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庸》經筵進講與(yu) 帝王修己治人

作者：王 琦 劉美芳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4期

內(nei) 容摘要：《中庸》經筵進講及其向最高層的傳(chuan) 播，是研究宋代《中庸》學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從(cong) 邢昺為(wei) 真宗講《中庸》、到仁宗以之賜新及第進士，再到真德秀為(wei) 理宗讀《中庸》，並成為(wei) “四書(shu) ”之一，《中庸》思想不斷被詮釋與(yu) 挖掘。其“凡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道德性命之說、執中以致和等思想，成為(wei) 帝王修己治人的重要資源與(yu) 價(jia) 值源泉。經筵官們(men) 切近人君，義(yi) 理解經，主旨明確、、反複開陳、說理透徹、有的放矢、指陳時政等方式，加深了帝王對《中庸》的認同與(yu) 理解，促進了其官學化、社會(hui) 化與(yu) 普及化。

關(guan) 鍵詞：中庸  經筵進講 帝學  修己 治人

作者簡介

王琦，女，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儒家哲學、藝術哲學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項目及湖南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多項。出版《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中國儒學通誌·宋元卷·紀年篇》《朱熹帝學思想研究》《論語探微》等著作9部。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動態》《光明日報》等期刊與(yu) 報紙發表論文60多篇。

劉美芳,女，江西宜春人，廈門大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儒家哲學。

在宋代儒學發展與(yu) 社會(hui) 秩序重建過程中，《中庸》從(cong) 《禮記》中獨立出來，無疑是四書(shu) 學發展史上的標誌性事件。自唐代李翱《複性書(shu) 》以《中庸》為(wei) 依據，建構儒家心性之學以來，為(wei) 應對佛道衝(chong) 擊、複興(xing) 儒學、挽救世道人心，《中庸》的價(jia) 值意義(yi) 與(yu) 思想資源在宋代被重新挖掘。範仲淹、胡瑗、李覯、張方平、陳襄、周敦頤、司馬光、二程、蘇軾、範祖禹、呂大臨(lin) 、晁說之、遊酢、楊時、侯仲良、朱熹、真德秀、袁甫等均有詮釋《中庸》之作，一時蔚為(wei) 壯觀。尤其是朱熹將《中庸章句》與(yu) 《大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合編為(wei) 《四書(shu) 章句集注》，在理宗朝受到官方的推崇後，《中庸》便奠定了在“四書(shu) ”中的重要地位。

《中庸》在宋代的發展與(yu) 興(xing) 盛，不僅(jin) 與(yu) 智圓等佛教徒們(men) 的提倡、士大夫的撰述與(yu) 闡釋密切相關(guan) ①，而且因其適應了時代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多種需求②。然而一種學術思想與(yu) 價(jia) 值觀念要成為(wei) 全社會(hui) 共同認可的主流意識形態，固然離不開一批批士人通過著書(shu) 立說、授徒講學等方式向社會(hui) 傳(chuan) 播，但同時還必須得到最高層的認可

與(yu) 推崇，方可形成引領學術發展與(yu) 社會(hui) 思潮的合力。目前學界對《中庸》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其作者、文本、思想等方麵的探討，而對於(yu) 《中庸》如何為(wei) 帝王所熟知與(yu) 認可，則少有學者涉及。本文以經筵進講為(wei) 視角③，全麵梳理《中庸》向帝王傳(chuan) 播的情況，揭示其經義(yi) 詮釋與(yu) 帝王修己治人之間的內(nei) 在聯係，探尋《中庸》興(xing) 盛與(yu) 發展的另類根源。

一、《中庸》在經筵的傳(chuan) 播

宋代帝王“無不典學”的製度安排，促進了經筵製度的完善，為(wei) 士大夫向帝王進講儒家典籍，傳(chuan) 播儒家學術思想與(yu) 價(jia) 值理念，獲得其認可與(yu) 支持提供了有效平台。[1]《中庸》從(cong) 《禮記》中獨立出來，成為(wei) “四書(shu) ”之一，與(yu) 其在經筵的進講與(yu) 傳(chuan) 播密切相關(guan) 。

