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法官能狎妓宿娼嗎？

——宋朝法官的社交限製

作者：吳鉤

來源：新浪博客

時間：2013年8月17日

宋代保留著官妓製度——官妓者，即由官府供養(yang) 、為(wei) 官員執役的妓女——官府有什麽(me) 公宴之類，習(xi) 慣叫來官妓歌舞助興(xing) ，許多才華出眾(zhong) 的官員還跟官妓過從(cong) 甚密，如歐陽修、蘇軾、秦觀等人都與(yu) 她們(men) 有過詩酒唱和。但是，如果我們(men) 以為(wei) 宋朝官員可以隨便眠花宿柳、狎妓嫖娼，那就想錯了。

我們(men) 首先需要澄清的一點是，古代的“妓”並不等於(yu) 性工作者。訓詁學對“妓”的注解都是指“女樂(le) ”，換言之，妓提供的服務是音樂(le) 、歌舞、曲藝，而不是皮肉。宋代官妓的工作隻限於(yu) 在公宴上唱唱歌、跳跳舞、彈彈琴，助助酒興(xing) ——宋代一流的妓女，不但“能文詞，善談吐，亦平衡人物，應對有度”，而且“絲(si) 竹管弦，豔歌妙舞，鹹精其能”。至於(yu) 上床，對不起，那不是官妓的義(yi) 務，她完全有權利拒絕這種過分的要求，而且法律也主張嚴(yan) 懲向官妓索求性服務的官員：“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員與(yu) 妓女的過分親(qin) 昵之舉(ju) ，當時叫做“踰濫”，屬於(yu) “贓私罪”。按照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的一項立法，官員“若隻因宴飲伎樂(le) 祗應，偶有踰濫，須經十年已上，後來不曾更犯罪，並與(yu) 引見”。在法紀嚴(yan) 明的情況下，宋代官員隻要“偶有踰濫”，除了受責罰，政治前途也基本上完蛋了，須十年以上沒有再犯，才有可能轉官。

即便是“以官妓歌舞佐酒”，也隻是限於(yu) 法定節日的公宴；官員如果在非法定節日的宴席叫來妓女（包括官妓與(yu) 私妓）陪酒，也是要受刑罰的：“發運（官）、轉運（官）、提刑（官）預妓樂(le) 宴會(hui) ，徒二年”；“諸州主管常平官，預屬縣鎮寨官妓樂(le) 及家妓宴會(hui) ，依監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減”，官員參加有私妓作陪的私宴，也要打八十大板。

唐朝時，似乎並不限製官員狎昵妓女，大詩人白居易曾經帶著十名妓女夜遊杭州西湖，還洋洋自得地賦詩紀念，一時傳(chuan) 為(wei) 佳話。宋人說起這宗前朝風流往事，感慨道：“使在今日，必以罪聞矣！”宋朝有不少官員，就因為(wei) 與(yu) 官妓遊宴、雜坐而被貶黜。《東(dong) 軒筆錄》收錄的一則故事說：“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liang) 浙路張靚、王庭誌、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le) 筵席，侵夜皆黜責。”這三個(ge) 官員僅(jin) 僅(jin) 召妓飲酒（而不是嫖娼），便丟(diu) 了官。

宋代法官在宴樂(le) 方麵受到的限製，又比一般官員更為(wei) 嚴(yan) 格。宋人筆記《畫墁錄》稱，“（仁宗朝）嘉祐以前，惟提點刑獄不得赴妓樂(le) 。（神宗朝）熙寧以後，監司率禁，至屬官亦同。”也就是說，宋仁宗朝嘉祐年間（1056~1063）之前，其他官員還可以參加妓樂(le) 宴會(hui) ，惟獨提點刑獄的法官不允許。五六個(ge) 法官集體(ti) 出去狎妓嫖娼，更是宋人難以想象的事情。

別說出入娛樂(le) 場所、召妓買(mai) 醉，對法官而言，即使一般性的社交、應酬活動，也是受到限製的。如北宋景祐元年（1034），宋仁宗下詔說：“天下獄有重係，獄官不得輒預遊宴、送迎。”宋代的獄官，即指法官。也是從(cong) 仁宗朝開始，宋代逐漸發展出一套嚴(yan) 密的法官“謁禁”製度。所謂“謁禁”，即禁止法官接待、拜訪外人。寶元二年（1039）十二月，仁宗詔令“審刑院、大理寺、刑部，自今勿得通賓客，犯者以違製論；若請求曲法之事，則聽人陳告之。”

