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yu) 瞻望：關(guan) 於(yu) “鄉(xiang) 村儒學”的學理闡發與(yu) 實踐走向

作者：常檣

來源：《中國儒學年鑒》[2025年卷]“儒學實踐與(yu) ‘兩(liang) 創’研究”欄目。引文從(cong) 略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十月十四日丙午

          耶穌2025年12月3日

自跨入21世紀以來，頗具人文精神和責任意識的儒學學者一直在思考新時代儒學的使命任務。顏炳罡先生認為(wei) 儒學學者工作重心存在一個(ge) 轉向問題，他指出：“如果說20世紀的儒學問題是麵對西學挑戰努力實現自身理論的現代性轉向的話，那麽(me) 21世紀的儒學問題是儒學由理論到實踐層麵、操作層麵的轉化，到百姓生活中去落實，由知到行或者說由重知識到重行動的轉化。”這種論斷道出一眾(zhong) 學人的心聲，得到儒學界同仁的認同與(yu) 響應。2012年末、2013年初，顏炳罡、趙法生等一批儒學學者、哲學學者開始在山東(dong) 曲阜、泗水等地從(cong) 事鄉(xiang) 村教化活動，傳(chuan) 播儒家思想，弘揚傳(chuan) 統美德，正式開啟21世紀的“鄉(xiang) 村儒學”。此後，活動一直延續至今，影響不斷擴大，“鄉(xiang) 村儒學”四個(ge) 字叫得越來越響亮。2022年6月，曲阜師範大學發文成立鄉(xiang) 村儒學研究院，聘請顏炳罡先生擔任院長。該院的成立，不失為(wei) 落實梁漱溟先生“知識分子於(yu) 下鄉(xiang) 之前或後，彼此要有聯絡組織”之鄉(xiang) 建理論的一個(ge) 具體(ti) 舉(ju) 措，可為(wei) 聯絡社會(hui) 各界發揮效用。這之後，該院吸收借鑒以往好的經驗做法，把“鄉(xiang) 村儒學”由孔孟故裏擴展到整個(ge) 山東(dong) ，調動政、學、商等一切資源，陸續在濟寧曲阜市、青島城陽區、濟南章丘區、臨(lin) 沂蘭(lan) 陵縣、泰安寧陽縣、淄博高青縣、淄博沂源縣、聊城茌平區、聊城臨(lin) 清市等地開設講堂，建立基地（分院），發掘案例，培樹典型，以點帶麵，推動優(you) 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助力打造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齊魯樣板，把“鄉(xiang) 村儒學”事業(ye) 推向新的階段，“鄉(xiang) 村儒學”品牌在齊魯大地逐漸深入人心之中。2025年4月，山東(dong) 省委、省政府發布《山東(dong) 省鄉(xiang) 村全麵振興(xing) 規劃（2025—2027年）》，其中有“推動儒家文化進鄉(xiang) 村”的表述。政治導向為(wei) “鄉(xiang) 村儒學”的發展提供了頂層設計上的極大支持。

客觀來看，盡管獲得學界與(yu) 大眾(zhong) 的普遍好評，但目前人們(men) 對“鄉(xiang) 村儒學”這一概念的理解大多還停留在“隻可意會(hui) 不可言傳(chuan) ”的階段，其定位是多元不一甚至是含混不清的，既可指一種社會(hui) 文化現象，也可謂一種文化流派，還可視為(wei) 一種學術理論，甚至還可當做活動品牌、道德實踐、思想活化案例，等等。立足當下，對“鄉(xiang) 村儒學”這個(ge) 概念本身的學理探討顯得格外必要，我們(men) 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此外，我們(men) 還需加深對“鄉(xiang) 村儒學”實踐走向問題的思考與(yu) 探討，從(cong) 而為(wei) 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和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全麵展開，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和有效的行動指引。筆者不揣陋見，借此文拋磚引玉，以就教於(yu) 方家。

一、相關(guan) 學理闡發：學術史回顧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速，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帶著一種同情之理解的態度和立場，關(guan) 注鄉(xiang) 村命運走向及其曆史價(jia) 值。人們(men) 意識到，“中國社會(hui) 、中國曆史的秘密、密碼、內(nei) 核和本質，深藏在即將成為(wei) 廢墟的鄉(xiang) 村之中。”“鄉(xiang) 村儒學”活動恰為(wei) 當代學者走進鄉(xiang) 村、發掘和保護鄉(xiang) 村文化寶藏、激活鄉(xiang) 村精神偉(wei) 力提供了一種機會(hui) 和可能。人們(men) 同樣意識到，回頭研究中國鄉(xiang) 土社會(hui) 非常必要，鑒往才可知今。王學典先生便指出：“中國自古以來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都值得研究，21世紀以來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結構變遷尤其值得探討，因為(wei) 它不但構成當前鄉(xiang) 村所有問題的直接背景，而且也為(wei) 解讀以往的鄉(xiang) 村提供必不可缺的經驗基礎。”與(yu) “行動”同步進行的，一定是“研究”持續而深入地開展。關(guan) 於(yu) “鄉(xiang) 村儒學”或“鄉(xiang) 村與(yu) 儒學的關(guan) 係”的學理闡發，正是伴隨著新世紀鄉(xiang) 村文化建設實踐的進行而逐漸展開的。

“鄉(xiang) 村儒學”的興(xing) 起，與(yu) 儒學自身的經世致用特色及人們(men) 對儒學的新期待有關(guan) ，或者說，社會(hui) 新發展也要求儒學保持一種強烈的時代關(guan) 切。何懷宏先生指出，今天的中國顯然已進入到一個(ge) 以城市為(wei) 重心的社會(hui) ，這個(ge) 社會(hui) 由工業(ye) 文明乃至高科技文明所主導，儒學如何從(cong) 自己的古老智慧中吸取對現代文明的應對之方，並為(wei) 世界帶來思想借鑒，還麵臨(lin) 著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探索。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儒學除了開拓道德形而上學和發展政治哲學之外，還可以深入到各個(ge) 具體(ti) 的領域，諸如倫(lun) 理、法律、科技、鄉(xiang) 村建設和城市治理等等，在新的時代形勢下做出回應和思想貢獻。當代“鄉(xiang) 村儒學”的出現，既是儒學自身存在與(yu) 發展的內(nei) 在要求，也符合時代需求和社會(hui) 發展趨勢。目前來看，“鄉(xiang) 村儒學”已呈現出明體(ti) 達用、知行合一的典型特點，不僅(jin) 有諸多文化現象的表征，而且還有相關(guan) 文化理論的指引與(yu) 跟進。早在1937年，被視為(wei) 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梁漱溟先生便出版了專(zhuan) 著《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從(cong) “認識問題”和“解決(jue) 問題”兩(liang) 大方麵係統闡釋他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這些理論闡發，基於(yu) 他對中國社會(hui) 特點（“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立”）的總體(ti) 把握，與(yu) 他關(guan) 於(yu) 中國文化、儒學的其他相關(guan) 論著構成一個(ge) 互為(wei) 支撐的嚴(yan) 密理論體(ti) 係。後來這本書(shu) 不斷再版，成為(wei) 當代學者研究20世紀中國鄉(xiang) 村建設繞不過去的一部兼具理論分析性與(yu) 實踐指導性的重要書(shu) 作。