現存最早的經筵《中庸》進講的記錄，是真宗景德四年（1007），“帝宴餞侍講學士邢昺於(yu) 龍圖閣，上掛《禮記·中庸》圖，昺指‘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之語，因講述大義(yi) ，序修身尊賢之理，皆有倫(lun) 貫，坐者聳聽，帝甚嘉納之。”[2]82邢昺以《中庸》“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的思想，勸諫真宗修身尊賢以治天下。其實真宗早在為(wei) 太子之時，便已接觸、學習(xi) 過《中庸》。據王應麟《玉海》記載：“真宗自居藩邸，升儲(chu) 官，命侍講邢昺說《尚書(shu) 》凡八席，《詩》《禮》《論語》《孝經》皆數四焉。”又說：“邢昺在東(dong) 宮及內(nei) 庭侍上講說《孝經》《禮記》者二，《論語》十，《書(shu) 》十三，《易》三，《詩》《左傳(chuan) 》各一。”[3]真宗立為(wei) 太子的時間是至道元年（995年），即皇帝位時為(wei) 至道三年（997）。邢昺在東(dong) 宮多次進講《禮記》，則《中庸》必在講讀之列，隻是此時《中庸》還沒有從(cong) 《禮記》中單篇獨立出來。

宋仁宗時，迎來了《中庸》發展的重要時期。天聖五年（1027），仁宗“賜新及第人聞喜燕於(yu) 瓊林苑，遣中使賜禦詩及《中庸》篇各一軸”，並“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複陳之。”[2]91-92這是宋代帝王最早以《中庸》賜新及第進士的記載，並由當時的宰相張知白當場講解經義(yi) ，足見其對《中庸》修己治人之道的重視。同時也說明了至少在仁宗時《中庸》已開始從(cong) 《禮記》中獨立出來。天聖八年（1030），仁宗“賜新及第進士《大學》一篇。自後與(yu) 《中庸》間賜，著為(wei) 例。”[4]5268可知，從(cong) 仁宗天聖八年開始，以《大學》與(yu) 《中庸》“間賜”新及第進士已經成為(wei) 慣例，這對於(yu) 《大學》《中庸》地位的提升與(yu) 影響力的擴大無疑是巨大的。仁宗為(wei) 什麽(me) 會(hui) 如此重視《中庸》等經典呢？這與(yu) 經筵官們(men) 多次為(wei) 仁宗講讀《禮記》密切相關(guan) 。早在天聖三年（1025）三月己酉，仁宗就“召輔臣於(yu) 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曲禮》”[3]，從(cong) 《禮記》第一篇開始至天聖五年“十月庚辰，以講《禮記》徹，燕近臣於(yu) 崇政殿”[5]2452，共計用時兩(liang) 年多，《中庸》必在講讀之中，否則就很難理解仁宗單獨從(cong) 《禮記》中擇取《中庸》以賜新及第進士，並以之為(wei) 常例的行為(wei) 。這一切應源自於(yu) 儒臣講讀及仁宗對《中庸》思想價(jia) 值及修己治人之道的高度認同。

治平二年（1065），侍講司馬光以《中庸》學、問、思、辨之語，勸誡英宗在經筵學習(xi) 時要多加詢訪、詰問，以裨聖德[2]139。熙寧元年（1068）二月十一日，神宗召王珪、範鎮等講《禮記》[3]。哲宗元祐四年（1089）文彥博請哲宗依例科場給賜“臣僚《儒行》《中庸》篇”[5]10448，以警策士行。元祐八年（1093），經筵《禮記》講畢。[3]可見，終哲宗一朝《中庸》也是其經筵學習(xi) 的重要內(nei) 容。孝宗乾道年間，“因講《禮記》，首尾兩(liang) 年”，中書(shu) 舍人梁克請“如元祐範祖禹申請故事，或許擇諸篇最要切者，如《王製》、《學記》、《中庸》、《大學》之類，先次進講，庶幾有補聖德萬(wan) 分之一[4]2890-2891,被獲準。隆興(xing) 元年（1163）四月，“起居郎胡銓兼侍講，講《禮記》。”[4]3196淳熙四年（1177）二月，孝宗幸太學，曰：“《禮記•中庸篇》言‘凡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最關(guan) 治道”，命經筵官進講。[6]3876-3877淳熙九年（1182）朱熹“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集為(wei) 一編，刊刻於(yu) 婺州，是為(wei) 《四書(shu) 集注》。經學史上‘四書(shu) ’之名始於(yu) 此。”[7]731《中庸》成為(wei) “四書(shu) ”之一，而其地位的最終確立及“四書(shu) ”得到官方推崇，則在理宗時才得以完成。

