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中華元典的“四書(shu) ”到東(dong) 亞(ya) 經典的《四書(shu) 》

作者：宋立林（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三月三十日庚寅

          耶穌2026年5月16日

“四書(shu) 學”因其兼具經學與(yu) 理學的雙重屬性，備受學者關(guan) 注。那麽(me) ，該如何看待四書(shu) 所包含的四部經典呢？我們(men) 認為(wei) ，當以“四書(shu) ”來指稱各自獨立的《論》《學》《庸》《孟》四部元典，以“《四書(shu) 》”來指稱作為(wei) 整體(ti) 的理學經典體(ti) 係。她從(cong) 先秦鄒魯大地產(chan) 生，後又成為(wei) 東(dong) 亞(ya) 儒家文明共同體(ti) 的核心經典，深刻影響了東(dong) 亞(ya) 文明的發展進程。

“元典時代”視域中的“四書(shu) ”

理解“四書(shu) ”的文明史意義(yi) 和地位，必須將之置於(yu) 文明時空的視域加以考察。

首先，“四書(shu) ”產(chan) 生於(yu) 春秋戰國時代。長期以來，學者喜歡使用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對其進行界定。而隨著文化自信的增強和文明史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軸心時代”理論進行反思。我們(men) 認為(wei) ，這一時代當以“元典時代”命名更為(wei) 周全、合理。理由如下：第一，中華文明精神元典於(yu) 此時創立。“元典”概念始於(yu) 20世紀90年代，由馮(feng) 天瑜先生提出。“元典”之“元”具有始、首、基本、原、長、正、大、善、美、上、寶等意，較“原典”意蘊更豐(feng) 富；“元典”之“典”不僅(jin) 包括《易》《詩》《書(shu) 》《禮》《春秋》“五經”，又包括《論》《孟》《老》《莊》等典籍，較“經典”內(nei) 涵更寬泛。第二，“元典時代”既能凸顯春秋戰國時代的文明突破與(yu) 轉型，並與(yu) 此前的“王官時代”及此後的“經學時代”形成中華文明的“三段論”；又能顯示春秋戰國時代與(yu) “王官時代”“經學時代”的連續性和一體(ti) 性。這是“軸心時代”的概念無法比擬的。

“四書(shu) ”產(chan) 生於(yu) “元典時代”，屬於(yu) 中華元典。其兼具“經”與(yu) “子”的雙重屬性，又與(yu) 六經與(yu) 諸子典籍不同。“子”的屬性使其能作為(wei) “百家之一”而“開新”，實現對王官學的突破與(yu) 轉進；“經”的屬性使其能為(wei) “六經之階梯”（《朱子語類》卷一〇五）而“守正”。因其兼具“經”“子”，是對六經的綜合提升和係統轉化，故朱子言：“《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他經，是打禾為(wei) 飯。”（《朱子語類》卷一九）

其次，“四書(shu) ”產(chan) 生於(yu) 鄒魯地區——“元典時代”的核心區域。王鈞林先生曾提出文明的“兩(liang) 個(ge) 中心說”，即春秋以“洙泗”流域為(wei) 中心，戰國以“稷下學宮”為(wei) 中心。而筆者以為(wei) ，“文明中心”隻有一個(ge) ，即鄒魯地區。鄒魯之地是周代禮樂(le) 文明的東(dong) 方樣板，為(wei) 儒學的誕生提供了豐(feng) 沃的文化土壤。司馬遷雲(yun) ：“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yu) 禮。”（《史記·貨殖列傳(chuan) 》）班固雲(yun) ：“濟濟鄒魯，禮義(yi) 唯恭，誦習(xi) 弦歌，於(yu) 異他邦。”（《漢書(shu) ·韋賢傳(chuan) 》）從(cong) 孔子到孟子幾代儒門聖哲，晚年都返歸鄒魯，著書(shu) 立說，四書(shu) 便是這些大儒思想的結晶。“鄒魯之士，縉紳先生”，規模龐大，氣勢恢宏。鄒魯，儼(yan) 然成為(wei) 當時的思想文化和學術中心。直到漢代，鄒魯“守經學”（《漢書(shu) ·鄒陽傳(chuan) 》），依然是學者仰慕的昌盛之域。

因誕育儒家聖賢孔子與(yu) 孟子，鄒魯也成為(wei) 一種象征儒家文明的地域符號，中國乃至東(dong) 亞(ya) 各地稱為(wei) “海濱鄒魯”“東(dong) 南鄒魯”“海外鄒魯”“山中鄒魯”“海東(dong) 鄒魯”“小鄒魯”等的地區多達幾十處。英國傳(chuan) 教士、駐中國領事李太郭曾對徐繼畬提出：“歐羅巴文士遊學者，不於(yu) 希臘，即於(yu) 猶太，蓋泰西弦誦之區也……雅典最講文學，肄習(xi) 之精，為(wei) 泰西之鄒魯。”如果理解“鄒魯”的文明史地位，可以將西人的說法倒轉過來，即“鄒魯，東(dong) 方之雅典”。國際學術界豔稱“雅典文明”，我們(men) 亦可將“鄒魯文明”作為(wei) 一種文明類型看待。而“四書(shu) ”便是產(chan) 生於(yu) 鄒魯文明中的元典。

