亦莫不皆然，可見其影響也。

其間，唯黃澤、趙汸師弟，以複歸三傳(chuan) 為(wei) 大旨，盡黜唐、宋以來《春秋》學，而下啟有清一代之《公羊》學，其功居偉(wei) 。雖然，其說以《左傳(chuan) 》為(wei) 主，而以《公》、《穀》二傳(chuan) 通之，則亦啖、趙“兼取三傳(chuan) ”之流貳也。澤、汸雖兼三傳(chuan) 而不取啖、趙，然清世之公羊家，雖以專(zhuan) 門之學相高，猶能推崇澤、汸，似亦可怪也。蓋澤、汸之治《春秋》，以別經、史為(wei) 大旨，又主張以例求經，至於(yu) 以日月為(wei) 例，皆與(yu) 清人學術一路，而與(yu) 《左氏》為(wei) 敵也。

關(guan) 於(yu) 黃澤、趙汸之《春秋》學，《四庫提要》有雲(yun) ：

汸尊黃澤之說，《春秋》以《左氏傳(chuan) 》為(wei) 主，注則宗杜預。《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chuan) 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chuan) 章旨》通之。

則澤、汸於(yu) 三傳(chuan) 以下諸儒，唯取晉杜預、宋陳傅良二氏而已。

一  生平與(yu) 學術

1.黃澤

黃澤（1260-1346），字楚望。其先長安人，自唐末乃世居四川資州，至其父時，蜀亂(luan) 而不得歸，乃居九江矣。

其弟子趙汸有《黃楚望先生行狀》，謂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古、篤誌力行自勵，好為(wei) 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複思。澤屢夢見孔子，且蒙親(qin) 授六經，乃決(jue) 意歸休，以六經絕學為(wei) 己任，且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

澤之學，於(yu) 《易》以明象為(wei) 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wei) 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ju) 要》、《忘象辯》、《象略》、《辯同論》。於(yu) 《春秋》以明書(shu) 法為(wei) 主，其大要則在考核三傳(chuan) ，以求向上之功，而脈絡盡在《左傳(chuan) 》，作《三傳(chuan) 義(yi) 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辯》、《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shu) 即位義(yi) 》、《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辯》，凡如是者十餘(yu) 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又懼學者得於(yu) 創聞，不複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yu) 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複古正言》。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yi) ，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yi) ，作《翼經罪言》。

元儒吳澄嚐觀其書(shu) ，以為(wei) 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 然澤書(shu) 存於(yu) 世者十二三，門人惟趙汸為(wei) 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為(wei) 多。汸有《春秋師說》，得以考見澤之《春秋》學。

澤之先為(wei) 蜀人，而澤亦兼蜀學之長。《元史·儒學傳(chuan) 》雲(yun) ：“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yu) 名物度數，考核精審，而義(yi) 理一宗程、朱。”是以其治《春秋》，宗《左傳(chuan) 》，考事情，抑或與(yu) 此有關(guan) 。澤嚐曰：

今生於(yu) 河洛、考亭諸大儒之後，理學明矣，若以此而學《春秋》，更用丘明、元凱之功，則經旨自應卓異。……蓋用得元凱工夫，隻可到得元凱；用得丘明工夫，隻可到得丘明。自有等第，及已到得丘明，去經旨尚隔數程。[3]

古人最可取者，莫如鄭康成、杜元凱，元凱於(yu) 義(yi) 理雖隨《左氏》，而錯然推校經傳(chuan) ，亦最精詳，但得崇信《左氏》事實，於(yu) 經甚有功。[4]

說《春秋》當據《左氏》事實，而兼采《公》、《穀》大義(yi) ，此最為(wei) 簡要。杜元凱專(zhuan) 修丘明之傳(chuan) 以釋經，此於(yu) 《春秋》最為(wei) 有功。澤之用工大略亦仿此。[5]

可見，澤之《春秋》學實尊左、杜也，是以趙汸《春秋左氏傳(chuan) 補注》序有雲(yun) ：“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為(wei) 主。”

澤又精《易》。其書(shu) 雖不存，然據其自言：

澤於(yu) 《春秋》，乃是逐事事比量，錙銖計較，務適於(yu) 中，用心既久，始能純熟，所以後來說《易》，又較易。蓋二書(shu) 雖不同，而聖人之心精妙則一。……澤因《春秋》而悟易，以經識經，豈妄語哉！澤說《周易》所以較易者，蓋是先於(yu) 《春秋》已用過精神心術，所以觸機易悟。[6]

甚至謂六經皆可以如此旁通也。澤曰：

凡諸經最難通者，《周易》象學、《春秋》書(shu) 法、二禮祭祀大典，三者其難實均。以精微隱賾言之，則《易》難於(yu) 《春秋》，《春秋》難於(yu) 禮。以曆代事體(ti) 言之，則禮難於(yu) 《春秋》，《春秋》難於(yu) 《易》。然皆聖人精神心術所寓。所以三者之中，但通其一，則餘(yu) 二者可以觸機而悟也。說經欲全通甚難，如《易》、《春秋》，須要全通諸家傳(chuan) 注，最好者隻是藉作梯級，更於(yu) 傳(chuan) 注之上別用一種工夫，虛心以求，勿忘勿助，以俟理熟，到得確然不可移易處，則固滯始化，方是真得。然後可以旁及餘(yu) 經，不然，則固滯未化，不可旁通也。[7]

且曰：

凡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要識聖人渾然醇厚，凡一切峭刻煩碎之說，皆除去之，毋惑傳(chuan) 注，而後聖人之旨自明，褒貶得其當矣。[8]

又，《行狀》謂澤雲(yun) ：

其於(yu) 《春秋》，以事實為(wei) 先，以通書(shu) 法為(wei) 主。其大要則在考核三傳(chuan) ，以求向上之功，而脈絡盡在《左傳(chuan) 》。

可見，澤以《春秋》與(yu) 《周易》相通，又以此旁通諸經。並且，其治《春秋》，重事情之推究，“求向上之功”，則終歸本於(yu) 理學矣。蓋澤之學，以精思自悟為(wei) 主，是以《元史·儒學傳(chuan) 》稱“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為(wei) 第一”。澤治《春秋》，頗不滿於(yu) 宋人舍傳(chuan) 求經之路，然其處處以求聖人旨意之歸趣，則與(yu) 宋學在精神上亦相通矣。由此可見澤之《春秋》學有理學之特點。此可見澤之學術之特點也。

2.趙汸

趙汸（1319-1369），字子常，休寧人。據《明史·儒林傳(chuan) 》，汸生而姿稟卓絕。初就外傅，讀朱子《四書(shu) 》，多所疑難，乃盡取朱子書(shu) 讀之。聞黃澤有學行，往從(cong) 之遊。澤之學，以精思自悟為(wei) 主。其教人，引而不發。汸一再登門，乃得《六經》疑義(yi) 千餘(yu) 條以歸。複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yi) 與(yu) 學《春秋》之要。後複從(cong) 臨(lin) 川虞集遊，獲聞吳澄之學。乃築東(dong) 山精舍，讀書(shu) 著述其中。雞初鳴輒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詣精深，諸經無不通貫，而尤邃於(yu) 《春秋》。明初詔修《元史》，征汸預其事。書(shu) 成，辭歸，未幾卒。學者稱東(dong) 山先生。

汸治《春秋》，悉本其師黃澤區別書(shu) 法與(yu) 史法之旨，且推為(wei) 孟子以後一人而已。汸以所聞於(yu) 黃澤者，為(wei) 《春秋師說》三卷，複廣之為(wei) 《春秋集傳(chuan) 》十五卷[9]。又恐學者梏於(yu) 舊聞，因陋就簡，於(yu) 交互之義(yi) 未能遽悉，因《禮記》經解有“屬辭比事《春秋》教”之語，乃離經析義(yi) ，分為(wei) 八類，辨而釋之，撰《春秋屬辭》八篇，凡十五卷。

《春秋屬辭》蓋折衷三傳(chuan) 及杜、陳之書(shu) 而成。其目錄雲(yun) ：

嚐退而考諸《左氏傳(chuan) 》，以盡夫為(wei) 其學者之說，則魯史遺法大略可見，而惜其不知經。既又考之《公羊》、《榖梁》二傳(chuan) 以及陳氏《後傳(chuan) 》諸書(shu) ，又知筆削之法端緒可求，而惜其不知史。因悟《三傳(chuan) 》而後，諸家紛紜之失，不越此二端。蓋八篇之名由是而立，而述作之體(ti) 見矣。

