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的西儒之辯
作者：許小年 白彤東  
來源：中歐商業評論  
時間：2012-04-06 
 
許小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 
白彤東：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許小年： 現代社會始於公私分離”

　　社會的核心價值體係到底是什麽？我定義的價值就是關於正義和非正義，善與惡的主觀判斷。主觀判斷會因人而異，每個人所認同的價值是不一樣的。社會核心價值就是所有社會成員都能認可和接受的價值。如果價值觀沒有交集，這個社會就沒有辦法建立起來。為了在價值觀各不相同的人群中建立起社會，必須要在不同中間找到共同。在世界各民族現代化進程中都出現的一個重要的飛躍，就是公域和私域的分離。沒有這個飛躍，社會便無法從傳統轉向現代。 

　　公域要盡可能地小，以獲得最廣泛的認同。私域要盡可能地大，以包容多樣性。但公域不能幹涉私域，私域不能和公域有衝突。核心價值在公域中的表現為公德，它的社會功能是指導公域的建設，主要是法律體係和政府。有了這些才可以管理眾人之事，處理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私域中的價值觀主要是指導個人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私域中的各種價值應該是和平共存，平等競爭。不能說中國是一個儒家傳統的國家，就要在私域中建立起儒學的主導地位。 

　　公域和私域的分離，在曆史上有兩大意義。第一點意義是人們不再因為信仰不同而引發社會的衝突和矛盾，這為最大範圍地獲得社會支持和認同，多樣化的人群生活在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中創造了條件。歐洲的曆史中，非常殘酷的一頁就是對異教徒的迫害。完成了現代化轉型以後，人們的信仰、生活習慣不再是人們一起生產的障礙，關鍵的原因就是實現了公域和私域的分離，把信仰變成了個人事務。 

　　公域和私域分離的第二點意義是為理性的運用開辟了廣闊空間。哥白尼、伽利略、布魯諾們宣揚的是一種科學精神，但受到了宗教的殘酷迫害。當公域私域不分離的時候，信仰對理性形成了束縛，公域對理性是一個桎梏，理性無法廣泛地應用。在公域和私域分離之後，科學和理性才得以發展起來，科學的發展是和擺脫對基督教的束縛直接相關的。 

　　理性的運用不僅僅是在科學上，也包括在經濟上。市場經濟製度就是一種理性的製度。隻有在政、教分離之後科學才能發展，理性的生產方式才能夠全麵推廣，才有可能產生現今的憲政民主製度。 

　　白彤東： “混合政治”比當今民主製度更好 

　　公域、私域是一個很重要的現代概念，但公私分離其實不是現代提出來的。韓非子就講得很清楚：公私一定要分離，他批判儒家也就是批判的這一點；西方的柏拉圖也強調公私要分離。但很有意思，當時不論是儒家、韓非子還是柏拉圖，更多擔心的是私利，擔心私人黨派勢力對公益的危害。隻有到近現代以後，從密爾開始，才更多擔心公權力對私人的危害。所以公私的區別其實都是有的，隻是現在更擔心的是公對私的危害，不是私對公的危害。 

　　私對公的危害突出表現為民主的問題。民主的政治直接為當下活著的投票人所左右，這就意味著，很多與投票人無關的利益方很難被民主政治考慮在內。比如民主政治中很難解決的財政赤字問題，是因為財政赤字意味著花將來人的錢，用還沒有出生人的錢來滿足現在投票人的利益，這種情況下財政赤字就很難被遏製。民主製度由投票來決定的本質造成了這種缺陷，而且民主製度中，哪怕對自己的利益而言，個人投票也不一定能產生很好的結果。為什麽？因為現代國家都是大國，國家大了以後政治就超出了常人的理解範圍，天天要去忙於日常工作的人哪怕對自己的利益都很難做出很好的判斷。 

　　因為現代國家的這個本質條件，使得內部調整很難對它有一個徹底改變。這種情況下，回到儒家思想或許會有幫助。早在先秦時候，《孟子》裏就很明確談了政治的兩個方麵：一方麵它強調民本，強調國家是為人民來服務的，民意是國家的指南針，滿足人民的需要是國家合法的基礎。但同時孟子也意識到，人民的意識是有局限的，所以也強調精英對政治的正麵幹預。 

　　從這個意義上看，儒家理解的政治不是西方全民投票的民主政治。全民投票的民主政治是儒家接受的一個方麵，但儒家還希望有精英來對民意有一個製衡。也即，在儒家的民主操作上，要有民主和精英兩方麵的製衡。當然自由法製這些東西，儒家可以用自己的方法直接吸收。我認為，比當今民主製度更好的製度，應該是在自由民主基礎上，既有民主成分、也有精英成分的混合政治。 

