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dong) 北觀天下——重塑中國曆史哲學（一）

作者：施展 王利

來源： 共識網－《領導者》雜誌總第53期

時間：2013年8月

一、沈陽故宮的寓意：二元帝國的內(nei) 在機理

王利：前段時間去遼寧調研，參觀了沈陽故宮。與(yu) 北京故宮相比，沈陽故宮透出相當不同的曆史性格。它有兩(liang) 個(ge) 理政宮殿，一個(ge) 是偏於(yu) 東(dong) 側(ce) 的大政殿，係努爾哈赤所建，按照滿洲帳殿式形式而築，在大政殿外有八旗亭，俗稱十王亭，是八旗旗主和左右翼王等會(hui) 議軍(jun) 政大事、舉(ju) 行重大禮儀(yi) 的亭式殿。另一個(ge) 是處於(yu) 中間方位的崇政殿，由皇太極所建，基本依照漢族的建築規製而建。

施展：從(cong) 這兩(liang) 個(ge) 宮殿可以看出滿洲武士精神結構的一個(ge) 發展過程。努爾哈赤時代的滿洲武士仍是純粹遊牧性格，對漢文化沒有吸納，劫掠當中“遇唐人輒盡屠”。1616年努爾哈赤征服了大部分女真部落，在赫圖阿拉城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大汗”，表明這是主要麵向遊牧民族的。嗣後努爾哈赤數次遷都，到1625年定都沈陽，建大政殿。大政殿外形看上去很像蒙古包，前麵左右排列十王亭，頗有點部落聯盟式的草原“民主”氣質。

王利：努爾哈赤的事業(ye) 顯示出較強的遊牧特征，當然，這是一個(ge) 混合了漁獵、遊牧和定居的複合體(ti) 。他所創建的八旗製度不僅(jin) 管兵，還要管民，是“參金酌漢”的產(chan) 物。靠八旗起家，借助部落征服擴張的慣用手段，比如複仇和聯姻，努爾哈赤完成了部落統一與(yu) 稱汗建國的任務，初步建立了一個(ge) 可與(yu) 明朝要價(jia) 的地方性的東(dong) 北政權。這個(ge) 政權並不安穩，東(dong) 有朝鮮，西有蒙古，後方有滿漢矛盾，內(nei) 部有旗權與(yu) 汗權之爭(zheng) 。這些特點在沈陽故宮這一“凝固的曆史”上全部呈現出來。導遊會(hui) 說，與(yu) 北京故宮和台北故宮相比，沈陽故宮體(ti) 現出滿、漢、蒙、藏等多民族文化特點。你也提到大政殿與(yu) 十王亭的共存，這是部落軍(jun) 事貴族和汗權集權之間相對立的鮮明寫(xie) 照。

皇太極建造的崇政殿就不一樣了，方方正正的漢地風格，前後多進院落，諸多宮殿的格局布置也與(yu) 漢地宮殿非常相似。這其實恰好說明，皇太極初步完成了從(cong) 女真到滿洲、從(cong) 大金到清的建國轉化。

施展：皇太極於(yu) 1626年即汗位，開始吸納漢文化，強調滿洲漢人均屬一體(ti) 。1631年起他花了5年時間改建盛京城和大內(nei) 宮殿，我們(men) 今天看到的崇政殿就是這個(ge) 時候建起來的。皇太極構造了大不同於(yu) 努爾哈赤的政治格局，有兩(liang) 個(ge) 標誌性的政治事件：一是1635年擊敗察哈爾林丹汗，奪得大元傳(chuan) 國玉璽，漠南蒙古奉皇太極為(wei) “博格達o徹辰汗”，這奠立了嗣後滿蒙聯盟征服天下的基礎；二是1636年即皇帝位，改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這就意味著眼光已超出遊牧漁獵的塞北，直指天下。

王利：皇太極完成了努爾哈赤想做但沒做成的事，化解了明朝邊疆治理方略中的“以夷製夷”政策，變漠南蒙古與(yu) 朝鮮為(wei) 友，不僅(jin) 解決(jue) 了東(dong) 西側(ce) 翼的威脅，而且形成了朝鮮供給糧餉、蒙古供給騎兵的嶄新局麵。在內(nei) 部，他與(yu) 努爾哈赤一樣，采取了極其殘酷的手段，鎮壓了八旗貴族，將具有樸素民主氣息的草原民主轉化為(wei) 一枝獨大的皇帝集權，將滿洲八旗擴展為(wei) 蒙古八旗和漢八旗，模仿漢地，任用漢官，建立了以內(nei) 三院為(wei) 代表的行政官僚體(ti) 係。

施展：有趣的是，如果到皇太極那幾進院落的後麵去看，就會(hui) 發現後宮的內(nei) 裏仍是純粹的滿洲布置。後妃寢宮裏麵能看到東(dong) 北三大怪之一的“養(yang) 活孩子吊起來”，滿式大土炕上麵吊著個(ge) 搖籃。皇後的寢宮，從(cong) 內(nei) 室套間撩門簾出來，直接就麵對著一個(ge) 大灶台，這在東(dong) 北是很常見的一種私人生活空間布置，但你無法想象漢地的皇家也會(hui) 如此。東(dong) 北有句土話叫做“隔著鍋台上炕”，形容人著急辦事不按規律，這土話的前提就是那樣一種灶台緊挨著炕的私人生活空間布置。

王利：這是一個(ge) 十分細致的觀察。許多觀察者都發現，在皇宮上人工堆砌3.8米高台之上建築寢宮，這是女真老建築“依山而居”的習(xi) 俗，赫圖阿拉城就是一個(ge) 山城。清寧宮的特點是：“口袋房、萬(wan) 字炕，煙囪設在地麵上”，宮內(nei) 設置了薩滿祭祀神堂，院內(nei) 有索倫(lun) 杆。這似乎表明，皇太極著力打造的公共空間已經有模有樣，有很強的漢化傾(qing) 向，但在其私人空間卻仍然保留了部落風格。訴諸史書(shu) 的各種記載，自皇太極至康雍乾，特別擔心被漢化，於(yu) 是要刻意保留滿洲騎射本色。皇太極特別重視金世宗恢複女真舊製的改革經驗，放在開國品格來看，絕非偶然。

施展：我把沈陽故宮的特色總結為(wei) “內(nei) 草外儒”。草原性格和儒家性格在這裏實現了一種結合，這也是大清帝國的一個(ge) 特色。在本質上，它是個(ge) 二元帝國，對關(guan) 內(nei) 用儒家方式來掌控，關(guan) 外則用了一種類似於(yu) 部落聯盟的方式，關(guan) 內(nei) 外以對於(yu) 大清皇帝的共同效忠而聯結在一起，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真正實現了天下一統，再無內(nei) 外之別。漢人王朝都沒有能力持續性地做到過這一點，隻有大清和大元這兩(liang) 個(ge) 草原王朝反倒實踐了真正的“天下秩序”。“內(nei) 草外儒”是一種很值得重視的品性，無前者則難控塞北，無後者則難入中原。這兩(liang) 者結合在一起，才打造出我們(men) 今天的中國疆域。

