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前，秦國依據法家的精密設計，建立了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控製體係。在嚴格的秦製之下，是不允許存在什麽“社會力量”的，當然也就更談不上有什麽“自治”了。法家設計的專製權力體係，涵蓋了在國家治理層麵的君王“獨製於天下而無所製”，以及在社會治理層麵的“製民”之術，用商鞅的話來說，就是“昔之能製天下者，必先製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
    
    秦製（法家）的“製民”之術，概括之主要有三：
    
    其一，消滅、削弱社會的自生力量與自發組織，包括：
    
    1、窮民、愚民、弱民。商鞅認為，“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貧則重賞”， 意思是說，臣民有了財產，就會不在乎國家的賞賜，不那麽聽國家的話；商鞅又說，“民愚則易治也”；“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總而言之，又防止臣民獲得抵禦國家權力的力量。
    
    2、壓製“五民”。五民為《詩》《書》談說之士（儒生）、處士（隱逸）、勇士、技藝之士（手工業者）與商賈之士。這五類人是秦製社會的異己分子與不安定因素，如果受到器重，則會導致臣民“輕其君”、“非其上”、“輕其禁”、“議其上”，挑戰國家權威，所以他們必須列為重點打擊的對象。後來的韓非子也將儒家、遊士、遊俠、依附貴族私門之人及商人歸納為國家必除之而後快的“五蠹”，因為五蠹之民不容易控製。
    
    3、排斥良民，任用奸人。商鞅說，“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是不是有些不可理喻？原來商鞅敏銳地觀察到，“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製”，意思是說，如果任用良民，則社會將產生和睦之家庭，成為妨礙國家權力進入的小堡壘，而任用奸民，民間的親緣紐帶就會被消解掉，人們會覺得爹親娘親，不如秦製親。
    
    4、限製貴族勢力。商鞅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貴族無軍功不授爵；又“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貴族喪失了對地方之控製權。後世論者多認為這是進步，體現了某種平等的精神。其實我們更應該注意，貴族恰恰是當時製約王權的最重要力量，貴族勢力的弱化與消失，等於推倒了通往皇權專製路上的最大擋路石。
    
    5、瓦解宗法組織。秦國強製推行分戶析居的政策：臣民“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為禁”。國家隻允許小型家庭存在，其目的是摧毀周製下的宗法與家族，使社會高度原子化，個人直接暴露於國家權力控製網絡之中。滅六國後，又“徙天下豪富於鹹陽十二萬戶”，將六國殘餘貴族與富商置於皇權的近距離監視之下。
    
    其二，給臣民設定單一、劃一的社會生活程序——“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凡不利於農戰的社會生活盡可能刪除掉，包括：
    
    1、“聲服無通於百縣”。什麽意思？就是說，禁止奇裝異服與靡靡之音在各個郡縣流行，這樣，農民就不會受到誘惑，從而一心一意為國家種田。
    
    2、“廢逆旅”。即取締私營旅店業，這樣，“奸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衣食，則必農”，即老老實實呆在土地上為國家生產，不製造麻煩。
    
    3、“無得取庸”。意思是說，臣民不準雇用傭工，這樣，懶惰之人就無法偷懶，傭工也將找不到混飯的地方，於是他們就會去務農。
    
    4、“貴酒肉之價”、“重關市之賦”、“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即提高酒肉的價錢，對商業課重稅，取消糧食交易市場，這樣，商人就會對前途失去信心，農人就不敢經商。
    
    5、“壹山澤”。國家壟斷礦產、鑄鐵、煮鹽等工業，這樣，不僅可以斷了遊手好閑之民除了務農之外的謀生路，而且國家也能坐收山澤之稅。
    
    其三，強化國家對社會的控製，國家權力無孔不入，包括：
    
    1、廢禮治，立“法治”，令“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有論者以為這是從人治到法治的進步，未免有自作多情之嫌，法家的“法治”，其目的是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威，將全體吏民納入法網的控製之中；其實質是以嚴密的成文法取代“三代”以來的判例法與禮俗（習慣法）之治，如果說判例法與習慣法天然地有利於形成獨立於王權的司法體係，法家推動的國家立法則摧毀了司法獨立的可能性。
    
    2、編戶齊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即全體臣民必須登記戶口，生了孩子或死了人，都必須向官府報告。
    
    3、什伍連坐。“伍”指五家，“什”為五十家，什內“相牧司（舉發）連坐”，人人有告奸之義務，“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4、“舍人無驗者坐之”。人民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須持官方開具的介紹信，否則客人與店家一塊治罪。這裏順便一提，商鞅後人被秦國通緝，逃亡至關下，欲投宿，店家不知他是商君，說：“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長歎：“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這就是成語“作法自斃”的來曆。
    
    5、設裏亭製。郡縣之下，“大率十裏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遊徼徼循禁賊盜”。這是一個可怕的社會控製係統：國家權力的神經末梢伸入社會最底層——裏，裏是五十戶家庭的編製單位，跟什伍製的“什”重合，換言之，在國家行政末端——裏的下麵，又以什伍連坐、編戶齊民將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置於國家法網的監視與控製之下。即使是個別脫離了戶籍地控製網絡的旅人，也將受到“投宿實名製”的監管。這種國家權力無孔不入的體製，我們不妨稱之為“類極權”體製。
    
    要維持這個嚴厲的社會控製體係，必然是成本非常之高。秦製就像是一個開足馬力的高功率機器，它力大無窮，但需要投入超量的燃油提供能源。這個“燃油”就是民脂民膏。秦製老百姓的稅負，大約是先秦的二十倍——“既收田租，又出口賦（人頭稅），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於古也。”如此高強度的壓榨，又進一步強化了人民對秦製的離心離德。
    
    於是，在看起來似乎平靜、穩定的大秦帝國的地表下，地火湧動，等著從最薄弱的地方噴薄而出。這暗湧的地火，主要由兩股力量組成，一是被秦製逼上絕路的平民，一是與秦國有亡國之仇的六國殘餘貴族。秦王朝在這兩支反秦勢力的挑戰下，二世而亡。
    
    
    來源：2012-07-16《南方都市報》曆史評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