關(guan) 於(yu) 此八篇之內(nei) 容與(yu) 關(guan) 係，目錄又雲(yun) ：“其前六篇篇目即是義(yi) 例，其終二篇義(yi) 例自見篇中。第一篇有筆無削，與(yu) 第二篇有筆有削者相對，第三篇至第六篇皆變文，與(yu) 第八篇從(cong) 史文者相對，而與(yu) 前二篇相為(wei) 經緯，其第七篇則又一經之權衡也。”

關(guan) 於(yu) 《集傳(chuan) 》與(yu) 《屬辭》，門人倪尚誼《春秋集傳(chuan) 》後序載汸語曰：“《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chuan) 》大明經世之誌，必二書(shu) 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10]

又以學《春秋》者，必考《左傳(chuan) 》事實為(wei) 先，杜預、陳傅良有得於(yu) 此，而各有所蔽，乃複著《左氏補注》十卷。汸自序雲(yun) ：“取陳氏《章指》附於(yu) 杜注這下，去兩(liang) 短，集兩(liang) 長，補其所不及”。[11]金居敬跋《春秋師說》則曰：“嚐以為(wei) 《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chuan) 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yi) 例觸類貫通，縱橫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chuan) 補注》所由作也。”《四庫提要》論此書(shu) 之旨雲(yun) ：

是書(shu) 即采傅良之說，以補《左傳(chuan) 集解》所未及。其大旨謂杜偏於(yu) 《左》，傅良偏於(yu) 《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chuan) 》之非，則兩(liang) 者兼得。筆削義(yi) 例，觸類貫通，傳(chuan) 注得失，辯釋悉當，不獨有補於(yu) 杜解，為(wei) 功於(yu) 《左傳(chuan) 》，即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蓋亦《春秋》家持平之論也。

而汸自序雲(yun) ：

至資中黃先生之敎，乃謂《春秋》有魯史書(shu) 法，有聖人書(shu) 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脈絡，則盡在《左傳(chuan) 》。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思，亦已精矣。汸自始受學，則取《左氏》傳(chuan) 注諸書(shu) ，伏而讀之數年。然後知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概，既又反複乎二傳(chuan) ，出入乎百家者，又十餘(yu) 年，又知三傳(chuan) 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ju) 為(wei) 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shu) ，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zhuan) 修《左氏傳(chuan) 》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chuan) 於(yu) 《左氏》，以其所書(shu) 證其所不書(shu) ，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yu) 史法不同，則猶未免於(yu) 二傳(chuan) 之蔽也。……第《左氏》傳(chuan) 經，唐宋諸儒詆毀之餘(yu) ，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於(yu) 此而無惑難矣。間嚐究其得失，且取陳氏《章指》附於(yu) 杜注之下，去兩(liang) 短集兩(liang) 長，而補其所不及，庶幾史文經義(yi) 互見端緒，有誌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原。

澤、汸師弟之學皆以《左氏》為(wei) 主，而於(yu) 後世僅(jin) 取杜預、陳傅良二人而已，其中種種委曲，可盡見於(yu) 此。

此外，尚有《春秋金鎖匙》一卷。《四庫提要》曰：“是書(shu) 撮舉(ju) 聖人之特筆與(yu) 《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蓋合比事屬辭而一之大旨。《春秋》之初主於(yu) 抑諸侯，《春秋》之未主於(yu) 抑大夫，中間齊、晉主盟，則視其尊王與(yu) 否而進退之。其中如謂聖人貶杞之爵，降侯為(wei) 子，與(yu) 毛伯錫命稱天王稱錫，為(wei) 彼此相與(yu) 之詞。雖尚沿舊說之陋，而發揮書(shu) 法條理秩然。程子所謂‘其中數十義(yi) ，炳如日星’者，亦庶幾近之矣。”《提要》又謂宋時沈棐嚐有《春秋比事》一書(shu) ，與(yu) 此書(shu) 大旨相近，然汸似未見其本。二書(shu) 體(ti) 例各殊，沈詳而盡，趙簡而明。

上述著作今俱存。

二  回歸三傳(chuan)

中唐以降，啖、趙、陸以會(hui) 通三傳(chuan) 為(wei) 旨，至宋，則多務為(wei) 舍傳(chuan) 求經之舉(ju) 矣，至於(yu) 疑經改經，亦在所不憚。程頤在《明道先生墓表》中推尊其兄程顥雲(yun)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chuan) 。……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chuan) 之學於(yu) 遺經。”蓋宋儒去聖久遠，更無口說之依憑，乃誌將於(yu) 遺經中推明聖人之道，此誠道學之精神也，然亦宋學治經之習(xi) 氣。流風所及，諸儒治《春秋》者，多棄三傳(chuan) ，而以直探經旨為(wei) 鵠的焉。

其間，有黃澤、趙汸師弟，乃倡言複古。澤有弟子金居敬曰：“資中黃先生，以六經複古之說設教九江。”又曰：“黃先生力排眾(zhong) 說，創為(wei) 複古之論。”[12]然此複古者，與(yu) 宋人之複古不同。蓋宋人徑掃漢唐章句注疏之學，而直趨本經，而澤、汸實複三傳(chuan) 之古也。蓋自澤、汸視之，三傳(chuan) 雖各有失，然去古未遠，當據此而考聖人之意也。其後清人複古，或複後漢之古，或複前漢之古，皆重漢人傳(chuan) 注之學也，斯欲藉此以探六經之旨也。是以澤、汸之《春秋》學，實啟清人據經學以反理學之肇緒也。

三傳(chuan) 之中，澤、汸又以《左氏》為(wei) 主。澤曰：

學《春秋》隻當以三傳(chuan) 為(wei) 主，而於(yu) 三傳(chuan) 之中，又當據《左氏》事實，以求聖人旨意之所歸。蓋於(yu) 其中自有脈絡可尋，但人自不肯細心推求爾。[13]

《春秋》本是記載之書(shu) ，記事而提其綱要，以著得失，明大義(yi) 也。學者隻當考據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14]

凡《左傳(chuan) 》於(yu) 義(yi) 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yi) 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yu) 此。[15]

《左氏》於(yu) 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略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shu) 之體(ti) ，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yu) 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yi) 。《公羊》、《穀梁》以書(shu) 不書(shu) 發義(yi) ，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義(yi) 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義(yi) 者也，故三傳(chuan) 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16]

蓋孔子親(qin) 見國史而作《春秋》，則《春秋》本為(wei) 記載史事之書(shu) ，孔子或筆之，或削之，以寓其撥亂(luan) 之義(yi) ，如是而為(wei) 經也。至於(yu) 左氏丘明，躬為(wei) 國史，是其《左傳(chuan) 》詳於(yu) 記事，本國史之流也。故治《春秋》者，當以《左傳(chuan) 》為(wei) 先，藉事實之考據而求聖人筆削之旨。

澤又論《春秋》與(yu) 《左傳(chuan) 》之關(guan) 係曰：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則丘明作傳(chuan) ；在高弟者，則一再傳(chuan) 而為(wei) 公羊高、榖梁赤。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yi) 理間有訛。在高弟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yi) 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而論之，則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yi) 理，間有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yu) 經實少所益，是經雖存而實亡也，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故舍事實而求經，自《公羊》、《穀梁》以後，又不知其幾《公羊》、《穀梁》也，然則《春秋》之道何時而可明邪！[17]

澤為(wei) 此說頗具新意。蓋劉歆、杜預以下，其右《左氏》者，皆以左丘明“好惡與(yu) 聖人同”，與(yu) 孔子蓋在師友之間耳。而詆《左氏》者，則以丘明非聖人之徒，不得口授密傳(chuan) 之旨。今澤折衷三傳(chuan) ，其於(yu) 丘明之身份，亦兼取二說，謂丘明乃““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乃“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則丘明不獨為(wei) 國史，亦蒙孔子親(qin) 授《春秋》，預弟子之流耳，且以丘明之作傳(chuan) ，較七十子後學之徒，尤為(wei) 可據矣。然澤之右《左氏》，與(yu) 劉、杜之徒不同，實欲調護三傳(chuan) 也。