王利：這個(ge) 概括很有趣，涉及對中國曆史哲學的整體(ti) 認識，在根本上也迫使我們(men) 追問，究竟什麽(me) 是中國，如何給出通貫性的曆史敘述？大清帝國的嚐試具有典型性，提供了多民族大疆域的超大規模帝國治理模式。如果說在皇太極這裏還是初具二元性質，那麽(me) 從(cong) 多爾袞入關(guan) ，到康雍乾，正式建起了二元帝國格局。一元以北京為(wei) 中心，平三藩、收台灣、以漢平漢，開博學鴻儒科、修明史、南巡江南、收士子之心；一元以承德（夏都）為(wei) 中心，多倫(lun) 會(hui) 盟、木蘭(lan) 圍場、外八廟，得以恩撫蒙、回、藏。這時的二元帝國體(ti) 現出大開大合的開放性多元性特征，到嘉道鹹時候，逐漸形成了內(nei) 在化收斂，二元逐漸變成一元。

施展：從(cong) 大清帝國回溯中國曆史，傳(chuan) 統儒家秩序始終麵臨(lin) 一個(ge) 困境，它無法有效地製度性回應草原帝國的外在挑戰，無法構造出一個(ge) 可以有效容納後者的普遍秩序，這反過來對儒家帝國的財政與(yu) 政策選擇構成嚴(yan) 重的外在約束。這一點在經濟和文化上最為(wei) 輝煌的漢人王朝宋朝體(ti) 現得最為(wei) 突出，最終宋也敗亡於(yu) 此，並非偶然。傳(chuan) 統的儒家王朝在其強健時期，還可以憑借自己強大的經濟和人口力量對峙於(yu) 草原帝國，甚至逐其遠走，如漢唐的早期所為(wei) ；但是儒家王朝卻無法進而將草原民族納入自己的有效統治，那麽(me) 就會(hui) 不斷有新的草原民族起來挑戰你，該王朝進入衰頹時期後便會(hui) 因無力應對這種挑戰而陷入困境，如漢唐的晚期所示。

這裏還需要加上一個(ge) 變量，即軍(jun) 事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影響，簡單說來，就是近代火炮的出現。純粹的遊牧民族是難以掌握火炮技術的，因為(wei) 這種技術的出現及對其的掌握一方麵需要以一定的社會(hui) 分工為(wei) 前提，另一方麵需要有豐(feng) 厚的社會(hui) 財富才能可持續地支撐它，這兩(liang) 個(ge) 條件隻有在農(nong) 業(ye) 定居地區才會(hui) 出現。努爾哈赤橫行塞北的八旗武士，差不多可說其還處在純遊牧狀態，麵對袁崇煥的大炮沒有辦法，以致大汗也被打死；但是到結合了遊牧和定居的皇太極那裏，則學會(hui) 了使用火炮，最終趁中原內(nei) 亂(luan) 之隙一統天下；到了更往後的康熙和乾隆那裏，則憑借豐(feng) 厚的中原經濟力量，可以繼續支撐火炮技術的大量運用，最終徹底降服了漠北和西域的遊牧帝國，真正奠定了今天中國的版圖。隨著火炮技術的進步，到了18世紀，遊牧和定居的力量對比關(guan) 係就永久性地顛倒過來了。不過，火炮隻給出了某種力量對比的邏輯，該邏輯還必須被整合在一種治理秩序之下才獲得穩定的政治意義(yi) ，對這種治理秩序的理解便脫不開對大清帝國二元特性的理解——它不隻是擊敗了遊牧帝國，更“內(nei) 草外儒”地將其整合進一種超越於(yu) 儒家的普遍性秩序，使其不再作為(wei) 一個(ge) 持續攪擾定居地區的力量。一個(ge) 富有曆史哲學意味的事實是：能夠結合遊牧和定居的力量，隻能出自可在地理上直接聯係起“草”、“農(nong) ”兩(liang) 種秩序的東(dong) 北；西北在地理上不具備這種條件。

王利：海外漢學在這方麵的研究是值得關(guan) 注的。從(cong) 拉鐵摩爾到巴菲爾德的邊疆研究，勾勒了遊牧與(yu) 定居之間互動關(guan) 係的曆史脈絡。拉鐵摩爾的關(guan) 注點是由長城所區分的不同地理文化帶，巴菲爾德則從(cong) 人類學的角度建立了遊牧帝國與(yu) 中原帝國的共生關(guan) 係，他的論述很有意思。巴菲爾德以秦漢與(yu) 匈奴的並立、隋唐與(yu) 突厥的並立、明與(yu) 蒙古的並立為(wei) 例，進行了大曆史長周期的觀察，強調遊牧帝國的集權與(yu) 中原帝國的統一是一種互惠共生關(guan) 係，二者的崩潰則有利於(yu) 西北與(yu) 東(dong) 北的崛起。西北不易尋找腹地，東(dong) 北則可以控製華北，由此建立較為(wei) 鞏固的王朝。第一周期的東(dong) 北民族是拓跋魏和柔然；第二周期是契丹的遼與(yu) 女真的金；第三周期則是滿清。隻有蒙古是一個(ge) 特例，草原帝國突破了互惠共生關(guan) 係，建立了橫跨歐亞(ya) 的大帝國。由於(yu) 蒙元的戰略撤退，明朝麵對的就不再是統一的遊牧帝國，所以強化了北方衛所軍(jun) 事防禦，重修了長城，隻是在中後期才恢複了馬市等邊境貿易。

施展：海外漢學的這種研究也在提示著我們(men) ，中國秩序的生成，並不是中原儒家帝國單向度的自我生長過程，而是在遊牧帝國與(yu) 中原帝國的共生關(guan) 係中形成的。在蒙元和大清的時候，這種共生關(guan) 係就表現為(wei) 二元帝國。大清還有個(ge) 特殊性，它在前期二元性格很明顯，是因為(wei) 此時大清即是天下，沒有外部世界，二元結構便凸顯出來；後期則有了一個(ge) 必須要麵對的西方外部世界，大清需要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來應對它，便顯示出一種一元封閉性，但就其內(nei) 部的治理機製而言仍是二元的。這種差異且不多說了。

這樣一種二元帝國的特征向我們(men) 提出一個(ge) 必須認真麵對的問題，即對於(yu) 何謂中國必須重新予以理解。中國並不能以儒家文化傳(chuan) 統盡行涵括。儒家學說本身的確具有一種普遍主義(yi) 取向，通過一種“家國同構”的敘事結構，將私人倫(lun) 理與(yu) 公共秩序上下融貫起來，並完成天下主義(yi) 的秩序主張與(yu) 道德辯護。但問題在於(yu) ，“家國同構”的組織形式必須以農(nong) 耕的定居生活為(wei) 前提，如此三從(cong) 四德、三綱五常才得以展開。這種農(nong) 耕定居，在中原地帶有著最適宜的自然條件；在長城以北的草原地帶則沒有辦法生長，遊牧經濟才是他們(men) 的最佳選擇，儒家倫(lun) 理便沒有了展開的條件。於(yu) 是原本具有普遍主義(yi) 取向的儒家秩序，因其對特定地理空間的依賴而被還原為(wei) 特殊主義(yi) 。這帶來的問題就是，僅(jin) 可依憑儒家思想資源的漢人王朝，無力對塞北以及邊疆進行一種有效統治。

