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何休之異同與(yu) 晚清公羊學之發展

作者：曾亦*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哲學門》第十三卷（總第二十五輯，2012.7）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十五日己卯

           耶穌2015年5月3日

提要：董仲舒與(yu) 何休之差異，素不為(wei) 學者重視。然至晚清，龔自珍與(yu) 魏源等開始強調董、何之間的差異，並著力發揮董仲舒的學說，且對何休多有微詞。清末的康有為(wei) 更是依據董仲舒的學說，發展出一套新的公羊學理論，並用以指導其維新變法的政治實踐。本文試圖先由董、何在學脈與(yu) 思想的異同入手，探討清代公羊家對此問題的不同看法，尤其分析了董、何差異對康有為(wei) 的公羊學理論之影響。

關(guan) 鍵詞：董仲舒  何休  公羊  學劉逢  祿魏源  龔自珍  康有為(wei)

董仲舒與(yu) 何休皆為(wei) 公羊學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董仲舒為(wei) 西漢一代儒宗，而何休則為(wei) 漢末公羊殿軍(jun) ，其後治《公羊傳(chuan) 》者，皆莫出二子之外。不過，自漢以至清中葉，研究《春秋》之學者亦多，然多未注意到董、何之間的差別。嘉慶、道光間，公羊學複興(xing) ，常州學派的代表人物劉逢祿開始意識到董、何之差異，且對何休多有批評。其後，龔自珍、魏源則承劉逢祿之緒餘(yu) ，更張複古之幟，遂一意推尊董氏，而晚清今、古之爭(zheng) 由此而起。至康有為(wei) ，不僅(jin) 嚴(yan) 守今、古經文學之壁壘，且侈大董氏之說，以為(wei) 變法改製之依據。與(yu) 此同時，政治上與(yu) 康氏為(wei) 敵的保守派學者，如朱一新、蘇輿等，亦據董氏而駁何休，謂康氏之說不過襲何休“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而已。可見，董、何之異同直接影響到清代公羊學乃至整個(ge) 晚清經學的走向。

一 董、何之學術源流與(yu) 思想異同

董仲舒（約前179—前104），趙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wei) 博士。《漢書(shu) ·本傳(chuan) 》雲(yun) ：“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ju) 》、《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yu) 萬(wan) 言，皆傳(chuan) 於(yu) 後世。”其著述有《春秋繁露》、《春秋決(jue) 獄》、《天人三策》等。《漢書(shu) ·五行誌》雲(yun) ：“漢興(xing) ，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wei) 儒者宗。”可見仲舒在漢代之學術地位。其時又有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亦治《春秋》，景帝時為(wei) 博士。子都與(yu) 仲舒同業(ye) ，其書(shu) 除《春秋公羊傳(chuan) 章句》外，又有《條例》。子都年老，乃歸教於(yu) 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仲舒弟子甚多，《漢書(shu) ·本傳(chuan) 》稱其“下帷講誦，弟子傳(chuan) 以久次相授業(ye) ，或莫見其麵”，然唯贏公“守學不失師法”。贏公傳(chuan) 孟卿與(yu) 眭弘。眭弘，字孟，有弟子百餘(yu) 人，唯嚴(yan) 彭祖、顏安樂(le) 為(wei) 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le) 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yan) 之學，而董學遂一分為(wei) 二矣，皆立於(yu) 學官。

何休（129—182），字邵公，任城樊人。休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yu) 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yu) 條，妙得《公羊》本意。《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雲(yun) ：

休善曆算，與(yu) 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chuan) ，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又據《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李育習(xi) 《公羊春秋》，章帝時為(wei) 博士。建初四年，章帝詔諸儒論五經於(yu) 白虎觀，李育以《公羊》義(yi) 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wei) 通儒。案傳(chuan) 僅(jin) 謂李育習(xi) 《公羊春秋》，而不載其學嚴(yan) 、顏二家之事。然李育、羊弼既為(wei) 博士，則何休之學當不出嚴(yan) 、顏之外。

又據何休《公羊解詁·自序》雲(yun) ：

傳(chuan) 《春秋》者非一，本據亂(luan) 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chuan) 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yu) 百萬(wan) 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wei) 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wei) 《公羊》可奪，《左氏》可興(xing) 。恨先師觀聽不決(jue) ，多隨二創。此世之餘(yu) 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餘(yu) 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可見，何休對嚴(yan) 、顏之學頗為(wei) 不滿，故推本胡毋生《條例》，欲使公羊義(yi) 以就繩墨。據此，何休之學相對於(yu) 嚴(yan) 、顏二家，似為(wei) 一新解。

案，漢初《公羊》先師，唯有胡毋生、董仲舒，皆以習(xi) 《春秋》而為(wei) 博士。其後，胡毋生老而歸齊，《儒林傳(chuan) 》雖謂齊地學《春秋》者宗之，而有名者唯公孫弘而已。且公孫弘之學不純，未必真能傳(chuan) 其學。至於(yu) 仲舒之學，則傳(chuan) 在官府，得以師法教授弟子，而世為(wei) 博士矣。胡、董之學術，其源或同，其流則絕異；猶毛《詩》之與(yu) 齊、魯、韓三家《詩》，前者流於(yu) 民間，而後者則傳(chuan) 於(yu) 官府也。並且，漢廷設科射策，以利祿獎誘經術，則官學之分途，由師法而家法，董子之後，又有嚴(yan) 、顏二家異說，此或必然。至於(yu) 民間傳(chuan) 習(xi) 之學，恪守師說，反較純粹，絕無俗儒之譏。因此，何休雖生於(yu) 漢末，卻能溯源師說之本，絕不同於(yu) 西漢博士之學，近人段熙仲因謂何休為(wei) “西京博士之教外別傳(chuan) ，而直接胡、董先師之說者矣”[1]。

又，清阮元謂何休“為(wei) 膠西（董仲舒）四傳(chuan) 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諡例》、《公羊傳(chuan) 條例》”，阮元以何休之學出於(yu) 仲舒，而仲舒出於(yu) 胡毋生，則何休當兼胡、董二家之學也。然何休與(yu) 仲舒年輩相去甚遠，不可能止有四傳(chuan) ，此說似屬不經。故江藩撰《公羊先師考》，力辟此說，謂“休之學出於(yu) 育，育之學本之子都”，又謂“仲舒推五行災異之說，取京房之占，不師仲舒可知矣”，“今之公羊，乃齊之公羊，非趙之公羊也”。誠如此說，則何休之歸本胡毋生，猶宋孝宗之承統反正也。[2]段熙仲嚐作《〈春秋公羊傳(chuan) 解詁〉所據本考》，多有取於(yu) 江藩之論，考訂頗精審，斷言何休《解詁》乃本於(yu) 胡毋生，與(yu) 董子《繁露》不同。[3]誠如此說，則何休之學當如其自序所言，實出於(yu) 胡毋生，而與(yu) 兩(liang) 漢立於(yu) 學官之董學未有淵源也。

因此，何休之學術淵源，大致有四：其一，就李育、羊弼俱得立為(wei) 博士而言，當不出乎嚴(yan) 、顏二家之學。其二，就何休之不慊於(yu) 嚴(yan) 、顏之徒而言，當返本於(yu) 胡、董。其三，何休自謂依胡毋生《條例》作《解詁》，則當上承胡毋生。其四，就董之出於(yu) 胡而言，則何休當兼取胡、董之說。然而，考何休之書(shu) ，極推崇胡毋生，而無一語及於(yu) 董仲舒，且漢人尤重師說，公羊家尤甚，可見，何休之不祖董子，當無疑義(yi) 。

