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shu) 學的經典意義(yi) 及時代價(jia) 值

作者：馮(feng) 前林（山西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三月三十日庚寅

          耶穌2026年5月16日

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通過自然累積或者有意創作，形成了龐大的書(shu) 籍群。其中不乏經典之作，它們(men) 是民族智慧的結晶，也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曆久彌新的源頭活水。以廣義(yi) 言之，“經典”即classics，指各個(ge) 領域獨特、豐(feng) 富、深邃、權威而又流傳(chuan) 頗廣的作品，比如《老子》《楚辭》《史記》《壇經》《紅樓夢》等。它們(men) 因反映或回應時代問題產(chan) 生於(yu) 曆史的時空之中，通過世代閱讀及詮解而亙(gen) 古常新，具有超越時空的永恒價(jia) 值。以狹義(yi) 言之，“經典”特指儒家“六經”“四書(shu) ”以及擴展而成的“七經”“九經”“十三經”等。因《樂(le) 經》佚失，《詩》《書(shu) 》《禮》《易》《春秋》名為(wei) “五經”，漢武帝時設“五經博士”。雖然現代常以“四書(shu) ”“五經”並稱，但“四書(shu) ”成為(wei) 係統性的經典群遠晚於(yu) “五經”。

四書(shu) 的經典化與(yu) 四書(shu) 學的形成

《論語》在漢至唐代備受推崇，出現了馬融、鄭玄、何晏、皇侃、韓愈等思想家的大量詮釋作品，但其地位尚未等同於(yu) “五經”；《孟子》在宋以前長期位於(yu) 子書(shu) 之列；《大學》《中庸》最初隻是《禮記》中的兩(liang) 篇文章。唐中葉至宋代，四書(shu) 的命運發生了轉變。彼時以“五經”為(wei) 詮釋經典核心的名物訓詁之學已陷入瑣碎僵化之中，不能措力於(yu) 個(ge) 體(ti) 身心性命的安頓與(yu) 現實綱常秩序的鞏固，聚焦於(yu) 個(ge) 體(ti) 身心困境之超脫的佛教道教如日中天，蔚為(wei) 大觀，反觀儒學則處於(yu) 式微狀態。

具有責任感、使命感的唐宋儒者開始思索建構一種新形態的儒學——不同於(yu) 專(zhuan) 注名物訓詁的漢唐經學，而是以解決(jue) 身心性命問題為(wei) 核心並為(wei) 家國天下建設奠定價(jia) 值基礎的義(yi) 理體(ti) 係。“四書(shu) ”因蘊含豐(feng) 富的天道性命內(nei) 容而吸引了儒者們(men) 的目光，他們(men) 以此為(wei) 核心文獻進行了詮解發揮，構建了廣博而精邃的宇宙論、本體(ti) 論、心性論、工夫論、政治哲學的思想大廈。經典、思想與(yu) 時代在此交融互涉，成為(wei) 一個(ge) 鮮活的有機體(ti) 。周敦頤《通書(shu) 》是對《易》與(yu) 《中庸》思想的闡發，程頤有《論語解》與(yu) 《孟子解》，司馬光有《大學廣義(yi) 》《中庸廣義(yi) 》，楊時有《論語解》《孟子義(yi) 》與(yu) 《中庸解》等。

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四書(shu) 學”形成於(yu) 南宋朱熹。他將四書(shu) 聚合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立足於(yu) 文本又超越文本，對“心”“性”“仁”“中庸”“中和”“三綱八目”“慎獨”“誠”“敬”等觀念進行了創造性詮釋，建立起以《四書(shu) 章句集注》為(wei) 核心的四書(shu) 詮釋群，鑄造了龐大、精遂而融貫的理學體(ti) 係。在他這裏，經典詮釋與(yu) 理學建構實則一體(ti) 兩(liang) 麵。朱熹之後，雖經“慶元黨(dang) 禁”的短暫波折，但四書(shu) 學在知識精英群體(ti) 中間發展盛行起來。至元代皇慶二年，四書(shu) 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必考科目，朱熹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被列為(wei) 參考書(shu) 。四書(shu) 的經典地位通過國家製度進一步得到強化，《四書(shu) 章句集注》在使四書(shu) 經典化的過程中自身也成為(wei) 經典。