王利：這與(yu) 儒家構造秩序的特定方式有關(guan) 。他們(men) 遵循一些基本原則。比如，政治秩序內(nei) 生於(yu) 倫(lun) 理道德；該秩序始自“親(qin) 親(qin) ”這一血緣關(guan) 係，也就是由家起步；次序是由親(qin) 親(qin) 而尊尊，進而賢賢，從(cong) 血緣關(guan) 係向準血緣擬製、由內(nei) 而外逐步推演，形成“鄉(xiang) 土中國”中描述的倫(lun) 理同心圓。其中最關(guan) 鍵的品質在於(yu) 秩序建構是由內(nei) 而外、由近及遠次第生成的。《禮記》中的“大學篇”在宋朝被抽出來，作為(wei) “四書(shu) ”之一，是有深刻道理的。如果說以公羊春秋學為(wei) 代表的漢學要“異內(nei) 外”，倡導“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wei) 宜外內(nei) 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那麽(me) 宋學由格致正誠到修齊治平的修行順序則清楚明晰地闡明了由內(nei) 而外同構家國的道理。儒家秩序之普遍性即是由內(nei) 而外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是內(nei) 生的，內(nei) 生於(yu) 親(qin) 親(qin) 原則，但更是內(nei) 斂的，內(nei) 斂於(yu) 一整套政治－道德的等級製之中。儒家秩序的內(nei) 斂性越來越體(ti) 現為(wei) 綱常禮教的等級壓迫，也使得社會(hui) 生活日益喪(sang) 失活力，就進入你說的儒家王朝的衰頹階段。所以在根本上，儒家秩序也要進行階段性的釋放。一種釋放方式是內(nei) 亂(luan) ，這種方式似乎在秩序建構上缺乏增量；另一種方式即是與(yu) 北方民族的互動，借以打開儒家秩序因逐漸內(nei) 斂而形成的堅硬內(nei) 殼。

以清朝為(wei) 例，在乾隆後期就體(ti) 現出較為(wei) 鮮明的內(nei) 斂特征，對待馬戛爾尼的態度不再彰顯二元帝國的開放性，而是透露出天朝上國的傲慢自負，我們(men) 今天往往視為(wei) 閉關(guan) 鎖國的開始。開放性在兆惠平定準噶爾、吸納蒙古遊牧力量之後逐漸褪去，大清帝國和俄帝國在17世紀形成帝國的過程中將處於(yu) 夾縫中的蒙古遊牧力量拆解吸納掉了。更加明顯的案例是，道光後清廷就不再回關(guan) 外祭祖，這表明已將外在於(yu) 中原正統的文化身份徹底改變，遊牧性格逐步喪(sang) 失。王國維在概括清朝三百年學術時，曾講過一段十分精辟的話：“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鹹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sang) 亂(luan) 之後，誌在經世，故多為(wei) 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xi) ，而實學以興(xing) 。雍乾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複視為(wei) 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zhuan) 門之業(ye) 興(xing) 焉。道鹹以降，塗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wei) 前人所不為(wei) 。雖承乾嘉專(zhuan) 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誌。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鹹以降之學新。”學問變化大抵能表現出文化性格的鼎革，也揭示了二元帝國的內(nei) 斂化過程。但是，在道鹹至民國期間，趨向內(nei) 斂的儒家秩序又遭遇了更有力量的外在挑戰——所謂新學之新，就在於(yu) 這種被動碰撞所帶來的新一輪開放性。

施展：我們(men) 前麵提到儒家普遍性與(yu) 特殊性之間的矛盾，從(cong) 另一個(ge) 方麵寓示著內(nei) 斂與(yu) 釋放的辯證關(guan) 係。楊念群在《何處是江南》一書(shu) 中有對於(yu) 宋學正統觀變遷的一個(ge) 觀察。正統觀出於(yu) 《春秋》大義(yi) ，所謂“尊王攘夷”，首在“大一統”。宋太祖得位有疵，但畢竟大致一統漢家天下，消除分裂，故而此時的正統觀重“尊王”；南宋的偏安之境，“尊王”已不大說得過去，故而重“攘夷”。這就把儒家秩序進一步與(yu) 種族聯係起來，認定若非中原人種，則縱使占據中原也無用，以此拒斥南宋向之稱臣的大金的正統地位。進入元朝以後，有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統，尊王論又興(xing) ；但明朝由於(yu) 有著驅除蒙元的曆史記憶，所以攘夷說複起。尤其是到了明末，王夫之曾說，“夷狄之與(yu) 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xi) 異，習(xi) 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以此否定大清的正統性。此一種族性的觀念便把儒家徹底還原為(wei) 特殊主義(yi) 的主張。

大清當然不理這些，雍正在《大義(yi) 覺迷錄》中用“大一統”克服了攘夷論的種族主張，乾隆也進一步強調這一點。於(yu) 是我們(men) 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一個(ge) 現象，就是在草原王朝入主中原之後，東(dong) 亞(ya) 世界實現了遠超中原王朝農(nong) 耕地區大一統的“超級大一統”，草原漢地均入彀中；而“超級大一統”的基礎在於(yu) 帝國的二元性，帝王的雙重身份統領著這二元性。帝王以草原騎兵維係著物理上的大一統，卻又將其轉化作一種精神要素，將此超越中原想象力的“超級大一統”比附於(yu) 春秋大義(yi) ，彰顯自己統治天下的正統性。一旦帝王放棄自己的雙重身份，則中原人並不會(hui) 真正認同他，草原騎兵也會(hui) 棄他而去，超級大一統便會(hui) 垮掉。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力圖將鮮卑貴族統治集團徹底漢化，我們(men) 的曆史教科書(shu) 中總在誇讚他多麽(me) 文明，卻很少提他遷都後不過三十幾年，北魏便陷入大亂(luan) 以致滅亡，因北境六鎮鮮卑將士不再接受背離鮮卑傳(chuan) 統的君主了。

於(yu) 是，我們(men) 可以大致得出一個(ge) 說法，儒家秩序的普遍主義(yi) 取向，在中原王朝時期會(hui) 表現出一種內(nei) 斂性格，有自我否定傾(qing) 向；隻在草原王朝時期才真正獲得普遍性的釋放——儒家構築天下秩序的潛力，需以吸納並超越中原文明的草原民族統治為(wei) 前提。這是對於(yu) 我們(men) 通常所理解的中原儒家秩序的一種外在超越，是中國秩序的另一種表達，甚至是一種更為(wei) 本真性的表達。以致到了晚清變局當中，力主改革的洋務派多為(wei) 漢臣，而力主守舊的理學宗師卻是出身蒙古正紅旗的倭仁，提出“立國之道，尚禮義(yi) 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不啻對此複雜性的深刻體(ti) 現。