董、何之學術源流不同如此，至其對《春秋》之理解，亦頗有異同。董、何皆以條例治《春秋》。何休總結《春秋》之條例主要有“三科九旨”，即通三統、張三世與(yu) 異外內(nei) ，然考仲舒《春秋繁露》一書(shu) ，已頗發“三科九旨”之說矣。

首先，三世例本出於(yu) 《公羊傳(chuan) 》文，即隱元年、桓二年與(yu) 哀十四年三處傳(chuan) 文，皆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語。對此，《繁露·楚莊王篇》釋雲(yun) ：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wei) 三等，有見，有聞，有傳(chuan) 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chuan) 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chuan) 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chuan) 聞九十六年。於(yu) 所見微其辭，於(yu) 所聞痛其禍，於(yu) 傳(chuan) 聞殺其恩，與(yu) 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書(shu) 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shu) 乙未，殺其恩也。

何休《解詁》所言大致相同。隱元年注雲(yun) ：

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yu) 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chuan) 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yi) 有深淺，時恩衰義(yi) 缺，將將以理人倫(lun) ，序人類，因製治亂(luan) 之法，故於(yu) 所見之世，恩巳與(yu) 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yu) 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yu) 所傳(chuan) 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

桓二年注雲(yun) ：

於(yu) 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chuan) 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

可見，董、何言言三世例，實無有異也。

又，異外內(nei) 例亦出於(yu) 《公羊傳(chuan) 》文。成十五年傳(chuan) 雲(yun) ：

曷為(wei) 殊會(hui) 吳？外吳也。《春秋》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wei) 以外內(nei) 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何注雲(yun) ：“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而《繁露·王道篇》雲(yun) ：“故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董、何之說皆與(yu) 傳(chuan) 文無異。

至於(yu) 通三統例，則《公羊傳(chuan) 》無明文。隱元年徐彥疏謂何休作《文諡例》雲(yun) ：

三科九旨者，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

何休釋傳(chuan) 文多用此義(yi) 。如莊二十七年注雲(yun) ：“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僖二十三年注雲(yun) ：“《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宣十六年注雲(yun) ：“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

不過，何休此說亦見於(yu) 《繁露》。《三代改製質文篇》雲(yun) ：“《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qin) 周，故宋。”可見董、何之無異義(yi) 也。

通三統說又兼改製之義(yi) 。隱元年注雲(yun) ：“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yu) 天，不受之於(yu) 人。”此說見於(yu) 《繁露》。《楚莊王篇》雲(yun) ：“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誌而明自顯也。”《三代改製質文篇》雲(yun) ：“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yu) 天也。”可見，何休言改製與(yu) 仲舒同。

通三統說又兼五始之義(yi) 。《繁露·玉英篇》雲(yun)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nei) 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而隱元年注雲(yun) ：“政莫大於(yu) 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nei) 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wei) 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製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ti) ，乃天人之大本，萬(wan) 物之所係，不可不察也。”二說亦無異。

凡此，皆見董、何學術之同。至其異者，仲舒雖言例，而不專(zhuan) 主例，故《繁露·精華》雲(yun) ：“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春秋》即辭以見例。蓋事同辭同，此《春秋》所以有例也；然亦有事同而辭異者，非可以例拘，故仲舒謂“《春秋》無達辭”。雖然，後世猶以為(wei) 例，蓋變例也。何氏則於(yu) “三科九旨”之外，又有七等、六輔、二類之例，且尤詳於(yu) 日月例、名例、褒譏貶絕例等，頗為(wei) 後儒所譏。而仲舒之言例，遠不若何休為(wei) 密，亦可見仲舒未若何休之拘於(yu) 例也。清末康有為(wei) 之宗董，亦以其不尚條例也，而魏源發明董氏義(yi) 例，亦以仲舒言例之不明也。

不獨如此，董、何對經義(yi) 的具體(ti) 發揮亦有不同。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qiao) 如、公孫嬰齊帥師會(hui) 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於(yu) 鞍，齊師敗績。《公羊傳(chuan) 》以齊頃公“佚獲”當絕，且無褒逄醜(chou) 父文。何休本此意雲(yun) ：

醜(chou) 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yu) 王法頃公當絕。如賢醜(chou) 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以醜(chou) 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當貴。

何休蓋以王法當絕頃公，故醜(chou) 父生其君，其如王法何？其論僅(jin) 止於(yu) 此，頗粗略。而《繁露》對此議論既詳且精。《竹林篇》雲(yun) ：

逄醜(chou) 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謂知權？醜(chou) 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醜(chou) 父之所為(wei) ，難於(yu) 祭仲，祭仲見賢而醜(chou) 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後民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yu) 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wei) 知權而賢之。醜(chou) 父措其君於(yu) 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wei) 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yu) 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wei) 也，前枉而後義(yi) 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逄醜(chou) 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le) ，故賢人不為(wei) 也，而眾(zhong) 人疑焉。《春秋》以為(wei) 人之不知義(yi) 而疑也，故示之以義(yi) ，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yu) 天之為(wei) 人性命也。天之為(wei) 人性命，使行仁義(yi) 而羞可恥，非若鳥獸(shou) 然，苟為(wei) 生，苟為(wei) 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為(wei) 不可以加於(yu) 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wei) 亦不可以加於(yu) 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複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yu) 義(yi) 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醜(chou) 父何權矣。……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醜(chou) 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yu) 大辱。大辱莫甚於(yu) 去南麵之位而束獲為(wei) 虜也。

董子論頃公、醜(chou) 父事，長篇大論，而何休不過寥寥數筆。且董子借祭仲行權事以明醜(chou) 父之非義(yi) ，而何氏亦無一語及於(yu) 祭仲事。

又，莊三年，秋，紀季以酅入於(yu) 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chuan) 》以稱字為(wei) 賢紀季，以不言滅紀為(wei) 賢齊襄公。何注無別說，蓋以傳(chuan) 義(yi) 甚明而無衍辭也。然董說則頗不同。《玉英篇》雲(yun) ：

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shu) 專(zhuan) ，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yu) 所賢也，固順其誌而一其辭，章其義(yi) 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誌，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以酅入於(yu) 齊者，實紀侯為(wei) 之，而《春秋》詭其辭，以與(yu) 紀季。……何賢乎紀侯？曰：齊將複仇，紀侯自知力不加而誌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yu) 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春秋》賢死義(yi) ，且得眾(zhong) 心也，故為(wei) 諱滅。以為(wei) 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yi) 也。

可見，《公羊傳(chuan) 》及何休俱以賢齊襄之複仇，且賢紀季之存宗廟也，而仲舒則以為(wei) 實賢紀侯能死義(yi) ，且存宗廟之誌也。

又，隱三年，癸未，葬宋繆公。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yu) 夷。《公羊傳(chuan) 》雲(yun) ：“（繆公）終致國乎與(yu) 君。莊公馮(feng) 弑與(yu) 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wei) 之也。”何休亦本傳(chuan) 義(yi) ，謂“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又謂宣公、繆公“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zheng) 也”。然據《玉英篇》雲(yun) ：

不書(shu) 莊公馮(feng) 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yu) 其子而與(yu) 其弟，其弟亦不與(yu) 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wei) 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luan) ，移之宋督以存善誌。此亦《春秋》之義(yi) ，善無遺也。若直書(shu) 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

