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向什麽(me) 處安身立命？

——《安身立命：傳(chuan) 統中國國憲的形態與(yu) 運行》前言與(yu) 後記

作者：吳歡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9月9日

【作者吳歡按】

本文是為(wei) 中南法史陳景良教授組織編輯的中南法史博士生讀書(shu) 心得小冊(ce) 子《曉南湖畔曾讀書(shu) 》所寫(xie) 的一篇文字，主要介紹了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師：範忠信教授）研究的緣起、旨趣和主要內(nei) 容，實為(wei) 我碩士論文的前言與(yu) 後記連綴而成。該文已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書(shu) 名《安身立命：傳(chuan) 統中國國憲的形態與(yu) 運行——憲法學視角的闡釋》。拙作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存在特定意義(yi) 上的“國憲”，並以儒家“安身立命”命題重新闡釋憲法。我曾在今年六月北航“儒家治道”學術研討會(hui) 匯報拙作思路，得到杜維明、姚中秋、任鋒等先生的指點與(yu) 鼓勵。今借任重老師主持的儒學研究平台一隅拋磚引玉，引起儒門師友對此問題的關(guan) 注。由於(yu) 我的書(shu) 稿脫胎於(yu) 碩士論文，限於(yu) 我的學識和專(zhuan) 業(ye) ，未能充分吸收儒門師友的學術成果，故也趁此機會(hui) 接受諸位碩學大儒的批評建議，以便我今後繼續完善。考慮到《曉南湖畔曾讀書(shu) 》的非正式性質，刪去文中有關(guan) 注釋，並以第一人稱展開敘述。

【正文】

古之為(wei) 學者，厚積薄發為(wei) 途，安身立命是求。為(wei) 學偶有所見、所聞、所思、所得，輒命筆記述，未敢遽然輕率為(wei) 文，為(wei) 文亦以載道自警。聖賢如老聃、孔子，不過道德兩(liang) 經，論語一部，其文足為(wei) 萬(wan) 世立法，亦為(wei) 後學弟子錄存。其餘(yu) 學人，亦多以藏之名山，傳(chuan) 之其人自勉，所學但求五車，著作不必等身。此亦其為(wei) 人為(wei) 學安身立命之道也。今之學人則不然。其營營役役，熙熙攘攘之狀，學林之人早有揭示。餘(yu) 亦身在此山中，故不必，不忍，亦不敢多言矣。

然，鹿邑陳夫子景良先生近年掃卻俗塵，摒棄庶務，寄情於(yu) 唐宋變革，抒懷於(yu) 花草蔬果。又聚二三學子親(qin) 炙於(yu) 曉南湖畔，擁萬(wan) 卷蘭(lan) 台精研於(yu) 法文化院。晴日賞花學圃於(yu) 庭院，雨雪讀史習(xi) 律於(yu) 書(shu) 齋，學有所得辨難於(yu) 洪範論壇，興(xing) 之所至師生共浮一大白。如此師徒相與(yu) 並其樂(le) 融融，笑傲江湖而追慕古風，不亦快哉！

又，《曉南湖畔曾讀書(shu) 》者，首卷語曰陳夫子與(yu) 諸弟子讀史習(xi) 律之偶得也，由夫子門下輯錄，供弟子砥礪為(wei) 學。其語謙甚，其理則大抵效仿古人厚積薄發、安身立命之意也，複不亦快哉！

餘(yu) 生也有幸，曾侍坐於(yu) 陳夫子左右。夫子提攜栽培之恩，拳拳眷顧之情無以言表。恰近日接夫子高足於(yu) 熠學兄電，曰《曉南湖畔曾讀書(shu) 》擬輯卷二，囑餘(yu) 寄文。餘(yu) 才疏學淺，更兼時間緊急。思前想後每念及厚積薄發之本意，倉(cang) 促為(wei) 文必不稱安身立命之初心。由此本意初心，遂得本文思路。

餘(yu) 不才，學士、碩士學位論文均鬥膽突破學界有關(guan) 憲法本質之通說，嚐試以“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之根本依據”重新定義(yi) 憲法，並試圖探索華夏中國籍以安身立命之傳(chuan) 統國憲。學界師友對此多不以為(wei) 然，夫子卻不以為(wei) 忤並鼓勵有加，餘(yu) 不勝惶恐。今拙文在授業(ye) 恩師英山範夫子忠信先生辛勤指導和慷慨資助下，有望付梓，餘(yu) 更生惶恐。小子前後專(zhuan) 注此一話題近五年，筆記習(xi) 作積累至今近三十萬(wan) 言，所孜孜以求者，恰在安身立命四字也。餘(yu) 遂將拙文前言、後記部分析出，並加以連綴、調適成文，雖不足以妄稱厚積薄發，其要在申說小子所覺為(wei) 文為(wei) 學安身立命之意之道也。獻曝於(yu) 陳夫子案前，請夫子並諸師友哂閱。