　　 許小年： 西學為公域之體幹，中學為私域之日用 

　　儒學作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是非常困難的。儒學提倡的是天人合一，公域私域不分，無法實現現代社會的這一重要飛躍。而儒學是向內超越自然狀態—我引用的是餘英時的研究成果。你要是向內實現超越的話，理性就無從建立，因為科學的理性來自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經濟理性產生於市場上的交易。 

　　中國的儒學，直到宋明新儒學都是向內用力的。儒學主張的是對等權利，不是平等權利。這與現代的核心價值是有衝突的。比如原始儒家主張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和小人之間的權利和責任都不一樣，像這樣的觀點，今天我們已經很難接受了。誰願意承認自己是小人呢？正統儒家講的是三綱，君臣、父子、夫妻之間權利的不平等，今天也很難接受了。最有可能進入現代公域的儒家的觀念是仁愛，仁愛是世界各個宗教都主張的，但仁愛不等於權利。儒家所講的仁愛和等級、身份、背景都有關係。儒家講的仁愛是父慈子孝，父慈子孝是一種對等的權利，但不是平等權。首先父子之間的地位就不一樣；如家講究君仁臣敬，君臣之間又不一樣。仁愛進入社會的核心價值還有一個技術上的困難，就是仁愛要靠內心自省而來，但如此的話，外界去如何界定？非常困難。要想建立一套明確的法律體係來定義什麽是仁愛，來懲罰不仁愛的行為，這是非常困難的。而在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裏麵，權利的定義可以非常清晰。對於權利的保護、對於侵犯權利的懲罰，都可以明確定義。 

　　儒家最有可能作為現代核心價值的部分是孔孟的儒家，而不是董仲舒以後的儒家。盡管儒學作為現代核心價值非常困難，但是作為私域中重要的精神思想庫，也不應簡單拋棄它。因為儒學和現代社會核心價值一定程度上是有呼應的，是人文主義的，以人為終極的關懷，這和現代核心價值是一致的。儒家的民貴君輕思想、仁者愛人的思想，到今天都依然是極為可貴的私域中的精神財富。儒家講究的是對等權利盡管不平等，但也有原始樸素的社會契約觀念，這在孟子那裏表現得極為充分。儒家也有非常樸素的理性精神，比如孔子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一種理性精神。 

　　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應該是普世的，不分宗教，不分民族，不分曆史背景，也不分文化傳統，對於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適用。這個核心價值包含兩點：個人的權利與自由，以及理性。這個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實現一定是帶有濃厚的中國傳統。講一句不嚴格的話，今天我們要重建社會價值，應該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西學為體是說西學為公域之體幹，主要指導治國平天下；中學為私域之日用，主要是輔助修身齊家。公域中是普世價值，私域中帶有非常濃厚的中國色彩。在私域中並非是儒家一支獨尊，而是和其他思想與信仰平等競爭。 

　　 白彤東： 別忽視儒學的普世內涵 

　　如果把儒家當成儒教的話，當然屬於私域範疇。但儒教跟儒家是不一樣的。如果把儒家當做一種對政治的一般理解，我想它還是屬於公域的。許教授的看法，也是很多包括想複興儒學的人的看法，但這是對兩千年儒學發展的誤解。之所以產生誤解，是因為儒學其實除了這些心性和個人信仰的東西之外，還有很大層麵是講政治製度的。但政治製度這個層麵在近現代以來，因為我們相信西方製度優越性以後，就扔到一邊去了，儒家隻剩下講心性講信仰，完全忽略了儒家有很強的政治觀和政治製度的論述。政治製度的這些論述是不依賴於信仰的，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 

　　如果說儒家確實一直在中國宗教信仰中占主流的話，曆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以儒家為首的宗教戰爭。儒家曾提過排佛，但排佛所造成的人命喪失跟西方的宗教戰爭是根本沒法比的。並且儒家排佛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這些佛教徒不生孩子，占了寺院以後國家沒有稅收，完全是世俗的原因，並不牽扯基本信仰。在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來，儒家其實在曆史上更多起的是一個政治的角色而非個人宗教信仰的角色。 

　　杜維明先生提到過，英語儒家Confucius這個詞跟其他詞不一樣，它可以作為形容詞出現。你可以說Confucius Christian，“遵從儒家的基督徒”。但你很難想象一個人是一個伊斯 蘭的基督徒。這個很小的事實就說明，儒家可能是有超出信仰的普世價值。 

　　澄清這一點之後，再來探討公私領域是不是真的能徹底區分開。為什麽儒家能作為一個形容詞出現？因為儒家有從家到國的關心。儒家的想法是，你要成為一個社會的人，就得去應對社會，而你麵向社會的起點就在家裏。所以“齊家”並不是“私”幹涉“公”的概念，而是說你要從私走到公的時候，家是一個最重要的場所。如果這樣去理解儒家，其實儒家跟公私領域的區分並不一定有明顯的區別。家庭很多的安排都應該成為政治的考慮，因為政治是關於公的，由此要關心一些家庭的基本價值的建設。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所謂“私”的東西，跟“公”的東西是相關的。比如西方公共政策對家庭影響的看法，你對婚姻和墮胎製度持什麽看法，都會成為公領域討論的話題，因為“私”跟“公”有一種連接。所以不是說私的就不應該管，而是說哪些私的東西是應該被成為公共管理的對象。就比如說美國保守派就希望管理很多自由派來講是道德的東西；而自由派就要管理一些從保守派的角度看也是很多“私”的東西。所以更值得爭論的問題是哪些 “私”的問題是應該被幹預的。 

