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辛亥，展望第三共和

作者：齊義(yi) 虎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首發

時間：係列2012年8月4日

題記：回顧過去是因為(wei) 思考現在，梳理曆史是為(wei) 了指明未來。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紀念，不論是台灣的國民黨(dang) 還是大陸的共產(chan) 黨(dang) ，都舉(ju) 行了盛大的慶祝儀(yi) 式，以此來向世人昭示，自己一方才是這一革命傳(chuan) 統的真正繼承人。國共兩(liang) 黨(dang) 之所以要爭(zheng) 奪革命的正統繼承權，關(guan) 鍵還是要論證自我建國的合法性。可以說，不管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其政權之合法性的起點都來自於(yu) 一個(ge) 世紀前的這場革命。革命既是新生的開始，也是曆史的斷裂。這就好比一座房子，雖然飽受風雨的摧殘，哪怕再破，畢竟它還佇(zhu) 立在那裏，留有曆史的印跡，可一旦我們(men) 要拆除另建，那麽(me) 這印跡便會(hui) 被清理得幹幹淨淨。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辛亥革命可謂傳(chuan) 統中國與(yu) 現代中國之政治分界線。

一

作為(wei) 曆史的轉折點，一百年前武昌起義(yi) 的那一聲炮響不僅(jin) 撼動了大清王朝二百多年的部族政權，更撼動了中華帝國兩(liang) 千餘(yu) 年的君主政體(ti) 。用孫中山先生自己的話說，前者光複了華夏，可謂民族革命；後者開啟了共和，則屬於(yu) 政治革命。從(cong) 民族革命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是成功的，尤其是此後五族共和理念的提出，為(wei) 多元一體(ti) 之中華民族的國族建構開啟了一個(ge) 正確的方向；但從(cong) 政治革命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又是失敗的，因為(wei) 與(yu) 革命的初衷相反，自從(cong) 清政府倒台後直到新中國建立，在近40年的時間裏中國一直處於(yu) 分裂和混亂(luan) 之中，沒有形成一個(ge) 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權，更沒能建立起一套穩定的政治製度及其價(jia) 值體(ti) 係。誠如康有為(wei) 在1902年就曾預見到的，革命“始為(wei) 變法自強而來，終為(wei) 內(nei) 亂(luan) 自亡而去；始為(wei) 救國保種而來，終為(wei) 鬻民滅國而去”[1]。民國的分裂和虛弱無疑激起了環伺強鄰的覬覦野心，俄國和英國對外蒙和西藏的割裂，日本對南滿、東(dong) 蒙以及山東(dong) 的滲透，二十一條的提出，九一八事變的發生，直至七七盧溝橋全麵抗戰的爆發，一步一步將中國拖入生死存亡的國家危機，讓康有為(wei) 當初的警告不幸而言中。

從(cong) 曆史的後果來看，辛亥革命破的足夠徹底，立的卻不夠穩固。換言之，辛亥革命隻是結束了曆史，卻沒能開創未來；革命才剛剛開始，還遠遠沒有完成。讓國人引以自豪的所謂亞(ya) 洲第一個(ge) 共和國隻不過尚是個(ge) 名不副實的空中樓閣。正因此孫中山先生在臨(lin) 終之際才會(hui) 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的遺言。此後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也正是從(cong) 這裏確定了自己的曆史起點，在社會(hui) 進化論的框架下發明了從(cong) 舊民主主義(yi) 革命向新民主主義(yi) 革命乃至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不斷升級的“革命接力棒”理論，並自稱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ye) 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qin) 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2]。以近代曆史的連續性來看，中華民國與(yu) 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意識形態不同，但卻同屬於(yu) 以革命為(wei) 時代特征的現代中國，二者無非是第一共和與(yu) 第二共和的兄弟關(guan) 係。

穿越曆史回到1911年的中國，當時足以影響革命結果的主要有三派勢力：一是以孫中山為(wei) 領袖的革命黨(dang) ，二是以張謇為(wei) 代表的地方立憲派，三是以袁世凱為(wei) 首的北洋實力派。其中北洋實力派想要的是權力，而革命黨(dang) 和立憲派共同主張的卻是共和。最後在三方的合作妥協下，政權的更迭以國體(ti) 之改易的方式得以實現，其結果不僅(jin) 推翻了異族的滿清政權，更連帶結束了本族的政治文明。北洋實力派拿到了政權，革命黨(dang) 製定了“約法”，立憲派進入了國會(hui) 。看上去三方各取所需、各如所願，然而一個(ge) 由舊勢力主導的共和國一開始便埋下了貌合神離的政治危機。不過比政治危機更危險的乃是文化危機。古人雲(yun) ：“中國有禮儀(yi) 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3]作為(wei) “衣冠上國”、“禮儀(yi) 之邦”的華夏，自古便是以文教立國，一旦盡棄傳(chuan) 統，雖國家得以保存，亦不過以夷變夏之一新夷狄而已。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後的中國正是朝這個(ge) 方向沉淪的。自從(cong) 共和製取代君主製之後，中國之政治及思想的曆史進程便徹底轉換到了西化的軌道上並一路高歌猛進、義(yi) 無反顧；反過來，對於(yu) 自家的政教傳(chuan) 統則視之如糟粕、棄之如敝屣。這也為(wei) 後來之新文化運動走向更為(wei) 徹底的反傳(chuan) 統激進主義(yi) 掃清了障礙、種下了前因。

但這裏似乎存在一個(ge) 悖論，一場在排滿問題上持有堅定之民族主義(yi) 立場的革命，為(wei) 何在政體(ti) 問題上卻又輕而易舉(ju) 地放棄了自家傳(chuan) 統而不折不扣地傾(qing) 心於(yu) 西化立場呢？為(wei) 何革命勝利後孫中山一方麵帶著文武百官去拜謁朱元璋的陵墓，另一方麵卻又不願意繼承幾千年以來漢唐宋明的政治製度呢？真正的民族主義(yi) 者不僅(jin) 要保衛自己的國家，更要捍衛自己的文化。但辛亥革命之後的形勢卻是，漢人以革命的方式奪回了政權，也以革命的名義(yi) 剪除了傳(chuan) 統，傳(chuan) 統政教成了大清王朝的殉葬品。1918年梁濟先生的自殺便是對此文化危機的絕望表達。總之，這場革命既有排滿興(xing) 漢之民族的一麵，也有民主共和之西化的一麵，兩(liang) 件本來矛盾的事情卻被融合在一場革命之中，這不得不讓人匪夷所思。

欲解釋上述的政治——文化之間的矛盾現象，就不得不比照中西古今的兩(liang) 種國家觀[4]。如上所述，作為(wei) 禮樂(le) 文明載體(ti) 的華夏中國實行政教合一，更重視國家的文教內(nei) 涵，所謂的夷夏之辨雖然有民族的成分，但更主要的還是文化標準。故《春秋》對於(yu) 夷狄之進於(yu) 中國則褒之，對於(yu) 中國之退於(yu) 夷狄則貶之。這裏所進退褒貶的中國主要是指一套禮樂(le) 文明，所以我們(men) 姑且稱這種國家觀為(wei) 文化國家觀（實乃“文化天下觀”）。與(yu) 此不同，由於(yu) 政教分離的原因，近代西方的民族國家觀更為(wei) 重視國家的外觀特征，其典型代表便是國家要素說。人口、領土、主權，有時再加上政府，這便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基本框架，而其中的主權更是其核心要素。這種民族國家觀文化上略顯粗鄙質野、內(nei) 涵空洞，但其外延清晰、組織發達，十分適合優(you) 勝劣汰之國際競爭(zheng) ，在心理上很容易引起麵臨(lin) 著救亡圖存任務的中國新興(xing) 知識分子的認同。可以說，從(cong) 傳(chuan) 統的文化國家觀向現代的民族國家觀的轉變是中國近代之政治革命得以發生的知識背景，而從(cong) 政教合一向政教分離的蛻變則是辛亥革命中政治——文化走向斷裂的根本原因所在。換言之，近代中國政治革命的歧出不在於(yu) 引入了民主共和等西方要素，而在於(yu) 徹底顛覆了政教一體(ti) 之傳(chuan) 統格局。

當然，這種國家觀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有一個(ge) 曆史的過程。從(cong) 倭仁的文化保守到張之洞的中體(ti) 西用，傳(chuan) 統的文化國家觀已經開始慢慢鬆動。這其中1898年康有為(wei) 曾提出過“保國、保種、保教”的三保說，可以說對這個(ge) 問題認識的最清楚。國——種——教於(yu) 華夏中國而言本乃一體(ti) 之三麵，惜乎康氏誘於(yu) 西人之說，在策略選擇上有意模仿基督教之政教分離模式，自亂(luan) 家法、徒起紛爭(zheng) 。至1902年，其昔日之得意門生梁啟超便首先提出異議，發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將三保化約為(wei) 一保——保國。此後之革命黨(dang) 趁機跟進，為(wei) 鼓動排滿思潮，大肆宣揚西人之民族國家觀，保教之聲漸趨湮沒。至辛亥革命興(xing) 起，唯一心一意以歐美為(wei) 楷模，建設一個(ge) 現代的新國家，傳(chuan) 統之文化天下理想早已無人問津。但未來不是純粹的理念世界，而是曆史的生長和延續。政治製度可以學習(xi) 模仿，政治文化卻無法複製移植。文化是曆史之積累，更是政治之根基。中國自民國以來的種種政治亂(luan) 象及其名實不副的失序狀態，無一不是外來之移植製度與(yu) 本土之傳(chuan) 統文化之間脫節排斥的反應。欲克服此政教不調的毛病，隻有重建政治與(yu) 文化之間的統一性，這就需要我們(men) 重新反思整個(ge) 中國近代史的主題。