餘(yu) 意既決(jue) ，遂為(wei) 此數段半文不白之自白，是為(wei) 引子。

一、憲法就是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

我這些年試圖寫(xie) 作的是一本“原憲”之書(shu) ，也是一本“求道”之書(shu) 。原憲，即還原憲法作為(wei) 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之本質；求道，即探求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籍以“安身立命”之根本治道。二者是統一的：原憲即是求道，求道亦是原憲。按照我的設想，我將首先對“限製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經典憲法定義(yi) 進行“祛魅”，揭示憲法作為(wei) 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之本質；進而借助對“國憲”詞匯的知識考古與(yu) 意義(yi) 激活，探求作為(wei) 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之根本依據的傳(chuan) 統中國國憲的基本形態，包括其基本理念、基本憲製及其規範、淵源體(ti) 係、實施保障，並對其曆史運行進行動態考察；最後從(cong) 人類憲法史的整體(ti) 視角對傳(chuan) 統中國國憲進行闡釋，探索其在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治理秩序史中的可能意義(yi) 。

必須提前交代的是，我進行傳(chuan) 統國憲研究的目的，不在於(yu) 用近現代以來的經典憲法定義(yi) 作為(wei) 唯一標準來闡釋和評判中國古代政治法律生活中的根本性問題，不在於(yu) 證明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限製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近現代憲法，亦不在於(yu) 寫(xie) 作一部自命客觀、翔實且科學的憲法史著作；而在於(yu) 通過體(ti) 悟華夏治道的千年流變，探求曆史上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之根本依據，解釋中西法律傳(chuan) 統在最根本的政治生活秩序法製上的暗合與(yu) 差異，及其對近現代中國憲政建設的影響與(yu) 意義(yi) 。換言之，我試圖探索中國法律傳(chuan) 統中最根本性的政治法律秩序，即作為(wei) 華夏治道之大端的傳(chuan) 統中國國憲的基本形態和基本精神。這樣的自我剖白和自我期許，意味著我存在如下確信：人類社會(hui) 發展和政治共同體(ti) 的治理活動存在共同規律，中西法製文明在人類法律生活最根本性問題的解決(jue) 方式上存在重大暗合，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數千年的曆史發展進程就是不斷追求和探索優(you) 良治理之道，實現“安身立命”的過程。這些確信在近年來不斷被優(you) 秀的學人和學術研究成果加以重申和論證，我也將忝列其中，接踵其後，以期為(wei) “憲政中國化”問題提供一些個(ge) 人思考。

促使我產(chan) 生這些思考的理論動因來自於(yu) 學界已有的對於(yu) 憲法、憲政曆史關(guan) 係的反思性研究。如果我們(men) 非要用一句話概括中國學界乃至普通民眾(zhong) 對於(yu) 中國憲法（憲政）史的一般觀感不可，“古代中國無憲法亦無憲政，近代中國有憲法無憲政，當代中國正在進行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建設”這三個(ge) 分句應該是一種在政治上絕對正確，在學術上幾成通說的表達。我曾經也對此堅信不疑，並且目前無力也無意將其推翻。但近年來研習(xi) 文獻所聚焦的一些問題，如：憲法的本質是什麽(me) ，憲法的功能是什麽(me) ，憲政的本質是什麽(me) ，憲政的價(jia) 值是什麽(me) ，憲法與(yu) 憲政的關(guan) 係是什麽(me) ，憲法與(yu) 政治共同體(ti) 的關(guan) 係是什麽(me) ，古代中國是否曆史地、必然地與(yu) 憲法絕緣，近代中國又為(wei) 何與(yu) 憲政交臂失之，當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建設應當如何進行等，開始讓我思考這一論斷可能的邊界。

陳瑞華教授指出，任何理論都存在邊界，任何原則都存在特例，隨著邊界的框定與(yu) 特例的積累，產(chan) 生了修正原有理論，進行學術創新的可能空間。在不斷尋找前述論斷的邊界與(yu) 例外的過程中，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逐漸注意到了一些可能存在“真理顆粒”的判斷：“限製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經典憲法定義(yi) 具有時代、文化和邏輯局限性；憲法就其本質而言，是組織政治共同體(ti) 的根本規則；憲法並不必然，也無必要與(yu) 憲政一一對應；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政治共同體(ti) 都需要並且存在根本組織規則，即憲法。正是在此意義(yi) 上，我們(men) 才能理解西諺所雲(yun) ：Every village has its constitution。這也就是說，每個(ge) 政治共同體(ti) 都有它賴以組成和維係的憲法，每個(ge) 村莊都有其根本的組織規則。這些根本組織規則的基本功能是維護政治共同體(ti) 的穩定與(yu) 延續，賦予政治共同體(ti) 正當性與(yu) 合法性。

但是，理論的探索不應止於(yu) 此處，中國法律傳(chuan) 統中的“憲法”，還應該有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獨特的精神氣韻；作為(wei) 中國法律史學者對於(yu) 華夏文化共同體(ti) 之憲法的研究，也應當具有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獨特的思維烙印。從(cong) 更廣闊的意義(yi) 上說，中國當代法學知識體(ti) 係的構建，也必須而且應該從(cong) 中華法製文明中尋求資源。這並非刻意標新立異，而是因為(wei) 對於(yu) 人類社會(hui) 發展存在共同規律的堅信，也是對於(yu)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一論斷的堅信，更是對於(yu) 中西法律傳(chuan) 統在最根本的政治生活秩序法製上必然存在暗合的堅信。有鑒於(yu) 此，我認為(wei) ，憲法就是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就是傳(chuan) 統中國的“國憲”。這一命題的“題眼”，就在“安身立命”四字。

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安身立命”

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創造者，儒家先賢們(men) 對“安身立命”有過逐字解析和係統表達。