陳炎先生曾從(cong) 結構主義(yi) 的視野來審視儒學，客觀上為(wei) 我們(men) 把握新世紀儒學重返鄉(xiang) 村及知識分子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與(yu) 作為(wei) 提供了有益啟發。他結合學界研究成果指出，新中國成立以後至改革開放以前，農(nong) 民失去了舊有的以家庭為(wei) 主體(ti) 的生產(chan) 生活方式，他們(men) 與(yu) 儒學的聯係隻剩下了一種曆史積澱和文化傳(chuan) 統；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家庭聯產(chan) 承包製的實施和以家族血緣成分占主導地位的鄉(xiang) 鎮企業(ye) 的興(xing) 起，儒學傳(chuan) 統中某些宗法、血緣的成分又重新成為(wei) 農(nong) 民維係生產(chan) 、生活方式的精神資源。他還認為(wei) ，兩(liang) 個(ge) 動向值得注意：一是隨著城鄉(xiang) 生活水平的接近和大眾(zhong) 傳(chuan) 媒的共享，農(nong) 民階層與(yu) 市民階層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需求正在逐步接近；二是知識分子已不把儒學當成現代化的對立麵，他們(men) 企圖通過對儒學傳(chuan) 統的轉換來實現民族意識形態的延續與(yu) 更新，這將彌補農(nong) 村因缺乏文化精英而長期存在的儒學傳(chuan) 統的自在狀態。盡管我們(men) 無法判斷陳炎先生的觀點對“鄉(xiang) 村儒學”有無直接啟發意義(yi) ，但這的確解釋了“鄉(xiang) 村儒學”何以能出現並得到拓展，對我們(men) 研析“鄉(xiang) 村儒學”誕生的社會(hui) 土壤提供了有益借鑒。

21世紀“鄉(xiang) 村儒學”在山東(dong) 的興(xing) 起，與(yu) “民間儒學”“大眾(zhong) 儒學”“草根儒學”等新概念、新現象及新構想的出現有關(guan) 。顏炳罡先生自2009年在北京儒學高端論壇宣讀《民間儒學何以可能》以後，所思所想便是儒學大眾(zhong) 化、生活化、草根化的理論闡發和落地落實問題。為(wei) 此，他出版了《人倫(lun) 日用即道：顏炳罡說儒》一書(shu) 。該書(shu) 納入由舒大剛先生等主編的《大眾(zhong) 儒學書(shu) 係》。按照舒先生的介紹，2014年郭齊勇先生到四川大學作“民間儒學”的演講，促使舒大剛先生的團隊正式形成“經典儒學”與(yu) “大眾(zhong) 儒學”並行發展的構想。舒先生還提出儒學當代複興(xing) 的指導方針是“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普適性傳(chuan) 播、大眾(zhong) 化推行”。顏炳罡先生在書(shu) 中指出：“民間儒學的實質是將經生文士之學轉換為(wei) 愚夫愚婦與(yu) 知與(yu) 能之學。”他提醒當代儒學從(cong) 業(ye) 者，“讓儒學由少數知識精英的文化奢侈品而成為(wei) 百姓日常生活的向導，是當代儒者的天職。”這就說明“鄉(xiang) 村儒學”的深度參與(yu) 者和前期主導者，必定是儒學學者，如此提醒也為(wei) 專(zhuan) 家學者走出書(shu) 齋、把論文寫(xie) 在祖國大地上注入了信心，鼓舞了勢氣。此後他又發文《“鄉(xiang) 村儒學”的由來與(yu) 鄉(xiang) 村文明重建》，係統梳理了民間儒學自孔孟到梁漱溟的發展曆程，指出“鄉(xiang) 村儒學”是一種實驗和示範。其在山東(dong) 可做，在全國也可做；在鄉(xiang) 村可做，在都市更可做。此外，還有學者以“大眾(zhong) 儒學”名義(yi) 出版書(shu) 籍，這說明，儒學的大眾(zhong) 化已具備一定的社會(hui) 基礎。

趙法生、蔣國保等學者也對儒學大眾(zhong) 化、儒學進鄉(xiang) 村等話題有較為(wei) 深入而係統的思考。趙先生致力於(yu) 從(cong) 行動和理論兩(liang) 個(ge) 層麵探索新時代“鄉(xiang) 村儒學”的可能性與(yu) 必要性，一直強調要“重建鄉(xiang) 村的意義(yi) 世界”，將其當做“鄉(xiang) 村儒學”的重要使命。2024年11月16日，在首屆鄉(xiang) 村儒學魯村研討會(hui) （山東(dong) 沂源）上，趙先生以此為(wei) 題作主旨報告，他強調，要“重植鄉(xiang) 村文明的大槐樹”，把“鄉(xiang) 村儒學講堂”當做當代儒學複興(xing) 的基礎載體(ti) 。此前，趙先生還發文提出建構儒學講堂、公共祠堂、民間道堂三堂合一的教化體(ti) 係的構想，希望以此為(wei) 鄉(xiang) 土文明重建提供一條可借鑒的路徑。蔣國保先生曾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出“化士學為(wei) 民學”的構想，他把“世俗儒學”當做未來儒學發展方向，主張效法泰州學派“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綱領，推動儒學民間化、世俗化。“鄉(xiang) 村儒學”無疑可劃歸到這一主張的實踐範疇之中。廖曉義(yi) 女士是“鄉(xiang) 村儒學”的一位積極實踐者，她曾發文介紹自己所創辦的“鄉(xiang) 村儒學”實踐平台——“樂(le) 和家園”。自2008年起，她以“樂(le) 和治理、樂(le) 和生計、樂(le) 和人居、樂(le) 和禮義(yi) 、樂(le) 和養(yang) 生”為(wei) 內(nei) 容，依托地方黨(dang) 委政府和社工團隊，在四川、重慶、湖南、山東(dong) 等省份選擇試驗點，積極推動儒家智慧和理念在當代鄉(xiang) 村和社區落地生根，取得一定社會(hui) 影響和實踐經驗。她於(yu) 2014年11月，把“樂(le) 和家園”品牌引入山東(dong) 曲阜，與(yu) 曲阜市委市政府合作，共同啟動“學儒家文化、建樂(le) 和家園”工程。

