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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輝作者簡介:李明輝,男,西元一九五三年生,台灣屏東(dong) 人,1986年獲得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為(wei) 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聘教授、廣州中山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著有《儒家與(yu) 康德》《儒學與(yu) 現代意識》《康德倫(lun) 理學與(yu) 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康德倫(lun) 理學發展中的道德情感問題》(德文)《儒家思想在現代中國》(德文)《四端與(yu) 七情》《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等。 |
轉化儒家,以立現代民主之基
作者:李明輝 戴誌勇
來源:《開放時代》2014年第5 期
時間:甲午年八月廿八
西曆2014年9月21日
作者簡介:
李明輝(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弟子)
戴誌勇(《南方周末》編輯部)
提示:不要以為(wei) 這是小事,民主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jia) ,不是你坐在那邊,它就會(hui) 從(cong) 天上掉下來。公民要不斷地要求公仆,要改善社會(hui) 風氣。這就是現代公民的素養(yang) ,可以跟儒家思想銜接。因為(wei) 儒家重視群體(ti) ,不會(hui) 主張各人自掃門前雪。
一、“儒家”的三副麵孔
戴誌勇:這幾年,傳(chuan) 統文化,尤其儒家學說,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不少爭(zheng) 議。有人說,儒家是民主憲政的阻礙;有人說,隻有回歸古典,才能真正促使中國走向現代。一些觀點全然相反,似乎談的不是同一個(ge) 對象。孔子以後,儒分為(wei) 八,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差別也挺大。如今,“儒家”兩(liang) 字背後,確實包含很多麵向。你怎麽(me) 理解儒家?
李明輝:這是個(ge) 很重要的問題。儒家在中國曆史上發展了兩(liang) 千多年,至少到清末,還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一種主流思想,必然跟很多其他因素混在一起,“儒家”代表非常複雜的現象,如果不理清楚,反對儒家和支持儒家的人,可能都有道理,但講的不是同一個(ge) 層麵的問題。我認為(wei) 至少可以區分三個(ge) 層次。
第一個(ge) 是原始儒家。至少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還沒得勢,孔孟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不大。儒家跟政治體(ti) 製結合,是西漢時才逐漸形成的。秦、漢以前的儒家,可以叫作精神儒家或原始儒家。
第二個(ge) 是在董仲舒以後,儒家跟漢帝國結合,成為(wei) 國家意識形態。這是政治化的儒家,不是蔣慶所講的“政治儒家”。
第三個(ge) 層次,很多人都忽略了,我稱之為(wei) 深層結構的儒家,是一種在民族文化裏的積澱,百姓日用而不知。這種儒家的力量非常強大,台灣的民間保存得非常多,甚至滲透到其他宗教裏。
戴誌勇:這種深層儒家就是傳(chuan) 統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李明輝:擔任過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金耀基教授曾從(cong) 這個(ge) 角度討論香港的儒家社會(hui) 。這種意義(yi) 上的儒家,有種實用的傾(qing) 向,香港儒家文化的實用傾(qing) 向就非常強。李澤厚也談過這個(ge) 意義(yi) 上的儒家,特別提到漢儒。漢儒除了政治化之外,還跟陰陽五行、風水等結合,這些因素至今都還滲透在民間。
戴誌勇:“打倒孔家店”是在說什麽(me) 層次上的儒家?陳獨秀是要把三個(ge) 層次一起打倒。
李明輝:主要是後兩(liang) 個(ge) 層次。政治化的儒家會(hui) 影響到民族性,使人變得懦弱,公民意識不強。第三個(ge) 層次也有,比如阿Q的那種性格。
二、君尊臣卑受法家的影響
戴誌勇:這些都能歸結為(wei) 儒家的影響嗎?董仲舒講春秋大義(yi) ,希望以天來限製天子的絕對權力。君主專(zhuan) 製的政治傳(chuan) 統,受法家隆君卑臣治民術的影響就很厲害。怎麽(me) 區分這些不同的思想影響?
李明輝:這個(ge) 層次很容易厘清,讓我舉(ju) 個(ge) 例子。政治化的儒家會(hui) 說,儒家教人服從(cong)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可這跟原始儒家不一樣,孔孟的時代沒這種想法,是君臣以義(yi) 合,君臣關(guan) 係不是絕對的。孔子是魯國人,魯君不用他,他就走了。孔子稱讚管仲,認為(wei) 他為(wei) 保存華夏文化立了大功。如果按照政治化儒家的標準,管仲就是二臣,投效了敵人。孔孟時代的儒家,並沒有“君臣之義(yi) 無所逃於(yu) 天地之間”的觀念。
後來套在君主專(zhuan) 製的政治格局裏,君臣觀念就被絕對化了。這種趨勢從(cong) 漢代就已開始,跟中華帝國的形成聯結在一起,變成國家意識形態了。
戴誌勇:孔子說:“事君以禮,人以為(wei) 諂也。”《論語》裏記載他在廟堂上的麵容體(ti) 態,很尊君。但孟子貴民,把君主看得沒那麽(me) 高,主張以德抗位。秦漢以後,才形成接近絕對君權的格局,很多人把原因追溯到儒家。這準確麽(me) ?
李明輝:漢代以後形成的是政治化的儒家,或法家化的儒家。漢朝皇帝就承認他們(men) 是陽儒陰法。那一套的確受了法家影響,法家講的君臣關(guan) 係就是絕對的關(guan) 係。
戴誌勇:荀子已把君主的位置抬得非常高。不過,他抬高君主,依然是為(wei) 了養(yang) 民。這跟韓非子非常不一樣。秦政基本是法家的形態,漢承秦製,盡管漢初有黃老之治,在治理上比較寬簡無為(wei) ,但帝國的架構還是法家的。為(wei) 了嚴(yan) 格地區分儒家跟法家,有種觀點認為(wei) ,荀子不是儒家。
李明輝:不能這樣說。這種觀念我明白,因為(wei) 韓非子的思想是從(cong) 荀子來的,而韓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法家影響到漢帝國的國家意識形態。
荀子講性惡,這很可能導致極權主義(yi) 。這剛好跟張灝的說法相反,他認為(wei) 幽暗意識和民主可以掛鉤。他這個(ge) 說法有問題,我有篇文章專(zhuan) 門反駁他。但是大家都引述他的觀點,好像沒有人注意到我的反駁。
戴誌勇:如果看到君主性惡的一麵,就必須限權。但荀子肇其端,法家恰認為(wei) 人之性皆惡,反倒發展出了一套隆君卑臣治民的統治模式。反過來,如果把公民精神或公民社會(hui) 當作善的力量來看,反而能提供給民主一個(ge) 基礎。起碼,反思製度缺陷,總要有一個(ge) 善的意誌去反思、去改變,這或許也需要性善說作為(wei) 根基。但這跟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化儒家不一樣,跟不太講內(nei) 聖、多講外王之道的政治儒家也不一樣。
李明輝:“政治儒學”是蔣慶喊出來的口號。儒家講外王,政治儒家未必是貶義(yi) ,儒家的確有一套政治理想要實現。王安石算是政治儒家,得君行道,跟政治化的儒家要區別開來。完全脫離政治,就不是儒家了。隻講內(nei) 聖,以先秦儒家的標準來看,隻是自立而不能立人,自達而不能達人。
戴誌勇:自由主義(yi) 者在批評儒家時,多是批評政治化的儒家,批評他們(men) 為(wei) 專(zhuan) 製君主背書(shu) 的想法。漢儒推動儒家成為(wei) 中華帝國的主流意識,也啟動了政治化儒家的過程。你怎麽(me) 評價(jia) 漢儒?
李明輝:對這種批評,我完全不反對。不但自由主義(yi) 批評,徐複觀的批評更是嚴(yan) 厲。他的《兩(liang) 漢思想史》就闡述漢代的儒家法家化的過程,可謂血跡斑斑。儒家在中國君主專(zhuan) 製製度下已經受了很大的委屈,但為(wei) 了要成為(wei) 國家意識形態,使力量得以發揮,其正麵影響力被君主專(zhuan) 製體(ti) 製限製住,不得不妥協。
朱元璋命劉三吾編《孟子節文》。《孟子》裏有“民貴君輕”、“聞誅一夫紂也”這種話,他看了刺眼,叫人刪掉,不要讓讀書(shu) 人讀。由此可以看出,儒家跟君主專(zhuan) 製體(ti) 製之間有種緊張關(guan) 係。一個(ge) 真正的儒者,不會(hui) 覺得君主專(zhuan) 製製度是儒家理想的實現。
這種爭(zheng) 論在宋代也有。宋人說,孔子尊周,講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可是孟子不尊周天子。有些宋儒就批評孟子,說這已經違背儒家思想。這恰好反映,儒家並未絕對肯定君王的權力,而是認為(wei) 君王的權力要受限製。
明末,黃宗羲寫(xie) 《明夷待訪錄》,把這個(ge) 思想發展得更徹底。後來《明夷待訪錄》成為(wei) 辛亥革命的思想資源,革命黨(dang) 從(cong) 裏麵得到很多啟示。他們(men) 做宣傳(chuan) 時,也常常引《明夷待訪錄》。
戴誌勇:朱熹與(yu) 陳亮進行義(yi) 利王霸之辨,說三代以下聖人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yu) 天地之間”。朱熹幾乎全盤否定了秦漢以來的儒家政治理想曾落實在人間。可見他是徹底否定政治化儒家的。三綱是漢時《白虎通義(yi) 》裏提出的,三綱到底更接近儒家還是法家?董仲舒複古更化,或許減緩了君主的專(zhuan) 製程度,但製約天子的主要靠一個(ge) 比較虛無縹緲的天?