寶慶元年（1225），“太學正徐介進對，論《中庸》謹獨之旨”，理宗深有體(ti) 會(hui) 曰：“此是以敬存心，不愧屋漏之意。”[6]4446寶慶三年（1227），理宗下詔稱讚朱熹所“集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並對其子朱在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yu) 之同時也。”[8]879-880可見理宗對朱熹學識的讚許及《中庸》等“四書(shu) ”經典的認同。端平元年（1234），真德秀為(wei) 引導理宗窮理正心以成治道，進呈了自己傾(qing) 十年心力而作的“帝王之學”的典範著作《大學衍義(yi) 》，該書(shu) “因《大學》之條目”，附之“六經”《論》《孟》《中庸》等經史,“纂集為(wei) 書(shu) ”，成為(wei) 理宗“朝夕觀覽”之作。此外，該書(shu) 選取《中庸》首章、中庸、中和、自明誠、自誠明、五達德、三達道、“道不可須臾離”等章節經文，匯聚周敦頤、二程、朱熹、呂大臨(lin) 等先儒論述，列入《大學衍義(yi) 》各綱目之下，多次在經筵被進講。④此外，據真德秀《講筵進讀大學章句手記》記載，十一月十六日“進讀《大學》忿懥章”時，曾引《中庸》“中”“和”之言詮釋中節、性情、體(ti) 用等問題。又“因讀《衍義(yi) •中庸》九經章”，[9]十八日，“又讀卷子《衍義(yi) 》九經處”，“《中庸》至聖章”。[9]真德秀現存《經筵講義(yi) 》中保存了“《衍義(yi) 》九經節”經義(yi) 原文。[9]《中庸》及“四書(shu) ”等經典在經筵的進呈與(yu) 講讀，必然對理宗產(chan) 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僅(jin) 朱熹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得到表彰，而且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等大儒均得以從(cong) 祀孔廟，⑤從(cong) 而奠定了“四書(shu) 學”的官學地位，程朱理學成為(wei) 了宋代的“正學”。

可見，從(cong) 邢昺為(wei) 真宗講《中庸》，到仁宗朝以之賜新及第進士，再到理宗朝“四書(shu) ”學地位的確立，《中庸》終宋一朝，均在經筵不斷地被進講，成為(wei) 帝王汲取修身立德智慧，提升治國理政能力的重要思想源泉。

二、《中庸》詮釋主旨與(yu) 帝王修己治人

由於(yu) 年代久遠、典籍散佚的原因，《中庸》經筵講義(yi) 之作現存寥寥無幾，但我們(men) 從(cong) 真德秀《大學衍義(yi) 》與(yu) 《經筵講義(yi) 》中有關(guan) 《中庸》經義(yi) 的闡發，以及《宋朝諸臣奏議》之“君道”與(yu) “帝學”中匯集的士大夫們(men) 運用《中庸》思想，勸誡人君修己治人等奏劄，⑥依然可以管窺宋代士大夫與(yu) 帝王對《中庸》思想資源的挖掘與(yu) 運用。

1.“凡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成為(wei) 士大夫與(yu) 帝王最為(wei) 關(guan) 切的主題