之所以要對法官群體(ti) 實行“謁禁”，是為(wei) 了杜絕請托之風，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官司謁禁，本防請托”。宋仁宗朝，曾經一度“士人多馳騖請托，而法官尤甚”。實行“謁禁”，即可釜底抽薪，使請托者奔逐無門。不過，由於(yu) 這是“謁禁”製度第一次應用於(yu) 司法實踐，其合理性尚未獲得廣泛認可，朝中不斷有臣僚出來反對這一立法，如包拯就請求廢除“謁禁”：“刑法官接見雪罪敘勞之人，率有常禁。臣謂皆非帝王推誠盡下之道也。”仁宗采納了包拯的建議，叫停了“謁禁”。然而，解禁之後，請托之風很快又卷土重來。

宋神宗登基之後，厲行新法，勵精圖治，又恢複了更嚴(yan) 格的“謁禁”製度，對法官的社交活動實行嚴(yan) 厲管製。熙寧九年（1076）正月，皇帝下詔：“在京官司非廨舍所在者，雖親(qin) 戚毋得入謁”；京師各個(ge) 衙門“非假日毋得出謁及接見賓客”；“開封府司軍(jun) 巡院（開封府法院），假日亦不許接見賓客，止許出謁，……刑部、大理寺、審刑院官，雖假日亦禁之”；“違者並接見之人各徒二年”。根據這一立法，非法官群體(ti) 的官員在節假日可以“接見賓客”，而法官則包括節假日在內(nei) ，均不得與(yu) 外人應酬，甚至“吊死問疾，一切杜絕”，弄得當時一些官員意見甚大，發牢騷說：“非便也！”

宋神宗去世後，舊黨(dang) 執政，新法一一被罷，多項限製官員社交應酬的禁令也被廢除了，但即便如此，針對法官的“謁禁”還是保留下來：“除開封府、大理寺官司依舊行禁謁外，其餘(yu) 一切簡罷。”其他官員可以應酬接待，法官還是不可以。

南宋時期，法官“禁謁”之製也是一直沿用。紹興(xing) 六年（1136），宋高宗下詔：“大理寺官自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少（少卿，次席大法官），至司直、評事（法官），雖假日亦不得出謁及接見賓客。”“謁禁”跟北宋神宗朝時一樣嚴(yan) 厲。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又改為(wei) “大理寺官許休日出渴”，允許法官在假日會(hui) 客，但非節假日還是禁謁的，如光宗紹熙二年（1191），朝廷再次強調，“大理寺長貳，遵依已降指揮，申嚴(yan) 禁止官屬非旬休日不得出渴，其外人無故輒入，依法施行，委禦史台常切覺察。”法官不守“謁禁”，台諫官即可提出彈劾。

古代娼妓合法，平民百姓宿娼狎妓，政府一般不予幹涉。但自宋代以降，曆朝均嚴(yan) 禁官員宿娼，明代對官員嫖娼行為(wei) 的打擊尤其嚴(yan) 厲：“官吏宿娼，罪亞(ya) 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而負有司法權責的宋朝法官群體(ti) ，更別說嫖娼了，連參加妓樂(le) 宴會(hui) 也大受限製，乃至別的官員可以參與(yu) 的社交應酬，也不允許法官摻和。顯然，古人已經意識到：官員接受的倫(lun) 理約束，應當高於(yu) 一般平民；而法官接受的倫(lun) 理約束，又應當高於(yu) 一般官員。通俗地說，老百姓允許做的事情（如狎妓），官員不可以做；一般官員允許做的事情（如應酬），法官不可以做。這其實也是現代文明社會(hui) 的通則。

法官是一個(ge) 特殊的群體(ti) ，不僅(jin) 因為(wei) 法官的裁決(jue) 權能夠直接決(jue) 定一個(ge) 當事人的死生、一場糾紛的利益歸屬（這意味著利害相關(guan) 人具有向法官請托的巨大動力），而且法官自身的形象，關(guan) 乎人們(men) 對於(yu) 社會(hui) 正義(yi) “最後一道防線”的信賴。2004年香港頒布的《法官行為(wei) 指引》提出，“法官跟市民一樣享有權利和自由。不過，必須要認同和接受的是，法官的行為(wei) 會(hui) 因其司法職位而受到適當的限製。法官必須嚐試在兩(liang) 者中取得平衡，原則是法官需要考慮他想做的事，會(hui) 否令社會(hui) 上明理、不存偏見、熟知情況的人，質疑其品德，或因此減少對他身為(wei) 法官的尊重。若然會(hui) 的話，便應避免做本來想做的事情。”因此，不論是一千年前的宋朝，還是現代法治社會(hui) ，都鼓勵法官保持“深居簡出”的生活方式，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動。至於(yu) “集體(ti) 宿娼”之類嚴(yan) 重敗壞法官形象的行為(wei) ，更為(wei) 古今中外的司法倫(lun) 理所不容。

（刊於(yu) 《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