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家的文質概念與(yu) 晚清變法思想

作者：曾亦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複旦大學學報》2012.11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日甲申

           耶穌2015年5月8日

【提要】晚清變法思想之理論根源在於(yu) 公羊學，其中，康有為(wei) 通過對公羊學的孔子改製學說重新進行闡釋，發展出一套極具現實政治意義(yi) 的經學理論，從(cong) 而為(wei) 其變法主張提供了經典依據。本文主要通過對公羊學的文質概念的梳理入手，一方麵，由此澄清了儒家固有的關(guan) 於(yu) 孔子改製的思想，以及後世學者的一些誤解，另一方麵，我們(men) 發現，康有為(wei) 對文質概念的闡釋實際賦予了新的內(nei) 涵，其目的則在為(wei) 中國指明了一條朝向西方新世界的路向，並為(wei) 這條路向的具體(ti) 步驟提供了合法性的說明。

【關(guan) 鍵詞】公羊，文質，變法，康有為(wei) ，改製，夷夏

公羊家舊有改製之說，而晚清變法思想實出於(yu) 此。清嘉慶、道光間，公羊學複興(xing) ，至龔自珍、魏源，始將公羊家的基本理論與(yu) 對現實政治的關(guan) 懷聯係起來，主張清王朝內(nei) 部的自我改革。甲午之後，舉(ju) 國上下莫不思變舊法，以為(wei) 非此不足以使中國致富強。然而，當時革命思想尚屬暗流，故有識之士雖歆慕西方之新法，猶不欲廢中國數千年孔子之道，且多試圖從(cong) 儒家內(nei) 部尋求變法之依據。其中，康有為(wei) 上承魏源、龔自珍之端緒，近則懲於(yu) 外夷侵逼之危局，乃借用公羊家之文質概念，欲藉此為(wei) 其變法主張辯護，以及引進西方之製度、文化的必然性。

文、質之說，本見於(yu) 《論語》。其後公羊家取以論殷、周製度之所以異，至於(yu) 以孔子作《春秋》而當一代治法，自當對周製有所損益，而其損益之依據，則鑒於(yu) 周之文弊，而以殷質相折衷也。故後世儒家論孔子改製，不過以文質相損益，乃至百世之治道，亦不過文質之循環耳。蓋晚清變法之關(guan) 鍵在於(yu) ，數千年文明古國卻不得不師法素來卑視為(wei) 夷狄之西方，其合法性何在？在康有為(wei) 看來，孔子之改製，乃損周文而用殷質，則其後兩(liang) 千年之中國皆尚質也；至於(yu) 西方則尚文，據文質循環之理，今後中國亦當尚文，故不得不師法西文，以取代數千年之質法。周秦之際的社會(hui) 政治變革，乃由文而質，那麽(me) ，晚清中國之變法就將由質而文。可以說，康有為(wei) 通過對公羊家“文—質—文”此種循環史觀的重新闡釋，解決(jue) 了晚清變法的理論問題，並進而指出，變法的基本路向乃是向西方學習(xi) 。

一  三正與(yu) 時王改製

公羊家言改製，素兼二義(yi) ：三正與(yu) 三教。二義(yi) 皆出漢儒董仲舒，後人於(yu) 此聚訟紛紜，皆以不明改製兼此二義(yi) 故也。前者乃時王之製，蓋曆朝建國，皆行改正朔、易服色之事，其目的則在變易民心。後者唯聖人能當之，非周公、孔子不能行也。晚清時，康有為(wei) 不過區區六品之身，德信未孚於(yu) 天下，然效法孔子之改製，欲變滿清舊製，乃至變數千年中國之道，適不過自取謗而已。其後變法雖失敗，然新政猶得施行於(yu) 庚子之後，其中之原因，或與(yu) 康氏混淆兩(liang) 種改製有關(guan) 。

“三正”之說，蓋出於(yu) 公羊家“通三統”之科。《春秋》“隱元年，春，王正月”一條，董仲舒釋曰：

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yu) 天也。王者受命而王，製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

何休《公羊解詁》亦雲(yun) ：“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yu) 天，不受之於(yu) 人。”何休具引董子之文，以為(wei) 王者改製不過明新朝受命於(yu) 天，且新人之耳目也。

又，《春秋》“隱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一條，何休《解詁》釋雲(yun) ：

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yi) ，恭讓之禮，於(yu) 是可得而觀之。

徐彥疏雲(yun) ：“統者，始也。謂各使以其當代之正朔為(wei) 始也。”三正乃三王之始，則三統即三正也。是以《春秋》以正月係於(yu) 王，明正月乃王者“布政施教”之所始。至於(yu) 政教之始，乃取法乎物之始，即物之牙色也，故三王所尚有黑、白、赤之不同，而政教所施亦有三者之不同。

董仲舒又曰：

王者改製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曆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複。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複，禮樂(le) 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複。鹹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製禮作樂(le) 。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qin) 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nong) 為(wei) 赤帝。作宮邑於(yu) 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作《濩樂(le) 》，製質禮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qin) 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為(wei) 黃帝，推神農(nong) 以為(wei) 九皇。作宮邑於(yu) 豐(feng) ，名相官曰宰。作《武樂(le) 》，製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宮邑於(yu) 鄗，製爵五等，作《象樂(le) 》，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yu) 洛陽，成文武之製，作《汋樂(le) 》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qin) 周，故宋。樂(le) 宜親(qin) 招武，故以虞錄親(qin) ，樂(le) 製宜商，合伯子男為(wei) 一等。（《三代改製質文》）