李明輝:三綱五常也被誤解得非常厲害。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婦綱,本來不是現代人理解的意思。綱不是一個(ge) 絕對的權威,這說來很複雜。台灣大學中文係的閻鴻中教授有一篇《唐代以前“三綱”意義(yi) 的演變——以君臣關(guan) 係為(wei) 主的考察》,討論“三綱”的本意,跟現代人的理解完全不一樣,並不是說臣子要無條件服從(cong) 君王,而是強調君王對臣下的責任,是對君王的要求。
戴誌勇:雙方有一種對待的關(guan) 係?
李明輝:有這個(ge) 意思,它比較接近先秦儒家,但這個(ge) 口號出現在漢代,使很多人誤會(hui) 。
戴誌勇:袁偉(wei) 時先生和杜維明先生有個(ge) 討論,杜維明也說“三綱”的本意不是這樣,可以重新再解釋。
李明輝:在儒家發展的過程中,很多原意被曲解。這有大環境的因素,因為(wei) 儒家套在君主專(zhuan) 製的體(ti) 製下,必須適應那個(ge) 體(ti) 製。後來,宋、明兩(liang) 代的很多儒者也忘記了儒家的本意。朱元璋讀了《孟子》後說,如果這個(ge) 人在世,非把他殺掉不可。他要把孟子的牌位從(cong) 孔廟裏請出去,當時有個(ge) 大臣錢唐,不怕死,抬了棺材去向皇帝諫諍,說你不可這樣。朱元璋多霸道,可是也不敢真的殺錢唐。孟子的牌位也沒被請出孔廟。你說儒家堅持原則的這一麵夠不夠強?恐怕比現在的知識分子還要勇敢。因為(wei) 背後有個(ge) 很強大的儒家傳(chuan) 統在支持他。朱元璋都不敢違背儒家傳(chuan) 統。
戴誌勇:朱棣滅了方孝孺的十族。
李明輝:那不是為(wei) 了儒家,是為(wei) 了權位。因為(wei) 方孝孺否定明成祖的政治合法性,這是要朱棣的命。方孝孺這個(ge) 例子說明,儒家絕不是對君權毫無保留地服從(cong) 。
三、限製君權的幾種手段
戴誌勇:有個(ge) 理想的範型始終存在,道統高於(yu) 政統。能否說這道統類似某種憲法?君主也必須照這個(ge) 原則來。
李明輝:原來叫祖宗成法,不是有形的憲法,可是皇帝都不能違背,有點類似不成文的習(xi) 慣法。所以,中國的皇帝通常不能為(wei) 所欲為(wei) ,也受到很大的限製。儒家過去對皇帝沒別的辦法,就藉儒家經典給未來的皇帝從(cong) 小洗腦。而皇室要綿延長久,也知道教育非常重要。清朝為(wei) 什麽(me) 能持續兩(liang) 百多年,因為(wei) 皇家的教育非常嚴(yan) 格。
戴誌勇:經典教義(yi) 的洗腦是一種辦法。還有哪種製度比較有效?
李明輝:還有個(ge) 士大夫的傳(chuan) 統。皇帝要治天下,不能不靠士大夫,士大夫是儒家傳(chuan) 統的承載者,都認為(wei) 皇帝不能胡搞。民本當然不是現在的民主,但能在一定程度上限製皇權。皇帝如果違背,會(hui) 不斷有大臣上書(shu) 諫諍,盡管皇帝可以完全不理。
戴誌勇:唐朝有個(ge) 很短暫的階段,對於(yu) 皇帝的詔書(shu) ,大臣可以封駁。
李明輝:唐太宗喜歡玩鳥,魏征老勸他。有一次,太宗看到魏征來了,把鳥藏到袖子裏,魏征發現了,就故意跟他東(dong) 拉西扯。等魏征走後,鳥悶死了。皇帝很生氣,跟皇後講,他非把魏征殺了不可。皇後說,這是你的好臣子,殺了他,就少了一麵鏡子。可見皇帝也很不自由,受到各種限製。
戴誌勇:遇到一個(ge) 很糟糕的皇帝,也拿他沒辦法。
李明輝:若皇帝實在不聽,臣子也沒辦法,因為(wei) 不管怎麽(me) 樣,皇帝還是權力最大。
四、禮製發揮著類似憲法的作用
戴誌勇:從(cong) 原始儒家來講,禮製是否相當於(yu) 一套憲法規則?
李明輝:禮製有這一麵,對皇帝造成相當大的製約。禮的力量,有時比現在的法律還要強。皇帝如果違禮,可能會(hui) 引起軒然大波。現代的政客有時還可以玩弄法律,逃避法律的製裁,可禮是鋪天蓋地的,所以才有“禮教殺人”之說,因為(wei) 它根本無所逃避。
戴誌勇:禮的製約力是從(cong) 中國人的生活形式裏內(nei) 生出來的,不是皇帝一句話就可以改變。這個(ge) “立法權”不在皇帝,對皇帝和對老百姓一樣起作用。從(cong) 規則上講,禮製和法製有相通之處,但比法製似更根本。但禮一旦僵化、極端,真可能發生殺人的效果。戴震就曾從(cong) 儒家內(nei) 部激烈地批判過禮教。不過,換個(ge) 角度,遵守禮製,又能獲得一定的自由,禮存在對等性,你守禮,別人如果不以禮待你,就會(hui) 受到輿論甚至法律懲罰。但是禮治跟現代法治還是有些區別,清末的禮法之爭(zheng) ,張之洞、勞乃宣和沈家本、楊度等人,就爭(zheng) 論得非常厲害,這涉及中西價(jia) 值的一些根本衝(chong) 突?
李明輝:對的,禮有兩(liang) 麵性,可以製約皇權,也可以形成很保守的力量,阻礙思想的進步。
西方的漢學家,特別美國漢學家,如安樂(le) 哲(Roger Ames)就特別推崇禮。美國的民主沒有這一麵,他們(men) 感到很遺憾。自由主義(yi) 受到社群主義(yi) 的批判,跟這點也有關(guan) 係。如果有共同的禮,一個(ge) 社會(hui) 就能形成某種負責任的社區感。如果隻有個(ge) 體(ti) 主義(yi) ,表麵上每個(ge) 人都很自由,可每個(ge) 人都是孤立的,好像原子一樣,跟別的原子互不相幹,這樣的社會(hui) 也很可怕。
在禮治社會(hui) 裏,包含一種社群意識,每個(ge) 人在心理上有所歸屬。但中國人長期受到禮教的約束,就會(hui) 反感。反之,現在洋人說禮非常好,很多人就跟著起哄,其實這有問題,儒家對禮也不是絕對化。杜維明先生有篇文章《仁與(yu) 禮之間的創造性張力》。儒家用仁來調節禮,禮才不會(hui) 僵化。“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le) 何!”仁讓禮與(yu) 時俱進,禮是有生命的原則。所以禮可以改變。後來的儒者,就忘了這點,認為(wei) 禮是天經地義(yi) 的。但至少對孔子而言,禮可以因革損益。
戴誌勇:問題是,誰有資格用仁來調節禮?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孔子可能不認為(wei) 誰都可以製禮作樂(le) 。對於(yu) 道統,誰有解釋權,也是一個(ge) 非常根本的問題。
李明輝:當然是儒者,因為(wei) 他們(men) 理解,仁是禮的精神。比如,如果不了解法律的精神,法律僵化後,法官就會(hui) 做出不通人情的判決(jue) 。台灣有很多法官接受的法律教育有問題,死守法條。法律本身不是死的,有其精神,有其法理,不可能什麽(me) 都規定得清清楚楚,總有一些地方,要法官根據對法理的理解去解釋它。如果沒有這種素養(yang) ,就會(hui) 把法律講死了,做出老百姓不能接受的判決(jue) 。台灣人稱這種法官為(wei) 恐龍法官,因為(wei) 恐龍的神經傳(chuan) 輸很慢,尾巴被戳一下,要好幾分鍾才能傳(chuan) 到大腦。有的法官就是這樣,神經非常不敏銳,對老百姓的疾苦非常麻木。
戴誌勇:由儒者來調整禮,也需要有個(ge) 程序或通道,不然也會(hui) 成為(wei) 恐龍儒者。
李明輝:很多這類的爭(zheng) 論。最早的爭(zheng) 論就是宰我和孔子討論三年之喪(sang) 。表麵看起來,孔子好像反對宰我把三年之喪(sang) 縮短成一年。其實,孔子並不是說三年之喪(sang) 不可以改,而是反對宰我的理由。宰我的理由是功利主義(yi) 的。孔子明明說禮可以因革損益,不該僵化,可是宰我所提的理由,孔子不接受。
戴誌勇:什麽(me) 樣的理由孔子可能接受?三年免於(yu) 父母之懷,這是沒法改變的。
李明輝:禮的實現,要考慮到現實條件,如果現實上做不到,定了也沒用。
戴誌勇:禮不下庶人有這個(ge) 原因在裏麵?
