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黃宗羲與(yu) “早期啟蒙說”的再探究

——評顧家寧《時臻乎革：黃宗羲與(yu) 儒學政教秩序的轉型》

作者：梁濤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七年歲次丙午正月十六日丁醜(chou)

          耶穌2026年3月4日

顧家寧的黃宗羲研究專(zhuan) 著要由三聯書(shu) 店出版，請我寫(xie) 序，作為(wei) 他的博士導師自覺義(yi) 不容辭，也樂(le) 意為(wei) 之。家寧是2005年進入人大國學院學習(xi) 的，之後的碩士、博士也都是在國學院度過的，是地地道道的國學院“三朝元老”，在我指導的學生中，有這樣經曆的，似乎隻有他一個(ge) 。

2005年10月，人大國學院成立，因為(wei) 已錯過了招生時間，故當時的校領導決(jue) 定，允許已入學的零四、零五級學生以自願轉專(zhuan) 業(ye) 的方式加入國學院，當時“國學熱”剛剛興(xing) 起，年輕學子對國學充滿憧憬，報名人數大大超過預期，現在看來，這兩(liang) 級學生無疑也是學院成立以來水平最高的。我於(yu) 2006年初由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調入人大國學院，給這兩(liang) 級學生上了一學期課，印象很深。國學院的教學以經典為(wei) 中心，通過對經典的閱讀，訓練文字訓詁、文獻考證以及理論分析的能力，但具體(ti) 到理論分析，國學院的課程設計還是偏弱，我一般建議學生去哲學院選修相關(guan) 的課程。而家寧是從(cong) 國際關(guan) 係學院轉來國學院，係統學習(xi) 了政治學、政治哲學史等課程，本科畢業(ye) 時拿到了國學與(yu) 政治學的雙學位，為(wei) 他以後研究黃宗羲打下初步的理論基礎。

學術研究好比打井，選井比挖井更重要，同樣選題比破題更重要。這些話我經常對學生講，家寧自然也是知道的，所以他也想早早確定題目，以黃宗羲作為(wei) 未來的研究方向。我考慮到黃宗羲的貢獻在於(yu) 他的政治哲學，而家寧有較好的政治學訓練，又在國學院係統學習(xi) 了思想史、儒學史，選擇黃宗羲無疑是合適的。但我也告誡他，學術的生命在於(yu) 創新，學界對於(yu) 黃宗羲研究已有了較多的積累，出版了不少專(zhuan) 著，我們(men) 的目的不是在眾(zhong) 多的著作中再增加一部，而是超越前人，推動學術的發展。而要創新，靈感非常重要，一篇好的文章，靈感占99%，沒有靈感、好的想法，再努力也隻有1%的成就。但是當靈感出現後，要將其轉化為(wei) 成果，又要付出99%的努力，這時靈感反而隻占1%。靈感、創造力除了天賦之外，長期的鑽研、積累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麵要把黃宗羲的著作讀深、吃透，另一方麵要充分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看看在哪些方麵可以做出突破？一旦有靈感、想法出現，就要緊緊抓住不放，將其轉化為(wei) 一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做到了兩(liang) 個(ge) 99%的統一。

家寧到碩士畢業(ye) 時麵臨(lin) 選擇，我一般建議學生到外校申請讀博，不主張他們(men) 長期待在一個(ge) 學校。但家寧決(jue) 心已定，想留在國學院繼續他的黃宗羲研究，我尊重他的意見。到2014年畢業(ye) 時，已寫(xie) 出十餘(yu) 萬(wan) 字的博士論文，答辯時受到專(zhuan) 家的一致好評。在工作後的時間裏，家寧仍專(zhuan) 注於(yu) 黃宗羲的研究，他舉(ju) 辦過黃宗羲的學術會(hui) 議，不斷推出新的成果，活躍在明清哲學的學術會(hui) 議上，已成為(wei) 這一領域頗受關(guan) 注的學者。我知道家寧想寫(xie) 出一部自己滿意、也讓學界滿意的著作，所以沒有催促他盡快將論文出版、發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也不由為(wei) 他捏了一把汗。要知道目前學術界的考核製度，且不說不鼓勵，甚至根本不給青年學者“十年磨一劍”提供可能。十餘(yu) 年前，我曾在文章中發過一番感慨：

試看今日中國各大高校對科研指標化、數據化的管理方式，一篇論文的學術質量倒在其次，關(guan) 鍵要看它發表在什麽(me) 刊物上；一位學者的晉級升等，也取決(jue) 於(yu) 其論文、著作的數量多少，結果就是鼓勵大家多幹快上，什麽(me) 大課題、大項目，一兩(liang) 年就可以匆匆上馬，匆匆結項。可以肯定，這種管理方式的不良後果將會(hui) 在不遠的將來充分暴露出來。我常想，在今日這種“惡劣”的學術環境下，能否出現學術大師、出現學術名著？實在是一件值得讓人懷疑的事情。也許，在今日選擇自我放逐，明日才會(hui) 被曆史所記住。（《我的十年思孟學派研究》）

