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兩(liang) 個(ge) 三十年到三個(ge) 三十年

——紀念五四運動95周年

作者：丁耘（複旦大學哲學院  複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

來源：經略網

時間：2014年4月29日

處理五四運動，或者不如說處理革命和建國的關(guan) 係，需要某種表現為(wei) 曆史觀的、真正的政治智慧。這與(yu) 處理建國後兩(liang) 個(ge) 三十年的關(guan) 係實質上並無不同。

從(cong) 兩(liang) 個(ge) 三十年到三個(ge) 三十年[1]（未刪節版）

——紀念五四運動95周年

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在《五四運動與(yu) 現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第七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編者序中，我對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五四運動的研究與(yu) 評價(jia) 史做了如下概括：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政治史與(yu) 社會(hui) 史的一些重要關(guan) 頭，對五四運動的每一次探討與(yu) 評價(jia) 總能帶來新的曆史興(xing) 趣與(yu) 現實效果，甚至可以說是某些重大曆史轉折的先聲……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關(guan) 於(yu) 五四運動出現了不同於(yu) 正統的史學描述……另行回顧過去是為(wei) 了走向別樣的來。無疑，新描述並不出於(yu) 所謂單純的客觀史學興(xing) 趣，其重點也並不在於(yu) 對五四運動進行孤立的評價(jia) ，而是試圖突破革命的曆史目的論，探索另外的曆史敘述框架與(yu) 社會(hui) 建設藍圖。這是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五四運動所引發的一切論爭(zheng) 的實質。……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將自己指認為(wei) 接續新文化運動的新啟蒙運動。這固然意味著它對五四運動政治激進主義(yi) 麵相的溫和反思與(yu) 潛在拒絕，但另一方麵卻也同樣表明它繼承了後者激進的反傳(chuan) 統文化話語……1990年代以來，政治自由主義(yi) 與(yu) 文化保守主義(yi) 先後興(xing) 起，幾乎將批判的鋒芒一致對準了中國革命複雜的激進主義(yi) 思想資源，中國與(yu) 歐洲的啟蒙運動同樣遭到檢討…..由於(yu) 在政治與(yu) 文化兩(liang) 方麵遭遇雙重否定，五四運動的思想史地位大抵降到了誕生以來的最低處”。

時隔五年，這些話大體(ti) 仍然有效。不過需要補充新近的情況。五年以來，國內(nei) 的五四運動研究表現出了不同的方向。第一是上述保守主義(yi) 傾(qing) 向的繼續發酵，對五四運動的否定從(cong) 部分轉到了整體(ti) 。鋒芒所及，從(cong) 救亡轉到了啟蒙。第二方向則是在重新認識五四運動複雜性的前提下，在五四啟蒙與(yu) 儒家傳(chuan) 統之間發現某種辯證的連續性，讓五四精神和傳(chuan) 統文化相互限製、彼此融合。這大概算保守思潮裏有現實感的中道派。第三個(ge) 可能的方向則是把五四放到整個(ge) 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yi) 全球危機和中國革命史、建國史的背景上把握，特別是從(cong) 新中國的奠基和道路回看五四運動。在第三方向努力的人比較少，但這也許是最有前景的。

下麵把這三個(ge) 方向結合起來評論。

雖然具有不同來源和動機，一個(ge) 在複雜光譜下仍具某種共通性的保守主義(yi) 思潮正方興(xing) 未艾。此思潮中的激進派表現出了全麵否定五四運動，特別是其啟蒙方麵的傾(qing) 向。這大概是五四運動研究史上從(cong) 未有過的。

如果說，李澤厚試圖用“救亡與(yu) 啟蒙的雙重變奏”來區分五四的不同麵相，並選擇繼承啟蒙精神的話，那麽(me) 在新興(xing) 保守主義(yi) 那裏，對啟蒙本身的尖銳批評絲(si) 毫不亞(ya) 於(yu) 李對救亡的反思。這看起來是對李澤厚的否定，實際上是把他終結革命的邏輯貫徹到底了。保守派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啟蒙和救亡是一個(ge) 聲部的，不存在什麽(me) 雙重性。啟蒙是救亡的前提，救亡是對啟蒙訴求的實現。五四青年的救國並非源於(yu) 士大夫的朝堂意識，而是屬於(yu) 全民國家意識。現代國家意識及民權意識的普遍化和實體(ti) 化，才是五四啟蒙的最終目的，是新青年的“愛國主義(yi) ”不同於(yu) 傳(chuan) 統“興(xing) 亡有責”的關(guan) 鍵所在。現代愛國主義(yi) 不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德目所涵。雖在理論上雙方或可有所調和，但在特定曆史情境下，儒家製度與(yu) 文化的某些特征（君權、父權、夫權、紳權、宗族製度等等），以及某些尊孔的政治勢力（例如舊官僚及地主階級的政治集團），和五四一代興(xing) 起的新愛國主義(yi) 仍不可避免地發生衝(chong) 突。這是中國革命精神在五四時期不得不與(yu) 儒家傳(chuan) 統明確決(jue) 裂的重要緣由。那時的儒家還是太舊了，還沒有準備好為(wei) 現代國家給出一個(ge) 完整的新敘述。儒家傳(chuan) 統遭受的磨難歸根結底並非來自五四，而是來自現代國家建立的曆史邏輯。隻有認清這一點，隻有真正地解釋而非攻擊革命主導的中國現代史，這一代大陸新儒家——除了少數清醒者——才能從(cong) 還鄉(xiang) 團式的仇恨和悲情中解脫出來，更始重生。這就叫知天命。不過現在看來他們(men) 遠不如梁熊甚至馮(feng) ，在政治情懷上倒是和他們(men) 無端鄙視的港台新儒家毫無二致。