“安”，主要涉及情感、精神的安頓和寄托。儒家主張為(wei) 父母守孝要長達三年，理由就在於(yu) 一個(ge) “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yu)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sang) ，天下之通喪(sang) 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yu) 其父母乎？”通過為(wei) 父母守孝三年，以體(ti) 會(hui) 和報答父母的養(yang) 育，從(cong) 而獲得情感的釋放與(yu) 精神的寄托。“身”，主要不是指物理的身體(ti) ，而重在行為(wei) 的踐履和躬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wei) 人謀而不忠乎？與(yu)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chuan) 不習(xi) 乎？”曾子反省的就是自己每天的行為(wei) 是否達到了君子的三大標準。安和身聯係在一起，就是通過行為(wei) 的踐履來追求精神的安頓。因此，“安身”一詞，既關(guan) 涉到精神的寄托，又與(yu) 行為(wei) 的踐履相聯係。“立”，是指確立人生的價(jia) 值取向和行為(wei) 方向。子曰：“吾三十而立。”即是說自己找到了人生奮鬥的方向。“命”，指的是君子應有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wei) 君子也。”立和命聯係在一起，就是指確立人生的生存使命和價(jia) 值取向，以實現人生的理想與(yu) 抱負，而“立命”也就包括對人生價(jia) 值的認識與(yu) 追求。“安身立命”在孔子和曾子這裏，雖然還隻是零散的表述，但已經蘊含著對人之為(wei) 人，人之為(wei) 君子的基本要求。而儒家曆來主張賢人政治、為(wei) 政在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ju) ，其人亡，則其政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則“安身立命”作為(wei) 為(wei) 人、為(wei) 君子的要求和標準，亦蘊含著為(wei) 政的倫(lun) 理性要求。這一點是儒家“安身立命”論與(yu) 傳(chuan) 統政治哲學結合的關(guan) 鍵，尤須引起重視。

孟子的“安身立命”論則較為(wei) 直接地涉及到了傳(chuan) 統政治哲學和政治倫(lun) 理的正當性問題。在孟子這裏，“安身立命”的思想集中體(ti) 現為(wei) 他的兩(liang) 句語錄：“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和“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雖然沒有直接論及“安身立命”，但是其對“學問”和“天道”的追求，卻是和孔子、曾子的“安身立命”之道一脈相承的：“思誠”即為(wei) “立命”，“求放心”即為(wei) “安身”。“思誠”，即為(wei) 追求並踐行天道，亦即孟子“達則兼濟天下”，這是進取的一麵；“求放心”，即為(wei) 追求本心的安頓，亦即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這是退守的一麵。孟子“安身立命”論的政治哲學意蘊需要結合其“王道、仁政”論來理解：孟子周遊列國布道“王政”，即希望世俗君主踐行“思誠”的人道，以領悟天道之“誠”；如果實現不了“仁政”夢想，也要借助“學問之道”，以求得內(nei) 心的安寧與(yu) 寄托。反過來，也可以說“求放心”（求取內(nei) 心安寧）的態度才是學問正道；“思誠”（追求天命正道）的做法，才是王道正途。孟子的思想被宋儒進一步弘揚，宋代士大夫高揚儒家人文傳(chuan) 統，以舍我其誰的姿態，登上了政治生活的核心舞台，形成了趙宋皇帝“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麵。宋儒張載曠爍千古的“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橫渠四句，也成為(wei) 儒家“安身立命”哲理最豪邁、最富有進取精神的表達。在宋儒這裏，“安身立命”，已經不再局限於(yu) 個(ge) 人的修身養(yang) 性和陶冶情操，而轉化為(wei) 一種對於(yu) 政治統治應當合乎天道，合乎民心，繼之先賢，利於(yu) 萬(wan) 世的表達和追求。

“安身立命”不僅(jin) 是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之精神追求和文化魅力所在，也是中國老百姓終極意義(yi) 上的過日子的規則與(yu) 邏輯，蘊含著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獨特的生活哲學。每個(ge) 人都有自己的身體(ti) 和生命，但是中國老百姓理解的“安身立命”，卻不僅(jin) 僅(jin) 是生物意義(yi) 上的“活著”。在生物意義(yi) 上的“生命”之外，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哲學還認為(wei) 每個(ge) 人都有自己的超驗意義(yi) 上的“命”、“命運”，都想擁有好“命”，都想過上“好日子”。然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和中國老百姓卻並不特別懼怕死亡本身：在中國曆史和現實中，實在有太多的對生命的自我終結現象。但無論是英雄主義(yi) 的“殺身成仁”，還是悲情主義(yi) 的“自殺”，其意義(yi) 都不在於(yu) 肉體(ti) 生命的終結，而是在於(yu) 對生命意義(yi) 的重視：“殺身成仁”者，因為(wei) 其所追求的理想信念值得他為(wei) 之付出生命而無怨無悔；悲憤自殺者，因為(wei) 其所重視的生活的意義(yi) 得不到實現轉而用一種極端的方式表達抗議。而生活平淡的芸芸眾(zhong) 生，其生存的意義(yi) 與(yu) 理由，也在於(yu) 追求“過日子”，“做人”，而且希望“有奔頭兒(er) ”。“安身立命”，在中國老百姓過日子的規則與(yu) 邏輯中，就是生命的意義(yi) ，生存的理由，以及基於(yu) 這樣的意義(yi) 與(yu) 理由而“活著”的狀態。