筆者曾多次圍繞“儒學進鄉(xiang) 村”主題到鄉(xiang) 村調研，參加文化活動，並結合實踐發文論述“鄉(xiang) 村儒學”與(yu) 建設“宜居宜業(ye) 和美鄉(xiang) 村”之間的關(guan) 係，從(cong) 曆史、學理、實踐三個(ge) 維度闡釋了“鄉(xiang) 村儒學”的基本內(nei) 蘊，指出農(nong) 村社會(hui) 結構變化顯著、村民精神家園變得凋敝、人文學者獨具鄉(xiang) 土情懷是“鄉(xiang) 村儒學”的興(xing) 起原因，認為(wei) “鄉(xiang) 村儒學”的典型特點是：其一，是在黨(dang) 中央統籌謀劃推進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背景下開展的，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戰略性、實踐性；其二，是在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兩(liang) 創”事業(ye) 全麵展開、人民群眾(zhong) 文化自信不斷增強的背景下開展的，具有很強的人文性、社會(hui) 性、普惠性。還提出未來開展“鄉(xiang) 村儒學”的總體(ti) 目標、具體(ti) 目標及具體(ti) 舉(ju) 措。

此外，近年來，其他學者也紛紛撰文，從(cong) 不同側(ce) 麵和角度探討“鄉(xiang) 村儒學”及儒學對鄉(xiang) 村文化建設的作用。有學者指出，今日鄉(xiang) 村建設不能變成對城市化的亦步亦趨，要堅守住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本分，要在做好鄉(xiang) 村經濟建設和民生安排的基礎上，讓鄉(xiang) 村人“皆進入親(qin) 親(qin) 長長之倫(lun) 理生活的途軌中”。當代村治專(zhuan) 家也不斷強調鄉(xiang) 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如賀雪峰先生認為(wei) 應把鄉(xiang) 村建設的重點放在文化建設上，指出：“中國未來三十年鄉(xiang) 村建設和農(nong) 村工作的重點應當集中到以鄉(xiang) 村文化建設為(wei) 中心的工作上來。”這些記錄和研究，為(wei) 從(cong) 鄉(xiang) 村治理和社會(hui) 建設的角度深化關(guan) 於(yu) “鄉(xiang) 村儒學”的學理闡發營造了良好的學術氛圍，奠定了必要的理論根基，也對正在進行著的“鄉(xiang) 村儒學”實踐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啟發和指導。本文便是筆者在以往學者高論和個(ge) 人淺見的基礎上所展開的進一步討論。

二、“儒學”與(yu) “鄉(xiang) 村”何以能“合體(ti) ”

“鄉(xiang) 村儒學”概念的提出，應與(yu) 自20世紀以來儒學研究出現“派別”化趨勢有關(guan) 。早在現代新儒家第一代代表人物那裏，儒學便出現所謂的“派別”，如賀麟先生的“新心學”、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新理學”、馬一浮先生的“新經學”、熊十力先生的“新易學”等。20世紀80年代，海外新儒家重點關(guan) 注“心性儒學”及儒學的哲學闡釋，而大陸儒學學者則重點關(guan) 注“政治儒學”“社會(hui) 儒學”及儒學在社會(hui) 生活中的實踐應用，因此學術界形成兩(liang) 大研究旨趣明顯差異的學術流派。時至今日，當代儒學學者結合時代特征和個(ge) 人治學特點、學術專(zhuan) 長，又提出“新新儒學”“新仁學”“民主仁學”“仁學本體(ti) 論”“精神人文主義(yi) ”以及“情感儒學”“生活儒學”“政治儒學”“製度儒學”“社會(hui) 儒學”“生態儒學”“文化儒學”“教化儒學”“仕林儒學”“價(jia) 值儒學”“自由儒學”“企業(ye) 儒學”等概念，並著力進行理論建構。陳來先生把當代儒學形態分為(wei) “學術儒學”“文化儒學”“民間儒學”三種。也有其他學者從(cong) 不同角度提出對當代儒學的分類法，不一而足。若再往上追溯，這種現象或與(yu) 孔子去世以後，儒家內(nei) 部產(chan) 生分化有關(guan) 。除《韓非子》中的“儒分為(wei) 八”論之外，還有學者將後孔子時代的儒學分為(wei) 仁學與(yu) 禮學兩(liang) 部分，也有學者將其分為(wei) 內(nei) 聖學與(yu) 外王學兩(liang) 部分。如此說來，“鄉(xiang) 村儒學”“社區儒學”“城市儒學”等概念的出現，也就不足為(wei) 奇了。景海峰先生便曾提出，我們(men) 有必要講“新都市儒學”，因為(wei) 儒學精神有助於(yu) 構建當下都市化的社會(hui) 結構。

在探討“鄉(xiang) 村儒學”這一概念緣何能夠成立之前，首先有必要區分一對“燈下黑”的概念——“農(nong) 村”與(yu) “鄉(xiang) 村”。一般情況下，我們(men) 往往將兩(liang) 個(ge) 詞混用，可能根本不會(hui) 刻意思考二者間是否存在差別。事實上，根據筆者的觀察，二者雖可互為(wei) 近義(yi) 詞，彼此間卻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以三個(ge) 官方文件為(wei) 例。據統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鄉(xiang) 村振興(xing) 促進法》的正文中，“農(nong) 村”出現89次，“鄉(xiang) 村”出現128次；在《山東(dong) 省全麵推進鄉(xiang) 村振興(xing) 規劃（2023-2027年）》的正文中，“農(nong) 村”出現362次，“鄉(xiang) 村”出現451次；在《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guan) 於(yu) 進一步深化農(nong) 村改革 紮實推進鄉(xiang) 村全麵振興(xing) 的意見》的正文中，“農(nong) 村”出現74次，“鄉(xiang) 村”出現38次。“農(nong) 村”與(yu) “鄉(xiang) 村”在官方正式文件中同時出現，恰可說明二者含義(yi) 並不相同。具體(ti) 分析後還可發現，使用“農(nong) 村”時，大多與(yu) 經濟發展及基於(yu) 經濟發展的社會(hui) 建設有關(guan) ，比如文件中有“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現代化”“農(nong) 村經濟建設”“農(nong) 村集體(ti) 所有製經濟”“農(nong) 村土地整理”“農(nong) 村住房建設”“農(nong) 村人居環境”“農(nong) 村移風易俗”等相關(guan) 表述；使用“鄉(xiang) 村”時，大多與(yu) 文化發展、文明進步及基於(yu) 文化發展、文明進步的社會(hui) 建設、多元一體(ti) 整體(ti) 建設有關(guan) ，比如文件中有“鄉(xiang) 村振興(xing) ”“鄉(xiang) 村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鄉(xiang) 村善治”“鄉(xiang) 村旅遊”“鄉(xiang) 村生態環境”“鄉(xiang) 村幹部”“鄉(xiang) 村人才”“鄉(xiang) 村文化遺產(chan) ”等相關(guan) 表述。盡管這種區分並非是絕對化的，卻能反映出總體(ti) 特征。概言之，使用“農(nong) 村”意在強化經濟屬性，使用“鄉(xiang) 村”則意在強化文化屬性。據此可知，學者之所以使用“鄉(xiang) 村儒學”，而沒有使用“農(nong) 村儒學”，應當與(yu) “鄉(xiang) 村”這個(ge) 詞本身所獨有的文化屬性有著密切關(guan) 聯。