蓋何休從(cong) 《公羊傳(chuan) 》說，以《春秋》書(shu) 繆公之葬日，乃宣公、繆公因讓國而危不得葬也，至其死後，且移禍於(yu) 子孫，致莊公馮(feng) 弑與(yu) 夷也。然據仲舒說，《春秋》之書(shu) 法不罪莊公馮(feng) ，而移罪宋督，正欲褒宣、繆讓國之德也。一則貶宣、繆，一則褒宣、繆，董、何之不同如此，可謂南北之異。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謂何休引《春秋》以駁漢事，妙得《公羊》本意，然觀《繁露》中董子語，頗有與(yu) 《公羊傳(chuan) 》不同者，抑或自何休視之，非“《公羊》本意”也。董說除見於(yu) 《繁露》外，又當頗載於(yu) 嚴(yan) 、顏二家之學，則所謂“倍經、任意、反傳(chuan) 違戾”者，蓋本出於(yu) 仲舒也，因此，何休之不滿嚴(yan) 、顏而依胡毋生，實對董學之不滿，而據《春秋》經、傳(chuan) 以駁董學也。

雖然，董、何之間的異同，素不為(wei) 學者所重視，然自清中葉以後，隨著常州今文學派之興(xing) 起，開始注意到董、何之間的差異，尤為(wei) 重要者，此種差異直接影響到晚清公羊學的發展以及康有為(wei) 變法思想的取向。

二  劉逢祿之“申何”與(yu) “匡何”

劉逢祿（1776－1829）為(wei) 清代公羊學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早期逢祿在討論何、鄭之爭(zheng) 時，完全以申何為(wei) 宗旨。1805年，劉逢祿撰成其最重要的著作《春秋公羊何氏釋例》一書(shu) ，雖以發明劭公義(yi) 例為(wei) 宗旨，然其中已論及董、何異同的問題。一方麵，劉氏認為(wei) ，董、何之書(shu) “若合符節”；另一方麵，劉氏論及張三世例時，有“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內(nei) 諸夏，不言鄙疆是也”一段，其下有小字注文曰：“董子《觀德篇》雲(yun) ：‘稻之會(hui) ，先內(nei) 衛。’《奉本篇》雲(yun) ：‘諸侯伐哀者，皆言我。’俱勝何氏注義(yi) 。”可見，至少逢祿此處認為(wei) 董氏優(you) 於(yu) 何氏。

劉氏關(guan) 於(yu) 三世例的討論，對清代公羊學的發展極為(wei) 關(guan) 鍵。然而，不論在董仲舒那裏，還是在何休那裏，最重要的卻是“通三統”說，清末朱一新、蘇輿輩欲攻南海改製之說，乃甚揚此論。朱一新謂“《公羊》大義(yi) 在通三統”[4]，蘇輿則謂“實則《公羊》家言，惟張三世最無意義(yi) ”。蓋漢人以承暴秦之故，尤重《春秋》通三統義(yi) ；宋人則重內(nei) 外之旨，以嚴(yan) 華夷之防；至劉逢祿，始將張三世義(yi) 置於(yu) 首要地位，其後龔自珍、魏源之徒，莫不承此緒餘(yu) 而張大之。

且就張三世而言，本有二義(yi) ：其一，世有遠近，恩有厚薄，情有親(qin) 疏，故辭與(yu) 情俱，而有異辭也；其二，辭有詳略，因見治有內(nei) 外先後，而明衰亂(luan) 、升平、太平三世之旨。此二義(yi) 不獨何休言之，董仲舒《春秋繁露》亦兼明此二義(yi) 。雖然，董、何俱重前義(yi) ，蓋以為(wei) 《公羊傳(chuan) 》之本義(yi) ；至於(yu) 後一義(yi) ，乃與(yu) 內(nei) 外例合而明之。至逢祿釋何氏例，因《詩》之文論“王道之始基”以至“王道之太平”，因《書(shu) 》之文推原三代終始之運，又因《易》之文見天地之心之“無平不陂，無往不複”，皆發揮後一義(yi) 也。是以蘇輿斥龔自珍言張三世於(yu) “何注恩王父之說，亦複不詞”，即謂其專(zhuan) 主張三世第二義(yi) 也。

不僅(jin) 如此，逢祿對“通三統”的討論亦對龔、魏、康等人極具影響。

董仲舒與(yu) 何休關(guan) 於(yu) “通三統”之討論，內(nei) 涵極為(wei) 豐(feng) 富，然而，劉逢祿獨重其中“改製”之旨，而於(yu) “改製”旨又獨重文質損益之說。蓋董、何論“改製”，實兼二義(yi) ：其一，由“三正”之說而入，明王者改製乃“順天誌而明自顯”，所以“明天命”、“見天功”，此董子所謂“法先王”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而逢祿言“三正”，欲明“三王之道若循環”也；言“三王之道若循環”，欲明“終則複始，窮則反本”，以至於(yu)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逢祿此說，可為(wei) 後來康有為(wei) 專(zhuan) 尚改製微言之說張本。其二，逢祿因夏、商、周三教之不同，而發“損文而用忠”、“變文而從(cong) 質”之義(yi) ，而遂以“法後王”為(wei) 旨，至於(yu) 董子“無易道之實”語則闕而弗講，此固清季公羊家所樂(le) 言。王者改製，實兼二義(yi) ，而逢祿專(zhuan) 以發明文質損益義(yi) 為(wei) 事，因此，清末康有為(wei) 倡言改製，至欲大變中國數千年之法，逢祿亦不得辭其咎焉。

此外，逢祿對外內(nei) 例的討論亦影響到後來康有為(wei) 的大同思想。

在董、何那裏，異內(nei) 外義(yi) 有二：其一，別內(nei) 外，即尊王攘夷。其二，一內(nei) 外，即治自近者始。然而，逢祿卻專(zhuan) 主一內(nei) 外之義(yi) ，是以內(nei) 外之區別不再有嚴(yan) 分華夷的內(nei) 涵，隻是王者治世先後的問題，如是由亂(luan) 世而漸次至於(yu) 升平世，乃至太平世。章太炎攻逢祿“以《公羊傳(chuan) 》佞諛滿洲”[5]，又謂其“世仕滿洲，有擁戴虜酋之誌，而張大《公羊》以陳符命”[6]，攻魏源“妖以誣民，誇以媚虜”[7]，謂南海“大同之說興(xing) ，而漢虜無畔界”[8]。其後，龔自珍倡“賓賓”之說，欲異姓之魁傑得滿廷之禮遇焉。至於(yu) 曾國藩盡忠虜廷，錢穆既譏之，又哀其誌，謂“湘鄉(xiang) 曾氏削平大難，欲以忠誠倡一世，而晚境憂譏畏讒，惴惴不可終日。異姓之賓，雖掬忠誠以獻其主，其主疑忌弗敢受也。故湘鄉(xiang) 之倡導忠誠，亦及身而歇，無救於(yu) 一姓之必覆”[9]。此種批評誠為(wei) 太刻，然清廷既倡言滿漢大同，逢祿對內(nei) 外例之解釋，當不能不受其影響。

