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逢祿《春秋》學著述再考

作者：曾亦（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5年第5期

摘要：劉逢祿是清代今文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春秋》學著述頗為(wei) 豐(feng) 富，但又存在諸多異說。本文詳細考訂了劉逢祿的《春秋》學著述，確認已刊行者有十二種，包括《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等；至於(yu) 擬作而未刊刻的著述，本文在綜合各家說法的基礎上，通過對相關(guan) 文獻的重新考訂，確認不過五種而已。此外還梳理了劉逢祿撰述《春秋》諸書(shu) 的經曆，辨析了已刊諸書(shu) 的不同版本及其內(nei) 容差異，並探討了劉逢祿著述刊刻與(yu) 論列的情況。劉逢祿《春秋》學著述成為(wei) 考訂上的難題，主要由書(shu) 名前後的不同、已刊與(yu) 擬作書(shu) 名的不一致，以及不同刊刻本的差異所致。

關(guan) 鍵詞：《春秋》 公羊 劉逢祿

劉逢祿是清代今文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著述亦極是豐(feng) 富。然而，關(guan) 於(yu) 其《春秋》學成果的撰述及刊刻情況，自其子劉承寬所撰《先府君行述》以後，素來頗有異說。

關(guan) 於(yu) 此問題的研究，今人吳仰湘《劉逢祿〈春秋〉學著述考》一文的考訂，最為(wei) 全麵而精審。吳氏此文臚列劉承寬、李兆洛、戴望、平步青、孫海波、張廣慶、申屠爐明、蔡長林八家之說，並將太清樓本、學海堂本、養(yang) 一齋本和思誤齋本相互比較，剔除其重複者，認為(wei) 逢祿所撰《春秋》學著述已刊行者，實有十二種，即《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公羊申墨守》一卷、《公羊廣墨守》一卷、《左氏申膏肓》一卷、《左氏廣膏肓》一卷、《穀梁申廢疾》一卷、《穀梁廣廢疾》一卷、《論語述何》二卷、《春秋論》二篇、《春秋公羊議禮》十四篇、《夏時等列說》一篇、《春秋賞罰格辭並答問》一篇。此外，若將已被魏源合於(yu) 《公羊廣墨守》的《讀公羊通義(yi) 條記》、已刊而未論及的《春秋考異》一並計入，則共有十四種。至於(yu) 逢祿擬作而未見刊刻的《春秋》學著述，據其諸敘自述，則有《胡毋子都春秋條例》《春秋通義(yi) 》《解詁箋釋》《答難》《申何難鄭》《春秋禮》《禮議決(jue) 獄》《春秋比事》《中庸崇禮論》《漢紀述例》《緯略》，凡十一種。

筆者則折衷諸說，以為(wei) 未見刊刻的《解詁箋釋》即《解詁箋》，《後錄》則改題為(wei) 《公羊申墨守》;《申何難鄭》即刊刻於(yu) 《後錄》的《左氏申膏肓》《左氏廣膏肓》《穀梁申廢疾》《穀梁廣廢疾》，凡四種；而《春秋禮》《禮議決(jue) 獄》《春秋比事》三種，疑為(wei) 一書(shu) ；《胡毋子都春秋條例》即《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答難》即《公羊廣墨守》所收十七條。據此，吳氏所言逢祿擬作未成或未刊之書(shu) ，實不過《春秋通義(yi) 》《禮議決(jue) 獄》《中庸崇禮論》《漢紀述例》《緯略》五種而已。

一、撰述《春秋》諸書(shu) 的經曆

嘉慶元年（1796），劉逢祿撰成《穀梁廢疾申何》二卷。其敘雲(yun) ：

餘(yu) 采擇美善，作《春秋通義(yi) 》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1）

案，是敘作於(yu) 嘉慶十五年，其中所言《解詁箋釋》，即嘉慶十四年已成的《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而《春秋通義(yi) 》雖終始未見，而此時猶有誌焉。

