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荀學因子探微

作者：姚海濤（青島城市學院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發布，原載於(yu)  《中國思想史研究》2023年第1輯

摘 要：《呂氏春秋》存有不少荀學因子，此向為(wei) 學界所忽略。從(cong) 《呂氏春秋》的創作動機來看，與(yu) 《荀子》一書(shu) 在當時廣宣流布有著相當大的關(guan) 係。從(cong) 二書(shu) 相關(guan) 聯的層麵來看，在《荀子》普及傳(chuan) 播的戰國末期，《荀子》成為(wei) 《呂氏春秋》編撰素材與(yu) 參照文本的可能性極大。而從(cong) 《呂氏春秋》文本所反映的具體(ti) 內(nei) 容觀之，其當與(yu) 齊國稷下學宮乃至荀子有相當大的關(guan) 聯。進一步言之，《呂氏春秋》作者群體(ti) 甚至可能有荀子弟子。從(cong) 《呂氏春秋》中的荀學因子及其表現來看，二書(shu) 同處於(yu) 學術與(yu) 政治之間，同有兼容並包、批判熔鑄的理論特色，存在用語極類者若幹，用典之同者亦不在少數，而思想大端之同者尤其值得重視。二書(shu) 思想大端之同者，約略有天與(yu) 人、義(yi) 與(yu) 利、古與(yu) 今、因與(yu) 假、染與(yu) 漸等多個(ge) 層麵。探析《呂氏春秋》中的荀學因子對於(yu) 正確認知二書(shu) 間的複雜關(guan) 係有重要的理論意義(yi) 。

關(guan) 鍵詞：《呂氏春秋》；《荀子》；荀學；探微

引言

若從(cong) 時間先後觀之，《呂氏春秋》與(yu) 《荀子》二書(shu) 自然是《荀》先而《呂》後，斷無可疑。若從(cong) 思想脈絡觀之，二書(shu) 間的隱秘思想脈絡則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學者們(men) 曾進行過比較深入的研究，這為(wei) 二書(shu) 的關(guan) 係研究打下了較好的基礎，但由於(yu) 結論不一，有些立論亦未確當，也給《呂氏春秋》與(yu) 《荀子》關(guan) 係研究帶來了不少困擾。於(yu) 是，厘清二者關(guan) 係仍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一大話題。

佐藤將之《後周魯時代的天下秩序：<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之比較研究》大作對《呂氏春秋》與(yu) 《荀子》進行了較為(wei) 全麵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新的結論。他將二書(shu) 置於(yu) 後周魯時代的大背景下來考察，認為(wei) 《荀子》之於(yu) 《呂氏春秋》並不存在直接影響。其共通之處可能僅(jin) 僅(jin) 與(yu) 二者共同的稷下學思想背景有關(guan) ，因共享了稷下思想之故。他根據《史記》中的一些材料提出，《荀子》在《呂氏春秋》成書(shu) 方麵有著某種刺激作用，僅(jin) 此而已。二書(shu) 由於(yu) 相近的曆史場景，所以產(chan) 生了某些共同的問題意識，由此導致二者有著共通的思想觀念。[①]這一觀點與(yu) 之前學界的主流觀點有著極大不同，具有一定的創新性。佐藤的研究立足於(yu) 後周魯時代的宏闊背景，且引入稷下學術的共通場景與(yu) 問題意識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但其二書(shu) 並不存在直接影響的結論確值得商榷。《呂氏春秋》與(yu) 《荀子》二書(shu) 出現的時間距離如此之近，難道思想距離卻會(hui) 遠嗎？二書(shu) 間關(guan) 係的真相到底如何？這些問題顯然需要重新予以審視，以給二書(shu) 關(guan) 係以適當定位。

一、《呂氏春秋》的創作動機與(yu) 作品性質

《呂氏春秋》是秦相呂不韋策劃的一部集體(ti) 撰作之書(shu) 。關(guan) 於(yu) 《呂氏春秋》創作動機，自然主要當從(cong) 策劃人呂不韋身上找尋。概括學界關(guan) 於(yu) 《呂氏春秋》的創作動機與(yu) 作品性質的看法，大約有以下三點。

其一，“恥以貴顯”說。南宋學者黃震認為(wei) ，《呂氏春秋》是“恥以貴顯”而作，由於(yu) 受到戰國四公子及《荀子》書(shu) 的刺激，“竊名《春秋》”之作。[②]最早指出《荀子》在《呂氏春秋》成書(shu) 過程中起到刺激作用的是司馬遷。《史記·呂不韋列傳(chuan) 》雲(yun) ，“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嚐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qing) 。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shu) 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wei) 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yu) 萬(wan) 言。以為(wei) 備天地萬(wan) 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③]從(cong) 司馬遷的描述可以讀出，諸侯國所養(yang) 辯士較多，呂不韋受到戰國四公子養(yang) 士之風的影響，認為(wei) 強秦亦當致士、養(yang) 士，故其所招致之士竟達到三千人之眾(zhong) 。這是第一重刺激。戰國養(yang) 士之風的形成主要出於(yu) 列國雄主一統天下的政治需要，士主要充當智囊團的角色。從(cong) 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到戰國中期齊國的稷下學宮，再到戰國晚期呂不韋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可以得出“學術中心即是政治中心”的結論。這種學術與(yu) 政治的聯姻，成就了百家爭(zheng) 鳴的盛大場景，催生出了燦爛輝煌的思想成果。

荀子“著書(shu) 布天下”則給了呂不韋第二重刺激。於(yu) 是在呂不韋策劃下，由其門客編撰《呂氏春秋》一書(shu) 。為(wei) 了炫耀其書(shu) 之精審，他竟於(yu) 鹹陽門懸賞一字千金。從(cong) 這一係列操作來看，呂不韋著書(shu) 的政治動機被遮蔽了，取而代之的是其炫耀、賣弄等非政治的商業(ye) 炒作。顯然地，這與(yu) 呂不韋彼時的丞相角色與(yu) 政治背景完全不符。