逢祿又雲(yun) ：

餘(yu) 覽《春秋》進黜吳楚之末，未嚐不歎聖人馭外之意至深且密也。……然則代周而改周法者，斷自秦始，何其辭之博深切明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比於(yu) 戎狄。然其地為(wei) 周之舊，有文武貞信之教，無敖僻驕侈之誌，亦無淫泆昏惰之風，故於(yu) 《詩》為(wei) 夏聲。其在《春秋》，無僭王滑夏之行，亦無君臣篡弑之禍，故《春秋》以小國治之，內(nei) 之也。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強也最驟，故亡也忽焉。秦強於(yu) 內(nei) 治，敗殽之後，不勤遠略，故興(xing) 也勃焉。楚之長駕遠馭強於(yu) 秦，其內(nei) 治亦強於(yu) 吳，故秦滅六國，而終覆秦者楚也。聖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運，而反之於(yu) 禮義(yi) ，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故於(yu) 楚莊、秦穆之賢而予之，卒以為(wei) 中國無桓文則久歸之矣，何待定、哀之末而後京師楚哉？於(yu) 吳光之敗陳許，幾以中國聽之，慨然深思其故，曰：“中國亦新夷狄也。”……故觀於(yu) 《詩》《書(shu) 》，知代周者秦，而周法之壞，雖聖人不可複也。觀於(yu) 《春秋》，知天之以吳、楚狎主中國，而進黜之義(yi) ，雖百世不可易也。張三國以治百世，聖人憂患之心亦有樂(le) 乎此也。（《春秋公羊何氏釋例》卷7，《秦楚吳進黜表進黜表序》）

逢祿在此似無絲(si) 毫貶黜夷狄之意，甚至許夷狄能取周地，改周法，張秦、楚、吳“三國以治百世”，則夷狄反為(wei) 中國，中國反成夷狄矣。逢祿殆稱美滿清能以禮義(yi) 主華夏，其後章太炎譏其“諂諛滿洲”，良有以也。

此外，逢祿又以《春秋》之內(nei) 外義(yi) 釋《易》乾六爻之升降，又以《文言傳(chuan) 》“德溥而化”之語釋內(nei) 外之大一統。董、何本以建五始言大一統，而明奉天之旨；至逢祿，乃以內(nei) 外言一統，“德博而化，而君道成，《春秋》所謂大一統也”，而《論語述何》亦謂“《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皆以夷、夏之大同為(wei) 大一統也。此逢祿與(yu) 董、何之不同。

逢祿此種見解顯然影響到後來康有為(wei) 之大同思想，即輕視夷夏之大防，倡言滿漢一家，[10]而且，康氏在其變法主張中又大量采用西人的政治、社會(hui) 製度，不免以西人為(wei) 夏，而貶吾數千年禮樂(le) 之邦為(wei) 夷狄矣。公羊家之三世說本有“遠近大小若一”之旨，中經《禮運》，一變而為(wei) 康氏之大同思想，即以西方為(wei) 升平、太平世，中國不過久處劇亂(luan) 之世而已。

綜觀逢祿對公羊三世說的解釋，雖其自標“申何”之旨，且謂董、何若合符節，然而卻僅(jin) 強調了何休的某些方麵，甚至根本上曲解了何休之說。可以說，逢祿對公羊義(yi) 例的獨特闡釋，又與(yu) 隨後經世致用之風相激蕩，深深影響了晚清思想及現實政治的走向。

1809年，逢祿又撰成《解詁箋》一書(shu) 。此書(shu) 不再以“申何”為(wei) 旨，而對何氏進行了“匡弼”。其序雲(yun) ：

餘(yu) 初為(wei) 《何氏釋例》，專(zhuan) 明墨守之學，既又申其條理，廣其異義(yi) ，以裨何氏之未備，非敢雲(yun) 彌縫匡救，營衛益謹，庶幾於(yu) 《春秋》繩墨，少所出入雲(yun) 爾。康成《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為(wei) 主，毛義(yi) 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餘(yu) 發明何氏，竊取斯旨，以俟世之能墨守者董理焉。

鄭玄遍注六經，通常以一家為(wei) 主，而兼取他說，雜糅今古，不為(wei) 一家之說。此種做法，一般不為(wei) 今學家所許。對此，李兆洛為(wei) 張金吾作《兩(liang) 漢五經博士考敘》雲(yun) ：

今之所謂漢學者，獨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漢學之大賊也。……惜哉！漢學亡，而所存者獨一不守家法之康成也。

其後皮鹿門論鄭玄，亦謂“鄭采今古文，不複分別，使兩(liang) 漢家法亡不可考，則亦不能無失”，“鄭君為(wei) 漢儒敗壞家法之學”，“鄭學出而漢學衰”。[11]

然而，逢祿卻於(yu) 《解詁箋》中明確指出“何氏之未備”，且頗取法鄭玄注經之路徑，自謂“竊取斯旨”，因此，後來陳立批評這種做法乃“自亂(luan) 家法”。案逢祿本以“競守漢師家法”為(wei) 歸趣，而《公羊傳(chuan) 》的家法則莫外乎何休，不過，我們(men) 從(cong) 《解詁箋》中可以看到，逢祿不僅(jin) 據《公羊》傳(chuan) 文以論何氏之失，乃至於(yu) 不信《公羊》傳(chuan) 文。逢祿在《解詁箋》中表現出來的傾(qing) 向，從(cong) 《釋例》之墨守何氏的立場來看是後退了，但從(cong) 《穀梁廢疾申何》來看，這種傾(qing) 向卻可謂一以貫之。因此，我們(men) 更傾(qing) 向於(yu) 這樣一種總的看法：清代公羊學從(cong) 莊存與(yu) （1719－1788）、孔廣森（1752－1786）開始的家法意識，不斷得到增強，尤其在劉逢祿這裏得到明確的表述，然而，又多少保留了唐中期以來新《春秋》學兼采三傳(chuan) 的舊習(xi) 。

其子劉承寬《先府君行述》論《解詁箋》雲(yun) ：

說者謂府君墨守何學，然《箋》中規何五十餘(yu) 事，至於(yu) 母以子貴及夫人子氏、惠公仲子之屬，則並舍《公羊》而從(cong) 《穀梁》，甚至宋災故一條並舍三傳(chuan) 而從(cong) 宋儒劉原父、胡安國之說。

《行述》此說自是屬實，然美之以“求公是而袪門戶”，則未必為(wei) 後來今學家所苟同。

從(cong) 整個(ge) 《解詁箋》一書(shu) 的篇幅來看，竟有五十餘(yu) 條批評何休，這固然有出於(yu) 匡弼何氏的正麵意圖，然而，這已背離了其早年“申何難鄭”的宗旨，而且，對於(yu) 以後公羊學的發展，影響極其深遠。此種影響大致有兩(liang) 方麵：一方麵，如陳立等，強調胡、董、何之一致，因此，回到何休，即是回到西漢家法。另一方麵，如龔、魏、康之徒，則由何休進一步回到董子，這就造成了這樣一種認識，即董、何之間是有差異的。至於(yu) 相反一派，如古文家，同樣抓住董、何之間的差異，而批評三世、改製之說乃出自公羊末學。這種思路導致了對《穀梁》的重視，如廖平即是將《穀梁》看成更接近孔子《春秋》要旨的闡釋。可以說，所有這些思想，都不同程度可以追溯到逢祿《解詁箋》中的某些做法。