四書(shu) 學的曆史價(jia) 值

四書(shu) 學的形成與(yu) 發展具有重要的曆史價(jia) 值，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形上基礎的確立。先秦儒家也重視心、性、命以及修身養(yang) 性工夫，但尚未從(cong) 形上本體(ti) 的角度為(wei) 道德教化、社會(hui) 秩序確立基礎。以朱子四書(shu) 學為(wei) 代表的宋明理學通過四書(shu) 文本的建構性詮解為(wei) 之奠基。理學家們(men) （廣義(yi) ）以“理”“氣”或“心”作為(wei) 價(jia) 值世界的最高本體(ti) ，並對理一分殊、理與(yu) 氣、心與(yu) 理、性與(yu) 理、人心與(yu) 道心、天命之性與(yu) 氣質之性、心統性情、理欲關(guan) 係等問題進行了深刻闡發。從(cong) 義(yi) 理角度言，此時理學體(ti) 係的深邃與(yu) 精密已足以與(yu) 長於(yu) 理論思辨的佛教相抗衡，從(cong) 現實角度言，生機勃勃的儒學新形態因其可以滿足個(ge) 體(ti) 修養(yang) 以及家國和諧秩序的建立而吸引了社會(hui) 各階層的關(guan) 注，不再是“儒門淡薄”的慘淡光景。

第二，修養(yang) 工夫的豐(feng) 富。宋明學者們(men) 在挖掘四書(shu) 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龐大的工夫論體(ti) 係，這為(wei) 聖賢人格的養(yang) 成提供了多層次路徑。程朱通過對《大學》進行移文補傳(chuan) 的方式突出了格物致知的重要地位，隻有通過日積月累的格物之功，才能達至“眾(zhong)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ti) 大用無不明”的境界。程朱還重“主敬”，“敬”為(wei) 貫穿內(nei) 外、動靜、始終的一貫工夫。“誠意”則受到朱熹、王陽明、劉宗周等的普遍關(guan) 注，朱子臨(lin) 終前仍在修改《大學》“誠意章”注，陽明由於(yu) 對朱子格致說的不滿而大倡誠意，中晚年的蕺山更是以“誠意”為(wei) 工夫之首。此外，“慎獨”“戒懼”“正心”“致知”“主靜”“養(yang) 氣”等工夫理論皆得到長足的討論與(yu) 深化。

第三，教化的推廣與(yu) 普及。元代科舉(ju) 製度規定以“四書(shu) ”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必考科目，明清時期亦大體(ti) 如此。明洪武十七年禮部頒行《科舉(ju) 成式》，鄉(xiang) 試、會(hui) 試的第一場包括《四書(shu) 》義(yi) 三道、《經》義(yi) 四道，“《四書(shu) 》義(yi) 主《朱子集注》”。清乾隆時略作調整，將四書(shu) 置於(yu) 第一場，五經置於(yu) 第二場。元明清士人群體(ti) 在苦讀經典的過程中，深受四書(shu) 學義(yi) 理的影響，這對其道德素質的提升、身心性命的安頓以及政治實踐能力的提高大有裨益。此外，宋明書(shu) 院講學之風盛行，往往以四書(shu) 學為(wei) 主要教學內(nei) 容。理學家們(men) 還重視蒙學教育，將四書(shu) 學內(nei) 容以簡單易懂、易於(yu) 操作、朗朗上口的形式體(ti) 現於(yu) 蒙學讀物之中。四書(shu) 學義(yi) 理通過經筵、科舉(ju) 、書(shu) 院、家族等載體(ti) 逐漸深入人心，自上而下影響到了宋明社會(hui) 各個(ge) 領域。

四書(shu) 學的現代啟示

四書(shu) 學不是博物館中的陳列品供人追憶或欣賞，它因為(wei) 觸及人類個(ge) 體(ti) 與(yu) 群體(ti) 生活中最根本的問題而常讀常新，對當代文明社會(hui) 的建設仍具啟示意義(yi) 。

