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粹法治與(yu) 曆史周期律的終結

作者：張龑（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原載：《中國法律評論》2015年第1期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二月初七日辛醜(chou)

            耶穌2015年3月26日

2014年是反腐年，各路貪官紛紛落馬，軍(jun) 中大老虎徐才厚落馬尤其受到關(guan) 注。要說腐敗常有，可軍(jun) 人腐敗如斯則令人側(ce) 目。將此案列入本年度十大案例，不單因為(wei) 此案貪汙數額巨大，涉案人員級別甚高，更為(wei) 重要的是它具有很強的曆史典範意義(yi) 。何以謂之典範，就在於(yu) 本案昭示著魔咒般的“曆史周期律”有可能昔日重現，也彰顯了中央反腐敗的決(jue) 心。史上觀察，軍(jun) 隊腐敗從(cong) 來都是中國古代各朝各代之政治大忌，過度的腐敗則是王朝顛覆的先兆。遺憾的是，如何克服腐敗在我國古代似乎並未找到答案，每代王朝都沒有擺脫“其興(xing)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重演。許是憂慮及此， 2012年，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軍(jun) 隊反腐大幕掀開之際重提“曆史周期律”，再一次將此問題擺在了當代法政學人的麵前。

一、曆史周期律

“曆史周期律”的說法始自著名民主黨(dang) 派人士黃炎培。 1945年抗戰勝利在即，黃炎培等一行六人受邀考察延安。臨(lin) 回重慶前，毛澤東(dong) 專(zhuan) 門邀請黃炎培等人到家中做客。毛澤東(dong) 問黃來延安幾天有何感想，黃炎培坦率直言：“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qin) 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xing)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ti) 、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hui) 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cong) 萬(wan) 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wei) 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wei) 多數，到風氣養(yang) 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wei) 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yu) 自然發展;有的為(wei) 功業(ye) 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漸竭蹶，艱於(yu) 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ge) 周期率。”

細加分析黃炎培的表述，決(jue) 定朝代更迭、政治周期重演的無非兩(liang) 點，一是控製力，二是人心。初得天下，控製力與(yu) 人心可謂達到極致，然曆時長久之後，難免就惰性發作，腐化成為(wei) 風氣。當人心懈怠，政怠宦成的時候，官員精神萎靡，民心盡失，朝代更迭就勢所難免。無獨有偶，當時同行的左舜生也問了彭德懷一個(ge) 同樣而又具體(ti) 針對軍(jun) 隊的問題，如何保證共產(chan) 黨(dang) 的軍(jun) 隊在和平年代還能保有戰鬥力，而不會(hui) 墮落為(wei) 舊時期的軍(jun) 閥。毛澤東(dong) 以及彭德懷給出的答案是民主，確切說是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民主無疑可以延緩曆史周期律的重演，我國也實行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多年。若對比徐才厚案以及其他各類腐敗案件，民主顯然隻是一個(ge) 必要條件。需要深究的是，究竟什麽(me) 是周期律所對應的“腐敗”，以至於(yu) 民主之外，還有其他必要甚或充分的條件，可以遏製腐敗，克服周期律。

二、國家治理的選擇

一般來說，政治腐敗就是指國家公職人員濫用權力，以權謀私。廣義(yi) 上的政治腐敗則是指公民道德能力的喪(sang) 失，從(cong) 而使得政治符號和體(ti) 製失去支持，政治秩序走向瓦解。如此歸結起來，政治腐敗就是公權力與(yu) 貪欲的結合。但是，這種理解總體(ti) 上還是一種描述性說明。如果我們(men) 回到“腐敗”的原初自然意義(yi) ，會(hui) 發現腐敗其實是一種必然的現象，一種“氧化”的過程。政治腐敗既可以在反對“過度氧化”的程度意義(yi) 上來理解，也可以在反對“氧化”本身的根本意義(yi) 上來理解。就後者而言，有沒有一種民主可以反對“氧化”本身和事物的必然腐朽呢?答案是理論上可以有，就是理想的民主類型：“人民對人民的自我統治”。可是，這在現實中是不易實現的。正如周期律所揭示的，君主政體(ti) 也有政治清明的時期，但“吏治”不當，終究歸於(yu) 朽敗。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但仍舊擺脫不了一個(ge) 基本的模式，任何現實的人民民主形式都是以授權政府來獲得行動能力。在盧梭的《社會(hui) 契約論》中，他勾勒出一個(ge) 現代民主政體(ti) 的基本結構：“主權的人民：政府：作為(wei) 臣民的人民”。也就是說，在人民對人民的自我統治中，政府是一個(ge) 必然的媒介。如果不是追求從(cong) 根本上反對“氧化”和腐朽，那麽(me) ，政治腐敗的定義(yi) 便不是簡單的公權力與(yu) 貪欲的結合，這種描述性說明尚沒有揭示出政治腐敗的真實結構。公權力不是無本之木，無根之水，它來自於(yu) 主權人民的授權。貪欲至少在現代推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來說並不是一個(ge) 當然的貶義(yi) 詞和禁區。政治腐敗不光是衝(chong) 著人的貪欲而去，懶惰、懈怠、人浮於(yu) 事也是腐敗的成因，關(guan) 鍵的地方在於(yu) 經人民授權的公權力持有者背叛了主權者。故腐敗實則是公共授權與(yu) 背叛(非真誠 [honesty])的結合。由是觀之，即便是在一個(ge) 人民已經當家作主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裏，腐敗仍舊有其滋生的根源。既可能存在不當授權，更重要的是難以避免對來自人民授權的背叛。在一個(ge) 民主的國家裏，反腐敗或者說保持政治清廉的關(guan) 鍵在於(yu) 如何保持公權力持有者對公共授權的真誠，否則仍舊難以避免曆史周期律的上演。

