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笑非先生《漢學讀本》序
    作者：齊義虎（西南科技大學）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年12月18日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大夥兒麵前應有盡有，大夥兒麵前一無所有；大夥兒正在直登天堂；大夥兒正在直落地獄。”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這段話一個半世紀之後讀來依舊讓我們有身臨其境、心有戚戚的感慨。這本是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曆史寫照，映射的卻有我們當下的影子；這分明是英國倫敦與法國巴黎的時代素描，隱約間卻可看見今日中國的模樣。
    
    曆經三朝150多年前赴後繼的救亡圖存努力，各種主義在中國走馬燈似地不斷被引進試驗，為什麽還會走成今天這個樣子？難道我們轉了一圈又回到近代中國的起點了嗎？就在《雙城記》出版的1859年，中國卻經曆著起自國內的太平天國運動和來自國外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內外交困的滿清政府一麵殘酷無情地鎮壓國內起義，一麵卻卑躬屈膝地向侵略者求和。巨大失敗的刺激讓清廷走上了洋務運動的自改革之路，由此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大變遷，其曆史影響延續至今。
    
    表麵上看近代以來中國麵臨的問題主要來自外部，即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經濟和軍事侵略，似乎隻要中國具備了強大的抵抗外侮的實力，一切就都可以恢複原狀了。照此理解，中國的應變之策與努力方向就是最大可能地獲得力量，所以才有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藥方。費正清的“刺激——反應”分析模式大體上便屬於此類曆史認知。但外因終究隻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關鍵。中醫裏有內傷外感之說，即外邪之所以能入侵成病實乃內部正氣虛損、免疫力低下所致。故要治愈此病先須內扶正氣，正氣足自然外邪消，恢複健康。治一人之病當如此，治一國之病亦當如此。
    
    那麽中國的內傷病根到底在哪裏呢？欲探究此問題我們就不能僅僅溯及1840年，而是要上溯到1644年。這一年崇禎帝煤山殉國，吳三桂引狼入室，滿清遂竊據中原。亡國後的明朝士大夫們在思考，大明亡國亡在何處？最直接的原因或許是明末政治上的黨爭，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學術上的敗壞。下流無恥的八股先生自然無足道哉，最可痛恨的便是一群上流無用的道學先生，隻知袖手談心性，百無一用是書生。“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李恕穀先生語）於是陽明末學那套明心見性的空談漸被拋棄，夏峰、二曲、梨洲、亭林、習齋諸先生都開始專講經世致用之學，此為鼎革之際學術上之一大轉變。
    
    但隨著滿清統治的逐漸穩定，這種儒學（包括經學、史學、理學）內部的自我更新趨勢卻沒能繼續下去。作為一個外來的異族政權，滿清以剃發易服滅漢人之威，以學宮臥碑鉗漢人之口，以柳條鎖邊禁漢人之足，以文字興獄懾漢人之膽，以四庫編書困漢人之誌，以八股取士買漢人之心。於是在重重高壓之下明末剛剛蘇醒的經世致用之儒學到清代一下子又變成了死一般沉寂的咬文嚼字之儒學，這也就是清代的訓詁、考據之學。其學自稱漢學，卻全無漢學通經致用的恢弘氣度，不過是以故紙堆作為逃避之所罷了。亭林先生“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為學之訓也漸漸被乾嘉學者的“勞神於文、藏己有術”所取代。
    
    清代樸學本以訓經、釋經始，卻以疑經、反經終。前有閻若璩、姚際恒等人開其端，考訂古文尚書之真偽，其流風所及以至於遍疑群經，就連學主今文的康有為都要借用此法來寫作《新學偽經考》。雖然後來錢穆先生有《劉向劉歆父子年譜》一書專門反駁康有為的偽經說，今人張岩先生有《審核古文尚書案》一書推翻閻若璩的所謂定案，但閻康等人的疑經辨偽在當時卻極大地破壞和撼動了儒學經典的權威性。其結果就是民國伊始就廢除了讀經與祀孔，到新文化運動幹脆喊出了禮教吃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對經學的解構向史學的蔓延便產生了顧頡剛等人的疑古學派，而胡適的整理國故更是將中國的傳統經典一概視為等待檢驗的死物。對儒學經典的推翻和對三代曆史的質疑，不啻挖了中國傳統的祖墳、刨了華夏文化的靈根，新文化運動之後的中國徹底走上以夷變夏之路誠有以哉。
    