劉逢祿這種揚董抑何的的學術傾(qing) 向影響頗為(wei) 深遠，是以晚清公羊家皆以董仲舒為(wei) 宗，而於(yu) 何休則多有微辭，龔、魏、康如此，至於(yu) 力辟清代公羊家的葉德輝、蘇輿輩，亦莫不集矢何休。若葉氏曰：“孔子改製乃七十子後學之說，何休取之以說《公羊》，遂為(wei) 今日邪說之所本。”又曰：“何休之徒一誤再誤，至於(yu) 今日，無君之禽獸(shou) 接踵於(yu) 天下矣。”[12]惜乎何休因清人之累，遂致非難如此。

三  龔自珍、魏源與(yu) 公羊學之轉向

西漢景、武之世，胡毋生與(yu) 董仲舒同治《春秋》，董仲舒述大義(yi) ，胡毋生明章句、條例，各有所主，然兩(liang) 漢《公羊》博士皆宗董氏也。東(dong) 漢末，何休懲於(yu) 博士之徒“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乃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多得其正，至於(yu) 董氏書(shu) ，則無一言及之。清嘉、道間，《公羊》之學複興(xing) ，然孔廣森、劉逢祿雖為(wei) 《公羊》專(zhuan) 家，“亦止為(wei) 何氏拾遺補闕，而董生之書(shu) 未之詳焉”。故魏源撰《董子春秋發微》，自序其意雲(yun) ：

所以發揮《公羊》之微言大誼，而補胡毋生《條例》、何劭公《解詁》所未備也。

可以說，清代公羊學至魏源有一根本轉折，即由何休而回歸董子。蓋魏源倡言複古，不僅(jin) 由東(dong) 漢之古學複歸於(yu) 西漢之今學，且就公羊學而言，亦將由東(dong) 漢之何學複歸於(yu) 西漢之董學。其後，康有為(wei) 承魏源之緒餘(yu) ，乃以述董為(wei) 標的矣。

《董子春秋發微》凡七卷，惜未刊刻，今僅(jin) 於(yu) 《古微堂外集》卷一得其序與(yu) 目而已。其序讚董氏書(shu) 雲(yun) ：

若謂董生疏通大詣，不列經文，不足頡頏何氏，蟠天而際地，遠在胡毋生、何劭公《章句》之上。蓋彼猶泥文，此優(you) 柔而饜飫矣；彼專(zhuan) 析例，此則曲暢而旁通矣。故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冒之道者，莫如董生。

案董、何之書(shu) 體(ti) 例不同，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例言》謂漢人撰述有注經體(ti) 與(yu) 說經體(ti) ，則董氏《繁露》為(wei) 說經體(ti) ，而何休《解詁》為(wei) 注經體(ti) 也。魏源謂董書(shu) 之體(ti) 於(yu) 明義(yi) 為(wei) 優(you) 長，蓋能“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冒天下之道”也。

董氏書(shu) 固長於(yu) 明義(yi) ，不專(zhuan) 為(wei) 條例，然條例盡在其中。故魏源舉(ju) 董氏《繁露》二十五篇之文，與(yu) 何休所總括之條例相比對。今據其序，臚列其目如下：

繁露第一  張三世例、通三統例、異內(nei) 外例

俞序第二  張三世例

奉本第三  張三世例

三代改製質文第四  通三統例

爵國第五  通三統例

符瑞第六  通三統例

仁義(yi) 第七  異內(nei) 外例（附公始終例）

王道第八  論正本謹微兼譏貶例

順命第九  爵氏字例（尊尊賢賢）

觀德第十  爵氏字例（尊尊親(qin) 親(qin) ）

玉杯第十一  予奪輕重例

玉英第十二  予奪輕重例

精華第十三  予奪輕重例

竹林第十四  兵事例（戰伐侵滅入圍取邑表）

滅國第十五  邦交例（朝聘會(hui) 盟表）

隨本消息第十六  邦交例（同上）

度製第十七  禮製例（譏失禮）

郊義(yi) 第十八  禮製例（譏失禮）

二端第十九  災異例

天地陰陽第二十  災異例

五行相勝第二十一  災異例

陽尊陰卑第二十二  通論陰陽

會(hui) 要第二十三  通論春秋

正貫第二十四  通論春秋

十指第二十五  通論春秋

蓋魏源以董書(shu) 不獨優(you) 於(yu) 明義(yi) ，其言例亦不稍遜焉。

劉逢祿之公羊學大致以述何為(wei) 標的，然又不主專(zhuan) 門，其中多莫衷一是者。概言之，劉氏雖以申何難鄭為(wei) 主，至論母以子貴事，乃申鄭而難何；劉氏既主《公羊》家法，至論夫人子氏、惠公仲子二事，則引《穀梁》以駁《公羊》；劉氏雖善董、何若合符節，然又譏董書(shu) 文質異法之不可據。其後，龔自珍稍據董書(shu) 以駁申受，而魏源乃明白斥言董、何之不同。魏源既以述董為(wei) 誌，則於(yu) 申受之述何，實為(wei) 歧出之一新方向，對晚清公羊學之影響至為(wei) 關(guan) 鍵。

魏源論何休《公羊解詁》之未備，今不得而詳，惟於(yu) 序中見其攻何休論叔術妻嫂一事，曰：

況何休之偏執，至以叔術妻嫂為(wei) 應變，且自謂非常可怪之論，玷經害教，貽百世口舌者乎？

案叔術妻嫂一事，經未有明文。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傳(chuan) 》乃備載其事，而賢其讓國。案叔術殺殺顏者，又妻嫂，其罪甚大，然較之讓國，則功過相除，惡少而功大焉，故《公羊傳(chuan) 》乃許其世大夫而賢之。

又，昭二十年，“曹公孫會(hui) 自鄸出奔宋”，何注謂“叔術功惡相除，裁足通濫爾”，徐彥疏雲(yun) ：

叔術以讓國之功，除其妻嫂殺顏之惡，裁足通濫邑以為(wei) 小國而已，不足以得邾婁也。

《公羊傳(chuan) 》許叔術之賢而世大夫，何休深明其義(yi) ，裁叔術之功以僅(jin) 得小國而已。且何休未明以叔術事為(wei) “可怪之論”，實出徐疏之言也。是以魏源所譏，未必劭公之過，《公羊傳(chuan) 》當屍其咎者也。

四  康有為(wei) 之述董與(yu) 尊董

康有為(wei) 極為(wei) 推崇董仲舒，以為(wei) 孟子以後一人而已。其謂仲舒曰：“其傳(chuan) 師最詳，其去先秦不遠，然則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歸？”[13]又曰：“漢世去孔子不遠，用《春秋》之義(yi) 以撥亂(luan) 改製，惟董子開之。”[14]康氏甚至以為(wei) ，仲舒“軼荀超荀”，其道高於(yu) 孟、荀：

大賢如孟、荀，為(wei) 孔門龍象，求得孔子立製之本，如《繁露》之微言奧義(yi) 不可得焉。董生道不高於(yu) 孟、荀，何以得此？然則是皆孔子口說之所傳(chuan) ，而非董子之為(wei) 之也。善乎王仲任之言曰：文王之文，傳(chuan) 於(yu) 孔子。孔子之文，傳(chuan) 於(yu) 仲舒。故所發言，軼荀超孟，實為(wei) 儒學群書(shu) 之所無。若微董生，安從(cong) 複窺孔子之大道哉！[15]

孔子立教宗旨在此，雖孟、荀未能發之，賴有董子，而孔子之道始著。[16]