通過對《中庸》進講情況的梳理，可以發現“凡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章成為(wei) 了士大夫與(yu) 帝王最為(wei) 關(guan) 切的主題。其間，既有士大夫主動向帝王進講“九經”章的，如邢昺、真德秀等，也有帝王要求士大夫進讀的，如仁宗、孝宗等。由於(yu) 《中庸》“九經”章勾勒了從(cong) 修身到尊賢、親(qin) 親(qin) ，再到體(ti) 恤、親(qin) 愛臣民乃至於(yu) 柔遠人、懷諸侯等平治天下的路徑與(yu) 綱目，為(wei) 士大夫以儒家價(jia) 值理想引導、教化帝王提供了詮釋空間，同時又為(wei) 君德成就與(yu) 治道的實現奠定了理論基礎與(yu) 操作方法。

如真德秀在《大學衍義(yi) 》中不僅(jin) 將《中庸》“九經章”列入“帝王為(wei) 治之序”，而且將其思想淵源上溯至上古時代，指出《尚書(shu) ·皐陶謨》所言“慎闕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zi) ”，乃是“九經之序”之“所祖”[10]11，從(cong) 而提升了《中庸》在經學史與(yu) 儒學史上的地位。真德秀還匯聚了呂大臨(lin) 、朱熹《中庸章句》《中庸或問》關(guan) 於(yu) “九經之序”的闡發與(yu) 議論，指出修身乃是“九經之本”。隻有修身道立，“道成於(yu) 己”而為(wei) 民表率以“建其有極”，方可推之家國天下。“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qin) 親(qin) 而已。”所謂的“敬大臣，體(ti) 群臣”，是“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是“自親(qin) 親(qin) 之殺而推之也”；而尊賢親(qin) 親(qin) 則是“修身之至”，從(cong) 而凸顯了“修身”在“九經之序”中的首要地位，勾勒了由“內(nei) 聖”而至“外王”的儒家王道理想實現的路徑與(yu) 次第，所以真德秀讚曰：“九經之說，朱熹盡之矣。”[10]15-20並將“九經”章要旨歸之於(yu) “一”，而以“誠”“敬”貫穿始終，則《大學》之“意誠、心正在其中矣。”[10]20從(cong) 而貫通了《中庸》與(yu) 《大學》的要義(yi) 。可見，《中庸》九經章勾勒了帝王成君德立聖治，由內(nei) 聖而外王的修己治人的方向與(yu) 理路，是士大夫與(yu) 帝王共同關(guan) 注的思想資源與(yu) 治國理念。

2.道德性命之說成為(wei) 帝王修身立德的思想源泉

 為(wei) 應對佛道思想的衝(chong) 擊，重振五代十國敗壞的人心世道與(yu) 社會(hui) 秩序，儒學複興(xing) 的當務之急就是建構一套精密的心性道德理論，為(wei) 世人安身立命提供思想與(yu) 理論支撐，《中庸》的性命道德之說適應了時代的這種需求。

北宋陳襄明確提出“《中庸》者，治性之書(shu) ”[11]217-223,較係統地闡發命、道、性、情、形、氣、中、庸、和、誠、善、惡等問題，開啟了宋代理學體(ti) 係建構的核心話題。[12]同時他還充分運用《中庸》的思想引導帝王修身立德。如其《上神宗論誠明之學》曰：“帝王之德，莫大於(yu) 務學，學莫大於(yu) 根誠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希望神宗能夠以誠立善，以明致道，守中庸之常德，成就君德帝業(ye) ，並認為(wei) 如此“三者立，天下之事能畢矣。”[13]45又其《上神宗論人君在知道得賢務修法度》指出人君治天下首務在於(yu) 明晰性情、邪正、天道、人偽(wei) 之分，“養(yang) 心治性，擇乎中庸”，“進誠明之學”以“知至道”之要，要求君主與(yu) 賢者“日與(yu) 講求性命之理、道德之源，養(yang) 而充之”，然後任賢使能，修明法度，如此君臣“相與(yu) 共濟”，“立民之極”，則可成“堯舜之舉(ju) 。”[13]15-17劉述在《上神宗五事》中指出：“帝王接物也，以至誠為(wei) 先，權術不足任也。”[13]9相對於(yu) 帝王之術而言，劉述認為(wei) 帝王修至誠之德才是更為(wei) 根本的。李常在《上神宗論修身配天始於(yu) 至誠無息》中說：“昔者子思論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修身而己”，而“其修身之敘，亦必始於(yu) 至誠無息，而極乎高明”，“比德於(yu) 唐堯之盛”。[13]18-19欲成就堯舜之德業(ye) 事功，當以“至誠”修身為(wei) 先。孫覺上《上神宗論人主有高世之資求治之意在成之以學》奏劄，認為(wei) “人主之學”，當“深造於(yu) 道德性命之際”，“極高明而道中庸”，方可實現“度越漢、唐而比隆於(yu) 三代矣”的治世理想[13]44。可見，《中庸》道德性命之說是帝王學為(wei) 堯舜、修身立德的重要思想資源。