近代中國雖然湧現了許多主張不同的政治派別，經曆了許多性質各異的曆史事件，但其所麵對的時代主題和曆史任務卻是同一個(ge) 。早在1986年李澤厚先生就曾以“啟蒙與(yu) 救亡的雙重變奏”、“救亡壓倒啟蒙”來概括這一主題，但這一說法明顯過於(yu) 西化，囿於(yu) 中國剛剛過去的文革經曆而對西方近代啟蒙的普世主義(yi) 缺乏必要的反思。沒經過現代化之痛，就不知道現代性之殤。隻有在經曆了前30年的社會(hui) 主義(yi) 計劃經濟和後30年的資本主義(yi) 市場經濟之後，今天的我們(men) 才具備了超越左與(yu) 右的曆史眼界，而這一評判的標準便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中庸之道。按照中醫辨證施治的原則，從(cong) 中國自身的政教傳(chuan) 統來看，近代中國的危機既不同於(yu) 以往的王朝治亂(luan) 循環，也不是費正清所說的單純的內(nei) 外“刺激——反應”，而是正氣虛損、外邪入侵、內(nei) 傷(shang) 外感、陰陽失衡所致，施治之道在於(yu) 要同時扶正氣、驅外邪。如此一來我們(men) 的曆史任務便很明確，那就是“尊王攘夷”——以“尊王”內(nei) 扶正氣，以“攘夷”外驅邪毒。所謂“尊王”是要把皇皇中華從(cong) 滿清的奴化扭曲和西洋的異化壓抑下解救出來，重建王道政教、複興(xing) 禮樂(le) 文化，樹立起中國之為(wei) 中國的文明主體(ti) 性；所謂“攘夷”則包括內(nei) 外兩(liang) 個(ge) 方麵，對內(nei) 表現為(wei) 推翻滿清的部族政權，對外則是反抗帝國主義(yi) 的侵略，二者同為(wei) “不與(yu) 夷狄主中國”，排除異族對我們(men) 的侵犯和壓迫。內(nei) 夷不攘則王道不尊，王道不尊則外夷不靖。尊王須以攘夷為(wei) 手段，攘夷要以尊王為(wei) 宗旨；尊王是最終的文教理想，攘夷則是切近的政治使命。總之，尊王與(yu) 攘夷乃一事之兩(liang) 麵，前者從(cong) 立處著眼，後者則從(cong) 破處下手，立在破中，破在立中。尊王與(yu) 攘夷之間的這種辯證關(guan) 係決(jue) 定了中國近代革命的艱巨性、複雜性和長期性，因為(wei) 我們(men) 的目標是既要學習(xi) 西方更要超越西方，既要進行現代化更要揚棄現代性。這也就是中國的近代轉型比之日本的明治維新要困難許多的重要原因。

自辛亥革命以來雖然曆經兩(liang) 代共和國一百年的努力，麵對著“尊王攘夷”的曆史大業(ye) 我們(men) 仍舊走著路上，尚未抵達終點。今日之中國隻能算是完成了“攘夷”[5]，“尊王”之路尚任重道遠。即便是“攘夷”，我們(men) 也隻是取得了“兵戰”之勝，而在全球經濟一體(ti) 化的大背景下，“商戰”之危險仍隨時存在[6]，尤其是在此歐美金融危機的關(guan) 鍵時刻，勝敗尚無定論，更不可掉以輕心。但我們(men) 須知，攘夷不過應變之權，尊王才是守常之經。經若不尊，權亦不正。可1900年的庚子之變徹底摧毀了中國人的自信，“尊王攘夷”的政治——文化雙重使命被“救亡圖存”的單一主題所取代，中國人在曆史的創痛和迷茫中慌不擇路地走上了“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歧途[7]。隨著留學生的大批外派，各種西方思潮開始不斷被引入中國，而1905年朝廷取締科舉(ju) 、設新學堂、預備立憲等措施更讓西學乘虛而入、占據廟堂，此後之革命思潮的流行皆拜其所賜。

既然中國自認落後，真理已在西方，那麽(me) 西學才是真正的王道。於(yu) 是“尊王攘夷”也就被“尊夷攘夷”所替代，其表現之一便是上文所提到之國家觀的轉變。當時以康梁為(wei) 首的保皇黨(dang) 和以孫中山為(wei) 首的同盟會(hui) 雖然在改良還是革命的問題上爭(zheng) 得不可開交，但這不過是手段之異，他們(men) 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實際上是相同的，其實質都是要以夷變夏。不過與(yu) 康有為(wei) 這位以公羊學吸收西學的保守派相比，向西方學習(xi) 最徹底的兩(liang) 個(ge) 學生還要說國民黨(dang) 和共產(chan) 黨(dang) 。作為(wei) 開創第一共和與(yu) 第二共和的兩(liang) 大意識形態，不論是三民主義(yi) 還是共產(chan) 主義(yi) ，基本上都是一種脫離中國政教傳(chuan) 統的外來引入的地道的西方學說[8]。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師法歐美，後者則是模擬蘇俄。從(cong) 短期看這是他們(men) 的長處——以夷攘夷，但從(cong) 長期看又是他們(men) 的短處——以夷變夏。因為(wei) 不管他們(men) 選擇的是西方的左派還是右派，都脫離了傳(chuan) 統中國的中道。

作為(wei) 兩(liang) 黨(dang) 的曆史哲學，國民黨(dang) 的民生史觀和共產(chan) 黨(dang) 的階級史觀雖然具體(ti) 內(nei) 容不太一樣，但其理論基礎卻都是近代以來流行的社會(hui) 進化論、曆史形態說。以這樣一套線形時間觀的西方理論框架去定位中國的曆史進程，雖然足以自成一家之言卻難免削足適履之病。經過一百年的冷卻與(yu) 沉澱，在經曆了現代化大風大浪的衝(chong) 刷之後，今天的我們(men) 已經學會(hui) 了反思，不再簡單地擁抱西方的現代思潮，也不再盲目地反對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逐漸走出了各種曆史理論的進化迷霧，開始學著以中國自己的視角，從(cong) 我們(men) 五千年文明的曆史連續性中去重新理解近代史，重新樹立中華文明的曆史主體(ti) 性。對於(yu) 辛亥革命及其前後的曆史走向，要想理清這其中的曲曲折折和是非得失，還需要我們(men) 從(cong) 整個(ge) 近代中國的曆史邏輯中來加以把握。而這就需要我們(men) 重新回到“尊王攘夷”的近代主題，以經觀史，以史證經。

二

中國近代史公認的開端無疑是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但其實早在此前中國社會(hui) 就已經危機四伏。大清帝國到道光時期已經持續了快二百年的統治，就像曆史上的其他王朝一樣，在垂垂暮年之際已經開始暴露出各種衰朽的曆史積弊。魏源曾有“六荒”之說：“荒者亂(luan) 之萌也……堂陛玩愒，其一荒；政令叢(cong) 瑣，其二荒；物力耗匱，其三荒；人才嵬苶，其四荒；謠俗澆酗，其五荒；邊場馳警，其六荒；大荒之萌未有不由此六荒者也。”[9]以之來概括晚清的危機再恰當不過了。看得出，這已經是一個(ge) 行將就木之王朝的末世晚景了，從(cong) 外表看大廈依舊崔嵬，但內(nei) 部的梁木柱礎早已傾(qing) 斜朽蝕，隨時都有坍塌的危險。可幾乎與(yu) 此同時，在亞(ya) 歐大陸最西端的一個(ge) 小島上，一個(ge) 精力充沛的新帝國正在雄姿英發地走向世界。當一個(ge) 疾病纏身卻又妄自尊大的老者在拳擊台上碰到一個(ge) 身強力壯且年輕氣盛的青年時，其結果似乎早已注定。內(nei) 傷(shang) 於(yu) 七情再加上外感乎六淫，老大帝國身上的種種疾病於(yu) 是乎總體(ti) 爆發出來，不曾想這一病就是上百年。

19世紀中期，隨著歐洲第一次工業(ye) 革命的逐漸完成，英國成了“世界工廠”，所以急於(yu) 向世界各地傾(qing) 銷自己的產(chan) 品。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nong) 經濟在清王朝閉關(guan) 鎖國政策的保護下，尚且頑固地抵製著西方資本主義(yi) 的入侵。既然不能用商品敲開中國的大門，那麽(me) 隻好用大炮轟開其城牆了，這便是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英國人將其稱作貿易戰爭(zheng) [10]。正義(yi) 雖然站在中國一邊，可國際政治的殘酷現實永遠是“強權戰勝公理”。盡管英國是蠻橫的，但戰爭(zheng) 的勝利依然幫助他們(men) 取得了饞涎已久的在華商業(ye) 權利。五個(ge) 通商口岸就像堤壩上決(jue) 開的五個(ge) 大豁口，任由西方資本主義(yi) 的商品及其規則衝(chong) 進古老的中華帝國。

在中西交鋒的初次對決(jue) 中中國便敗下陣來，可割地、賠款、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開放通商口岸這些在今人看來帶有屈辱性的條款似乎都沒有觸動當時的清王朝。對於(yu) 道光皇帝和他的朝廷來說，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不過是1835年“浩罕協議”的翻版，“拿地方性的商業(ye) 讓步換來一個(ge) 穩定的邊境”，這不過是天朝馴服蠻族時慣用的懷柔策略罷了[11]。但來自海洋的大英帝國可不是中亞(ya) 的浩罕番邦，它的胃口可不是那麽(me) 容易滿足的。麵對著西方資本主義(yi) 的入侵，除了像魏源這樣極少數的先知先覺者外，顢頇的滿清朝廷依舊麻木無知，關(guan) 起門來做著自己天朝上國的迷夢。