所以，中國秩序便天然內(nei) 蘊著一種多元性，它並不是民族主義(yi) 的基礎，而是直接兼容於(yu) 世界主義(yi) 。

二、東(dong) 北的秘密：從(cong) 外在超越到普遍超越

王利：東(dong) 北是這種內(nei) 蘊多元性的養(yang) 成場所。近世五百年，矚目於(yu) 東(dong) 北，有一個(ge) 非常有趣的現象。1644年與(yu) 1949年，曆史驚人的相似，都是從(cong) 東(dong) 北入關(guan) 而得天下，其異同何在？史景遷在近代史敘述中也提出了類似追問，但並未深究。也許，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對儒家秩序的外在超越這個(ge) 角度探索一番。清初是以“草儒合題”的二元帝國超越了儒家秩序，共產(chan) 黨(dang) 則是以工業(ye) 化和具有世界曆史品格的意識形態超越了儒家傳(chuan) 統。這兩(liang) 種超越實際上揭示了中國曆史哲學的內(nei) 在邏輯：遊牧性/流動性與(yu) 定居性之間的矛盾與(yu) 克服。古代是遊牧對農(nong) 耕的外在超越，近代則是現代文明對傳(chuan) 統秩序的普遍超越。

施展：草原王朝的外在超越支撐起多元性普遍秩序，克服了空間問題，卻在現代性這個(ge) 時間問題上遭遇挑戰，碰到了自己的極限，這是儒家普遍秩序的極限。且不待鴉片戰爭(zheng) ，這個(ge) 極限在康熙大帝打雅克薩之戰時便呈現出來。雖然大清在東(dong) 北有著軍(jun) 事優(you) 勢，但是擔心沙俄會(hui) 與(yu) 噶爾丹聯手——沙俄已經向噶爾丹提供了槍炮——便做了讓步，迅速地與(yu) 沙俄簽約。嗣後大清將對俄關(guan) 係放在理藩院下麵來處理，將時間問題又還原為(wei) 一個(ge) 空間問題。這用來對付17世紀的沙俄還說得過去，但這種“超級大一統”的自欺欺人性已經類似於(yu) 此前中原王朝以“朝貢體(ti) 係”換取邊疆和平的自欺欺人，它再用來對付19世紀的列強便完全不頂用了。“超級大一統”便淪為(wei) 區域秩序，此時便必須有你所說的那種普遍超越了。

要想分析在東(dong) 北所呈現的這種超越，還要到近代東(dong) 北的具體(ti) 曆史過程當中來看一下。近代以前，大清為(wei) 保住東(dong) 北的滿洲故地，免除漢化威脅，修築了柳條邊，邊外不許漢人移居。以致東(dong) 北北部長期人煙稀少，沙俄在黑龍江流域的移民推進迅速，甚至一度實現了局部的人口優(you) 勢，這是大清損失黑龍江以北、烏(wu) 蘇裏江以東(dong) 領土的一個(ge) 重要原因。到了義(yi) 和團戰爭(zheng) 期間，沙俄占領了整個(ge) 東(dong) 北，並遲遲不願退出；日本也將滿蒙視作自己未來的生命線，欲圖趕走沙俄；英國則希望在遠東(dong) 扶植起一支力量來牽製沙俄。於(yu) 是，1904年，英國出軍(jun) 費，日本出部隊，在東(dong) 北大地上打了一場大清保持中立的“日俄戰爭(zheng) ”。這場戰爭(zheng) 前後攪進來一係列的國際因素：沙俄大陸帝國因素、大英帝國的遠東(dong) 格局因素、日本的大東(dong) 亞(ya) 秩序因素、美國的門戶開放與(yu) 自由貿易因素，等等，東(dong) 北一下子成為(wei) 遠東(dong) 最具國際性的地方。

王利：近代東(dong) 北成為(wei) 列強遠東(dong) 博弈的焦點，是一個(ge) 非常有趣的話題，這裏有國際大氣候的無形之手。1870年之後，新老列強在亞(ya) 洲尤其是中國的爭(zheng) 奪進入白熱化階段，這也是以產(chan) 業(ye) 資本為(wei) 後盾的帝國主義(yi) 全球擴張之間的競爭(zheng) 。列寧所描述的帝國主義(yi) 競爭(zheng) 依托於(yu) 兩(liang) 種物質力量的組合，一是民族國家為(wei) 基礎的擴張型帝國，一是資本主義(yi) 的世界體(ti) 係。英國征服了緬甸和印度北方，俄國征服了中亞(ya) ，法國征服了印度支那，美國從(cong) 西班牙手中奪取了西印度群島和菲律賓，並且合並了夏威夷。沙俄在遠東(dong) 的政策主要是兩(liang) 派：一派是經濟和平派，以維特伯爵為(wei) 代表，主張保持中東(dong) 鐵路利益以及沿線治權；另一派則是軍(jun) 事強硬派，主張俄國勢力範圍要由北滿深入南滿。日俄之戰的一方是日英同盟，另一方則是法國資本支持的俄國，最終日俄雙方受美國總統西奧多o羅斯福所邀，前往美國簽署了《樸茨茅斯條約》。具有地緣便利的日俄要將東(dong) 北變成殖民地，進行陸權擴張，進一步經營遠東(dong) ；英美所代表的國際協調力量則要求門戶開放。滿鐵開始運營時即有大量英國資本介入，美國鐵路大王哈裏曼在當時啟動的收購滿鐵行為(wei) 也有美國財團的大力支持。在劃分北滿與(yu) 南滿的勢力範圍後，日俄簽署秘密協定媾和，日美之間的矛盾則進一步加劇。

施展：吊詭的是，由於(yu) 大清在當地人口稀少，無力主動而為(wei) ，反倒成為(wei) 一個(ge) 次要因素。同時，大清針對東(dong) 北的險惡局勢也被迫出台新的政策，張之洞曾在20世紀初連番向朝廷提議要讓東(dong) 三省“遍地開放”，讓各國盡行商賈之利，礦務工商雜居一應允準。通過這種門戶開放，形成各國利益的彼此糾葛與(yu) 製衡，方可保東(dong) 北不失，這種依靠列強均衡的中國保全論十分值得關(guan) 注。這種政策的實行使得東(dong) 北一下子成為(wei) 大清最具有開放性的地方。1905年，大清開始政策性地移民實邊，此後一直到“九一八”事變之前，雖經曆了若幹次政權更迭，但大量移民還是使得東(dong) 北人口迅速增長起來。作為(wei) 一個(ge) 移民地區，東(dong) 北人也形成了區別於(yu) 關(guan) 內(nei) 漢地的一種獨特身份認同，具有某種邊緣性心理特征。我們(men) 在東(dong) 北，統稱你們(men) 為(wei) “關(guan) 裏”；而一旦到了關(guan) 裏，我們(men) 又是以東(dong) 北地區而非具體(ti) 省份為(wei) 首要認同，這在中國也是唯一的一個(ge) 地方吧。

