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官二代”

作者：吳鉤

來源：新浪博客

時間：2013年9月18日

一

今人所說的“官二代”，宋朝人稱為(wei) “衙內(nei) ”。就語境與(yu) 詞義(yi) 來說，“衙內(nei) ”與(yu) “官二代”非常匹配，都表明官宦子弟的身份，同時又帶有不言自明的形象暗示：這是一個(ge) 子憑父貴、倚勢欺人的“隱權力”群體(ti) 。

拜小說《水滸傳(chuan) 》之賜，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衙內(nei) ，要算施耐庵筆下的那個(ge) “高衙內(nei) ”了。他首次出場，便是在汴梁的東(dong) 嶽廟調戲林衝(chong) 的娘子，原來這廝自恃是當朝太尉高俅的兒(er) 子，一貫“在東(dong) 京倚勢豪強，專(zhuan) 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yu) 他爭(zheng) 口？叫他做‘花花太歲’”。

元雜劇也塑造了一批作惡多端的衙內(nei) 形象。如《生金閣》有個(ge) 龐衙內(nei) ，出場白即亮明其身份與(yu) 品質：“花花太歲為(wei) 第一，浪子喪(sang) 門世無對，聞著名兒(er) 腦也疼，隻我有權有勢龐衙內(nei) 。小官姓龐名勳，官封衙內(nei) 之職。我是權豪勢要之家，累代簪纓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馬瘦不騎，打死人不償(chang) 命，若打死一個(ge) 人，如同捏殺一個(ge) 蒼蠅相似。”《陳州糶米》也有個(ge) 劉衙內(nei) ，出場也唱道：“花花太歲為(wei) 第一，浪子喪(sang) 門世無對，聞著名兒(er) 腦也疼，則我是有權有勢的劉衙內(nei) 。小官劉衙內(nei) 是也。我是那權豪勢要之家，累代簪纓之子；打死人不要償(chang) 命，如同房簷上揭一個(ge) 瓦。”

這些創作於(yu) 宋代之後的小說與(yu) 戲劇，講的都是衙內(nei) 欺男霸女的故事，且均以宋朝為(wei) 背景。其影響所及，便為(wei) 衙內(nei) 群體(ti) 定型，以至現在人們(men) 一看到“衙內(nei) ”二字，會(hui) 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一個(ge) 仗勢欺民、恃強淩弱的惡少形象，並以為(wei) 宋朝是盛產(chan) 這類惡衙內(nei) 的時代。但溯本追源，“衙內(nei) ”在宋代並無特別的褒貶含義(yi) ，隻因為(wei) 唐、五代時，藩鎮多以子弟充任“衙內(nei) 都指揮使”、“衙內(nei) 都虞侯”等親(qin) 衛官，宋人出於(yu) 習(xi) 慣，便將官宦子弟喚作“衙內(nei) ”，就如稱“王孫”、“公子”，並非特指驕橫的“官二代”。衙內(nei) 作為(wei) 無惡不作的人物形象，是從(cong) 元雜劇開始才頻頻亮相的，這顯然是元朝文人借古諷今，以宋朝衙內(nei) 影射當時的權貴。

如果我們(men) 看宋代的正史、宋人的筆記，而不是看後世的小說與(yu) 戲劇，便可以發現，宋朝的“官二代”當然並非全是“高衙內(nei) ”那般的人物，如北宋範仲淹的子孫，便賢才輩出。曆史上高俅的三個(ge) 兒(er) 子，也談不上臭名昭著，因為(wei) 史料中找不到他們(men) 作惡的故事，如果真的劣跡斑斑，應該是難逃史筆的。宋朝的惡衙內(nei) 現象，也不可能比其他任何時代的嚴(yan) 重，如元代的“舊臣勳閥”子弟有世襲官職的特權，“權豪勢要之家”甚至可以“打死人不償(chang) 命”；清後期的八旗子弟也差不多成了“遊手好閑、好逸惡勞”之輩的代名詞，這類群體(ti) 性的“官二代”現象，都是宋代所沒有的。

事實上，宋人在約束“官二代”胡作非為(wei) 方麵的做法，即使不能說“最可稱道”，至少也是可圈可點的。對“官二代”的約束機製，簡單來說，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種，一是道德、風俗的“軟約束”，一是法律、製度的“硬約束”。

二

我們(men) 先來說“軟約束”。所謂“軟約束”，主要表現為(wei) 家庭與(yu) 社會(hui) 究竟以怎麽(me) 樣的價(jia) 值觀去塑造官宦子弟的心智。