就在皇帝和他的大臣們(men) 以為(wei) 一切都已結束、王朝又回到原來狀態的時候，資本主義(yi) 卻悄悄地來了，就像潮汐一樣衝(chong) 刷和侵蝕著中華帝國的龐大身軀，沿著開放的口岸滲透進古老社會(hui) 的肌體(ti) 內(nei) 部。古語說：大風起於(yu) 青萍之末。僅(jin) 僅(jin) 十年之後，一場席卷了半個(ge) 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yi) 就讓滿清政府嚐到了這種商業(ye) 入侵的苦果。可以說，太平天國運動是西方勢力進入中國後激起的第一浪波瀾[12]，而起義(yi) 者所借用的基督教形式也首次顯現了西方文化在中華大地的滲透程度。這場持續了14年的大起義(yi) 極大地消耗了滿清王朝的統治力量，更造成地方漢族督撫群體(ti) 的崛起，改變了清朝自開國以來以滿製漢的權力格局，為(wei) 晚清最後的分崩離析埋下了種子。

內(nei) 亂(luan) 未靖、外戰又起，恰在此時，第二次鴉片戰爭(zheng) 爆發。打著修約的借口，趁著內(nei) 亂(luan) 的時機，英國拉著法國又來敲詐這顢頇無能、愚昧自大的滿清政府了。可以想見，麵臨(lin) 著內(nei) 憂外患壓力的清政府又是一敗塗地，而且英法聯軍(jun) 還第一次攻入了帝國的首都，做到了太平天國想做而沒做成的事，並搶掠焚燒了皇帝的行宮——圓明園，氣得年僅(jin) 31歲的鹹豐(feng) 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莊。這次莫大的戰敗屈辱終於(yu) 讓清政府受到了痛苦的震動，於(yu) 是回到北京的朝廷在開明貴族和漢族官僚的支持下開始了局部的變革，這便是滿清政府的第一次自改革努力，史稱洋務運動。

中國最直接地敗在軍(jun) 事上，所以洋務運動也就很自然地從(cong) 軍(jun) 事自強開始了。當時的洋務派認為(wei) ，中國之敗主要原因在於(yu) 武器不如人，即我們(men) 的冷兵器敵不過西洋的熱兵器。李鴻章在給曾國藩的信中說：“中國用兵多至數倍，而經年積歲，不收功效，實由於(yu) 槍炮窳濫。若果能與(yu) 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國有餘(yu) ，敵外國亦無不足。”“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liang) 樣，西人即可斂手。”[13]李鴻章的看法可以說代表了整個(ge) 洋務派的反思觀點，他們(men) 隻是把失敗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wei) 外部因素，對於(yu) 帝國自身的內(nei) 部危機則缺乏深刻的見識。辨證的誤差自然導致施治的偏頗，於(yu) 是在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期間，改革一直都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器物表層。其主要措施便是興(xing) 辦軍(jun) 事工業(ye) ，並圍繞軍(jun) 事工業(ye) 開辦其他工業(ye) ，設立培養(yang) 翻譯人才的同文館，派遣留學生出洋學習(xi) 軍(jun) 事技術等。至於(yu) 政治體(ti) 製的弊端，隻知從(cong) 人事上加以彌縫，而不敢有製度變革的構想。可近代中國所麵對的危機早已不是傳(chuan) 統邊疆型的局部威脅，而是民族國家對王朝國家的總體(ti) 戰爭(zheng) 。若不能在組織和動員上更張舊製，消除滿清王朝部族政權的狹隘性，建立起君民一體(ti) 、上下同心的國家機製，哪怕武器再好，中國也永遠不是人家的對手。

以前曾有人將“中體(ti) 西用”作為(wei) 洋務運動的總體(ti) 指導思想，其實並不準確。在滿漢雙軌體(ti) 製下，應該稱之為(wei) “滿體(ti) 西用”才對。對於(yu) 一個(ge) 外來的異族統治集團來說，不論是中國的儒家傳(chuan) 統還是西洋的軍(jun) 事技藝，都不過是維護其政權、實現其統治的手段，保住其部族政權才是真正的“體(ti) ”之所在。可以說晚清的各項改革皆是以千方百計維持此“滿體(ti) ”為(wei) 出發點的，至於(yu) “中用”還是“西用”，不過是因應時勢的統治術變遷，哪個(ge) 好用便用哪個(ge) ，取之不疑，去之不惜。這一點從(cong) 後來戊戌變法時期“保大清”與(yu) “保中國”的爭(zheng) 論中也可以看出。

在整個(ge) 洋務運動期間，中外基本上相安無事，使中國贏得了一個(ge) 長久的和平發展環境。1876—1878年間左宗棠成功收複新疆，1885年馮(feng) 子材在中法戰爭(zheng) 中取得鎮南關(guan) 大捷，1888年由李鴻章一手創建的北洋海軍(jun) 在威海衛的劉公島正式成立，當時其實力號稱世界第七、亞(ya) 洲第一。麵對著洋務運動所取得的這些軍(jun) 事成就，大清王朝的統治者又有點飄飄然了，一味地沉浸在“同光中興(xing) ”的自我陶醉裏。正當舉(ju) 國上下忙著為(wei) 慈禧太後的六十大壽做準備的時候，中日甲午之戰的慘敗卻再次驚醒了夢中人。以往敗給船堅炮利的西洋人也就罷了，這次竟然是敗給了自己往日的學生——蕞爾小國日本，這讓在亞(ya) 洲當慣了宗主國的中華帝國顏麵掃地、情何以堪？割讓台灣與(yu) 遼東(dong) ，賠款2萬(wan) 萬(wan) 兩(liang) 白銀，答應苛刻的通商條件，這些都讓三十幾年之洋務運動的努力灰飛煙滅，同時也慘痛地證明了單純器物層麵的變革已不足以救亡圖存。

首先受到甲午戰敗震動的便是年輕人。正在北京參加科考的康有為(wei) 、梁啟超領導了公車上書(shu) ，標誌著維新派開始登上曆史舞台；而遠在檀香山的孫中山則成立了興(xing) 中會(hui) ，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zhong) 政府”的激進主張，標誌著革命派的誕生。此後的中國便是在改良與(yu) 革命這兩(liang) 條道路之間競爭(zheng) 賽跑了。其實兩(liang) 派對於(yu) 中國問題的認識並無太大分歧，他們(men) 都認為(wei) ，中國積弱之蔽在於(yu) 政體(ti) 不良、組織不善，隻有實現變法改革才能振奮士氣、凝聚民心、提高效率、自強圖存。所不同的是，改良派認為(wei) 這一政治維新可以在滿清的舊政權下得以實現，這樣便可避免改朝換代所帶來的社會(hui) 動蕩和內(nei) 外風險。而革命派則認為(wei) ，滿清政府不惟不是政治改革的承擔者，更是其絆腳石。作為(wei) 一個(ge) 異族的統治者，其部族政權的自私性和狹隘性決(jue) 定了大清王朝不會(hui) 與(yu) 中國同呼吸共命運，關(guan) 鍵時候他們(men) 完全可以出賣中國的方式來換取其政權的保存。此後戊戌變法的失敗、《辛醜(chou) 條約》的簽訂和清末立憲的鬧劇似乎一次次地印證了革命派的先見之明[14]。但“滿洲一倒、萬(wan) 事自好”的盲目樂(le) 觀也暴露出部分革命派的天真和幼稚。

甲午之戰的慘敗戳穿了大清帝國的虛弱，於(yu) 是激發起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俄國進占旅順港，法國強租廣州灣，英國強行拓展九龍新界並強租威海衛，中國麵臨(lin) 著被列強瓜分的危險。1898年，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終於(yu) 開始了以變法自強為(wei) 宗旨的百日維新，這算得上是清廷的第二次自改革努力，史稱戊戌變法。但康梁等維新派由於(yu) 缺乏傳(chuan) 統官場的政治經驗，變法策略選擇失當，加之其變法舉(ju) 措過於(yu) 急切，得罪了廣大的舊官僚階層，於(yu) 是僅(jin) 僅(jin) 持續了103天的改革火焰就被以慈禧為(wei) 首的守舊派撲滅了。政治改革夭折後，殺頭的殺頭，外逃的外逃，隻餘(yu) 下孤零零的光緒皇帝一個(ge) 人幽禁瀛台。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清朝錯過了一次及時自改革的機會(hui) ，其後果更使同情改革的朝中大臣被邊緣化，同時極端保守派開始在政治上得勢，並直接導致了兩(liang) 年後的義(yi) 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jun) 入侵。

麵對著步步緊逼的列強瓜分狂潮，清政府既然不願意實行變法，那麽(me) 隻能采取其他的抵抗方式了，於(yu) 是打出“扶清滅洋”旗號的義(yi) 和團便成了他們(men) 可以抓住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由於(yu) 慈禧對於(yu) 外國之同情變法、援救新黨(dang) 、幹涉廢立、逼其還權的怨恨，她這次準備孤注一擲、不惜一戰。在討論是和是戰的禦前會(hui) 議上，慈禧太後麵對袁昶拳術不可信的發言反駁道：“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衰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15]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混雜著巫術和迷信的傳(chuan) 統動員方式並不足以對抗西方現代化的軍(jun) 事進攻。如果說甲午戰爭(zheng) 還隻是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虛弱，那麽(me) 八國聯軍(jun) 的鐵蹄則是毫不留情地踐踏了大清朝的最後一點顏麵。帝都的第二次陷落使得這個(ge) 異族政權在國人心目中威信掃地、名存實亡，戰時由劉坤一、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組織的東(dong) 南互保運動更是凸顯了清廷中央權威的弱化。民心和官心的同時喪(sang) 失，這對於(yu) 一個(ge) 正在垂死掙紮的政權來說可不是什麽(me) 好兆頭。

