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shu) 院傳(chuan) 統與(yu) 知行關(guan) 係

作者：王利 柯貴福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7月14日

    一、中國大學的當下困局

       在歐洲，現代大學的起源與(yu) 市民社會(hui) 的興(xing) 起密切相關(guan) 。市民社會(hui) 經曆了從(cong) 經濟上的商業(ye) 社會(hui) 向政治上的公民社會(hui) 的轉變，是理性化原則不斷擴展的產(chan) 物。市場經濟要建立在一種理性的生活方式之上，同時又在不斷推進著生活方式的理性化。以經貿活動為(wei) 例，貫穿著所謂“數目字管理”（黃仁宇語），就是要用理性計算抵禦風險，借助各種技術手段來考察交易對象，建立成本收益分析，力求將不確定因素控製到最小。借用新製度主義(yi) 的說法，為(wei) 了減少交易成本，當很多交易對象不甚熟悉時，不得不建立一種身份認證機製。在根本上，市場經濟是一種基於(yu) 相互信任之上的契約關(guan) 係。於(yu) 是，各種社團組織開始充當起中介作用，借以提供信任資質。加入某一社團即意味著具備某些品質，或認同某些標準，這些社團就成為(wei) 一種中間團體(ti) 或中間力量，現代大學逐漸脫穎而出，成為(wei) 中間力量的組織核心。一言以蔽之，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源生於(yu) 市民社會(hui) 的內(nei) 部，現代大學得以成型。這是理性化的重要成果，在知識生產(chan) 、人才培養(yang) 、社會(hui) 服務等方麵發揮了重大作用，尤以德國、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建立為(wei) 盛。由於(yu) 大學作用日益顯著，規模不斷擴大，各種社會(hui) 力量紛紛進入其中，使得大學呈現出複雜的麵相：一方麵，依靠與(yu) 市場聯合，大學不斷加強供給能力，逐步擠占家庭教育和社會(hui) 教育的空間；依靠與(yu) 政府結盟，大學生產(chan) 著政治精英和主流意識形態；另一方麵，憑借對反市場力量的包容，大學顯示出獨立自主的姿態，以避免受到激進性力量的攻擊；憑借對政治異見的容忍，大學充當起自由思想的保護者，發揮著左右逢源的優(you) 勢。

       在非西方社會(hui) ，建立現代大學往往是各國決(jue) 心走向現代化道路時邁出的關(guan) 鍵一步。大學往往擔負著培養(yang) 新型政治、經濟、文化精英的重任。正是因為(wei) 這一目標異常明確，非西方社會(hui) 的大學更具國家主導的性質，更依賴官僚體(ti) 製的支持，也更直接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通過近百年的發展，現代大學這個(ge) 外來事物，已經深深嵌入中國的社會(hui) 機體(ti) 之中，如同軸心一般影響著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麵麵。毫不誇張地說，大學的每一次改革發展都與(yu) 國家目標的調整休戚相關(guan) ，無論是五十年代院係調整旨在與(yu) 中國工業(ye) 化進程相配合，還是七十年代末恢複高考與(yu) 改革開放步調一致。而今天，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在中國享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成為(wei) 一種意識形態霸權。國家主導的市場原則幾乎將整個(ge) 社會(hui) 納入自身支配之下，大學也未能幸免。

       從(cong) 1999年開始推行的大學擴招，與(yu) 教育產(chan) 業(ye) 化的政策設計密切相關(guan) 。很多人曾經天真地以為(wei) ，為(wei) 了糾正大學的官僚化傾(qing) 向，必須引入市場化原則，加強競爭(zheng) ，優(you) 勝劣汰——不僅(jin) 在招生、專(zhuan) 業(ye) 設置、學生就業(ye) 方麵按市場競爭(zheng) 的模式運行，在教師的聘用、考核上，也得按市場模式改革。結果卻是，大學的官僚化趨勢與(yu) 市場原則不僅(jin) 相安無事，甚至聯手共進，將中國的大學變為(wei) 一個(ge) 獨特的政治經濟載體(ti) 。它所奉行的邏輯，既非單純的學術科研規律，也非高等教育通則，而是被官僚化修正過的“價(jia) 值規律”。它的真正客戶，既不是廣大學生和家長，也不是各種用人單位，而是可以為(wei) 其提供資金和資源的各級政府和利益集團。它甚至可以忽略社會(hui) 就業(ye) 對專(zhuan) 業(ye) 人才的需求和期待，按照自身的邏輯製造需求。比方說，近些年，大量理工院校多、快、省地建立起各種“投資小、見效快”的文科專(zhuan) 業(ye) ，不僅(jin) 可以擴大招生規模，還可以爭(zheng) 奪政府補貼。