董仲舒曆陳上古帝王改製之事，至於(yu) 《春秋》，亦有“應天作新王之事”，王魯、新周而故宋，當一代之黑統，種種製度施設，皆不同於(yu) 周製。可見，每當一代王朝建立，皆有改製之事。

蓋三正之說，乃承《公羊傳(chuan) 》“新周故宋”一語而來。何休以新周、故宋、《春秋》當新王為(wei) 三科之一，此即通三統之例也。《公羊傳(chuan) 》無明文，然《解詁》所發此義(yi) ，似與(yu) 經、傳(chuan) 文不合，頗嫌牽強，故後人詆之洶洶。晉王接首揭此議，謂“黜周王魯，大體(ti) 乖硋”。（《晉書(shu) ·王接傳(chuan) 》）其後，宋蘇軾、陳振孫皆祖此說，謂《公羊傳(chuan) 》無明文，甚至以何休為(wei) 《公羊》罪人。清人蘇輿謂董仲舒“引《春秋》‘杞子’，乃借以證興(xing) 禮之意”，實與(yu) 何休之意不同。

公羊家之“通三統”，雖語涉玄怪，然其精神則甚為(wei) 顯豁。概言之，則有二端：王者必尊賢，尊賢則所以法古也，法古所以奉天也，故存往昔故事以備取法，此其一也。又，王者尊賢不過二代，其封二王後為(wei) 大國，則自有親(qin) 、有故、有絀。公羊家以《春秋》當一新王，則周為(wei) 勝國，於(yu) 周為(wei) 黜，於(yu) 魯為(wei) 親(qin) ，於(yu) 三統之序則為(wei) 新；至於(yu) 宋，為(wei) 殷後之大國，於(yu) 孔子為(wei) 故，於(yu) 新封之周為(wei) 故，於(yu) 三統之序為(wei) 故；而夏則絀，不為(wei) 師法之禮矣。此猶古禮之祭祖，新死者為(wei) 鬼，此為(wei) 新周；新鬼於(yu) 生者為(wei) 親(qin) ，舊鬼自疏，此為(wei) 故宋；天子止立四親(qin) 之廟，庶人敘親(qin) 亦不過高祖，則高祖以上之舊鬼不享祭矣，此為(wei) 絀夏。此非獨新朝有親(qin) ，有故，有絀，祭祀亦然，至於(yu) 新君即位，例有封賞，而皆循此親(qin) 、故、絀之義(yi) 焉。

可見，通三統之義(yi) 至為(wei) 明顯，後世朝廷亦多能行此義(yi) 者。清人蘇輿即以為(wei) ，“漢自為(wei) 一代，上封殷、周，不及夏後，正用此絀夏、故宋、新周之說。……我朝康熙三十八年，聖祖致奠明陵，諭曰：‘古者夏殷之後，周封之於(yu) 杞宋，即今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孫，朕仍沛恩施，依然撫育，明之後世，應酌授一官，俾司陵寢。’……輿謂絀夏、親(qin) 周、故宋，猶今雲(yun) 絀宋、新明、故元。古者易代則改正，故有存三統、三微之說，後世師《春秋》遺意，不忍先代之遽從(cong) 絀滅，忠厚之至也。”[1]蘇輿雖斥清儒之附會(hui) ，然其所論，皆本諸董義(yi) ，頗不類後人牽引《穀梁》、《左氏》，以彈正公羊家之說。

然而，“三正”說包括的改製之義(yi) ，不過表明新王朝的合法性而已，即通過改正朔而表明“受命於(yu) 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春秋繁露·楚莊王》）蘇輿極申此說，以為(wei) 《春秋》無改製之義(yi) ，至於(yu) 董仲舒所論，不過有為(wei) 而言也。漢承秦興(xing) ，未遑改製之事，製度典章一依秦舊，賈誼多譏其因循，蓋以此也。設若蘇輿所言，則董仲舒倡言改製，蓋托聖人之《春秋》為(wei) 言，以諷漢廷改製也。董氏為(wei) 漢儒宗，地位巍巍，誠非後漢何休可比，是以晚清維新派尊董以改製，而保守派乃操戈入室，亦力陳董說之本意，而將改製之妄說歸咎於(yu) 何休。

然董仲舒謂孔子受命作《春秋》，實有改製之義(yi) 。董氏曰：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製之義(yi) 。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yu) 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所患也。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考命象之為(wei) ，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春秋繁露·符瑞》）

董氏言之鑿鑿，蘇輿乃彌縫其說曰：

製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後能改元立號，製禮作樂(le) ，非聖人所能托。道不變者也，周德既弊，而聖人得假王者以起義(yi) 而扶其失，俟來者之取鑒。故曰孔子立新王之道，猶雲(yun) 為(wei) 後王立義(yi) 爾。[2]

蓋自蘇輿視之，孔子改製，不過托乎《春秋》以立義(yi) 耳，非實改其製也。

“三正”本指夏、殷、周三代之曆法，即周以夏之十一月為(wei) 正月，殷以十二月為(wei) 正月，而夏則以十三月為(wei) 正。每當新王朝受命，必確定新年之歲首，此即“改正朔”。其後，秦以十月為(wei) 歲首，即用此三正循環之說也。新王受命，不獨改正朔，至於(yu) 服色、徽號、犧牲、器械等製度，莫不有變異，此為(wei) 王者之改製。其用意則在表明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即非受之於(yu) 人，而是受之於(yu) 天。顯然，此種內(nei) 涵的改製絕非作為(wei) 素王的孔子所能為(wei) ，唯開國之君始得為(wei) 之。