王利：移民是一項傳(chuan) 統的治邊政策。但如果不是國際大氣候的急劇變化，對於(yu) 逐漸內(nei) 斂的大清品格來說，向滿洲老家移民開發是根本不能想象的，這也是形勢比人強的一個(ge) 顯著例證，精英執政集團不得不根據世界大勢采取開放政策。不僅(jin) 如此，列強還爭(zheng) 相向東(dong) 北投資，修建鐵路，開發礦藏，啟動了轟轟烈烈的東(dong) 北工業(ye) 化進程，以至於(yu) 東(dong) 北的大豆成為(wei) 世界商品，納入了世界經濟的軌道，能夠用來換取大型機械，不能不說是開放促開發的經濟後果。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東(dong) 北優(you) 先於(yu) 全國的工業(ye) 化。哈爾濱也很早就成為(wei) 一個(ge) 頗具國際性的城市。

施展：移民地區沒有關(guan) 內(nei) 老的社會(hui) 結構和製度傳(chuan) 統的護佑與(yu) 牽絆，其本身的社會(hui) 結構就充滿了流動性，使得農(nong) 耕漢地那種堅固難變的定居性易於(yu) 被衝(chong) 破。大清被迫施行遍地開放政策，俄國（後為(wei) 蘇聯）和日本各懷鬼胎，在東(dong) 北一係列努力，修建了大規模的現代交通設施，更使得現代經濟的流動性成為(wei) 東(dong) 北社會(hui) 與(yu) 經濟結構拓展中一個(ge) 基本特征。如此一來，東(dong) 北奇跡般地在20世紀前半段迅速發展成為(wei) 中國工業(ye) 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其經濟的商品化程度也達到了巔峰。

王利：“九一八”事變之前，東(dong) 北的人口不足全國的1/12，但是其對外出口額占到了全國的1/3，進口額占到全國1/4，在全國大規模入超的情況下，東(dong) 北是唯一一個(ge) 大幅出超的地方。東(dong) 北的出口對象也不是以日俄為(wei) 主，差不多2/3的出口都是發往歐洲，真正做到了麵向全球。1930年代初，全國的鐵路才1.3萬(wan) 多公裏，東(dong) 北就占了6000多公裏。這個(ge) 時期，僅(jin) 就北滿地區而言，享受西式教育的學生已達萬(wan) 人以上，沙俄（蘇聯）控製的東(dong) 省鐵路公司在哈爾濱建立中央圖書(shu) 館，據統計1928年的圖書(shu) 借閱量達到63萬(wan) 餘(yu) 次。在這個(ge) 列強主導的發展過程當中，中國當局也在極力爭(zheng) 取自主性，首在修路，這從(cong) 清末就開始了。到“九一八”事變前夕，由中國完成和直接控製的鐵路已經達到1186公裏。

施展：可以說，這個(ge) 時候的東(dong) 北，因為(wei) 曆史的偶然而導致的普遍開放，使其在物質層麵上加入到世界資本主義(yi) 經濟這樣一個(ge) 普遍秩序的進程當中。然而這個(ge) 偶然的物質開放，卻沒有找到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來匹配它、駕馭它——當然，很可能也正是觀念上的欠缺使得物質上的開放更容易展開。此時的東(dong) 北是個(ge) 觀念混雜的地方，各種謀劃與(yu) 算計在彼此衝(chong) 突，卻沒有哪一個(ge) 能夠占上風，能夠給出一個(ge) 可持續的製度性安排。儒家傳(chuan) 統在這裏恢複為(wei) 更多屬私人層麵、社會(hui) 層麵的東(dong) 西，比如人們(men) 對於(yu) 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遵循，比如張作霖在逢年過節的時候會(hui) 穿上長袍馬褂去給教書(shu) 先生們(men) 拜年，等等；公共政治層麵則是另一套運作邏輯了。日俄（蘇）關(guan) 係是滿洲問題的核心，一方麵各種公共政治問題要在這個(ge) 大格局下來審視；一方麵奉係在這裏雖隻是一個(ge) 棋子，但它也在極力推動工業(ye) 、軍(jun) 事和教育方麵的現代化。

王利：電視劇《闖關(guan) 東(dong) 》非常形象地表現了從(cong) 關(guan) 內(nei) （山東(dong) ）到關(guan) 外闖蕩者的變與(yu) 不變。他們(men) 熟悉的是將處理家庭關(guan) 係、鄰裏關(guan) 係、行業(ye) 關(guan) 係的倫(lun) 理技藝複製過來，繼續堅持以傳(chuan) 統道德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私人倫(lun) 理，但不太熟悉由於(yu) 東(dong) 北的乍然變化所帶來的陌生的政治意識。電視劇特想表現一群熱愛自己生活、具有鄉(xiang) 土生活經驗感受的人是怎樣被愛國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所洗禮的，也特別想將個(ge) 體(ti) 和家族命運置於(yu) 時代變遷之中，但總讓人覺得別扭。其中的要害在於(yu) ，形勢變了，包括東(dong) 北在內(nei) 的中國在19世紀末以後被罩上了一種奇特的力量，進入了一種陌生的軌道。傳(chuan) 統定義(yi) 中國秩序的所有要素都要放在一個(ge) 新的尺度上重新衡量，那就是中國與(yu) 世界的關(guan) 係。

三、近代中國民族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的相互塑造

施展：從(cong) 晚清起，關(guan) 內(nei) 傳(chuan) 統的“家國同構”的儒家公共秩序便無法製度性地回應東(dong) 北問題。一方麵東(dong) 北的流動性格已經超出了儒家傳(chuan) 統的應對範圍；一方麵促進現代化發展的製度架構可以與(yu) 儒家的私人倫(lun) 理兼容，卻無法從(cong) 儒家的公共秩序中生長出來。這些製度架構需以一些新的觀念為(wei) 前提，以其推動的現代化發展為(wei) 物質支撐。它們(men) 必須實現對於(yu) 儒家的一種新的外在超越，從(cong) 而重新定義(yi) 何謂中國，這就需要具有一種更大的視野關(guan) 懷，否則無法聯係關(guan) 內(nei) 外，亦無法給出整體(ti) 性的安排。張大帥弄不清楚這些，他推動的現代化建設以奉係軍(jun) 閥的地方利益為(wei) 旨歸，格局狹小，算計頗多，結果在國際和國內(nei) 格局中轉圜的空間越來越窄，最終皇姑屯一聲轟響，他再也沒機會(hui) 去給先生們(men) 拜年了。