       目前，中國在校大學生已接近3000萬(wan) ，每年畢業(ye) 生接近600萬(wan) 。這600萬(wan) 畢業(ye) 生來自上千個(ge) 不同的專(zhuan) 業(ye) ，但最後，有7%左右進入政府部門，20%左右從(cong) 事銷售，與(yu) 所學的專(zhuan) 業(ye) 基本無關(guan) 。以法學專(zhuan) 業(ye) 為(wei) 例，一直屬於(yu) 熱門專(zhuan) 業(ye) 。很多家長和學生認為(wei) ，伴隨著經濟社會(hui) 的發展，國家對法律人才的需求缺口將十分巨大。現實卻是，法學專(zhuan) 業(ye) 連年被評為(wei) 最難就業(ye) 的專(zhuan) 業(ye) 。根據社科院發布的《2012年大學生就業(ye) 報告》，法學專(zhuan) 業(ye) 的就業(ye) 率為(wei) 85%，排名倒數第一。去除掉繼續讀研的30%左右的學生，實際就業(ye) 的法學專(zhuan) 業(ye) 學生在55%左右。而在這之中，又有15%左右的學生是轉行做了銷售。與(yu) 法學專(zhuan) 業(ye) 境遇相似的，還有計算機、生物工程、動畫設計等熱門專(zhuan) 業(ye) 。現在，大學內(nei) 部學科劃分愈發細致。表麵上看，這種情形既與(yu) 社會(hui) 分工細化的趨勢相適應，又與(yu) 就業(ye) 市場的變化相一致。實際上，學科專(zhuan) 業(ye) 化並未能使學生獲得應有的專(zhuan) 業(ye) 化能力。從(cong) 學生、家長和用人單位多方反饋的信息都在顯示，大學生們(men) 不僅(jin) 缺乏足夠的專(zhuan) 業(ye) 訓練，也缺乏必要的人文素養(yang) 。學科專(zhuan) 業(ye) 化造成了知識積累的細碎分割，文科生缺乏基本的科學常識，理科生缺乏基本的曆史素養(yang) 。

       市場原則與(yu) 權力邏輯對大學的控製，還體(ti) 現在市場與(yu) 權力聯手塑造大學生的“三觀”。它們(men) 為(wei) 年輕人規劃人生的道路，用不斷升級、精致入微的成功學來引誘人；它們(men) 提供各種標準與(yu) 價(jia) 值來引導人，使人沉湎於(yu) 功利；它們(men) 安排紛繁多樣的工作來考驗人，使人無力反抗。市場與(yu) 權力對人的異化，正在決(jue) 定著青年學子的身心。學生之間的些許摩擦，就能演變成暴力衝(chong) 突，以至於(yu) 現在人們(men) 流行的是相互調侃，感謝同屋室友的不殺之恩。人與(yu) 人之間，也演變為(wei) 一場生存競爭(zheng) 遊戲中的敵友關(guan) 係，剩下的隻是利益，而無關(guan) 乎友愛、尊重和責任。誠如錢理群教授所言，現在的大學教育是在培養(yang) “精致的利己主義(yi) 者”——他們(men) 早熟、老練、精於(yu) 計算、善於(yu) 表演，哪門課容易得高分、哪些實習(xi) 經曆可以加分、哪些證書(shu) 有利於(yu) 申請出國是他們(men) 關(guan) 心的問題；如何在學生會(hui) 不同派係鬥爭(zheng) 中勝出、如何獲得上級領導的青睞、如何爭(zheng) 取各種項目資源是他們(men) 熟悉的技藝。這源於(yu) 市場和權力對個(ge) 體(ti) 心性的塑造。“精致的利己主義(yi) 者”既是弱肉強食的市場化原則最堅定的擁護者，更是權力中心的官本位最強大的後備軍(jun) 。他們(men) 漠視理想和信念，對於(yu) 崇高的東(dong) 西缺乏理解能力，對於(yu) 超出個(ge) 人利益之外的內(nei) 容缺乏興(xing) 趣。

       總體(ti) 而言，市場與(yu) 權力對中國大學的宰製，造成了三大問題。首先，是知識的自我矮化。古典時代，人們(men) 追求關(guan) 於(yu) 人生和宇宙的“整全性知識”，這是一種試圖探求真理或“道問學”的世界觀。現如今，在複雜的分工體(ti) 係下知識成為(wei) 一些信息片段，業(ye) 已放棄了對德性完善和人格培養(yang) 的期許。知識人也喪(sang) 失了自信和勇氣，成為(wei) 市場社會(hui) 中一個(ge) 普通的謀生者。其次，是行動的效果主義(yi) 。改造社會(hui) 的理想被當做不切實際的幻想而被摒棄，長遠的人生籌劃被視為(wei) 超過人的理性能力而被否定。市場原則使人們(men) 相信立竿見影的行動才符合成本分析的邏輯，權力取向又使人們(men) 熱衷於(yu) 最能見效的短期行為(wei) 。最後，是知識與(yu) 行動之間的嚴(yan) 重割裂。市場原則支配下的知識體(ti) 係，細碎殘缺、急近功利，無法為(wei) 青年人提供行動的指南。權力邏輯又使人們(men) 質疑書(shu) 本上的大道理，轉而求助於(yu) 各種生活經驗中的潛規則。知識與(yu) 行動變成兩(liang) 張皮，既無法幫助大學生們(men) 應對現實生活的空虛乏味，又不能抵禦不期而至的困難和痛苦。