然而，改製尚別有一義(yi) ，即三教之循環。

二  三教與(yu) 文質再複

新王受命改製，不過就其表言之，至其裏，則三代之循環，不過文質再複而相損益耳。公羊家改製之說，此為(wei) 另一義(yi) 也。

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三統循環如此。至於(yu) 三代之製度，則實然有別，此所以有三教之不同也。董仲舒曰：

王者以製，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qin) 親(qin) 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sang) 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製爵三等，祿士二品；製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yan) 侈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si) ，衣製大上，首服嚴(yan) 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le) 載鼓，用錫舞，舞溢員；先毛血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qin) 戚多諱；封禪於(yu) 尚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yi) 節，故立嗣與(yu) 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sang) 禮合葬；祭禮先亨，婦從(cong) 夫為(wei) 昭穆；製爵五等，祿士三品；製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汙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si) ，衣製大下，首服卑退；鸞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le) 設鼓，用纖施舞，舞溢方；先亨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於(yu) 下位。（《三代改製質文》）

可見，董仲舒明言孔子改製，不獨不從(cong) 周，實損益四代而為(wei) 新製也。後儒頗攻何休誤讀董仲舒，實未得其情。至晚清，康有為(wei) 極推崇《三代改製質文》一篇，曰：

孔子作《春秋》改製之說，雖雜見他書(shu) ，而最精詳可信據者莫如此篇。稱《春秋》當新王者凡五，稱變周之製，以周為(wei) 王者之後，與(yu) 王降為(wei) 風、周道亡於(yu) 幽、厲同義(yi) 。故以《春秋》繼周為(wei) 一代，至於(yu) 親(qin) 周、故宋、王魯，三統之說亦著焉，皆為(wei) 《公羊》大義(yi) 。其他絀虞、絀夏、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聽孔子所推。姓姚、姓姒、姓子、姓姬，皆聽孔子所象。白黑、方圓、異同、世及，皆為(wei) 孔子所製。雖名三代，實出一家，特廣為(wei) 條理以待後人之行，故有再、三、四、五、九之複。……惟孔子乃有之。董子為(wei) 第一醇儒，安能妄述無稽之謬說？此蓋孔門口說相傳(chuan) 非常異義(yi) ，不敢筆之於(yu) 書(shu) 。故雖《公羊》未敢驟著其說。至董生時，時世殊易，乃敢著於(yu) 竹帛。故《論衡》謂孔子之文傳(chuan) 於(yu) 仲舒也。苟非出自醇實如董生者，雖有此說，亦不敢信之矣。幸董生此篇猶傳(chuan) ，足以證明孔子改製大義(yi) 。[3]

可見，在康有為(wei) 看來，公羊家改製之說，實出自孔子之口說相傳(chuan) ，至漢時始得著於(yu) 竹帛。

又，《漢書(shu) ·董仲舒》引《舉(ju) 賢良對策》雲(yun) ：

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yu) 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luan)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luan) 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董仲舒既以道之大原出於(yu) 天而不變，又以三王政教有文質之不同。堯、舜、禹三聖之禪讓，有改正朔、易服色之變，然此乃治世之相繼，故無文質損益之變。若夏、殷、周三王之革命，則亂(luan) 世之相繼也，故有文質損益之改。《春秋》之作，本撥亂(luan) 世而反諸正也，是以其言改製，實在文質損益方麵。仲舒此論足為(wei) 後世變法、革命之說張本。

至清末蘇輿，有感於(yu) 康有為(wei) 輕言改製而致清社傾(qing) 覆之禍，作《春秋繁露義(yi) 證》，專(zhuan) 明改製之旨僅(jin) 止於(yu) 改正而已，而不取亂(luan) 世救弊之義(yi) 。蘇輿以為(wei) 皆清儒解經之誤使然，甚至其將病源上溯至何休，以董子之說正《公羊》之本來麵目。

公羊家本以文質明三代之不同，其後又有三教之說。《白虎通·三教》雲(yun) ：

王者設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製與(yu) 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複始，窮則反本。[4]

此以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為(wei) 三教也。然三教之說，實本諸《論語》三代文質損益之說，如《雍也篇》雲(yun)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為(wei) 政篇》雲(yun) ：“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雲(yun) ：“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可見，漢人三教之說，誠淵源有自也。

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實集兩(liang) 漢論文質改製之大成。如其釋《公羊傳(chuan) 》文“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一語雲(yun) ：

質家親(qin) 親(qin) 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qin) 親(qin) 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

文家為(wei) 周家，質家為(wei) 殷家，《春秋》繼統之法蓋從(cong) 周文也。

又，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公羊傳(chuan) 》曰：“《春秋》，伯子男一也。”《解詁》雲(yun) ：

《春秋》改周之文，從(cong) 殷之質，合伯子男為(wei) 一。……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為(wei) 承衰亂(luan) 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親(qin) 親(qin) 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qin) 親(qin) 。及其衰敝，其失也親(qin) 親(qin) 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qin) ，故複反之於(yu) 質也。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cong) 子者，製由中也。