　　許教授談到了儒家的平等。儒家完全強調平等，說每個人都有成聖、成賢的潛質。要看你在什麽意義上講平等，是成聖潛能的平等，還是政治安排上的平等，或者是其他意義上的平等。 

　　西方的哲學家羅爾斯是一個平等主義者，但他很重要的一個貢獻在於提出所謂的差異原則。一般的平等主義者都是強調經濟平等的，但他第一次提出，對於平等主義者來說，經濟上、安排上不平等可以接受，但要有一個前提，即這個不平等要對那個最弱勢的群體是最有利的。如果有兩種製度，一種是平等製度，一種是不平等的經濟製度，但不平等經濟製度對弱勢群體更有利的話，平等主義者可以接受這種經濟上不平等的製度。 

　　盡管儒家講地位上的不平等，但地位上不平等也有好處，比如在日本、韓國既接受儒家價值，同時也接受西方資本主義製度，經濟不平等比美國就少了一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和韓國保持了一種儒家意義上的地位不平等。人們想要出人頭地的願望由被尊敬來滿足。但在美國，因為把所有地位上不平等消除了，出人頭地的願望就隻能靠赤裸裸的經濟去滿足，買一個更大的車、更大的房子。因此，儒家講不平等的時候，並不是說任何不平等都是好的，而是說什麽樣的不平等能促進我們最在乎那個平等。如果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那麽怎麽樣的不平等安排能促進我們最在乎的那些人類福祉。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它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安排，是為更在乎的另一些平等服務。 

　　 許小年： 要精英，也要平等 

　　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修齊治平：要治國必先齊家，要齊家必先修身，修身之本在於正心，最後落實到修身正心。從修身正心往外推，推到家庭再從家庭推到國家和天下。這恰恰是儒家在現代社會中碰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公域和私域的分離。儒家在現代社會中最麻煩的正好是它的政治哲學，從修身齊家外推到治國平天下，但這兩者其實完全不同，不可能等同起來，不能用修身齊家的方法去治國平天下。 

　　為什麽不可以？因為在家庭內部，家庭成員之間有天然的不平等，特別是在父子之間有天然的不平等，起碼在孩子還沒有成年的時候，他必然是處於不平等的位置上。他在社會經驗上，在經濟來源上都要依靠父親。儒家就是把這種自然的不平等歸結到了國家層麵上，就得出了君臣的不平等，到最後延伸成為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這就是儒家政治哲學最大的問題。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如今每一個成年人、正常思維的人都要求平等地位。過去人們脫離了家庭不能生存，今天脫離了家庭卻可以生存。個人沒有必要、也不願意接受在社會上的不平等地位，再把齊家的原則拿到治國上來就行不通了。 

　　世界上的民主製度現在碰到很多問題，如歐債危機，當代人隻為當代人考慮，民主政治的利益追求趨向於短期化，不顧子孫後代，這些確實是民主的問題。但民主製度有沒有可能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在專製體製下根本不可能解決，在民主製度下至少可以看到解決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凱恩斯主義盛行，國家強烈幹預經濟的結果是政府債台高築，國有部門不斷地擴大，整體經濟的效率下降。當問題暴露得非常充分的時候，民主製度具有糾錯機製，在20世紀80年代，我們就看到這個糾錯機製發揮作用。英國的撒切爾夫人、美國的裏根總統帶來了一個全球改革的黃金時代，解除管製，平衡預算，所以克林頓政府執政時期財政就從赤字轉回了盈餘，這說明大眾民主政治製度隻是一個想實現目標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充分條件有很多，其中有一條是剛才彤東教授所講的精英的作用。知識精英不斷發出他們的聲音：一個民族不能短期行為，要考慮到他的子孫後代，否則這個民族的未來沒有希望。如果投票的都是當代的民眾，未來的人還沒有出生的，你怎麽可能代表他們去投票？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倫理問題。這個問題在現代如何解決，我們還沒有找到現實的辦法。精英要發揮應有的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就是君子，在整個政治體係中占有特殊地位來管理“小人”。不是的。因為社會不接受，我也不認為這樣的政治體製就比大眾民主要更好。盡管我對大眾的評價並不高，但我不認為有一小群人可以以精英自居，或以君子自居來治理大眾。儒家政治哲學中所包含的精英政治在現代社會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且非常容易從精英政治走向極權。 

　　 ［本文由中歐校友國學會對話錄音整理而成，經國學會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