       必須承認，中國大學教育一直處於(yu) 一種尷尬境遇。一方麵，所有人都知道其中充滿問題，必須改革。但另一方麵，無論進行何種改革，都麵臨(lin) 來自各方的壓力，為(wei) 各種利益所裹挾，寸步難行。平心而論，對於(yu) 每一個(ge) 進入大學的青年學子而言，不僅(jin) 期待學到一種賴以謀生的手藝，更希望能借助大學的力量培育出自我的健全人格，探索出可以安身立命的倫(lun) 理道德。顯然，現在的大學教育很難滿足這個(ge) 要求。

    二、來自民間的教育複興(xing) 運動：以日本鬆下政經塾為(wei) 例

       在《大轉型》一書(shu) 中，卡爾·波蘭(lan) 尼指出，資本主義(yi) 擴張的同時，社會(hui) 自我保護運動也在興(xing) 起，這是現代社會(hui) 兩(liang) 條相互糾纏的線索。為(wei) 了抵禦市場原則對大學的宰製，英國維多利亞(ya) 時代的著名學者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man，1801—1890）倡導恢複“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國內(nei) 亦有譯為(wei) “博雅教育”）的傳(chuan) 統。紐曼將大學的使命定義(yi) 為(wei) 培養(yang) 良好的社會(hui) 公民，以及由此帶來社會(hui) 繁榮。他反對狹隘功利的專(zhuan) 業(ye) 教育，提倡學生在充滿著對普遍性知識（universal knowledge）的向往中完成自我教育。這無疑是發生在教育領域的社會(hui) 自我保護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市場原則對大學體(ti) 係的強勁支配。但是，在後發國家，社會(hui) 自我保護運動往往容易和較為(wei) 激烈的複古主義(yi) 或民族主義(yi) 相結合，衝(chong) 擊體(ti) 製。政府因此一般傾(qing) 向於(yu) 與(yu) 資本力量聯盟，對社會(hui) 自我保護運動進行壓製，於(yu) 是又進一步導致社會(hui) 分裂和公民身份的認同危機。後發國家往往從(cong) 救亡圖存的危局出發，開啟由精英主導的趕超現代化。模仿西式製度模式、引入西式價(jia) 值觀念，被視為(wei) 提高民族競爭(zheng) 力的必由之路。傳(chuan) 統文化則被當做現代化的障礙而予以切割舍棄。作為(wei) 文明傳(chuan) 承和精英再生產(chan) 的教育係統更是要全盤推倒重來，在國家主導下建立西式的大學體(ti) 係。此種趕超的現代化模式，實現了權力邏輯和市場原則的全麵合作，壓製了社會(hui) 領域的自主發展空間，更削弱了社會(hui) 機體(ti) 的自我修正能力。由於(yu) 缺乏社會(hui) 多元力量的製衡，後發國家經常無法建立如西方一般的公共話語空間，無法形成自由生長的市民社會(hui) ，無法造就各方意見能夠平等辯論進而形塑主流價(jia) 值共識的輿論環境。最終，往往導致價(jia) 值倫(lun) 理層麵的混亂(luan) 和失敗，造成社會(hui) 上各個(ge) 群體(ti) 的普遍不滿。被視為(wei) 後發國家現代化“優(you) 等生”的日本，在文明層麵上，恰恰存在著嚴(yan) 重的“人格分裂症”和“身份焦慮症”。

       從(cong) 福澤諭吉的“脫亞(ya) 入歐”到竹內(nei) 好的“近代超克論”，可以發現，日本在文明層次上的內(nei) 在焦慮非但沒有減輕，還在不斷加強。戰後，民主製度的建立和經濟發展的成功無法掩蓋日本在文明體(ti) 認上的困惑。傳(chuan) 統的身份繼承式社會(hui) 結構與(yu) 資本主義(yi) 的生活方式實現了結合，日本出現了和平安定情況下的精神空虛。各種“宅文化”、“精致享樂(le) 主義(yi) ”盛行，理想主義(yi) 喪(sang) 失了生存的土壤。年輕人逃離政治，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迷失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中，喪(sang) 失了現實的行動能力，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就是政治家的缺失。各種政黨(dang) 、各類政客缺乏長遠的政治規劃，在短視的選舉(ju) 競爭(zheng) 中相互傾(qing) 軋。長此以往，日本必然麵臨(lin) 災難性的結局。日本該走向何處？這是真正關(guan) 心日本前途命運的社會(hui) 精英所擔憂的問題。鬆下集團的創始人——鬆下幸之助先生——正是其中的優(you) 秀代表。