經曆了這次比甲午戰敗更為(wei) 慘痛的奇恥大辱，清廷算是徹底被洋人打服了、嚇怕了，於(yu) 是由自大走向自卑，由排外走向媚外。一方麵對外“量中華之物力、結與(yu) 國之歡心”，一方麵對內(nei) 企圖以改革的名義(yi) 來安撫人心、保住政權。1901年當慈禧太後還在西安的時候就發布了變法的詔書(shu) ，指出以前的器物仿造隻是學了“西藝之皮毛”，如今所要學的則是“西政之本源”，如此才可實現中國之富強。而原來主戰的極端保守派由於(yu) 要為(wei) 這次失敗負責，在列強的要求下或殺頭或充軍(jun) ，他們(men) 的離開為(wei) 接下來的政治改革清除了朝中的阻礙勢力。為(wei) 了回報洋人對自己的寬恕，如今的老佛爺真可謂戴罪立功、洗心革麵，一下子從(cong) 戊戌變法的政治絞殺者變成了康梁亂(luan) 黨(dang) 的遺囑執行人，如改官製、修法律、廢科舉(ju) 、興(xing) 學堂、練新軍(jun) 等，其中有些方麵的改革力度比之戊戌時還要激進。但一切都晚了，時移勢易、水漲船高，如今這種單純的上層改革已不足以挽回下層人心。此時的大清朝麵臨(lin) 的已不再是政治改革的內(nei) 部問題，而是統治合法性的外部危機，這就需要改革進一步觸及官——民之間的權力關(guan) 係。

其實不管是甲午之敗還是庚子之敗，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都屬於(yu) 傳(chuan) 統國家對現代國家的失敗。傳(chuan) 統國家[16]也就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其社會(hui) 動員能力很低，缺乏基本的組織能力，所以即便中國有4萬(wan) 萬(wan) 人，但卻依舊是一盤散沙，敵不過幾萬(wan) 甚至幾千人的職業(ye) 軍(jun) 隊。反之，現代國家乃是一民族國家，政府具有強大的社會(hui) 動員能力和財力汲取能力，這才是其“國雖小而兵卻強”的根源所在。直到1904年的日俄戰爭(zheng) 才讓清政府認識到這一點。

俄國本是歐洲的老大帝國，而日本不過是個(ge) 剛剛崛起的亞(ya) 洲新興(xing) 小國，雖然才在甲午之戰中打敗老大中國，但中國之弱由來已久，取勝本無所稀奇。可戰勝俄國就不一樣了，這是東(dong) 方國家第一次戰勝西方國家，也是黃種人第一次戰勝白種人，意義(yi) 非同一般。當時國人在分析兩(liang) 國勝敗原因的時候得出一個(ge) 最後的結論，那就是立憲的日本戰勝了專(zhuan) 製的俄國。因為(wei) 專(zhuan) 製導致君民分隔、上下異誌，而立憲卻可以溝通君民、凝聚人心。正如當時的報紙所寫(xie) 的：“日俄之戰並非日本與(yu) 俄國兩(liang) 國之間的戰爭(zheng) ，而是立憲政體(ti) 與(yu) 專(zhuan) 製政體(ti) 之間的戰爭(zheng) 。”[17]所以立憲一下子成為(wei) 國人競相追逐的政治改革目標。為(wei) 此清廷在1905年專(zhuan) 門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考察的結果使滿清親(qin) 貴們(men) 相信，“立憲可以在不影響皇帝權力基礎和對全國政治的控製能力的條件下，達到動員民眾(zhong) 致力於(yu) 富強目標的目的”。[18]由此開啟了朝廷上層權貴主導的清末立憲改革運動。

但這樣的立憲在日本是可行的，在中國卻已經錯過時機、不可再欲。日本的維新改革恰是打著“尊王攘夷”的大旗進行的，這一過程中天皇是立憲的核心因素，而國民則圍繞在天皇四周被以民族主義(yi) 而非民主主義(yi) 的方式動員組織起來。反觀此時的大清朝，經曆了甲午之敗和庚子之敗的接連打擊，其中央權威早已不穩固，國民對於(yu) 滿清政權的服從(cong) 也已開始動搖，而滿漢矛盾的加劇更讓民族問題越發凸現出來。在民族主義(yi) 思潮的激蕩下，清廷這一部族政權的統治合法性越來越遭到質疑。“寧贈友邦、不與(yu) 家奴”，“量中華之物力、結與(yu) 國之歡心”，這種赤裸裸的屈膝媚外政策讓廣大國人漸漸看清了這個(ge) 外來異族政權的賣國本質。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hui) 繼承了興(xing) 中會(hui) “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民族主義(yi) 口號，其排滿思想在留日學生中廣泛傳(chuan) 播。而短短6年裏《馬關(guan) 條約》和《辛醜(chou) 條約》總計高達6億(yi) 8千萬(wan) 兩(liang) 白銀的賠款（還沒有包括利息在內(nei) ），更加劇了政府對於(yu) 底層社會(hui) 的盤剝，進而激化了社會(hui) 的階級矛盾。總之，中央權威不穩，滿漢對立加深，社會(hui) 矛盾激化，在這種條件下，無論清廷的立憲是采取民族主義(yi) 還是民主主義(yi) 的手段，都無異於(yu) 引火燒身。

1908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的相繼離世使得清政府的中央權威再次流失，年僅(jin) 3歲的小皇帝和年輕的攝政王都缺乏駕馭時局的威望和能力。其實早在3年前的廢科舉(ju) 就已經讓清廷喪(sang) 失了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整合機製，失去了廣大士子讀書(shu) 人的製度性擁護。雖然立憲的大幕已經徐徐拉開，但其接下來的進程卻脫離了當權者的預期和控製，由此釋放出來的政治參與(yu) 能量如同脫韁的野馬一般橫衝(chong) 直撞、一瀉千裏。其實從(cong) 一開始朝野各派對於(yu) 立憲就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期待。在朝的滿族權貴派希望借立憲加強中央集權、重振皇帝權威，同時消除革命派對於(yu) 滿族政權的威脅；在朝的漢族官僚派則希望立憲後滿族皇帝成為(wei) 虛君，藉此便可消除滿漢之間的矛盾；而在野的士紳派卻希望通過立憲使地方從(cong) 中央分權、漢人從(cong) 滿人分權，進而集合更多的力量共謀國事。一方要集權，另兩(liang) 方要分權，這樣的立憲從(cong) 一開始便注定了同床異夢、南轅北轍的悲劇。

1911年暨宣統三年，立憲終於(yu) 從(cong) 預備的幔帳裏羞羞答答地走了出來，但正當舉(ju) 國上下帶著期盼的眼光揭開紅蓋頭的那一刹那，看到的卻是一個(ge) 又老又醜(chou) 的皇族內(nei) 閣，於(yu) 是原先的期待頃刻間便化作了對滿族清廷的極度失望。至此國人大多開始相信“清廷之不足與(yu) 有為(wei) ”[19]，連地方的立憲派都開始傾(qing) 向革命，革命派的主張逐漸深入人心，這一點從(cong) 武昌起義(yi) 後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就可看出。如果說皇族內(nei) 閣讓漢族官僚士紳大失所望的話，那麽(me) 財政破產(chan) 的清廷為(wei) 了支付賠款而對內(nei) 盤剝壓榨、巧取豪奪，對外大量舉(ju) 債(zhai) 、鬻賣國權的行徑更是激起了廣大民眾(zhong) 的反抗。原來清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隻有8000萬(wan) 輛白銀，但到宣統三年竟然猛增到3億(yi) 兩(liang) ，財政收入不正常增長的背後潛伏的恰是社會(hui) 矛盾的加劇和激化[20]。果然，四川保路運動的一方興(xing) 起引來了全國各地的四方響應。待到10月10號武昌城內(nei) 的一聲槍響，大清王朝的覆滅已經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關(guan) 於(yu) 辛亥革命之前的曆史演變，可參見下列之表一與(yu) 圖一：

表一[21]

圖一[22]

三

其實辛亥革命並沒有統一的指揮和部署，也沒有周詳的計劃跟準備，它隻是倉(cang) 促舉(ju) 事，但卻成為(wei) 壓垮大清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一場偶然的軍(jun) 事起義(yi) 推動了一次必然的曆史變革，隻因為(wei) 革命道出了當時全國民眾(zhong) 的心聲，於(yu) 是一呼百應、天下景從(cong) 、兵不血刃、傳(chuan) 檄而定。正是借著民心的向背而非軍(jun) 事的力量，辛亥革命才推翻了手握北洋重兵、實力依舊強大的清王朝。正如清廷的退位詔書(shu) 中所說的：“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qing) 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yu) 前，北方各將，亦主張於(yu) 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與(yu) 曆史上改朝換代的軍(jun) 事戰爭(zheng) 相比，這可以說是傷(shang) 亡最小、代價(jia) 最低的一次革命了。但也正因為(wei) 革命的成功來得太容易了，使得勝利的喜悅掩蓋了問題的複雜，“滿洲一倒”並沒有帶來期望的“萬(wan) 事自好”。借用後來共產(chan) 黨(dang) 的話說，辛亥革命實際上隻是邁出了“萬(wan) 裏長征的第一步”，要完成“尊王攘夷”的曆史大業(ye) ，後麵的路還有很長。