嘉慶十年，逢祿服闋，應聘主兗(yan) 州講席。六月，作《東(dong) 魯講舍三十初度雜述八首》，其一詩曰：“賦淩滄海堪糊瓿，書(shu) 擬溫城失貫珠。”其下自注雲(yun) ：“餘(yu) 少喜讀《繁露》，既冠，纂輯《胡毋子都春秋條例》《春秋禮》《申何難鄭》諸書(shu) ，一輟於(yu) 應試，再輟於(yu) 遭故，尚未畢業(ye) 。”（2）又，《閏六月三十重度時〈春秋釋例〉成題四章示諸生》中一詩曰：“一月重尋翰墨緣，溫城絕業(ye) 得珠聯。”其下自注雲(yun) ：“南宋《館閣書(shu) 目》謂‘蕃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時纂輯《春秋條例》方竟。”（《劉禮部集》卷十一）據此，逢祿既冠以後，遂纂輯《胡毋子都春秋條例》，其間因科考、父憂諸事，直至嘉慶十年六月，乃於(yu) 東(dong) 魯講舍撰成《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凡十卷三十篇。對此，張廣慶以為(wei) ，“先生蓋以為(wei) 何氏義(yi) 例既遠紹胡毋氏，則纂輯《春秋公羊解詁》義(yi) 例，胡毋生之《條例》可得而見焉。惟書(shu) 成之後，則題曰《何氏釋例》”（3），則既冠擬作的《春秋條例》即此撰成的《何氏釋例》。張氏以為(wei) ，《春秋公羊何氏釋例》一書(shu) ，殆纂輯何休《解詁》義(yi) 例而成，故又名《春秋條例》;又以《解詁》義(yi) 例遠紹胡毋氏，故《何氏釋例》即《胡毋子都春秋條例》也。吳氏以《胡毋子都春秋條例》未見刊刻，疑非。

逢祿又有詩曰：“弱冠研精誌不磨，每從(cong) 家法辨沿訛。引鍼難起邱明疾，入室先操武庫戈。要使日星輝覆盎，還將峽石挽頹波。經神絕業(ye) 如相待，一瓣心香奉董何。”逢祿時以董、何“若合符節”，故其撰《何氏釋例》，雖繼“經神絕業(ye) ”，實無異於(yu) “一瓣心香奉董何”。正因如此，《穀梁廢疾申何》敘謂“微溫城董君、齊胡毋生及任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繼”，蓋胡、董、何三書(shu) 體(ti) 例雖異，畢竟“同道相繼”也。（4）

《釋例》敘亦撰於(yu) 同年，其中有雲(yun) ：

為(wei) 《釋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滯，強其守衛，為(wei) 《箋》一卷、《答難》一卷，又博征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為(wei) 《禮議決(jue) 獄》一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為(wei) 《申何難鄭》五卷，用冀持世之誌，觕有折衷。（《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春秋公羊釋例後錄》，第4頁）

逢祿於(yu) 此始謂其擬作諸書(shu) ，有《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公羊解詁箋》《答難》《禮議決(jue) 獄》《申何難鄭》，凡五種。其中，唯《釋例》業(ye) 已成書(shu) ，《箋》即嘉慶十四年所成的《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而其餘(yu) 三種乃其擬作。道光四年，逢祿《尚書(shu) 今古文集解》序雲(yun) “予自束發治《春秋》，所擬《議禮決(jue) 獄》《答難》諸書(shu) ，至今未能卒業(ye) ”。今將兩(liang) 序相比較，則《申何難鄭》似已撰成，然其書(shu) 似未見刊行耳。（5）

關(guan) 於(yu) 《申何難鄭》，《釋例》敘謂“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為(wei) 《申何難鄭》五卷”，而劉承寬《先府君行述》謂“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為(wei) 《申何難鄭》四卷”，二語幾乎無異，蓋《行述》本乎《釋例》敘，唯卷數不同耳。孫海波認為(wei) ，《左氏春秋考證》二卷、《後證》一卷、《箴膏肓評》一卷，凡四卷，即《行述》所言《申何難鄭》四卷也。（6）1923年，劉祺編纂《武進西營劉氏清芬錄》第一輯，其於(yu) 著錄《春秋公羊釋例後錄》時雲(yun) ：“其《公羊申墨守》《廣墨守》各一卷，原名《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即禮部總序《箋》一卷、《答難》二卷是也。其《申膏肓》《廣膏肓》《申廢疾》《廣廢疾》各一卷，即總序《申何難鄭》四卷是也。”劉祺此說最為(wei) 得實，符合逢祿自言的“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之意。且若據《後錄》卷數，則四書(shu) 各為(wei) 一卷，正合《行述》所言“《申何難鄭》四卷”;若據《清經解》所收錄《箴膏肓評》《左氏春秋考證》《後證》各一卷，及《穀梁廢疾申何》二卷，則合於(yu) 逢祿自言“《申何難鄭》五卷”之數。