       鬆下幸之助長期思考日本現代化曆程中遭遇的失敗與(yu) 挫折。對於(yu) 二戰戰敗教訓，他進行了深刻總結，認為(wei) 其中既有戰爭(zheng) 能力的原因，更在於(yu) 日本政治結構安排存在嚴(yan) 重問題。他認為(wei) ，戰後日本雖然經過三十年發展，在經濟、科技等各方麵取得了可觀的成就，但是，日本未來的命運取決(jue) 於(yu) 政治，而日本的政治長期徘徊不前，日本的文明轉型麵臨(lin) 深刻困境。一個(ge) 逃離政治、鄙夷政治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問題的根本還是要講政治，要將政治落實為(wei) 對民族曆史命運的深刻理解和不懈改造。對此，政治家要對國家長遠發展有戰略規劃，要有解決(jue) 問題的長遠辦法，必須建立一種正確明朗的理念，產(chan) 生強健成熟的政治。而要講政治，就需要人才。鬆下認為(wei) ，戰後日本的大學教育已經被市場原則和權力邏輯所支配，無法為(wei) 充滿理想主義(yi) 、具有堅定信念的青年提供應有的助力，反而在擯斥和消磨年輕人的意誌，根本上喪(sang) 失了培養(yang) 人才的重要功能。1979年，鬆下幸之助出資創辦“鬆下政經塾”，希望為(wei) 有為(wei) 青年提供研修場所，促使他們(men) 探求人生之理、天地之理與(yu) 日本傳(chuan) 統精神，探求國家發展理念與(yu) 道路，培養(yang) 理想信念和社會(hui) 責任，形成廣闊的國際視野，鍛煉強有力的決(jue) 策能力。

       自1979年至2012年，鬆下政經塾招收培養(yang) 了32期共248名塾生。他們(men) 走向日本政界、商界，以及文化教育界，從(cong) 中產(chan) 生了國會(hui) 議員38人、地方議員30人，市長9人，知事1人。其中，著名的塾生有：民主黨(dang) 黨(dang) 員、前首相野田佳彥，民主黨(dang) 黨(dang) 員、前外交事務大臣前原誠司，民主黨(dang) 黨(dang) 員、前日本內(nei) 閣總務大臣原口一博，自民黨(dang) 前副總幹事長、前眾(zhong) 議院運營委員長、外交省副大臣逢澤一郎，等等。從(cong) 這些塾生在日本政壇的分布來看，鬆下政經塾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日本政壇派閥政治的傳(chuan) 統，在政界做到了立體(ti) 性、全麵化、可持續的覆蓋。熟悉日本政治的人都明白，在日本想成為(wei) 議員、從(cong) 事政治必須有“三ban”，即錢包、看板和地盤：充足的資金支持、一定的社會(hui) 地位、穩固的選票來源。過去，這些基礎性條件往往來自於(yu) 家族傳(chuan) 承或是派閥領袖的支持，由此，日本政壇的人身依附性較強。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金權政治、世襲政治盛行，政治改革阻力重重，政客集團表現出普遍的政治無能。鬆下政經塾的出現為(wei) 真正有才華的平民子弟進入政壇提供了支持。經過30餘(yu) 年的發展，逐步營造出去金權、去世襲的政界新格局，也為(wei) 奉行多黨(dang) 製的日本政治奠定了精英團結、政治統一的穩固基礎。我們(men) 不禁要問，鬆下政經塾何以有如此成就？

       首先，從(cong) 政經塾的辦學理念來看，有三個(ge) 宗旨：忠心愛國愛民、探求以新人類觀為(wei) 基礎的政治經營之理念、貢獻人類之繁榮幸福與(yu) 世界和平。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對學員的三個(ge) 訓誡：以真誠之心匯集眾(zhong) 智、以自修自得探究事物之本、追求日新月異的發展之道。由此可見，政經塾的教育主張充滿了理想主義(yi) 訴求，而教育的核心在於(yu) 學員的自我教育、內(nei) 在修行與(yu) 相互協作。