回過頭來看，今日的學術環境不僅(jin) 沒有改變，反而更加“惡劣”。在這種環境下，一個(ge) 真正的學者恐怕都要經曆一番磨礪和考驗。文中的“自我放逐”，當然是激憤之辭，我不希望任何一個(ge) 有誌於(yu) 學術的青年學者選擇自我放逐，而在以後才被曆史記住，那將是對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嘲諷。現在家寧的專(zhuan) 著終於(yu) 要出版了，我為(wei) 他高興(xing) 的同時，心中懸著的石頭也落了地。仔細算來，他博士畢業(ye) 後，又用了十一年的時間才交出學術生涯的第一份答卷。

明清之際一直是“侯外廬學派”思想史研究關(guan) 注的重點。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出現“資本主義(yi) 萌芽”，表現為(wei) 私有土地和經營性地主的勢力空前發展，城市手工業(ye) 導致農(nong) 業(ye) 和家庭手工業(ye) 分離，東(dong) 南沿海地區出現手工業(ye) 和商業(ye) 化都市，同時，明廷開放海禁帶來海外貿易的繁榮興(xing) 盛，更進一步刺激了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16-17世紀之間以“個(ge) 人自覺的人文主義(yi) ”為(wei) 特征的早期啟蒙思想，正是上述新氣象的思想反映。“早期啟蒙說”曾在學界產(chan) 生過很大影響，同時也引發了很多質疑和批評，一個(ge) 比較常見的爭(zheng) 議點在於(yu) 其過強地將中國曆史思想與(yu) 西歐相類比，以至於(yu) 有所謂“比附”之嫌。這裏問題的關(guan) 鍵，在於(yu) 曆史發展的普遍性與(yu) 特殊性。早期啟蒙說揭示了16世紀以來世界曆史發展的普遍趨勢，這一點無疑具有研究的典範意義(yi) ，也體(ti) 現了現代研究較之傳(chuan) 統學術的突破，隻不過由於(yu) 時代條件的限製，在侯先生那裏，對於(yu) 中國曆史、思想的特殊性考量的確有所不足，進而導致其對思想史具體(ti) 問題與(yu) 細節的處理難免顯得相對粗糙而留有瑕疵。事實上，重視曆史發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本是侯外廬學派思想史研究的特色，隻是由於(yu) 時代環境所限，這一原則遺憾未能在明清之際思想研究中獲得充分的落實與(yu) 實現。時至今日，如何在繼承其普遍性方向的基礎上，回到曆史的普遍性與(yu) 特殊性，對明清之際思想發展的內(nei) 在特質和趨勢做出解釋，進而重新理解、評估其價(jia) 值和意義(yi) ，就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問題。

“周秦之際”與(yu) “明清之際”構成了侯外廬先生社會(hui) 史、思想史研究中最為(wei) 關(guan) 注的關(guan) 鍵時段，前者是奴隸社會(hui) 向封建社會(hui) 的過渡，而後者則是封建生產(chan) 關(guan) 係中開始出現資本主義(yi) 萌芽。與(yu) 對古代社會(hui) “亞(ya) 細亞(ya) 生產(chan) 方式”的研究相呼應，明末清初“早期啟蒙說”的提出同樣反映了侯外廬先生對中國曆史發展的人類普遍性與(yu) 文明特殊性關(guan) 係的深刻洞察。早期啟蒙與(yu) 明清之際資本主義(yi) 萌芽研究的意義(yi) ，恰恰在於(yu) 說明中國曆史的發展雖然特殊、曲折，但並不自外於(yu) 人類社會(hui) ，隻是由於(yu) 傳(chuan) 統王權力量強大，這一過程在中國社會(hui) 的內(nei) 在演化中未能競其全功。這是曆史環境與(yu) 曆史機緣造成的挫折，決(jue) 非文化本身的宿命。