至於(yu) 終始未見的《答難》一書(shu) ，《公羊廣墨守》中載有魏源的附識，曰：“以上十七條，皆先生《答難》原稿，以下缺，今取先生讀《公羊通義(yi) 》條記補之。”誠若是說，則《答難》即《公羊廣墨守》所錄十七條，而《清經解》所收《發墨守評》僅(jin) 有“鄭國處於(yu) 留”一條，亦存於(yu) 《廣墨守》。魏源又取逢祿讀孔廣森《公羊通義(yi) 》條記補之，即今所見《廣墨守》。又，嘉慶十七年所成《左氏春秋考證》卷二有雲(yun) ：“賈逵阿世，以讖論學，本不足辨，今於(yu) 《公羊答難》及《春秋比事》詳之。”（7）據此，逢祿撰《答難》之旨，實欲答賈逵舉(ju) 三十七條以難《公羊》事也。不過，誠若魏源所言，今所見《答難》中未有駁賈逵者。《釋例》敘雲(yun) ：“又析其凝滯，強其守衛，為(wei) 《箋》一卷、《答難》一卷。”張廣慶據此，以為(wei) “《何氏解詁箋》乃析其凝滯之作，《答難》一卷乃強其守衛”（8）。此說亦未是。又案，李兆洛撰《禮部劉君傳(chuan) 》，其中有“以微言大義(yi) 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答難》《決(jue) 獄》”，則似《答難》與(yu) 《春秋決(jue) 獄》同一性質，皆引經義(yi) 以決(jue) 事也。

至於(yu) 《考證》所言《春秋比事》，疑即《東(dong) 魯》詩自注提到的《春秋禮》、《釋例》敘與(yu) 劉承寬《行述》提到的《禮議決(jue) 獄》（9）、《尚書(shu) 集解》序提到的《議禮決(jue) 獄》。諸書(shu) 或言《春秋禮》，或言《決(jue) 獄》，而未有並提二書(shu) 者，抑或一證歟?關(guan) 於(yu) 此書(shu) 的性質，乃逢祿上承董仲舒《春秋決(jue) 獄》與(yu) 何休《漢議》之誌，而欲引經義(yi) 以決(jue) 事也。逢祿議禮無二適、適孫為(wei) 祖父母承重及張貞女等事，正其例也。承寬《行述》撰於(yu) 逢祿已歿，既謂有《議禮決(jue) 獄》四卷，當存其稿，其不見刊刻，未知何故?其後龔定庵撰《春秋決(jue) 事比》六卷，則承逢祿之誌耶?惜乎定庵之書(shu) 亦不存，今唯餘(yu) 《答問》一篇耳。又考今《劉禮部集》所收《春秋公羊議禮》十四篇，唯存《春秋》之禮，而不涉獄事，抑或逢祿有所避忌，而刪之邪?

二、劉逢祿著述的刊刻與(yu) 論列

劉逢祿所撰諸書(shu) ，生前與(yu) 卒後俱有刊刻，計有太清樓本、學海堂本、養(yang) 一齋本及思誤齋本。1923年，劉祺編纂《武進西營劉氏清芬錄》，則大致重刊養(yang) 一齋本而已。

太清樓本初刊於(yu) 嘉慶末，光緒丁酉（1897）重刊，所收錄著述有《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春秋公羊經何氏解詁箋》一卷、《發墨守評》一卷、《左氏春秋考證》二卷，僅(jin) 有四種。

道光九年，逢祿卒後，其子劉承寬撰《先府君行述》雲(yun) ：

至《春秋》則獨抱遺經，自發神悟。主山東(dong) 講舍時為(wei) 《釋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滯，強其守衛，為(wei) 《箋》一卷、《答難》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為(wei) 《申何難鄭》四卷；又斷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為(wei) 《禮議決(jue) 獄》四卷；又推其意為(wei) 《論語述何》《中庸崇禮論》《夏時經傳(chuan) 箋》《漢紀述例》各一卷；其雜涉蔓衍者，尚有《緯略》一卷、《春秋賞罰格》二卷。凡為(wei) 《春秋》之書(shu) ，十有一種，宮保阮公、申耆李公各為(wei) 梓行於(yu) 廣東(dong) 、揚州。（《劉禮部集》卷11，第211頁）