董子既賢於(yu) 孟、荀如此，故康氏認為(wei) ，“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本”[17]，“考孔子真經之學，必自董子為(wei) 入門”[18]，“董子為(wei) 《春秋》宗，所發新王改製之非常異義(yi) 及諸微言大義(yi) ，皆出經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亞(ya) 聖，猶未傳(chuan) 之，而董子乃知之”[19]。康氏稱頌董子如此，在其心目中，其地位顯非何休所及。

孔子以後，世儒素重朱子，是以康氏又舉(ju) 朱子與(yu) 董子並論，曰：

由元、明以來，五百年治術、言語皆出於(yu) 朱子，蓋朱子為(wei) 教主也。自武章終後漢，四百年治術，言議皆出於(yu) 董子，蓋董子為(wei) 教主也。二子之盛，雖孟、荀莫得比隆。[20]

則孔子以後，董子對政治、學術之影響，惟朱子可比。至於(yu) 論傳(chuan) 孔子之道，蓋兩(liang) 漢經師，去古未遠，其傳(chuan) 授皆有淵源，則董子猶在朱子之上也。康氏曰：

朱子生絕學之後，道出於(yu) 向壁，尊四書(shu) 而輕六經，孔子末法無由一統，僅(jin) 如西蜀之偏安而已。董子接先秦老師之緒，盡得口說，《公》《穀》之外，兼通五經，蓋孔子之大道在是。雖書(shu) 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全體(ti) 不可得而見，而董子之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教之本，絕諸子之學，為(wei) 傳(chuan) 道之宗，蓋自孔子之後一人哉！[21]

朱子生於(yu) 大統絕學之後，揭鼓揚旗而發明之，多言義(yi) 而寡言仁，知省身寡過而少救民患，蔽於(yu) 據亂(luan) 之說而不知太平大同之義(yi) ，雜以佛老，其道觳苦，所以為(wei) 治教者，亦僅(jin) 如東(dong) 周、劉蜀、削詧之偏安而已。[22]

可見，自康氏視之，董子得聖人之全體(ti) ，而朱子之學不過偏安一隅而已。

不過，康氏最初並不以《公羊》為(wei) 然。光緒六年（1880），康氏時年23歲，治公羊學，著《何氏糾繆》，專(zhuan) 攻何休。不久，“既而悟其非，焚去”。[23]即便如此，康氏後來雖擺脫其早年立場，亦多推尊董子，而不及何休。[24]蓋康氏以何休傳(chuan) 胡毋生，而兩(liang) 漢立於(yu) 學官之嚴(yan) 、顏二家博士皆傳(chuan) 董子，“以董子為(wei) 祖師”，其淵源有自如此，或因以尊董也。[25]

曆來治《公羊》之學者，或以義(yi) ，或以例，或以禮。以例治《公羊》者，首推何休《解詁》“三科九旨”之例。清世治《春秋》者，首推莊存與(yu) ，然徒明其義(yi) 而已；同時又有孔廣森，始知《春秋》有例，然不知“三科九旨”，可謂學不由徑也。迄自劉逢祿，始由何休例入手，遂通《公羊》。其後，魏源亦謂何休例可上溯於(yu) 董子，康氏蓋祖其說，故謂“言《春秋》以董子為(wei) 宗，則學《春秋》例亦以董子為(wei) 宗。董子之於(yu) 《春秋》例，亦如歐幾裏得之於(yu) 幾何也”[26]。康氏遂於(yu) 《春秋董氏序》備列董子所發《春秋》之例，以見何休例之所本。又謂劉逢祿以《春秋繁露》解《公羊》，始為(wei) 知學。[27]凡此，皆見康氏之尊董也。

然而，梁啟超謂“疇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yi) ”[28]，又謂“有為(wei) 之治《公羊》也，不齗齗於(yu) 其書(shu) 法義(yi) 例之小節，專(zhuan) 求其微言大義(yi) ，即何休所謂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者”[29]，又攻王闓運之《公羊箋》“拘拘於(yu) 例，無甚發明”[30]，可見，康氏一門皆不尚例也。蓋董子雖以《春秋》有例在，又謂“《春秋》無達辭”，其言例尚粗疏，遠不若何劭公之精密。南海尊董，實另有一原因，即其學術門徑近乎董氏故也。

公羊家主例，其旨則在明其義(yi) 而已。若論《春秋》之義(yi) ，其實有二，一為(wei) 大義(yi) ，一為(wei) 微言。所謂大義(yi) ，猶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之類，即以君臣父子之倫(lun) 為(wei) 大義(yi) 也。此外，《春秋》又有微言，即素王改製之說。因孔子畏當世大人之故，不得不微言其義(yi) ，而藉口說傳(chuan) 之後世。因此，當孔子之時，素王改製之說為(wei) 微言，然至漢時，董子乃得明言之，“董子為(wei) 《春秋》宗，所發新王改製之非常異義(yi) 及諸微言大義(yi) ，皆出經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亞(ya) 聖，猶未傳(chuan) 之，而董子乃知之”[31]，“公羊傳(chuan) 《春秋》托王於(yu) 魯，何注頻發此義(yi) ，人或疑之，不知董子亦大發之”[32]。董子能發改製王魯之說如此，至於(yu) 三統之說，“惟董子乃盡聞三統，所謂孔子之文傳(chuan) 之仲舒也”[33]。康氏又具錄漢人所言《春秋》之義(yi) ，皆在《公羊》之外，皆賴董子口說傳(chuan) 之。

至於(yu) 《春秋》之言禮，尤關(guan) 乎孔子之改製。蓋孔子為(wei) 後世改定之製度，莫能離乎禮，南海謂“《春秋》為(wei) 改製之書(shu) ，包括天人，而禮尤其改製之著者”，又謂“孔子之文傳(chuan) 於(yu) 仲舒，孔子之禮亦在仲舒”[34]。董子謂《春秋》乃禮義(yi) 之大宗，然何休言禮頗未備，此何休之不及董子也。

是以康氏極稱道董子之書(shu) ，曰：

《春秋》微言暗絕已久矣，今忽使孔子創教大義(yi) 如日中天，皆賴此推出。然則此篇為(wei) 群書(shu) 之瑰寶，過於(yu) 天球河圖億(yi) 萬(wan) 無量數矣。[35]

可見，孔子之義(yi) 賴董子書(shu) 而大明於(yu) 世，故欲明孔子之學，舍董子而莫由也。

不過，董、何闡發《春秋》之義(yi) 的政治意圖不盡相同。董子大概有約束君權的意思，《春秋繁露·玉杯篇》雲(yun) ：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wei) 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yu) 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yi) 也。

董氏以為(wei) ，人君雖尊，亦不得自遂其心，當上奉天意，“與(yu) 天數俱終始也”。清季保守派雖惡維新派君憲之說，亦不能諱此義(yi) 焉。故蘇輿雲(yun) ：

屈民以防下之畔，屈君以警上之肆。夫天生民而立之君，此萬(wan) 古不敝之法也。聖人教民尊君至矣，然而盛箴諫以糾之，設災異以警之，賞曰天命，刑曰天討，使之罔敢私也。視自民視，聽自民聽，使之知所畏也。崩遷則有南郊稱天告諡之文，有宗廟觀德之典，屈伸之誌微矣。故曰《春秋》大義(yi) 。[36]

董氏釋《春秋》“元年春王正月”雲(yun) ：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nei) 之治。（《春秋繁露·玉英篇》）

因此，君王當上承天意而為(wei) ，否則，此天之所以有災異也。武帝時，仲舒舉(ju) 賢良奏對，即極言災異之理，曰：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yu) 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shang) 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luan) 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習(xi) ，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