       其次，從(cong) 學員的招募和培養(yang) 機製上看，政經塾也與(yu) 大學體(ti) 係相迥異。對於(yu) 申請者，鬆下政經塾既不看重專(zhuan) 業(ye) 背景與(yu) 學曆，也不看重家庭背景與(yu) 經濟條件，主要看是否滿足三個(ge) 條件：一是具有治國安邦之理想；二是身心堅毅之氣魄；三是解決(jue) 問題之能力。凡是符合上述三點，年齡在22-25歲之間的有誌青年均可提交申請。學員的招募分為(wei) 三個(ge) 步驟：書(shu) 麵階段——通過書(shu) 麵申請與(yu) 論文提交來了解申請者概況與(yu) 誌向；麵試階段——通過麵談、冬令營選拔、董事會(hui) 成員麵試以及小論文來對學員進行深入了解；自主討論階段——通過讓學員參與(yu) 研討會(hui) 集體(ti) 討論來考察其是否能夠自學研究。每期報名的學員有150-200人左右，最後招募者為(wei) 4-6人，要進行4年的學習(xi) 。政經塾不收取學員任何學費，相反，還將向每個(ge) 一年級塾生提供每月20萬(wan) 日元，二、三年級塾生每月25萬(wan) 日元的安家生活費。修滿兩(liang) 年後，可以領取國外進修獎金150萬(wan) 日元。以此而言，政經塾雖然由資本家提供資金支持，卻絕非以市場為(wei) 導向，不要求學員直接為(wei) 出資方謀取利益，也不期待能在短期內(nei) 獲得回報。

       最後，政經塾秉持的五個(ge) 教育模式也別具特色。一是自修自得：以自學自修為(wei) 中心，鼓勵個(ge) 人研究；二是切磋琢磨：鼓勵塾生間相互討論、學習(xi) ；三是現地現場：以實踐發現問題、解決(jue) 問題；四是德知體(ti) 三位一體(ti) ：德性、智識與(yu) 體(ti) 魄的全麵發展；五是萬(wan) 差億(yi) 別：尊重塾生個(ge) 性差異，依循天分充分發展。政經塾中不設固定老師，學員必須從(cong) 本人興(xing) 趣出發製定個(ge) 人修習(xi) 計劃，合理分配修習(xi) 時間。個(ge) 人修習(xi) 計劃不僅(jin) 包含政治、經濟、外交等知識培養(yang) ，也包括對修身養(yang) 性等倫(lun) 理技藝的習(xi) 練。同時，學員還必須親(qin) 自參與(yu) 實地工作，磨練解決(jue) 問題的能力。這些教育模式注重學員的自我教育，注重培養(yang) 學員知行合一的能力，可以看做是對東(dong) 亞(ya) 儒家教育傳(chuan) 統的恢複，是對由國家主導的大學教育中灌輸式、改造式模式的糾正。

       可以發現，鬆下政經塾是一種社會(hui) 力量自主辦學傳(chuan) 統在現代社會(hui) 的恢複和轉化。麵對市場原則造成的人心散亂(luan) ，麵對權力邏輯對大學的滲透，有識之士開始探索利用社會(hui) 力量來培養(yang) 戰略型人才。事實證明，對資本主義(yi) 的直接拒斥、對政府主導的激烈反抗往往會(hui) 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淖，甚至在反麵加強資本和政府的力量，無助於(yu) 真正解決(jue) 問題。相反，對市場原則的克服，對權力邏輯的抵製，來自於(yu) 從(cong) 社會(hui) 有機體(ti) 內(nei) 部孕育出替代性的解決(jue) 方案。這就需要向傳(chuan) 統尋求靈感，實現傳(chuan) 統在現代社會(hui) 的新生。從(cong) 鬆下政經塾的事例可以看出，雖然資本是以追逐利潤為(wei) 目的，但掌握資本的人如有遠見卓識，則大可超脫資本邏輯的束縛，為(wei) 社會(hui) 的生長發育提供養(yang) 料。

       總結鬆下政經塾的辦學實踐，有三大特點。其一，是社會(hui) 力量與(yu) 戰略型人才培養(yang) 的結合。國家的長遠發展亟需戰略型人才，但是，在市場化原則的支配下，大學教育往往表現出短視特點，無法滿足這一需求。日本長期以來實行的國家主導型現代化模式，雖然在短期內(nei) 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卻造成日本政、商、學三界之間的複雜扭結，導致社會(hui) 缺乏活力，精英與(yu) 民眾(zhong) 之間缺乏聯絡，政界和思想界都難以應對文明層麵的深刻困境。既然無法從(cong) 國家體(ti) 係內(nei) 部獲得突破，就隻好“求諸於(yu) 野”，從(cong) 社會(hui) 中找尋新的可能性。其二，是依托有遠見卓識的單一投資方和主辦者。現代社會(hui) ，精英的分布不再局限於(yu) 政界，而呈現分散化趨向，尤其會(hui) 向商界集中。真正的精英，不在於(yu) 積聚財富的能力和手段，而在於(yu) 對財富的運用是否有利於(yu) 社會(hui) ，有利於(yu) 民眾(zhong) 。在獲取了巨額財富之後，很多有見識的企業(ye) 家並沒有滿足於(yu) 編織利益網絡、維護自身地位，相反，他們(men) 開始塑造出自身的責任倫(lun) 理，思考國家民族的曆史命運。現代社會(hui) ，選舉(ju) 民主的推廣往往使得政客們(men) 為(wei) 爭(zheng) 奪選票而盲目許願，縱容民粹思潮，造成“在其位者不謀其事”的惡劣局麵。那些“不在其位”的社會(hui) 精英，或許反倒能夠為(wei) 擔負民族命運出一分力。其三，是教育理念具有知行合一的鮮明特點。在日本，知行不一的人格分裂症已經存續了上百年，特別是在文化領域，最集中的體(ti) 現就是在對待東(dong) 西方文明的關(guan) 係上，尤其是對中華文化的鄙棄態度。多年以來，日本的有識之士始終在尋找治愈日本文化中精神分裂的良藥，試圖實現日本與(yu) 東(dong) 亞(ya) 的真正和解，以及日本性與(yu) 世界性的真正融合。鬆下政經塾式的知行合一教育模式，無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從(cong) 鬆下政經塾的例子中，似乎依稀可以看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士人傳(chuan) 統的影子。對中國而言，由於(yu) 自身的文明主體(ti) 性更強，與(yu) 西方文明的內(nei) 在衝(chong) 突更為(wei) 激烈，所麵臨(lin) 的現代文明轉型的任務也更為(wei) 艱巨。我們(men) 又應該從(cong) 自身悠久的傳(chuan) 統中發掘什麽(me) 樣的資源來應對這一曆史性難題呢？