“鄉(xiang) 村儒學”一詞最早出自儒學學者之口，這與(yu) 他們(men) 本身的專(zhuan) 業(ye) 背景有關(guan) ，學術專(zhuan) 長自然容易使其將“儒學”作為(wei) 一切相關(guan) 言行的中心語和關(guan) 切點；但從(cong) “鄉(xiang) 村”的角度來說，或許使用“儒學鄉(xiang) 村”更為(wei) 允當，畢竟推動鄉(xiang) 村建設和治理才是一切相關(guan) 言行的最終目的。故而，跳出“儒學”來看，“儒學鄉(xiang) 村”顯然比“鄉(xiang) 村儒學”更具指向性和目的性，在“儒學”與(yu) “鄉(xiang) 村”之間，“鄉(xiang) 村”無疑當為(wei) 中心詞。但考慮到儒學學者作為(wei) 這一品牌的提出者和係列相關(guan) 活動的引領者，在過去和將來都能在鄉(xiang) 村發展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且“儒學鄉(xiang) 村”一詞還可能易讓人產(chan) 生複古、泥古的誤解，因此，我們(men) 尊重過去語言習(xi) 慣，沿襲原有表述，繼續使用“鄉(xiang) 村儒學”也是無妨的。“儒學”與(yu) “鄉(xiang) 村”能夠自然而然地“合體(ti) ”，普遍為(wei) 人所接受，且目前並未引起專(zhuan) 家學者和社會(hui) 大眾(zhong) 的非議和異議，究其理由，大概在於(yu) 人們(men) 對以下兩(liang) 個(ge) 觀念的普遍認同。

其一，鄉(xiang) 村是儒學之根，儒學離不開鄉(xiang) 村。書(shu) 記指出：“鄉(xiang) 村文明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ti) ，村莊是這種文明的載體(ti) 。”“農(nong) 村是我國傳(chuan) 統文明的發源地。”有學者認為(wei) ，“村莊，在某種意義(yi) 上，是一個(ge) 民族的子宮，它的溫暖，它的營養(yang) 的多少，它的整體(ti) 機能的健康，決(jue) 定著一個(ge) 孩子將來身體(ti) 的健康度，情感的豐(feng) 富度與(yu) 智慧的高度。”由古及今，鄉(xiang) 村承載並寄托著中華民族的根、魂、夢，滋養(yang) 並展現著中國人民的精、氣、神。沒有鄉(xiang) 村和鄉(xiang) 土文明，便不可能有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也便不可能有儒學、儒家、儒者及儒家教化。“儒學是從(cong) 鄉(xiang) 土文化沃土中提煉、升華出來的生存智慧、人生信仰、生活方式和思想學說。”儒學誕生於(yu) 中國傳(chuan) 統農(nong) 耕社會(hui) ，小農(nong) 經濟是其產(chan) 生並發展壯大的經濟基礎。儒學的價(jia) 值取向、理論特色、精神品質，因農(nong) 耕社會(hui) 而確定，由農(nong) 耕社會(hui) 所塑造。鄉(xiang) 村是儒學傳(chuan) 承發展、創新創造的實驗田和根據地，始終支撐著儒學由區域性資源變為(wei) 全國性資源，進而又變為(wei) 世界性資源，始終助推著儒學亙(gen) 古不變地走入家庭、廟堂、市井乃至人心。儒家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等和諧人際理想，原本便是對鄉(xiang) 村和美倫(lun) 理關(guan) 係的讚美和宣揚。《論語·鄉(xiang) 黨(dang) 》所記錄下的孔子日常起居場景，其實便是理想化的鄉(xiang) 村生活的縮影。

其二，儒學是鄉(xiang) 村之魂，鄉(xiang) 村離不開儒學。書(shu) 記把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稱作“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我們(men) 舍去儒學，那麽(me)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這個(ge) 概念本身便很難成立。儒學支撐著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同樣也支撐著鄉(xiang) 村的根和魂。“儒學是鄉(xiang) 村文明的精神支撐、價(jia) 值標準、行為(wei) 規範、生活方式。”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說儒學能夠擔綱這種“支撐”，而不是道家之學，也不是佛家之學？因為(wei) ，如賀麟先生所言，儒學是“合詩教、禮教、理學三者為(wei) 一體(ti) 的學養(yang) ”——具體(ti) 來說，“有詩教以陶養(yang) 性靈，美化生活”；“有禮教以磨煉意誌，規範行為(wei) ”；“有理學以格物窮理，尋求智慧”。這是其他思想學說或學術流派所不具備的經世特質和化民專(zhuan) 長。賀麟先生對儒學創立者孔子和孟子也有較高評價(jia) ，他認為(wei) ：“民族導師如孔孟，可以說是國風的範成者。”應當承認，“社會(hui) 德教是儒學的最佳定位”，“儒家在中華文化中的主導地位表現為(wei) 道德引領。”儒學盡管從(cong) 內(nei) 容上包括倫(lun) 理和社會(hui) 治理兩(liang) 個(ge) 層麵，但歸根結底乃是一種道德教化，是一種人文信仰。沒有兼具人文性與(yu) 宗教性的儒學，中國人的普遍精神世界將不複有信仰的存在，中國人也就很難構建起所謂的“共有精神家園”。早在1941年，賀麟先生便曾指出：“民族複興(xing) 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複興(xing) 。民族文化的複興(xing) ，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複興(xing) ，儒家文化的複興(xing) 。假如儒家思想沒有新的前途、新的開展，則中華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會(hui) 有新的前途、新的開展。”這就是說，中華民族的複興(xing) 離不開儒學的複興(xing) 。照此邏輯來看，立足當下，鄉(xiang) 村振興(xing) 作為(wei)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必由之路和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也就離不開儒學的複興(xing) ，換言之，鄉(xiang) 村振興(xing) 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yu) 儒學的複興(xing) 。

