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為(wei) “三綱”正名》自序、後記 

作者：方朝暉

來源：作者惠賜本站

時間：2013年12月10日

《為(wei) “三綱”正名》一書(shu) 內(nei) 容提要

本書(shu) 通過對董仲舒和漢儒，以及朱熹和宋儒等的研究，批判學術界長期流行的對“三綱”的誤解，揭示如下事實：中國曆史上提倡“三綱”的學者從(cong) 未主張無條件服從(cong) ，或絕對的等級尊卑；相反，他們(men) 無論從(cong) 人格、生平還是思想上看，都表現了頑強的人格獨立性和諫諍品格。不僅(jin) 如此，本書(shu) 還揭示，被現代人批判了一百多年的“三綱”（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本義(yi) 隻是強調從(cong) 大局出發、盡自己位分所要求的義(yi) 務。具體(ti) 說來，要求在上位者（君、父、夫）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做出“綱”的樣子，發揮“綱”的作用；在下位者（臣、子、婦）要有忠的精神——：一方麵，不輕易背叛，不擅做擅為(wei) ，而是顧全大局，服從(cong) 大我，尊重“綱”的權威；另一方麵，不盲目服從(cong) ，不阿諛奉承，而是適時諫爭(zheng) ，格其非心，確保“綱”的成效。無論是垂範還是盡忠，無論是服從(cong) 還是諫爭(zheng) ，都出於(yu) 對人與(yu) 人關(guan) 係的差異現實的尊重，是忠於(yu) 自己做人的良知和道義(yi) ，捍衛自己人格的尊嚴(yan) 與(yu) 價(jia) 值。這種精神即使在現代人的生活中也隨處可見，並一直在發揮作用。

另外，本書(shu) 論證認為(wei) ：“三綱”思想並非如一些學者所說，是漢儒為(wei) 了適應漢代大一統的集權統治需要而新創，而是來源於(yu) 孔子的“《春秋》學”，在漢代為(wei) 公羊家闡發。準確地說，“三綱”思想淵源於(yu) 孔子有感於(yu) 春秋時期天下大亂(luan) 、為(wei) 建立社會(hui) 秩序提出的藥方，它不僅(jin) 對於(yu) 漢代以後中華民族的統一和融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而且對於(yu) 現代人維係正常的社會(hui) 秩序，乃至於(yu) 對於(yu) 現代民主製度建設，都有著不容小覷的現實意義(yi)

本書(shu) 還認為(wei) ，長期以來人們(men) 將“三綱”視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中最大的“封建糟粕”，以及妨礙社會(hui) 進步和人性自由的沉重枷鎖，這一看法不僅(jin) 完全違背了曆史事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導致現代中國人忘記了中華民族過去數千年來立身的根本，導致現代中國文化迷失了方向。因此，現代人對“三綱”的批判，其背後蘊藏的是中國文化價(jia) 值的淪喪(sang) 這一嚴(yan) 重現實。事實上，現代人對於(yu) “三綱”的“妖魔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文化進化論的誤導，而後者早就已經被曆史證明為(wei) 過時。

全書(shu) 共6章，總計近7萬(wan) 字。

《為(wei) “三綱”正名》一書(shu) 自序 

2010年2月10日，我在《中華讀書(shu) 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wei) “怎麽(me) 看‘尊王’、‘忠君’和‘三綱’——讀劉澤華、張分田國學論文有感”的文章，意外地引起了不少“討伐”。此後，李存山先生專(zhuan) 門在《天津社會(hui) 科學》雜誌發表“對‘三綱’之本義(yi) 的辨析與(yu) 評價(jia) ——與(yu) 方朝暉教授商榷”一文，對我在同刊2011年第2期上為(wei) “三綱”辯護的文章，進行了全麵反駁。這迫使我花不少精力來梳理曆史上的“三綱”思想，我重點研究了董仲舒和朱熹這兩(liang) 個(ge) 代表人物，初步考察了曆代儒者對“三綱”的看法，寫(xie) 出了這本小書(shu) 。此書(shu) 可以說是一場學術爭(zheng) 論的產(chan) 物，我應該感謝那些批評我的人；如果不是他們(men) ，我絕對想不到寫(xie) 它。

然而，本書(shu) 的目的不在於(yu) 反駁，而在於(yu) 回歸曆史真相。我不是什麽(me) 儒家原教旨主義(yi) 者，更不可能為(wei) 辯護而辯護。我希望通過冷靜、客觀的分析，深入、細致的解剖，還原“三綱”的本來麵目。同樣地，如果任何人能夠以理性、客觀、合乎邏輯的方式反駁我，我會(hui) 由衷地感激，這對於(yu) 澄清曆史真相大有裨益。如果事實證明我是錯的，也是好事，至少留下了一部反麵教材。