當時民國肇建，百廢待興(xing) ，亟需要一個(ge) 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來外爭(zheng) 國權、內(nei) 聚民心，而這也正是政治革命的初衷所在。但新建的共和政體(ti) 麵對著中央的黨(dang) 爭(zheng) 和地方的分裂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wei) [23]。以宋教仁為(wei) 實際領導的國民黨(dang) 和以袁世凱為(wei) 首的北洋軍(jun) 閥之間由於(yu) 權力分配問題而明爭(zheng) 暗鬥，致使國家政治一直不能走上正軌。當初革命黨(dang) 曾期袁世凱以華盛頓，卻又不予之總統實權，反而以內(nei) 閣製杯葛之，可謂反覆無常、失信於(yu) 人在先；而袁世凱呢，作為(wei) 一個(ge) 實力派的舊官僚，其本心亦在拿破侖(lun) 而非華盛頓，由臨(lin) 時總統而正式總統，由正式總統而終身總統，由終身總統而洪憲皇帝，可謂處心積慮、步步為(wei) 營在後。要之，雙方皆無儒家之公誠，卻都不乏法家之權術。

不過客觀地看，袁世凱之恢複帝製一半出自私心，另一半則出於(yu) 公誌。那時的世界還是一個(ge) 君主製為(wei) 主流政體(ti) 的時代，英、俄、德、日、奧匈、奧斯曼等當時的一流強國所實行的都是君主製，而實行共和製的隻有美國、法國和瑞士等少數幾個(ge) 國家。這其中，美國的共和乃是十三州獨立聯邦的結果，法國的共和則是幾十年革命反複的產(chan) 物，瑞士的共和亦是幾個(ge) 民族力量平衡的安排。總之，共和製在當時皆有其國情之特殊性，且在國際上居於(yu) 少數地位，還不具備強烈的普世性。在當時的中國，除了極少數具有留學背景的新型知識分子和職業(ye) 革命家外，絕大多數國人對於(yu) 何為(wei) 共和、如何共和皆茫然無知。由於(yu) 缺乏政治參與(yu) 的民眾(zhong) 壓力，中國的共和隻是革命賜予的一件禮物，雖華麗(li) 卻不實用。在這種內(nei) 外形勢下，有些人便把民初的政治亂(luan) 象歸咎於(yu) 共和政體(ti) 與(yu) 中國民情的脾胃不調，開出的藥方就是複辟君主製，試圖借助傳(chuan) 統的君臣關(guan) 係來恢複中國的政治秩序。這對於(yu) 舊體(ti) 製出身的袁世凱可謂正中其下懷，於(yu) 是便有了假公濟私的帝製自為(wei) 。但袁世凱有亂(luan) 世奸雄之才，卻無垂憲開國之德。正如其死後籌安六君子之首的楊度為(wei) 他所寫(xie) 的挽聯所評述的那樣：“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後，再平是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複斯言。”據說袁氏臨(lin) 死前曾大呼“楊度誤我”，可在楊度看來又何嚐不是“袁氏誤國”呢？

仔細分辨一下就會(hui) 發現，其實袁世凱的洪憲帝製既不同於(yu) 滿清的專(zhuan) 製君主製，也不同於(yu) 英國的立憲君主製，而是更接近當時之德日兩(liang) 國的二元君主製。所謂二元君主製就是說君主既不獨大也非虛君，而是與(yu) 議會(hui) 同時分享權力。君主代表著高高在上的世襲權力，議會(hui) 則代表著起自基層的民選權力，二者既分工協作又相互製約，呈現出一種權力的二元格局，故謂之二元君主製。這與(yu) 康有為(wei) 主張的君民共主製很像，既考慮到了權威的統一穩定性，又汲取了權力的多元民主性，可以說是後來之民主集中製的先聲。但這種基於(yu) 曆史的經驗理性在那個(ge) 激進的年代卻不容易為(wei) 人所接受。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扯起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兩(liang) 麵大旗，其現實的目的是要以民主反對袁世凱的帝製複辟、以科學反擊孔教會(hui) 的國教運動，而其理論的目的則是欲以科學衝(chong) 決(jue) 舊倫(lun) 理、以民主組織新青年。從(cong) 洋務運動之單純講求技藝到新文化運動的全麵膜拜科學，從(cong) 維新運動之政體(ti) 立憲到新文化運動的國體(ti) 民主，這裏展現了一個(ge) 由表及裏、從(cong) 用到體(ti) 的蛻變過程。

史學界對於(yu) 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xi) 的曆程曾有一個(ge) 經典的三段式概括，即器物——製度——文化三個(ge) 層麵的依次遞進，其對應的曆史事件便是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作為(wei) 對曆史的一種描述，這種說法是可以接受的；但若將其視為(wei) 一種曆史評價(jia) ，則大謬不然。前期的器物和製度學習(xi) 尚無可說，至後期的文化移植則已經離經叛道、誤入歧途了。如果我們(men) 把近代中國比作一支軍(jun) 隊的話，打了敗仗之後他開始反思自己失敗的原因。最先想到的便是武器不如人，所以有了器物層麵之洋務運動。但武器改良後依舊戰敗（甲午戰爭(zheng) ），進一步反思才發現乃是體(ti) 製不如人，如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組織不強、一盤散沙、滿清奴役、君民否隔等等，於(yu) 是又有了政治改革。先是內(nei) 部的維新、立憲，後有外部的排滿革命，經過一番努力，總算建立起民國的共和政體(ti) 。可共和政體(ti) 並沒給中國帶來預期的統一富強，麵對著內(nei) 憂外患，國家依然不見起色。這時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men) 進而開始懷疑我們(men) 的人不如人了。人為(wei) 狼群，我為(wei) 羊群，兩(liang) 者相爭(zheng) 焉猶不敗之理？於(yu) 是便要掘出文化的祖根，進行國民性的改造，以狼的性情來再造羊的基因。從(cong) 武器不如人到體(ti) 製不如人再到人（士兵——國民）不如人，在工具理性之自我保存的初衷下我們(men) 卻一步步走向了價(jia) 值理性的自我否定，這不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麽(me) ？人若變了，我們(men) 還是我們(men) 嗎？以保存自我始，卻以解構自我終，這難道不是一個(ge) 曆史的悖論嗎？要反思這一歧途的背謬，我們(men) 就不能不分析一下新文化運動的兩(liang) 大認知錯誤，一是對共和的誤解，二是對科學的迷信。

先來看第一個(ge) 問題。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簡單地把共和等同於(yu) 民主，這似乎已經成了一個(ge) 常識性的錯誤。其實典型的民主製主張人民主權，追求民有、民治、民享。與(yu) 之相對照，傳(chuan) 統的君主製則奉行君權神授，追求君有、君治、君享。可以說君主與(yu) 民主乃是對立之兩(liang) 極，西方之近代民主製恰是對其傳(chuan) 統之君主製的革命性顛覆和反動。與(yu) 以上二者皆不同，最早的共和製起源於(yu) 古羅馬，它不是君主製、貴族製、民主製那樣的純粹政體(ti) ，而是一種混合政體(ti) 。在羅馬共和製下，既存在著代表貴族製的元老院，也存在代表民主製的公民大會(hui) ，既有近乎君主一樣專(zhuan) 製權力的執政官，又有象征人民權力的保民官。“混合均衡”可以說是共和製的本質特征。[24]從(cong) 中國之政教傳(chuan) 統來看，共和就是共治和合，沒有君主抑或民主的一方獨大，也沒有近代西方那種主權論的偏執。用錢穆先生的話說，中國的傳(chuan) 統政治不是“君權論”而是“君職論”。[25]比照前麵的君主製和民主製，我們(men) 可以用“天有、君治、民享”來概括共和製[26]。“天有”也就是公有，其實是懸置了主權的法律歸屬問題，而代之以“天下為(wei) 公”之最高憲法原則。“君治”不是君主之治，而是君子之治。古人雲(yun) ：君者群也。從(cong) 曆史來看，一個(ge) 社會(hui) 的管理者總歸是少數，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有抽簽製，近代的西方民主有代議製，可見即便好稱民主者也無法否認少數人管理的規律。不同的是，這裏的君子既不是抽簽掣出來的，也不是投票選出來的，而是按照一定的德才標準挑出來的。與(yu) 前二者相比，第三種辦法更能保證的精英的選拔質量。至於(yu) “民享”，則揭示出共和製以民為(wei) 本的公義(yi) 屬性，非權力私有或階級專(zhuan) 政之類可比。關(guan) 於(yu) 君主、民主與(yu) 共和三種體(ti) 製的比較，可參見下列之表二：

表二

從(cong) 以上分析我們(men) 可知，共和不等於(yu) 民主，毋寧乃是涵蓋和超越於(yu) 民主之上的，而民主隻是共和中的一個(ge) 方麵。換言之，共和才是全體(ti) ，民主隻是局部。從(cong) 國號上看，辛亥革命勝利後我們(men) 建立的乃是一個(ge) 共和國而非民主國，新文化運動以片麵的民主訴求來壟斷對共和國的內(nei) 涵詮釋，不免魯魚豕亥之誤。他們(men) 以民主反對獨裁，殊不知在共和製下獨裁與(yu) 民主皆是其組成部分。以美國體(ti) 製為(wei) 例，掌握立法權的國會(hui) 是其民主的部分，而代表行政權的總統正是其獨裁的部分。世人至今多誤以為(wei) 美國是民主之典範，殊不知其乃共和之楷模。比較而言，三權分立正是典型的共和製，議行合一才是正宗的民主製。由於(yu) 民主與(yu) 共和的概念混淆，如今我們(men) 許多國人打左燈卻向右轉，數典忘祖、認賊作父，在言——行、名——實之間延續著關(guan) 公戰秦瓊的思維錯亂(luan) 。