至於(yu) 公羊家詆《左氏》之續經，而澤亦回護曰：

左氏是史官，又當是世史，其末年傳(chuan) 文亦當是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chuan) 》，理或當然。[18]

澤蓋以義(yi) 理當由事實之考據而來，此其所以主《左氏》也。而《公》、《穀》二傳(chuan) ，其義(yi) 理雖有可觀，然記事多訛。澤曰：

《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yu) 流傳(chuan) ，非見國史，故二傳(chuan) 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間卻有老師宿儒相傳(chuan) 之格言，賴此二傳(chuan) 以傳(chuan) 於(yu) 世，辨之亦易也，較之《左傳(chuan) 》記事有本末，真可以發明聖經，則相去天淵矣。[19]

至於(yu) 《公》、《穀》有義(yi) 理之非者，則常常出於(yu) 不見當時事情而臆度故也。澤舉(ju) 隱公讓國一事，謂《穀梁》之謬在於(yu) 未能親(qin) 見當時事情也。蓋隱公雖欲讓桓，然未克而取弑焉。《公羊》、《左氏》皆以隱公當讓，然《穀梁》之論議獨不同，曰：

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不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yi) 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yu) 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yu) 隱矣，已探先君之邪誌而遂以與(yu) 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lun) 也。為(wei) 子受之父，為(wei) 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lun) ，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穀梁》以惠公與(yu) 桓為(wei) 非正，而隱之讓，不過成父之惡而已。澤論《穀梁》之非曰：

《穀梁》以為(wei) 讓桓不正，此不知當時事情。若在當時，必導隱公為(wei) 亂(luan) ，非殺桓公母子不可，得國而隱亦終必不免。此《穀梁》《春秋》開卷第一義(yi) 最謬者也。若從(cong) 《左氏》、《公羊》，則合事情，而隱之賢終可取。《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達禮之變，而亦不知當時事情。儒者生於(yu) 後世，而追斷古事，往往不合者，不達事情故也。使穀梁生於(yu) 斯時，則親(qin) 見當時國人之情，知惠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ju) ，實為(wei) 能遵先君之命，則自不敢如此說矣。若使穀梁生此時見此事，而左右隱公，使之自立，則是導人為(wei) 不義(yi) 。此說一萌，不論事之濟否，而隱公讓桓之美意壞盡矣。故儒者若欲追論古人，必若身親(qin) 見之，親(qin) 當之，則自然合事情而無過論也。聖人所以異於(yu) 人者，蓋雖一切以禮義(yi) 為(wei) 斷，然未嚐迂遠而拂事情。《公羊傳(chuan) 》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禮經之言也。[20]

據澤考見當時事情，惠公既以桓母仲子為(wei) 夫子，則桓已立為(wei) 太子矣，隱實奉父命而居攝而已。是以隱之讓，不僅(jin) 成父之誌，且合於(yu) 周禮也。且桓正位為(wei) 太子，既得外家宋國之援，又內(nei) 得國人歸向之情，就當時之情勢而論，亦隱之不得不讓也。是以《穀梁》之論斷，實不知當時事情，而多出臆度之辭。

不獨《穀梁》如此，《公羊》亦多有此弊，皆不見國史之故也。至於(yu) 《左氏》，則出於(yu) 國史，得考見當時事情。否則，若不先事實，則議論不免有誤，澤之重《左氏》，蓋以此也。故澤曰：

蓋《春秋》是事須先考事實，而後可以求經旨。若不得其事之實，而遽欲評論是非，則如杜氏之詳密亦不免於(yu) 誤也。[21]

《左氏》記事雖可據，然其義(yi) 理，澤猶頗有譏辭。如澤論齊人殺哀薑事曰：

傳(chuan) 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薑，為(wei) 已甚矣。”此語亦失之。哀薑以淫亂(luan) 致慶父之禍兩(liang) 君遭弑，國幾於(yu) 亡，魯不能容，出孫於(yu) 邾，安可聽其稔惡不討乎？般及閔公皆其子，子無討母之理，然則權其宜當屬之齊，故齊人殺哀薑不為(wei) 過。凡《左氏》之失類此。然其事卻可據，不可因噎而廢食，斯善讀《左傳(chuan) 》者也。[22]

哀薑淫慶父、叔牙二叔，終致君弑而國亂(luan) 。哀薑之罪如此，而《左氏》以齊不得殺哀薑，澤以為(wei) 《左氏》陳義(yi) 之失也。

是以三傳(chuan) 俱有得失。澤曰：

據凡例，考國史，說三叛人名之類，此《左氏》有益於(yu) 經。舉(ju) 大義(yi) ，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yu) 經。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yu) 經。[23]

左氏雖見國史，識本末，然所好惡與(yu) 聖人異者常多；《公羊》、《穀梁》大義(yi) 雖有可觀，而考事益疏，亦非可據以求經旨者。然三傳(chuan) 去古未遠，三家之注，義(yi) 例雖不同，然猶勝於(yu) 近代去聖久遠，遂乃肆意創為(wei) 新奇一切泛濫不根之者。[24]

汸則曰：

《左氏》於(yu) 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略具始終，而赴告之情、策書(shu) 之體(ti) ，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yu) 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yi) 。《公羊》、《穀梁》以書(shu) 不書(shu) 發義(yi) ，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義(yi) 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義(yi) 者也。故三傳(chuan) 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25]

澤以《左氏》長於(yu) 事，而《公》、《穀》長於(yu) 義(yi) ，是以主張三傳(chuan) 兼取。澤又謂三傳(chuan) “去聖未遠”，此其所以可為(wei) 據依也，然唐、宋以來之《春秋》家皆避不談此理，以“三傳(chuan) 束高閣”，而祖述道學家“以心求心”之玄虛，至有“舍傳(chuan) 求經”之論也。對此，澤盡譏為(wei) “虛辭”，曰：

凡《左傳(chuan) 》於(yu) 義(yi) 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yi) 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yu) 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chuan) 》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為(wei) 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或謂先儒泛論大義(yi) ，今皆指為(wei) 虛辭，毋乃矯激之甚歟？曰：自唐以來說《春秋者》，高遠之辭日勝。高遠之辭日勝，則經旨當明矣，而《春秋》訖無定論，乃更盡疑三傳(chuan) ，並與(yu) 經之時月皆欲變易之，則其末流又當何如乎！故皆一切斷以虛辭，將使學《春秋》者黜其聰明，而專(zhuan) 務簡要此斂華就實之說也。[26]

蓋《左傳(chuan) 》至唐而尊乎極矣，然自中唐以降，治《春秋》者多攻《左傳(chuan) 》，今澤以複古為(wei) 旨，而攻唐、宋《春秋》學為(wei) “虛辭”，良由其重《左傳(chuan) 》之記事也。澤實據《左傳(chuan) 》以攻唐、宋《春秋》學也。

澤不僅(jin) 否定唐、宋之《春秋》學，至謂漢儒之說《春秋》者，亦目為(wei) “虛辭”矣。澤曰：

董仲舒說《春秋》大義(yi) 誠可觀，然在澤亦止作虛辭看。蓋仲舒學《公羊》者也，焉能改於(yu) 其失，既未能改於(yu) 其失，則去經旨亦遠矣。所說雖善，豈不近於(yu) 虛辭乎！[27]

董子為(wei) 漢儒者宗，且不免為(wei) “虛辭”，遑論漢、晉以下諸儒乎？

三傳(chuan) 固有得失，然自孔子作《春秋》以後，唯孟子得聖人之旨。澤曰：

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獨見大意。其次則莊周，亦說得較平，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誌，聖人議而不辯”，此最說得好。[28]

孟子死，聖人之道不明，此道學家之論也。澤亦推崇孟子，以為(wei) 唯孟子得見《春秋》大意。道學家們(men) 皆欲繼孟子以明聖人之道，而澤亦欲繼孟子，以明《春秋》之旨也。

孟子以後，說《春秋》可取者，僅(jin) 杜預、陳傅良二人而已。澤論杜氏曰：

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cong) 《左氏》，多有違背經旨處，然穿鑿處卻少。……杜元凱信《左氏》，澤亦隻是信《左氏》，但立意卻微有不同，亦隻是毫厘之差。[29]