本書(shu) 對曆史上“三綱”思想的研究是不全麵的，這與(yu) 本書(shu) 設定的目標有關(guan) 。它的另外一個(ge) 可能遭受的攻擊是，沒有研究過去幾千年來中國人生活中實際發生的事。畢竟理論與(yu) 現實不是一碼事。從(cong) 這個(ge) 角度講，本書(shu) 的研究僅(jin) 限於(yu) 對“三綱”理論的探討。這樣主要也是因為(wei) 目前學術界對“三綱”的批判有其理論依據，即董仲舒、《白虎通》、程朱理學等，我希望對這些理論依據重新檢討。

我相信，對於(yu) “三綱”之現實後果的研究非常必要，但評價(jia) 時必須帶著真正的曆史眼光。否則，對數千年民族文化生命缺乏起碼的感通，看不到古人思想中的血與(yu) 淚，動輒認為(wei) 古人全都犯了某種低級、簡單的錯誤，將貽害無窮。這種妄自尊大的做法部分來自於(yu) 文化進化論，它往往預設某種現代價(jia) 值觀具有超越一切時代的普世意義(yi) ，以之為(wei) 標準衡量古今一切思想和現實，其特點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其後果是曆史虛無主義(yi) 。

[1] 參周思源、王也揚、張緒山、趙慶雲(yun) 分別分表於(yu) 《中華讀書(shu) 報》2010年3月3日、3月10日、3月24日、6月30日國學版（15版）的文章。

[2] 參“‘三綱’真的是糟粕嗎？——重新審視三綱的曆史與(yu) 現實意義(yi) ”，《天津社會(hui) 科學》2011年第2期，頁47-52。

《為(wei) “三綱”正名》一書(shu) 後記

本書(shu) 是以我發表在《戰略與(yu) 管理》2012年第5/6、7/8期的連載長文“是誰誤解了‘三綱’——答複李存山教授”（約6萬(wan) 多字）為(wei) 基礎改編而成。這次出版，作了大量認真的修訂，包括使主題更突出，焦點更明確，針對性更強。特別是對於(yu) “三綱”該如何定義(yi) 、理解及轉化，都作了新的交待。

本書(shu) 的目的不是標異見奇，而是重新思考中國文化的方向。我相信，一個(ge) 多世紀以來，中國文化走錯了方向；而且不是一般性的錯誤，是相當離譜的錯誤。導致錯誤的原因我想不是什麽(me) 人的問題，而應歸於(yu) 那個(ge) 時代。本書(shu) 所批評的近代學者，都比我偉(wei) 大得多；如果我生活在他們(men) 那個(ge) 時侯，說不定會(hui) 犯更嚴(yan) 重的錯誤。但是，這不等於(yu) 說我們(men) 今天不需要批評了。批評的目的是澄清誤會(hui) ，唯此才能找到方向。因為(wei) 今天找回中國文化的正確方向，表麵上容易，其實不然。一些曆史的誤會(hui) ，如同籠罩在我們(men) 心頭的層層迷霧；中華民族幾時才能從(cong) 這些迷霧中走出來，找回自身的正確方向，我感到憂心。

重新理解“三綱”，就是重新理解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理解中國社會(hui) 秩序的根源。我在《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和另一本即將出版的、有關(guan) 三綱與(yu) 秩序重建的書(shu) 中，係統地闡述了這方麵的主張。我認為(wei) ，三綱五常的問題，對於(yu) 我們(men) 理解當代中國社會(hui) 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及未來中華文明的方向，非常重要。因此，為(wei) “三綱”翻案不是終極目的，今天真正重要的在於(yu) 為(wei) 中國文化尋找藥方。

“五四”以來對“三綱”的批判，與(yu) 現代中國人恨鐵不成鋼的心態有極大關(guan) 係（這一點在譚嗣同的《仁學》中表現得就很明顯），但也與(yu) 一些西洋學說自身充滿迷惑性有關(guan) 。雖然人權、自由、平等等價(jia) 值是現代中國所需要的，但我更認為(wei) ，未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不可能是它們(men) ，仍然要從(cong) “三綱五常”出發來找；民主、憲政、法治等製度是未來中國所需要的，但我認為(wei) 未來中國文化的秩序基礎不可能是它們(men) ，仍然要從(cong) “三綱五常”出發來找。“三綱”在今天如何轉化，本書(shu) 最後一章第二小節已有交待。類似的觀點也散見於(yu) 我近年來的一係列論文中。對此，歡迎一切理性、清醒的批評。

在今天的國學大潮中，我認為(wei) 儒學的最大任務仍然是激活，即激活它的一係列範疇和思想的真正內(nei) 含，說清楚它們(men) 到底包含著什麽(me) 真諦，為(wei) 什麽(me) 對於(yu) 解決(jue) 當下中國重大現實問題必不可少。不在這些問題上下功夫，寄希望於(yu) 創立儒教、設計政體(ti) ，搞憲政、民主與(yu) 儒學的理論結合，我是不看好的。

最後，感謝倪衛國、熊曉丹、舒煒等曾為(wei) 本書(shu) 出版盡過力的人。清華大學出版社原編輯熊曉丹女士曾給過我很多非常寶貴的建議，對本書(shu) 的完善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倪衛國先生對於(yu) 本書(shu) 的出版發揮了決(jue) 定性的作用。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