當然，新文化運動的本意是先以科學的理性精神成就獨立之個(ge) 體(ti) ，再以民主之理性組織合為(wei) 強大之集體(ti) ，個(ge) 體(ti) 主義(yi) 隻是其起點，集體(ti) 主義(yi) 才是其最終之追求。以科學開發物力，以民主組織人力，二者相加造就一個(ge) 強大的中國。於(yu) 是他們(men) 極力詆毀舊道德，奮力摧毀家族堡壘，以期開辟出一個(ge) 個(ge) 體(ti) 獨立的啟蒙世界，留待民主這個(ge) 組織機製去收編統合。但這其實隻是西方關(guan) 於(yu) 民主的理論詮釋，而非其曆史事實。作為(wei) 一種理論和機製，民主既可以成為(wei) 凝聚力，也可能成為(wei) 離散力，其成敗的關(guan) 鍵在於(yu) 一國之政治文化。缺少了蘊含在曆史傳(chuan) 統中的這種不成文的文化共識，民主隻會(hui) 帶來雜亂(luan) 和貧弱，而不是秩序與(yu) 強大。如今之伊拉克、阿富汗、前南斯拉夫等國便是深陷在民主泥潭中的明證。遺憾的是，新文化運動在呼號“德先生”的同時卻挖掉了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之根，將寶貴的政治文化共識破壞殆盡。一個(ge) 缺少共識的民族一定是一個(ge) 分裂的社會(hui) ，五四前後無政府主義(yi) 的泛濫便是其表現。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men) 試圖借助民主以實現從(cong) 獨立之個(ge) 體(ti) 向強大之集體(ti) 的轉變被證明隻不過是激進書(shu) 生的一廂情願而已。其實看一下美國就會(hui) 發現，人家的政治體(ti) 製恰是奠基於(yu) 保守之家庭觀而非抽象的個(ge) 體(ti) 主義(yi) 之上的。想當初我們(men) 中國的抗美援朝不同樣是以“保家衛國”為(wei) 口號的嗎？可見家國並非對立關(guan) 係，而是一體(ti) 關(guan) 係，新文化運動激進地批判家庭、醜(chou) 化家族主義(yi) 實在是找錯了對象。《大學》八條目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早已為(wei) 我們(men) 明確了身——家——國——天下之間的連續性關(guan) 係。對今日之中國而言，對民主的迷信一日不破除，對共和的共識就建立不起來。這就需要我們(men) 盡早走出當年新文化運動在這方麵的迷思。

其次讓我們(men) 看一下第二個(ge) 問題。新文化運動提出“科學”的口號最直接的目標就是要反對康有為(wei) 、陳煥章的孔教會(hui) 當時正積極推動的國教運動。但前有因後有果，康、陳的國教運動正是被新建的民國給逼出來的。民國甫立，“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的下令廢除孔廟丁祭、沒收孔廟學田並禁止學校學生拜孔子，這兩(liang) 項舉(ju) 措既取消了孔廟中的祭孔儀(yi) 式，又取消了孔廟賴以維持的經濟基礎學田，是晚清以來廢除孔教運動中最為(wei) 重要的措施”。[27]雖然清廷在1905年就廢除了科舉(ju) 製，但取而代之的癸卯學製依舊保留了儒學在學校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並且還專(zhuan) 門設立了經學科。然而由於(yu) 蔡元培在學製改革中廢止了小學的讀經科，就相當於(yu) 斬斷了學校教育中的儒學傳(chuan) 統，使得我們(men) 的子孫在文化基因上麵臨(lin) 著與(yu) 自己的先祖徹底斷裂的危險。蔡元培以教育部名義(yi) 所實行的這些反孔措施比之清末的廢科舉(ju) 更具殺傷(shang) 力，這不能不引起康有為(wei) 的憂慮。既然現代的政治體(ti) 製不允許儒家以“學”的方式繼續存在下去，那麽(me) 就隻能以“教”的方式另辟一番新天地了。這便是儒家被迫從(cong) 儒“學”走向孔“教”的曆史原因。總之，先有西化派的毀孔學，才有康有為(wei) 的建孔教，之後又有新文化運動的反孔教，這才是真實的曆史因果鏈。

與(yu)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溫和主張不同，陳獨秀更激進地提出了以科學代替宗教，這也就是新文化運動中“賽先生”的由來。但科學是什麽(me) 呢？對物而言，科學是探究自然規律、尋求宇宙真理、開發物力資源的一種理論和方法；對人而言，科學則是一套讓人清明理性、予人獨立自由的人生哲理和指南。在研究方法上，科學體(ti) 現為(wei) 實證主義(yi) ；在人生哲學上，科學則體(ti) 現為(wei) 一套唯物的機械的人生觀。可就在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men) 滿懷激情地迷信著作為(wei) 公理大全之科學的時候，一戰的大炮聲和哀嚎聲卻在西方宣告了科學萬(wan) 能大夢的破產(chan) 。正如梁啟超在其《歐遊心影錄》中所說的：“當時謳歌科學萬(wan) 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cong) 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men) 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ge) 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wei) 可以靠他向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淒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wan) 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chan) 來。”[28]

一戰後的歐洲主要分裂為(wei) 兩(liang) 大思潮，一個(ge) 是蘇俄十月革命的勝利所帶來的積極的樂(le) 觀主義(yi) ，一個(ge) 是一戰的硝煙和廢墟所帶來的消極的悲觀主義(yi) 。前者體(ti) 現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的狂飆猛進，後者則體(ti) 現為(wei) 西方沒落論的文化哀鳴和東(dong) 方文化救世論的勃然興(xing) 起。作為(wei) 這兩(liang) 大思潮在國內(nei) 的反映，前者促成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建立，後者則激發了文化保守主義(yi) 的複活。此後之中國便是馬克思主義(yi) 的俄化派、反傳(chuan) 統主義(yi) 的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義(yi) 的本土派之間的三足鼎力了。若就對待科學的態度來看，西化派和俄化派乃是盟友，二者都還沉迷在科學的進化美夢裏，真正對科學有所反思的隻有文化保守主義(yi) 。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倭伊鏗的精神哲學、杜裏舒的生機主義(yi)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yi) 等西方人本主義(yi) 學說和文化形態學的滋養(yang) 下，五四時期的中國思想界逐漸形成了以杜亞(ya) 泉、梁啟超、梁漱溟、章士釗為(wei) 代表的東(dong) 方文化派，以吳宓、梅光迪為(wei) 代表的學衡派和以張君勱為(wei) 代表的玄學派。往前他們(men) 賡續了清末以章太炎、劉師培為(wei) 代表的國粹派和民初以康有為(wei) 、陳煥章為(wei) 代表的孔教派的文化保守傳(chuan) 統，往後他們(men) 則開啟了30年代以王新命、何炳鬆、陶希聖等為(wei) 代表的中國本位文化派以及40年代前後漸漸成形的現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陣營。[29]實際上發生在20年代初的那場關(guan) 於(yu) 人生觀的‘科玄論戰’便是對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迷信的最早質疑，就其性質而言則是現代人本主義(yi) 思想與(yu) 西方科學實證主義(yi) 思想之論戰在中國的繼續。[30]1949年後馬克思主義(yi) 在中國獲勝，文化保守主義(yi) 隨之蟄伏，以至於(yu) 這份對科學保持警惕性的人文遺產(chan) 沒能繼承下來，而以反對迷信為(wei) 號召的科學卻建立起對自己的迷信。

新文化運動對民主和科學的偏執與(yu) 盲從(cong) 使得我們(men) 直到今天都還沒能正確領悟“共和”的真諦。盡管這個(ge) 詞被鑲嵌在我們(men) 的國號裏已經整整超過60年，但真正的共和其實這100年以來一直都沒有完成。在第一共和的三十八年中，前後經曆了北洋政府和國民黨(dang) 政府兩(liang) 個(ge) 階段。北洋政府時期，由宋教仁被刺而引發二次革命，由袁世凱稱帝而引發護國戰爭(zheng) ，由黎元洪與(yu) 段祺瑞的府院之爭(zheng) 而引來張勳複辟，由段祺瑞廢除《臨(lin) 時約法》而引發護法運動。十餘(yu) 年間，城頭變幻大王旗，你方唱罷我登場，可謂民不聊生、國無寧日。此外如曹錕的賄選總統、北洋各派係之間的軍(jun) 閥混戰、北京——廣州一國兩(liang) 府的法統分裂等等，都使得北洋政府時期的民國比之滿清朝廷還不如。正如國民黨(dang) 所說的：“自辛亥革命以後，以迄於(yu) 今，中國之情況，不在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jun) 閥之專(zhuan) 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淖地獄。”[31]

直到北伐戰爭(zheng) 之後，國民黨(dang) 才在形式上重新統一了中國，但也僅(jin) 僅(jin) 是形式上的。北伐尚未勝利，國共統一戰線便已破裂。蔣介石發動4·12政變清黨(dang) ，迫使共產(chan) 黨(dang) 走上軍(jun) 事割據、武裝鬥爭(zheng) 的道路，自此開啟了國共兩(liang) 黨(dang) 長達十年的圍剿內(nei) 戰。另一方麵，國民黨(dang) 內(nei) 部也是派係林立，不久便爆發了蔣馮(feng) 閻桂之間的中原大戰。戰爭(zheng) 雖以蔣介石的勝利而告終，但國民黨(dang) 內(nei) 部的分裂並沒有因此而徹底實現整合。可以說，一直到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的國民黨(dang) 中央政府始終麵臨(lin) 著黨(dang) 外和黨(dang) 內(nei) 兩(liang) 種內(nei) 戰的威脅和困擾。1937年抗日戰爭(zheng) 的全麵爆發使得分裂的各派勢力終於(yu) 在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第一次團結在了一起，但好景不長。抗戰勝利後，外來壓力一消失，內(nei) 部的分裂馬上複原。又經過四年的國共內(nei) 戰，在死傷(shang) 300多萬(wan) 人的巨大代價(jia) 下，中國終於(yu) 實現了實質性的統一，離亂(luan) 的第一共和結束，曆史由此進入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第二共和。