三、“鄉(xiang) 村儒學”概念的四個(ge) 層次

“鄉(xiang) 村儒學”具有典型的普及性、實踐性、社會(hui) 性，這顯然與(yu) 21世紀儒學學者的使命轉向有關(guan) 。顏炳罡先生指出：“從(cong) 坐而論道到起而行之，是21世紀儒家學人的重要轉向。”“21世紀儒家人物的重要使命就是使曆代聖賢的潛德幽光轉化為(wei) 顯德明光，讓儒家之遊魂重新複體(ti) ，使遮蔽了的‘良知’在每一個(ge) 人心裏再現光明，讓民族的靈根複活與(yu) 再生。”總體(ti) 來看，“鄉(xiang) 村儒學”與(yu) 其說是一種學術體(ti) 係和理論學說，倒不如說是一場道德實踐和文明行動，其十年探索，有兩(liang) 個(ge) 本質性規定，即鄉(xiang) 村的儒學化（或曰中國化）和儒學的實踐化（或曰生產(chan) 生活化）。關(guan) 於(yu) 鄉(xiang) 村的儒學化，有必要多說一點。盡管我們(men) 也看到，改革開放後儒學傳(chuan) 統開始在鄉(xiang) 村回歸，但由於(yu) 鄉(xiang) 村經濟發展的速度、程度與(yu) 其文化繁榮進步的速度、程度尚不匹配，導致鄉(xiang) 村依然存在著一個(ge) 嚴(yan) 重的去中國化、逆中國化的趨向，否則，今天我們(men) 何以會(hui) 為(wei) 村民精神家園的荒蕪感到無比擔憂？具體(ti) 來說，從(cong) 實踐指向上來看，“鄉(xiang) 村儒學”概念本身應包括以下四個(ge) 層次的內(nei) 容。

（一）在鄉(xiang) 村中傳(chuan) 播儒學。近幾十年來，隨著我國新型工業(ye) 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nong) 業(ye) 現代化速度加快和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快速發展，我國農(nong) 村經濟活力得到極大釋放，農(nong) 民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農(nong) 村社會(hui) 結構發生顯著變化。但這是一把雙刃劍，與(yu) 農(nong) 民進城和農(nong) 民物質生活提高相伴隨的，是係列負麵問題的呈現：農(nong) 民富了口袋，卻沒有富起腦袋，或富口袋與(yu) 富腦袋不相協調匹配；人居環境條件不斷變差，基礎設施建設進展緩慢，基本公共服務體(ti) 係未能實現全麵覆蓋，鄉(xiang) 村治理效能未能顯著提升；空心化嚴(yan) 重，村民年齡、性別、知識結構比例嚴(yan) 重失衡，農(nong) 村漸成荒蕪的農(nong) 村、留守的農(nong) 村、記憶中的故園。同時，在城鎮化和市場經濟的衝(chong) 擊之下，部分優(you) 秀傳(chuan) 統鄉(xiang) 土文化逐漸衰落凋零，部分傳(chuan) 統村落加速消失，人情攀比、鋪張浪費、薄養(yang) 厚葬、高價(jia) 彩禮等陳規陋習(xi) 湧現，拜金主義(yi) 甚囂塵上，道德滑坡嚴(yan) 重，是非、美醜(chou) 、善惡觀念嚴(yan) 重扭曲，精神家園和信仰世界嚴(yan) 重荒蕪，農(nong) 村精神文明建設在某些地區手段落後，形式單一，效果不明顯。為(wei) 配合黨(dang) 委政府克服以上弊病和困難，儒學學者自覺擔負起化民成俗、以文化人的職責使命，帶著鄉(xiang) 土情、書(shu) 生誌、公益心，以“不怕慢就怕站”的心態和姿態，主動走進鄉(xiang) 村，走向田間地頭，把身段放低，把心情放平，用老百姓聽得懂、易接受的語言，傳(chuan) 播孝、悌、忠、信、禮、義(yi) 、廉、恥等儒家基本理念，綿綿用力，久久為(wei) 功，以此逐步提高村民的道德水準、思想覺悟，增強他們(men) 的文化認同和倫(lun) 理共識。客觀來看，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正印證了梁漱溟先生的一個(ge) 觀點：“在都市過剩的知識分子，好像沒得用處；然而挪到鄉(xiang) 村來，其作用自現。”顏炳罡先生鼓勵“鄉(xiang) 村儒學”團隊成員道，儒學推廣是人人能行、人人可行、能行則行、當下即行。依托曲阜師範大學鄉(xiang) 村儒學研究院，山東(dong) 目前已基本建立起一個(ge) 隊伍相對穩定、以傳(chuan) 播儒學價(jia) 值理念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鄉(xiang) 村儒學”誌願服務團隊。

（二）以儒學促進鄉(xiang) 村振興(xing) 。根據國家鄉(xiang) 村振興(xing) 規劃，鄉(xiang) 村全麵振興(xing) 包括產(chan) 業(ye) 振興(xing) 、文化振興(xing) 、生態振興(xing) 、組織振興(xing) 、人才振興(xing) 五個(ge) 方麵。鄉(xiang) 村振興(xing) 要實現塑形與(yu) 鑄魂“雙豐(feng) 收”。麵向社會(hui) ，儒學所起到的作用是“百姓的教化”和“價(jia) 值的落實”，“鄉(xiang) 村儒學”在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多個(ge) 方麵都大有可為(wei) 。以儒學促進鄉(xiang) 村文化振興(xing) 應是“鄉(xiang) 村儒學”的重中之重，其主要任務除了上麵所提及的傳(chuan) 播儒學理念之外，還應包括：將儒學理念恰當融入鄉(xiang) 村文化活動，以儒學及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涵養(yang) 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探索儒學與(yu) 鄉(xiang) 村德治及文明鄉(xiang) 風建設工程有機結合的實踐路徑等。但形式上的文化植入、文化引入，並不是真正的文化回歸。“真正的‘文化回歸’並不僅(jin) 僅(jin) 指形式上的東(dong) 西，它應該是對整個(ge)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生活方式、習(xi) 俗、道德觀進行重新思辨，並賦予它新的生命力。”而以儒學促進鄉(xiang) 村組織振興(xing) ，應以培養(yang) 一個(ge) 能夠自覺貫徹落實黨(dang) 的文化政策、主動引導村民不斷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黨(dang) 組織為(wei) 首要目標；以儒學促進鄉(xiang) 村人才振興(xing) ，應以培養(yang) 一支認同並自覺踐行儒學價(jia) 值理念的誌願者隊伍為(wei) 重要目標，確保他們(men) 能夠將若幹位儒學學者的好想法落地生根，將其好做法複製擴大，把“鄉(xiang) 村儒學”的成效由“雨過地皮濕”轉化為(wei) “雨過池水滿”。