王利：不僅(jin) 是奉天的張大帥，北京的各路英豪也沒有意識到還有一個(ge) 塑造現實秩序的根本力量。對於(yu) 他們(men) 來說，最為(wei) 迫切也最為(wei) 直接的是如何應付列強。其實翻檢晚清民國的有識之士，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不在少數，但都是在中西體(ti) 用之間糾葛，於(yu) 是有保皇派、維新派、革命派等區別，尚沒有注意到中國的曆史與(yu) 世界的曆史竟然已經驚人地縫合在一起，須臾不可分離，二者必須借助對方來進行自我理解。在這方麵，梁啟超是一個(ge) 先行者。但是，一戰之後他又受到西方悲觀主義(yi) 情緒的感染，認為(wei) 東(dong) 方文明的機會(hui) 來了。於(yu) 是我們(men) 看到有趣的科玄論戰，其實代表了普遍主義(yi) 與(yu) 特殊主義(yi) 、世界主義(yi) 與(yu) 民族主義(yi) 之間十分明顯的精神分野。

施展：國民黨(dang) 的起家與(yu) 國際大勢有關(guan) ，也內(nei) 涵於(yu) 這種精神氣質的分野。更精確的說，是國際大氣候與(yu) 國內(nei) 小氣候合力塑造的結果。蘇聯認為(wei) 第三世界的革命是普世無產(chan) 階級大革命的一個(ge) 前提，為(wei) 此需要在中國推動革命。列寧對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洞察與(yu) 對孫中山民族革命的讚揚是內(nei) 在一致的。這既是理論需要，也是蘇聯的地緣需要。東(dong) 北的奉係軍(jun) 閥和日本勾勾搭搭，同時東(dong) 北經濟和人口又在迅速發展，對蘇聯的遠東(dong) 地區是個(ge) 巨大威脅。為(wei) 製衡這兩(liang) 股力量，蘇聯遂在南方扶植起國民黨(dang) ，支持其北伐。這裏我們(men) 就可以看到一個(ge) 巨大的戰略視野，它以整個(ge) 世界為(wei) 棋盤，不拘泥於(yu) 特定的民族國家，其各種戰略設計上空間與(yu) 視野的大開大闔，張大帥張少帥怎是對手？

王利：無論是國民黨(dang) 、北洋政府，還是奉天的張大帥，應該說都具有一定的民族主義(yi) 取向。但是這種被外來力量逼迫激發甚至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yi) 還停留在就事論事、見招拆招的地步，所以不可避免地帶有地方性、狹隘性、局限性，也僅(jin) 僅(jin) 構成帝國主義(yi) 的反題，或者說帝國主義(yi) 主導的世界體(ti) 係的附庸。適用於(yu) 中國的民族主義(yi) 一定要從(cong) 世界主義(yi) 或者普遍主義(yi) 之中獲得真正的定義(yi) ，這是一篇大文章。其中涉及一個(ge) 核心命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的相互塑造是如何發生的。

施展：民族主義(yi) 要求國民具有內(nei) 在同質性，但從(cong) 反滿而來的國族建構又顯見地比較狹隘，無法容納多族群共存的複雜性，其特殊主義(yi) 的格局小於(yu) 儒家天下觀的普遍主義(yi) 取向，難以實現對儒家的超越。現代性的外部壓力籲求著中國內(nei) 部提出一種整體(ti) 性的應對，這使得無論是多族群大疆域共存這一物理現實，還是儒家所內(nei) 蘊的多元性格這一精神現實，都被人們(men) 忽略掉了。這些問題導致民族主義(yi) 的國體(ti) 難以落實，既無法有效地從(cong) 理念上統合塞北疆土，更無法有效地對抗傳(chuan) 統秩序的反動。而國家的破碎反過來會(hui) 使得民族主義(yi) 理念本身的正當性又進一步遭受質疑，催動現代化發展的製度架構在左支右絀的財政與(yu) 政策約束下更難建成——我們(men) 再次看到類似宋代的外部壓力局麵——再加上連年戰亂(luan) ，內(nei) 地的現代工業(ye) 能力始終得不到正常發展。如此則難以應對外部世界的現代秩序之挑戰，所需的變革力量從(cong) 精神到物質兩(liang) 個(ge) 層麵都無從(cong) 生長。

單薄的民族主義(yi) 理念對儒家進行外在超越的能力還不如傳(chuan) 統的草原王朝呢。鄭孝胥、羅振玉這種大儒最後都北赴滿洲國，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們(men) 的選擇有著深厚的保守主義(yi) 理念支撐。鄭孝胥作為(wei) 滿洲國總理大臣，提出立國三原則“正德、利用、厚生”，也是他最先提出滿洲國“王道樂(le) 土”的主張。這些都是試圖用儒家倫(lun) 理製度性地回應現代世界普遍性力量的挑戰，但這是開倒車的努力，最後都悲壯地失敗了。隻有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力量才能超越儒家秩序，幫助中國重新振興(xing) 。對於(yu) 中國這種規模的國家而言，所謂對現代性的“整體(ti) 性應對”，隻能是將中國內(nei) 在於(yu) 世界秩序之中才能獲得整體(ti) 性，中國與(yu) 世界於(yu) 此互為(wei) 條件。任何將中國外在於(yu) 世界秩序的努力，都會(hui) 使得“整體(ti) 性”泡湯。

四、民族精神的自由表達

王利：新文化運動之後，我們(men) 的民族精神一直試圖獲得自由表達的機會(hui) 和方式。之所以說是“自由表達”，就是要實現民族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的真正和解，獲得那種“整體(ti) 性”。這種和解本身對於(yu) 超大規模體(ti) 量、文明傳(chuan) 統悠久連續的中華文明而言是一種內(nei) 在衝(chong) 動，也是客觀必然。在中國曆史上，這種表達更多地在經史之學中出現，曾被形象地稱之為(wei) “循環史觀”。遊牧與(yu) 定居之間的張力構成為(wei) 中華文明運動發展的動力之一，內(nei) 外互動在大清帝國的“儒草結合”中達到了一大高峰。但是，曆史的軌跡往往是，外在超越往往會(hui) 被儒家秩序內(nei) 在吸納。一邊超越，一邊吸納，外在超越與(yu) 內(nei) 在吸納循環罔替。我們(men) 談到近代各種單薄的民族主義(yi) ，其實就是在沒有獲得足夠的世界普遍主義(yi) 的超越力量之前就試圖內(nei) 在吸納的嚐試。

施展：這讓我想起《大觀》曾組織過的“開羅會(hui) 議與(yu) 中國的大國地位”會(hui) 議。開羅會(hui) 議是中國在世界上進行重新定位的空前機會(hui) ，但不幸的是，蔣介石當局並沒有把握住。我們(men) 曾試圖深入過蔣介石以及國民黨(dang) 外交精英的知識結構，發現即使有大好機會(hui) ，比如蔣介石當上了整個(ge) 遠東(dong) 的盟軍(jun) 總司令，具有重新建構世界秩序的入場券，也仍不具備從(cong) 世界主義(yi) 出發定義(yi) 中國的知識結構。關(guan) 於(yu) 外交哲學及其所需要的知識譜係，我和於(yu) 向東(dong) 的係列對話中已有闡述。令我震撼的是，東(dong) 北其實凝聚了我們(men) 民族精神試圖自由表達的幾次機遇。如果鳥瞰式地觀察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全國形勢，特別是接收東(dong) 北的情形，就會(hui) 發現國民黨(dang) 在觀念以及行為(wei) 方式上的內(nei) 斂性與(yu) 局限性。