此說多本於(yu) 逢祿本人的《釋例》敘，不過卷數不盡相同，其餘(yu) 諸書(shu) 又與(yu) 道光十年魏源所編《劉禮部集》所收書(shu) 目有異，而承寬又言之鑿鑿，謂《春秋》諸書(shu) 十一種皆收入阮元學海堂本、李兆洛養(yang) 一齋本，似已刊行。不過，《答難》《禮議決(jue) 獄》《漢紀述例》《緯略》實未見刊本。故有學者認為(wei) ，承寬“在親(qin) 喪(sang) 之際倉(cang) 促作《行述》，未及仔細清理劉氏遺稿”。（10）

同年，李兆洛撰《禮部劉君傳(chuan) 》雲(yun) ：

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發揮何氏，成《釋例》三十篇；以微言大義(yi) 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答難》《決(jue) 獄》等，凡十一書(shu) 。（11）

案，李兆洛先後兩(liang) 次刊刻逢祿之書(shu) 。嘉慶十七年（1812），李氏刊刻《皇朝經解》，主要收錄了逢祿《春秋公羊何氏釋例》十卷；道光八年（1828），又刊行《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與(yu) 《後錄》六卷。其中，《後錄》包括《公羊申墨守》（由《解詁箋》改題）、《公羊廣墨守》（由《發墨守評》改題，魏源又取逢祿讀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yi) 》條記補之）、《左氏申膏肓》（由《箴膏肓評》改題）、《左氏廣膏肓》（由《左氏春秋考證》改題）、《穀梁申廢疾》（由《穀梁廢疾申何》卷一改題）、《穀梁廣廢疾》（由《穀梁廢疾申何》卷二改題）。

又案，李氏《禮部劉君傳(chuan) 》亦謂逢祿《春秋》著述有十一種，然其所刊刻僅(jin) 七種，加上以微言大義(yi) 褒貶時事的《箋說》《答難》《決(jue) 獄》，猶不過十種；若將《左氏廣膏肓》分為(wei) 《考證》與(yu) 《後證》兩(liang) 種，則有十一種。然《箋說》一書(shu) 所指未明，且未見諸書(shu) 敘及。不難發現，李氏所說十一種，顯與(yu) 劉承寬所言不同。

其後，戴望撰《故禮部儀(yi) 製司主事劉先生行狀》，除了承寬《行述》所列十一種外，又舉(ju) 《春秋論》《左氏春秋考證》《申左氏膏肓》三種，則逢祿《春秋》著述當有十四種。其後，《清史稿》《清史列傳(chuan) 》《清代七百名人傳(chuan) 》皆據戴望《行狀》為(wei) 逢祿立傳(chuan) ，即用此說。

民國十二年（1923），劉祺輯《西營劉氏清芬錄·文稿內(nei) 篇》，其中著錄有“《春秋公羊何氏釋例》十卷、《釋例後錄》六卷”，並雲(yun) ：

是書(shu) 為(wei) 李氏兆洛校刊原本。《釋例》三十篇，曰張三世、曰通三統、曰異內(nei) 外、曰時日月、曰名、曰褒、曰譏、曰貶、曰誅絕、曰律意輕重、曰王魯、曰建始、曰不書(shu) 、曰諱、曰朝聘會(hui) 盟、曰大國卒葬表、曰小國進黜表、曰秦楚吳進黜表、曰大夫卒、曰侵伐戰圍入滅取邑、曰地、曰郊禘、曰闕疑、曰主書(shu) 、曰災異，皆類次傳(chuan) 注於(yu) 前，而總釋其義(yi) 於(yu) 後，蓋仿杜預《左氏釋例》也，厘為(wei) 十卷。其《公羊申墨守》《廣墨守》各一卷，原名《公羊解詁箋》，即禮部總序《箋》一卷、《答難》二卷是也。《廣墨守》十七條以下原稿缺佚，魏氏源取禮部《公羊通義(yi) 條記》補之。其《申膏肓》《廣膏肓》《申廢疾》《廣廢疾》各一卷，即總序《申何難鄭》四卷是也。《廣膏肓》原名《春秋左氏考證》。李氏共厘為(wei) 六卷，總名曰《釋例後編》。總序又有《議禮決(jue) 獄》，未經刊入。