侯外廬先生強調思想史研究必以社會(hui) 史研究為(wei) 基礎，不過在實踐中，其社會(hui) 史研究總體(ti) 上強於(yu) 思想史研究，往往偏重於(yu) 強調社會(hui) 基礎對於(yu) 思想（社會(hui) 意識）的決(jue) 定作用，而非對於(yu) 思想本身的內(nei) 在精神、結構的分析。這樣的研究方式固然有其優(you) 長，其短處則在於(yu) 容易將思想簡化為(wei) 社會(hui) 意識對社會(hui) 存在的反映，而對思想本身的作用意義(yi) 重視不足，這就不免導致其對於(yu) 儒學，尤其是對宋明儒學曆史文化與(yu) 價(jia) 值意義(yi) 的整體(ti) 評價(jia) 偏於(yu) 單向化和負麵化。儒學誕生於(yu) 周秦之際，轉型於(yu) 明清之際，在“兩(liang) 個(ge) 之際”，以孔孟荀、顧黃王為(wei) 代表的真正的儒家思想者究竟如何麵對劇烈變化的社會(hui) 而思考一種理想秩序，其中如何展現了儒學自身的內(nei) 在變化與(yu) 發展？上述問題的解答，固然離不開社會(hui) 史的分析，但也同樣需要基於(yu) 思想的內(nei) 在理路解釋，如此方能給出完整的答案。在侯先生那裏，此種思想內(nei) 在理路的研究恰恰構成了一個(ge) 思考的盲點，從(cong) 而也阻礙了從(cong) 個(ge) 性視角去理解普遍性的文明形態。

在明清之際的變革浪潮中，儒學的作用和意義(yi) 是什麽(me) ？這一問題，在過去可以說是由於(yu) 時代局限而導致的思維盲點，在今天則恰恰構成了我們(men) 重新審視、發展早期啟蒙說的起點。作為(wei) 明清之際最具變革意味的思想家，黃宗羲集中呈現了明清之際思想的時代新氣象。侯先生曾經發問，從(cong) 16世紀以來，中國曆史為(wei) 什麽(me) 沒有如歐洲那樣走向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封建土地國有製以及由此產(chan) 生的專(zhuan) 製政治、特權政治。在明清之際思想家群體(ti) 中，黃宗羲對專(zhuan) 製政治的批判無疑是最為(wei) 激烈和徹底的。在近代轉型的視角下，從(cong) 儒學的內(nei) 在理路重新解讀黃宗羲的思想，可以提供一個(ge) 理解儒學自身的近代發展邏輯，以及儒家政教理想之常變的典範。侯先生反複強調，“周秦之際”與(yu) “明清之際”都處在古代維新路線的影響之下，“舊的拖住新的”“死的抓住活的”不僅(jin) 影響到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hui) ，也影響到了中國的近代化。那麽(me) 我們(men) 需要進一步追問，在儒學傳(chuan) 統中，哪些是“舊的”“死的”，哪些是鮮活而具有普遍、恒常價(jia) 值的，這在今天尤其值得深思。

當年侯外廬先生提出“早期啟蒙說”，深刻影響到學界，成為(wei) 頗有影響力的研究範式。家寧作為(wei) 侯外廬學派的新一代學人，從(cong) 反思“早期啟蒙說”入手，既繼承其所長，又有新的發展，著力於(yu) 從(cong) 儒學自身發展的內(nei) 在視角解讀明清之際黃宗羲的思想創造。書(shu) 稿看到了心性之學對於(yu) 政教變革的作用，討論黃宗羲心學作為(wei) 一種“變革形而上學”的意義(yi) ，發掘性善論對於(yu) 政治公共性的塑造意義(yi) ，對黃宗羲哲學建構提出一種政教維度的解讀。對黃宗羲的政治製度建構給出了麵向“後帝製時代”的混合政體(ti) 的定位，指出其以太學師儒作為(wei) 立法者，超越“聖王製法”的傳(chuan) 統，具有憲製意義(yi) 。上述觀點都頗具新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推進和發展，尤其是能夠從(cong) 儒學自身的內(nei) 在演化視角思考黃宗羲思想的價(jia) 值，無疑是黃宗羲研究的一部領先之作，相信每一位讀者都會(hui) 從(cong) 中獲得啟迪和收獲。

體(ti) 育界流行一句話：十枚銀牌不及一枚金牌。我想這句話同樣適用於(yu) 學術界。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一個(ge) 學者的成就，不在他發表了多少論文，出版了多少專(zhuan) 著，而在他拿到了多少學術的金牌，在多少個(ge) 學科、多少個(ge) 領域達到了國內(nei) 、國際的最高水平。學術的生命在於(yu) 創新，包括觀點的創新，方法的創新，範式的突破。對於(yu) 人文學科而言，這需要長期的積累和沉澱，更需要能夠將自己的學術研究與(yu) 對國家、民族未來命運的思考結合起來的思想高度。家寧經曆了種種磨礪，挺過了一時的失意落寞，終有所成，希望他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中，再接再厲，拿出更為(wei) 優(you) 秀的成果。

梁濤，2025年11月3日於(yu) 燕西書(shu)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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