又論陳氏曰：

至永嘉陳君舉(ju) ，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shu) 實其所書(shu) ，以其所書(shu) 推見其所不書(shu) ，為(wei) 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chuan) 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wei) 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shu) 有體(ti) ，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shu) 首所載不書(shu) 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shu) 發義(yi) ，實與(yu) 《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yu) 《左氏》所錄而經不書(shu) 者皆以為(wei) 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yu) 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yu) 孟氏而昧夫製作之原故也。[30]

然陳氏之學實偏於(yu) 《公》、《穀》，而汸則主《左氏》，其治《春秋》，大抵以《公》、《穀》之長，補《左氏》之短而已。

澤、汸又頗推崇程頤、朱熹，蓋以其《春秋》學與(yu) 程、朱理學相通。蓋程、朱皆無《春秋》之專(zhuan) 門著述，故、汸自謂其《春秋》學為(wei) 程、朱“欲為(wei) 而不及”之事，乃補續其“未了之工”也。澤曰：

當時胡文定公《春秋》方為(wei) 時所尚，先生（朱子）若解此經，須是看得處處完備乃可如此，則亦甚難，然先生於(yu) 大意已得之。澤之用工，亦大略如先生所說。又先生謂左氏見國史，事可據，澤亦隻依據《左氏》事實，別無他巧。又澤今日理整此書(shu) ，亦是伊川、晦庵欲為(wei) 而不及者，所以自謂是補續先儒未了之工也。[31]

汸則曰：

近代說者雖多，惟子朱子嚐謂“惜乎不修《春秋》不存，不知孰為(wei) 夫子所筆，孰為(wei) 夫子所削”，最得書(shu) 法失傳(chuan) 之由。[32]

蓋程、朱皆以《左氏》大半可信，而澤亦尊信《左氏》，且尤過之，曰：“據澤一得之愚，則須全信《左氏》事實，而闕其浮誇與(yu) 義(yi) 理錯誤處，而後《春秋》可說。此乃簡要切實之言，若且信且疑，則無益矣。”澤以為(wei) ，杜預屈經而申傳(chuan) ，尊《左氏》至極矣，然“未見有以逾人者，此則理學未精之故。今生於(yu) 河洛、考亭諸大儒之後，理學明矣，若以此而學《春秋》，更用丘明、元凱之功，則經旨自應卓異”，[33]則澤以程、朱理學有以佐其治《春秋》也。

澤甚至認為(wei) ：

蓋用得元凱工夫，隻可到得元凱；用得丘明工夫，隻可到得丘明。自有等第，及已到得丘明，去經旨尚隔數程，到此卻隻須虛心靜定涵飬，然後聖人之心乃可得見。及其得也，則凡一切要妙之義(yi) ，不論大綱小目，皆不出程朱平日討論意思中，而其事跡亦不過據《左氏》見在之文，未嚐有所移易變更，而義(yi) 理自然的當精妙。[34]

誠若澤說，經學與(yu) 理學乃能相通如此。

澤又謂治《春秋》，當兼漢宋之學，曰：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彥最精密，陸徳明亦然，但音切未善。宋氏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卻疏。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晉諸儒考古之功，則全美矣。去古既遠，不先效漢魏諸儒之勤，卻便欲說義(yi) 理，祗愈疏耳。大抵生於(yu) 後世，既不獲親(qin) 見聖賢，又不獲在兩(liang) 漢魏晉間，則去古日遠，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名物度數，漢儒猶有目擊者，今卻皆是索之紙上，豈不疏乎！夏時周月之說，魏晉諸儒焉得有此論乎！自唐以來，說《春秋》者多不滿於(yu) 三傳(chuan) ，然說者之於(yu) 《春秋》，其詳密未必能及《左氏》、杜預也。使說《春秋》者，先有丘明、元凱詳密之功，而後加以河洛大儒之論，則事情既得書(shu) 法，不差義(yi) 理，自然順序可以歸一。今諸說皆舍先儒已成之功，稽古之實所見又未完備，而遽與(yu) 之立異焉。《春秋》之道所以久而不明者，以此故也。[35]

漢唐人長於(yu) 考古，得事情之實，而宋人長於(yu) 義(yi) 理，若能兼取漢、宋之學，則《春秋》之道渙然複明矣。此說尤見澤、汸《春秋》學之旨趣也。

蓋澤重《左氏》，以其得當時事情也。雖然，若不得事情，澤又主張有“向上工夫”，欲以推事情也。對此，澤頗自負，曰：“澤推《春秋》，如推校日曆相似，分毫不可差忒，推到盡處，自然見聖人之心。然亦有窮極推不得處，卻須要悟。如桓公子糾事，非悟則不化，不化則終礙理。”[36]可見，澤之學實有得於(yu) 程朱心性之學者。

然澤於(yu) 朱子亦有批評，不過不顯言之而已。如朱子不信諸家傳(chuan) 注，澤即不以為(wei) 然：

晦庵先生不信諸家傳(chuan) 注，而亦自謂《春秋》難說，決(jue) 意不解此一經。澤一得之愚，以為(wei) 眾(zhong) 說雜亂(luan) 難信，態如晦庵之言；然若遂以為(wei) 決(jue) 不可通，則亦太過矣。蓋短中取長，未嚐不可。[37]

且朱子主張《春秋》為(wei) 實錄，反對褒貶之說，澤實不慊此說，然猶曲為(wei) 朱子諱，曰：

然亦須曉先生（朱子）微意。蓋說《春秋》者多泥褒貶，先生主意不欲泥褒貶，是欲矯諸家之失。[38]

澤雖主褒貶，至於(yu) 對孫複“有貶無褒”這種一偏之見，又頗不滿，曰：

經當務平正，不可失之偏，尤不可好奇立異，如《春秋》有貶無褒，此既失之偏，又是欲立異，然其說自窒礙不可行，徒欲得立異之名爾。二百餘(yu) 年，豈無一人一事合道理，豈可謂之全無褒乎！如季子來歸，既稱其字，又稱來歸，是喜之之辭，安得強以為(wei) 貶？又如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此亦是書(shu) 其得禮。但貶多而褒少則有之，然又有褒中之貶、貶中之褒，其義(yi) 不一而足，不容以管窺爾。[39]

趙汸則謂孫複“有貶無褒”之說，蓋不知《春秋》“變文以示義(yi) ”之例也。其曰：

然自斯義(yi) 不明，學者弗能深考一字褒貶之說，蓋由是而出焉夫。既以變文為(wei) 貶矣，而不變者非褒也，由是有貶無褒之說生焉。又其甚者，乃有法書(shu) 之說焉。顧其所以為(wei) 法者，苛刻則幾於(yu) 申韓，疏闊則過於(yu) 三章。視後世所謂八分書(shu) 者，曾不若也，其可以論於(yu) 《春秋》經世之旨乎？ [40]

然後世有龔定庵，其撰《春秋決(jue) 事比》一篇，則專(zhuan) 論《春秋》之為(wei) 刑書(shu) 矣。

三  史法與(yu) 書(shu) 法

西漢博士區別孔子《春秋》與(yu) 左丘明之書(shu) ，至晉王接，謂《左氏》辭義(yi) 贍富，自是一家書(shu) ，不主為(wei) 經發。唐大曆間，趙匡則有“左氏非丘明”之說。凡此，皆以《左氏》非解經之書(shu) 也。

然自劉歆以降，古文家素以《左氏》為(wei) 《春秋》之傳(chuan) ，分經附傳(chuan) ，增設凡例，皆欲成立《左氏》為(wei) 經也。唐初，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yi) 》，而於(yu) 三傳(chuan) 中獨取《左氏》為(wei) 正義(yi) ，則《左傳(chuan) 》之尊亦至乎極矣。雖然，其時亦有學者，如劉知幾等，其《史通》於(yu) 六家篇乃別《春秋》與(yu) 《左氏》為(wei) 二，則視《左氏》為(wei) 史矣，

又，令狐澄《大中遺事》載陳商之議雲(yun) ：

大中時，工部尚書(shu) 陳商立……《春秋左氏傳(chuan) 》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wei) 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係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ju) 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cong) 雜而無征。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wei) 經，當與(yu) 《詩》、《書(shu) 》、《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wei) 史，當與(yu) 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yi) 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宛章有所未一。[41]