宋代的士大夫家庭很重視培養(yang) 子孫的品行。了解中國家訓史的朋友應該知道，家訓發展到宋代時出現了一個(ge) 顯著的繁榮期，許多我們(men) 現在熟知的宋朝士大夫，都留下了家訓，如範仲淹有《義(yi) 莊規矩》，司馬光有《家範》，包拯有《家訓》，黃庭堅有《家戒》，袁采有《袁氏世範》，陸遊有《放翁家訓》，趙鼎有《家訓筆錄》，朱熹有《家訓》，陸九韶有《居家製用》，葉夢得有《石林家訓》，等等。

宋代士大夫家訓不僅(jin) 數量多，從(cong) 內(nei) 容看，也值得稱道，很注重對家人的品德教化，包括告誡官宦子弟不可驕橫。我們(men) 今日翻閱這些家訓，會(hui) 發現古人的家教思想並非都是過時的“封建倫(lun) 理”，而是蘊含著普世、永恒的價(jia) 值。沒有一條家訓會(hui) 是教導後人做壞事的，都是告誡家人要做好人，行好事。我挑兩(liang) 則宋人的家訓跟諸位朋友分享一下：

包拯的家訓很簡單，全文隻有一句話：“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yu) 大塋之中。不從(cong) 吾誌，非吾子孫。”在宗法時代，“開除家籍”無疑是非常嚴(yan) 厲的懲罰，所以老包這條家訓的約束力是非同小可的。包拯的子孫到底也沒有辱沒祖宗，其子包綬、其孫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聲。

袁采的家訓則以細致入微見長，如在“子孫勿得敗祖德”條中，他列舉(ju) 了官宦子弟不肖的種種危害：“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好色、賭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貴宦之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xiang) 也，強索人之酒食，強貸人之錢財，強借人之物而不還，強買(mai) 人之物而不償(chang) 。親(qin) 近群小，則使之假勢以淩人；侵害善良，則多致飾詞以妄訟”，最後必“誤其父祖陷於(yu) 刑辟也”。簡言之，官宦子弟不肖，後果要比富家子弟不肖嚴(yan) 重得多，所以袁采告誡說，後世當家之人，要特別注意子孫做出不肖之事，“凡為(wei) 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關(guan) 防，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宋代士大夫重家訓，並非無因。一個(ge) 深刻的曆史背景是，漢唐時代的門閥世族到了宋代已經煙消雲(yun) 散，政治不再被世族壟斷，而是以科舉(ju) 的方式向全民開放，“取士不問世家”。雖說宋朝還保留著“恩蔭”之製，但科考已是取士的主流，據統計，兩(liang) 宋141位宰相中，可考為(wei) “官二代”的有62人，其中53人正兒(er) 八經是科考出身，占85%，隻有9人靠恩蔭得官。絕大多數的官宦子弟必須跟平民子弟競爭(zheng) ，而且，按宋朝科舉(ju) 製度，“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複試之”，即“官二代”如果科舉(ju) 及第，還得複試一次。要求比平民更嚴(yan) 格。總之，宋代社會(hui) 呈現出“貧富無定勢”的上下流動特點，這是之前的時代所不具備的。也就是說，宋朝的士大夫家庭有更深切的危機感，如果子孫不肖，便會(hui) 在競爭(zheng) 中被淘汰。黃庭堅曾親(qin) 見“衣冠世族金珠滿堂”，不數年間，已呈“廢田不耕，空囷不給”的敗相，又數年，整個(ge) 家族就完全敗落了，“有縲絏於(yu) 公庭者，有荷擔而倦於(yu) 行路者（招惹官司、流落街頭）”。所以黃庭堅作《家戒》，“以為(wei) 吾族之鑒”。

另一個(ge) 曆史背景則是，宋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you) 於(yu) 前代”，家訓的興(xing) 起與(yu) 儒家的複興(xing) 是同步的，儒家相信“教化行而風俗美”，重視對社會(hui) 風氣的培養(yang) 。宋代士大夫家訓表現出來的“修身—齊家”思想，與(yu) 整個(ge) 社會(hui) 的主流價(jia) 值觀相互響應，進而促成了一種敦厚的風俗。一個(ge) 人（包括“官二代”）處於(yu) 這樣的風俗中，會(hui) 感受到無形的壓力，不致於(yu) 做出太出格、太丟(diu) 人的事情。我們(men) 肯定想象不出範仲淹、司馬光的子孫敢像小說雜劇中的“高衙內(nei) ”那樣肆無忌憚，公然在鬧市欺男霸女。即使法律不管，也丟(diu) 不起那個(ge) 人嘛。

