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書(shu) ”與(yu) “新道統”

——當代儒學思想體(ti) 係的重建

作者：梁濤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4月13日

一、儒學的學統是經學

儒學在今日中國，已由學術研究進入儒學創新或儒學重建的時代，創建當下的儒學思想體(ti) 係，出現當代的董仲舒、朱子、陽明式，已成為(wei) 儒學研究者的共識。學術界已出現一係列方案，如憲政儒學、公民儒學、生活儒學等，這些都有其意義(yi) ，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就是缺乏自身的學術根基，往往是以西方的某種理論來詮釋儒學，表現出強烈的“以西釋中”的特點。

我對儒學的重建有深切的關(guan) 注，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與(yu) 學界同仁一樣，走得也是“以西釋中”的路子。但說實話，到底該怎麽(me) 做，如何去創新、建構？心裏是不清楚的，前麵的路是模糊的。其實，隻要我們(men) 回頭看一下曆史上的儒學複興(xing) 或者發展，可以發現一個(ge) 很明顯的事實：儒學的基本表達方式是經學，經學是儒學的學術載體(ti) ，是儒學之學統。曆史上每一次儒學創新無不與(yu) 經學變革聯係在一起，並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通過經典詮釋以建構思想體(ti) 係的傳(chuan) 統。

例如，董仲舒提出其“天人三策”思想體(ti) 係利用的是“春秋公羊學”。朱熹的理學思想是通過詮釋《四書(shu) 》來完成的，那麽(me) ，他的《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到底是孔子、孟子的思想還是朱子的思想？其實很難分開，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王陽明窮其一生都在解釋《大學》，但他的思想則是來自孟子，是以《孟子》釋《大學》，而一旦他對“格物”“致知”做出了新的詮釋，就突破了朱熹理本體(ti) 的思想體(ti) 係，建構出其心本體(ti) 的理學思想。戴震的反理學思想主要體(ti) 現在《孟子字義(yi) 疏證》中，有人說，他解釋的是孟子嗎？恐怕更接近荀子吧，實際是“孟皮荀骨”。這些看法是否恰當暫且不論，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古代思想家的確形成了一個(ge) 通過經典詮釋建構思想體(ti) 係的傳(chuan) 統。

二、儒家通過經典詮釋建構思想體(ti) 係的傳(chuan) 統

為(wei) 什麽(me) 會(hui) 形成這樣的傳(chuan) 統？如何看待這一傳(chuan) 統？它在今天是否仍依然有效？我想在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長河中，一個(ge) 民族自覺不自覺地選擇了這樣一種思想表達方式一定有其必然性，至於(yu) 我們(men) 是否理解這種必然性或者多大程度上揭示其背後的原因，則是另外一個(ge) 問題。1998年我到社科院時，參加了薑廣輝先生主持的《中國經學思想史》的寫(xie) 作，前前後後十三年，四卷六冊(ce) 終於(yu) 於(yu) 前些年出版了。在這個(ge) 過程中，我對儒家經學傳(chuan) 統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時堅定一點：如果我們(men) 今天仍要進行儒學的創新和重建，還是要回到經學中去，回到通過經典詮釋建構思想體(ti) 係的傳(chuan) 統上去。這是一個(ge) 最基本的一個(ge) 方法，丟(diu) 棄了它，儒學的創新恐怕是沒有希望的。

那麽(me) ，古代儒者是如何通過經典詮釋建構思想體(ti) 係呢？我們(men) 不妨以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為(wei) 例。美國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的陳榮捷教授生前寫(xie) 過一篇文章《朱熹集新儒學之大成》，他把朱子的工作分為(wei) 四個(ge) 方麵：第一，道統的確立。什麽(me) 是儒家道統？其特點是什麽(me) ？第二，儒家經典的選擇。儒家經典很多，哪些最能代表或者反映儒家道統？第三，儒家哲學的探討。重新確立儒家的精神本體(ti) ，朱子提出了理本體(ti) ，並對理、氣，心、性，已發、未發，格物、致知等概念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和梳理，形成了自己的哲學思想或義(yi) 理之學。第四，經典的具體(ti) 詮釋實踐。以其理學思想為(wei) 依據，對《四書(shu) 》做哲學化的詮釋。這個(ge) 工作貫穿了朱子的一生，據記載，他去世前還在修改《大學章句》“誠意”章。朱子一生當然還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但他的理學思想主要是通過對《四書(shu) 》的詮釋建構起來的。