陳商在唐代本不以經學名，然能以孔子《春秋》為(wei) 經，猶《詩》、《書(shu) 》、《易》諸經之等，而以丘明與(yu) 司馬遷、班固》同列，又謂杜預參貫經傳(chuan) 為(wei) 非，蓋承西漢博士與(yu) 晉王接之論也。此議頗得清公羊家激賞，皮錫瑞至稱其議為(wei) “千古卓識”。[42]

宋以來，以朱子為(wei) 代表，主張《春秋》為(wei) 實錄，此亦以史視《春秋》也。凡此，皆黃澤、趙汸區別經史之濫觴也。是以黃澤、趙汸以三傳(chuan) 為(wei) 旨歸，而於(yu) 三傳(chuan) 中，又以《左傳(chuan) 》為(wei) 先。蓋左氏親(qin) 見國史，其記事確鑿可據，欲求聖人之旨，當由史事而推求之也。

澤論經與(yu) 史之不同曰：

學《春秋》以考據《左氏》、國史事實為(wei) 主，然後可求書(shu) 法。能考據事實而不得書(shu) 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據事實而能得書(shu) 法者也。[43]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隻就史字上看，便見《春秋》是紀事之書(shu) 。學者須以考事為(wei) 先，考事不精，而欲說《春秋》，則失之疏矣。夫考事已精，而經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shu) 法。史法要精熟，書(shu) 法要委曲，求合於(yu) 中。近代解經不通，遂作翻案法，如老吏整備文卷，雖可照刷，其若情實何？[44]

然欲考《左氏》之史事，又須兼考史家記事之法，此即史法也。澤曰：

說《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zhuan) 據經文也。若專(zhuan) 據經文而不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45]

若《左氏》所說，止是史官所守之法。《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yu)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yu) 周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讚者，見得魯之史與(yu) 諸國迥然不同故也。赴告策書(shu) ，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說。大抵春秋時，史法頗難為(wei) ，史官者亦隻當直書(shu) ，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隻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shu) 法。[46]

則杜預之所謂周公所發“五十凡”，不過魯《春秋》之史法也，且可見周公之德與(yu) 周之所以王也。然至春秋時，禮崩樂(le) 壞，“赴告策書(shu) ，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時之史法亦不同於(yu) 周公所定之史法，不過以直書(shu) 其事為(wei) 史法也。然皆與(yu) 孔子筆削魯史舊文之書(shu) 法不同。

澤尤推重杜預。曆來公羊家之攻《左氏》者，強調《公羊》為(wei) 經，《左氏》為(wei) 史。是以自劉歆以後，皆為(wei) 《左氏》增設書(shu) 法，以成其為(wei) 經。至杜預，則以《左氏》之例為(wei) 周公所作，而孔子既從(cong) 舊章，其所言例較之周公發凡而言之正例，乃變例耳。則杜氏以《左氏》之例高於(yu) 孔子之例耳。至黃澤，既主《公羊》經、史之分，又取杜預《左氏》言例之旨，雖亦以《左氏》為(wei) 經，然謂《左氏》長於(yu) 記事，其例則襲魯史策書(shu) 之舊例，此史官所承之史法也，至於(yu) 此例是否出於(yu) 周公，則未知也；又以孔子筆削《春秋》為(wei) 經，自有聖人之書(shu) 法，然此書(shu) 法是否與(yu) 《公羊》之例同，亦未知也。

其後，汸述澤之意，撰《春秋屬辭》，發掘出《左氏》所包含之策書(shu) 十五例。汸曰：“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yu) 《春秋》以求書(shu) 法為(wei) 先，謂有魯史書(shu) 法，有聖人書(shu) 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為(wei) 善也。”[47]

宋濂序《春秋屬辭》雲(yun) ：

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雲(yun) 亡，學者不複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shu) ，往往混為(wei) 一塗，莫能致辯。所幸《左氏傳(chuan) 》尚存魯史遺法，《公羊》、《榖梁》二家多舉(ju) 書(shu) 、不書(shu) 以見義(yi) ，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wei) 經文之書(shu) 法，《公》、《榖》雖詳於(yu) 經義(yi) ，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liang) 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為(wei) 之注，其於(yu) 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榖》所舉(ju) 之書(shu) 法，以考正《左傳(chuan) 》筆削大義(yi) ，最為(wei) 有征。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hui) 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yi) ，昭若日星矣。

澤、汸整個(ge) 《春秋》學之脈絡與(yu) 意旨，宋濂此序闡述最為(wei) 詳明。

蓋《左氏》記事，其有例無例，未可知也。自劉歆增設凡例始，曆代《左氏》學者莫不踵事其後，至杜預，以五十凡為(wei) 《左氏》之例，可謂備矣，且其欲成立《左氏》為(wei) 經，亦盡其說矣。然自澤、汸視之，杜預之功在“於(yu) 史例推之頗詳”，其失則在“以史法為(wei) 經文之書(shu) 法”。又《公》、《穀》明聖人筆削之法，其嚴(yan) 於(yu) 經、史之辨，然其蔽則在不知《春秋》記事亦有史法。於(yu) 南宋陳傅良，乃能合三傳(chuan) 而論例，可謂大有功矣。此澤、汸之所本也。

然陳氏亦不能區別史法與(yu) 書(shu) 法。汸曰：

三傳(chuan) 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ju) 為(wei) 有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shu) ，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zhuan) 修《左氏傳(chuan) 》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chuan) 於(yu) 《左氏》，以其所書(shu) ，證其所不收，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yu) 史法不同，則猶未免於(yu) 二傳(chuan) 之蔽也。[48]

澤、汸頗論書(shu) 法與(yu) 史法之不同。澤曰：

史紀事從(cong) 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yu) 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yi) 者。大抵聖人未嚐不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孟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49]

汸曰：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策書(shu) 也。事之得書(shu) 不得書(shu) ，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誌歟？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shu) ，有筆有削，史所不書(shu) ，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録而已。《春秋》誌存撥亂(luan) ，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不能讚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此製作之原也。[50]

“史紀事從(cong) 實，而是非自見”，此朱子之論《春秋》也，然澤斷以為(wei) 史法，非真知聖人作《春秋》之用意也。朱子又謂《春秋》非褒貶之書(shu) ，而澤以“聖人未嚐不褒貶”，汸則謂“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為(wei) 褒，惡而見錄則為(wei) 貶，其褒貶以千萬(wan) 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51]凡此，皆非朱子也。[52]

雖然，澤又自謂其分別經、史之論頗有得於(yu) 朱子者：

晦庵言：“《春秋》製度大綱，《左氏》較可據，《公》、《穀》較難憑。”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又曰：“《左傳(chuan) 》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yu) 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 [53]

朱子說三傳(chuan) ，以為(wei) 《左氏》見國史，但義(yi) 理未明。《公》、《穀》大義(yi) 正，卻未見國史。此言最要切。[54]

皮錫瑞亦謂朱子亦明確區分經與(yu) 史，即以《左氏》為(wei) 史學，《公》、《穀》為(wei) 經學矣。[55]可見，澤、汸之《春秋》學與(yu) 朱子理學之關(guan) 係甚是複雜。

因此，史法與(yu) 書(shu) 法既不同，則不可由史法而求聖人之《春秋》也。今人治《春秋》者，概以史書(shu) 目《春秋》，概以史法求《春秋》，則貶《春秋》至乎極矣。是以澤曰：

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隻當用史法，不可摸擬聖人也。胸中權度不如聖人，則予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shu) 為(wei) 得體(ti) 。夫子《春秋》，隻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yu) 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yu) 典禮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以後者，所以撥亂(luan) 也。[56]

春秋時，上自天下，下自士庶人，其言其行，多不合於(yu) 典禮，史官雖能直書(shu) 其事而使善惡自見，然孔子作《春秋》，撥亂(luan) 世而反諸正，“示大經大法於(yu) 天下”，則非史官所能為(wei) ，是以《春秋》別有書(shu) 法以見此旨也。