到底是何種原因讓呂不韋下決(jue) 心編寫(xie) 一部以“呂氏”和“春秋”命名的書(shu) 呢？提到“春秋”，令人馬上會(hui) 想到孔子的《春秋》。馮(feng) 友蘭(lan) 在為(wei)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所作的序中說，“然此書(shu) 不名曰‘呂子’，而名曰《呂氏春秋》，蓋文信侯本自以其書(shu) 為(wei) 史也。……故此書(shu) 雖非子部之要籍，而實乃史家之寶庫也”[④]。呂不韋本人的看法固然重要，但後人的看法可能更加重要。之所以以“春秋”命名此書(shu) ，當然並不純粹是將其視為(wei) 一部曆史類或思想類的書(shu) ，可能有著更為(wei) 深遠的政治考量。

其二，政治教化、政治陰謀說。此說認為(wei) ，《呂氏春秋》是政治性著作，是為(wei) 了教化始皇帝，甚至為(wei) 了呂氏篡位奪權所做的思想準備。郭沫若認為(wei) ，呂不韋與(yu) 嬴政有著深層次的矛盾。呂不韋雖不一定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但當有著經天緯地、為(wei) 萬(wan) 世立儀(yi) 的雄心。《呂氏春秋》的編撰“決(jue) 不會(hui) 僅(jin) 如司馬遷所說，隻是出於(yu) 想同列國的四公子比賽比賽的那種虛榮心理的”[⑤]。他認為(wei) ，全書(shu) 在編製上相當拙劣，“含有極大的政治上的意義(yi) ”[⑥]。另，郭沫若推測秦始皇作為(wei) 大獨裁者可能早有表征，呂不韋之所以將《呂氏春秋》趕著在秦始皇八年作出，是為(wei) 了矯正其施政偏向，為(wei) 了說教。[⑦]史學家楊寬與(yu) 郭沫若觀點相類似，他認為(wei) ，呂不韋之所以在公元前241年把《呂氏春秋》以“一字千金”的高調出場方式公之於(yu) 眾(zhong) ，“是想在秦始皇親(qin) 理政務前，使自己的學說定於(yu) 一尊，使秦始皇成為(wei) 他的學說的實踐者，從(cong) 而維持其原有的地位和權勢”[⑧]。

錢穆先生的思考則走得更遠，關(guan) 於(yu) 一字千金之事，錢穆說，“餘(yu) 疑此乃呂家賓客借此書(shu) 以收攬眾(zhong) 譽，買(mai) 天下之人心。儼(yan) 以一家《春秋》，托新王之法，而歸諸呂氏。如昔日晉之魏，齊之田。為(wei) 之賓客舍人者，未嚐不有取秦而代之意。即觀其維秦八年之稱，已顯無始皇地位。當時秦廷與(yu) 不韋之間，必有猜防衝(chong) 突之情，而為(wei) 史籍所未詳者”[⑨]。由此看來，《呂氏春秋》確實具有政治上的考量，至於(yu) 有無篡位奪權的陰謀此不可得知。從(cong) 後來的曆史看，呂不韋並沒有達到目的，且將自己性命葬送。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秦始皇主張用法家治國，而拒絕采用《呂氏春秋》儒道交融的治國方式。曆史的吊詭是，《呂氏春秋》因政治而生，後來卻成為(wei) 了學術名作，成為(wei) 薈萃儒道墨諸家的一次學術融合。雖出自眾(zhong) 手，卻與(yu) 《荀子》一樣，成為(wei) 匯聚百家學術的總結式著作。

其三，學術雜家、思想集成說。從(cong) 《呂氏春秋》在思想史上的實際意義(yi) 來看，學術意義(yi) 壓倒了政治意義(yi) 。正是高誘所謂“尋繹此書(shu) ，大出諸子之右”。從(cong) 撰作主體(ti) 來說，屬於(yu) 學術隊伍從(cong) 事的政治撰作。學術為(wei) 政治服務，在戰國末年尤其如此。從(cong) 《呂氏春秋》中的理智之弘揚（郭沫若語）來看，絕非一時頭腦發熱而作，而是經過了深思熟慮、長期謀劃之作。時至今日，定位《呂氏春秋》為(wei) 學術作品的爭(zheng) 議不大。而關(guan) 於(yu) 其是兼容諸子之說的學術性著作，抑或是雜家代表性作品，則存在較大爭(zheng) 議。自《漢書(shu) •藝文誌》將其列為(wei) 雜家以來，《呂氏春秋》雜家之說似不可動搖。此書(shu) 雖說有一個(ge) 統一的策劃人呂不韋，但由於(yu) 出於(yu) 眾(zhong) 手，其在邏輯性與(yu) 係統性方麵大打折扣，難怪乎後人視之為(wei) 雜家。此論理據充分，不可輕易推翻。

《呂氏春秋》創作動機由於(yu) 史料缺乏隻能湮滅在曆史的滾滾煙塵之中，留給後人無盡的思索。由此導致對此書(shu) 的性質有了不同解讀。《荀子》是《呂氏春秋》在形成過程中繞不開的一部典籍，探討二者間的關(guan) 聯性是一件饒有興(xing) 味的事。

二、《呂氏春秋》與(yu) 《荀子》相關(guan) 聯的幾個(ge) 層麵

《呂氏春秋》與(yu) 《荀子》的關(guan) 聯度到底如何？如上所言，據《史記》，《呂氏春秋》受到《荀子》的刺激而編著，所以說，二書(shu) 的關(guan) 聯自撰作的最初階段就開始了。

其一，在當時《荀子》已經遍布天下的情況下，《呂氏春秋》撰作者大概率對此書(shu) 比較熟悉，甚至編撰小組存有此書(shu) ，並將之作為(wei) 編撰素材與(yu) 參照文本。因為(wei) 彼時，荀子與(yu) 《荀子》的學術影響力已經很大，所謂“著書(shu) 遍天下”。荀子曾入秦與(yu) 昭王、應侯有過深入交流，其弟子李斯在秦國有一定地位，諸多因素使得《荀子》在秦國的傳(chuan) 播率必然較高。