三、“安身立命”的憲法學意蘊

“安身立命”還具有極其重要的憲法意蘊。

人活著，是需要意義(yi) 與(yu) 理由的；文化傳(chuan) 統的發展和延續，也需要“安身立命”的精神內(nei) 核；一個(ge) 政權，一個(ge) 共同體(ti) ，如同一個(ge) 有生命的個(ge) 體(ti) ，要生存與(yu) 延續，也需要“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安身立命”是一個(ge)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和百姓生活中的常見詞匯，但正是在這樣一個(ge) 普通的詞匯裏，蘊含著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最重要的政治密碼和最核心的憲法理念。正如陳景良教授將中國古代獨特的“私有財產(chan) 製度”視為(wei) “中國老百姓過日子的規則與(yu) 邏輯”，中國法律傳(chuan) 統中的憲法，也可以視為(wei) 是華夏政治文化共同體(ti) 最高政治生活的規則與(yu) 邏輯，也就是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安身立命”不僅(jin) 蘊含著儒家傳(chuan) 統政治哲學對“天命”和“王道”的追求，而且可以借助這一固有詞匯，將其置身於(yu) 傳(chuan) 統法律文化的意義(yi) 網絡之中，並以西方法學理論為(wei) 參照係，對傳(chuan) 統政治哲學中的“憲法”現象和“憲法”理念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作為(wei) 憲法詞匯的“安身”，就是維護政治共同體(ti) 的穩定與(yu) 延續；作為(wei) 憲法詞匯的“立命”，就是賦予政治共同體(ti) 正當性與(yu) 合法性。這裏的“安”，指的是安頓、安排，也就是組織、構建；這裏的“身”，指的就是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而且在實際政治法律生活中，主要是指國家政權，有時也包括較低層級的政治文化共同體(ti) 和政權實體(ti) ；這裏的“立”，指的是賦予、授予或曰解釋、論證；這裏的“命”，指的是政治共同體(ti) 或曰政權實體(ti) 組織和統治、傳(chuan) 承和延續所必須具備的正當性與(yu) 合法性。這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四點憲法訴求，是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共同體(ti) 都不能回避而必須進行回應的。

西方文明有著曆史悠久的古希臘羅馬民主傳(chuan) 統，資產(chan) 階級革命以來更發展出一套人權、法治、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憲政話語作為(wei) 其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價(jia) 值取向和製度基石，並且隨著資本主義(yi) 在全球的擴張，似乎逐漸成為(wei) 不可置疑的普適性的價(jia) 值標準與(yu) 政治邏輯。中華民族也有著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曆史，也有著維係中華文明數千年而不墜的“超穩定”的政治法律傳(chuan) 統。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不能自外於(yu) 人類曆史長河，中國古代政治法律傳(chuan) 統中也必然存在為(wei) 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提供“安身立命”之依據的根本性理念、規範及其實踐，這就是“傳(chuan) 統中國國憲”。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之根本依據，與(yu) 西方法律傳(chuan) 統“安身立命”安身立命之根本依據，盡管在具體(ti) 製度設計和價(jia) 值追求上存在階段性差異，但是在其終極關(guan) 懷上並無二致，都是為(wei) 了各自共同體(ti) 的生存與(yu) 延續，發展與(yu) 繁榮。傳(chuan) 統國憲雖然並不具有西方民主憲政話語下的製度外觀與(yu) 價(jia) 值意蘊，但是在為(wei) 政治共同體(ti) 提供“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意義(yi) 上，二者卻是一致的。任何人類文明發展的有益經驗與(yu) 成果，都不應隻為(wei) 某一民族所獨享，也不應強製地施加於(yu) 其他文明。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近現代中國160餘(yu) 年來“西法東(dong) 漸”、“法律移植”進程的主線之一，卻是循著西方的民主憲政標準對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治法律製度“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進行所謂的“現代化改造”。這種改造是一場偉(wei) 大而深刻的革命：革除了傳(chuan) 統中國幾千年來“安身”的“舊命”，卻欲代之以西方土壤培育出的民主憲政的“新命”。這場民主憲政革命，到目前為(wei) 止還不敢遽然妄斷其必然失敗或成功，但是已然給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造成了沉痛的傷(shang) 害：“舊命”已隕，“傳(chuan) 統”已斷，“新命”無期，“現代”難續，吾泱泱華夏何其歸也？麵對這樣的結局，我們(men) 不禁要反省，不禁要追問：中國近代以來的憲政史，是否說明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沒有享受民主憲政的“好命”？傳(chuan) 統的“舊命”，是否真的應該被革除，在事實上又能否被革除？西方的“新命”，能否真的讓當下的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