是以孔子作《春秋》，其書(shu) 法不得不異於(yu) 史法矣。澤曰：

《春秋》書(shu) 法，自書(shu) 契以來所無，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誕百出，弑父與(yu) 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限既踰，無一合於(yu) 古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若非聖人刪修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luan) ，穢雜而無所折衷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凡史官書(shu) 法，與(yu) 刑官論刑，大體(ti) 固不異。如趙盾之事，以法言之則穿為(wei) 元惡，盾若不知情，當隻坐中途聞難而複不討賊為(wei) 罪。然此罪亦已應誅。蓋元惡若與(yu) 盾非族黨(dang) ，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跡亦當與(yu) 知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黨(dang) ，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況庇而不誅，則盾與(yu) 穿同惡同罪矣。以位言之，則盾為(wei) 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為(wei) 從(cong) 父，是固不可得而末減者。若以董狐書(shu) 法言之，則為(wei) 國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不論知情與(yu) 否，皆同弑君。書(shu) 穿，則盾之罪不明；書(shu) 盾，則與(yu) 穿同論。史法與(yu) 論刑，其實亦不大相遠也。《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shu) 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hui) 朝，大抵不過如此爾，無有伐國、滅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luan) ，如隱公元年除書(shu) 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yu) 皆失禮之事，如不書(shu) 即位是先君失禮，為(wei) 魯亂(luan) 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ju) 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57]

汸則曰：

《左氏》有見於(yu) 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yi) 也。《公羊》、《榖梁》有見於(yu) 經，其所傳(chuan) 者猶有經之佚義(yi) 焉，故據經以生義(yi) ，是不知其文則史也。後世學者三傳(chuan) 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榖》，主《公》、《榖》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58]

春秋以前，史官守周公之遺法，固能記載其事。然春秋以降，“王政不綱，而後怪誕百出，弑父與(yu) 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限既踰，無一合於(yu) 古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是孔子以史法不能記載亂(luan) 世之事，乃別創書(shu) 法以記載其事矣。

是以黃澤尤重經史之辯，以為(wei) 唯此始能通《春秋》也。澤曰：

《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cong) 史看。所以如此說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書(shu) 法。事情既得，書(shu) 法既明，然後可以辨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經史之辨既決(jue) ，則《春秋》始可通。[59]

《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60]

則孔子之《春秋》既有魯史舊文之史法，又有獨創之書(shu) 法，二者當並觀之：

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shu) 法。史法要精熟，書(shu) 法要委曲，求合於(yu) 中。[61]

澤、汸主《左氏》，以前記事之詳也，然《春秋》自有聖人之意，當由書(shu) 法而推究之，非《左氏之能盡也。《公》、《穀》則詳於(yu) 書(shu) 法，然不考見事情，是以其書(shu) 法亦未必是也。澤、汸認為(wei) ，當兼取三傳(chuan) 而明聖人筆削之旨也。澤曰：

《春秋》書(shu) 法須考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事同而書(shu) 法異，書(shu) 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處。[62]

澤既以《春秋》當以書(shu) 法求之，則治《春秋》者當尚例也。澤曰：

《春秋》如正例、變例之實，此是澤破近代諸儒《春秋》不用例之說。三傳(chuan) 皆用例，雖未必盡合聖人，然不中不遠。近時說者則以為(wei) 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則夫子作《春秋》止是隨事記錄，止如今人之寫(xie) 日記簿相似，有何意義(yi) ？惟其有正例、變例，方可推求聖人本意。……若說聖人止備錄，使人自見，則但是史官皆可為(wei) ，何以見得《春秋》非聖人不能作。[63]

而《四庫提要》載趙汸《與(yu) 朱風林書(shu) 》，亦雲(yun) ：

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為(wei) 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

東(dong) 漢以降，治《左氏》者效仿《公》、《穀》，亦主以例求經。其後，王接、趙匡之徒，雖以經、史區別《公》、《穀》與(yu) 《左氏》，要之，不過以《公》、《穀》傳(chuan) 聖人微旨，而《左氏》徒記其事實而已。至黃澤、趙汸師徒，則兩(liang) 是之，一則以《左氏》例為(wei) 記事之書(shu) ，而記事亦有例，即史法也；一則以《公》、《穀》例為(wei) 筆削之體(ti) ，然短於(yu) 事情。澤、汸蓋欲調護《左氏》與(yu) 《公》、《穀》，以三傳(chuan) 同為(wei) 聖經之佑護也。此說雖不作左右袒，然其緒餘(yu) 實可遠溯王接、趙匡乃於(yu) 西漢博士區別經、史之論，而頗為(wei) 清公羊家所樂(le) 道焉。

且自唐、宋以來，諸儒治《春秋》者多不用例，澤以為(wei) ，誠若此論，孔子作《春秋》，不過“隨事記錄”而已，“止如今人之寫(xie) 日記簿相似，有何意義(yi) ”，至其極焉者，則流為(wei) 王安石“斷爛朝報”之說也。孔子得觀國史，然其《春秋》，非史官所能為(wei) 也。澤之此論，可謂對唐宋以來《春秋》學之全麵反動，尤其針對朱子“善惡自見”之說，當時實屬振聾發聵之論，非有絕大魄力，不能為(wei) 此也。

據宋濂序，《春秋屬辭》又有《春秋》五變之說：

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概，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為(wei) 專(zhuan) 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仿《周官》調人之義(yi) 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luan) 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眾(zhong) 多，實有溢於(yu) 三家之外，有誌之士會(hui) 粹成編，而集傳(chuan) 、集義(yi) 之書(shu) 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zheng) 以立異相雄，破碎書(shu) 法，牽合條類，嘩然自以為(wei) 髙，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

濂以為(wei) ，曆來說《春秋》者，所以有五變之紛紜，蓋以為(wei) 諸家不別經、史也。

四  屬辭比事與(yu) 《春秋》之例

黃澤、趙汸主經、史之分，史有史法，經有書(shu) 法，是以欲求《春秋》之經旨，當以例求經也。《左氏》出於(yu) 國史而得事情，其記事亦自有法，然唯此史法，不足以盡《春秋》矣，是以澤、汸又主《公》、《穀》之說，以聖人作《春秋》，與(yu) 史官記事之體(ti) 不同，或筆或削，此《春秋》之書(shu) 法。故澤、汸之言例，實兼三傳(chuan) 而言，既有史例，又有經例。

汸之《春秋屬辭》，“以杜預《釋例》、陳傅良《後傳(chuan) 》為(wei) 本，而亦多所補正”。蓋中唐以下，治《春秋》者多不尚例，宋儒此風尤甚。汸《與(yu) 朱風林書(shu) 》曰：

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段公案不容再舉(ju) 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跡以為(wei) 例，猶天本無度，曆家即周天之數以為(wei) 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yi) 為(wei) 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卻是比事屬辭法，其間異同、詳略，觸事貫通，自成義(yi) 例，與(yu) 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為(wei) 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shu) 。

汸書(shu) 中所言“洪氏”，乃南宋洪興(xing) 祖，著有《春秋本旨》，今書(shu) 已不存。然洪氏論例之語，見於(yu) 陳振孫《直齋書(shu) 錄解題》所引洪氏之自序。趙汸以其《屬辭》之作，本洪氏及黃澤之意也。

《左氏》之史法，即所謂策書(shu) 之例，猶杜氏之“五十凡”也，而《屬辭》總結其例有十五。《春秋集傳(chuan) 》序載此例十五例曰：

策書(shu) 之例，一曰君舉(ju) 必書(shu) ，非君命不書(shu) ；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shu) ；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shu) 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sang) 不書(shu) ，葬不用夫人禮則書(shu) 卒，君見弑則諱而書(shu) 薨；五曰適子生則書(shu) 之，公子大夫在位書(shu) 卒；六曰公女嫁為(wei) 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shu) ，為(wei) 大夫妻，書(shu) 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shu) 之，軍(jun) 賦改作逾製，亦書(shu) 於(yu) 䇿，此史事之錄乎內(nei) 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shu) ，崩卒不赴則不書(shu) ，禍福不告亦不書(shu) ，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shu) 於(yu) 䇿；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shu) ；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後書(shu) ，適諸侯，雖告不書(shu) ；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shu) ，此史氏之録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shu) ，王臣有事為(wei) 諸侯，則以內(nei) 辭書(shu) 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shu) 名氏，未命書(shu) 名，微者名氏不書(shu) ，書(shu) 其事而已，外微者書(shu) 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zhong) 稱師，將尊師眾(zhong) 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shu) ，外災告則書(shu) 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nei) 外者也。