此明文質迭用，皆所以救前敝也。

又，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chuan) 》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解詁》雲(yun) ：

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cong) 殷之質。質家親(qin) 親(qin) ，明當親(qin) 厚，異於(yu) 群公子也。

而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解詁》雲(yun) ：

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cong) 殷之質，質家親(qin) 親(qin) ，先封同姓。

此二段皆明《春秋》之從(cong) 殷質也。

故《春秋》改製，明三教之所以不同，或從(cong) 殷，或從(cong) 周，或損周文從(cong) 殷質，或變殷質用周文，其實皆不過承衰救敝而已。可見，漢人由三教而言改製，唯聖人能當之，即因前代之利弊而有所損益，如是而造就一代新製。

改製之說，雖出於(yu) 公羊家言。蓋《公羊》推孔子為(wei) 素王，故所作《春秋》行改製之實，而當一代新王矣。漢人習(xi) 於(yu) 此說，遂便孔子為(wei) 漢製法，其所改者，蓋損周文以益殷質而已。漢末鄭玄折衷今古，其所注禮尤采此說，即以合乎《周禮》者為(wei) 周製，其不合者為(wei) 殷製。曆代製度之不同如此，可見孔子作《春秋》，確實有改製之實焉。

三  以夷變夏與(yu) 以夏變夷

馴至晚清，中國當衰微之際，故不得不用西法。用西法，則不得不變更古製，此晚清變法之所由起也。康有為(wei) 謂“孔子所以為(wei) 聖人，以其改製”[5]，此說可謂得聖心焉。

雖然，中國自古又有夷夏外內(nei) 之說。蓋中國素以夏自居，而有變夷之道；今若參用西法，甚至以西法為(wei) 上，則不免以夷變夏矣。故康有為(wei) 以三世說與(yu) 內(nei) 外說參比而為(wei) 論，即以吾國居據亂(luan) 世而為(wei) 夷，西方處升平、太平世而為(wei) 夏，則中國若變法，亦以夏變夷也。其後，康有為(wei) 又推衍《春秋》三世之說，以孔子本有大同之說，則西法亦不出吾儒範圍，是以吾國雖用西法，亦不過祖述孔子小康、大同之說耳。

因此，梁啟超論康有為(wei) 之改製曰：

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劉逢祿、龔自珍、陳立輩，皆言改製，而有為(wei) 之說，實與(yu) 彼異。有為(wei) 所謂改製者，則一種政治革命、社會(hui) 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統。三統者，謂夏、商、周三代不同，當隨時因革也。喜言張三世。三世者，謂據亂(luan) 世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進也。有為(wei) 政治上變法維新之主張，實本於(yu) 此。[6]

蓋通三統明製度當隨時因革，而張三世則明因改製而進化，因此，自梁啟超視之，康有為(wei) 言改製變法，實出於(yu) 公羊家通三統、張三世之舊論也。

康有為(wei) 欲變之古製實有二：其一，有清一代祖宗之成法；其二，數千年一統之法。

其中，祖宗成法尤關(guan) 係國本，稍有不慎，即致國家傾(qing) 覆。康有為(wei) 乃托於(yu) 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以變之，謂“今之法例，雖雲(yun) 承列聖之舊，實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今但變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而采周、漢之法意，即深得列聖之治術者也”，[7]又假康、乾間變易八貝勒議政舊製之成例，以為(wei) 祖宗之法亦無有不可變者，今當國運顛躓之時，祖宗之地既不可守，不若變祖宗之法以濟時艱。

其時，守舊者又多托聖人之法以阻撓變法。康有為(wei) 乃極言數千年一統之法，非列強競爭(zheng) 之世所宜，“方今當數千年之變局，環數十國之覬覦，既古史所未聞，亦非舊法所能治”[8]，“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zheng) 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9]。可見，康有為(wei) 以中國數千年皆處據亂(luan) 之世，則其所欲變者，非止有清一代之法，實欲變數千年之法也。

當時之守舊派，如朱一新攻康有為(wei) ，謂其實欲以夷變夏也，“陽尊孔子，陰祖耶蘇”[10]，“托於(yu) 素王改製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實”[11]。對此，康有為(wei) 說道：

其地之大，人之多，兵之眾(zhong) ，器之奇，格致之精，農(nong) 商之密，道路郵傳(chuan) 之速，卒械之精煉，數十年來，皆已盡變舊法，日益求精，無日不變，而我中國尚謹守千年之舊敝法。[12]

康有為(wei) 以西夷已進乎升平、太平之世，今之夷實不同於(yu) 古之夷，故不可純用“以夷變夏”之舊論視之。

朱一新又以夷夏倫(lun) 理綱常不同，而康有為(wei) 乃列舉(ju) 法國刑法、民法之條目，以證夷人亦講禮義(yi) 廉恥，與(yu) 吾國不異，“至於(yu) 三綱五常，以為(wei) 中國之大教，足下謂西夷無之矣，然以考之則不然”，“至於(yu) 人心風俗之宜，禮義(yi) 廉恥之宜，則《管子》所謂‘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有國有家，莫不同之，亦無中外之殊也”[13]，又謂“今日泰西之法，實得列國並立之公理，亦暗合吾聖經之精義(yi) ，不得謂之西法也”[14]。康氏又自敘其心意，謂反對變法者“惡夷狄之名，不深求中外之勢，故以西學為(wei) 諱”[15]。可見，康氏蓋本《春秋》之旨，亦持文化普遍主義(yi) 之立場，故不以夷、夏判然有別也。