徐複觀曾對《呂氏春秋》作過係統研究，認為(wei) 此書(shu) 是先秦經典及諸子百家的大綜合，隨之明確指出，其“采用了他人的思想而未出其名者更多，有如孟子、荀子即其一例”[⑩]。依徐複觀，《呂氏春秋》既沒有出現荀子之名，亦沒有出現今本《荀子》語句，但是該書(shu) 仍然化用甚至襲用了荀子思想。

《呂氏春秋》為(wei) 何沒有出現荀子？一則，從(cong) 編撰者個(ge) 人角度看，若是從(cong) 稷下學宮出走至呂不韋麾下的學者，可能因自身或師傳(chuan) 與(yu) 荀子有思想過節，而有意忽略之。在《呂氏春秋》中，連子華子都出現多次，而在當時“著書(shu) 遍天下”，大名鼎鼎的荀子沒有出現，顯然有些不合常理。二則，從(cong) 策劃者角度看，呂不韋出於(yu) 讓《呂氏春秋》與(yu) 《荀子》相較量的個(ge) 人目的，而在下達撰作任務之時，可能有意避開荀子，作了限製荀子入書(shu) 的硬性要求。果如上所言，則能很好地解釋《呂氏春秋》為(wei) 何沒有出現荀子，沒有直接引用《荀子》的語句。當然，沒有直接出現，並不表示沒有間接出現，也不代表沒有實質性的思想性影響，更不代表沒有荀學因子。

其二，從(cong) 《呂氏春秋》文本所反映的具體(ti) 內(nei) 容觀之，其當與(yu) 齊國稷下學宮乃至荀子有相當大的關(guan) 聯。從(cong) 司馬遷“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的表述來看，呂不韋編撰組中的門客既多，故“人人著所聞”。既然是“著所聞”，其所聞之內(nei) 容很大一部分必成為(wei) 今本《呂氏春秋》的內(nei) 容。而《呂氏春秋》所用典故所涉齊國人物，如管仲、齊王及稷下諸子者較多。如《報更》與(yu) 《知士》論及靜郭君與(yu) 齊宣王事，孟嚐君與(yu) 齊威王事，亦涉及稷下學宮的兩(liang) 個(ge) 重要人物，一為(wei) 劑貌辨，一為(wei) 淳於(yu) 髡。此外，其所提及的稷下諸子還有兒(er) 說、尹文、慎到、田駢等。

《呂氏春秋》所涉及的不僅(jin) 僅(jin) 是人物姓名、典故，還有其差異化較大的思想。而這絕非普通作者所能知悉，所謂非熟知齊國與(yu) 稷下學宮者不能道也。而齊國重要君臣、稷下人物之隱秘典故，非具有一定社會(hui) 地位，非久居齊國，亦不能詳知也。從(cong) 事此部分撰作的門客即便非齊人，必有居齊之經驗，甚至是曾居於(yu) 稷下學宮中的士人。可見，《呂氏春秋》作者團隊有稷下學宮中遊學之士的可能性極大。一個(ge) 極為(wei) 可能的推測是，隨著稷下學宮的衰落與(yu) 呂氏門客力量的崛起，不少學宮學者由齊入秦，開啟了人生的新階段，參與(yu) 到《呂氏春秋》編撰隊伍之中，將稷下學宮的兼容並包學風、人物典故、學術思想以及齊國君臣從(cong) 政經驗教訓等寫(xie) 入書(shu) 中流傳(chuan) 後世。

另，按高誘《呂氏春秋序》的說法，“不韋乃集儒書(shu) ，使著其所聞，為(wei) 十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yu) 萬(wan) 言，備天地萬(wan) 物古今之事，名為(wei) 《呂氏春秋》”[11]。其中的“儒書(shu) ”一詞似乎明示出了《呂氏春秋》與(yu) 儒家間的密切關(guan) 聯。實則不然。按梁玉繩，“儒書(shu) ”當為(wei) “儒士”之訛。需要注意的是，先秦之時，儒不為(wei) 儒家之專(zhuan) 名，而是有學問之人的總稱。胡適《說儒》曾提出，老子是正統老儒，孔老本一家。[12]若將此處“儒書(shu) ”“儒士”認定為(wei) 儒家，就難以解釋為(wei) 何《呂氏春秋》中不主儒家而出現雜家的麵向。所以，此處的“儒”當采其廣義(yi) 而非專(zhuan) 名。如劉向曾將韓非視為(wei) “名儒”，正是此意。由此可見，《呂氏春秋》編撰團隊的人員組成必然具有雜而不純的性質。這一博雜撰作團隊之能構成，稷下學宮無疑是一個(ge) 很好的來源。荀子曾在稷下三為(wei) 祭酒、最為(wei) 老師，其門徒眾(zhong) 多，無論是從(cong) 稷下學宮還是從(cong) 社會(hui) 渠道，荀子弟子都極有可能加入撰作團隊。

其三，《呂氏春秋》作者中可能有荀子弟子。餘(yu) 宗發認為(wei) ：“由於(yu) 《呂氏春秋》成書(shu) 之時，距荀卿入秦不久，而荀卿又仍然是當時學術界的長者，所以在《呂氏春秋》書(shu) 中出現了鮮明的荀派儒家思想學說的色彩。”[13]《呂氏春秋》成書(shu) 於(yu) 公元前241年，而荀子入秦當早於(yu) 此年。據學者考證，荀子入秦為(wei) 公元前262年。[14]荀子曾入秦與(yu) 昭王、應侯對秦國地理風貌、人情風俗、官員設置等進行過深入細致的交流，並給予了“形勝”“古之民”“古之吏”“古之朝”，“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的高度評價(jia) 。結合荀子的思想品格，此評價(jia) 當非恭維之語，而是真實感想。荀子入秦答問對於(yu) 儒學、荀學在秦國的傳(chuan) 播無疑有著積極推動作用。加之荀子弟子李斯在秦國從(cong) 廷尉幹起直到後來的丞相尊位，這無疑有利於(yu) 荀子思想在秦國乃至各諸侯國擴大影響。