佛經曾載一段機鋒。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雲(yun) ：“汝向什麽(me) 處安身立命?”這與(yu) 孟子所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異曲同工。學人做學問，也就是為(wei) 了“安身立命”。要求“安身立命”卻不可向他處求，“不據地時”必不得“放心”。當代中國的社會(hui) 學者麵對中國式Suicide（自殺）問題已經提出了重新“為(wei) 生民立命”是否可能的命題，而麵對一個(ge) “從(cong) 傳(chuan) 統上自殺”（Tradi-cide）的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為(wei) 其尋求“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也應當而且已經成為(wei) 具有“中國問題意識”的憲法學研究者責無旁貸的曆史使命。有關(guan) 學者提出的“憲法學中國化”、“中國憲法學的主體(ti) 性意識”、“中國憲法學向何處去”等理論和實踐命題，皆此之類也。我提出“憲法就是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就是傳(chuan) 統中國國憲”這一命題的問題意識，即在於(yu) 尋求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曆史依據及其當下價(jia) 值，亦即梳理維係中華文明數千年而不墜的“憲法”的基本形態與(yu) 曆史運行，並從(cong) 人類憲法史的整體(ti) 角度對其進行意義(yi) 闡釋。對“國憲”詞匯進行識考古和意義(yi) 激活，不僅(jin) 僅(jin) 是被迫對當下“憲法”話語強勢的暫避鋒芒，也是基於(yu) 對經典憲法定義(yi) 局限性的反思，更是源於(yu) 對“國憲”詞匯自身演變邏輯的體(ti) 認。在此基礎上對傳(chuan) 統國憲的理論與(yu) 實踐進行曆史還原與(yu) 意義(yi) 闡釋，是基於(yu) 對百年未竟的憲政建設事業(ye) 的使命感，是基於(yu) 對百年憲政法律移植實踐的反思，更是基於(yu) 用“中國化”的憲法學理論解決(jue) “中國式”憲政問題的迫切需要。

四、當下中國何以“安身立命”？

我的傳(chuan) 統國憲研究的基本觀點可作如下總結：“限製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近現代經典憲法定義(yi) 並不能確當概括和解釋人類社會(hui) 有政治共同體(ti) 生活以來所有憲法或曰“國憲”現象。縱觀人類政治史和法律史，任何民族的政治共同體(ti) 都有自己的憲法，憲法實為(wei) 組織政治共同體(ti) 的基本規則。若進一步對古典時代中西法律傳(chuan) 統中的憲法現象加以抽繹，可以將憲法界定為(wei) 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就是傳(chuan) 統中國的“國憲”，深入研究傳(chuan) 統中國國憲的形態及其運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yi) 。

傳(chuan) 統國憲的內(nei) 部構成大致包括傳(chuan) 統國憲理念和傳(chuan) 統國憲憲製及其規範兩(liang) 個(ge) 層麵。傳(chuan) 統國憲的一係列基本理念，是華夏先賢對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及其治理權的存在和運行所必須麵對的一係列重大問題的解答。傳(chuan) 統政治哲學以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的治理權為(wei) 核心，針對政治共同體(ti) 及其治理者的起源與(yu) 宗旨問題，提出了“天下為(wei) 公，立君為(wei) 民”的傳(chuan) 統國憲理念；針對政治共同體(ti) 治理者及其治理權的正當性與(yu) 合法性依據問題，提出了“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的傳(chuan) 統國憲理念；針對作為(wei) 政治共同體(ti) 基礎的人民在共同體(ti) 治理活動中的地位與(yu) 意義(yi) 問題，提出了“民為(wei) 邦本，敬天保民”的傳(chuan) 統國憲理念；針對政治共同體(ti) 基本治理規則的終極來源和正當運用問題，提出了“天秩有禮，法天象地”傳(chuan) 統國憲理念；針對政治共同體(ti) 治理者行使治理權的基本限度和邊界問題，提出了“允執厥中，皇建有極”的傳(chuan) 統國憲理念；針對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主體(ti) 政權與(yu) 邊緣政權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提出了“懷柔遠人，羈縻藩屬”的傳(chuan) 統國憲理念。傳(chuan) 統國憲理念實為(wei) 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的“國製靈魂”。

傳(chuan) 統國憲憲製是在傳(chuan) 統國憲理念的指引和製約下生成和發展起來的、從(cong) 製度上解決(jue) 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根本性憲法問題的基礎性製度構架。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治理實踐中的基本憲製，大致包括宣示政治共同體(ti) 治理權正當性與(yu) 合法性的社稷宗廟憲製，解決(jue) 最高治理權基本歸屬與(yu) 傳(chuan) 承授受問題的皇權皇統憲製，解決(jue) 治理權橫向分享問題的中央政製憲製，解決(jue) 治理權縱向分配問題的地方政製憲製，為(wei) 治理權行使提供最高強製保障的軍(jun) 征武備憲製，為(wei) 治理權行使提供物質財富基礎的田製農(nong) 稅憲製和處理華夷政治共同體(ti) 治理權衝(chong) 突問題的理藩化夷憲製等。這些方麵的基本憲製中，分別蘊含著作為(wei) 其主幹和支撐的若幹傳(chuan) 統國憲規範，其典型者如“立國必立社稷宗廟”、“立嫡立子以長以貴”、“後宮外戚不得幹政”、“異姓不得封王”等。

傳(chuan) 統國憲的淵源體(ti) 係，回答的是傳(chuan) 統國憲在曆史上以何種麵貌呈現的問題，主要包括先王成憲、祖宗家法、儒家經典、行政典章、政治盟誓、自治慣例等。傳(chuan) 統國憲的實施保障，回答的是傳(chuan) 統國憲何以具有最高效力和權威的問題，主要由以下幾個(ge) 因素構成：忠孝道德的督促、儒家道統的馴化、言官清議的規諫、留檔存鑒的威懾、誓咒信仰的感迫、自治主體(ti) 的博弈等。