其後，康門弟子徐勤亦借《春秋》以破夷夏之大防：

《春秋》無通辭之義(yi) ，《公》《穀》二傳(chuan) 未有明文，惟董子發明之。後儒孫明複、胡安國之流不知此義(yi) ，以為(wei) 《春秋》之旨最嚴(yan) 華夷之限，於(yu) 是尊己則曰神明之俗，薄人則曰禽獸(shou) 之類。苗、瑤、侗、僮之民，則外視之；邊鄙遼遠之地，則忍而割棄之。嗚呼！背《春秋》之義(yi) ，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廣，生民之塗炭，豈非諸儒之罪耶！若無董子，則華夏之限終莫能破，大同之治終末由至也。[16]

蓋漢代公羊家論夷夏之別，本有二義(yi) ：其一，嚴(yan) 夷夏之防，蓋為(wei) 攘夷張目也；其二，遠近大小若一，故有進退夷夏之法，而為(wei) 大同修塗也。宋儒孫明複、胡安國以夷狄之勢淩逼中國，乃專(zhuan) 取夷夏大防為(wei) 論。清代公羊家則反是，亦偏取一說，其初言滿漢大同，至康有為(wei) ，則倡言中外大同矣。

董子有“《春秋》無達辭”一語，蓋泛論條例之有變也。康有為(wei) 則舉(ju) 夷、夏之辨而論之，以為(wei) 夷、夏之辭皆從(cong) 其事，非專(zhuan) 有所指也。是以夷狄有禮義(yi) ，則予以夏辭；諸夏無禮，則奪以夷辭。《春秋》書(shu) “晉伐鮮虞”，蓋以晉伐同姓，故退以夷狄之也。宋儒於(yu) 夷狄之創痛尤深，故嚴(yan) 夷夏之防，遂以夷夏為(wei) 定名。

譚嗣同亦據《春秋》為(wei) 論，然別創新舊之義(yi) ，以論夷夏之進退。其《湘報後敘》有雲(yun) ：

《春秋傳(chuan) 》曰：中國亦新夷狄。《孟子》曰：亦以新子之國。新之為(wei) 言也，盛美無憾之言也。而夷狄、中國同此號者何也？吾嚐求其故於(yu) 《詩》矣，周之興(xing) 也，僻在西戎，其地固夷狄也，自文王受命稱王，始進為(wei) 中國。秦雖繼有雍州，春秋人不以所據之地而不目之為(wei) 夷。是夷狄中國，初不以地言。故文王之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者夷狄之謂也，新者中國之謂也；守舊則夷狄之，開新則中國之。新者忽舊，時曰新夷狄；舊者忽新，亦曰新中國，新同而所新者不同。危矣哉！己方悻悻然自鳴曰守舊，而人固以新夷狄新之矣。是夷狄中國，果不以地言，辨於(yu) 新，辨於(yu) 所新者而已矣。然僅(jin) 言新，則新與(yu) 所新者亦無辨，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舊，今日之舊，至明日而又已舊，鳥足以狀其美盛而無憾也。吾又嚐求其故於(yu) 《禮》與(yu) 《易》矣，《禮》著成湯之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係孔子之讚：日新之謂盛德。言新必極之於(yu) 日新，始足以為(wei) 盛美而無憾，執此以言治言學，固無往不貴日新矣。[17]

若譚氏之言，則西方不恒為(wei) 夷狄，而今乃為(wei) 中國矣；而中國不恒為(wei) 中國，而今乃為(wei) 新夷狄矣。揆諸《春秋》以夏變夷之說，則此時中國方為(wei) 夷狄，其用西法而改用新製，實不違《春秋》之義(yi) 。譚氏之說，蓋欲藉經說以杜反對者之口耳。

梁啟超則徑謂“以夷變夏”為(wei) 是。其《變法通議》雲(yun) ：

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進至中國，則中國之。古之聖人，未嚐以學於(yu) 人為(wei) 慚德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則如彼，考之前古則如此。而議者猶曰彝也彝也而棄之，必舉(ju) 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讓諸人，又何取耶？[18]

禮失求諸野，則今之中國，非古之中國矣，其學於(yu) 夷狄者，殆亦古聖賢之道焉。

《春秋繁露·竹林》雲(yun) ：“《春秋》之於(yu) 偏戰也，猶其於(yu) 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nei) 。”徐勤發揮其師說曰：

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nei) 。內(nei) 外之分，隻就所引言之耳。若將夷狄而引之諸地、諸天、諸星之世界，則夷狄亦當謂之內(nei) ，而諸地、諸天、諸星當謂之外矣。內(nei) 外之限，寧有定名哉？[19]

則今日之西夷，就地球言之，亦可謂之內(nei) 也。今日有“地球村”之說，則以內(nei) 外如一矣，如是而為(wei) 大同。故徐勤釋《春秋繁露·奉本》“遠夷之君，內(nei) 而不外”一語曰：“外而變內(nei) ，是天下無複有內(nei) 外之殊矣。聖人大同之治，其在斯乎！其在斯乎！。”[20]