李明輝:三年之喪(sang) 是針對貴族的,但在孔子那個(ge) 時代,連貴族都做不到。不然宰我就不會(hui) 提出這個(ge) 建議。
戴誌勇:如果大部分人都做不到,不是太嚴(yan) 苛了?
李明輝:但這種三年之喪(sang) 的禮,一直到清代,至少做官的人,基本還遵守。父母過世時,要趕快辭官,回家守喪(sang) ,不然會(hui) 受到輿論指責。可一般老百姓三年不耕田,就餓死了。
戴誌勇:古代舉(ju) 孝廉時,有個(ge) 笑話。有人守孝幾年,生了好幾個(ge) 小孩。禮如果太嚴(yan) 苛,會(hui) 造成一種虛偽(wei) 的社會(hui) 風氣。
李明輝:還是要回到仁本身,在清初有非常多這種討論。
五、公天下:落實憲政民主
戴誌勇: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它在政治上的最好體(ti) 現,或許就是公天下的思想。從(cong) 傳(chuan) 說中的禪讓製到封建製,再到秦漢帝製,怎麽(me) 看其中的變化?
李明輝:有一點要肯定,相對於(yu) 秦、漢以前的周代封建體(ti) 製,秦以後的君主專(zhuan) 製是一個(ge) 進步,不是倒退。
封建體(ti) 製的權力是通過血緣繼承的,是從(cong) 祖宗傳(chuan) 下來的,貴族就是貴族,平民就是平民。到了戰國時代,這種格局開始被打破了。秦在邊陲,不太受封建體(ti) 製的影響,是文化比較落後的地方。他們(men) 尚軍(jun) 功,若有戰功,布衣可以為(wei) 卿相,從(cong) 平民成貴族,造成階級流動。階級流動不是從(cong) 那時開始的,春秋時代已經開始了。孔子本來是貴族,後來就沒落了,才在民間講學。以前,一般平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hui) ,知識掌握在貴族手裏。貴族沒落之後,孔子出來講學,平民可以受教育,到了戰國時代,則可以遊說諸侯。
秦、漢之後,封建製度改成郡縣製度,更為(wei) 合理。後來又有考試製度,也造成階級流動,原來種田的人,一旦考上了科舉(ju) ,就翻身了。
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相對於(yu) 封建製度,從(cong) 曆史的角度來講是個(ge) 進步。現在說它有很多毛病,是相對而言。
戴誌勇:那為(wei) 什麽(me) 孔子感歎久不夢周公?古文家認為(wei) 孔子想重建周製,今文家甚至認為(wei) 孔子是當新王,創製,認同三代公天下之製。
李明輝:儒家的特色就是這樣,堯、舜時代是禪讓製,很先進。儒者相信禪讓之製真有其事。這是用述而不作的方式來改製。用現在的話講,孔子借著重新詮釋傳(chuan) 統來改造傳(chuan) 統,表麵看起來很保守,但並不是真的回到周代體(ti) 製。
戴誌勇:怎麽(me) 看董仲舒對皇權妥協,又用天的意誌來限製皇權的做法?
李明輝:董仲舒獨尊儒術,現在也被汙名化。獨尊儒術並不是像秦始皇把百家的書(shu) 都燒掉,隻是為(wei) 儒家經典設博士,諸子百家照樣可以發展,隻把儒家提高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這不但符合漢朝皇帝建立一個(ge) 大帝國的需要,對儒家來講,也能真正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主流。
董仲舒是公羊家,也是借這種方式來限製皇帝的權力。他通過天人感應說來限製皇帝。
一方麵,儒術限製了皇帝;另一方麵,也被皇帝利用了。到底誰利用誰,很難說,其實是儒者跟政治權力在拉鋸。這是徐複觀在《兩(liang) 漢思想史》裏講得最精彩的部分。君主專(zhuan) 製的格局雖然定了,儒者還在夢回三代之製。至少西漢儒者還在做這個(ge) 夢,還覺得君主專(zhuan) 製“家天下”不是儒家理想的實現,否則王莽篡漢就不會(hui) 成功。王莽禮賢下士,所以要將皇位禪讓給他,禪讓這個(ge) 口號當時還管用。公羊家在王莽篡漢前很活躍,但王莽後,儒家要回到三代之製的夢就破滅了。
戴誌勇:曆史上,不是儒家主張君主專(zhuan) 製,而是“公天下”的理想無法實現,轉而求禮治、求仁政,這樣一種格局?
李明輝:有的新儒家是這樣講,但是有爭(zheng) 論。張君勱和徐複觀都跟錢穆辯論過。錢穆比較美化中國曆史,強調士人政府的麵向,認為(wei) 中國過去的皇帝也不如想象的那麽(me) 專(zhuan) 製,是與(yu) 宰相共治天下。這不算全錯,因為(wei) 我們(men) 不能把中國的皇帝想象成權威無限大,他們(men) 的確需要靠知識分子治理天下。如果沒有知識分子階層,帝國就無法維持,皇帝必須做某種妥協。儒家的理想受了很多歪曲,是事實。張君勱、徐複觀為(wei) 了這個(ge) 問題,同錢穆公開打筆仗。他們(men) 都認同儒家,但認為(wei) 錢穆美化了中國的君主專(zhuan) 製,忽略了君主專(zhuan) 製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戴誌勇:最主要的分析有哪幾點?
李明輝:錢穆認為(wei) :借用西方的“君主專(zhuan) 製”概念來講秦、漢到清代的中國曆史,是不恰當的。他強調西方的君主專(zhuan) 製和中國的君主專(zhuan) 製完全不一樣。可張君勱是研究政治學出身的,對西方的政治理論非常熟悉。他認為(wei) 錢穆根本不了解西方的政治理論,君主專(zhuan) 製就是君主專(zhuan) 製,中國充其量是開明專(zhuan) 製。普魯士在18世紀的歐洲,也是最開明的專(zhuan) 製國家,康德就說過,他非常慶幸可以生活在腓特烈大帝統治下的普魯士。伏爾泰在法國待不下去,就跑到普魯士去,被奉為(wei) 上賓。錢穆對中國曆史比較有溫情,他的看法有一部分是對的,因為(wei) 中國過去的君主專(zhuan) 製比較溫和,比較開明,至少皇帝的權力沒那麽(me) 絕對。但這畢竟還是君主專(zhuan) 製。
戴誌勇:能不能說民主憲政是儒家理想最好的實現形式?
李明輝:晚清時,王韜、嚴(yan) 複、郭嵩燾、薛福成等儒家知識分子到西方遊曆之後,對西方國家的政製都非常讚歎,認為(wei) 是三代之治的實現,可見他們(men) 很容易接受民主政治。就這點而言,他們(men) 同蔣慶很不一樣。
在整個(ge) 新儒家裏,錢穆比較不一樣,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都認為(wei) 儒家的理想在傳(chuan) 統君主專(zhuan) 製體(ti) 製裏沒法充分伸張,隻有在民主製度下才可以真正實現。禪讓製從(cong) 未真正實現過,因為(wei) 沒有製度設計。到底什麽(me) 叫禪讓政治?如何禪讓?傳(chuan) 說中的堯、舜禪讓可以操作嗎?王莽篡漢算不算禪讓政治?形式上也許是,因為(wei) 王莽的聲望非常高,知識分子非常擁戴他。但是政權合法性沒有一套製度來保證。
民主製度有這樣一套程序,通過定期選舉(ju) ,可以保持政權的合法性,這才能解決(jue) 根本問題。中國的君主專(zhuan) 製製度最不合理之處,就是皇權世襲。老百姓要當官,有一套選拔製度,如察舉(ju) 或科舉(ju) ,比較合理。可是最上一層的政權轉移還是通過血緣,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
戴誌勇:孟子講換君的問題,一是講到革命權,還講如果君主很糟糕,異姓之卿可以拔腿就走,世卿可以換掉君主。
李明輝:春秋、戰國的儒家還是這種觀念。但是換上的君主還是有血緣關(guan) 係的人,這還不是現在的民主。尤其是秦、漢以後,皇位繼承非常重要,換個(ge) 太子,可能會(hui) 鬧出政變,明成祖就是這樣當上皇帝的。
戴誌勇:沒有很明確的程序。
李明輝:所以唐朝有玄武門之變。儒家接受君主製,是不得已的。有人問:儒家何以會(hui) 選擇君主專(zhuan) 製製度?這個(ge) 問題沒有意義(yi) 。過去儒者有別的選項嗎?沒有。不能怪儒者沒想到民主,因為(wei) 沒這個(ge) 現實條件。儒家能做的,第一是讓君主製更理性,秩序穩定,百姓才能過得好一點。父子相傳(chuan) 的王位繼承製比較穩定。第二是想辦法用儒家的經典、道統去限製皇帝,給皇太子洗腦,讓他做個(ge) 好皇帝。
朱熹曾上書(shu) 宋孝宗,要求他正心。明末劉宗周也上書(shu) 崇禎皇帝,要求他慎獨。有人批評他們(men) 迂闊,你怎麽(me) 可能冀望皇帝正心、慎獨呢?可如果你生活在當時,也隻能這樣。南宋時,主要一個(ge) 爭(zheng) 論是要不要北伐,一派主戰,一派主和。這兩(liang) 派爭(zheng) 論,最後做決(jue) 定的是皇帝,如果能改變皇帝的態度,你的主張就可以實現。朱熹勸皇帝正心,有什麽(me) 不對?難道士大夫還搞革命不成?那時革命之後,還是回到君主製度上,不像辛亥革命之後,就沒有皇帝了。
六、建立民主:不是中西問題,是古今問題
戴誌勇:從(cong) 建立民主憲政的角度來講,我們(men) 今天要怎麽(me) 去對待原始儒家、政治化的儒家、生活儒家?