五四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的組成部分，對待五四的態度包涵著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這是保守主義(yi) 思潮批評五四的隱秘出發點。但某些魯莽的保守派忽略了，人民共和國是中國革命的產(chan) 物，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也影響了對待共和國的態度。五四運動是上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是不折不扣的共和國基石之一。否定五四運動不可能不觸及共和國。從(cong) 否定革命出發，導致尋求某種“革命”，從(cong) 而走到自己的反麵。這就是魯莽保守派的“辯證法”。

處理五四運動，或者不如說處理革命和建國的關(guan) 係，需要某種表現為(wei) 曆史觀的、真正的政治智慧。這與(yu) 處理建國後兩(liang) 個(ge) 三十年的關(guan) 係實質上並無不同。1949年上推三十年，正是五四之年。1949年的建國者（the founders），正是從(cong) 五四一代中分化出來的、與(yu) 工農(nong) 相結合的知識精英。不錯，五四運動的確是知識分子運動，但五四運動的曆史歸宿則已是喚起、整合和組織民眾(zhong) 的運動。沒有對人民的喚起、組織，沒有國族意識的建立，現代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人民主權的現代國家的內(nei) 在起源無非是：具有傳(chuan) 統背景的精英突破傳(chuan) 統，打破或改革舊的、狹隘的政教秩序，全麵組織民眾(zhong) 。哪個(ge) 政治派別能動員和組織更多的民眾(zhong) ，哪個(ge) 政治派別就有更多的、更合理的建國能力。一部現代中國史，孫中山、毛澤東(dong) 、梁漱溟等人的得失成敗，隻能以此去解釋。

啟蒙不可或缺，但本身不是目的。宗教改革與(yu) 啟蒙是將傳(chuan) 統臣民組織為(wei) 國家主權者的必由之路。缺少這兩(liang) 個(ge) 環節的文明無法進入現代。由於(yu) 儒家的宗教改革嚐試（陽明後學及康有為(wei) 的努力）沒有成功，它無法分擔組織人民的任務。五四運動隻能背負起比歐洲啟蒙更沉重的使命。在啟蒙群眾(zhong) 之後，中國的社會(hui) 改造者必須把圍繞宗族祠堂建立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重組為(wei) 普遍同質的政治體(ti) （這就是“反封建”的現實涵義(yi) ）。由於(yu) 沒有教會(hui) 傳(chuan) 統，他們(men) 必須白手起家，直接向最具組織能力的布爾什維克學習(xi) （也有向基督教會(hui) 學習(xi) 的嚐試）。任何民眾(zhong) 組織都需要領導和精英，尤其是出身平民的精英。儒家雖無一神教構建普遍同質組織的經驗，卻不乏通過非神學的理性教育選拔平民精英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這在列寧主義(yi) 的組織構架下可以得到有效的挪用。這同時也是五四運動中的溫和派別（例如馮(feng) 友蘭(lan) 和溝口雄三在梁漱溟身上發現的所謂“另一個(ge) 五四”）在儒家那裏找到的，可與(yu) 啟蒙理性傳(chuan) 統對接的地方。

今年同時也是“一戰”爆發100周年。五四運動乃至啟發了五四運動的俄國革命，都屬於(yu) “一戰”的後果。一戰是帝國主義(yi) 國際均衡體(ti) 係破裂的產(chan) 物。一戰表明，中國已比晚清時更徹底、更主動地卷入了國際體(ti) 係。老大的東(dong) 方帝國（俄羅斯、土耳其等）為(wei) 避免敗亡，隻有快速工業(ye) 化。這必然導致破壞舊的土地製度以及與(yu) 此相應的貴族-士紳政治及文化。變革是慘烈的，需要強大的中央政權和意誌堅定的改造者，需要全盤重塑人民。俄國如此，中國也是如此。厘清這些曆史情境和脈絡，多少有助於(yu) 回應對五四運動的學究式批評。“反帝反封建”、“科學與(yu) 民主”等在語義(yi) 上引起許多爭(zheng) 論的口號，是應該而且可以獲得“語用學”論證的。

注釋：

【1】此文應報紙邀請撰寫(xie) ，刪節版發表於(yu) 2014年4月25日《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這裏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