依郭沫若之見，呂不韋入秦與(yu) 荀子約略同時。呂不韋可能見過，或者師事過荀子——“即使不韋不曾見過或師事過荀子，而荀子的意見經由弟子李斯間接傳(chuan) 到，那可是毫無問題的”[15]。果如是，則主編呂不韋本身就是荀子弟子或“再傳(chuan) 弟子”。徐複觀認為(wei) ，《呂氏春秋》“可能受了荀子學說的影響，並開漢儒重師法的先河”[16]。而有學者則認為(wei) 編者中有不少是荀子弟子，李斯的嫌疑最大。錢穆從(cong) 戰國晚期學者間的意態，有將自己侍奉的主子奉承為(wei) 帝王之舉(ju) ，如荀卿弟子頌其師為(wei) “嗚呼，賢哉！宜為(wei) 帝王”便為(wei) 實例，由此推出，“李斯入秦，為(wei) 呂不韋舍人，呂覽之書(shu) ，斯亦當預，彼輩推尊不韋，謂其宜為(wei) 帝王，夫豈不可。”[17]楊寬則直接認為(wei) ，“是時李斯為(wei) 呂不韋之舍人，必參與(yu) 其事。”[18]果如是，此種關(guan) 聯不可謂不深矣。至於(yu) 李斯是否參與(yu) 《呂氏春秋》編撰，了無證據。胡適推測道，“《呂氏春秋》也許有李斯的手筆，這雖是一種臆測……”[19]雲(yun) 雲(yun) 。而佐藤將之認為(wei) ，對於(yu) 呂不韋來說，李斯的分量顯然不夠，因此並不認可李斯參與(yu) 撰事。李斯雖然是學界所推測的參與(yu) 編撰重要嫌疑人，但證據不足，隻能闕如。

劉文典在注《呂氏春秋•勸學》“聖人生於(yu) 疾學”時雲(yun) ，“‘疾’當訓‘力’，‘疾學’猶‘力學’也。《荀子》書(shu) 中‘疾’皆訓‘力’，《呂氏春秋》作者多荀子弟子，故用字多與(yu) 《荀子》同。《尊師篇》‘疾諷誦’注：‘疾，力’，是其誼矣。”[20]《呂氏春秋》“用字多與(yu) 《荀子》同”，此固然可以構成其與(yu) 《荀子》間密切聯係的重要證據，但並不能直接證明“《呂氏春秋》作者多荀子弟子。”因為(wei) 《荀子》書(shu) 當時遍布天下，即使不是其門下弟子，亦不免有引《荀子》為(wei) 同道者讀其書(shu) 、化用其語。所以，荀子弟子是否參與(yu) 《呂氏春秋》編撰證據仍然不足。

由上可見，《呂氏春秋》與(yu) 《荀子》關(guan) 聯度的建立迄今尚未有切實可靠的曆史證據。曆史證據固然重要，思想證據也非常重要。若從(cong) 思想傳(chuan) 承角度言之，《呂氏春秋》與(yu) 《荀子》的內(nei) 在關(guan) 聯不可忽視。這種關(guan) 聯或潛隱或明顯，可名之為(wei) 《呂氏春秋》中的荀學因子。在曆史證據不能獲得的情況下，從(cong) 思想證據的角度透視《呂氏春秋》中的荀學因子，成為(wei) 唯一可行的路徑。

三、《呂氏春秋》荀學因子及其表現

（一）理論特色：在學術與(yu) 政治之間，兼容並包、批判熔鑄

《呂氏春秋》雖沒有直引《荀子》，但二書(shu) 在理論特色、行文句式、語言表達等方麵存在不少相類似之處。從(cong) 二者成書(shu) 的先後可推知，隻能是《呂氏春秋》借鑒了《荀子》，而非相反。如此，可構成《呂氏春秋》與(yu) 《荀子》的內(nei) 在關(guan) 聯。或者說，《呂氏春秋》荀學因子由是而顯。從(cong) 《呂氏春秋》與(yu) 《荀子》二書(shu) 對學術與(yu) 政治的先後關(guan) 係處理上來看，《荀子》基本上是以學術在先，政治在後，以學術療救政治的諸子學理路展開論述。而《呂氏春秋》則走了一條政治在先，學術輔助政治並為(wei) 其服務的政治學理路，甚至可以說其以學術與(yu) 政治的高度同步性化解了二者先後這一棘手的問題。究其原因，這與(yu) 二書(shu) 的撰作主體(ti) 一為(wei) 思想家荀子，一為(wei) 政治家呂不韋緊密相關(guan) 。以今日眼光觀之，二書(shu) 均處於(yu) 學術與(yu) 政治之間。

《呂氏春秋》與(yu) 《荀子》均具有兼容並包、批判熔鑄的理論特色，具有內(nei) 在思想與(yu) 方法的一致性。荀子作為(wei) 儒家人物，思想上以儒為(wei) 主，而批判兼攝他家，讓《荀子》染上了深厚的批判熔鑄色彩。所以研究者對荀子的思想歸屬有著各種猜測，如認為(wei) 其是法家、黃老道家，甚至是雜家。而《呂氏春秋》則向來有雜家之稱。如《漢書(shu) ·藝文誌》即將其列入雜家。而關(guan) 於(yu) 《呂氏春秋》學派歸屬的爭(zheng) 論一直未斷。如此書(shu) 到底是道家為(wei) 主還是儒家為(wei) 主等。之所以出現這些爭(zheng) 論，皆因《呂氏春秋》以《荀子》為(wei) “榜樣”而走得更遠些罷了，所以從(cong) 一開始便“顯示了它包容天下的思想與(yu) 知識的野心。”[21]如果說《荀子》的撰作是稷下學派學術爭(zheng) 論與(yu) 融合的初步產(chan) 物，那麽(me) 《呂氏春秋》便是融合之後的進一步精耕細作。當然，這並不是說《呂氏春秋》比《荀子》更加精妙，而是各自處於(yu) 不同的思想階段的進一步延展而已。