    三、回歸書(shu) 院傳(chuan) 統、重建知行關(guan) 係

       百年風雲(yun) ，中國經曆了漫長的現代轉型。向西方學習(xi) ，從(cong) 改造器物、改造製度，再到改造人心。學習(xi) 西方，最為(wei) 徹底的是在教育領域，尤其是大學教育。今天，中國大學移植了西方的教育製度，卻麵臨(lin) “畫虎不成反類其犬”的困境。沒有學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精髓，卻將官僚化和市場化的糟糕做法學了過來。今天，當我們(men) 擺脫了救亡的壓力，將目光投向“民族複興(xing) ”這一曆史使命時，我們(men) 是否可以更為(wei) 自信平和地麵對自身傳(chuan) 統，從(cong) 傳(chuan) 統中找尋資源、找尋靈感？“書(shu) 院傳(chuan) 統”這一民間教育的曆史資源也許值得深入挖掘。

       中國曆史上的書(shu) 院，出現於(yu) 唐朝，興(xing) 盛於(yu) 宋代，時值“唐宋之變”：在政治上，新興(xing) 的科舉(ju) 取士取代了世家大族主導舉(ju) 薦選官，為(wei) 平民參與(yu) 政治打開了新的窗口；在經濟上，商品經濟和城市生活高度發展，社會(hui) 各階層的財富力量不可小覷；在文化上，知識由貴族壟斷向平民普及，通俗文化興(xing) 旺發達。這是一個(ge) 貴族秩序不斷瓦解、平民社會(hui) 逐漸興(xing) 起的大轉型時代。

       在貴族主導的政治秩序中，儒家經典和文化的傳(chuan) 承主要依托兩(liang) 種途徑：其一，是官學。由國家舉(ju) 辦，以之積聚人才並掌控官方意識形態。自漢以來，儒學與(yu) 官方的合作就成為(wei) 一種常態。其二，是家學。世家大族以之傳(chuan) 承學術，維係文化精英地位。自漢以來，世家大族就以家學淵源自傲。初唐時代，仍有崔氏大族不屑與(yu) 帝王之家聯姻的故事，可見世家大族的文化優(you) 越感。官學和家學主導的教育模式，精英化傾(qing) 向明顯，大體(ti) 隻向國家官員和貴族子弟開放。伴隨著異族入侵、佛教傳(chuan) 入和經濟發展，貴族衰微而平民崛起，社會(hui) 經曆著複雜的轉型，古代中國麵臨(lin) 著“東(dong) 西之辯”：如何包容異族文明、如何消化佛學挑戰、如何回應平民訴求，這是當時不得不回答的時代之問。顯然，官學和家學並不具備回答這些問題的能力：官學旨在守成，謹遵祖宗之法，維係正統文化、正統觀念，缺乏改革動力；家學往往囿於(yu) 一姓一地的私利而缺乏整體(ti) 的宏觀視野，難以思考時代難題。這意味著，官方的儒學和私人的儒學在很大程度上喪(sang) 失了儒學原生期所具有的“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為(wei) 往聖繼絕學”的理想主義(yi) 品格，也喪(sang) 失了儒家躬行踐履的實踐主義(yi) 能力，反被現實利益所蒙蔽。真正的讀書(shu) 人，不得不向民間汲取力量，向古典時代求取靈感。書(shu) 院，這一來自民間的新興(xing) 教育形式便應運而生。