可見，康門弟子皆不諱言變法乃“以夷變夏”，因此，保守派的葉德輝乃攻擊南海，謂“康有為(wei) 隱以改複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刪定六經而先作《偽(wei) 經考》，欲攪亂(luan) 朝政而又作《改製考》，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21]。近人錢穆亦有類似評價(jia) ，謂“康氏之尊孔，並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所震驚於(yu) 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之所有，孔子亦有之而已。是長素尊孔特其貌，其裏則亦如彼”[22]。

康有為(wei) 又以文、質別夷夏。公羊家素以孔子損文用質，則《春秋》蓋取質法也。其後董子亦謂《春秋》為(wei) 質法，如“承周文而反之質”（《春秋繁露·十指》），“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王道》），“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玉杯》）。然康氏猶別自有說，曰：

天下之道，文質盡之。然人智日開，日趨於(yu) 文。三代之前，據亂(luan) 而作，質也。《春秋》改製，文也。故《春秋》始義(yi) 法文王，則《春秋》實文統也。但文之中有質，質之中有文，其道遞嬗耳。漢文而晉質，唐文而宋質，明文而國朝質，然皆升平世質家也。至太平世，乃大文耳。後有萬(wan) 年，可以孔子此道推之。[23]

公羊舊論素以《春秋》為(wei) 質家法，今康氏據人類進乎文明之義(yi) ，謂《春秋》法文王，乃文家法。又以王朝之更迭，為(wei) 一文一質之遞嬗，故清世為(wei) 質家，而康氏之變法猶效孔子改製，抑或以文王自居也。

蓋康氏所謂文家法，多取文明進化之意，“夫野蠻之世尚質，太平之世尚文。尚質故重農(nong) ，足食斯已矣。尚文故重工，精奇瑰麗(li) ，驚猶鬼神，日新不窮，則人情所好也”。[24]又以孔子為(wei) 文王，蓋因文明道統在茲(zi) ，斯為(wei) 教主也，“蓋至孔子而肇製文明之法，垂之後世，乃為(wei) 人道之始，為(wei) 文明之王。蓋孔子未生以前，亂(luan) 世野蠻，不足為(wei) 人道也。蓋人道進化以文明為(wei) 率，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蓋為(wei) 孔子上承天命，為(wei) 文明之教主、文明之法王，自命如此，並不謙遜矣。”[25]康氏以孔子不獨傳(chuan) 承周文，至謂中國數千年文明，實自孔子而開辟也。此說雖屬不經，尤其未必與(yu) 公羊家之“文”義(yi) 相類，然而，其目的則在於(yu) 論證中國將變法而使文明進步也。

四  東(dong) 西優(you) 劣與(yu) 晚清思想之不同路向

戊戌變法之重心在政治方麵，即以西方之君主立憲取代中國數千年之君主專(zhuan) 製。然而，庚子以後，康有為(wei) 乃追述魏源“師夷長技”之論，主張師法西方之物質文明。1904年，康有為(wei) 在其《物質救國論》一書(shu) 中，強調西方文明之優(you) 勢全在物質方麵，至於(yu) 中國之衰弱，則不過出於(yu) 科技之不發達，因此，中國欲求民族之生存與(yu) 強大，惟一途徑隻能是學習(xi) 西方之“奇技淫巧”。此種立場似乎回到了早先洋務派的立場，而與(yu) 後來的西化論有著根本區別。康有為(wei) 雖然根本上是一“世界主義(yi) 者”[26]，不過與(yu) 西化論不一樣，尤其到了晚年，更多強調本民族自身的特殊性。

《春秋》謂太平世乃“遠近大小若一”，此說對南海影響尤深，致使其自始至終皆持一世界主義(yi) 立場，主張人類存在著某種普遍價(jia) 值。譬如，《孟子》謂文王乃東(dong) 西夷之人，南海對此說道：

舜為(wei) 太平世民主之聖，文王為(wei) 撥亂(luan) 世君主之聖。……孔子祖述憲章，以為(wei) 後世法程，其生自東(dong) 西夷，不必其為(wei) 中國也。……後世有華盛頓其人，雖生不必中國，而苟合符、舜文，固聖人所心許也。[27]

因此，《春秋》講“遠近大小若一”，到了康有為(wei) 這裏，就成了華夷界限之泯滅，乃至世界和平。正因如此，南海貶中國兩(liang) 千餘(yu) 年為(wei) 據亂(luan) 世，而推西方為(wei) 升平、太平世，即是出乎這種“世界主義(yi) ”的價(jia) 值觀。

康有為(wei) 既主張以夷變夏，又認為(wei) 人類已進乎“遠近大小若一”之世，遂有對外開放之主張。不過，康氏之開放未必出於(yu) 功利的目的。蓋自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中國曆次開放皆屬被迫，而康氏則主張主動開放。1900年7月，康氏欲趁北方義(yi) 和團之亂(luan) ，而舉(ju) 兵勤王，擁光緒複位。康氏嚐對洋人自陳其新政主張曰：

我若執政多時，必已將沿海口岸全開，聽西人往來通商。蓋西人商務之精、製造之美，及其橋梁、宮室、道路、巡捕之整齊，皆足開我民之智慧，而補我民之器用，令我民日進於(yu) 文明，此事有大益而無損。……若盡開通商諸口，聽各國之通商，則各國文明之氣既得輸入中國，中國人民可以大開其智識，以為(wei) 進化之地。又可以知西人為(wei) 有政教之國，必不至妄誚夷狄而鬧教矣。外交之情，於(yu) 是融浹而相親(qin) 矣。[28]