二書(shu) 的同與(yu) 異交織在一起，不可苛求。《荀子》一書(shu) 畢竟基本上是荀子一人之著述，在思想架構上自然比不得《呂氏春秋》來得周全，而《呂氏春秋》則是集體(ti) 智慧之結晶，是共同創作的作品。當然，這也決(jue) 不意味著《呂氏春秋》在思想深度與(yu) 曆史影響方麵較之更勝一籌。這些差異性決(jue) 定了二書(shu) 的個(ge) 性價(jia) 值，也可以看到《荀子》對《呂氏春秋》隱秘的影響。進一步說，與(yu) 其說這是二書(shu) 的係列差異，倒不如說這是《呂氏春秋》在對《荀子》一書(shu) 的潛在式改進。至於(yu) 改進的成功與(yu) 否，自然可以見仁見智。

（二）用語極類者

一般地講，一個(ge) 作者若沒有看另一作者的文字，獨立為(wei) 文，其用語相類似者，隻可能出現在不謀而合地引用某經典文本之中，而在那些原創部分決(jue) 不會(hui) 出現極其類似的表述。通讀《呂氏春秋》與(yu) 《荀子》，會(hui) 明顯地感受到其用語極其類似的部分不在少數。而從(cong) 中亦不難看出，《呂氏春秋》對《荀子》的借鑒。此正是《呂氏春秋》中的荀學因子之重大表現。

為(wei) 了更好地說明問題，現將極其類似者，列表如下，並於(yu) 表格最右側(ce) 一欄，略作說明。

表1：《呂氏春秋》《荀子》類似句

序號《呂氏春秋》《荀子》說明1“國殘身死，為(wei) 天下僇，舉(ju) 天下之不義(yi) 辱人必稱此四王者。”（《當染》）

（1）“身死國亡，為(wei) 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非相》）

（2）“身死國亡，為(wei) 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王霸》）

（3）“身死國亡，為(wei) 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正論》）語句邏輯、所用詞語，皆極其類似。2“齊桓公染於(yu) 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yu) 咎犯、郤偃，荊莊王染於(yu) 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yu) 伍員、文之儀(yi) ，越王句踐染於(yu) 範蠡、大夫種。”（《當染》）（1）“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王霸》）

（2）“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議兵》）春秋五霸說法，曆來不一。《春秋》認為(wei) 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宋襄公。《孟子》亦然。《墨子》與(yu) 《荀子》則不然。而《呂氏春秋》與(yu) 《春秋》不同，而與(yu) 《墨子》《荀子》同。3（1）“古之善為(wei) 君者，勞於(yu) 論人而佚於(yu) 官事，得其經也。”（《當染》）

（2）“賢主勞於(yu) 求人，而佚於(yu) 治事。”（《季冬》）（1）“故君人勞於(yu) 索之，而休於(yu) 使之。”（《王霸》）

（2）“故君人者勞於(yu) 索之，而休於(yu) 使之。”（《君道》）論人、求人為(wei) 君之事，即是“勞於(yu) 索之”，佚於(yu) 官事、治事，即是“休於(yu) 使之”之義(yi) 。4（1）“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shou) 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功名》）

（2）“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鱉安矣，鬆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先己》）“川淵深而魚鱉歸之，山林茂而禽獸(shou) 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yi) 備而君子歸之。”（《致士》）皆以泉水、樹木、禽獸(shou) 起興(xing) ，而歸結到政事，歸束到上位的統治者身上。5“故義(yi) 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zhong) ，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懷寵》）（1）“人歸之如流水，親(qin) 之歡如父母。”（《富國》）

（2）“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wei) 者化而順。”（《議兵》）

（3）“故近者親(qin) 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yu) 此，施及四極。”（《議兵》）二書(shu) 皆作“歸之若流水”，“望之若父母”，另一為(wei) “兵不接刃”，一為(wei) “兵不血刃”，語句如此相近，非蹈襲之，不能解釋也。6（1）“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應同》)

（2）“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召類》）（1）“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shou) 群焉，物各從(cong) 其類也。”（《勸學》）

（2）“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cong) 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大略》）物各從(cong) 其類的思想完全相同，其所用語亦同，此《呂氏春秋》襲用《荀子》必矣。7“聞為(wei) 身，不聞為(wei) 國。”（《執一》)“聞修身，未嚐聞為(wei) 國也。”（《君道》)字句基本相同。8“故民之於(yu) 上也，若璽之於(yu) 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適威》)君者，儀(yi) 也，儀(yi) 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道》)雖不完全相同，但屬同類型的比喻，皆以方圓為(wei) 喻。9“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yu) 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期賢》)“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致士》)幾乎完全相同。從(cong) 所用喻來看，皆是“耀蟬”。從(cong) 所得結論來看，皆謂人主明其德則天下歸之。《呂氏春秋》明顯本於(yu) 《荀子》並進行了潤色。10“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yu) 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開春》）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勿濫；與(yu) 其害善，不若利淫。”（《致士》）盧文弨曰：“（引者注：荀子）此數語全本《左傳(chuan) 》。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chuan) 《左氏》者之祖師也。”[22]荀子語本於(yu) 《左傳(chuan) ·襄公二十六年》：“善為(wei) 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11“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去宥》）“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正論》）對人形體(ti) 與(yu) 智力的認知完全相同，表述亦相近。12“學豈可以已哉！”（《開春》）“學不可以已。”（《勸學》）