（三）實現儒學與(yu) 鄉(xiang) 村的互利共生。以上兩(liang) 個(ge) 方麵的討論，是以儒學為(wei) 主體(ti) 而展開。換個(ge) 角度來看，我們(men) 認為(wei) 鄉(xiang) 村對儒學傳(chuan) 承發展與(yu) 創造轉化同樣能夠起到不可忽視的助益作用。這就涉及到儒學與(yu) 鄉(xiang) 村的互動問題。顏炳罡先生曾提出“儒學與(yu) 當代社會(hui) 雙向互動”的話題，指出：“儒學與(yu) 當代社會(hui) 的雙向互動，對儒學言是如何‘古為(wei) 今用’和‘由用致新’的問題。由儒學指向當代社會(hui) 是古為(wei) 今用，由當代社會(hui) 指向儒學是由用致新。”以鄉(xiang) 村為(wei) 主體(ti) 來看，鄉(xiang) 村經濟發展、社會(hui) 進步可為(wei) 儒學創新轉化提供更多機會(hui) 和平台，可為(wei) 儒學經世致用提供更多借鑒和參考，可為(wei) 儒學理論闡發提供更多案例和證明。應當看到，“改善農(nong) 民的整體(ti) 處境，才能有道德的回歸。”前文所言鄉(xiang) 村離不開儒學、儒學也離不開鄉(xiang) 村，恰也說明二者相互依賴，不可分割。以儒學為(wei) 主體(ti) 來看鄉(xiang) 村，二者的互動結合是樂(le) 觀積極的；而以鄉(xiang) 村為(wei) 主體(ti) 來看儒學，二者的互動結合同樣也是振奮人心的。因此實現儒學與(yu) 鄉(xiang) 村之間的共生共贏也便成為(wei) “鄉(xiang) 村儒學”的題中之義(yi) 、應有之舉(ju) 。“鄉(xiang) 村儒學”參與(yu) 者應充分考慮並設計鄉(xiang) 村對儒學的回饋機製，把鄉(xiang) 村對儒學本身傳(chuan) 承發展的貢獻作為(wei) 一種重要的實踐追求與(yu) 行動目標，畢竟，互利共贏才能保證“鄉(xiang) 村+儒學”模式行穩致遠。

（四）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與(yu) 新時代社會(hui) 治理的有機融合。一方麵，儒學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流，決(jue) 定著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底色和本色。如梁啟超先生所言：“研究儒家哲學，就是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文化，以儒家道術為(wei) 中心，所以能流傳(chuan) 到現在。”作為(wei) 道德的理想主義(yi) 和生活的智慧學之儒學，最有優(you) 勢和資格來代表整個(ge)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yi) 、尚和合、求大同”的價(jia) 值偏好和核心理念，無一不出自儒學。另一方麵，鄉(xiang) 村可謂是開展新時代社會(hui) 治理的一塊重要試驗田，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離不開鄉(xiang) 村治理的有效開展和有序推進。“儒學下鄉(xiang) ”隻是儒學參與(yu) 社會(hui) 治理的第一步，下一步還應有“儒學進城”，“儒學發展的真正空間是在城市”，“儒學的價(jia) 值主要在於(yu) 把一個(ge) 陌生人社會(hui) 變成熟人社會(hui) ，使人性回歸，節省社會(hui) 治理成本。”難怪林語堂先生把儒學說成是“都市哲學”和中國人的“工作姿態”。所以說，結合以上兩(liang) 個(ge) 方麵，從(cong) 更大範圍上來看，儒學與(yu) 鄉(xiang) 村的互利共生將有力促進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與(yu) 新時代社會(hui) 治理的有機融合，“鄉(xiang) 村儒學”的終極目標應當是為(wei) 融合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與(yu) 新時代社會(hui) 治理做出實際貢獻，提供成功案例。這也是“鄉(xiang) 村儒學”的最大貢獻和最高境界。

四、未來開展“鄉(xiang) 村儒學”的著力點

開展“鄉(xiang) 村儒學”，當然就需要參與(yu) 者人人都爭(zheng) 做一個(ge) 真正的儒者。賀麟先生說：“儒者就是品學兼優(you) 的人。”這就需要儒者同時具備良好的道德素養(yang) 和過硬的學識、高明的智慧。一種重要的文化流派或文明形態，都兼具兩(liang) 種立場：一是仰視立場，具體(ti) 表現為(wei) 對整個(ge) 人類的傾(qing) 情愛護、真切尊重；二是俯視立場，具體(ti) 表現為(wei) 對人類社會(hui) 的深刻洞察、全麵把握。以儒學為(wei) 例，其一方麵主張待人以仁愛，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論語·衛靈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另一方麵主張入世以智識，強調“博學於(yu) 文，約之以禮”（《論語·顏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wei) 政》）。前一個(ge) 方麵可對應“仁”，後一個(ge) 方麵可對應“知”（“智”），二者結合便是“品學兼優(you) ”，而“禮”“信”“義(yi) ”等觀念則全都貫穿在二者之中。照此來說，“鄉(xiang) 村儒學”就不是惠澤某個(ge) 人或某個(ge) 小群體(ti) 的事業(ye) ，其最終走向必然將與(yu)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吻合在一起，同時，這一事業(ye) 也必定需要我們(men) 堅持係統的眼光、統籌的思維和全盤的謀劃。

書(shu) 記在黨(dang) 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全麵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nong) 村。”作為(wei) 高度關(guan) 注社會(hui) 發展進步並致力於(yu) 構建和諧美好社會(hui) ，以經世致用、化民成俗而見長，且始終兼顧仰視世人、俯視人世兩(liang) 種立場的思想學說，儒學必然也必須要與(yu) 這個(ge) 時代“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建立起緊密的聯係。“鄉(xiang) 村儒學”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鄉(xiang) 村儒學”團隊擔負著神聖的時代使命。也需注意的是，“鄉(xiang) 村儒學”團隊在參與(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和社會(hui) 治理的過程中，不可能包治一切、包攬一切，應突出重點、發揮優(you) 長，且要實現頂層設計和實踐探索的有機統一。筆者曾發文指出，未來“鄉(xiang) 村儒學”的開展應確立的總體(ti) 目標是：淳化鄉(xiang) 風民俗，引導向善向上，重塑鄉(xiang) 土文明，構建精神家園。應采取的具體(ti) 舉(ju) 措是：一是把牢規範發展的政治方向，凝聚助力複興(xing) 的價(jia) 值共識；二是轉化以文化人的科研成果，增進扶誌潤心的民生福祉；三是做強融入生活的實踐平台，構建協同推進的命運共同體(ti) 。這個(ge) “共同體(ti) ”，應是一個(ge) 以黨(dang) 委政府為(wei) 主導、專(zhuan) 家學者為(wei) 智庫、人民群眾(zhong) 為(wei) 主體(ti) 的“三位一體(ti) ”格局。進一步來講，應重點把握好以下幾個(ge) 關(guan) 鍵字，以此作為(wei) 開展“鄉(xiang) 村儒學”的著力點和落腳點。