三、借鑒宋儒的方法，重建儒學思想

以史為(wei) 鑒，或許對當下的儒學建構有所借鑒和助益。今天我們(men) 依然可以借鑒宋儒的做法，分幾步去走。首先，什麽(me) 是儒家道統？朱子的道統說來自韓愈，韓愈有《原道篇》，認為(wei)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yi)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yu) 外之謂德”，認為(wei) 他所說的道不是佛老之道，而是儒家之道，這個(ge) 道由堯傳(chuan) 給了舜，舜傳(chuan) 給了禹，禹又傳(chuan) 給了湯，然後由文、武、周公傳(chuan) 給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焉”。孟子死後，還有荀子，有漢唐儒學，為(wei) 什麽(me) 說道統不傳(chuan) 了呢？原因就是他把道統看做了仁義(yi) ，以此為(wei) 標準，自然把發展了儒家仁義(yi) 的孟子視為(wei) 正統，而把重視儒家禮義(yi) 及製度建構的荀子、漢唐儒學排除在外了。朱子繼承了韓愈的說法，他說如果不明白道統所傳(chuan) 是什麽(me) 內(nei) 容，是不能夠明白為(wei) 什麽(me) 說“軻之死，道不傳(chuan) 也”。那麽(me) 道統所傳(chuan) 是什麽(me) 內(nei) 容呢？朱子認為(wei) ，不過是仁義(yi) 而已矣。所以在道統問題上，朱子與(yu) 韓愈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隻不過對其做了更為(wei) 形上的闡釋而已。那麽(me) ，韓愈、朱子的看法對不對呢？是不是儒家內(nei) 部隻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在傳(chuan) 道統，其他人都違背了或丟(diu) 掉了儒家道統呢？當然不是的。最近幾年的出土文獻，使我們(men) 看到從(cong) 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實際是儒學內(nei) 部的一種分化過程。孔子、子思不僅(jin) 影響了以後的孟子，同樣也啟發了荀子，思想史上雖然不存在一個(ge) “思荀學派”，但從(cong) 思想的影響上看，他們(men) 同樣存在聯係。所以，朱子“一線單傳(chuan) ”的道統觀顯然是有問題的，後人對其也多有批評。那麽(me) ，孟荀的分化有沒有好處呢？當然有！那就是深化。孟子提出仁義(yi) 、性善論、浩然之氣等等，發展了孔子的仁學；荀子提出“化性起偽(wei) ”、“隆禮重法”、性惡論等，發展了孔子的禮學，這些都是好的方麵。但深化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窄化。孟子雖然發展了儒家仁學，但丟(diu) 掉了或者忽略了儒家禮學，對外在的製度建構重視不夠。荀子承繼儒家的禮學，但在仁學，性與(yu) 天道、內(nei) 在超越方麵講得不夠。