可見，劉氏所輯，即據李兆洛所校刊的養(yang) 一齋本也。

三、已刊《春秋》諸書(shu) 辨析

茲(zi) 按逢祿撰寫(xie) 諸書(shu) 時間，綜述其生前已刊《春秋》諸書(shu) ，且為(wei) 辨析如下：

一、《穀梁廢疾申何》

嘉慶元年（1796），逢祿年二十一，撰成《穀梁廢疾申何》。此書(shu) 乃逢祿第一部《春秋》類著述。是書(shu) 《清經解》作兩(liang) 卷，而養(yang) 一齋所刊《後錄》分別作《穀梁申廢疾》與(yu) 《廣廢疾》，各一卷。上卷凡四十條，僅(jin) 四條乃輯得鄭玄《起廢疾》語，附於(yu) 卷末；其餘(yu) 三十六條，或錄經文，或錄《穀梁》傳(chuan) 文，其下皆附何休《穀梁廢疾》與(yu) 鄭玄所釋，更下則有逢祿之辭，以明“申何”之意。下卷凡一百五十一條，皆節引《穀梁》傳(chuan) 文，皆《廢疾》所不具，自為(wei) 摘出而申之，間及範甯注，後則為(wei) 逢祿之申辭，而以“申何”為(wei) 旨。周中孚謂是書(shu) “仍以《公羊》家言作禽墨之守禦耳”（12），而楊鍾羲則曰：“申受護持任城，作禽息之守禦，排斥《左》《穀》，大放厥詞，自謂非敢黨(dang) 同，不可信矣。”（13）

嘉慶十五年，逢祿又為(wei) 是書(shu) 作敘，其中謂“餘(yu) 采擇美善，作《春秋通義(yi) 》及《解詁箋釋》。因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綴成二卷”。（14）逢祿此敘表明了其對《公羊》與(yu) 《穀梁》的總體(ti) 看法，即以《穀梁廢疾申何》之旨在“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而《春秋通義(yi) 》及《解詁箋釋》則采擇《穀梁》之“美善”，目的則在“為(wei) 公羊氏拾遺補闕”。（15）不過，敘中所說的“采擇美善”，隻是代表了嘉慶十四年所撰《解詁箋》的立場，而逢祿在嘉慶初撰《穀梁廢疾申何》時，猶純然取“墨守”《公羊》的態度。

二、《春秋公羊經何氏解詁釋例》

嘉慶十年，逢祿撰成《春秋公羊經何氏解詁釋例》。據其自言，既冠以後，始擬作《胡毋子都春秋條例》《春秋禮》《申何難鄭》諸書(shu) ，然因諸事延宕，曆十年乃撰成《何氏釋例》。是書(shu) 之體(ti) 例，遠則紹述胡毋生《春秋條例》，近則效仿外祖莊方耕《春秋正辭》，而為(wei) 屬辭比事之學。（16）其敘自謂是書(shu) “專(zhuan) 明墨守之學”，則以“申何”為(wei) 旨。然周中孚頗輕此書(shu) ，以為(wei) “不過數月可畢事”，“可笑其不自量”（《鄭堂讀書(shu) 記》，第197頁）。

三、《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

嘉慶十四年，逢祿撰成《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是書(shu) 題曰“箋”者，蓋用鄭玄箋《毛詩》之意，即其旨以宗何為(wei) 主，然《解詁》義(yi) 有隱略者，則表明之；義(yi) 若有失，或有不同，則下以己意。其所箋釋者，皆摘錄傳(chuan) 文、《解詁》，凡九十二條，以申《解詁》之意。周中孚評此書(shu) 曰：“折衷眾(zhong) 家，以歸於(yu) 是，或詳或略，皆極精密，於(yu) 何氏繩墨少所出入，猶著《釋例》之用意也。”（《鄭堂讀書(shu) 記》，第197頁）

不過，《解詁箋》之旨，已不同於(yu) 逢祿撰《穀梁廢疾申何》時的“申何”立場，亦不同於(yu) 《何氏釋例》的“墨守”，蓋欲采擇《穀梁》之“美善”，而意在“為(wei) 公羊氏拾遺補闕”也。