法製在我國推行有年，有人取其崇尚國家強製力之意，稱其為(wei) “刀製”。單純依靠國家強製力來反腐，且不說西方法學者，即便是中國古代文人也將此種國家治理等而下之。這一方案可形象的表達為(wei) “刀馬得天下，不可刀馬治天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chuan) 》中對此問題有著形象的描述：“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shu) 》。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shu) 》!’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陸賈是楚國人，以幕僚的身份隨從(cong) 高祖平定天下。天下承平之後，陸生在漢皇帝高祖麵前時常談論《詩經》《尚書(shu) 》等經典。聽到這些，高祖很不高興(xing) ，就對他大罵道：“老子的天下是靠騎在馬上南征北戰打出來的，哪裏用得著《詩》《書(shu) 》!”陸生回答說：“您在馬上可以取得天下，難道您也可以在馬上治理天下嗎?商湯和周武，都是以武力征服天下，然後順應形勢以文治守成，文治武功並用，這才是使國家長治久安的最好辦法啊。從(cong) 前吳王夫差、智伯都是因極力炫耀武功而致使國家滅亡;秦王朝也是一味使用嚴(yan) 酷刑法而不知變更，最後導致自己的滅亡。假使秦朝統一天下之後，實行仁義(yi) 之道，效法先聖，那麽(me) ，陛下您又怎麽(me) 能取得天下呢?”高祖聽完，自然心情不悅，但也略有慚愧，就令陸生總結一下秦朝失去天下，漢朝得天下的原因究竟在哪裏，以及之前各代王朝成功和失敗的原因何在。由於(yu) 針對國家治理最早提出了這一基本命題：馬上得天下，卻不可馬上治天下，陸賈彪炳史冊(ce) 。然而，他的思路仍舊局限在“文治”與(yu) “刀製”之間。盡管他敏銳地意識到依靠強力根本無法收攏人心，為(wei) 國家帶來長治久安。正如秦朝雖霸業(ye) 空前，卻二世而亡。然而，刀製之外，他似乎再無選擇，直接訴諸儒家的心性之道，關(guan) 注人心，施行德治。

漢武帝以降，儒家思想定為(wei) 一尊。從(cong) 一種博大精深的理論到成為(wei) 國家治理的意識形態，從(cong) 世界文明的視角觀察，可以說當時的儒家“文治”是世界曆史上曾經克服“曆史周期律”最力者。然而，套用現代的話語，道家推行的“無政府主義(yi) ”在某種程度上點出了儒家治理的要害與(yu) 不足;無政府不會(hui) 有不真誠和背叛的問題，可無政府也就沒有對公共生活承擔責任的人，故此路不通。同情儒家的人還會(hui) 反駁，聖人之言並沒有錯，君主取得天下采用“文治”使得自身具有正當性，何錯之有?若要回答這個(ge) 問題，讓我們(men) 先回到腐敗的概念結構。

三、純粹法治的內(nei) 涵

如前述，防止腐敗的關(guan) 鍵是保證政府能夠真誠或純粹地履行主權者的授權。真誠或者純粹在此是一個(ge) 意思。從(cong) 自然科學的研究中，我們(men) 可以發現一個(ge) 規律，就是越是純粹的事物，越不容易被氧化，越不容易腐朽敗壞。無論“文治”還是“刀製”，都不是一個(ge) 邊界清晰的概念。有意思的是，“文治”與(yu) “刀製”都以立法與(yu) 執法的方式來施行國家治理，也就是說，在二者的中間有一個(ge) 重疊部分：依法治理。如果這個(ge) 依法治理部分越純粹，越清楚，政府就越能做到真誠地履行人民的授權，就越不容易發生腐敗。那麽(me) ，怎麽(me) 理解這種純粹的法治呢? 20世紀最重要的法學家漢斯·凱爾森充分看到了這一點，針對當時存在的兩(liang) 種法學思潮：一種是古典自然法，另一種是經驗實證主義(yi) ，同時發起了兩(liang) 條戰線的鬥爭(zheng) ，提出了居於(yu) 二者之間的純粹法學的思想。若是結合前麵的傳(chuan) 統話語，我們(men) 可以把凱爾森的主張概括為(wei) 三種命令：一種是聖人的道德命令，一種是法律命令，一種是強盜的命令。文治是以聖人的道德命令治國，刀製是以強盜的命令治國，在二者之間還有一條中道，就是以純粹的法律命令治國。當且僅(jin) 當政府的公權力實施的是純粹的法律命令，腐敗才會(hui) 在最低程度上發生，才會(hui) 從(cong) 根本上加以遏製。