       經曆了唐末五代的“禮崩樂(le) 壞”之後，宋代儒學以“回向三代”為(wei) 旗幟，力圖重拾道統、再建秩序。由此，儒家知識分子提出兩(liang) 個(ge) 方案，一為(wei) “得君行道”，一為(wei) “覺民行道”。“得君行道”主張，道學與(yu) 政事密不可分，士人應“以道學輔人主”，實現儒士與(yu) 皇帝共治天下。“得君行道”的代表，有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的名相範仲淹，有提出“民胞物與(yu) ”的大儒張載。宋初，要實現“得君行道”，需要儒士大量進入官僚體(ti) 係，拔除武士集團篡權割據的流毒。由此，朝廷支持的官學與(yu) 書(shu) 院充分合作，出現“官私聯營”的辦學模式。在範仲淹的支持下，胡瑗在蘇州、湖州兩(liang) 地辦學，力圖改變五代以來崇尚辭賦的學風，重啟重經義(yi) 、尚時務的風氣。他探索出一套“蘇湖教法”，即實行“分齋教學”，設經義(yi) 齋和治事齋，分別教授經典典籍和實務科目，學生則根據自身的特長、興(xing) 趣分別學習(xi) 。至北宋中後期，隨著官方的三次興(xing) 學，官學逐步坐大，擠占了書(shu) 院的發展空間。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人一度致力於(yu) 改造官學，卻發現官學導致士人隻知追逐科舉(ju) ，謀求入仕為(wei) 官，既沒有治理天下的雄心，也沒有解決(jue) 實務的能力。因此，朱熹等人另謀它途，力圖重建書(shu) 院，發展獨立的學術品格，希望以講學“傳(chuan) 斯道而濟斯民”，對抗儒家思想官僚化的傾(qing) 向，走一條“覺民行道”之路。書(shu) 院再度勃興(xing) 並開出新意：依托自由講學，窮究世事之真理，宇宙之道義(yi) ，繼而以道禦政、以道治國、以道覺民。民間書(shu) 院的勃興(xing) 也產(chan) 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盡管朱熹等具有改革精神的士人沒有“得君行道”，也無法取代現實主義(yi) 取向的官僚集團，但他們(men) 倡導的書(shu) 院卻為(wei) 大量的地方精英提供了助力，推動民間社會(hui) 力量的興(xing) 起。新脫五季鋒鏑之後芩鰣摳鉻拈吡貂瞽https://www.artx.cn/到了明代，書(shu) 院得到進一步發展。由於(yu) 明朝君權與(yu) 士人集團之間矛盾重重，士人不具備“得君行道”的條件，隻好向民間發展，致力於(yu) 培育社會(hui) 、組織鄉(xiang) 裏。由王陽明開創的心學，拓寬了程朱理學的社會(hui) 基礎，降低了修學問道的道德門檻，開辟了麵向社會(hui) 各階層“覺民行道”之新途。他們(men) 依托書(shu) 院，以民間講學來啟迪民眾(zhong) ，充分發掘人民的自主性，倡導人人皆可為(wei) 舜堯，力圖在社會(hui) 基層打造覺民行道的實踐空間。

       時至清末，西方文明大舉(ju) 入侵，中央集權式微，中華文明麵臨(lin)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麵臨(lin) “亡天下”的空前危機，甚於(yu) 周秦之變，亦甚於(yu) 唐宋之變。麵對民族國家體(ti) 製強大的汲取能力與(yu) 現代官僚體(ti) 係驚人的動員能力，中國舊有的政治秩序顯得脆弱無力、風雨飄搖。1905年，實行了千餘(yu) 年的科舉(ju) 製度被廢除，模仿西洋的新式學堂大規模建立起來，書(shu) 院製度受到重大打擊。有識之士，如章太炎等，便對教育領域的全麵西化有過激烈批評。麵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儒家士人傳(chuan) 統並非毫無招架之力。書(shu) 院雖然失去官方的支持和保護，卻依然在民間找到了自己的傳(chuan) 承者，例如唐文治創建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1920—1950），章太炎創辦蘇州章氏國學講習(xi) 會(hui) （1935—1936），馬一浮創辦複性書(shu) 院（1939—1947），錢穆創辦新亞(ya) 書(shu) 院（1949—1964），等等。從(cong) 晚清到民國，具有文化使命感的學人力圖重新激發書(shu) 院精神，將開民智、修民德、興(xing) 民力三者並舉(ju) 。以梁漱溟為(wei) 代表的學人，親(qin) 自參與(yu) 社會(hui) 實踐，力圖從(cong) 重建鄉(xiang) 村秩序入手，收拾人心，革新倫(lun) 理，激活民意，鞏固社會(hui) 。然而，時不予勢，國際與(yu) 國內(nei) 聯動的革命大氣候已經不允許這種“小火慢燉”的良藥得以施行，書(shu) 院傳(chuan) 統逐漸受到忽視。