李明輝:我在《徐複觀與(yu) 殷海光》這篇論文中提到,徐複觀與(yu) 殷海光是20世紀50年代台灣的新儒家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兩(liang) 個(ge) 主要代表。他們(men) 對傳(chuan) 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殷海光基本把傳(chuan) 統看成工具,就像衣服一樣。他說,傳(chuan) 統像衣服,合穿就穿,不合穿就換掉。徐複觀的看法,我稱為(wei) “傳(chuan) 統的主體(ti) 觀”。他認為(wei) 傳(chuan) 統不是一個(ge) 工具,不可能隨便換掉,無法選擇,因為(wei) 我們(men) 的人格都是在傳(chuan) 統中形成的,傳(chuan) 統已經變成我們(men) 的主體(ti) 的一部分,怎麽(me) 可能把主體(ti) 的一部分換掉呢?這很接近社群主義(yi) 的觀點,社群主義(yi) 就強調傳(chuan) 統的重要性,因為(wei) 你沒辦法逃避傳(chuan) 統的影響。
但是傳(chuan) 統可以改變,我們(men) 可以通過反思,讓傳(chuan) 統適應時代的需求。但並不是當作工具來改變,是通過不斷地反思,讓傳(chuan) 統繼續發展。所有的傳(chuan) 統都有兩(liang) 麵:如果欠缺反思,傳(chuan) 統就變成障礙﹔如果可以通過反思不斷去重新解釋、創造,傳(chuan) 統就可以變成一種助力。我們(men) 所有的文化發展都建立在傳(chuan) 統的基礎上,不可能憑空出現。
說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有毛病,也沒錯。但如果承認傳(chuan) 統有生命,就可以把負麵的因素降到最低,讓傳(chuan) 統變成文化發展的基礎。儒家也要不斷反思,往前走。
戴誌勇:具體(ti) 而言,原始儒家怎麽(me) 反思?漢以後已經妥協的政治化儒家,有哪些東(dong) 西一定要拋棄掉?儒家在百姓生活中的影響,哪些可以繼續起作用?
李明輝: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君主專(zhuan) 製結束了,可是民主政治還沒建立。台灣地區好一點,但民主製度還是有很多毛病。傳(chuan) 統文化需要轉化。
討論民主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時,常有個(ge) 誤區。很多人說,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不適合民主。五四運動提倡德先生、賽先生,一定要把傳(chuan) 統文化拋棄掉。殷海光也持這種觀點。但我認為(wei) 將科學、民主的問題看成中西文化的問題,是個(ge) 誤區。民主製度是個(ge) 現代的政治體(ti) 製,在西方也一樣,要建立民主製度,在文化上也要轉型。德國屬於(yu) 基督教文化,為(wei) 什麽(me) 它的民主建立得那麽(me) 辛苦?1945年戰敗後,德國才被盟軍(jun) 逼迫接受民主製度。一戰後建立的魏瑪共和國,沒多少年就被希特勒篡奪了,建立了最極權的政治體(ti) 製。西方文化也要經過一個(ge) 非常大的轉型。我們(men) 很多基本思維方式要轉換,這是由傳(chuan) 統向現代轉型的問題,不是中西文化的對比。
我批評過張灝、劉小楓,因為(wei) 他們(men) 說中國要民主化,要先接受基督教或其原罪說,這是不通的。中南美洲那些獨裁國家,全都是基督教傳(chuan) 統。西班牙在佛朗哥統治之下,也是獨裁國家。意大利是天主教國家,也出現墨索裏尼,德國則出現希特勒。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它的民主怎麽(me) 樣?顯然這不是中西文化的差異問題,而是傳(chuan) 統向現代轉化的問題。
戴誌勇:可能也不僅(jin) 是某一個(ge) 學說轉化的問題。再好的學說,在社會(hui) 結構沒有平衡時,也難起作用。
李明輝:現代化是一整套東(dong) 西,不論中國傳(chuan) 統還是西方傳(chuan) 統,都要經過一個(ge) 非常徹底的轉化,才可以建立現代意義(yi) 的民主。這個(ge) 過程很長,可能要兩(liang) 三百年。現在台灣的很多亂(luan) 象,跟文化轉型都有關(guan) 係。而且,有很多傳(chuan) 統上好的因素,在現代轉型中反而變成不利的因素。
台灣的選舉(ju) 有買(mai) 票(賄選)的問題,比如有人要選縣長,就發錢給大家。這是違法的,隻能暗地裏做,找個(ge) 當地的裏長,請他去發錢買(mai) 票,譬如一張票三百元。可是投票是秘密投票,我收了你的錢,有沒有投票給你,你怎麽(me) 知道?他們(men) 就利用傳(chuan) 統的信仰去買(mai) 票,裏長在外套裏放個(ge) 佛像,對收錢的選民說,我現在給你錢,你要投某某人,佛祖看到了,如果你沒投,會(hui) 受到佛祖譴責。鄉(xiang) 下人就相信這一套。本來宗教虔誠是好事,反倒幫助候選人去買(mai) 票。在農(nong) 村,這種辦法很有效。但在都市,知識水平高的地方,效果非常低。城裏人不信這套,實在非常吊詭。在台北市,買(mai) 票的較少。我所住的大安區,知識分子、公務員、教師較多,從(cong) 來沒人向我買(mai) 過票,買(mai) 了也沒用。這跟教育水平有很大關(guan) 係。
戴誌勇:民主和憲政製度為(wei) 什麽(me) 不能在華夏大地上慢慢發展出來呢?西方的現代民主製也是一個(ge) 慢慢發展的過程,並非憑理性設計好了,然後一蹴而就。
李明輝:這就講到很關(guan) 鍵的問題。我們(men) 經常問,為(wei) 什麽(me) 儒家沒有發展出民主?但這個(ge) 問題恐怕問錯了。世界上的主要文化都沒有發展出民主。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都沒有。隻有西方文化發展出民主,其中有很多偶然因素。更恰當的問法應該是:為(wei) 什麽(me) 隻有西方文化發展出了民主?
民主製度,可以說是曆史的必然趨向,但也可以說是違背人性的。我們(men) 通常很少把康德看成民主理論家,但他其實是最好的民主理論家,對這個(ge) 問題有非常合理的解釋。我翻譯過他一篇文章《在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曆史之理念》。文章很短,卻包含康德曆史哲學的大綱,包含九條定律,其中第五條定律說:“自然迫使人類解決(jue) 的最大問題,是達成一個(ge) 普遍地管理法權的公民社會(hui) 。”古希臘哲人進行政體(ti) 分類,由君王一個(ge) 人統治,叫專(zhuan) 製政體(ti) ;由少數人(貴族)統治,叫貴族政體(ti) ;由全體(ti) 市民統治,就叫民主。民主是人民統治的意思。但並非由全體(ti) 人民統治,比如古希臘的城邦隻有市民有投票權,奴隸與(yu) 外國人沒有投票權,女人也沒有。
這是古典意義(yi) 的民主。即使到18世紀,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民主都不是好東(dong) 西。所以康德說,民主製必然是獨裁製。康德將政治形式分成共和製和獨裁製,他講的共和製大體(ti) 相當於(yu) 我們(men) 現在所講的民主製。他的標準很簡單:在政治體(ti) 製裏,如果行政權與(yu) 立法權分開,就是共和製,否則就是獨裁製。民主製必然是獨裁製,因為(wei) 行政權與(yu) 立法權都掌握在同一批人手裏,就是公民手裏。公民兼有行政權與(yu) 立法權,沒有製衡,必然是獨裁製。
康德所謂“普遍的管理法權的公民社會(hui) ”,就是民主社會(hui) ,內(nei) 部有一種合理的政治秩序。第六條定律指出:“這個(ge) 問題是最困難,且最後才為(wei) 人類所解決(jue) 的問題。”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它違背人性。人是動物,當他生活在同類中時,需要一個(ge) 主人,因為(wei) 他一定會(hui) 對其同類濫用他的自由。人類希望自由,但不希望別人有同樣的自由,自己濫用自由,卻去限製別人的自由,這是天性。所以人類需要有一個(ge) 主人來管理,強迫它們(men) 服從(cong) 一個(ge) 普遍的意誌。可是從(cong) 何處去求得這個(ge) 主人呢?也隻有求之於(yu) 人類,可是君王、貴族、人民,都是動物,都會(hui) 濫用自由,問題仍然無法解決(jue) 。最後隻能選擇相互製衡。康德說,民主就是建立在製衡的基礎上,沒有一個(ge) 人有絕對的權力,而是互相限製對方的權力。這就需要有一套製度設計。
西方人為(wei) 什麽(me) 能發展出現在的民主製度?不是他們(men) 特別聰明,而是曆史偶然發展出來的。西方近代的民主最初與(yu) 階級鬥爭(zheng) 有關(guan) 。1215年英國貴族逼迫英王約翰簽訂大憲章,是因為(wei) 國王要對貴族加稅,貴族受不了,聯合起來逼迫英王簽訂大憲章,限製他的權力。因此,民主的起源就是為(wei) 了貴族的利益。
以後中產(chan) 階級出現了,就跟貴族聯合起來,成立兩(liang) 個(ge) 議會(hui) ,上議院代表貴族,下議院代表中產(chan) 階級,一起限製國王的權力,再逐漸發展成今天的民主製度。