“學豈可以已哉”一語明顯承繼《荀子》“學不可以已”而來。以辭氣觀之，當先有“學不可以已”，而後方有感歎之語“豈可以已哉”。13“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過理》）“故從(cong) 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解蔽》）皆為(wei) 視牛若羊之論，皆從(cong) 山上遠望而得，皆論地勢使之然也。

從(cong) 上表中對二書(shu) 的不完全統計可見，《呂氏春秋》因襲、改作自《荀子》之句，確實不在少數。此亦可印證《呂氏春秋》中存有的荀學因子。

（三）用典之同者

用語類似足證其前後沿襲，而用典之同亦可作為(wei) 二書(shu) 相襲之輔助性證據。《荀子•大略》有“湯旱而禱”之事，主要體(ti) 現商湯麵對旱情祈禱時，對自身從(cong) “政不節與(yu) ”，“使民疾與(yu) ”，“宮室榮與(yu) ”，“婦謁盛與(yu) ”，“苞苴行與(yu) ”，“讒夫興(xing) 與(yu) ”六大方麵進行了深刻檢討，追問“何以不雨至斯極也！”[23]祈禱雖屬祭祀，但正是荀子所謂“君子以為(wei) 文，而百姓以為(wei) 神。”[24]“湯旱而禱”是湯麵對上天真摯的內(nei) 心獨白與(yu) 自我剖析，是以“語言”的方式來表達這一事件。而《呂氏春秋•順民》則進行了大量擴充，將湯之禱的地點、過程、結果進行了詳細描摹，是在《荀子•大略》基礎上的合理想象與(yu) 升級造作。

“陳蔡絕糧”這一知名典故，分見於(yu) 《荀子•宥坐》和《呂氏春秋•慎人》。二書(shu) 用語一致、篇幅相當、大同小異，皆強調士人遇明主的重要性。“魏武侯謀事而當”則分見於(yu) 《荀子•堯問》和《呂氏春秋•驕恣》，所述故事情節及用語一致，所談及者為(wei) 楚莊王因群臣莫能逮而憂國亡事，皆引中蘬（仲虺）之言，所不同者進諫魏武侯者一為(wei) 吳起，一為(wei) 李悝。另一處比較明顯的用典之同為(wei) 氐羌之虜不憂係壘（累）而憂死不焚事。《荀子•大略》雲(yun) ，“氐、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25]《呂氏春秋•義(yi) 賞》則雲(yun) ，“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累，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26]所不同者僅(jin) 為(wei) 《荀子》引為(wei) 曾元之言，而《呂氏春秋》未言何人之言。以上典故，非熟知《荀子》字句者，不能寫(xie) 得如此相似。

此外，二書(shu) 所論及古典人物亦頗為(wei) 接近，同時出現的人物如奚仲、蒼頡、後稷、造父等。《呂氏春秋•君守》言，“奚仲作車，蒼頡作書(shu) 。後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鮌作城。”[27]《荀子•解蔽》亦有倉(cang) 頡、後稷、奚仲。此外，二書(shu) 共同書(shu) 寫(xie) 的還有蜂門、造父、王良等。按說任何兩(liang) 本書(shu) 論及曆史人物相類似並不構成相襲之證據。可《呂氏春秋》與(yu) 《荀子》所共享的人物並非分散排列，而是連續三個(ge) 人物皆處於(yu) 《荀子》書(shu) 的一段之中。這就不能不大概率地說明，《呂氏春秋》此段的撰者可能看過《荀子》此段，並有意無意襲用之。

（四）思想大端之同者

《呂氏春秋》與(yu) 《荀子》思想大端存在相同之處。韋政通認為(wei) ，“（《呂氏春秋》）書(shu) 中雖沒有提到荀卿其人，卻保存了他幾個(ge) 重要的論點，如天生人成（《本生》）、聖人生於(yu) 力學（《勸學》）、人禽之辨在義(yi) （《先識覽》）等。”[28]韋先生從(cong) 天人關(guan) 係、人禽之辨的角度看到二書(shu) 間的內(nei) 在思想關(guan) 聯，是為(wei) 真知灼見。稍嫌不足的是，其並未對二書(shu) 思想大端之同者展開進一步闡述。若條分縷析地鉤稽二書(shu) 思想大端之同者，至少包括天與(yu) 人、義(yi) 與(yu) 利、古與(yu) 今、因與(yu) 假、染與(yu) 漸諸方麵。

1.天與(yu) 人：人道為(wei) 天道歸宿

從(cong) 天道與(yu) 人道的關(guan) 係來看，二書(shu) 對天道與(yu) 人道展開的具體(ti) 方式略有差異，但其理論歸宿卻高度一致。《荀子》有著明確的問題意識，以人間論題為(wei) 綱，隨時、隨事而發，沒有事先的主線邏輯安排，所以看起來是一部掘發人道而非天道的思想著作。《呂氏春秋》從(cong) 《序意》來看，雖是黃帝之學的鋪展，其從(cong) 自然之道出發，以十二紀的時空架構論列思想，綱舉(ju) 而目張，屬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著作，其最終歸宿仍是人道而非天道。二書(shu) 同重人道鋪展的政治哲學而非天人自然哲學。《呂氏春秋》所雲(yun) “始生之者，天也。養(yang) 成之者，人也。能養(yang) 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29]以及“始生人者天也”[30]正是荀子“天地生之，聖人成之”[31]思想。荀子認為(wei) ，君道能群，群道四統，其一為(wei) “善生養(yang) 人者也”。君道善群，其一為(wei) “群生皆得其命”。君道、群道即聖王之道。而《呂氏春秋》必不能反對之。二書(shu) 皆以天道為(wei) 人道之依歸，而以人道政治為(wei) 主旨，確保聖人、天子的至高地位與(yu) 管理職能。若將天生人成視為(wei) 荀子思想的一大支柱，則《呂氏春秋》則為(wei) 踵其後者。