真德秀《大學衍義(yi) 》是為(wei) 成就君德治道，建構其理想的“帝王之學”而作。為(wei) 引導帝王格物致知以正心修身，真德秀選取《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經文，引朱熹之言，闡發了人人皆有的天賦仁義(yi) 禮智信之性“無一不本之天而備於(yu) 我”[10]72-74，引導理宗明“天理人心之善”，並以之為(wei) “人君致知之首”，進而指出隻有“知己性之善”“知人性之善”，方可知“我”與(yu) “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從(cong) 而治己治人，“使君為(wei) 堯舜之君，民為(wei) 堯舜之民”，達至堯舜之治[10]86-87。同時，他還擇取《中庸》“三年之喪(sang) ”的思想[10]103-105，闡明父母之喪(sang) 是人人均應遵守的人倫(lun) 之本，引導人君恪守“天理人倫(lun) 之正”，愛敬事親(qin) ，身為(wei) 表率，“躬行於(yu) 上”而“德教自形於(yu) 下”[10]93，收至孝治天下之效。此外，為(wei) 了啟沃神宗成就修德愛民之實心實事，真德秀選取了《中庸》誠者與(yu) 誠之者、自誠明與(yu) 自明誠、至誠與(yu) 致曲、五達道與(yu) 三達德等章節，指出“誠”乃真實無妄的“天理之本然”，“致誠”之本在“盡己之性而已”，聖人“可學而至”[10]189-194。勸誡理宗“為(wei) 君必盡君道”[10]195-196，行君臣、父子等五倫(lun) 之道，成仁、智、勇之德，則可修身治人以平天下，進而參天地讚之化育。可見，《中庸》為(wei) 士大夫貫通天人、性命、道德以引導帝王修身愛民，學為(wei) 聖人提供了理論依據與(yu) 價(jia) 值源泉。

3.執中以致和的中道思想成為(wei) 帝王為(wei) 治立政的根本原則

真德秀認為(wei) “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必“有天下之絕德”，立“至極之標準於(yu) 天下，”而後“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所以作億(yi) 兆之父母，而為(wei) 天下之王”[10]169-174。那麽(me) ，人君修身立政以致極的標準與(yu) 大本是什麽(me) 呢？那就是“堯舜禹湯數聖相傳(chuan) ”的“惟一中道”[10]169。真德秀繼承與(yu) 發揚了程頤、朱熹的中道思想，認為(wei) 人君為(wei) 治天下當“執中”以“致和”，育萬(wan) 民而參天地。所謂“中”即“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天理之當然”與(yu) “天下之大本”，是“天命之性”，為(wei) “道之體(ti) ”。“無所偏倚”描繪的是喜怒哀樂(le) 未發之時的“在中”狀態，“無過不及”指的是“發而皆得其當”、得其“和”的效用，為(wei) “著情之正”的“道之用”[10]182-184。“中”與(yu) “和”的關(guan) 係是“此為(wei) 彼體(ti) ，彼為(wei) 此用”的體(ti) 用關(guan) 係，執“中”以致“和”，得“和”以顯“中”，人君當“深體(ti) 力行之”，以收“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萬(wan) 民之效[10]184-187。