所以財產(chan) 權非常重要,在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非常關(guan) 鍵。不重視財產(chan) 權,就不可能建立民主製度。不要以為(wei) 新儒家都很形而上,其實他們(men) 非常重視財產(chan) 權,因為(wei) 財產(chan) 是人格的防線,一個(ge) 沒有財產(chan) 的人無法維持其人格。
康德雖然也讚成現代意義(yi) 的民主,可是它也有條件,即個(ge) 人必須有財產(chan) 。但他所說的財產(chan) 比較廣義(yi) ,不僅(jin) 包括房子與(yu) 土地,也包括技術。隻有可以自己謀生的人才有獨立的人格,這種人才可以成為(wei) 一個(ge) 真正的公民。小孩子要依靠父母,奴隸要依靠主人,都不是公民。
康德講得很對,民主製度非常難建立。張灝講幽暗意識,就曆史的發展而言,並沒有錯。但從(cong) 理論上講,幽暗意識未必會(hui) 導致民主,也可能導致極權,韓非子就是一個(ge) 例子。他認為(wei) 每個(ge) 人都是自私的,如果不去控製其自私的欲望,國家就無法維持,所以他要限製老百姓的自由。
七、消極自由:政府不能替老百姓決(jue) 定幸福何在
戴誌勇:儒家、法家在政治上的說話對象主要都是君王,儒家勸導君王要誠意正心,修身向善,法家用法、術、勢來強調君主的絕對權威。
李明輝:麵向君王是一方麵,但儒家講教化時,也要麵向老百姓說話。儒家希望君王可以成為(wei) 聖人。封建製、君王製都有同樣的問題,康德點破了其中的問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主張,哲學家必須成為(wei) 君王,但這很難。康德說,哲學家為(wei) 君王,或君王為(wei) 哲學家,既不可欲,也不可求。即使有君王在登基時品德很好,但權力掌握久了,就會(hui) 腐敗,權力會(hui) 敗壞理性的判斷。唐太宗就是一個(ge) 例子。漢武帝也是,晚年昏庸,把兒(er) 子都殺掉了。
戴誌勇:如果假定人性惡,既可能發展對權力限製的製度,也可能會(hui) 發展出一套對百姓臣民的控製技術。如果假定人性善,對君王的限製可能就不夠。但如果君王相信百姓可以向善,就要節製權力,把自由發展的空間預留給百姓。
李明輝:我們(men) 要相信老百姓最知道自己的利益,有理性判斷。傳(chuan) 統儒家喜歡講“父母官”,講德治,視民如子。但康德區分了兩(liang) 種政府:一種叫祖國政府,一種叫父權政府。後者很類似儒家所說的仁政德治,把老百姓當未成年的孩子來照顧。這是康德反對的。統治者不能替老百姓決(jue) 定什麽(me) 是幸福。因為(wei) “幸福”的概念非常不確定,不能用同一個(ge) 標準套用到所有人。這是一種開放的政治思想。統治者如果替老百姓決(jue) 定其幸福,很容易變成極權政治。
戴誌勇:《道德經》有言:“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wei) 心。”庶幾近之。用現代人的話來講,這裏涉及到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界限問題。
李明輝:對的,康德並非不知道消極自由,可是他又講積極自由。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不能對立起來。新儒家肯定消極自由,但反對把它與(yu) 積極自由對立起來。新儒家認為(wei) ,消極自由必須以積極自由為(wei) 前提,這就是後來社群主義(yi) 的觀點。我覺得這點新儒家是對的。
西方學者提出消極自由,有冷戰的背景。冷戰時,出現一大批主張消極自由的政治理論家,主要是為(wei) 了防止納粹法西斯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他們(men) 認為(wei) 這些思想下的統治者,總是替老百姓做決(jue) 定,所以講積極自由就變成忌諱。但是,這種忌諱並無必要,講積極自由未必會(hui) 導致極權主義(yi) 。公民精神也是一種積極自由。關(guan) 鍵要看我們(men) 如何運用積極自由。有人說,統治者會(hui) 利用積極自由的觀念。但任何東(dong) 西都有可能被統治者所利用,他們(men) 也可以利用上帝,用上帝的名義(yi) 來號召老百姓參加宗教戰爭(zheng) 。那麽(me) 基督徒就不該相信上帝嗎?
戴誌勇:怎樣才算政府在替老百姓決(jue) 定幸福?像社群主義(yi) 說的,提倡某種具體(ti) 生活方式或道德準則算不算?
李明輝:比如政府不能告訴你讀什麽(me) 書(shu) 才好。父母有時這樣告訴小孩,什麽(me) 書(shu) 不能看。這沒什麽(me) 不對,孩子未成年,需要父母給一點限製。但老百姓不是小孩,知道自己的利害。儒家本來也有這一麵,所以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儒家不把老百姓看成小孩子,老百姓喜歡或不喜歡什麽(me) ,由他們(men) 自己決(jue) 定。如果說儒家有一些教化的傾(qing) 向,在民主政治下,這個(ge) 都不要做,管得越少越好。
八、己欲立而立人:積極自由的利與(yu) 弊
戴誌勇:徐複觀有個(ge) 說法:德治是講君王以德治天下,德可以理解為(wei) 無為(wei) 。南麵垂拱而天下治。這包含道家講無為(wei) 而治的意思?
李明輝:“無為(wei) ”也是儒家的思想,不光是道家的。
戴誌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在學校、家庭和社會(hui) 上,這點利多弊少,意味著一種關(guan) 懷,一種公益精神,基本沒有強迫性。但如果在政治上這樣考慮問題,可能會(hui) 帶來一些危險?
李明輝:這個(ge) 意思倒未必要從(cong) 消極的角度來解釋。儒家的觀點是,不是我一個(ge) 人過得好就夠了,不管別人的死活。我也希望天下人都過得好。這點不能算錯。
戴誌勇:問題是,怎麽(me) 算過得好,這點不太好替別人判斷。這點很關(guan) 鍵。即使是為(wei) 別人著想,也需要劃定一條線,必須尊重別人的決(jue) 定權。可能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有不同的界線。因為(wei) 好心人也可能辦壞事。
李明輝:在一個(ge) 民主社會(hui) 裏,這個(ge) 爭(zheng) 議很大。政府到底要做多少事?通常有兩(liang) 條路線。自由派和保守派有不同的看法:美國的保守派希望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自由派則希望政府多做一點事,但有個(ge) 限製,即是政府絕對不能什麽(me) 都管。
現在台灣有這個(ge) 問題:年輕人買(mai) 不起房子,政府要不要管?保守派說,這是年輕人自己的事,政府不要管。可歐洲國家比較偏向社會(hui) 主義(yi) ,政府要做的事比較多,所收的稅也很高。收這麽(me) 多稅,就要做很多事,如醫療保險、失業(ye) 救濟金等,要保障人民基本的生活。當然這並沒有違背康德的意思。
戴誌勇:還是有些共識,不論消極自由還是積極自由,有些基本的工作政府必須做,比如司法體(ti) 係,另外有些事絕對不能碰。
李明輝:可以用權利清單去規範,比如人民的財產(chan) 權、生命權、自由權等,政府絕對不能侵犯;在這個(ge) 範圍之外,政府可以做一些事。
戴誌勇:其中或許也有一個(ge) 模糊地帶。比如言論自由是不是絕對的?記得桑德爾也曾用康德的理念,來追問個(ge) 人對生命的絕對支配權。比如,人有沒有自殺的權利?
李明輝:肯定有模糊地帶,自由權就有模糊地帶。媒體(ti) 傳(chuan) 播也有模糊地帶,到底怎麽(me) 樣的言論政府可以禁止?台灣也有這種爭(zheng) 議。例如,“狗仔隊”能不能一直跟著名人,挖別人的隱私,剝奪人家的自由?本來台灣要立一個(ge) 法律,但卻引起爭(zheng) 論,若不讓“狗仔隊”跟蹤,就沒辦法保障讀者的知情權。
戴誌勇:模糊地帶就需要一個(ge) 決(jue) 定機製。
李明輝:沒別的辦法,隻能通過合法程序,到國會(hui) 去辯論、投票,哪邊得票多就有合法性。
戴誌勇:兩(liang) 黨(dang) 輪流屬於(yu) 一種決(jue) 定機製,司法判決(jue) 也是一個(ge) 決(jue) 定機製。
李明輝:這種問題在民主社會(hui) 裏太多了。比如,要不要蓋核能廠?各有利弊。風險多大,誰知道?若不蓋核能廠,電價(jia) 就要提高,環境也可能受到汙染。老百姓要不要接受,得自己選擇。
戴誌勇:剛才講,財產(chan) 權是人格的最後一道防線。記得哈耶克有個(ge) 論述,把問題推了一步。他認為(wei) :甚至個(ge) 人都可以沒有財產(chan) ,隻要所有財產(chan) 不是控製在某個(ge) 人、政府的手上。隻要社會(hui) 是有財產(chan) 權的,個(ge) 人就可以是自由的。他好像相信社會(hui) 有這種自發機製給一個(ge) 沒有財產(chan) 的人以足夠支持,使你能保持自由。
李明輝:這太保守了。當然比政府控製全部財產(chan) 要好,因為(wei) 政府控製財產(chan) ,就可以控製你的人格。如果自己沒法謀生,必須靠政府施舍,就不可能有獨立的人格。
還有一種情況:盡管財產(chan) 不是被政府控製,但如果社會(hui) 財富被幾個(ge) 大財團控製,也夠慘的。哈耶克基本上還是一個(ge) 保守主義(yi) 者。他過去認為(wei) 計劃經濟是通往奴役之路,反對國營經濟,但現在哪個(ge) 政府沒有國營經濟?