（一）突出一個(ge) “德”字。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論語·裏仁》）“以德報德。”（《論語·憲問》）儒學中具有豐(feng) 富的德治思想，引導人們(men) 在處理各種社會(hui) 事務、協調各類人際關(guan) 係時，做到仁義(yi) 禮智信、溫良恭儉(jian) 讓。德治的前提和基礎是德育，德育的方向和成果是德治。就本質而言，在鄉(xiang) 村推廣儒學，並非是一種知識性的教育，而是一種道德性的教育、價(jia) 值觀教育，其目的在於(yu) 紮實推進個(ge) 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ye) 道德、社會(hui) 公德建設，持續提高村民的人文素養(yang) 、道德水準、精神境界。“鄉(xiang) 村儒學”在推動以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涵育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上肩負著義(yi) 不容辭的職責使命，在這一過程中，應結合落實《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等重要文件，重點在鄉(xiang) 村倡樹孝老愛親(qin) 、親(qin) 仁善鄰、敬業(ye) 樂(le) 群、勤勞致富、懲惡揚善、扶危濟困、見義(yi) 勇為(wei) 、精忠報國等中華傳(chuan) 統美德。有學者指出：“要形成良好的社會(hui) 秩序，就需要有一個(ge) 士君子共同體(ti) 。”這個(ge) 所謂的“士君子共同體(ti) ”也就是一個(ge) “道德共同體(ti) ”“文化共同體(ti) ”。

（二）追求一個(ge) “和”字。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 》）有子說：“禮之用，和為(wei) 貴。”（《論語·學而》）有學者把儒家的“和”文化視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對世界文化所做出的一項突出貢獻。儒家曆來追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社會(hui) 理想，崇尚“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的政治理念，致力於(yu) 實現各種關(guan) 係的和諧相融。梁漱溟先生曾說：“到了社會(hui) 主義(yi) ，恐怕就要大家都來講究孝悌慈和，……把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搞好，這是未來社會(hui) 主義(yi) 裏頭的問題。……這個(ge) 我就謂之‘中國文化複興(xing) ’。”開展“鄉(xiang) 村儒學”當然要以“和”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行動方向。鄉(xiang) 村儒學未來可深入探索鄉(xiang) 村德治、法治、自治的有機結合，“繼續拓展將儒學與(yu) 農(nong) 村組織建設相結合的可能。”舉(ju) 一例。2024年9月，曲阜師範大學鄉(xiang) 村儒學研究院曾組織專(zhuan) 家到青島城陽區考察調研儒學與(yu) 基層治理、基層服務相融合的情況。近年來，該區積極貫徹文化“兩(liang) 創”方針，自覺把以“和”為(wei) 代表的儒學價(jia) 值理念融入村民（居民）之中。該區以“一堂課”“一節操”“一餐飯”為(wei) 文化“兩(liang) 創”的抓手和載體(ti) ，著力追求和諧——一堂文化潤心課助推著家庭建設，有利於(yu) 促進人際關(guan) 係的和諧；一節中醫養(yang) 生操兼顧著強身與(yu) 修心，有利於(yu) 促進身心關(guan) 係的和諧；一餐孝老暖心飯彰顯著黨(dang) 組織的關(guan) 懷，有利於(yu) 促進幹群關(guan) 係的和諧。同時應特別注意，追求鄉(xiang) 村和諧切忌不加調研和論證的盲目作為(wei) ，要因地製宜、因時製宜，不可一刀切、主觀化。筆者曾與(yu) 一位具有基層工作經驗的幹部交流，表達出擬鼓勵並幫助鄉(xiang) 村中的大家族去挖掘提煉家風家訓，以此作為(wei) 傳(chuan) 承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之亮點舉(ju) 措的想法，但卻遭到否定，理由是，在當下鄉(xiang) 村過於(yu) 強化家族觀念，很可能會(hui) 破壞黨(dang) 的集中統一領導，不利於(yu) 黨(dang) 組織開展基層治理工作。顯然，筆者的思考尚屬想當然的紙上談兵，未做到理論聯係實際。

（三）把握一個(ge) “創”字。《大學》中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說：“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wei) 政》）“鄉(xiang) 村儒學”在傳(chuan) 承發展儒學及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過程中，要與(yu) 時偕行、守正創新。創新發展、創造轉化，既是從(cong) 事社會(hui) 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開展文化事業(ye) 的題中之義(yi) 。開展“鄉(xiang) 村儒學”，有的鄉(xiang) 村選擇以節慶文化為(wei) 契機和抓手，不失為(wei) 一個(ge) “方便法門”。不論是人文節日，還是自然節日（節氣），都寄托著人們(men) 的某種良善情感，節日不失為(wei) 人之某種情感在特定時間甚至特定空間的集中表達，其在強化人之情感方麵可發揮獨特功能。有學者指出：“傳(chuan) 統節慶及其包含的文化觀念，構成了中華民族的集體(ti) 記憶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的根與(yu) 魂，至今仍影響著國人的言行舉(ju) 止。”“傳(chuan) 統節慶蘊含的鄉(xiang) 土文化源脈是文化記憶的重要空間和時間節點，是鄉(xiang) 土文化的物質載體(ti) 和外在形式。”國家自2018年起設立“中國農(nong) 民豐(feng) 收節”（秋分日），便是從(cong) 政府層麵引導人們(men) 關(guan) 注“三農(nong) ”、熱愛鄉(xiang) 村和鄉(xiang) 土文明的一項重要舉(ju) 措。目前來看，從(cong) 形式和內(nei) 容兩(liang) 個(ge) 方麵來創新傳(chuan) 統節日也成為(wei) 一種新的趨勢。如有的鄉(xiang) 村把重陽節打造成“老年節”，村委組織老年人集體(ti) 過節；還有村莊創新了節日類型，因事製宜設立“忠孝文化節”“鄰裏節”“家園日”等新節日，受到村民歡迎，值得學習(xi) 借鑒。