法律命令與(yu) 強盜命令之區分的形象表述就是，一個(ge) 稅務官向公民收稅同一個(ge) 強盜要求路人交出錢來有何區別。表麵上看，兩(liang) 種情況下都會(hui) 發生交出錢來的事實，但是如果不能加以區別，那麽(me) 稅務官同強盜無異，這也就是莊子所言的，無非是大盜與(yu) 小盜的區別而已，總之都是盜。在一國法律命令與(yu) 強盜命令不能明確區分的情況下，公權力者遠比小盜更可怕，一旦腐敗起來通常都是數額巨大。那麽(me) ，如何區分法律的命令與(yu) 強盜命令呢?顯然，僅(jin) 靠法律是國家強製力支撐的治理工具這套說辭是無法講清楚的。英國哲學家大衛 ·休謨為(wei) 現代法學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教義(yi) ，就是實然不等於(yu) 應然，從(cong) 實然中不能直接推出應然。強盜的命令是實然，而法律的命令是一種應然，實然無法直接生成法律義(yi) 務。公民向稅務官交錢是基於(yu) 應然的法律義(yi) 務，而公民交錢給強盜則不是基於(yu) 法律義(yi) 務，而是屈服，是一種自然因果關(guan) 係的體(ti) 現而已。表麵上看，“刀製”也會(hui) 製定法律，實施法律，但是這裏的法律並不是應然，而是實然，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過是國家強製力的任意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利益群體(ti) 就會(hui) 順勢而上，大量地滋生腐敗。

相比起強盜的命令，文治中所謂的聖人的命令更具有隱蔽性。西方曆來認為(wei) 兩(liang) 千多年歐洲哲學無非是給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作注腳。相似的是，我國自漢朝以降，千百年來的文化不過是給孔夫子作注。有鑒於(yu) 此，維特根斯坦一語道破真相，“所有的哲學都是語言批判”。之所以如此，因為(wei) 我們(men) 的生活世界是被語言遮蔽著的，我們(men) 隻能通過語言來澄清世界，但是在澄清世界之前，則需要用語言來澄清語言。說白了，語言本身具有模糊性，聖人之言聽起來宏闊高遠，實則真偽(wei) 難辨。哲學的任務便是化解聖人之言的模糊性，回歸思想的真誠和純粹。

法律命令不可等同於(yu) 聖人之言、強盜之語。然而，現實生活中的實定法裏，法律命令並不常以純粹的形式出現。有人會(hui) 說，完全純粹的事物根本不存在，純粹法學亦然，這難道不是一種欺騙嗎?此言不虛，卻並不準確，正如有人對老人說“長命百歲”，對女子講“青春永駐”一樣，無論從(cong) 根本上克服自然對人身體(ti) 的“氧化”，還是從(cong) 根本上克服政治體(ti) 的“腐敗”，都不可能，卻也無關(guan) 宏旨。凡具備如下兩(liang) 點的法學都可以謂之純粹 :一是它追求在法律命令與(yu) 各種非法律命令之間劃出邊界;二是它主張隻有純粹的法才能帶來純粹的政治。就腐敗乃是公共授權與(yu) 背叛的結合，對於(yu) 純粹法的追求是對真誠、廉潔地實現公共授權，防止腐敗最好的控製。

四、結語

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提出了全麵推行法治的治國方略，可以說正是由於(yu) 承受了此前的“文治”和“刀製”的種種不足和教訓，麵對愈演愈烈的腐敗痛定思痛，除以烈士斷腕之勢大力反腐之外，通過依法治理來尋求對腐敗的標本兼治。然而，聞者仍有疑慮的是，法治的口號提出有年，腐敗愈演愈烈，究竟根源何在?是法治本身無力克服腐敗，還是此前的法治觀念尚欠清晰?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探尋到一種可以終結曆史周期律的法治觀念非常重要。一種足堪對抗腐敗的法治觀念在於(yu) ：執政者必須擔負起發現和論證純粹法的義(yi) 務，以純粹的法律命令治國，真誠地履行人民的授權。儒家過於(yu) 依賴聖人之言，道家逍遙避世，近代革命黨(dang) 耽溺於(yu) 武力，三者之間還有一條中道：既非德性治理而廢除武力，也非消極避世放任武力，更不能束手以待革命，而是推行客觀的、純粹的法律治理。

責任編輯：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