戴誌勇:要看國營經濟的比重和基本的運行規則?
李明輝:這跟冷戰背景有關(guan) 係。在那個(ge) 特定時空裏,難免出現這麽(me) 極端的主張。
九、從(cong) 政者:區分公德和私德
戴誌勇:憲政民主或許是實現儒家理想的最好方式。自由派與(yu) 很多儒家學者都承認民主,他們(men) 最主要的分歧在哪?
李明輝:分歧就在於(yu) 怎麽(me) 對待傳(chuan) 統。自由派持拿來主義(yi) ,認為(wei) 憲政民主西方有現成的,拿來用就好了。可這種製度移植不是像換衣服一樣。要有一個(ge) 健康的胃,才能吸收外來養(yang) 分,照搬沒用。德國魏瑪共和國製定的魏瑪憲法,是當時最好的,結果沒幾年被希特勒篡奪了。中國也是這樣,辛亥革命後,形式上有一套民主製度,建立民國了,但沒用,因為(wei) 這套製度跟傳(chuan) 統沒接上頭。
戴誌勇:那套規則沒落地,可能跟浸潤在傳(chuan) 統文化裏的人的思維和行動模式有關(guan) ,也可能跟當時的力量對比有關(guan) 。儒家強調德治,荀子那樣強調禮製,也還是脫不了聖人情懷。
李明輝:傳(chuan) 統文化要經過一種極大的轉型,所以民主製度不是那麽(me) 容易建立的。在台灣,在國民黨(dang) 的威權統治時代,台灣的自由派天真地認為(wei) ,隻要打倒國民黨(dang) ,從(cong) 此就天下太平,民主就可以建立起來,這是非常幼稚的。國民黨(dang) 下台後,問題才開始。我們(men) 看到的現實就是這樣。
戴誌勇:你有篇論文,說儒家是一種理性的直接運用,西方民主是理性的架構表現。文化上的轉型是不是這樣一種轉法?類似牟宗三先生講的“坎陷”,需要很多外在條件才能使傳(chuan) 統文化向現代方向轉?
李明輝:不全是外在條件,要經過一個(ge) 調適過程。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就提出來了。儒家的內(nei) 聖之學非常強,可梁啟超說,儒家提倡的道德,十之八九是關(guan) 於(yu) 私德,隻有十之一二是關(guan) 於(yu) 公德。民主社會(hui) 需要的是公德,才能培養(yang) 出現代公民,這是中國傳(chuan) 統所欠缺的,需要補課。
所以,我們(men) 需要共和主義(yi) ,共和主義(yi) 就是要培養(yang) 公民德行。傳(chuan) 統的觀念要人少管閑事。在台灣,有人闖紅燈,如果你指責他,他會(hui) 回應說,你又不是警察。可我在德國看到,如果年輕人闖紅燈,老婆婆拿著傘(san) 要打他,年輕人乖乖說對不起。他們(men) 管閑事的人很多。這是一種公民德行。台灣的大城市比較好,有人會(hui) 檢舉(ju) 這些不法。可是小時候,父母會(hui) 告誡我們(men) 不要管閑事,以免招來殺身之禍。
戴誌勇:上個(ge) 世紀50年代,德行和民主的問題,是台灣自由主義(yi) 者和新儒家辯論的一個(ge) 比較核心的議題:到底民主需不需要德行做根基?
李明輝:新儒家基本上認為(wei) 需要,如果沒有道德基礎,民主也不穩固。但是,這並不是說不要民主。新加坡好不好?國民所得很高,很多老百姓對生活很滿意,但看起來不民主。或許老百姓就是要生活過得好,跟知識分子不一樣,新加坡就是最好的模式。新加坡也有選舉(ju) ,但有各種限製。問題是,新加坡的製度現在也維持不下去,李光耀是一個(ge) 特殊的例子。不可能再有第二個(ge) 李光耀,這是個(ge) 偶然因素。新加坡模式沒辦法模仿。
戴誌勇: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可能接近賢人政治?是道德主體(ti) 跟政治主體(ti) 之間比較重合的一種樣態。但賢人政治跟民主政治還是有區別。新儒家認為(wei) 民主政治要道德根基,可能也不是認為(wei) 李光耀這種賢人政治可以替代真正的民主製。
李明輝:新儒家認為(wei) ,政治主體(ti) 必須建立在道德主體(ti) 的基礎上,這跟康德的意思是一樣的。康德說,建立一個(ge) 公民社會(hui) 有三個(ge) 條件:一是對憲法的性質要有正確概念,要知道憲法怎麽(me) 運作。二是要經過許多世事的豐(feng) 富曆練,老百姓要學乖,要變得精明,因為(wei) 每個(ge) 政客都想騙你的選票。在台北,選民不大容易受騙,所以台北市長往往是反對黨(dang) 當選。巴黎、東(dong) 京都這樣。三是要有一個(ge) 善的意誌,這就是道德基礎。自由主義(yi) 者不會(hui) 講這一點,他們(men) 覺得不相幹,可是康德說政治需要道德基礎。
民主不僅(jin) 是可能的製度裏比較不壞的。它首先是一個(ge) 理念,依康德的說法,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雖然很難,違背人性,可發展出來後,就有普遍意義(yi) 。不能像蔣慶那樣,說民主製度是西方人發展出來的,不是我們(men) 要的,要民主製度,就是向西方投降靠攏。
戴誌勇:蔣慶在《再論政治儒學》裏提到聖賢的教化權。讀起來,的確有道德專(zhuan) 製的可能。張佛泉說得比較嚴(yan) 重,說對德行的要求過於(yu) 嚴(yan) 格,會(hui) 造成一種道德災害。自由主義(yi) 者有這種擔心。
李明輝:在聖君賢相的格局下可能有這種危險。可新儒家講的不是這一套,他們(men) 已承認那一套行不通。
但民主政治需要道德基礎。台灣的自由派也有很強的道德感,不然怎麽(me) 反抗國民黨(dang) ?但他們(men) 自己卻不知道這點。蔣經國統治末期,台灣經濟成長最快,那時台灣人很有錢,比現在好得多。但為(wei) 什麽(me) 台灣人還向國民黨(dang) 要求民主?
如果儒家隻是在私領域講道德,問題不大,有些宗教要求更嚴(yan) 格。現在也沒有一個(ge) 力量可以強迫大家接受儒家,考試也不考儒家經典。按照蔣慶的儒家共和國的辦法,那非常恐怖。伊朗的伊斯蘭(lan) 共和國是由教士治國,蔣慶則主張由儒者治國,其實是一樣的,都是要回到中世紀,而不是建立一個(ge) 現代社會(hui) 。
戴誌勇:共同前提還是憲政民主製度,劃定政府權力的界限。道德要求要在公領域和私領域之間劃一條界線。
李明輝:當然有界限,這是現代政治的一個(ge) 特性。這是儒家傳(chuan) 統要轉型的地方之一。司馬光說過,他生平沒什麽(me) 事情不可以對別人說,完全透明。但是在現代社會(hui) ,隱私權非常重要,因為(wei) 隱私權也是人格的防線。
所以,“狗仔隊”對民主也有傷(shang) 害。如果照“狗仔隊”的要求,隻有兩(liang) 種人可以搞政治:第一種是真正的聖人,在私德方麵,沒什麽(me) 可挑剔的。但這種人少之又少。第二種就是臉皮厚的人,道德缺陷被揭露了,也無所謂。一般人的臉皮沒那麽(me) 厚,如果“狗仔隊”隨時追著私德問題,我們(men) 就不想從(cong) 政了,因為(wei) 犧牲太大了。結果臉皮厚的政客占絕對多數。台灣現在有很多人不願出來當官或競選,特別是學者。對此,“狗仔隊”要負很大的責任。你一出來做官,所有私生活都沒有了,連上街買(mai) 東(dong) 西的空間都沒了,家人也跟著遭殃。
戴誌勇:應有個(ge) 限度。克林頓受彈劾,主要是因為(wei) 他在國會(hui) 作證時撒謊。
李明輝:他們(men) 是比較在意這點。至於(yu) 偷情,對西方人來說,是私德問題。
戴誌勇:能完全區分開嗎?
李明輝:理論上可以區分,但實際上很困難。貪汙絕對不行,因為(wei) 這不是私德問題。偷情在現代社會(hui) 很難講,台灣人似乎不鼓勵,也不禁止。王永慶有很多老婆,可也沒人批評他這點,大家反而稱讚他是大企業(ye) 家。有些政治人物偷情,就被罵得要死。但以前台灣有個(ge) 政治人物,有七個(ge) 老婆,還是照樣當高雄市長,照樣選得上。標準不一致,完全因人而異。
戴誌勇:這是否說明德行問題不一定要作為(wei) 民主政治的基礎呢?像胡適以前提倡的好人政治,根本行不通?
