楮幣翔踴餘(yu) 貫緡

—— 宋朝的紙幣

作者：吳鉤

來源：騰訊《大家》欄目

時間：2013年9月4日

十三世紀從(cong) 歐洲來到中國旅行的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發現，元朝商民所使用的貨幣並不是歐洲人熟悉的金銀，而是一種神奇的紙幣，“這種紙幣大量鑄造後，便流通於(yu) 大汗（元朝皇帝）所屬領域的各個(ge) 地方。沒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險，拒絕支付使用。他的所有臣民，都毫不猶豫地接受采用這種紙幣，因為(wei) 無論他們(men) 到任何地方營業(ye) ，都可用它購買(mai) 他們(men) 所需的商品，如珍珠、寶石、金銀等等。總之，用這種紙幣，可以買(mai) 賣任何物品。”馬可·波羅大概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將紙幣形容為(wei) “大汗專(zhuan) 有方士之點金術”。

紙幣當然不是元朝皇帝的發明，而是宋朝文明的產(chan) 物。宋詩“黃金棄賣如土賤，楮幣翔踴餘(yu) 貫緡”，描述的便是宋朝紙幣的流通情景。

（資料圖：北宋風俗畫《清明上河圖》（部分）。編輯配圖，圖片來自網絡。）

北宋真宗時（十一世紀初），使用鐵錢的四川地區由於(yu) 鐵錢笨重（一說是因為(wei) 民間出現錢荒），不便交易，當時的十六戶富民便聯合起來，成立“交子鋪”，印造、發行一種紙質的“交子”。四川的商民隻要向交子鋪交納現錢，便可兌(dui) 換成等值的交子，這叫做“納錢請交”；人們(men) 用“交子”來交易，比使用鐵錢方便多了。“交子”也可以隨時通過交子鋪兌(dui) 成現錢，隻要繳納3%的手續費，這叫做“見交付錢”。此時的“交子”，類似於(yu) 銀行券。作為(wei) 銀行券，隻要保證兌(dui) 換正常，它本身是不會(hui) 貶值的。

（資料圖：北宋時期發行的“交子”。編輯配圖，圖片來自網絡。）

後來（大約宋仁宗初年），由於(yu) 主持交子鋪的富民“資產(chan) 浸耗，不能即償(chang) ”，“交子”無法即時兌(dui) 換成現錢，引發爭(zheng) 訟和“聚眾(zhong) 爭(zheng) 鬧”。官府便關(guan) 閉了民營的交子鋪，並設立官營的交子務發行“官交子”，最初的發行限額為(wei) 1，256，340貫，準備金為(wei) 36萬(wan) 貫，占發行交子總額的29%。官交子還獲得了法償(chang) 地位，民眾(zhong) 可以用“交子”繳納賦稅、購買(mai) 征榷品。顯然，這時候“交子”的性質已從(cong) 銀行券演變成以國家信用支持的法幣。

南宋初，“臨(lin) 安之民複私置便錢會(hui) 子，豪右主之”。跟四川的私交子差不多。其後朝廷仿北宋交子務，設立會(hui) 子務，發行“官會(hui) 子”。“會(hui) 子”不設準備金，雖然它的麵值以銅錢數量來標示，但基本上不可兌(dui) 換成現錢。也就是說，“會(hui) 子”的信用並不是以準備金來保證的，而是由國家信用提供擔保。“會(hui) 子”也具有法償(chang) 地位，“輸官亦許用之，庶公私皆便”。可以說，“會(hui) 子”已經符合近代信用貨幣的定義(yi) 。理論上，隻要國家不濫發“會(hui) 子”，保持貨幣的流通量與(yu) 市場的需求相匹配，“會(hui) 子”便不會(hui) 出現異常的通貨膨脹。

信用貨幣的誕生，印證了宋代商業(ye) 與(yu) 信用之發達。有人認為(wei) 宋朝的信用水平還不足以產(chan) 生信用貨幣，“交子”與(yu) “會(hui) 子”隻是一種因應錢荒和鐵錢之不便而出現的替代性貨幣。這種看法低估了“交子”（會(hui) 子）的意義(yi) ，也低估了宋代的信用水平。

唐代時，商業(ye) 信用已在發育成長，出現了類似於(yu) 銀行匯票的“飛錢”；到了宋代，無論是商品經濟，還是商業(ye) 信用，都有飛躍性的發展，產(chan) 生了便錢、賒賣賒買(mai) 、遠期合約、交引等豐(feng) 富多樣的信用工具。如果沒有這些基礎，四川的商人不可能懂得“私以交子為(wei) 市”，東(dong) 南的市民也不會(hui) “私置便錢會(hui) 子”（要知道，即使到了十三世紀，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還理解不了紙幣的信用機製）。錢荒和鐵錢因素隻是催生“交子”的誘因，根本原因則是宋朝的商品經濟與(yu) 商業(ye) 信用已演進到了“曆史的突破口”，政府接手“交子”（會(hui) 子）的發行，也是順勢而為(wei) 。

當馬可·波羅將紙幣解釋為(wei) “大汗專(zhuan) 有方士之點金術”時，他一定不知道宋朝人已經對信用貨幣有了相當深刻的理解。“交子”與(yu) “會(hui) 子”的發行實踐，讓宋人深切地認識到貨幣的本質是“信用”，而不是“實用價(jia) 值”，如辛棄疾說，“世俗徒見銅可貴而楮可賤，不知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銅楮其實一也。今有人持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搬載之勞，物貨有低昂之弊；至會(hui) 子，卷藏提攜，不勞而運，百千之數亦無虧(kui) 折，以是較之，豈不便於(yu) 民哉？”

宋人對通貨膨脹的理解，也相當接近今人的認識，如辛棄疾認為(wei) ，“夫會(hui) 子之所以輕者，良以印造之數多而行使之地不廣”；南宋人袁燮認為(wei) ，“楮之為(wei) 物也，多則賤，少則貴，收之則少矣”。宋孝宗在總結會(hui) 子發行的經驗時也說：“大凡行用會(hui) 子，少則重，多則輕。”

這種基於(yu) “貨幣數量論”的認識，引導著宋人發展出一套比較成熟的“稱提之術”。所謂“稱提”，是指政府運用貴金屬貨幣儲(chu) 備等手段回籠超發的紙幣（這叫做“稱”），使流通中的紙幣購買(mai) 力保持堅挺（這叫做“提”）。南宋政府為(wei) 應對通貨膨脹，曾經多次以國家儲(chu) 備的黃金、白銀、銅錢以及交引、貨物回籠楮幣、收縮通貨。放在十二、十三世紀，這種貨幣調控手段無疑是非常現代的。現代國家的中央銀行不也通過發行國債(zhai) 來回籠貨幣嗎？南宋政府用於(yu) “稱提”的各種交引，即類似於(yu) 今日的國債(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