康氏此等話語頗有媚外賣國之意，其後民國政府又推而進之，至於(yu) 今日之自由主義(yi) 者，乃莫不以此為(wei) 論矣。

其後，康有為(wei) 頗曆事變，漸悟此說不符合中國之現實，雖猶持“世界主義(yi) ”立場，然以西方亦未近乎理想，而中國之具體(ti) 實際，亦不盡宜於(yu) 升平、太平之法，則中國固有之傳(chuan) 統猶有其現實價(jia) 值也。

康有為(wei) 此時更多采取一種實用主義(yi) 的態度，吸取西方文明中那些能夠促使中國富強的因素。此種立場使其在遊曆歐美期間，能夠更清醒地對西方文明進行批評。康氏遊意大利時曾發感慨曰：

未遊歐洲者，想其地若皆瓊樓玉宇，視其人若皆神仙才賢，豈知其垢穢不治、詐盜遍野若此哉！故謂百聞不如一見也。吾昔嚐遊歐美至英倫(lun) ，已覺所見遠不若平日讀書(shu) 時之夢想神遊，為(wei) 之失望。今來意，甫登岸，而更爽然。[29]

康氏又頗譏希臘、羅馬之文明，以為(wei) 區區狹隘之域，實不若我漢世遠甚，不過北魏、遼、金、元之比例而已。[30]觀乎今日留洋者，多不能正視西方文明諸多弊端。

可見，康氏此時雖然猶主改製，不過限於(yu) 取法西人物質文明而已。至於(yu) 風俗道德，則以中西未有異也，故不須改，尤其不必因改製而顛覆吾國數千年之風俗人心也。此種觀點，代表了當時士大夫對東(dong) 西優(you) 劣的一般傾(qing) 向。然而，不出數年，革命黨(dang) 人藉柄持大政之機，極醜(chou) 詆封建倫(lun) 理，遂致中國之道德淪胥若此。

更後，康有為(wei) 認為(wei) 孔子之道高於(yu) 西方，不僅(jin) 對於(yu) 中國之現實有其價(jia) 值，且對於(yu) 人類亦有普遍價(jia) 值。此乃康氏晚年的“世界主義(yi) ”立場，其目的不是為(wei) 了融入西方，而在於(yu) 保存國粹而已。顯然，此種態度與(yu) 一意與(yu) 西方接軌之全盤西化立場不同。因此，康氏對時人拋棄國粹的做法頗加譏議，曰：

今中國近歲以來，舉(ju) 國狉狉，搶攘發狂，舉(ju) 中國之政治、教化、風俗，不問是非得失，皆革而去之，凡歐美之政治、風化、祀俗，不問其是非得失，皆服而從(cong) 之。[31]

今之少年，求新太過，躐等而馳，亂(luan) 次以濟，固宜無所不有。十年後，必講保國粹之義(yi) 。必有英俊之士，負荷斯道，大發教宗，以行於(yu) 天下者。[32]

可見，康氏與(yu) 當時全盤西化派既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即“世界主義(yi) ”，然其中根本不同者，則因康氏對中國與(yu) 西方曆史現狀之了解，以及對孔子之道的重新估價(jia) ，完全不同於(yu) 全盤西化派。今人既以人類趨同為(wei) 大勢，遂以全盤西化為(wei) 潮流，至於(yu) 民族之物，不過為(wei) 陳列於(yu) 洋人博物館之古物而加保存而已，全無康氏當年以孔子思想包容世界之胸襟。可見，康氏晚年之保守實有非常積極的姿態，至於(yu) 五四以後之新儒家，雖以保守主義(yi) 自居，然不過以趨向新世界為(wei) 目標，對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要消極得多。

此時，康有為(wei) 對自由等西方價(jia) 值批判尤多，其曰：

今中國以自由之風破敗一切，甚者子以自由逆其父，婦以自由去其夫，弟以自由抗其師，工商亞(ya) 旅以自由抗其主伯，軍(jun) 旅士卒以自由違其長上。愚民不考，但聞自由之名，便於(yu) 為(wei) 己，而風從(cong) 之。遂使中國數千年之法紀道揆，掃蕩無餘(yu) ，皆自由二字為(wei) 之。[33]

然西方又尚法治，而法治不免致人民不自由而已。康氏曰：

法律之範圍日嚴(yan) ，則自由之抑製益甚，故在各國之下，人民苦於(yu) 苛肆，大不自由矣。……吾先聖非不知人之自由也，故率人性以為(wei) 道，修人道以為(wei) 教，因人情以為(wei) 田，故自宮室、衣服、飲食、男女、親(qin) 戚、朋友皆從(cong) 人之所欲，所謂自由已甚矣。但為(wei) 之節文而為(wei) 之禮，加之防正以為(wei) 之法，不過去太去甚，而歸於(yu) 人人可行。蓋已有自由，故不立自由之名也。[34]

古代中國以風俗自律，至於(yu) 辟宅、置業(ye) ，政府皆不甚幹涉，雖不言自由，實真自由也。若西方雖以自由相標榜，實未必如中國古代之自由。此種認識，不獨康有為(wei) 有之，其後，孫中山亦多強調中國固有之真自由。