可見，天之或災或異，皆視人君能否奉天行道而已。漢儒喜言災異，其微旨盡見乎此。

觀乎董氏之書(shu) ，其中頗多假天道以約束君權之語。《春秋繁露·為(wei) 人者天》雲(yun) ：“一國受命於(yu) 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王道》雲(yun) ：“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仁義(yi) 法》雲(yun) ：“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堯舜湯武》雲(yun) ：“且天之生民，非為(wei) 王也，而天立王以為(wei) 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le) 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天之能予能奪，董氏約束君權之意甚明。

至於(yu) 康氏倡言變法，以中國數千年政治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而以西方君主立憲為(wei) 升平之製，民主共和為(wei) 太平之法，可見，康氏實以民主共和為(wei) 最高之政治理想。然而，康氏又於(yu) 滿清頗懷寵遇之恩，雅不欲行革命之事，故唯張君憲之說，即以限製君權為(wei) 變法之事。康氏尊董之政治意圖正在於(yu) 此。康氏論“君王”之名曰：

天下歸往謂之王，人人歸孔子，不可謂非王矣。人人欲叛之，雖戴黃屋，謂之獨夫。……不敢有君民之心，蓋聖人以為(wei) 吾亦一民，偶然在位，但欲為(wei) 民除患，非以為(wei) 尊利也。此為(wei) 孔子微言。後世不知此義(yi) ，藉權勢以自尊，務立法以製下，公私之叛，彼此始矣。……孔子發明三統，著天命之無常，三代以上七十二君、九皇、六十四民，變更多矣，使王公戒懼，黎民勸勉。……王者，往也。君者，群也。能合人者，皆君王哉！此孔子之大義(yi) 也。若人皆欲分散，是謂獨夫矣。……孔子以天下之民生養(yang) 覆育付之於(yu) 君，不能養(yang) 民，則失君職，一也。辱而失位，已為(wei) 不君，二也。若令不行，禁不止，臣民不為(wei) 用，無君之實，謂之獨夫，三也。況殘害其民，直謂之賊。天之立王，為(wei) 何愛一人，使肆民上？《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曰：“聞誅一夫紂耳，未聞弑君也。”此孔子之大義(yi) 也。[37]

而董氏亦曰：“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萬(wan) 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無敵於(yu) 天下。”（《春秋繁露·滅國篇》）康氏蓋據董子說，謂君王本不甚尊，亦民也，以能為(wei) 民除患故，乃為(wei) 民心歸往，斯為(wei) 王矣。然君亦有君職，失職則不為(wei) 民之所往，斯為(wei) 獨夫矣。可見，康氏張民權之說，實欲藉此以製約君權也。

康氏又據“王者歸往”之義(yi) ，論孔子為(wei) “素王”，得王者之實。其曰：

孔子有歸往之實，即有王之實，有王之實而有王之名，乃其固然。然大聖不得已而行權，猶謙遜曰假其位號，托之先王，托之魯君，為(wei) 寓王為(wei) 素王雲(yun) 爾。……庶幾改製教主，尊號威力，日光複熒，而教亦再明雲(yun) 爾。[38]

後世攻素王之說為(wei) 怪謬僭竊，則孔子雖得王之實，且不得稱王，至於(yu) 贏政、楊廣輩，天下背之若獨夫，猶有王之尊號，毋乃名實不符哉！

康氏又攻劉歆乖素王之旨曰：

詆素王為(wei) 怪謬，或且以為(wei) 僭竊，盡以其權歸之人主。於(yu) 是，天下議事者引律而不引經，尊勢而不遵道。其道不尊，其威不重，而教主微；教主既微，生民不嚴(yan) 不化，益頑益愚，皆去孔子素王之故。[39]

可見，公羊家以孔子為(wei) 素王，其約束君權之意甚明。

何休似不然，其意則以尊君權為(wei) 主。[40]蓋《春秋》大義(yi) ，誅討亂(luan) 臣賊子而已，對此，孟子、司馬遷皆言之。據《漢書(shu) ·賈逵傳(chuan) 》，章帝時，賈逵“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yi) ，父子之紀綱。其餘(yu) 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ti) 。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yi) 深於(yu) 君父，《公羊》多任於(yu) 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至於(yu) 《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懲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可見，賈氏以《左氏》義(yi) 長於(yu) 《公羊》，即以其能尊君權也，而其指摘《公羊》之數事，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皆有無君之嫌。其時有博士李育，則“以《公羊》義(yi) 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惜乎李育之議論不得而詳，不過推原李育之意，當以尊君自衛，故何休以李育有理證，亦當以翼護君權而自任也。

康氏以是推尊董子曰：

由元、明以來，五百年治術、言語皆出於(yu) 朱子，蓋朱子為(wei) 教主也。自武章終後漢，四百年治術、言議皆出於(yu) 董子，蓋董子為(wei) 教主也。二子之盛，雖孟、荀莫得比隆。[41]

自韓愈以至宋人，皆以孟子接續孔子道統，而軻死不得其傳(chuan) 。康氏則以為(wei) ，兩(liang) 漢以降，至於(yu) 隋唐，孔子大道在《春秋》，而《春秋》之義(yi) ，朝野之政治、法律、言議莫不見之，皆賴董子之功也。宋儒專(zhuan) 以義(yi) 利之辯而誣漢唐人不能傳(chuan) 道，可謂一孔之見歟！康氏又謂朱子之學猶西蜀之偏安而已，非若董子“接先秦老師之緒，盡得口說”，蓋得“孔子大教之本”，真“自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因此，自宋學視之，孔子之後惟朱子一人而已；然自康氏視之，孔子之後蓋董子一人而已。康氏之推尊董子，蓋至此乎極矣。

且自嚴(yan) 、顏得立博士後，董子之學可謂一統，而何休以為(wei) 不足以抗衡《左氏》，乃別溯源於(yu) 胡毋生。因此，康氏欲以董子為(wei) 《公羊》大宗，則不得不抑胡毋生、何休一脈。且《春秋》素王改製之義(yi) ，何休承先師緒餘(yu) ，言之雖暢，然生東(dong) 漢之末，實不足以頡頏古學，孰若尊崇漢初之董子，足為(wei) 兩(liang) 漢諸儒之宗者乎？[42]

兩(liang) 漢治經者素重門徑，自有師法，又有家法之歧異，各尚專(zhuan) 門，不主通學也。然自劉逢祿以降，皆相信今文十四家為(wei) “同條共貫”，因此，《公羊》與(yu) 《穀梁》雖有不同，皆傳(chuan) 聖人之旨也。康氏以是論何休之失曰：

何君墨守《公羊》，而攻《穀梁》為(wei) 廢疾，蓋猶未明密碼之故，泥守所傳(chuan) 之電碼以為(wei) 真傳(chuan) ，而不知《穀梁》所傳(chuan) 之電碼亦是真傳(chuan) 也。遂使劉歆、賈逵緣隙奮筆，以《公》《穀》一家而鷸蚌相持，遂致偽(wei) 《左》為(wei) 漁人得利。豈非先師墨守太過，敗績失據哉！[43]

又曰：

董、何傳(chuan) 《公羊》，董難江公，何作《廢疾》，若水火然。試舍棄所係之經文，但述大義(yi) ，則董、何與(yu) 《穀梁》無不合者，可一一條證之，以明口說之真。蓋同出於(yu) 孔門後學，故莫不同條共貫也。故學《春秋》者，當知董、何口說與(yu) 《穀梁》及劉向學說全合，則於(yu) 《春秋》四通六辟，無所窒礙矣。[44]