（四）展現一個(ge) “美”字。孔子說：“裏仁為(wei) 美。”（《論語·裏仁》）他對韶樂(le) 的評價(jia) 便是“盡美”“盡善”。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征程中，“既要物質富足，也要精神富有。”“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這是我們(men) 的現代化區別於(yu) 西方現代化的重要方麵。”傳(chuan) 承儒學核心價(jia) 值理念，既要上牆，更要入心，既要捧在手上、頂在頭上，更要放在心上、落實到行動上；基層文化建設，既要展現出環境美，也要呈現出行為(wei) 美，更要表現為(wei) 心靈美。這就需要兼顧“硬件”建設和“軟件”建設。鄉(xiang) 村內(nei) 綠樹成蔭，花草繁盛，運動廣場、健身器材、兒(er) 童遊樂(le) 區等公共設施得到精心規劃，車輛停放有序，垃圾分類有效實施，文化景觀設置科學合理，如此才能營造出宜居宜業(ye) 的鄉(xiang) 村環境。持續開展誌願服務、鄰裏互助、文藝匯演、國學講座等活動，傳(chuan) 遞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如此方可讓村民在潛移默化中得到有益的精神滋養(yang) 。從(cong) 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的角度來看，“鄉(xiang) 村儒學”深度融合“硬件”和“軟件”建設，同步提升環境美和心靈美，兼顧物質富足和精神富有，無疑將大大加速宜居宜業(ye) 和美鄉(xiang) 村的建設步伐。

（五）延續一個(ge) “愛”字。孝老愛親(qin) 、尊老愛幼是培樹良好個(ge) 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ye) 道德、社會(hui) 公德的重要內(nei) 容之一。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講究“差等之愛”，由愛家庭到愛家鄉(xiang) ，再到愛國家、愛世界，是合乎人情、人性、人倫(lun) 的一種道德實踐邏輯。也可以說，愛國家、愛世界，需從(cong) 愛家鄉(xiang) 、愛親(qin) 人開始。在此提出一個(ge) 觀點：親(qin) 情的最高境界是持久熱情。這就是說，盡管親(qin) 情的表現形式是多樣多元的，但能夠給予親(qin) 人持久的關(guan) 懷和愛護才是最值得我們(men) 期待和讚許的舉(ju) 動，如此情感或許平淡無奇卻愛意綿綿，中國傳(chuan) 統鄉(xiang) 土社會(hui) 不乏這般親(qin) 情，儒家倫(lun) 理也以此為(wei) 最基本的呈現形式。“鄉(xiang) 村儒學”一項重要使命便是聚力頌揚並傳(chuan) 承這樣的親(qin) 情，把“父子有親(qin) ”這一核心人倫(lun) 原則守護好、傳(chuan) 承好。還需意識到，新時代鄉(xiang) 村家庭建設，除繼續倡行中華傳(chuan) 統家庭美德之外，還可擴展為(wei) 一種“家園建設”，也就是說，我們(men) 既要經營好家庭這個(ge) “小家園”，也要建設好鄉(xiang) 村這個(ge) “中家園”，還要建設好作為(wei) “大家園”的國家和世界。“鄉(xiang) 村儒學”是一項發現“愛”、保存“愛”、延續“愛”的神聖事業(ye) ，對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至關(guan) 重要，可深度參與(yu) 到“愛”的事業(ye) 中去。有的舊村改造進展得比較好的鄉(xiang) 村，依托黨(dang) 組織建立了鄉(xiang) 村記憶館，集中收藏傳(chuan) 統鄉(xiang) 村生產(chan) 生活中的各種老物件，讓鄉(xiang) 愁得以慰藉，讓回憶得以保留，讓愛鄉(xiang) 之情得以延續。如，若幹年前，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秘書(shu) 處派駐德州市夏津縣新盛店鎮拐爾莊村第一書(shu) 記，發揮獨特幫扶優(you) 勢，調動當地資源力量，在該村創辦公益文化品牌“孔子學堂”，建立鄉(xiang) 村記憶館，得到社會(hui) 各界一致好評。

五、結語

本文在拙作《論鄉(xiang) 村儒學與(yu) “宜居宜業(ye) 和美鄉(xiang) 村”建設》基礎上，圍繞“鄉(xiang) 村儒學”概念本身進行了進一步探討。全文分為(wei) 學理闡發與(yu) 應用對策兩(liang) 部分。其中，第一、二、三部分都屬於(yu) 學理闡發，第一部分為(wei) 學術史回顧（或學術綜述），第二部分重點討論“鄉(xiang) 村”和“農(nong) 村”的區別及“鄉(xiang) 村”和“儒學”結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三部分為(wei) “鄉(xiang) 村儒學”的層次論（或境界論）；第四部分屬於(yu) 應用對策（或實踐走向），把未來開展“鄉(xiang) 村儒學”的著力點歸納為(wei) “德”“和”“創”“美”“愛”五個(ge) 字。

但我們(men) 也需要正視“鄉(xiang) 村儒學”在理論和實踐發展上所存在的不足。在學理闡發方麵，目前學界對儒學時代價(jia) 值與(yu) 當代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關(guan) 係、儒學傳(chuan) 承與(yu) 中央及地方鄉(xiang) 村政策的關(guan) 係等方麵的探討還不足，相關(guan) 文章偏少，相關(guan) 論述還不夠深刻，有待持續加強，畢竟“不入主流，難成一流”，在當下由製度和政策主導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進程中，“鄉(xiang) 村儒學”事業(ye) 不可能脫離國家相關(guan) 政策和製度而獨立開展；在實踐發展方麵，目前還存在義(yi) 工隊伍不健全、宣傳(chuan) 推廣與(yu) 交流合作平台影響力偏弱、跨界合作力度不大、經費緊張等諸多方麵的問題，有待廣大學者在坐足“冷板凳”、深入思考、全麵記錄之後，走出書(shu) 齋，參與(yu) 協調整合各方優(you) 質資源，做好人財物調配方麵的頂層設計，紮紮實實把論文寫(xie) 在祖國大地上。

概而言之，新時代的“鄉(xiang) 村儒學”絕不僅(jin) 僅(jin) 是一套理論學說，也不僅(jin) 僅(jin) 是一場義(yi) 理辯解，而更應當是一種活潑潑的文化實驗、道德實踐和社會(hui) 革新活動。在大力推進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兩(liang) 創”、全麵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時代背景下，搞清楚“鄉(xiang) 村儒學”的實然之舉(ju) 和應然之義(yi) ，在此基礎上邊記錄邊實踐，邊總結邊謀劃，不僅(jin) 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jia) 值，還具有極其重要的社會(hui) 意義(yi) ，不僅(jin) 有利於(yu) 文化事業(ye) 的繁榮發展，還可大大促進當下社會(hui) 全方位的高質量發展。放眼未來，“鄉(xiang) 村儒學”事業(ye) 大有可為(wei) ，值得長期關(guan) 注與(yu) 參與(y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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