同時“中”又不是固定不變的，朱熹曰：“蓋中無定體(ti) ，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10]186程頤舉(ju) 例曰：“一廳則廳之中而為(wei) 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wei) 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wei) 中。”又如“初寒時則薄裘為(wei) 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等[10]186。“中”隨著空間、時間或事情的變化而變化，執“中”以致“和”需要因時因地而采取不同的策略，所以說：“欲知中庸無如權。權須是時而為(wei) 中”；“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10]186-187人君應“知中”而又“知權”，把握好“中”與(yu) “權”的關(guan) 係，應對萬(wan) 物、治國理政。所謂“權以中行，中因權立”，將原則性與(yu) 靈活性高度統一，“隨時以取中”，因時而“執中”，進而致“中”、致“和”[10]186-187。這既是人君堯舜等聖聖相傳(chuan) “製治”之“準的”，人君“執中”之大本，又是“吾道源流”之正學，“範民”立政之軌範，“其體(ti) 則極天理之正”，“其用則酌時措宜之宜。”[10]169-170“中道”思想蘊含了先哲們(men) 治國理政的智慧，成為(wei) 曆代帝王們(men) 為(wei) 治立政的根本原則與(yu) 重要尺度。

三、《中庸》詮釋的特點

由於(yu) “天子之學，與(yu) 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曆代帝王所以興(xing) 亡治亂(luan) 之跡，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13]24經筵講學的對象是貴為(wei) 天下至尊的天子，需要圍繞著國家立政立事之要，挖掘曆史興(xing) 衰治亂(luan) 存亡之跡，講明古代聖人愛民利物的道理與(yu) 方法，而切不可像普通學子與(yu) 儒者那樣分章析句以求取功名利祿。因而在詮釋經義(yi) 時，經筵官往往聯係帝王為(wei) 學為(wei) 德為(wei) 治的切要處，選取經文，發揮義(yi) 理，力求主旨明確，說理透徹，有的放矢，指陳時事，勸諫人君。

1.經文選取，主旨明確，修己治人

無論是陳襄、劉述、李常、孫覺、程顥、呂公著等運用《中庸》思想所上奏劄，還是真德秀經筵進講《中庸》，他們(men) 均是緊密圍繞著人君修己治人的主旨，擇取經文，詮釋經義(yi) ，所以《中庸》“凡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章成為(wei) 了士大夫為(wei) 帝王講解修己治人之道最重要、也是進講次數最多的篇章。又如《中庸》首章，既是全篇的綱領，又是性命道德之說的源泉。真德秀為(wei) 建構其“帝王之學”理論架構，並沒有按照《中庸》首章經文的原有結構與(yu) 秩序依次闡發，而是將其經文根據詮釋主旨的需要，分拆列入《大學衍義(yi) 》“格物致知之要”與(yu) “誠意正心之要”不同綱目下的細目。如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經文，列入“明道術”目下的“天理人心之善”[10]72-74；“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慎其獨也”，列入“崇敬畏”目下的“操存省察之功”[10]472-473；“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列入“明道術”之“吾道源流之正”[10]183-185。從(cong) 各個(ge) 不同的側(ce) 麵與(yu) 角度，闡述帝王正心修身的經義(yi) 要旨。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可見，在經筵講學中，經筵官選取哪部經典的哪段經文予以講解與(yu) 闡發，均是為(wei) 君德成就與(yu) 國家治理服務的，有其鮮明的針對性與(yu) 目的性。