綜觀整個(ge)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間可謂無一日不在戰亂(luan) 之中。北洋軍(jun) 閥、國民黨(dang) 、共產(chan) 黨(dang) 三大勢力縱橫捭闔、同室操戈、內(nei) 亂(luan) 紛爭(zheng) 、群雄逐鹿，但天下終未能定於(yu) 一。按照《春秋公羊傳(chuan) 》的三世說，第一共和應該算是衰亂(luan) 世。此一階段上無天子、下無方伯[32]，內(nei) 憂外患、不絕如線。由於(yu) 戰爭(zheng) 頻仍、武人掌權，其政治體(ti) 製皆為(wei) 以軍(jun) 領政。如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dong) 都是以軍(jun) 事強人而成為(wei) 政治領袖，此類體(ti) 製便是孫中山先生所謂的軍(jun) 政模式。因為(wei) 國家政治一直未能走上正軌，共和的實現程度自然也僅(jin) 僅(jin) 停留在表層，隻有民國初創時提出的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論尚可圈點。在帝國體(ti) 製下，不同的民族是以皇帝為(wei) 紐帶維係在一起的。一旦帝製推翻，以何種形式繼續維持這種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便成了一個(ge) 十分棘手的問題。立憲派的張謇一開始就注意到了把共和政體(ti) 與(yu) 國家的多民族結構聯係起來。在他看來，像日本“國小而血統單一之民族”適合於(yu) 立憲君主政體(ti) ，而“國土寥廓、種族不一、風俗各殊之民族”則應以“民族共和之治”為(wei) 合理。[33]五族共和的實質乃是民族共和，這一點從(cong) 當時的五色國旗也可看出。從(cong) 曆史上看，處於(yu) 衰亂(luan) 世的第一共和其他方麵皆乏善可陳，唯有在民族問題上功勳可表。在結束帝製後以民族共和的形式保全了國家的統一可以說是第一共和最名至實歸的內(nei) 涵所在。此外其在前期有辛亥革命的驅逐滿清、恢複中華，其在後期有抗日戰爭(zheng) 的抵禦倭寇、光複台灣，皆足以彰顯出第一共和突出的民族特征。

與(yu) 第一共和階段的民族共和不同，由共產(chan) 黨(dang) 建立和領導的第二共和在本質上乃是一種階級共和，即四民共和。所謂的四民就是工人階級、農(nong) 民階級、城市小資產(chan) 階級和民族資產(chan) 階級。這一四民共和的結構也可以從(cong) 作為(wei) 國旗的五星紅旗上得到印證。五顆紅星中最大的那顆代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顯示出其領導地位；圍繞著的四顆小紅星分別就是工、農(nong) 、小資、民資這四民群體(ti) 。五族共和與(yu) 四民共和就像一經一緯兩(liang) 條線，編織起中國人民的大團結。也正是在第二共和階段，中國實現了實質性的統一，建立起了強大的中央政權，徹底驅逐了帝國主義(yi) 的在華勢力，完成了攘除外夷、獨立自主的曆史偉(wei) 業(ye) 。比之第一共和的衰亂(luan) 世，第二共和已經進入了升平世，其表現便是上無天子、方伯專(zhuan) 政，富強有術、禮樂(le) 不興(xing) 。之所以這麽(me) 說是因為(wei) 第二共和雖然完成了國家之統一，但尚未實現王道之一統。對於(yu) 禮樂(le) 中國來說，國家的統一隻是其外部的形式要件，王道的一統才是核心的內(nei) 容要件。從(cong) 中國曆史上看，法家的霸道也可以實現統一，但隻有儒家的王道才能實現一統。另外，在政製上第二共和采用的是以黨(dang) 代政的訓政模式，尚未及天子之憲政，故比之於(yu) 春秋的方伯更為(wei) 貼切。

但不管是第一共和階段的五族共和還是第二共和階段的四民共和，都還隻是人群之間的共和，蔽於(yu) 人而不知天地。自由、平等、理性、獨立、人權、人道，這些現代思想的關(guan) 鍵詞無一不是在人的一維平麵上轉圈圈，上不及天下不接地。隻有貫通天地人的三才共和才實現了王道的三維立體(ti) 存在，才是共和的最高境界。司馬遷在《史記·律書(shu) 》中有言：“數始於(yu) 一，終於(yu) 十，成於(yu) 三。”在過去的100年裏，中國之共和已經曆了第一共和的初創和第二共和的發展，接下來便到了第三共和之完成的階段了。三才共和的實質乃是王道共和，其階段特征為(wei) 尊王黜霸、文明天下。曆史將在第三共和時期進入天子垂裳、政教有方、一統中華、協和萬(wan) 邦的太平世，其政製也將由此前的軍(jun) 政、訓政上躋為(wei) 憲政。當然，這裏的憲政絕不是現代西方意義(yi) 上的法權憲政，而是基於(yu) 王道理念的等而上之的禮樂(le) 憲政。

關(guan) 於(yu) 共和之三個(ge) 階段的內(nei) 涵比較，可參見下列之表三：

表三

從(cong) 中華文明三千年的大曆史來看，我們(men) 的政治體(ti) 製先後經曆了上古先秦時期的封建宗法製、中古王朝時期的郡縣君主製和近代以來的共和立憲製三大形態。三種建製分別因應於(yu) 時代之宜，雖有改製之名，卻無易道之實。《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複。”以元首之製為(wei) 例，不管是上古的天子、中古的皇帝，抑或是近世的總統和主席，雖權力大小不同、存在方式各異，然皆不能改變斯公天下之政道，亦不可廢棄其治天下之職守。正如魏源所說：“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跡也。”[35]故以此大曆史觀來看待辛亥革命所開創的近代共和製政治形態，才能本經以行權、守常以通變，在理與(yu) 勢、道與(yu) 製、變與(yu) 不變之間形成一種通達的認識。從(cong) 近代“尊王攘夷”的曆史主題來看，第一共和基本完成了攘夷的任務，隻是除之未盡；第二共和大體(ti) 奠定了富強統一的基礎，隻是王道未尊；未來之第三共和將著重於(yu) 尊王黜霸、立憲興(xing) 教，進而最終底定近代共和的三步走戰略。總之，共和化而非民主化才是我國今後之政治體(ti) 製改革的總體(ti) 戰略和曆史方向所在。對辛亥革命的最好紀念不是市儈(kuai) 主義(yi) 的固步自封和妄自尊大，而是在王道共和理想的指引下及時實現國家戰略升級並勇敢地完成這一曆史使命，這才無愧於(yu) 我們(men) 共和國的百年國號。

【注釋】

[1] 康有為(wei)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shu) 》，謝遐齡編選：《變法以致升平——康有為(wei) 文選》，上海遠東(dong) 出版社1997年，第415頁。

[2] 胡錦濤：《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hui) 上的講話》，https://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5839805.html

[3] 孔穎達：《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下冊(ce)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587頁。

[4] 嚴(yan) 格地說，近代西方可用“國家觀”稱之，古代中國應以“天下觀”稱之，但為(wei) 了對比之方便，姑且統稱為(wei) “國家觀”。

[5] 第一共和實現對內(nei) 之排滿，第二共和完成對外之反帝。

[6] 最早提出“兵戰”與(yu) “商戰”之分的是近代的鄭觀應，參見其《盛世危言》一書(shu) 。

[7] 從(cong) 早期尚停留在器物——技術層麵的“師夷長技以製夷”到此時已上升到思想——文化層麵的“向西方尋找真理”，國人對西學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並且這已不是少數人的見解，而成為(wei) 上自朝廷下至士紳的共識，甚至全社會(hui) 的風氣，於(yu) 此亦可見其信心喪(sang) 失之加深程度。

[8] 孫中山後來試圖將其三民主義(yi) 與(yu) 中國堯舜以來的道統相接續，但那應該屬於(yu) 事後的彌縫，在其產(chan) 生之初則主要是借鑒西方曆史的結果。如其在《民報》第一期的發刊詞中自述說：“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yi) ，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yi) 興(xing) ，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zhuan) 製，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yi) 起；18世紀之末19世紀之初，專(zhuan) 製仆而立憲政體(ti) 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yu) 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yi) 躍然動；20世紀，不得不為(wei) 民生主義(yi) 之擅揚時代也。”轉引自李劍農(nong) ：《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複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17頁。

[9] （清）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冊(ce) ·默觚下·治篇十一》，嶽麓書(shu) 社2004年，第64頁。

[10] 其實不管是叫鴉片戰爭(zheng) 還是叫貿易戰爭(zheng) ，作為(wei) 殖民老手的英國都無法為(wei) 自己的戰爭(zheng) 行為(wei) 辯護。清政府為(wei) 了保證自己國內(nei) 的經濟穩定，拒絕外來商品的大肆傾(qing) 銷，這是任何一個(ge) 政府都理所應當的主權職責，就像現在的西方政府為(wei) 了本國公民的權益而嚴(yan) 格限製外來移民一樣。當然，清政府當時那樣做或許是無意識的。但不管怎麽(me) 說，貿易自由都不應該成為(wei) 對別國發動戰爭(zheng) 的理由。這就好比戀愛自由，別人不想和你談，難道你就可以使用暴力威脅人家嗎？你有愛的自由，別人也有不愛的自由，二者加在一起才能叫整全的戀愛自由，否則便成了單方麵的強盜自由。貿易自由亦應作如是觀。再者說，那時候並沒有WTO，更沒有關(guan) 於(yu) 自由貿易的國際公約，即便有中國也不是締約方，那麽(me) 英國有什麽(me) 理由要求中國開放市場呢？