在傳(chuan) 統政治哲學中，“姓氏”與(yu) 共同體(ti) 的治理權關(guan) 係密切，“賜姓命氏”的實質即治理權的傳(chuan) 承授受，而“異姓”被視為(wei) “異德”，不得分享治理權。以西周初年宗法分封為(wei) 標誌，傳(chuan) 統政治哲學和實踐逐步確立了“異姓不王”的傳(chuan) 統國憲規範，其精神實質是“家國一體(ti) ”、“家國同構”的“家天下”理念，其終極目的在於(yu) 維護最高治理權獨家壟斷的治理秩序。不同朝代的統治者們(men) 以各種不同方式對“異姓不王”加以重申和宣示，但是基於(yu) 特定的政治局勢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所突破，封異姓為(wei) 王，從(cong) 而形成了“異姓不王”的政治悖論。中國古代政治家和法律人運用傳(chuan) 統政治法律智慧，通過一係列的行為(wei) 、製度和手段對這一悖論進行了破解，使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在統治集團內(nei) 部權力分肥這一種重大問題上得以“安身立命”。“異姓不王”傳(chuan) 統國憲規範的政治悖論及其破解表明，傳(chuan) 統國憲在傳(chuan) 統政治實踐中的實際運行會(hui) 出現表達與(yu) 實踐相背離的“悖論”現象，但是這種悖論本身也構成了傳(chuan) 統國憲的一部分。

總之，以人類憲法史的整體(ti) 視角來觀察，可以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國憲體(ti) 現了中西法律傳(chuan) 統在最根本的政治生活秩序法製上的暗合與(yu) 差異，是中國古代政權的根本組織規則，承載了中國法律傳(chuan) 統的基本精神，蘊含了人類政治生活的共同規律，對近現代中國憲政建設產(chan) 生了深刻的影響。

掩卷沉思，我的思緒還是集中於(yu) “安身立命”四個(ge) 字。安身，即為(wei) 維護政治共同體(ti) 的穩定與(yu) 延續；立命，即為(wei) 賦予政治共同體(ti) 正當性與(yu) 合法性。

作為(wei) 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根本依據，傳(chuan) 統中國國憲維係了華夏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舊命”，使其傲然屹立於(yu) 世界文明古國之林。近代160餘(yu) 年來的“法律移植”，“西法東(dong) 漸”，卻將這一“舊命”革除殆盡，來自西土的民主憲政的“新命”又似乎遙遙無期。青黃不接之際，古老的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在當下紛亂(luan) 的世界中，何以“安身立命”？

每念及此，作為(wei) 研究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傳(chuan) 統法律文化的當代學人，我總有一種貌似杞人憂天的擔憂。宋儒張橫渠的“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豪邁也讓人羞愧。麵對“普世價(jia) 值”的誘惑，麵對“中國特色”的國情，麵對“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年輕的當代法律史學人，在當下浮躁的學術界，又何以“安身立命”？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wei) 君子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然何以“知命”？又向何處“求放心”？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的現實依據又該向何處追尋？

回到佛經曾載的那則機鋒——

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

師雲(yun) ：“汝向什麽(me) 處安身立命?”

吾\汝其悟乎？！

五、我的“安身立命”所在

我本科就讀於(yu)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大三的《中國法製史》課堂上，我領略到了法律史的學術魅力和範忠信教授的人格風采，從(cong) 此堅定了鑽研學術的誌向與(yu) 決(jue) 心，也開始初步思考中國法律傳(chuan) 統中某些根本性問題或曰“憲法”問題。本科畢業(ye) 之年，我在劉茂林教授“憲法就是組織共同體(ti) 的規則”著名論斷的啟發下，不知天高地厚地以《中國古代“憲法”構成理論初探》作為(wei) 畢業(ye) 論文選題，試圖探討中國古代政權的根本組織規則問題。在武乾副教授和範忠信教授的指導之下，我最終完成了3萬(wan) 餘(yu) 字的文稿。

2009年秋我考取中南法史碩士研究生，蒙範忠信教授不棄收入門牆。範師在給我高度思考自由和個(ge) 性發揮空間的同時，對我的學業(ye) 進展、學術進路和人生規劃傾(qing) 注了極大的心血，甚至在我一度因故動搖的時候，範師與(yu) 我數次徹夜長談將我重新帶回。在入學之初，範師就鼓勵我繼續本科畢業(ye) 論文的研究，並支持我以《傳(chuan) 統國憲的曆史形態與(yu) 當代詮釋》為(wei) 碩士論文選題，進而申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碩士生實踐創新課題獲得立項資助。在研期間，我還在陳景良教授和劉茂林教授的指導下，以項目的階段性成果參加了一些科研競賽，獲得了一些獎勵。圍繞這一主題，我也撰寫(xie) 了一些相關(guan) 論文，並在老師們(men) 的關(guan) 懷下，參加了一些重要學術會(hui) 議。但更重要的是，我在這些場合收獲了對我論文各方麵的商榷意見，使文章不斷地完善和充實。研二以來，雖然範師令人遺憾地調職杭城，仍然通過各種聯係方式和見麵機會(hui) 對我耳提麵命，殷切提攜，拳拳眷顧之心，如師亦如父。與(yu) 此同時，我也有幸感受到了中南法史陳景良教授對我同範師一樣的恩情與(yu) 關(guan) 懷。範師調職以後，陳老師接管了對我的日常指導和管理。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men) 從(cong) 學校食堂打來飯菜，在陳老師的辦公室一邊吃飯，一邊研讀《清明集》案例，一邊聆聽陳老師講解。興(xing) 之所至，陳老師命我們(men) 拿出他的陳年好酒浮一大白。書(shu) 香、酒香，伴隨著院裏的丹桂之香，彌散在那段我永遠無法忘懷的曉南湖畔讀史習(xi) 律的美好時光。碩士畢業(ye) 之際，我完成了15萬(wan) 字的最終論文，這可能也是中南有史以來篇幅最長的碩士論文。