2.經義(yi) 闡發，反複開陳，說理透徹

關(guan) 於(yu) 經筵講經的特點與(yu) 方式，朱熹說得很透徹：“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複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14]2576對於(yu) 日理萬(wan) 機的君主而言，經筵官應邏輯清晰地將經文中所蘊含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的要旨，反複鋪陳闡發，務必透徹、清晰、明白，警醒君主切身力行。如陳襄講人君至道之要”“在乎養(yang) 心治性，擇乎中庸而已”時，不僅(jin) 通過對命、性、中、情、欲、正、邪等關(guan) 係的梳理，指出人皆有天之所命的仁義(yi) 禮智信之“五善”，然其一旦“感物而動”則為(wei) 情，情“有邪有正”，因此必須擇善固執，通過博學、盡心、明善、持誌、養(yang) 氣、充體(ti) 等方式進“誠明之學”，從(cong) 而使“五善”“七情”皆得其正，君王如能養(yang) 心治性“莫不與(yu) 天下共之”，“必求天下之賢者而任之”，則可君臣“相與(yu) 共濟”以“定民之誌而立民之極”，天下自然不言而化以出治道[13]15-17。通過一步一步地剖析闡發，陳襄清晰透徹地講明了人君養(yang) 心治性的可能性與(yu) 必要性，及修己治人的方法，以此勉勵人君成君德出治道。又如真德秀在進講《中庸》“九經”節時，不僅(jin) 闡釋了修身為(wei) 九經之本，而且指出朱熹“內(nei) 外交養(yang) ，而動靜不違”的要語“至為(wei) 精切”，將其要義(yi) 歸結為(wei) 一“敬”字，言簡意賅地闡明了人君修身為(wei) 治的切入點。[9]而真德秀對《中庸》“誠”的經文選取及闡釋，不僅(jin) 揭示了“誠”的內(nei) 涵是“真實無妄”的“天理之本然”，聖人“得誠之名”，常人因其私欲須擇善固執以誠之，而且指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此誠之目”，明示為(wei) 學修身做功夫的途徑與(yu) 方法，最後之落腳處則在於(yu) 勸誡人君將修德愛民之“實心”，落到治國理政的實際處，以實德成實政[10]190-195。

3．有的放矢，指陳時政，勸諫君王

經筵不僅(jin) 是帝王們(men) 接受儒家文化教育之地，而且為(wei) 士大夫們(men) “得君行道”，建言朝廷時政，參政議政提供了重要渠道[1]。因而在儒家經典解讀與(yu) 經義(yi) 闡釋的背後，往往寄寓了士大夫們(men) 匡正時政、致君堯舜的理想[15]。據《玉海》記載，邢昺在為(wei) 真宗講經時，經常“據傳(chuan) 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為(wei) 喻，深被嘉奬。”[3]真德秀在進講《中庸》九經章時，特重“續絕世，舉(ju) 廢國，為(wei) 懷諸侯之首”經義(yi) 的闡發，意在勸誡神宗“重骨肉之恩”，為(wei) 功臣立後。為(wei) 增強勸說的信服力，真德秀首先引用孔子《堯曰》篇之言，將《中庸》“續絕世，舉(ju) 廢國”之意上溯至《尚書(shu) 》，將其定位為(wei) “自昔帝王相傳(chuan) 之法也”，認為(wei) “《中庸》之言蓋祖乎此”，從(cong) 而增強其言說的權威性[9]。接著曆數春秋時齊威王存三亡國的典故；漢成帝感杜業(ye) 之言，“複紹蕭何之世”並“增曹參、周勃之後”的“美事”；唐德宗念李懷光之“前功”為(wei) 之立後的仁德；本朝“每大赦令，輒取昭憲太後子孫，或及趙普之徒”等生動可感的故事，增強論說的感染力與(yu) 說服力，進而針對南宋外有強敵虎視眈眈，內(nei) 則吏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現實，提出“當此兵事方興(xing) 之時，謂宜訪問，加以存錄，至於(yu) 骨肉之恩，析而不殊絕也，尤仁聖所宜哀惻也。故因《九經》之義(yi) 推而及之，以讚陛下矜恤之仁雲(yun) 。”[9]希望理宗能夠於(yu) 國家存亡治亂(luan) 之際，普施仁義(yi) 恩德，撫恤功臣之後，凝聚人心，可謂借經義(yi) 以闡時事，積極為(wei) 人君出謀劃策，具有強烈的現實關(guan) 懷。進讀完畢後，真德秀進而奏雲(yun) ：“大抵續人之祀者，乃盛德事，天之所予也。絕人之祀者，非盛德事，天之所惡也”，將“續絕世”之意，上升到“天”之好惡的高度，從(cong) 而收到了經筵進講之效：“上意亦覺悚動。退而李正言甚稱開陳之善，謂其言切而不露也。”[9]理宗後來對朱熹、二程等道學人物的表彰與(yu) 對其後人的嘉獎，跟真德秀為(wei) 代表的士大夫不斷地勸諫、上奏不無關(guan) 係。