李明輝:還是要區分公德和私德,公德一點都不可以馬虎。在德國嚴(yan) 格到什麽(me) 地步?德國以前有個(ge) 副總理叫默勒曼,他當經濟部長時,用經濟部的信箋為(wei) 他小舅子的生意寫(xie) 推薦信,公器私用。這在中國大陸沒問題,在台灣地區也沒問題。但此事被媒體(ti) 揭發後,他隻好辭職,他的政治生涯也從(cong) 此一蹶不振,最後跳傘(san) 自殺了。德國人對公德嚴(yan) 格到這種地步,但對私德就很放鬆。你有外遇,他們(men) 不管你。
戴誌勇:這跟儒家的德性觀不太一樣。誠正格致,修齊治平,私德公德貫通。
李明輝:儒家在這個(ge) 地方要轉化。但儒家把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起講,也不是完全沒道理。一個(ge) 政治人物的性格的確會(hui) 影響到他的公共角色,我以前不大懂,自從(cong) 陳水扁上台後才發現這個(ge) 問題。陳水扁的性格本身有問題。如果陳水扁隻是一個(ge) 律師,或一個(ge) “立法委員”,沒有直接掌握權力,問題不大。他當台北市長時已出現問題,到了掌握最高權力時,性格缺點就放大了,誘惑增加,就不可收拾。所以,儒家講正心誠意不是完全沒道理。
戴誌勇:政治人物的私德也很重要,完全區分也有問題?
李明輝:區分是必要的。舉(ju) 個(ge) 例子:希特勒的私生活非常規矩,他也沒有跟別的女人亂(luan) 搞,忠於(yu) 伴侶(lv) ,雖然他們(men) 沒夫婦的名分。他很清廉,也不搞錢,可是性格剛愎自用。如果他不當總理,隻是一個(ge) 下級軍(jun) 官,作戰很勇敢,這不是問題。問題他當了國家領導人,就害死德國了。
台灣比較好,陳水扁有任期,我們(men) 最多忍受他八年,他下台後就把他抓起來,這是傳(chuan) 統君主製辦不到的。在曆史上,若皇帝昏庸,隻好希望他趕快死。如果他又活二三十年,國家就完了。
十、現代民主有哪些基本原則
戴誌勇:還可以彈劾,不一定要忍受八年。
李明輝:所以,民主製度有優(you) 越性,不是紙上談兵。
戴誌勇:蔣慶對投票權的理解是,孔子應該有一萬(wan) 票,普通人有一票。
李明輝:那一套是紙上談兵。通儒院、國體(ti) 院都不選舉(ju) ,而是推選、選拔。誰來選拔?台灣過去的“監察委員”是由省議員間接選舉(ju) ,不是直接選舉(ju) 。後來為(wei) 什麽(me) 要改為(wei) 直接選舉(ju) ?就是因為(wei) 買(mai) 票。我如果想進入國體(ti) 院,我送錢給衍聖公,他就可以指定我當國體(ti) 院的議員,這太容易了。直接選舉(ju) 要買(mai) 票難多了,要花錢買(mai) 很多票,還有風險,很容易被抓到判刑。蔣慶有沒有考慮過這個(ge) 問題?如果衍聖公有這麽(me) 大權力,給他送錢的人會(hui) 少嗎?
戴誌勇:建立現代民主製度時,如果考慮到儒家或整個(ge) 中國傳(chuan) 統作為(wei) 民主的道德或國情基礎,台灣在具體(ti) 製度設計上有什麽(me) 經驗?
李明輝:民主製度有很多套,有內(nei) 閣製、總統製、委員製等等,要看國情而定。每個(ge) 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日本與(yu) 德國都采取內(nei) 閣製,但實際操作的方式不完全一樣,跟英國的民主製度又不一樣。但這是小差異,有些基本原則與(yu) 基本條件不可欠缺,比如政黨(dang) 政治、新聞自由、分權製衡等。分權製衡也有一些基本條件,比如司法獨立。沒有這些條件,就不算是民主製度。
戴誌勇:如果這樣說,新儒家跟自由主義(yi) 的爭(zheng) 論,基本上就成為(wei) 一種學理上的爭(zheng) 論,對現實製度設計沒什麽(me) 影響?
李明輝:不能說完全沒有。民主製度跟文化脫不了關(guan) 係。民主隻是一個(ge) 製度,跟原來的文化必須能夠銜接,平行移植是沒有用的。新儒家在1958年的宣言說,我們(men) 接受西方民主不是一種自外添加的過程,不隻是把它引進來,裝上那個(ge) 殼,而傳(chuan) 統文化沒起作用,這就是儒家可以著力的地方。從(cong) 深層意義(yi) 說,儒家的力量還是很大的,還在製約我們(men) 的思維方式,怎麽(me) 可能不去麵對這個(ge) 傳(chuan) 統呢?
戴誌勇:麵對傳(chuan) 統有什麽(me) 具體(ti) 表現?張祥龍教授提出一種家族式的投票製度,強調家庭的價(jia) 值。這跟個(ge) 人投票權顯然不同,但是否可行又是問題。
李明輝:要經過一個(ge) 轉化,通過對傳(chuan) 統的反思和重新詮釋來轉化。比如我們(men) 可以利用儒家傳(chuan) 統。我從(cong) 來不講儒家原來有民主思想,這話說不通。但說儒家具有現代民主的思想資源,這話可以講。比如性善論、民本論、天下為(wei) 天下人之天下、禪讓等,都是思想資源。
戴誌勇:傳(chuan) 統的很多具體(ti) 製度已被扔掉,或可扔掉。有些則必須創造,如以前沒有現代意義(yi) 上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嚴(yan) 格區分。但台灣地區基本有了“司法獨立”。
李明輝:台灣的司法製度還是碰到很多問題。說儒家要負責也可以,還是有鄉(xiang) 願的問題。形式上,台灣地區司法是獨立的,可司法官進行評鑒時就互相包庇。在“中央研究院”這種最高學術機構,都有這種現象。很多學者從(cong) 美國回來,在美國時規規矩矩,一回到台灣當個(ge) 院長,各種毛病都出來了,如走後門。
戴誌勇:在什麽(me) 意義(yi) 上能歸咎於(yu) 儒家?孔子不是恰恰特別反對鄉(xiang) 願,認為(wei) 那是德之賊嗎?
李明輝:製度都是學西方,可是實際表現做不到,這跟文化沒經過一個(ge) 轉化有關(guan) 。儒家不鼓勵鄉(xiang) 願,可是不管在司法界、學術界,到處都可以看到鄉(xiang) 願的現象。這很怪異。現代公民就不能鄉(xiang) 願,看到不法就要去揭發。
我1986年從(cong) 德國回台灣,住在台北,對周圍很多事情看不慣。比如,通馬桶的人到處亂(luan) 貼小廣告。我想,你貼廣告是希望做我的生意,可你搞到我很火大,你能達到目的嗎?這些人的腦筋真有問題。我看到小廣告就撕,可是他們(men) 黏得非常緊,他花1秒鍾貼上去,我要花10分鍾才清得掉。我就一個(ge) 個(ge) 打電話去罵,非常累,後來隻好打電話到環保局,讓他們(men) 來清理。大家都潑我冷水,說沒用,官方不會(hui) 理你的。我說,為(wei) 什麽(me) 不試試?我打了幾次電話,環保局的人來了,將小廣告清得幹幹淨淨。1986年到現在,二三十年了,這些現象全沒有了。
我這種人不多。這是很小的事。儒家能不能銜接這種公民意識呢?可以,因為(wei) 儒家反對鄉(xiang) 願。還有個(ge) 例子:台灣養(yang) 狗的人很多,我老在路上踩到狗屎,我碰到有人讓狗在路上拉屎就罵。現在,台北所有養(yang) 狗的人都會(hui) 帶個(ge) 袋子裝狗屎。
不要以為(wei) 這是小事,民主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jia) ,不是你坐在那邊,它就會(hui) 從(cong) 天上掉下來。公民要不斷地要求公仆,要改善社會(hui) 風氣。這就是現代公民的素養(yang) ,可以跟儒家思想銜接。因為(wei) 儒家重視群體(ti) ,不會(hui) 主張各人自掃門前雪。儒家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基本重視群體(ti) 感,不可能認為(wei) 自私自利是對的。
戴誌勇:自由主義(yi) 不一定跟這點有矛盾。
李明輝:沒有矛盾,可是要怎麽(me) 培養(yang) 這種德行?還是要利用傳(chuan) 統。
戴誌勇:這跟前麵提到的社群主義(yi) 的觀點有什麽(me) 異同?