[11] （美）費正清：《偉(wei) 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111~113頁。

[12] 關(guan) 於(yu) 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與(yu) 太平天國運動之間的關(guan) 係，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ce) ，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第85~87頁。

[13] 轉引自李劍農(nong) ：《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複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4頁。

[14] 正如梁啟超所說：“晚明遺老象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張蒼水這一班人，把一種極深刻的民族觀念傳(chuan) 給後輩，二百多年，未嚐斷絕。到甲午年和日本打一仗打敗了，我們(men) 覺得這並不是中國人打敗，是滿洲人拖累著中國人打敗。恰好碰著歐洲也是民族主義(yi) 最昌的時代，他們(men) 的學說給我們(men) 極大的激刺，所以多年來磅礴鬱積的民族精神，盡情發露，排滿革命，成為(wei) 全國人信仰之中堅。那性質不但是政治的，簡直成為(wei) 宗教的了。……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ge) 不是革命黨(dang) ，但主義(yi) 雖然全同，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隻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guan) 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兩(liang) 派人各自進行，表麵上雖象是分歧，目的總是歸著到一點。一麵是同盟會(hui) 的人，暗殺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許多壯烈行為(wei) ；一麵是各省谘議局中立憲派的人，請願咧，彈劾咧，用公開手段做了許多群眾(zhong) 運動。”參見梁啟超：《辛亥革命之意義(yi) 與(yu) 十年雙十節之樂(le) 觀》，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2578.html

[15] 轉引自李劍農(nong) ：《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複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81頁。

[16] 需要指出的是，這裏的傳(chuan) 統國家並不是中華的正統，而是滿清這一部族政權的變統；是最近200多年的新傳(chuan) 統，而不是3000多年的老傳(chuan) 統。歸根結底，異族統治中國所造成的滿漢、君民之間的分隔才是造成近代中國上下離心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滿清統治者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扭曲和公式化更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停滯與(yu) 僵化，使之喪(sang) 失了應對近代國家危急的原有活力。後來的新文化運動中以晚清社會(hui) 等同於(yu) 中國古代社會(hui) 、以晚清文化等同於(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把滿清二百多年統治中國的種種異族特征當成了中國幾千年固有的華夏傳(chuan) 統，把滿清統治中國所造成的近代災難和國民性變遷看作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曆史必然，從(cong) 這種狹隘的視角出發進而展開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全麵批判，可以說很不公平。

[17] 轉引自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上海三聯書(shu) 店1999年，第158頁。

[18] 同上，第172頁。

[19]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626頁。

[20] 參見金衝(chong) 及：《辛亥革命的曆史地位》，https://theory.people.com.cn/GB/15605046.html

[21] 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催生了底層的太平天國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zheng) 促發了上層的洋務運動，中日甲午戰爭(zheng) 引起了在內(nei) 的公車上書(shu) 和在外的興(xing) 中會(hui) 成立，之後的列強瓜分狂潮則點燃了戊戌變法的激情並激起了底層社會(hui) 的民變，八國聯軍(jun) 侵華與(yu) 日俄戰爭(zheng) 則掀起了排滿革命的高潮、敲響了清末立憲的喪(sang) 鍾。

[22] 第一次鴉片戰爭(zheng) 將資本主義(yi) 引入中國，而外來因素的進入改變了中國社會(hui) 原有的生態結構，激化了原有的處於(yu) 潛伏狀態的社會(hui) 矛盾，開啟了中國社會(hui) 的現代變革之路，其最直接的後果便是起自底層的太平天國運動。在太平軍(jun) 起義(yi) 和英法聯軍(jun) 入侵的內(nei) 外雙重困境下，清政府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yan) 重性，於(yu) 是開啟了以自強圖存為(wei) 目標的洋務運動。開始隻是覺得我們(men) 器物不如人，所以洋務運動也是以器物尤其是軍(jun) 事建設為(wei) 主要內(nei) 容，未涉及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體(ti) 製。但甲午一戰戳破了這種膚淺的認識，朝廷內(nei) 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我們(men) 落敗的原因不在外部之器物，而在內(nei) 部之政製，於(yu) 是政治改革被提上了日程。但政治改革涉及到權力的重新分配，所以遭到舊有當權派的激烈反對，戊戌變法失敗。中間經過八國聯軍(jun) 入侵的曲折，清廷上層認識到非改革不可了，於(yu) 是繼40年前的洋務運動之後又啟動了清末的政治改革運動。這場運動又可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第一階段是1904年之前，改革的內(nei) 容主要是對戊戌變法的繼承；第二階段是日俄戰爭(zheng) 之後，逐漸明確了立憲的最終改革目標。與(yu) 此同時，除了在朝之當權派的改革路徑之外，在野之留學生等新型知識分子由於(yu) 受到民族思想的啟發，認識到清廷這一異族政權才是改革的最大阻力，所以欲要進行政治改革，必先進行民族革命，即以國體(ti) 之革命來實現政體(ti) 之革命,以武裝鬥爭(zheng) 來推動政治改革。反對變法的滿清權貴曾經指責康梁的變法是“保中國不保大清”，麵對著庚子之變後清廷對列強的屈服，所謂“量中華之物力，結與(yu) 國之歡心”，“寧贈友邦，不與(yu) 家奴”，其赤裸裸的異族統治者的醜(chou) 態暴露無遺，革命黨(dang) 人同樣可以反指他們(men) 是“保大清不保中國”，於(yu) 是革命便有了更強大的正當性。在當時革命與(yu) 立憲兩(liang) 條道路賽跑的過程中，清廷對立憲改革的百般拖延和虛與(yu) 委蛇當為(wei) 革命提供了現實理由，而之前的廢除科舉(ju) 則使清廷失去了傳(chuan) 統讀書(shu) 人的製度性支持，反而在立憲運動中成為(wei) 地方分權派的主要勢力。最後千喚萬(wan) 喚始出來的竟然是一個(ge) 皇族內(nei) 閣，更是讓全國人民徹底失望，於(yu) 是更多的人轉變立場，傾(qing) 向於(yu) 革命。這就是辛亥革命之前中國社會(hui) 的大背景，也成為(wei) 革命成功的內(nei) 外因。

[23] 關(guan) 於(yu) 民初之種種亂(luan) 象，可參見曾亦：《共和與(yu) 君主》一書(shu) 之第一章“共和後中國之怪現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24] 關(guan) 於(yu) 對共和的理解，可參見王天成：《論共和國——重申一個(ge) 偉(wei) 大的傳(chuan) 統》和《再論共和國》兩(liang) 篇文章，https://blog.tianya.cn/blogger/archives.asp?BlogID=348708&CategoryID=333789&idWriter=0&Key=0

[25] 參見錢穆：《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收錄於(yu) 《國史新論》一書(shu) ，三聯出版社2001年。

[26] 梁啟超在其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那篇雄文《異哉所謂國體(ti) 問題者》中將君主與(yu) 共和對舉(ju) ，歸之於(yu) 國體(ti) 問題；將專(zhuan) 製與(yu) 立憲對舉(ju) ，歸之於(yu) 政體(ti) 問題。此區分看似一目了然，實則迷惑甚深。近代西方以主權之歸屬界定國家之性質，謂之國體(ti) ；以權力之結構界定政府之形式，謂之政體(ti) 。後者為(wei) 中西所同，前者卻是華夷大異。前引錢穆先生之說已辨明，中國之國體(ti) 不在主權論而在公職說，此乃中國之政道所在、王道所係。中西對照，西方之國體(ti) 即中國之政道，西方之政體(ti) 即中國之政製。以此觀之，君主、共和、專(zhuan) 製、立憲皆屬於(yu) 政體(ti) 之範疇，不過政府之形式耳，涉及政製之精粗而無關(guan) 政道之公私。故英國雖保留君主之製無害其民主之體(ti) 。且即便以國體(ti) 論，君主亦當與(yu) 民主對舉(ju) ，而不可混之以共和。在形式上君主製與(yu) 民主製或許尚存抵牾，但二者與(yu) 共和製則完全足以兼容。換言之，君主與(yu) 民主都可以成為(wei) 王道共和的組成部分，設立一個(ge) 君主的職位作為(wei) 國家之元首並不妨礙其共和政體(ti) 之成立。

[27] 趙法生：《國教之爭(zheng) 與(yu) 康有為(wei) 儒學複興(xing) 運動的失敗》，《文化縱橫》，2012年第1期。

[28]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東(dong) 方出版社2006年，第20頁。

[29] 參見鄭大華：《民國思想史論》，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76頁。

[30] 同上，第46頁。

[31] 《中國國民黨(dang)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宣言》，https://www.sysu.edu.cn/sun/YFhall/workn_cont.html

[32] 《春秋公羊傳(chuan) ·莊公四年》何休解詁曰：“有而無益於(yu) 治謂之無”。

[33]（日）村田雄二郎：《孫中山與(yu) 辛亥革命時期的“五族共和”論》，《廣東(dong) 社會(hui) 科學》，2004年第5期。

[34] 毛澤東(dong) 時期的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計劃經濟近乎墨子之法，而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則近乎管子之法，管子屬於(yu) 法家，故合而言之謂之“墨法錯行”。

[35] （清）魏源：《魏源全集·第十二冊(ce) ·默觚下·治篇一》，嶽麓書(shu) 社2004年，第36頁。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