2012年秋我考取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憲法與(yu) 行政法學博士研究生，蒙胡建淼教授獎掖提攜忝列弟子。學校和專(zhuan) 業(ye) 的轉換讓我有了更開闊的視野和更多的機會(hui) 關(guan) 注中國現實的法治運行，而導師胡建淼教授的恢宏博大和寬容雅量，也讓我有機會(hui) 和信心繼續思考傳(chuan) 統中國國憲問題。同時，蒙範師鼓勵和厚愛，擬將我的碩士論文收入由他和陳景良教授主編的《曆史的法學文叢(cong) 》。這對我而言是莫大的榮譽，更是莫大的鞭策。於(yu) 是我在胡老師的支持下，在範師的直接指導下，開始對碩士學位論文進行增刪修訂。範師對修訂的要求不僅(jin) 僅(jin) 是篇幅上的增加，更是內(nei) 容和思想上的一次提升。偏偏我資質駑鈍而又學力淺薄，於(yu) 是屢屢卡殼，甚至偶爾萌生蒙混過關(guan) 的念頭。每次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我總是求助範師，範師也總是耐心地為(wei) 我講解，甚至“逼迫”著我繼續廣泛閱讀和深入思考。就這樣，我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增加和擴充了最重要的傳(chuan) 統國憲基本理念和基本憲製及其規範兩(liang) 章，並對其他章節進行了增刪修訂，最終形成了目前的書(shu) 稿，即《安身立命：傳(chuan) 統中國國憲的形態與(yu) 運行——憲法學視角的闡釋》。

這部書(shu) 稿關(guan) 注的核心命題就是，傳(chuan) 統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有機的文化政治共同體(ti) ，籍以傳(chuan) 承延續數千年的、為(wei) 其提供“安身立命”之根本依據的、最核心的法律文化遺傳(chuan) 基因是什麽(me) ？我的基本結論是，傳(chuan) 統中國的“國憲”就是這一法律文化基因，就是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之根本依據。可以說，近五年的時間裏，我其實就隻寫(xie) 了這樣一篇論文。幸甚之至的是，在我研究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ti) “安身立命”之根本依據的同時，我也找到了我個(ge) 人生活和學術研究“安身立命”的基礎。我會(hui) 永遠懷念那段曉南湖畔讀史習(xi) 律的美好時光，因為(wei) 那段時光是我安身立命的基礎，那座校園有我奮鬥的熱血青春。

去年的這個(ge) 時候，我和學友們(men) 一起在中南法史的小院裏種下了兩(liang) 畦菜苗。這兩(liang) 畦小苗，給我生活了兩(liang) 年的法律文化研究院小院，竹影婆娑、丹桂飄香的小院，書(shu) 聲琅琅、書(shu) 香漫漫的小院，曉南湖畔、我曾讀書(shu) 的小院，增添了一抹別樣的生機。我在碩士論文後記中寫(xie) 道，“我們(men) 是為(wei) 老師種下了這兩(liang) 畦菜苗，但是我的碩士畢業(ye) 論文和我自己，又何嚐不是如同辛勤無私的園丁一樣的恩師們(men) 種下的兩(liang) 畦小苗？！”今天回看這樣的文字，我的感觸變得特別強烈。

我是一個(ge) 來自農(nong) 村寒門的孩子，生在這樣一個(ge) “拚爹”的時代，卻還抱有“知識改變命運”的幻想。支持和鼓勵我前行的，除了自身的信念和家人的期望，最重要的就是恩師們(men) 的無私栽培。我生而何其幸也，能蒙範忠信教授、胡建淼教授先後收錄門下殷切指導，又蒙陳景良教授等恩師給予視若己出的關(guan) 懷。師恩如山，無以言表，唯有發奮，以期告慰一二。