從(cong) 邏輯上看，《呂氏春秋》明顯更加具有體(ti) 係建構色彩，其將陰陽家的觀念與(yu) 諸子思想進行了揉合、搭建、重塑，回溯到上古天人不分的圓融中去，是任意比附的神秘主義(yi) 回潮，極大地妨礙了中國思想史的健康發展。而《荀子》則有其一以貫之的主張，“明於(yu) 天人之分”，在天與(yu) 人之間作一明確對分，重心從(cong) 天上回到人間，則具有初步的科學意義(yi) 。可惜的是，在後來的思想史發展過程中荀子的地位漸漸被拉低、被無視，中國哲學主流僅(jin) 注重“仁”的一麵，而忽略了“智”的一麵。

2.義(yi) 與(yu) 利：樂(le) 利主義(yi) 、為(wei) 民父母、養(yang) 生主義(yi) 的政治哲學

《呂氏春秋》與(yu) 《荀子》的理論歸宿是人道，故其強調人群社會(hui) 的政治哲學。義(yi) 利之辨是儒家重要命題，義(yi) 利關(guan) 係是儒家特重的關(guan) 係，在儒家政治學說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書(shu) 已經跳出了孟子“何必曰利”的窠臼，不再罕言利而是有了更深入地認知。《呂氏春秋》提出，“君子計行慮義(yi) 。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yu) 言理矣。”[32]不利之利屬“樂(le) 利主義(yi) 的政治學說。”[33]而荀子早就指出，“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34]荀子將利按嚴(yan) 格的邏輯關(guan) 係分為(wei) 不利而利、利而後利、利而不利三個(ge) 不同的層次，分別對應危國家、保社稷、取天下三大不同效果。利而不利，利百姓而不取利於(yu) 百姓，這就是以百姓之利為(wei) 利的樂(le) 利主義(yi) （或稱之為(wei) 愛利主義(yi) ）思想體(ti) 現。

《呂氏春秋·貴公》所雲(yun)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35]與(yu) 《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為(wei) 君也。天之立君，以為(wei) 民也”[36]有著較高的思想親(qin) 緣性。立君為(wei) 民思想的集中表達是“為(wei) 民父母”之說。“為(wei) 民父母”這一打著深深儒家烙印的思想，既是《荀子》非常重視者，又在《呂氏春秋》的《序意》《不屈》二篇出現。《序意》借黃帝誨顓頊之口說出了“為(wei) 民父母”的政治哲學。《不屈》則雲(yun)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wei) 民父母。”[37]《荀子·禮論》則道，“《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wei) 民父母之說焉。”[38]《呂氏春秋·不屈》與(yu) 《荀子·禮論》所雲(yun) 簡直如出一轍。二者同引《詩·大雅·泂酌》“愷悌（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語，同雲(yun) 君子為(wei) 民父母之義(yi)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序意》所言與(yu) 《荀子》理路一致。《序意》篇雲(yun) ，“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wei) 民父母。”[39]按天圜地方之說，圜者為(wei) 天，矩者為(wei) 地，君子效法天地，為(wei) 民父母。此正與(yu) 前所言荀子“天生人成”意相合，是儒家式的養(yang) 育萬(wan) 民之意。

《呂氏春秋》與(yu) 《荀子》同樣重視人欲，正視人欲，引導人欲，注重養(yang) 生。《呂氏春秋·情欲》認為(wei) ，“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40]《荀子·禮論》坦言，“人生而有欲。”[41]又言，“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42]聖人與(yu) 常人同樣具有欲望。常人往往不能以禮導欲而滑向惡，而聖人則能夠修節止欲、以禮禦欲、以禮製欲。欲望與(yu) 養(yang) 生密切相關(guan) 。二書(shu) 在對百姓養(yang) 生方麵，皆有精深見解。此可歸屬於(yu) 養(yang) 生主義(yi) 政治哲學。《呂氏春秋·本生》“物也者，所以養(yang) 性也，非所以性養(yang) 也”與(yu) 《荀子》“君子役物，小人役於(yu) 物”以及“重己役物”的思想完全一致。《呂氏春秋》“養(yang) 有五道”從(cong) 養(yang) 體(ti) 之道、養(yang) 目之道、耳之道、養(yang) 口之道、養(yang) 誌之道五個(ge) 方麵展開，這與(yu) 《荀子》“禮者，養(yang) 也”中所列的養(yang) 口、養(yang) 鼻、養(yang) 目、養(yang) 耳、養(yang) 體(ti) 並無多大的不同。另，荀子《正名》有養(yang) 目、養(yang) 耳、養(yang) 口、養(yang) 體(ti) 、養(yang) 形、養(yang) 樂(le) 、養(yang) 名之說，《修身》《不苟》中又有養(yang) 心之術、養(yang) 心莫善於(yu) 誠之說。

3.古與(yu) 今：古今一也、審今知古、法後王的曆史哲學

古今之辨屬曆史哲學範疇，是《呂氏春秋》與(yu) 《荀子》又一共同話題。二書(shu) 皆成於(yu) 戰國末期，站在古今的轉折點上，自然會(hui) 有較多的共同語言。古與(yu) 今作為(wei) 時間概念來講，不可分割，同為(wei) 一體(ti) ，也就是荀子所謂“古今一也”。《呂氏春秋·長見》明確指出，“今之於(yu) 古也猶古之於(yu) 後世也，今之於(yu) 後世亦猶今之於(yu) 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43]此與(yu) 荀子“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yi) 萬(wan) 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審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44]若合符節。二書(shu) 對古今一體(ti) 的感知完全一致，對聖人、先王智通古今的崇敬之情完全一致，皆由古今之辨生出了以今知古、以古持今、貫通古今的方法論。