不獨何休作《穀梁廢疾》，董子亦難《穀梁》之江公，可見漢時《公》、《穀》間尚存門戶之見。至清末，今學承千年廢墜之餘(yu) ，所存不過《公》、《穀》二脈而已，因此，康氏欲摶聚今學殘部，振起今學之緒，以亢古學，雅不欲硜硜然鬩牆於(yu) 內(nei) 矣，則此時之康氏，已絕無此議矣。

五  餘(yu) 論

清末攻康有為(wei) 之學者甚多，如劉師培、章太炎等，多據今、古門戶之見而攻擊康氏，乃至整個(ge) 清代今文之學，其中多意氣之見而已。唯蘇輿，遭國變之痛，猶能追溯康氏公羊說之本源，就何休之失而論康氏之謬。雖然，其間亦多有情激之論者，然畢竟多有據依，與(yu) 革命黨(dang) 人之醜(chou) 底康氏不同。

康有為(wei) 倡發公羊義(yi) ，最重改製之說，不過，考諸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書(shu) ，頗有類似之說，故蘇輿力辨康氏之誤，以為(wei) 漢人言改製，乃改正朔之謂，非如康氏變法之謂。並且，董氏雖言改製，乃發於(yu) 武帝太初未改正朔之前，蓋有為(wei) 而言也。蘇輿又頗攻何休，如譏何休多牽用緯說，“以《春秋演孔圖》之說解獲麟，可雲(yun) 寡識”；謂《公羊傳(chuan) 》論祭仲之行權，不過假祭仲事以明經權之義(yi) 也，非真許祭仲也，而何休注“蓋失《公羊》本意”。董仲舒、何休發明“三科九旨”之例，而清公羊家於(yu) 其中最重“張三世”之說，然蘇輿則認為(wei) ，“定庵專(zhuan) 以張三世穿鑿群經，實則《公羊》家言，惟張三世最無意義(yi) ”。[45]其中多不乏有識之見。

（刊於(yu) 《哲學門》第十三卷，總第二十五輯，2012.7）

【注釋】

[1]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3頁。

[2]清末蘇輿論何休所以述胡毋生而不及董仲舒者雲(yun) ：“餘(yu) 因推思董書(shu) 湮抑之繇，蓋武帝奉《春秋》本由平津，董生實與(yu) 之殊趣。生於(yu) 帝又有以言災異下吏之嫌，雖其後帝思前言，使其弟子呂步舒以《春秋》治淮南獄，且輯用生《公羊》議，時複遣大臣就問政典，抑貌敬以為(wei) 尊經隆儒之飾耳。史公稱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wei) 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向風。則當日朝野風尚可以概見。其後眭孟以再傳(chuan) 弟子誤會(hui) 師說，上書(shu) 昭帝，卒刑誅。乃至劭公釋《傳(chuan) 》，但述胡毋，不及董生，階此故已。歆崇古學，今文益微，《公羊》且被譏議，董書(shu) 更何自存？”（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自序》，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2年）蘇氏以劭公之不能述董子，乃因董書(shu) 之不存故也。此說舛謬實多，其理由有二：史、班兩(liang) 傳(chuan) 俱稱兩(liang) 漢博士所傳(chuan) 皆董子學，何湮抑之有？此其一也。又，隋唐人尚能“時見征引”董書(shu) ，何休時當漢季，即便無從(cong) 觀董書(shu) 之全貌，何至於(yu) 一無所稱乎？此其二也。

[3]參見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第14—23頁。而康有為(wei) 亦謂胡毋生傳(chuan) 何休，參見其《春秋筆削大義(yi) 微言考·發凡》，《康有為(wei) 全集》第六集，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頁。

[4]不過，朱一新在其《答康長孺書(shu) 》中卻謂“通三統之義(yi) ，尤非後世所能行。辨之極精，亦仍無益”。（《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集，第319頁）

[5]章太炎：《檢論·學隱》，《章太炎全集》第三冊(ce)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1頁。

[6]章太炎：《中華民國解》，《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一，《章太炎全集》第四冊(ce) 。

[7]章太炎：《檢論·學隱》，《章太炎全集》第三冊(ce) ，第481頁。

[8]同上。

[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ce) ，第614頁。

[10]其後革命風潮大盛，康氏再言滿漢大同，則欲為(wei) 滿洲謀而陰阻革命黨(dang) 之勢也，“革命之說紛紜，皆起於(yu) 滿、漢之別異”，遂主張“盡除滿、漢之名籍，而定國名曰中華”，蓋效法元魏孝文之宏規也。（康有為(wei) ：《海外亞(ya) 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hui) 僑(qiao) 民公上請願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八集，第412頁）

[11]皮錫瑞：《經學曆史》，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4年，第五部分。

[12]葉德輝：《正界篇》，《翼教叢(cong) 編》卷4。

[13]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自序》，《全集》第二集，第307頁。

[14]康有為(wei) ：《春秋筆削大義(yi) 微言考·自序》，《全集》第六集，第3頁。

[15]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自序》，《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307頁。

[16]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6上，《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375頁。

[17]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自序》，《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307頁。

[18]康有為(wei) ：《新學偽(wei) 經考》，《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集，第545頁。

[19]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3，《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357頁。

[20]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7，《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416頁。

[21]同上。

[22]康有為(wei) ：《孔子改製考·序》，《康有為(wei) 全集》第三集，第3頁。

[23]康有為(wei) ：《自編年譜》，《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集，第63頁。

[24]蕭公權謂康氏“極讚揚董仲舒而貶何休於(yu) 次要地位”。（蕭公權：《近代中國與(yu) 新世界：康有為(wei) 變法與(yu) 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3、64頁）蕭氏又認為(wei) ，康氏不甚重視曾子，甚至斷言《大學》非曾子所作。基於(yu) 此種態度，南海亦忽略《孝經》。何休則不同，其《春秋公羊解詁·序》稱《春秋》與(yu) 《孝經》皆聖人之創獲。康氏之不認同何休，於(yu) 此可見一斑。

[25]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1，《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309頁。

[26]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2，《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323頁。

[27]康有為(wei) ：《致朱蓉生書(shu) 》（1891年），《康有為(wei) 全集》第一集，第316頁。

[28]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9頁。

[29]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64頁。

[30]梁啟超：《中國近三年學術史》，《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315頁。

[31]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4，《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357頁。

[32]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5，《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367頁。

[33]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5，《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370頁。

[34]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3，《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330頁。

[35]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5，《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365頁。

[36]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第32頁。

[37]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6下，《康有為(wei) 全集》第二集，第402—405頁。

[38]康有為(wei) ：《孔子改製考》卷8，《康有為(wei) 全集》第三集，第101頁

[39]同上。

[40]蕭公權：《康有為(wei) 思想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51頁。又參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0—307頁。

[41]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卷7，《全集》第二集，第416頁。

[42]蘇輿亦謂清代公羊家之宗董，實因“其陳義(yi) 甚高，足以壓倒東(dong) 漢以下儒者，遂幡然變計而為(wei) 此”。（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附錄二》，第514頁）

[43]康有為(wei) ：《春秋筆削大義(yi) 微言考·發凡》，《全集》第六集，第6頁。

[44]同上書(shu) ，第7頁。

[45]參見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附錄二，第511—524頁。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