四、《左氏春秋考證》《後證》與(yu) 《箴膏肓評》

嘉慶十七年十一月，逢祿撰成《左氏春秋考證》一卷、《後證》一卷、《箴膏肓評》一卷。此三書(shu) 俱收入《清經解》，而共一敘，即養(yang) 一齋本《左氏申膏肓》敘也。《劉禮部集》亦收《申左氏膏肓序》，文字相同。然養(yang) 一齋本《左氏廣膏肓》又收入《左氏春秋考證》原敘。兩(liang) 敘撰寫(xie) 時間相同，而文字雖異，然其大旨皆同。（17）《申膏肓》敘謂《左氏》經劉歆附會(hui) ，“增設條例，推衍事跡”，其意在成立《左氏》為(wei) 《春秋》之傳(chuan) ，故逢祿自謂“欲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shu) 法凡例及論斷之謬於(yu) 大義(yi) 、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至於(yu) 《廣膏肓》原敘則謂《左氏》本不傳(chuan) 《春秋》，而劉歆始改稱《春秋左氏傳(chuan) 》，又謂劉歆增設“君子曰”“書(shu) 曰”之辭，適足為(wei) 左丘明之罪人。可見，兩(liang) 敘之說，可相互補充。

廣州太清樓本刊刻於(yu) 嘉慶末年，收入《左氏春秋考證》二卷；學海堂本刊刻於(yu) 道光初年，收入《左氏春秋考證》二卷、《箴膏肓評》一卷。養(yang) 一齋本於(yu) 道光八年二刻，收入《箴膏肓評》的改定本《左氏申膏肓》《左氏春秋考證》的改定本《左氏廣膏肓》以及《左氏春秋後證》。

三書(shu) 雖以“申何”為(wei) 主，然謂“何君於(yu) 《左氏》未能深著其原”，蓋以劉歆於(yu) 丘明書(shu) 外偽(wei) 竄書(shu) 法凡例等，而何休未有所見。逢祿此說可謂發千古所未發，則三書(shu) 已不止於(yu) “難鄭”，而欲直探古文經之巢穴也。其中，《考證》凡一百十九條，蓋摘錄傳(chuan) 文以證其非《左氏》舊文，乃劉歆所比附；《後證》凡二十四條，摘引《史記》、兩(liang) 《漢書(shu) 》、《說文》、孔疏、劉向《別錄》諸書(shu) ，證《左氏》不傳(chuan) 《春秋》，總屬劉歆所改竄。《箴膏肓評》一卷，凡三十條，以傳(chuan) 文為(wei) 綱，又以何休《膏肓》、鄭玄《箴膏肓》附之，而各為(wei) 之評，或評其偽(wei) ，或評其誣，或評其非典禮，要在申何難鄭而已。周中孚譏三書(shu) “效萬(wan) 充宗、方靈皋之辨《周禮》，不過為(wei) 護持《公羊》家言計耳”（《鄭堂讀書(shu) 記》，第198頁）。

五、《論語述何》

嘉慶十七年冬至日，逢祿撰《論語述何》二卷。案，《劉禮部集》與(yu) 《清經解》本俱收錄《論語述何》，然形式與(yu) 內(nei) 容皆不盡相同。蓋《劉禮部集》引《論語》章句，皆以“何謂也”的詰問形式，後申其義(yi) ；而《經解》本但引章句，後發明微言，略去“何謂也”一類問句語。就內(nei) 容而言，《經解》本上章有九十一條，下章四十七條，凡一三八條；《劉禮部集》本上篇四十條，下篇二十七條，共六十七條。《劉禮部集》本中有合《經解》本數條為(wei) 一條者，然《經解》本拾遺補闕者亦多，故張廣慶以為(wei) ，“《劉禮部集》所存之《述何》上下篇，蓋為(wei) 先生初稿，《經》本所收則先生增衍潤包在而成書(shu) 耶?”（18）周中孚謂此書(shu) “究不免穿鑿附會(hui) ，惟離卻《公羊》之旨，自為(wei) 立說，稍可節取耳”（《鄭堂讀書(shu) 記》，第235）。