此策書(shu) 之十五例即魯史舊文之史法也。

此外，又有聖人筆削之例。蓋聖人因魯史舊文而加筆削，因以見王義(yi) 焉，則史例之外別有所謂經例，即《春秋》之書(shu) 法也。

趙汸以屬辭比事通《春秋》之經例。所謂屬辭比事，《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古有比例一詞，屬辭比事即比例也。《漢書(shu) ·刑法誌》顏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後漢書(shu) ·陳寵傳(chuan) 》注雲(yun) ：“比，例也。”《春秋》文簡義(yi) 繁，若無比例以通貫之，必至人各異說，而大亂(luan) 不能理。故《禮記·經解》又曰：“《春秋》之失亂(luan) 。”無比例則亂(luan) 矣。黃澤、趙汸師徒皆以“求書(shu) 法為(wei) 先”，以為(wei) 治《春秋》之旨要在於(yu) 此，故於(yu) 《左氏》所存魯史書(shu) 法之外，尤重《春秋》經之聖人書(shu) 法。《春秋集傳(chuan) 》序備載此書(shu) 法有八[64]：

一曰存策書(shu) 之大體(ti) 。序雲(yun) ：“凡策書(shu) 之大體(ti) ，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nei) 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hui) ，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搜狩、越禮軍(jun) 賦、改作逾製、外諸侯卒葬，曰兩(liang) 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shu) 於(yu) 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shu) 之大體(ti) 吾不與(yu) 易焉，以為(wei) 猶《魯春秋》也。”蓋西周未亂(luan) 之時，史之書(shu) 於(yu) 策者，不過公即位、逆夫人、朝聘會(hui) 同、崩薨卒葬、禍福告命、雩社禘嚐、搜狩城築、非禮不時與(yu) 夫災異慶祥之感之類，而一國之紀綱本末略具，善惡亦存其中。然周自東(dong) 遷以來，王室益微，諸侯背叛，伯業(ye) 又衰，外裔縱橫，大夫專(zhuan) 政，陪臣擅命，於(yu) 是伐國滅國、圍入遷取之禍交作，弑君殺大夫奔放納入之變相尋，而策書(shu) 常法始不足以盡當時善惡之情矣，故孔子斷自隱公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luan) 之誌。至於(yu) 所謂策書(shu) 之大體(ti) ，而具一國之本末者，皆有筆而無削，使不失魯國正史之常。則孔子雖作《春秋》，亦不能不存存策書(shu) 之大體(ti) 者也，此孔子存舊史之法也。是以後世考《春秋》者，於(yu) 其中之史法亦當注目焉，而此乃《左氏》之長也。

二曰假筆削以行權。孔子當周衰之際，有撥亂(luan) 之誌，然有德而無位，棲棲遑遑，奔走於(yu) 列國，終知其誌之不行於(yu) 當世，乃作《春秋》，而寓其撥亂(luan) 之誌焉。孔子雖得觀國史，然其作《春秋》，既襲策書(shu) 之大體(ti) ，然又以國史有恒體(ti) ，無辭可以寄文，故假書(shu) 不書(shu) 以互顯其義(yi) ，其書(shu) 者筆之，其不書(shu) 者削之，此乃假筆削以行聖人之權也。趙汸謂筆削之例有三，曰不書(shu) ，曰變文，曰特筆。其中，不書(shu) 之義(yi) 有五：一曰略同以顯異，公行不書(shu) 至之類是也；二曰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nei) 女歸寧之類是也；三曰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為(wei) 義(yi) 則不書(shu) 歸，以出奔為(wei) 義(yi) 則殺之不書(shu) 之類是也；四曰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不書(shu) 勤王複辟不書(shu) 之類是也；五曰略輕以明重，非有關(guan) 於(yu) 天下之大故，不悉書(shu) 是也。[65]此孔子以不書(shu) 為(wei) 書(shu) 法也。孔子作《春秋》，又親(qin) 授《春秋》與(yu) 史官與(yu) 高弟，雖然，《左氏》猶不知聖人有不書(shu) 之法，而《公》、《穀》每設不書(shu) 之問，猶得學《春秋》之要，然無所考據焉。汸以近世說《春秋》者，唯朱子知《春秋》有不書(shu) 之法，又有永嘉陳傅良，“能參考經傳(chuan) ，以其所書(shu) 推見其所不書(shu) ，以其所不書(shu) 推見其所書(shu) 者”，蓋得《春秋》不書(shu) 之義(yi) 焉。

三曰變文以示義(yi) 。此亦孔子筆削之例也。序雲(yun) ：“《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shu) 者皆從(cong) 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yu) 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此外，辯名實之際，及謹內(nei) 外之辯，皆變文之義(yi) 也。

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序雲(yun) ：“正必書(shu) 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興(xing) ，中國無伯而夷狄橫，大夫專(zhuan) 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yu) 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shu) 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稱則稱人。”

五曰謹內(nei) 外之辨，亦變文也。序雲(yun) ：“楚至東(dong) 周，強於(yu) 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xing) ，以攘郤為(wei) 功。然則自晉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於(yu) 蜀，盟於(yu) 宋，會(hui) 於(yu) 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yi) ，號於(yu) 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shu) 楚事，無不一致，其嚴(yan) 者而書(shu) 吳越與(yu) 徐，亦必與(yu) 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yi) 於(yu) 天下也。”

六曰特筆以正名。此亦孔子筆削之例也。序雲(yun) ：“筆削不足以盡義(yi) 而後有變文，然禍亂(luan) 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yi) ，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複史氏恒辭矣。”則變文之外，又有特筆，其旨則在正名分，決(jue) 嫌疑，複三綱五常之正也。蓋春秋之時，世變極矣，父子君臣之間，人所難言，史官常辭難盡其義(yi) ，唯賴聖人特筆以正之也。是以特筆者，尤見聖人之書(shu) 法與(yu) 史法之不同。

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序雲(yun) ：“上下內(nei) 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為(wei) 詳則以不日為(wei) 略，以月為(wei) 詳則以不月為(wei) 略；其以日為(wei) 恒則以不日為(wei) 變，以不日為(wei) 恒則以日為(wei) 變，甚則以不月為(wei) 異；其以月為(wei) 恒則以不月為(wei) 變，以不月為(wei) 恒則以月為(wei) 變，甚則以日為(wei) 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wei) 經緯，無微不顯矣。”蓋史法自有日月之例，如以日決(jue) 者係日，以月決(jue) 者係月，逾月則係時之類。至周室之衰，舊史之日月例已不足以別善惡是非矣。如大夫卒，或日或不日，以見禮之厚薄，《左氏》猶能載其例焉，若《公羊》，則假此例直斥君恩之有無，或大夫之有罪無罪矣。此世變之亟，是以孔子修《春秋》，不得不有日月之新例矣。

趙汸極推崇時月日之例，曰：“凡災祥禍福，禮樂(le) 政刑，盟誓戰爭(zheng) ，天下之故，一國之事，一人之辭，無微不顯，而上為(wei) 天子，內(nei) 為(wei) 吾君，外為(wei) 諸侯為(wei) 伯主，又其外為(wei) 外裔，有天子之大夫，有吾大夫，有外大夫，又皆有弟兄姑姊妹之屬，大夫又有未命者，外裔亦有君臣，其等衰勢分甚嚴(yan) ，善惡淺深奇變極亂(luan) ，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使文武周公之大經大法，煥然複明，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yu) 於(yu) 此？”[66]是以趙汸頗善《公》、《穀》以日月為(wei) 例，然不免“隨事穿鑿，不可推尋”之病耳，至後世治《春秋》者遂諱言日月之例。唐宋以降，唯崔子方《經解》專(zhuan) 據日月例說《春秋》，“本日月起義(yi) ，然屬比不精，而類例多舛”。[67]是以趙汸之日月例，實遠紹《公》、《穀》，近承崔子方也，至有清一代公羊學之複興(xing) ，則多主日月例矣。故《四庫提要》謂汸“日月一例不出《公》、《穀》窠臼”，亦大略是矣。

八曰辭從(cong) 主人。“主人”一辭，語出陳傅良書(shu) 及《公羊傳(chuan) 》“主人習(xi) 其讀，問其傳(chuan) ”之文，蓋謂魯君也。序雲(yun) ：“《春秋》本魯史成書(shu) ，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yi) ，自非有所是正，皆從(cong) 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cong) 主人。”蓋《公羊傳(chuan) 》本有主人辭，其意則以聖人當定、哀之世，諱內(nei) 惡，常曲為(wei) 之說也。然汸似不慊《公羊》之說，以為(wei) 辭從(cong) 主人者，不過“《春秋》本魯史成書(shu) ，雖孔子作經，亦必稟君命而後得施筆削，自非有所是正，皆從(cong) 史氏舊文，然其所是正者亦不多見，故曰辭從(cong) 主人”。