       總結中國書(shu) 院傳(chuan) 統，可以發現以下特點。首先，其精神實質是知行合一。書(shu) 院中的文化精英，不會(hui) 僅(jin) 僅(jin) 停留於(yu) 問學，更傾(qing) 向於(yu) 對天下興(xing) 亡進行深入思考。既有對政治現實的批判，又是實現理想的建構性力量，從(cong) 而不斷推動社會(hui) 改革更新。其次，其運行方式在於(yu) 知行相長。書(shu) 院與(yu) 社會(hui) 、國家之間存在著連續不斷的互動，書(shu) 院即是溝通社會(hui) 與(yu) 國家的中介性力量。推動文化與(yu) 社會(hui) 政治變革的朱熹、王陽明、顧憲成等人，一方麵是書(shu) 院中人，一方麵也對現實政治有著深刻領會(hui) 。如果說形成並傳(chuan) 播於(yu) 書(shu) 院的很多理念是“坐而言”，那麽(me) 朝野中受到書(shu) 院影響並積極行動的官員群體(ti) 就是“起而行”。這兩(liang) 個(ge) 群體(ti) 互相推動，但又各自獨立。最後，其實踐載體(ti) 係於(yu) 社會(hui) 民間。書(shu) 院實為(wei) 鄉(xiang) 裏空間（溝口熊三語）的建構提供了思想資源和組織資源。真正的知識創新、可靠的倫(lun) 理維係往往來自民間，但需要嚴(yan) 謹的治學態度加以去蕪取菁。明代心學興(xing) 盛，在很大程度上體(ti) 現了民間思想、下層力量自我意識的覺醒。如果這種趨勢可以與(yu) 現代國家的建構相輔相成，不失為(wei) 政治發展的一種可能性。

       今天，經過百年努力，中國已經建立了獨立而強大的現代國家體(ti) 係，擺脫了救亡的危局。然而，階層對立、貧富分化、共識失落、倫(lun) 理潰敗卻是不得不麵對的嚴(yan) 重問題。造成這種局麵的因素，既包括國家主導性力量過強帶來的社會(hui) 發展滯後，也包括資本主義(yi) 全球化帶來的現代性危機。在西方社會(hui) ，二戰結束以來，就有很多思想家如阿倫(lun) 特、沃格林、哈貝馬斯等等，開始反思知識與(yu) 行動之間的二元對立造成的現代性惡果。他們(men) 不斷地向古代希臘羅馬傳(chuan) 統、基督教傳(chuan) 統和啟蒙傳(chuan) 統尋求靈感，力圖重建公共空間，打通知識和行動。在中國，由於(yu) 外源性社會(hui) 改造理念的引入，知行之間的斷裂更加明顯。外來的“先進知識”與(yu) 本土的“生活實踐”之間難以溝通，甚至激烈衝(chong) 突，導致普遍的精神分裂，體(ti) 現在中國大學教育中，就是西學與(yu) 中土之間嚴(yan) 重斷裂，在人文社科領域尤為(wei) 明顯。這種斷裂不僅(jin) 會(hui) 產(chan) 生思想混亂(luan) ，還會(hui) 導致集體(ti) 認知的乖謬和公共決(jue) 策的失誤。由此而言，中國當前的問題可謂是特殊性與(yu) 普遍性的結合，難以單一模式應對解決(jue) ，而需要調動各種思想資源，實現文化整合。不僅(jin) 要吸收西方現代文明傳(chuan) 統，還要激活馬克思主義(yi) 。現在很多學人開始重拾古代傳(chuan) 統，力圖恢複經典儒家思想，這更是一種值得肯定的思想傾(qing) 向。然而，“學院派”的儒學研究曲高和寡，難以在社會(hui) 層麵引起共鳴；坊間的儒學通俗讀本又常常淪為(wei) “成功學”、“心靈雞湯”式的表麵文章，與(yu) 儒學的精神內(nei) 核大相徑庭。在這種情況下，重申儒學的真精神，強調通過類似書(shu) 院的組織平台重建文化精英的社會(hui) 網絡，或許是激活傳(chuan) 統力量的一個(ge) 好辦法。

       在社會(hui) 已有一定發展的條件下，回歸書(shu) 院傳(chuan) 統、重建知行關(guan) 係，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yi) 。目前的大學體(ti) 係，為(wei) 官僚化和市場化原則所轄製，如同喪(sang) 失活力的“官學”，難以改革，步履維艱。如能將視野打開，麵向社會(hui) 、麵向民間、麵向大地，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則善莫大焉。這要求各方有識之士具備戰略眼光，能夠洞察國家、社會(hui) 乃至世界格局中存在的問題和機遇，並將之與(yu) 傳(chuan) 統智慧相結合。大勢如斯，社會(hui) 在生長，希望在民間。

（原文以“書(shu) 院傳(chuan) 統的當代價(jia) 值”為(wei) 題，發表於(yu) 《文化縱橫》2013年第3期）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