六、《發墨守評》

此書(shu) 所撰時間不詳。（19）案，鄭玄《發墨守》全書(shu) 久佚，唯《周官·大司徒》疏、《禮記·明堂位》《禮器》《樂(le) 記》疏所引，及《初學記》引《春秋釋屙》，止存五條。《發墨守評》一卷，僅(jin) 刊有太清樓本、學海堂本，而逢祿所評止“鄭國處於(yu) 留”一條。

至李兆洛所刊刻養(yang) 一齋本，則作《公羊廣墨守》一卷，收入《答難》十七條，而《發墨守評》“鄭國處於(yu) 留”一條亦在其中，又取逢祿讀孔廣森《公羊通義(yi) 》條記補之。周中孚則謂此條“多牽引《左氏》，其於(yu) 董氏、胡毋生之書(shu) ，研之未深，概可想見”（《鄭堂讀書(shu) 記》，第197頁）。

四、結語

劉逢祿《春秋》類著述的考訂，所以成為(wei) 學界關(guan) 注的問題，大概出於(yu) 如下數種原因：其一，逢祿自言其擬作計劃時，書(shu) 名前後頗有不同。其二，已刊諸書(shu) 又與(yu) 擬作書(shu) 名不一致。其三，不同刊刻本所收書(shu) 不同，且常因改題而有異焉。

綜上所述，逢祿已刊刻的《春秋》類著述，先後有太清樓本、學海堂本、養(yang) 一齋本、思誤齋本。其中，太清樓本前後兩(liang) 次刊刻，收錄有《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春秋公羊經何氏解詁箋》一卷、《發墨守評》一卷、《左氏春秋考證》二卷，僅(jin) 有四種。至於(yu) 學海堂，本以太清樓本為(wei) 母本，初刊於(yu) 道光初，鹹豐(feng) 間補刊，除上四種外，又增刻《穀梁廢疾申何》二卷、《箴膏肓評》一卷、《論語述何》二卷，共計有七種。養(yang) 一齋本則由李兆洛於(yu) 嘉慶十七年（1812）初刻，道光八年（1828）再刻，收錄有《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卷與(yu)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六卷，其中，《後錄》乃學海堂本《解詁箋》《發墨守評》《箴膏肓評》《左氏春秋考證》《穀梁廢疾申何》的改定本，分別改題為(wei) 《公羊申墨守》《公羊廣墨守》《左氏申膏肓》《左氏廣膏肓》《穀梁申廢疾》《穀梁廣廢疾》，共計七種。又有思誤齋本，實即魏源論定的《劉禮部集》，收錄了養(yang) 一齋本未曾刊刻的部分《春秋》類著述，計有《論語述何》《春秋論》《春秋公羊議禮》《夏時等列說》《春秋賞罰格題辭並答問》，以及已刊刻的《春秋公羊釋例》、《解詁箋》序、《申穀梁廢疾》序、《申左氏膏肓》，凡九種。