這部書(shu) 稿也是恩師們(men) 無私栽培的結晶。這一研究從(cong) 最開始的思想火苗到後來的學士學位論文、碩士學位論文，直到到現在的這部書(shu) 稿，每一個(ge) 階段，每一篇分論，每一次討論，都見證著範師、陳景良老師、劉茂林老師、武乾老師以及其他各位老師的指導和栽培。在碩士論文的寫(xie) 作過程中，範師從(cong) 宏觀篇章結構到具體(ti) 概念提法，都給予了我詳細的指導，並對我某些稍有“忤逆”師命的寫(xie) 作意圖給予了極大的寬容。特別是在修訂階段，範師經常與(yu) 我通電話長達一兩(liang) 個(ge) 小時，逐章、逐節、逐段地反複推敲、提煉、修改。在我思路滯澀、心生氣餒之時，範師還不顧自己公務繁忙，專(zhuan) 門抽時間對我進行鼓勵和指導。甚至在書(shu) 稿即將付梓之前，範師還專(zhuan) 門打電話和我討論封麵設計和書(shu) 名問題。陳景良老師作為(wei) 我參加“挑戰杯”競賽的指導老師，從(cong) 問題意識的發掘到研究方法的選定，都給我極大的啟發和鼓勵。陳老師對我的論文所作的“有理論衝(chong) 擊力”的評價(jia) ，是對我的最高褒獎。在2012年年底抱恙期間，陳老師還關(guan) 心我書(shu) 稿的修訂情況，專(zhuan) 門來電讓我關(guan) 注新的文獻。劉茂林老師的論著給了我寫(xie) 作本文最初的理論啟發，此後他也一直關(guan) 心我的學習(xi) 和成長。武乾老師不僅(jin) 指導了我本科論文的寫(xie) 作，在我讀研以後直到今天仍然時常關(guan) 心和支持我的研究和發展。在我碩士研究生畢業(ye) 離開中南赴浙大讀博之後，範師、陳老師仍然關(guan) 心著我的成長。我與(yu) 範師同在杭城，每有學術活動，範師總是鼓勵並資助我參加，每有科研課題，範師總是召集我參與(yu) 。身處浙大，論文發表壓力巨大，範師和陳老師都熱情鼓勵我寫(xie) 作論文，幫助我審閱文稿，並提出投稿建議，依稀仿佛我還在中南法史。若中南法史有學術活動，陳老師則召集我們(men) 已經畢業(ye) 在外校讀博的學生務必回來參加，仿佛在召喚離家遊學的孩子。而當我們(men) 回到中南法史，回到我們(men) 熟悉的小院，見到親(qin) 愛的老師和同學，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凡此種種，言不盡意，恩同再造。

雖然有恩師們(men) 如此眷顧栽培，但是因為(wei) 我個(ge) 人努力不夠，資質有限，就目前的這部書(shu) 稿來看，隻是提出了傳(chuan) 統國憲研究的基本命題，勾畫了大致的研究框架。雖然初步概括了傳(chuan) 統國憲六個(ge) 方麵的基本理念、八個(ge) 方麵的基本憲製、三十二條國憲規範、六個(ge) 方麵的淵源形式和六個(ge) 方麵的保障機製，但尚未能深入分析。而且，設想中的傳(chuan) 統國憲立憲者和製憲權問題、傳(chuan) 統國憲的基本功能問題，都未能來得及展開專(zhuan) 門論述。這些缺憾我必須主動交代，立此存照。在今後的研究中，我將繼續思考這些問題，或許會(hui) 有新的體(ti) 會(hui) 。借此後記的機會(hui) ，我要感謝對我和我這部書(shu) 稿極盡栽培之恩的辛勤的“園丁”們(men) ：

感謝我的碩士導師範忠信教授對我持續的關(guan) 懷和指導，感謝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陳景良教授、武乾副教授和中南法史導師組其他老師對我的教導和幫助。

感謝我的博士導師胡建淼教授和朱新力教授、章劍生教授等老師以及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為(wei) 我提供的寬容而積極向上的研究空間和學術氛圍。

感謝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劉茂林教授、張繼成教授、胡弘弘教授、戚建剛教授、韓桂君副教授、郭倍倍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趙曉耕教授，華中科技大學俞江教授、饒傳(chuan) 平副教授，華東(dong) 交通大學梁成意教授等師長對我論文寫(xie) 作提供的熱情鼓勵和中肯意見。感謝母校中南對我這個(ge) 叛逆的學生的雅量和寬容。

感謝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姚中秋先生。雖然至今無緣得見先生，但先生的著作為(wei) 我的研究帶來了諸多啟發，與(yu) 先生的郵件往來也讓我如沐春風、受益匪淺。

此外，我還要感謝《法治研究》雜誌社董服明社長、《江蘇警官學院學報》編輯部卜安淳主編、《中西法律傳(chuan) 統》年刊李棟執行主編和《哈爾濱工業(ye) 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編輯部馮(feng) 向輝老師、張蓮英老師等師長。本書(shu) 的部分內(nei) 容先後在這些刊物發表，謹對他們(men) 的辛勞與(yu) 幫助表示感謝。

這部書(shu) 稿有幸獲得杭州師範大學法治中國化研究中心“法治中國化”研究基金資助出版，謹對中心表示感謝。本書(shu) 的順利出版，還得益於(yu)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副總編張越老師的熱情肯定和總編室柴雲(yun) 吉先生、本書(shu) 責編彭江先生的辛勤勞動。正是他們(men) 專(zhuan) 業(ye) 而高效的努力，使本書(shu) 能夠如期問世，謹此一並致謝。

與(yu) 此同時，我還要感謝本該享受反哺之天倫(lun) 卻多年來辛勤勞作支持我讀書(shu) 的日漸蒼老的父母；感謝忍受異地之苦默默犧牲支持我深造的女友，我們(men) 的感情經受住了時間和距離的考驗。感謝蔣楠楠師姐待我如親(qin) 人的關(guan) 照。

最後，在這個(ge) 紛紛感謝室友“不殺之恩”的年代裏，我還要特別感謝從(cong) 本科到博士生階段見證我成長的室友和學友們(men) 。雖然我們(men) 的青春終將逝去，但我們(men) 的情誼不朽。謹以此書(shu) ，致我們(men) 熱血奮鬥的青春！

                                                                                                                                                                                                                                                                                     吳歡

2012年5月初稿於(yu) 武漢曉南湖畔

2013年5月定稿於(yu) 杭州月輪山上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