李明輝:儒家跟社群主義(yi) 比較接近,都反對原子式的個(ge) 人主義(yi) 。儒家認為(wei) ,我們(men) 每個(ge) 人的成長,都是在一個(ge) 群體(ti) 裏形成自我。這也是社群主義(yi) 批評自由主義(yi) 最強烈的地方。從(cong) 洛克開始的古典自由主義(yi) ,假定個(ge) 人可以有各種選擇能力,個(ge) 人就是自足的,都是自己選擇。社群主義(yi) 跟儒家一樣,認為(wei) 沒有這樣的個(ge) 人,個(ge) 人都是在傳(chuan) 統和社群裏形成的。
戴誌勇:個(ge) 人在群體(ti) 之中。對儒家來說,家庭是最原初的群體(ti) 。這跟現代的集體(ti) 主義(yi) 又不同。
李明輝:不是集體(ti) 主義(yi) ,不是社群優(you) 先,也不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社群主義(yi) 並不反對民主,而是肯定民主的。
戴誌勇:有的儒者說,要走上行路線,通過改變決(jue) 策者來改變政策。
李明輝:如果製度沒辦法改革,這是一個(ge) 不得已的選擇。
戴誌勇:另外一個(ge) 選擇是下行路線,就像王陽明所說的,覺民行道。比如可以利用家族的力量,將家族力量跟公民社會(hui) 的成長結合起來。
李明輝:公民意識的培養(yang) 是點滴工程,過程很漫長。如果沒有培養(yang) 出公民意識,就算建立了民主架構,也維持不下去。如果一個(ge) 社會(hui) 的大部分人都沒有公民意識,買(mai) 票很容易。他們(men) 不會(hui) 覺得手頭這一票很珍貴,一票三百塊錢,就賣了。
戴誌勇:原始儒家有個(ge) 說法,天爵和人爵。君臣以義(yi) 合,而不是個(ge) 人的私恩。跟孔子痛罵鄉(xiang) 願一樣,這恰好都是儒家思想要對治的毛病啊!
李明輝:從(cong) 這裏來講,台灣社會(hui) 的轉化還不夠,常常把公共事務當私人關(guan) 係來處理,這種現象非常普遍。最高的研究機構都可以看到這種現象。如果你在開會(hui) 時就事論事,開完會(hui) 後,背後就有人議論,扯到私人恩怨上。這就是公民文化還沒上軌道,台灣現在還在轉型過程中。
這需要時間,像我這種人就會(hui) 很辛苦,會(hui) 得罪很多人。我對你沒什麽(me) 惡意,是跟你談公共事務,但卻會(hui) 被解讀成我跟你過不去。
十一、自由主義(yi) 和儒家不能互相扯後腿
戴誌勇:所以我們(men) 不得不站立在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上,去創造性地轉化,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向憲政民主。光看到別人的經驗,不打好自己的地基,沒有用。
李明輝:德國和日本的民主都是在打敗仗後建立的,是占領軍(jun) 逼迫他們(men) 接受的。難道我們(men) 也要先被別人占領,才能建立民主製度?德國的民主製度現在穩固了,雖然產(chan) 生得很不光彩,可是建立後就穩固了。德國人並沒說美國強迫我們(men) 接受這套憲法,說我們(men) 還要回到希特勒那個(ge) 時代。民主製度的建立,每個(ge) 國家都有不同的因素,幽暗意識可能就是其中一項。在英國,新教的傳(chuan) 統可能是個(ge) 偶然的因素,但我們(men) 很難去複製那個(ge) 經驗。
戴誌勇:儒家在政治體(ti) 係或社會(hui) 中的地位,怎樣為(wei) 好?
李明輝:還是在教育製度裏扮演某種角色,在培養(yang) 公民道德的教育裏,可以加入經典教育。所有教育都需要公民意識的培養(yang) 。西方人也有《聖經》課,這是他們(men) 的傳(chuan) 統文化。
戴誌勇:美國允許公立學校教授《聖經》?
李明輝:在大學是不允許的。
戴誌勇:基礎教育不更嚴(yan) 重嗎?如果允許教《聖經》,允不允許教《古蘭(lan) 經》?
李明輝:這點有爭(zheng) 議,對自由主義(yi) 來講是不行的。如果經典教育不限於(yu) 儒家,我覺得可以。道家、佛教經典都可以放進去,至少讓你選。一個(ge) 國家的傳(chuan) 統教育不可能真空,總會(hui) 帶有某些文化在裏麵。
台灣高中原來有門必修課,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就是四書(shu) 。後來國民黨(dang) 把陳立夫的解釋放進來,進行黨(dang) 化教育,就引起反感。如果隻是經典教育,不要摻雜政治意識形態,我覺得還好。對我來講,是很受用的。民進黨(dang) 執政時,廢掉了這門課程,馬英九上台後又要恢複,結果引起爭(zheng) 議。
戴誌勇:有政治的考量在裏麵。
李明輝:有,民進黨(dang) 要“去中國化”,而儒家就是中國的。我覺得這很愚蠢,因為(wei) 韓國、日本都有儒家,儒家是屬於(yu) 東(dong) 亞(ya) 的。
戴誌勇:很多大陸人都覺得台灣地區的傳(chuan) 統保存得非常好。
李明輝:事後來看,這跟國民黨(dang) 的教育有點關(guan) 係。國民黨(dang) 沒搞“文革”,表麵上發揚傳(chuan) 統文化,當然有時摻雜政治目的在裏麵。撇開這個(ge) 不談,至少台灣民間的傳(chuan) 統文化沒受到壓製,佛教興(xing) 盛,信徒有幾百萬(wan) ,事業(ye) 做得非常大,像慈濟功德會(hui) ,全世界都有分會(hui) ,是個(ge) 很大的勢力,沒受到壓製,就會(hui) 自然往好的方向發展。
戴誌勇:儒家呢?
李明輝:儒家不是宗教,但在深層影響我們(men) 的思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祭祖,清明節是大節日。所以基督宗教在台灣傳(chuan) 教,最大的障礙就是祭祖,因為(wei) 基督徒不可以上香。基督新教與(yu) 舊教的信徒在台灣總共不到100萬(wan) 。在台灣的民間,基督教被視為(wei) 不孝的宗教,由此你可以知道儒家的力量。
戴誌勇:這就是所謂的文化主體(ti) 性、民族性。
李明輝:對。如果傳(chuan) 統沒有了,外來的宗教就很容易進來。
戴誌勇:自由主義(yi) 覺得這不是一個(ge) 問題,比如大陸的基督徒很多,官方數據是1600萬(wan) ,民間的統計是1.4億(yi) 。你怎麽(me) 看?
李明輝:比例非常高。我覺得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如果基督徒在大陸可以自由傳(chuan) 教,信徒人數恐怕不止3億(yi) 。這很可悲,傳(chuan) 統文化被破壞掉了,形成精神真空,什麽(me) 東(dong) 西都進得來。日本基督徒的比例也不高,不到2%,比台灣還少。
戴誌勇:有些儒者力圖恢複宗族,有些自由主義(yi) 者說覺得這很可怕,認為(wei) 宗族化可能會(hui) 壓製個(ge) 人。
李明輝:按照自由主義(yi) 的立場,如果基督教可以傳(chuan) 教,儒家也可以傳(chuan) 教,因為(wei) 你沒有強迫別人,政府的力量也未介入。所以我並不反對這些儒者這樣做。他們(men) 可以主張以儒教為(wei) 國教,至於(yu) 有沒有人接受,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蔣慶那一套哪天實現了,我也要起來革命了。
戴誌勇:這觸碰到你的底線?
李明輝:我讚成自由主義(yi) ,不覺得它跟儒家對立。兩(liang) 者我都可以接受。我自認也是自由主義(yi) 者。
戴誌勇:你的立場跟徐複觀很接近。他讚成自由主義(yi) ,但不甘心隻是一個(ge) 自由主義(yi) 者。他還要在自由主義(yi) 的製度上,找到一個(ge) 道德的根基,並對傳(chuan) 統進行創造性轉化。
李明輝:我們(men) 不是完全無條件地接受傳(chuan) 統文化,也要反思傳(chuan) 統文化,並且要分層次,看看該繼承哪一個(ge) 意義(yi) 的傳(chuan) 統文化。繼承精神的儒家是最核心的,而且,光是繼承儒家還不夠,因為(wei) 它畢竟不包括現代的憲政民主,也需要轉化。
戴誌勇:徐複觀說他不甘心僅(jin) 僅(jin) 做一個(ge) 自由主義(yi) 者,應該還有一層含義(yi) :要有人的自我完成,偏於(yu) 儒家的自我實現,這跟自由主義(yi) 的自我實現不太一樣?
李明輝:這點就比較接近社群主義(yi) 。我們(men) 的自我與(yu) 人格,是在社群裏,在曆史中形成的。這就不可能撇開傳(chuan) 統文化,或者隻把它當作工具。
好多年前我在北京見到劉軍(jun) 寧,跟他說,你們(men) 宣揚自由主義(yi) ,不要重蹈台灣當年的覆轍,使自由主義(yi) 和新儒家互相扯後腿,這是一段很不幸的曆史。雙方應該要合作,因為(wei) 雙方並無根本矛盾,所以新儒家不是傳(chuan) 統儒家。蔣慶要複古,他怎麽(me) 能叫大陸“新”儒家呢?他的儒家根本不新,很陳舊。
不過,蔣慶在民間講學,隻要有人願意接受,那是他的自由。
戴誌勇:你在這一點上很自由主義(yi) 。
李明輝:他編儒家教本,我讚同,讓年輕人多接觸傳(chuan) 統文化,沒什麽(me) 不對。可是他的基本觀點,我不讚同。
戴誌勇:主要是因為(wei) 他不接受最基本的民主製度?
李明輝:不接受這一套,還有什麽(me) 呢?他那套東(dong) 西是空中樓閣。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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