第一，人格培育。四書(shu) 學的要義(yi) 在於(yu) 教化，成就君子、賢人、聖人的人格。當今社會(hui) 在商業(ye) 浪潮的裹挾之下，許多人被異化為(wei) 功名利祿的工具，知行脫節，嫉羨爭(zheng) 競，長期處於(yu) 焦慮、恐懼、傲慢等情緒之中。四書(shu) 學義(yi) 理正是藥病良方。宋明儒者不僅(jin) 全麵而清晰地揭示了善的根基與(yu) 人的榮光，為(wei) 人們(men) 確立了為(wei) 善的信心與(yu) 希望，同時闡明了惡的來源與(yu) 去惡、治惡的工夫路徑，這不僅(jin) 能夠促使道德人格的生成與(yu) 實現，為(wei) 家庭建設、社會(hui) 構建、國家治理奠定基礎，而且可以使個(ge) 體(ti) 心靈趨向和諧與(yu) 安寧，如宋明儒討論的“孔顏之樂(le) ”與(yu) “曾點氣象”，亦如梁漱溟所說“不與(yu) 自己打架”。靈魂的安寧並非僅(jin) 僅(jin) 是幸福的指數之一，而是其本質表征。

第二，家庭建設。家庭是社會(hui) 、國家的基礎單元，故《大學》工夫係統之八條目有“齊家”一環。受物質主義(yi) 、個(ge) 人主義(yi) 、自由主義(yi) 等思潮的衝(chong) 擊，現代家庭常常出現消費競逐、情感物化、代際衝(chong) 突等現象。四書(shu) 學中蘊含豐(feng) 富的家庭倫(lun) 理內(nei) 容，恰可為(wei) 現代社會(hui) 的家庭文明建設提供借鑒。宋明儒者的共同理念是家庭教育應當以德為(wei) 先，且在道德教養(yang) 過程中，長輩須以身作則，率先垂範。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言：“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yu) 家者也。”宋明儒者亦重視童蒙教育。程頤指出：“故善養(yang) 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yang) ，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此外，還有因材施教、循序漸進、寬嚴(yan) 結合、重視實踐等教育理念與(yu) 方法，這些都值得如今處於(yu) 深度教育焦慮之中的家長深思。

第三，社會(hui) 秩序構建。四書(shu) 學所包含的“萬(wan) 物一體(ti) ”“理一分殊”“中和”等觀念對現代社會(hui) 良好秩序的構建具有啟示意義(yi) 。人與(yu) 他人、自然之間並非針鋒相對、非此即彼的角鬥關(guan) 係，而是休戚相關(guan) 的命運共同體(ti) ，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基於(yu) 此，人們(men) 一方麵要確立起使命感與(yu) 擔當意識，認識到並肩負起對這個(ge) 世界的責任；另一方麵，須以包容的心態對待其他人、民族及文化，正所謂“萬(wan)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朱熹的“理一分殊”觀也有此義(yi) ，不同事物、個(ge) 體(ti) 、文明具有不同的“理”，這些具體(ti) 的“理”都是天理的體(ti) 現。因此，須兼容並蓄，和而不同，這樣才能建立和諧友善的社會(hui) 秩序與(yu) 充滿仁愛、尊重、和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

經典詮釋是文明連續性、時代性與(yu) 創新性的體(ti) 現。我們(men) 應當不斷回到經典中來，回到四書(shu) 學中，從(cong) 中汲取解決(jue) 當代社會(hui) 問題的智慧。在此需要注意兩(liang) 點：一是不能沉溺於(yu) 概念式的純思辨研究，做“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yu) 春秋”的學問，須使四書(shu) 學重新回到時代的沃土中去，發揮其現代價(jia) 值；二是四書(shu) 學研究應真正地回應時代，而不是討好迎合時代，須立足於(yu) 文本本身，避免曲意歪解而走向庸俗投機。四書(shu) 學的意義(yi) 貫通古今，需要當代學者們(men) 與(yu) 時代緊密結合，為(wei) 中華文明建設與(yu)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作出卓有成效的探索。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