    終清一代，儒學內部大多數時間都處於漢宋學、今古學的無味爭辯之中，徒然內耗、自我解構，道鹹之後更是走入窮途末路。此時恰又遇到洋夷入侵、西學東漸，麵對著國難日急的局麵，儒林士大夫雖然經世致用之誌複切，然內部的學術空虛早已不足以支撐其應付此疾風驟雨般的外部衝蕩。最終學術畸形造成的結果就是政治無力，對於撲麵而來的強勢西學，支離破碎、奄奄一息的儒學早已喪失了融會貫通的消化吸收能力。於是在體內正氣虛弱的情況下我們迫不得已走上了以夷攘夷的歧途。
    
    所謂以夷攘夷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雖可以一時幫助我們擊退外夷，但其代價卻是自身的夷狄化。外部的夷狄內部化，有形的夷狄無形化，果真如此則我們雖勝尤敗。陽明曾雲：“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如理，攘外部之夷易、攘內部之夷難。夷狄之道的然而日章，文武之道暗然而日亡。整個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逐漸丟失自我之文明主體性並不斷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隻可惜西方的真理也並不真，假冒偽劣的歪理邪說倒是被我們引進了不少。從清末的君主立憲（學日德）到民初的議會內閣（學法國），從國民黨的權威主義（學納粹德國）到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學共產蘇俄），雖花樣翻新卻都未能給中國人確立民極。國朝前三十年之社會主義與後三十年之市場經濟的斷裂，亦尚未得到實踐上的有效協調和圓融貫通。也正是因此我們今天才會再次麵臨狄更斯的彷徨跟矛盾。
    
    今日之中國，抬眼燈紅酒綠，俯首遍地腥臊，小民任人魚肉，大款率獸食人。這已經不僅僅是夷狄化的問題了，而且更麵臨著禽獸化的危險。其實不惟中國，這也是整個人類的存在危機。對此我們儒家能做些什麽？笑非先生在書中有言：“當此禮樂為齏粉時，儒生念周公之心，而堅信王道永存。思夫子之誌，而知人心可用。則周公明堂斧依，就如佛家極樂世界；夫子春秋決獄，一如耶教末日審判。抱孤忠於斯世，堪寂寞於一隅，誠不易也。然而先王先師之心，炳如日月，人生於是無憾矣。”（見《漢魂略說》）
    
    壯烈哉斯言！沉痛哉斯言！身為儒生，生當此世，我們不僅要堅信王道之永存，更要推動王道之重建。近世西人信奉人權（自然權利），由人權而集合為主權，由主權而為民服務，故民主政治純為一功利政治。與之不同，我儒家崇信天命（自然正義），由天命而下降為王道，由王道而為民立極，乃是一教化政治。今日人類之存在危機恰在於現代政治隻講功利而沒有教化，以至於人欲膨脹而天理遁形。故以王道超越民主乃是我們走出現代性困境（即夷狄化、禽獸化）的唯一可能。而中國近400年來之內傷也正是異族政權專製之下的王道缺失，這才是我們近代失敗的根本原因所在。近代國人由反清而反儒乃是錯怪了祖宗。
    
    從以夷攘夷的歧途回歸尊王攘夷的正道，這是我們中國人走了150年彎路之後才醒悟的道理，而這裏的尊王也就是要尊大王道。然王道之息已愈六甲子，未可一朝複興，先要以學術涵養為主。世道之亂源於風俗敗壞，風俗之壞源於人極坍塌，人極坍塌源於教育錯亂，教育錯亂源於經術不明。故我們今日不光要走出疑古時代，更要走回尊經時代，以經學的經世致用超越理學、心學的空談心性，超越樸學的餖飣考證，更超越西學的固步自封，這才是對周公之誌、孔子之學的真正繼承。
    
    笑非先生的《漢學讀本》可以說正是應此而作。其書分為四部，漢學與公羊旁議兩部皆為經學義理之闡發，時文一部則是依據經義對於現實問題之回答，教育一部乃是對當下之經典教育恢複問題的經驗心得之談。讀此書者或可於經義二部明其理，於時文一部曉其事，於教育一部力其學。以教育涵養學術，而後學術有成；以學術指導政治，而後政治有方；以政治化育百姓，而後百姓有極，如此則王道行矣。故儒學欲複興，今日之急務正在於學術與教育。有教學方有人才，有人才方有事業，有事業方有王道。道在事中，事在人為，人由學成。是故學能弘人、人能弘道。
    
    今夏在滬上朋來堂暑期會講，與笑非先生初次相見。其人簪髪深衣、恂恂如也，有古君子之風。因我們同為道裏書院之管理員，雖是初識卻在網上神交已久。先生在道裏書院所發表之文章每每拜讀，受教良多。之後先生之《漢學讀本》入選儒生文叢第二輯，十月索序於餘。餘感先生滬上贈書，無以為報，故不揣譾陋，草成此文，贅於篇前，為諸君讀者略陳此400年學術政治之大體流變，聊以為讀此書之背景雲耳。
    
    壬辰年季秋天津齊義虎序於西蜀四毋齋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