王利：從(cong) 建立新的世界觀、正確表達民族精神的視角來品評1945年國共的形勢，會(hui) 帶來許多新的發現。今天看來，蔣介石與(yu) 國民黨(dang) 的失敗相當程度上就在於(yu) 那種小家子氣的民族主義(yi) ，格局逼仄。一個(ge) 天天用理學功夫自省寫(xie) 日記的政治領袖，無法將王陽明式的智慧貫徹到公共領域，無法用新的世界觀吸納儒家秩序，無法應對戰後國際秩序對中國的要求。抗戰後國民黨(dang) 接收東(dong) 北的情形，差不多相當於(yu) 各方精英粉墨登場的一次瓜分盛宴，老舊官僚複位，爭(zheng) 權奪位搶物資，國民黨(dang) 在東(dong) 北的道義(yi) 正當性迅速流失，東(dong) 北強大的物質基礎便轉而成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南下一統江山的有力支撐。

施展：共產(chan) 黨(dang) 所依據的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其思考的格局不以民族國家為(wei) 單位，直指全球，以生產(chan) 資料占有方式作為(wei) 秩序的基本基礎，世界在這種劃分方式下被均質化還原了。這種宏大的具有絕對普遍性的視野，可以超越一切具有特殊主義(yi) 取向的觀念——無論這觀念是本質性的特殊主義(yi) 取向，如民族主義(yi) ，還是地理還原出來的特殊主義(yi) 取向，如儒家或者草原性格。國民黨(dang) 的民族主義(yi) 在氣魄上完全不是共產(chan) 主義(yi) 理念的對手；儒家麵對這種力量隻能甘拜下風，所以我們(men) 可以看到1949年之後有一係列的大儒如熊十力、梁漱溟都主動留了下來，他們(men) 那凜然不可侵的高貴精神已經被這種宏大的氣魄所懾服。

王利：一定意義(yi) 上可以說，格局決(jue) 定了成就。於(yu) 向東(dong) 曾提出一個(ge) 極具想象力的假設，當年開羅會(hui) 議後這樣一個(ge) 極其有利的國際情勢下，蔣介石若是有足夠大的格局，能夠重新定義(yi) 中國的話，他就不會(hui) 簡單地派幾個(ge) 上校參謀去延安，而是可以大規模美式裝備直接送到延安，此時延安的武裝就不再是共產(chan) 黨(dang) 的隊伍，而是大中國的隊伍——在救亡這個(ge) 大背景下，蔣介石可以用物質上的普遍性化掉共產(chan) 黨(dang) 精神上的普遍性，反過來這個(ge) 消化的過程也是國民黨(dang) 自我提升的過程。在民族危亡之際，能把中國的精神世界打開，會(hui) 再次打通長城內(nei) 外，消化古今。鄭孝胥他們(men) 也完全可以被吸收掉，於(yu) 是就不會(hui) 出現抗日結束後東(dong) 北接收的亂(luan) 象，後麵的一係列故事可能都要重寫(xie) 了。

施展：共產(chan) 革命實踐後來的一係列問題是出於(yu) 另一套邏輯。把後來各種曲折悲慘的故事放一邊，共產(chan) 革命的宏大視野卻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此前從(cong) 沒有哪一種觀念結構可以真正以全球為(wei) 單位展開——儒家的“天下觀”實際上僅(jin) 僅(jin) 放眼歐亞(ya) ，它無法應對真正的全球秩序。同時，也正因為(wei) 共產(chan) 革命這種絕對的普遍性，比“草儒合題”更為(wei) 宏大的架構，才有可能將長城內(nei) 外有效地一統起來。共產(chan) 主義(yi) 可以無障礙地將關(guan) 內(nei) 關(guan) 外一體(ti) 收納，甚至連新疆都是在蘇聯的幫助之下迅速拿下的，這對於(yu) 共產(chan) 黨(dang) 人來說沒有任何問題。

王利：東(dong) 北成為(wei) 國共兩(liang) 種世界觀碰撞的主要戰場之一，並非偶然。後來又成為(wei) 抗美援朝和新中國工業(ye) 化的基地，也有其必然性。其要害就在於(yu)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列主義(yi) ”。東(dong) 北是連接民族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的地理通道，具有相當雄厚的工業(ye) 化基礎。百年近代史，無論是革命能量的釋放，還是現代化引擎的啟動，民族精神特別容易在趕超焦慮的自我強化中，陷入民族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的對峙，而遺忘了自由表達的實質是普遍性與(yu) 特殊性的和解。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東(dong) 北在共產(chan) 黨(dang) 建國立政過程中的作用，被賦予了一種深刻的精神意義(yi) 。

施展：國民黨(dang) 的狹小格局致其治國亂(luan) 象叢(cong) 生，於(yu) 是便難以馴化內(nei) 部精英的自利傾(qing) 向。東(dong) 北的物質基礎原本可以內(nei) 化為(wei) 國民政府的力量，推動中國有效參與(yu) 世界經濟進程。結果在抗戰勝利後卻成為(wei) 一個(ge) 外在的對象，遭受瓜分，國軍(jun) 這是自己挖自己牆腳啊。不隻東(dong) 北這樣，汪統區的接收過程也好不了多少。

共產(chan) 黨(dang) 的宏大格局則使得這種力量易於(yu) 為(wei) 其所用，並且還可以進一步地玩出新花樣來。這次你去沈陽，沒能到鐵西區的中國工業(ye) 博物館參觀一下，比較遺憾。我在它剛剛開始營業(ye) 的時候去過一次，在裏麵實地體(ti) 驗了一下第二次工業(ye) 革命的那種“大尺寸”，那樣一種規模的鑄模和鑄件，那樣一種規模的鋼管、鍋爐、大配套。即使在今天，作為(wei) 不常見到這種工廠的人，都還是相當具有震撼力的！可以想象，內(nei) 戰後百廢待興(xing) 的中國，突然在“一五”計劃期間，把這樣大尺寸的東(dong) 西拿出來，當場就可以把那些對共產(chan) 黨(dang) 還懷有質疑的人徹底鎮住——這不就是你們(men) 孜孜以求猶不可得的東(dong) 西嗎？這不就是中國人和西方人一樣強大的標誌嗎？我們(men) 全給你帶來了，服不服？服了的話，就要接受改造。共產(chan) 黨(dang) 先用精神上的普遍性，再用物質生產(chan) 方式的普遍性征服了國人。在當時無論是什麽(me) 大儒、民族資本家，還是喝過洋墨水的，都會(hui) 心悅誠服、心向往之。