四、結語

《中庸》從(cong) 《禮記》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篇”到成為(wei) “四書(shu) ”之一，經曆了一個(ge) 在經筵不斷被進講及向最高層傳(chuan) 播的過程，尤其是仁宗時以《中庸》賜新及第進士，與(yu) 理宗對“四書(shu) ”的表彰，對《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為(wei) 實現秩序重建與(yu) 儒學複興(xing) 的重任，經筵官們(men) 充分挖掘與(yu) 運用《中庸》“凡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及道德性命之說，執中以致和的中道思想，采取切近人君實際選取經文，圍繞著人君修己治人的主旨，闡發經義(yi) ，反複開陳，有的放矢、指陳時政、勸誡君王，從(cong) 而引導帝王按照儒家的價(jia) 值理想與(yu) 思想觀念，修身立德，治國理政，學為(wei) 堯舜，進而加深帝王對《中庸》的認同與(yu) 理解，獲得了官方的認可與(yu) 推崇。同時在君主製國家，“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10]11，其言動舉(ju) 止皆影響著天下之風向。《中庸》成為(wei) 帝王經筵學習(xi) 與(yu) 經筵官進講的重要篇章，無疑提升了《中庸》在士大夫及百姓們(men) 心目中的分量，有利於(yu) 推動《中庸》官學化、社會(hui) 化與(yu) 普及化，進而奠定了其在宋代學術思想、人心世道與(yu) 國家治理中的影響力。《中庸》經筵進講及帝王對其思想價(jia) 值的認同與(yu) 理解，既是宋代《中庸》地位提升的關(guan) 鍵推動力量，又是研究宋代《中庸》學興(xing) 盛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呈現了學術、思想、政治與(yu) 社會(hui) 之間的互動。

注釋

①陳寅恪在《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冊(ce) >審查報告》中指出：“北宋之智圓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號‘中庸子’，並自為(wei) 傳(chuan) 以述其義(yi) 。其年代猶在司馬君實作《中庸廣義(yi) 》之前，似亦於(yu) 宋代新儒家為(wei) 先覺。” 見陳寅恪：《金明館從(cong) 稿二編》，《陳寅恪先生文集》，台北：裏仁書(shu) 局,1982年，第250-252頁。

②對宋代《中庸》學進行係統研究的主要有：王曉薇：《關(guan) 於(yu) <中庸>在宋代的發展》，河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鄭熊：《宋儒對<中庸>的研究》，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王曉樸：《南宋理學視閾下的<中庸>思想研究》，河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等。

③經筵進講是儒家士大夫向帝王講解經史，傳(chuan) 播儒學思想，提升帝王道德修養(yang) 與(yu) 治國理政能力的講學與(yu) 教育活動，是北宋經筵製度完善的產(chan) 物。翰林侍講學士、翰林侍讀學士、侍講、侍讀、崇政殿說書(shu) 、天章閣侍講等統稱為(wei) 經筵官。

④據真德秀《大學衍義(yi) 》中《中書(shu) 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記載：“於(yu) 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大學章句》。既畢，忽蒙聖訓：‘向所進《衍義(yi) 》’之書(shu) ，便合今日進讀。”可知，真德秀在經筵進讀朱熹《大學章句》的時候，曾經應理宗的要求進讀《大學衍義(yi) 》，並親(qin) 口承認：“卿所進《大學衍義(yi) 》之書(shu) ，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經常翻閱、學習(xi) 真德秀進呈的《大學衍義(yi) 》。

⑤據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80記載：淳祐元年（1241），理宗下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chuan) ，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xing) 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會(hui) ，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yu) 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cong) 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

⑥趙汝愚編的《宋朝諸臣奏議》中收錄了陳襄的《上神宗論人君在知道得賢務修法度》、《上神宗論誠明之學》；程顥：《上神宗論君道之大在稽古正學》、呂公著的《上神宗論人君在至誠至仁》、劉述的《上神宗五事》、李常的《上神宗論修身配天始於(yu) 至誠無息》等篇目，均有是對《中庸》思想的發揮與(yu)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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