是以汸曰：

此八者，實製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為(wei) 褒，惡而見錄則為(wei) 貶，其褒貶以千萬(wan) 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yi) ，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shu) 之大體(ti) ，而治乎內(nei) 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shu) 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nei) 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ti) ，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68]

汸以《春秋》八法為(wei) 權衡，蓋聖人以此八法而稱量天下史事也。唐、宋以降，說《春秋》者，或主褒貶，或主實錄，二說皆不足以盡《春秋》。據此八法，孔子之《春秋》或存策書(shu) 之大體(ti) ，或假筆削以行權，既非盡從(cong) 魯史舊文，亦非盡為(wei) 褒貶，至於(yu) 孫複以法書(shu) 視《春秋》，“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自破” [69]，更非所以論《春秋》也。

汸主張以例求經，自命甚高。四庫館臣既許其論，然亦頗有微詞，曰：

今觀其書(shu) ，刪除繁瑣，區以八門，較諸家為(wei) 有緒。而目多者失之糾紛，目少者失之強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繳繞，故仍為(wei) 卓爾康所譏。

然至清嘉、道以後，公羊學勃興(xing) ，對趙汸之學評價(jia) 漸高。孔廣森治《春秋》，深取趙氏之書(shu) 。而莊存與(yu) 在其《春秋正辭》敘目中謂“存與(yu) 讀趙先生汸《春秋屬辭》而善之，輒不自量，為(wei) 隱括其條，正列其義(yi) ，更名曰‘正辭’，備遺忘也。以尊聖尚賢信古而不亂(luan) ，或庶幾焉”。皮鹿門《春秋通論》則謂“趙氏分別策書(shu) 、筆削，語多近是”。凡此，足見趙氏對有清一代《春秋》學之影響。

【注釋】

[1] 趙汸：《春秋集傳(chuan) 》自序。

[2] 趙汸：《春秋左氏傳(chuan) 補注》自序。

[3]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要”。

[4]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要”。

[5]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要”。

[6]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要”。

[7]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要”。

[8]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要”。

[9] 關(guan) 於(yu) 《春秋集傳(chuan) 》之作，汸門人倪尚誼於(yu) 後序中稱是書(shu) “初稿始於(yu) 至正戊子（1348），一再刪削，迄丁酉歲（1357）成編。既而複著《屬辭》，義(yi) 精例密，乃知《集傳(chuan) 》初稿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yi) ，猶有未至。歲在壬寅（1362），重著是傳(chuan) 。方草創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難厄，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其後，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誼據《屬詞》義(yi) 例續之。序中所謂策書(shu) 之例十有五，筆削之義(yi) 八者，亦尚誼更定，而原本有訛誤疏遺者，鹹補正焉，則此書(shu) 實成於(yu) 尚誼之手。然義(yi) 例一本於(yu) 汸，猶汸書(shu) 也。

[10] 金居敬跋《春秋師說》亦雲(yun) ：“《集傳(chuan) 》以明聖人經世之誌，《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shu) 相為(wei) 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複明。”

[11] 趙汸：《春秋左氏傳(chuan) 補注》序。

[12] 金居敬：《春秋師說》跋。

[13]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要”。

[14]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學《春秋》之要”。

[15] 趙汸：《春秋師說》卷中，“論漢唐諸儒得失”。

[16] 趙汸：《春秋左氏傳(chuan) 補注》自序。

[17]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三傳(chuan) 得失”。

[18]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三傳(chuan) 得失”。

[19]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三傳(chuan) 得失”。

[20]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三傳(chuan) 得失”。

[21]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古注得失”。

[22]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三傳(chuan) 得失”。

[23]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三傳(chuan) 得失”。

[24]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要”。

[25] 趙汸：《春秋左氏傳(chuan) 補注序》。

[26] 趙汸：《春秋師說》卷中，“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27] 趙汸：《春秋師說》卷中，“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28] 趙汸：《春秋師說》卷中，“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29]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古注得失”。

[30] 趙汸《春秋集傳(chuan) 》序。趙汸《春秋屬辭》亦雲(yun) ：“其能參考經傳(chuan) ，以其所書(shu) 推見其所不書(shu) ，以其所不書(shu) 推見其所書(shu) 者，永嘉陳氏一人而已。但《左氏》書(shu) 首所發不書(shu) 之例，皆史例也，而陳氏誤以為(wei) 筆削之法，故凡傳(chuan) 之所錄，皆以為(wei) 魯史舊文，而無經之傳(chuan) 皆為(wei) 夫子所削，不知策書(shu) 有體(ti) ，夫子所據以施筆削者，左氏初未之見。二家與(yu) 左氏異師，其難疑以不書(shu) 發義(yi) ，亦非左氏例也。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是以其說不能皆合。”（卷8，“假筆削以行權第二”）

[31] 趙汸：《春秋師說》卷中，“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32] 趙汸：《春秋屬辭》卷8，“假筆削以行權第二”。

[33]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要”。

[34]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要”。

[35]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春秋》指要”。

[36] 趙汸：《春秋師說》卷中，“論漢唐宋儒得失”。

[37]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

[38] 趙汸：《春秋師說》卷中，“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39]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要”。

[40] 趙汸：《春秋屬辭》卷10，“變文以示義(yi) 第三”。

[41] 此論又載於(yu) 孫光憲：《北夢瑣言》。

[42] 皮錫瑞：《經學曆史》。

[43]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本”。

[44]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本”。

[45]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魯史策書(shu) 遺法”。

[46]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魯史策書(shu) 遺法”。

[47] 趙汸：《春秋集傳(chuan) 》原序。

[48] 趙汸：《春秋左氏傳(chuan) 補注》序。

[49]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春秋》述作本旨”。

[50] 趙汸：《春秋集傳(chuan) 》原序。

[51] 趙汸：《春秋集傳(chuan) 》原序。

[52] 黃澤謂《左氏》成於(yu) 春秋，而《公》、《穀》成於(yu) 戰國，蓋“《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為(wei) 戰國時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時文體(ti) 。戰國文字粗豪，賈誼、司馬遷尚有餘(yu) 習(xi) ，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時文字耳。《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豐(feng) 潤，頗帶華豔，漢初亦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後漢書(shu) 》成於(yu) 範曄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意思；堯舜三代之史成於(yu) 司馬遷，便有秦漢間粗豪意思；若以為(wei) 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書(shu) 戰伐之類，皆大與(yu) 《左傳(chuan) 》不同；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chuan) 》所無。”（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三傳(chuan) 得失”）然以《左傳(chuan) 》為(wei) 戰國文字，乃朱子之說也。黃澤雖甚推崇朱子之說，然對朱子論《春秋》，常隱斥其非，而未顯言其過也。

[53]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三傳(chuan) 得失”。

[54]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三傳(chuan) 得失”。

[55] 參見皮錫瑞：《經學通論》“論《公》、《穀》傳(chuan) 義(yi) 《左傳(chuan) 》傳(chuan) 事其事亦有不可據者不可以親(qin) 見國史而盡信之”條。

[56]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魯史策書(shu) 遺法”。

[57]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魯史策書(shu) 遺法”。

[58] 趙汸：《春秋集傳(chuan) 》自序。

[59]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

[60]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

[61]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

[62] 趙汸：《春秋師說》卷下，“論學《春秋》之要”。

[63] 趙汸：《春秋師說》卷上，“論《春秋》述作本旨”。

[64] 汸《春秋屬辭》自序亦敘及《春秋》八法，然稍簡略耳，蓋門人倪尚誼於(yu) 《集傳(chuan) 》序中據《屬辭》全書(shu) 而加隱括焉。

[65] 趙汸：《春秋屬辭》卷8，“假筆削以行權第二”。

[66] 趙汸：《春秋屬辭》卷14，“因日月以明類第七”。

[67] 趙汸：《春秋屬辭》卷14，“因日月以明類第七”。

[68] 趙汸：《春秋集傳(chuan) 》自序。

[69] 趙汸：《春秋集傳(chuan) 》原序。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