王利：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傳(chuan) 統被徹底超越，它在公共層麵上不再發揮顯著作用，但在私人層麵上卻並未消亡。個(ge) 體(ti) 基本的行為(wei) 習(xi) 慣，即使再怎麽(me) 經受思想改造，再經受現代化城市化的洗禮，也還是會(hui) 順從(cong) 儒家的規矩行事。父慈子孝、兄弟友愛、家庭本位，等等，這些力量在今天越來越明顯。

所以，我想儒家傳(chuan) 統的力量可以描述為(wei) “如影附形”。在古代它雖然無力製度性地消化草原帝國，但可以在草原帝國開疆拓土的前提下內(nei) 在建立秩序。在今天，它也無力製度性地建立一種指向普遍主義(yi) 的現代秩序，但是，它可以在具有擴張性的現代性背後，提供一套行事做人的生活方式。它往往會(hui) 被一些強大的對手所超越，但每一次超越都是外在性的；在被別的力量所統攝後，儒家有能力馬上跟進，在民間恢複自己的活力，內(nei) 在性地複活。它可以憑借深厚的文化底蘊，憑借特定的家庭優(you) 勢，憑借優(you) 良的常識感，乃至人數優(you) 勢，鳩占鵲巢，把公共層麵被奪走的東(dong) 西，以另一種方式再拿回來。

施展：“如影附形”這個(ge) 說法極好，值得深入發展！在東(dong) 南亞(ya) 我們(men) 也可以看到類似的鳩占鵲巢過程。西方控製了東(dong) 南亞(ya) 的公共秩序，但是私人秩序則為(wei) 華人所控製，而且我們(men) 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儒家的精神和傳(chuan) 統正是在這些地方的華人當中，反倒比在大陸還要留存得更多更好。餘(yu) 英時當年提出的儒家資本主義(yi) 命題，也是在這個(ge) 層麵為(wei) 中國的現代化提供儒家倫(lun) 理的道德基礎。但是，我們(men) 也要提防另一種傾(qing) 向，就是以保守之名行“反動”之實。這就要基於(yu) 一種對於(yu) 世界大勢和中國大勢的判斷，進而分析我們(men) 的民族精神是否得到了自由表達，我們(men) 的世界主義(yi) 是還很不夠，還是已經過了頭。

王利：今天，對大勢的判斷尤其重要。我們(men) 以大清帝國的立國品格為(wei) 例，剖析了中國曆史上典型的內(nei) 外互動論，我更傾(qing) 向於(yu) 將之描述為(wei) 一種史觀，即“內(nei) 外史觀”，由外而內(nei) 進行超越，由內(nei) 而外進行吸納，內(nei) 外互動，立國建政。所謂大清的“二元帝國”屬性其實在彰顯帝國文明在內(nei) 外之際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的獲得是民族自覺和文化自信的表現，是大中華自我確認的根基。我們(men) 將其界定為(wei) 外在超越，而儒家傳(chuan) 統總是要從(cong) 內(nei) 在進行吸納。這一外一內(nei) 的運動生長是帝國繁榮的緣由，也是中國曆史哲學的精髓。近代中國所遭遇的危機，在根本上可以說是民族精神的危機，是民族精神在一個(ge) 具有文明底色的世界麵前所遭遇的危機。東(dong) 北既是民族精神危機的聚焦點，也是民族精神實現突破的超越點。1644年與(yu) 1949年，都從(cong) 東(dong) 北入關(guan) 奪取天下，形似而神不同。革命傳(chuan) 統和現代化建設對傳(chuan) 統儒家秩序的超越是一種普遍超越，而且現在還在轟轟烈烈地進行之中，儒家秩序隻是如影附形地內(nei) 在於(yu) 中，跟著走，還沒有找到恰確的安頓方式。

施展：草原帝國有著較強的地理依賴性，它對儒家的外在超越以歐亞(ya) 大陸為(wei) 限；工業(ye) 化的本質就是流動性，它對儒家的外在超越則以全球為(wei) 限，用“普遍超越”這個(ge) 概念，更能解釋這次超越的世界主義(yi) 意義(yi) 。這兩(liang) 次超越，其前提都在於(yu)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給出一個(ge) 具有普遍性的方案。隻要這種方案的普遍性不足，它對有普遍性取向的儒家的超越就難以成功。

日本在二戰前的一係列努力，是試圖以東(dong) 亞(ya) 為(wei) 單位對儒家進行局部性的超越，結果就是內(nei) 無以化儒，外無以拒蘇美。日本若欲化儒家，必須給出世界主義(yi) 方案。如果隻能給出東(dong) 亞(ya) 方案，那還輪不到它來給，中國才有資格。而世界主義(yi) 方案一方麵需以世界性的工業(ye) 和資本能力為(wei) 物質基礎，日本完全無力對抗蘇美在這方麵的力量；一方麵需有世界主義(yi) 的眼光，日本似乎也沒有這種自信。

王利：當今中國處在一個(ge) 思想混亂(luan) 的階段，過去的激情與(yu) 理想難以再有號召力，魚龍混雜的各種主張麵對這一狀況也是力有不逮。最近很熱的儒家憲政討論，就麵臨(lin) 著諸多困境，它如何統合內(nei) 外，如何製度性地建構現代秩序，如何正視這個(ge) 民族意圖實現現代化的強大動力？而那些簡單淺薄的民族主義(yi) 和國家主義(yi) ，則既無法應對社會(hui) 和民間力量的生長，無法對中國內(nei) 在的多元性格給出有意義(yi) 的說法，更無法對世界主義(yi) 這一最大的規定性力量給出足夠有力的解釋說明。

施展：毫無疑問，中國未來必須再次實現對於(yu) 民族精神的普遍超越，其物質基礎在於(yu) 我們(men) 今天所具有的世界性經濟力量，以及將經濟力量轉化為(wei) 一係列政治外交技藝的能力；其精神基礎則需要一次大規模的思想解放，打開一種世界性的眼光。公共層麵上我們(men) 可以給出“基於(yu) 中國成長的世界秩序”的藍圖，描繪由於(yu) 中國的加入而對世界秩序的重新定義(yi) ，以及世界主義(yi) 由外而內(nei) 塑造我們(men) 的政治過程。私人層麵上則需要各種精神要素內(nei) 在多元的自由發展，包括儒家在社會(hui) 和倫(lun) 理生活中的複興(xing) 。中國的人數優(you) 勢，以及遍及世界的中國移民，將使得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在喪(sang) 失了公共領域的力量之後，卻可以在私人領域成為(wei) 一種真正的世界性力量。我們(men) 相信，民族精神的自由表達將會(hui) 使糾結百年的民族性與(yu) 世界性獲得真正的和解，不僅(jin) 能安頓中國人的身心，對全世界也必將產(chan) 生重大意義(yi) 。

（相關(guan) 簡介：施展，外交學院副教授；王利，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