東(dong) 亞(ya) 儒學共同體(ti) 視域中的《四書(shu) 》

關(guan) 於(yu) “東(dong) 亞(ya) 文明”，學術界有“東(dong) 亞(ya) 世界”“東(dong) 亞(ya) 儒家文化圈”“東(dong) 亞(ya) 儒學”等不同稱謂。日本學者西嶋定生提出“東(dong) 亞(ya) 世界”以漢字、儒學、律令製度、佛教為(wei) 四大要素。韓昇教授認為(wei) ，東(dong) 亞(ya) 世界形成於(yu) 漢唐時期。而儒學史視野中，形成具有文明共同體(ti) 意義(yi) 上的東(dong) 亞(ya) ，則始於(yu) 11世紀以後理學在東(dong) 亞(ya) 各國的傳(chuan) 播。牟宗三和杜維明先生都提出過“儒學三期說”。杜先生在《現代精神與(yu) 儒家傳(chuan) 統》中說：“從(cong) 大的趨勢來講，從(cong) 先秦源流到儒學發展成為(wei) 中國思想的主流之一，這是第一期；儒學在宋代複興(xing) 以後逐漸成為(wei) 東(dong) 亞(ya) 文明的體(ti) 現，這是第二期（這一期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四書(shu) ”作為(wei) 鄒魯文明誕育的元典，在此時成為(wei) 東(dong) 亞(ya) 儒學共同體(ti) 的經典。

究其原因，關(guan) 鍵在於(yu) 三點。其一是四書(shu) 的體(ti) 係化，即“四書(shu) ”到《四書(shu) 》的過程。經朱子《四書(shu) 章句集注》的整合與(yu) 詮釋，《四書(shu) 》開始作為(wei) 整體(ti) 性概念被接受，作為(wei) 體(ti) 係性經典被詮釋。《四庫全書(shu) 總目》“四書(shu) 類二”稱：“後來四書(shu) 講章，浩如煙海”“當時程式，以四書(shu) 義(yi) 為(wei) 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shu) ，所辨訂者亦惟四書(shu) 。”這表明《四書(shu) 》已經後來居上，“由漢至宋之經術，於(yu) 是始盡變矣”。正如錢賓四所謂：“把《四書(shu) 》放在《五經》之上，這是開天辟地學術思想裏的大革命。”不僅(jin) 中國如此，《四書(shu) 》在整個(ge) 東(dong) 亞(ya) 也成為(wei) 共奉的經典。黃俊傑先生認為(wei) ，在東(dong) 亞(ya) 儒學共同體(ti) “寓一於(yu) 多”的格局中，朱子學幾乎成了東(dong) 亞(ya) 儒學的“公分母”。朝鮮、越南、日本等地相繼出現形態各異的四書(shu) 學，其經典詮釋皆有極高的思想史與(yu) 哲學史價(jia) 值。

其二是元典的經典化。在朱子合編《四書(shu) 》之前，“四書(shu) ”唯一有《論語》可視之為(wei) “經典”。《論語》的地位，在漢代已與(yu) 五經相近。《漢書(shu) ·藝文誌》中，《論語》入“六藝略”而非“諸子略”，漢文帝時又立有“傳(chuan) 記博士”。漢儒視《論語》為(wei) “五經之錧轄，六藝之喉衿”（趙岐《孟子題辭》），東(dong) 漢時已有將《論語》納入“七經”之說。唐代石經《論語》刊刻，《論語》正式置身經典。早期的《大學》《中庸》雖存於(yu) 《禮記》之中，但影響有限；《孟子》除了趙岐《孟子注》外，亦無其他詮釋之作。而朱子的貢獻在於(yu) 使“四書(shu) ”體(ti) 係化的同時也使之經典化了：這種經典化的根據是其所承載的儒家文明的綱要與(yu) 主旨。四庫館臣言：“內(nei) 聖外王之道備於(yu) 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yu) 六經，六經之精要括於(yu) 《論語》。……故《論語》始於(yu) 言學、終於(yu) 堯舜湯武之政、尊美屏惡之訓。《大學》始於(yu) 格物致知、終於(yu) 治國平天下。《中庸》始於(yu) 中和位育、終於(yu) 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yu) 義(yi) 利之辨、終於(yu) 堯舜以來之道統。聖賢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見。”（《四庫全書(shu) 總目》“四書(shu) 類二”）隨著儒學在東(dong) 亞(ya) 世界的傳(chuan) 播，東(dong) 亞(ya) 世界形成了“從(cong) 經典出發思考”的傳(chuan) 統。11世紀以後，《四書(shu) 》在東(dong) 亞(ya) 各國都被視為(wei) 經典，成為(wei) 價(jia) 值觀念的源泉和典章製度的依據。日本古學派的伊藤仁齋甚至稱《論語》為(wei) “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shu) ”，由此可以一斑窺豹。

其三是經典的製度化。儒學的第一期發展，是五經的時代。而儒學的第二期發展，則是四書(shu) 的時代。陳寅恪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製度法律公私生活。”（《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冊(ce) 審查報告》）這一判斷不僅(jin) 適用於(yu) 中國，而且也適合東(dong) 亞(ya) 。自儒學在漢代立為(wei) 官學以後，儒家經典便成為(wei) 中國政教傳(chuan) 統的依據。11世紀以降，儒學逐漸成為(wei) 東(dong) 亞(ya) 文明主流，立書(shu) 院以傳(chuan) 播經典，設科舉(ju) 以選官取士，成為(wei) 東(dong) 亞(ya) 諸國的共同傳(chuan) 統，中國之外，尤以李朝的朝鮮，李朝、黎朝、陳朝和阮朝的越南，《四書(shu) 》的經典化與(yu) 製度化程度最深。與(yu) 此同時，《四書(shu) 》所倡導的仁義(yi) 、忠孝等價(jia) 值觀念也深入傳(chuan) 播到社會(hui) 各階層，對東(dong) 亞(ya) 各國產(chan) 生了極為(wei) 深遠的影響。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四書(shu) 》塑造了東(dong) 亞(ya) 價(jia) 值體(ti) 係，也成為(wei) 東(dong) 亞(ya) 士人的精神原鄉(xiang)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