注釋
（1）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春秋公羊釋例後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26頁。
（2）劉逢祿：《劉禮部集》卷十一，《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道光十年思誤齋本，第205頁。
（3）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台北：學生書局，1997年，第53頁。
（4）吳仰湘認為，逢祿後期強調董、何，而對胡毋生的評價不高，並舉《釋例》敘與《解詁箋》敘為證。不過，此說似嫌牽強。案，逢祿《釋例》敘言其欲“尋胡、董之緒”，《解詁箋》敘謂鄭玄“於董生、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穀梁廢疾申何》敘撰於嘉慶十五年，則逢祿所撰以上三敘，前後不過五年時間，大致代表了這一時間對董、胡、何的基本態度，並無高下軒輊之別，如何能說“這裏已經不提胡毋生，僅論董、何”?（參見吳仰湘：《劉逢祿〈春秋〉學著述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至於《釋例》敘謂“胡毋生雖著《條例》，而弟子遂者絕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書之顯亦不及《繁露》”，此說亦未有貶胡毋生之意，實惜之也。何休“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至於逢祿撰《釋例》，則通過纂輯何氏義例而自繼胡毋生之絕學也。吳氏所論，殆欲駁張廣慶視《春秋條例》與《何氏釋例》為一書之說耳。
（5）吳仰湘注意到逢祿在不同時間提到其著述計劃的差別，以為《申何難鄭》即《後錄》所收《膏肓》《廢疾》四書。對此，吳氏解釋道，四書完成後，較逢祿撰《釋例》時墨守何休的立場，已有了重大突破，“難以納入‘申何難鄭’的舊框架之下”，故“主動棄置不用《申何難鄭》之名”，從而“徹底改變了嘉慶十年的計劃”。此說頗具識見，今從之。參見吳仰湘：《劉逢祿〈春秋〉學著述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6）孫海波：《書劉禮部遺書後》，《中和月刊》第三卷第八期，1942年，第6-10頁。然《左氏春秋考證》《後證》共為二卷，吳仰湘駁之是也。
（7）案，道光初所刻學海堂本有“今於《公羊答難》及《春秋比事》詳之”一語，至道光八年李兆洛所刻《後錄》所收《左氏春秋後證》則無此語，蓋此時《答難》已並入《廣墨守》，其中雖涉及祭仲、叔術、紀季事，似與賈逵之難無關，而《春秋比事》迄未成，故刪削此語。
（8）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第62頁。又，平步青《武進劉禮部著述》中雲：“禮部《春秋》之學，初為《箴膏肓評》一卷、《發墨守評》一卷，後改名《春秋答難》，凡二卷。”（《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六，《續修四庫全書》影印1917年香雪崦叢書本）平氏蓋以《答難》即已刊的《箴膏肓評》與《發墨守評》，且以為逢祿答鄭玄之難何，此說與《考證》所言不合，亦與魏源的附識有異。
（9）關於《議禮決獄》，《釋例》敘作一卷，而《行述》則作四卷。案，此書性質乃經師據經義以論獄事，猶孔子假魯史以寓王法，所取史事當先寡而後多，實屬自然，故逢祿初擬作一卷，其後曆二十餘年，終備四卷之數也。
（10）吳仰湘：《劉逢祿〈春秋〉學著述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11）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十六，《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道光二十三年本。
（12）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98頁。
（13）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穀梁廢疾申何》，中華書局，1993年，第732頁。
（14）魏源所編《劉禮部集》亦載此敘，作《申穀梁廢疾序》，文字完全相同。
（15）吳仰湘認為，逢祿此時正在撰寫《春秋通義》與《解詁箋釋》二書，而《穀梁廢疾申何》二卷不過是“先期問世的副產品”。《解詁箋釋》即嘉慶十四年完成的《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而早在嘉慶元年，《解詁箋》的前半部分已有成稿，前後曆時之長，足見逢祿對此書用功之深。參見吳仰湘：《劉逢祿〈春秋〉學著述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不過，詳吳氏之說，似乎認為《穀梁廢疾申何》敘撰於嘉慶初，遂有此種結論也。
（16）李兆洛《禮部劉君傳》雲：“禮侍公兼通五經，各有論述，著《春秋正辭》，涵濡聖真，執權至道，取資三傳，通會群儒。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發揮何氏，成《釋例》三十篇。”（《養一齋文集》卷十四）據此，李氏似以逢祿《釋例》本於莊氏《正辭》也。
（17）案，《清經解》收錄《箴膏肓評》、《左氏春秋考證》及《後證》，共一敘文，而《劉禮部集》卷三則有《申左氏膏肓序》，與《清經解》本同。養一齋本則收錄《左氏申膏肓》《左氏廣膏肓》，蓋《清經解》之改定本，而於《申膏肓》前冠以《清經解》本之共敘，而於《廣膏肓》前另冠有原敘，時間俱在嘉慶十七年十一月。兩敘內容不同，疑《考證》與《後證》本有敘，至《清經解》刊行，乃別作一敘以冠於三書前，故至養一齋本刊行，而以《申》《廣》別係有敘文也。吳仰湘認為，三書所共之敘，實為《箴膏肓評》序，又謂《箴膏肓評》主旨在於“申何休、難鄭玄，即申明何休《左氏膏肓》之說，對鄭箴作反訟”，而《左氏春秋考證》則“全力論證劉歆對《左氏》的附益竄亂，彌補‘何君於《左氏》未能深著其原’的缺憾”，可見兩書主旨不同。吳仰湘：《劉逢祿〈春秋〉學著述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18）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第74頁。
（19）張廣慶將《發墨守評》係於嘉慶十四年己巳，又謂《解詁箋》敘實括《解詁箋》和《發墨守評》二書之旨趣（張廣慶：《武進劉逢祿年譜》，第61-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