古今之辨中的法先王還是法後王是古今之辨論題中不可回避的方法論問題。從(cong) 總體(ti) 上來講，古今一體(ti) ，“類不悖，雖久同理”，但在具體(ti) 的操作層麵，則由於(yu) “傳(chuan) 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法古不若法今，法先王不若法後王。二書(shu) 在法後王方麵也達到了高度的思想一致。《呂氏春秋·察今》指出，“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wei) 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dong) 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凡先王之法，有要於(yu) 時也，時不與(yu) 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wei) 法。”[45]一則，人或損或益，先王之法本來麵貌已失，如何可法？二則，古今之法，言異典殊，多不能相通，如何能法？三則，先王之法適用於(yu) 先王之時，具有時效性，古今變化差異之大，如何法之？由於(yu) 先王之不盡可法，自然要以近知遠、以今知古、察己知人。進而言之，法先王還是後王，這都不是問題，要害是法其所以法，關(guan) 注法背後的精神與(yu) 思想，找到確不可易的方法論。

4.因、染與(yu) 假、漸

觀二書(shu) ，會(hui) 發現《呂氏春秋》因、染思想與(yu) 《荀子》假、漸思想間互相融通。《呂氏春秋·順說》雲(yun)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王念孫指出，“‘際’疑‘登’之訛。”[46]此說甚是。相類似地，《荀子·勸學》雲(yun) ，“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裏；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yu) 物也。”[47]二書(shu) 用了“順風”“登高”這樣極為(wei) 類似的語言，表達出了相通的思想：因與(yu) 假。因，指的是因物乘便、因勢利人。假，指的是假借物性以利人。可見，因與(yu) 假之相契相通。《呂氏春秋·當染》引用墨子所見染絲(si) 之歎“故染不可不慎也”而生發“非獨染絲(si) 然也，國亦有染”[48]與(yu) 《荀子》“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慎”，“君子居必擇鄉(xiang) ，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等一係列思想完全一致，均表達了環境、學習(xi) 、師法等在人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治國觀上，二書(shu) 皆看到了明分、定分之於(yu) 治理國家的重要性。在軍(jun) 事觀上，《呂氏春秋》大量的“義(yi) 兵”之說與(yu) 《荀子》“仁義(yi) 之兵”思想毫無二致。《呂氏春秋·適音》與(yu) 《荀子·樂(le) 論》更是可互相參合，二篇關(guan) 於(yu) 亂(luan) 世之音與(yu) 治世之音的分別，關(guan) 於(yu) 音樂(le) 對政治、習(xi) 俗作用的描述以及在移風易俗、平政化俗發揮的重要作用均可引為(wei) 同調。

結語

《呂氏春秋》與(yu) 《荀子》創作時間前後相續，均為(wei) 先秦與(yu) 秦轉捩之時的集成性思想大作，二書(shu) 有著或明或暗的內(nei) 在聯係。從(cong) 創作動機、撰作者共同的稷下學背景、思想親(qin) 緣諸方麵皆可見。《呂氏春秋》作者群體(ti) 的多元化直接導致了思想博雜的特點，也成就了其兼采眾(zhong) 家的思想特色。主編呂不韋有意識的規劃與(yu) 參編者的精心建構，又使得此書(shu) 成為(wei) 一包容性極強、結構性極謹嚴(yan) 的著作。透過字裏行間，可以把捉到其中的荀學因子，嗅到其中的荀學氣息。《呂氏春秋》與(yu) 《荀子》均處於(yu) 學術與(yu) 政治之間，同具兼容並包、批判熔鑄的理論特色，存在不少用語極類者，亦有用典之同者，更有思想大端之同者。可以說，《呂氏春秋》中的荀學因子處處可見，在思想方麵存在不少相通之處。明乎此，對於(yu) 理解二書(shu) 的關(guan) 係當大有助益。

[①] 佐藤將之：《後周魯時代的天下秩序：<荀子>和<呂氏春秋>政治哲學之比較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年，第23-49頁。
 
[②]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618頁。
 
[③] （漢）司馬遷：《史記》（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046-3047頁。
 
[④]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2016年，第1頁。
 
[⑤] 郭沫若：《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1頁。
 
[⑥] 郭沫若：《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第402頁。
 
[⑦] 郭沫若：《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第430頁。
 
[⑧] 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84-485頁。
 
[⑨] 錢穆：《先秦諸子係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562頁。
 
[⑩] 徐複觀：《兩漢思想史》（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頁。
 
[11]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14-15頁。
 
[12] 薑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675頁。
 
[13] 餘宗發：《先秦諸子學說在秦地之發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第114頁。
 
[14] 劉全誌：《荀子“居趙入秦”考》，載《管子學刊》，2014年第1期，第27-31頁。
 
[15] 郭沫若：《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第427頁。
 
[16] 徐複觀：《兩漢思想史》（二），第37頁。
 
[17] 錢穆：《先秦諸子係年》，第562-563頁。
 
[18] 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83頁。
 
[19] 薑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上），第315頁。
 
[20] 劉文典：《三餘劄記》，劉文典著，諸偉奇、劉平章主編：《劉文典全集》（增訂本）（第三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60頁。
 
[21]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16頁。
 
[22]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59頁。
 
[23]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487頁。
 
[24]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309頁。
 
[25]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484頁。
 
[26]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283頁。
 
[27]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384頁。
 
[28]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上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289頁。
 
[29]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7頁。
 
[30]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92頁。
 
[31] “天地生之，聖人成之”在荀子《富國》與《大略》中各1見。參見：王先謙：《荀子集解》，第180、478頁。
 
[32]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524頁。
 
[33] 薑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上），第304頁。
 
[34]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189頁。
 
[35]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17頁。
 
[36]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487頁。
 
[37]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433頁。
 
[38]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363頁。
 
[39]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236頁。
 
[40]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33頁。
 
[41]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337頁。
 
[42]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415頁。
 
[43]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218頁。
 
[44]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81頁。
 
[45]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337-338頁。
 
[46]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327頁。
 
[47] 王先謙：《荀子集解》，第4頁。
 
[48] 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