那麽(me) ，儒學的道統到底應如何理解呢？一言以蔽之，仁學和禮學。在孔子那裏，仁禮之學是一個(ge) 整體(ti) ，要談儒家道統，就要從(cong) 仁禮之學談起，將道統僅(jin) 僅(jin) 理解為(wei) 仁義(yi) 顯然是片麵的。關(guan) 於(yu) 儒家道統的表述，可以采取目前流行的“內(nei) 聖外王”的說法，儒家之道即內(nei) 聖外王之道。但我要強調的是，今天人們(men) 在使用內(nei) 聖外王一語時，往往將其理解為(wei) 由內(nei) 聖而外王，內(nei) 聖為(wei) 本、為(wei) 體(ti) ，外王為(wei) 末、為(wei) 用。但在早期儒學那裏，內(nei) 聖與(yu) 外王乃是雙向、互動的關(guan) 係：一方麵是由內(nei) 聖到外王，另一方麵則是由外王到內(nei) 聖。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在孔子那裏是並存的，但以後孟子和荀子卻隻取其一端。由於(yu) 孟子突出性善，認為(wei)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故走的是是由內(nei) 聖而外王。這種思路是將內(nei) 在的道德修養(yang) 尤其是統治者的道德修養(yang) ，作為(wei) 解決(jue) 現實問題的根本和前提，認為(wei) 隻要統治者良心、不忍人之心發現，孟子所期待的仁政就有可能實現了。荀子的想法與(yu) 此有所不同，他持性惡論，設想有一個(ge) 前禮義(yi) 的狀態，由於(yu) 我們(men) 每個(ge) 人生下來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滿足不了就會(hui) 去追求，追求就會(hui) 導致爭(zheng) 執，爭(zheng) 執會(hui) 產(chan) 生混亂(luan) 。這時候有人站出來說，我們(men) 不要再爭(zheng) 了，最好確立一個(ge) “度量分界”，大家都按度量分界行事，這樣社會(hui) 就會(hui) 安定了。這個(ge) 度量分界就是儒家所說的禮義(yi) 了，而那位振臂一呼的人，就是後人所說的先王了。故荀子走的由外王而內(nei) 聖的路子，其與(yu) 近代的契約論倒是有某些相近之處。人性雖然是惡的，但人有理智的能力，可以逐步地製定禮義(yi) 法度，借助這些禮義(yi) 法度，人們(men) 又可以“化性起偽(wei) ”，改造先天不好的本性，一點一點走向文明社會(hui) 。可以看到，孟子的由內(nei) 聖而外王和荀子的由外王而內(nei) 聖都是從(cong) 孔子那裏分化出來的，但是各執一端。隻有將二者並存，才是完整的儒家道統。所以韓愈、朱子的道統說是不夠全麵的，需要一種新道統說取代之。

第二步是經典的選擇。朱熹根據其道統說，選擇的是《四書(shu) 》。朱子認為(wei) 隻有孔、曾、思、孟傳(chuan) 道統，所以《四書(shu) 》實際也就是他們(men) 四人的著作，反映的是他們(men) 四人的思想。其中，《論語》反映的是孔子的思想，《大學》是曾子，《中庸》是子思，《孟子》是孟子。但是豐(feng) 富、燦爛的早期儒學思想怎麽(me) 可以僅(jin) 僅(jin) 用這四部書(shu) 來代表呢？故根據新道統，需要有“新四書(shu) ”，即《論語》、《禮記》、《孟子》和《荀子》。《論語》不用說，是孔子的思想；《禮記》是七十二子及其後學的作品，反映了他們(men) 的思想，其中，《大學》和《中庸》本來就出自《禮記》，可將其返回。《孟子》《荀子》則先秦儒學兩(liang) 大宗孟子、荀子的作品，隻有包含了二者才能算是完整的四書(shu) 體(ti) 係。麵對孟子或荀子，我們(men) 也並不認為(wei) 孟子或荀子就一定代表了儒家道統。相反，如果以完整的儒家道統為(wei) 標準，就會(hui) 發現孟子是有所失，而荀子是有所偏。孟子發展了心性內(nei) 在的方麵，而對禮義(yi) 外在的方麵有所忽略；荀子重視外在的禮義(yi) 製度，而對心性、超越的方麵關(guan) 注不夠。因此，我們(men) 沒有必要在孟荀之間爭(zheng) 正統，而應該統合孟荀，在豐(feng) 富的基礎性上結合二者的思想，這樣才能建構起內(nei) 外完備的儒家思想。我最近出版的一本小書(shu) 《儒家道統說新探》，扉頁上有一段文字：“統合仁學與(yu) 禮學，合外內(nei) 之道，此乃儒家道統之所在。發展仁學、改造禮學，統合孟荀，才能構建儒家的新道統。”我認為(wei) 編輯很好地掌握了這本書(shu) 的思想。的確，這就是我這本書(shu) 的基本思路。統合孟荀，包含了諸多問題，如仁學與(yu) 禮學，性善與(yu) 性惡，以及天人關(guan) 係、為(wei) 學方法等，我在書(shu) 中有詳細論述，不一一展開了。