可以說，戊戌以後，康氏對中國之人文道德愈益持肯定態度，尤其當革命風潮大興(xing) 之時，康氏始終堅持中國在文化上的優(you) 越性，而對一味西化的革命派持批評態度。康氏借助公羊家之夷夏理論，強調種族間之差別首要在於(yu) 文化，故其保皇立場不僅(jin) 是政治的態度，而且還有文化上的考慮。對此，近人蕭公權說道：

他（康有為(wei) ）更謂夷夏的惟一區別是文化，而非種族。滿洲人尊重並維護中國傳(chuan) 統，並未夷化中國，因此不能視之為(wei) 異族。革命派所倡導的滿漢之爭(zheng) ，必將使中國遭不尊重中國文化的西方人征服，這樣中國便真正會(hui) 亡掉。[35]

南海此種擔憂，不幸而言中矣。隨後，中國進入了一個(ge) 全麵否定自己文化，甚至否定自己的語言、乃至種族的激進變革進代。可以說，南海對革命黨(dang) 人的批評，其實有著“以夷變夏”這種文化上的憂慮。

五  結語

庚子國難以後，清廷亦漸推行改革，種種施設，皆未出乎戊戌新法之藩籬也。然而，此時滿人朝廷已不足以寄天下之望，革命漸成潮湧之勢矣。孫中山之革命，以“驅除韃虜”為(wei) 幟，實不止於(yu) 推翻一姓之王朝而已，乃欲以西方之民主共和取代中國亙(gen) 古以來之君主製度。此誠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較諸晚清之變法思想，雖有君憲與(yu) 共和之異，至於(yu) 以夷變夏，則未有異焉。就此言之，康、孫之思想皆屬激進，絕無保守之態矣。

並且，晚清之變法思想，絕非限於(yu) 一姓王朝之“自改革”而已，實欲效孔子改製之精神，而建立起垂法萬(wan) 世之新製度。蓋孔子之改製，乃折衷四代而成新製，實欲從(cong) 舊傳(chuan) 統中開出一新傳(chuan) 統也。康有為(wei) 效法孔子，不獨以滿清當舊邦而有新命焉，且寄新命於(yu) 數千年之中國。是以中國當列強並爭(zheng) 之世，猶能自立、自強，且進乎小康、大同之世。至於(yu) 其後之革命黨(dang) ，無論左右，皆欲盡掃除五千年傳(chuan) 統，以為(wei) 須於(yu) 空白之紙上，方能繪出最美麗(li) 之圖案。因此，晚清變法思想較之此類激進主張，自為(wei) 保守矣。

【注釋】

[1] 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卷7，中華書(shu) 局，2002年，第190、191頁。

[2] 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卷1，第28頁。

[3] 康有為(wei) ：《孔子改製考》卷9，《康有為(wei) 全集》第三，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4頁。

[4] 《白虎通·三教》又雲(yun) ：“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nei) 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wei) 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yang) 之，以敬為(wei) 地教也。”又雲(yun) ：“夏後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謂曰：夏後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凡此，皆言夏、殷、周三代政教之不同。

[5] 康有為(wei) ：《桂學答問》，《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第18頁。

[6]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65頁。

[7] 康有為(wei) ：《上清帝第一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第183頁。

[8] 康有為(wei) ：《殿試策》，《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第66頁。

[9] 康有為(wei) ：《上清帝第六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四，第17頁。

[10] 康有為(wei) ：《答朱蓉生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第323頁。

[11] 朱一新：《朱侍禦複康長孺第四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第327頁。

[12] 康有為(wei) ：《答朱蓉生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第323頁。

[13] 同上，第324頁。

[14] 康有為(wei) ：《進呈〈日本變政考〉等書(shu) 乞采鑒變法以禦侮圖存折》，《康有為(wei) 全集》第四，第48頁。

[15] 康有為(wei) ：《答朱蓉生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第326頁。

[16] 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6下，《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第414頁。又見《春秋筆削大義(yi) 微言考》卷6，《康有為(wei) 全集》第六，第179頁。

[17] 轉引自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8、29頁。

[18]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一。

[19] 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6下，《康有為(wei) 全集》，第414頁。

[20] 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6下，《康有為(wei) 全集》，第416頁。

[21] 葉德輝：《與(yu) 劉先端、黃鬱文兩(liang) 生書(shu) 》，《翼教叢(cong) 編》，卷六。

[2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ce) ，商務印書(shu) 館，1997年，第780頁。

[23] 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5，《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第370、371頁。

[24] 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第6，《康有為(wei) 全集》第七，第161頁。

[25] 康有為(wei) ：《論語注》卷9，《康有為(wei) 全集》第六，第445、446頁。

[26] 參見蕭公權：《康有為(wei) 思想研究》，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83-285頁。

[27] 康有為(wei) ：《孟子微》卷1，《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第417頁。

[28] 康有為(wei) ：《答某國大員問新黨(dang) 執政之外交政策》，《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第238頁。

[29] 康有為(wei) ：《意大利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七，第351頁。

[30] 康有為(wei) ：《意大利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七，第401、403頁。

[31] 康有為(wei) ：《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康有為(wei) 全集》第十，第129頁。

[32] 康有為(wei) ：《意大利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七集，第374頁。

[33] 康有為(wei)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康有為(wei) 全集》第十，第81頁。

[34] 康有為(wei)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康有為(wei) 全集》第十，第81頁。

[35] 蕭公權：《康有為(wei) 思想研究》，第152頁。又參見氏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第701、7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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