三

當然，“軟約束”並不是對任何人都有效，所以“硬約束”必不可少。宋代也不乏不成器的“官二代”，如北宋時，“長安多仕族子弟，恃萌縱橫”，其中有個(ge) 李姓衙內(nei) 尤其橫暴，其父乃是永興(xing) 軍(jun) 知軍(jun) （長安市長）陳堯谘的舊交；又如參知政事（副宰相）呂惠卿之弟呂升卿曾指使知縣“強買(mai) 民田”；翰林學士趙彥若的兒(er) 子趙仁恕枉法貪贓，且私製酷刑，迫害無辜；南宋時，參知政事李彥穎的兒(er) 子橫行霸道，曾在鬧市殺傷(shang) 人命；當過浙西提點刑獄官（相當於(yu) 高級法院大法官）的胡穎，也有子侄“交遊非類”，把持鄉(xiang) 裏。

問題是：官宦子弟橫行不法，作為(wei) “硬約束”的法律能作出公正的懲罰嗎？還是給予豁免的特權？

漢唐時，貴族、高級官僚及其子弟有“贖刑”的特權，即“官二代”犯了法，可以通過繳納罰金換取免刑。宋代繼承了“贖刑”製度，但已出現了變化：首先，限製了官宦子弟的“許贖”特權；其次，一般百姓的輕罪也允許贖刑。總之，宋代贖刑的特權色彩較之前代已大大削弱了。法律已不是衙內(nei) 的擋箭牌。

在司法理念上，宋代的士大夫認為(wei) ，法者，乃天下公器，雖天子也不得循私；也強調司法的公正，用司馬光的話來說：“有罪則刑之，雖貴為(wei) 公卿，親(qin) 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體(ti) 現在司法製度上，宋代已確立了“獨立審判”的原則，“州縣鞫獄，在法不得具情節申監司，及不得聽候指揮結斷”，意思說，按法律規定，州縣法官獨立進行審判，不得征求上級法司的意見；“如監司指揮具情節及令聽候指揮結斷者，以違製論”，上級法司如果幹預州縣法官審判，則以違製追究責任；禦史“勘事不得奏援引聖旨及於(yu) 中書(shu) 取意”，即法官可以不必理會(hui) 皇帝與(yu) 宰相的意見。這樣的司法製度安排，應該說，是有利於(yu) 法官擺脫權貴的影響，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

事實上，前麵提到的那幾個(ge) 橫行不法的官宦子弟，都受到了懲罰。陳堯谘知永興(xing) 軍(jun) 後，立即就嚴(yan) 懲了那幫“恃萌縱橫”的“官二代”，包括他舊交的兒(er) 子李衙內(nei) ；胡穎也將他的不肖子侄法辦了，胡家一個(ge) 叫做黃百七的家仆還被“杖一百”，帶枷示眾(zhong) 五日。如果說陳堯谘、胡穎為(wei) 官嚴(yan) 厲，其“大義(yi) 滅親(qin) ”之舉(ju) 似乎有“人治”之嫌，不足以證明法律與(yu) 製度對於(yu) 官宦子弟的“硬約束”效力，那麽(me) 我們(men) 來看另外幾個(ge) 例子：

呂升卿強買(mai) 民田一事，被禦史中丞鄧綰獲知，鄧綰即上書(shu) 檢舉(ju) ，連其兄長呂惠卿也被彈劾，隨後呂惠卿被罷去參知政事，呂升卿也降職處理；趙仁恕的劣跡亦為(wei) 提刑官告發，立案查辦；李彥穎因為(wei) 兒(er) 子“毆人至死”，也遭諫官彈劾，“奉祠鐫秩”，即降級，給一個(ge) 閑職。這裏有個(ge) 細節請注意，彈劾呂惠卿兄弟的禦史鄧綰，並不是什麽(me) 正派的官員，呂氏兄弟受到處分，是宋朝健全的監察製度良好運行的結果。宋代的台諫係統有個(ge) 特點：完全獨立於(yu) 行政係統，掌監察、司法、審查之權，與(yu) 政府形成“二權分立”之勢，這使得製度性的“硬約束”特別有力量。趙仁恕被立案後，因為(wei) 初審法官作出輕判，朝中台諫官立即便炸開了鍋，接二連三上疏彈劾，在台諫的強大壓力下，趙仁恕最後被流放陳州，看管起來；其父趙彥若也被罷職。

因此，我還是有底氣說，大體(ti) 而言，宋代的“官二代”如果觸犯了國法，是難逃法律的懲處的，即使有個(ge) 地位顯赫的爹，也未必罩得住。（原載《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