還有，儒家哲學的探討。宋明儒者對儒家的精神本體(ti) 做了深入探討，形成了理本體(ti) 、心本體(ti) 、氣本體(ti) 還有性本體(ti) 等不同的理論體(ti) 係。今天重新審視先秦儒學，我們(men) 可以發現不論儒家的天道還是心性，其實都是過程性的，早期儒學是一種過程本體(ti) 。例如，西方著名漢學家葛瑞漢注意到，儒家常講“修身養(yang) 性”，而西方人一般把“性”翻譯成Human Nature，但Nature是一種本質，是不可以改變的，可是中國人為(wei) 什麽(me) 講“修身養(yang) 性”呢？原來中國古人所說的“性”是一種活動、過程，是動態的，而非靜止的，這種性恰恰是要在後天的活動和實踐中展開的。還有儒家的“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都強調天道動態、活動的一麵，反映了早期儒學獨特的形上智慧，是我們(men) 重建儒家本體(ti) 論哲學時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最後是儒家經典，具體(ti) 講，是新四書(shu) 的重新詮釋。新四書(shu) 的詮釋不是一種章句之學，不是簡單的文字注釋就可以了，而是一種哲學詮釋學，是以儒家的本體(ti) 論哲學為(wei) 依據對經典的創造性詮釋，故也包含“《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情況。不過宋儒的這種詮釋方法今天是否依然適用，不是沒有爭(zheng) 議的。例如香港中文大學劉笑敢教授就與(yu) 我多次討論過這個(ge) 問題，他堅決(jue) 反對這一做法。理由是古人的學術規範不夠嚴(yan) 格，故“《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倒也無妨。可在今天的學術規範下，這樣做顯然是不合時宜了。明明是自己的思想，為(wei) 什麽(me) 一定要說成是古人的呢？這樣做的結果，一是扭曲了古人的思想，二是限製了自己思想的表達。劉笑敢教授的說法當然有意義(yi) ，使我們(men) 對文本的“意謂”和“蘊謂”有一個(ge) 自覺，即哪些是文本已有的，哪些是其蘊涵而被我們(men) 進一步發揮的？但是劉教授的擔心則是不必要的。經典的意義(yi) 是一個(ge) 無盡藏。不是說被前人注釋過了，其意義(yi) 就被窮盡了。真正好的詮釋恰恰是將經典中被遮蔽的意義(yi) 呈現出來。另外，西方有“重建調適的詮釋學”之說，意為(wei) 詮釋的目的不隻是要證明古代經典中已明確表達或包含了某種思想，而是要證明它有朝此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所以，通過確立基本的詮釋原則，是可以對《六經》之意和我注《六經》做出區分，避免劉笑敢教授所擔心的情況的。

因此，正如當年宋儒出入佛老數十載，然後返之六經，借鑒佛老形上思維，通過對四書(shu) 的創造性詮釋，完成儒學的偉(wei) 大複興(xing) 。我們(men) 今天也應借鑒宋儒的方法，重新出入西學數十載，然後返之於(yu) 六經，以新道統說為(wei) 統領，以新四書(shu) 為(wei) 基本經典，“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以完成當代儒學的開新與(yu) 重建。什麽(me) 是“六經注我”？“六經”的價(jia) 值、意義(yi) 注入到“我”的生命中，滋潤了“我”，養(yang) 育了“我”，是謂“六經注我”；什麽(me) 是“我注六經”？“我”的時代感受，“我”的生命關(guan) 懷，“我”的問題意識又被帶入到“六經”中，是謂“我注六經”。正是在這種意義(yi) 上，我們(men) 可以說“六經皆史”——“六經”是一部民族成長、發展的曆史，是精神的曆史，自由的曆史。此精神、自由之曆史才是儒家道統之所在，也是新四書(shu) 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所在。

梁濤：《儒家道統說新探》，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注：本文根據2014年3月13日作者在“今天我們(men) 還需要道統嗎？——儒家複興(xing) 與(yu) 中國道路”思想對話上的發言整理。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