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澤波】儒學發展一主一輔兩條線索概覽

欄目:學術研究
發布時間:2023-06-07 14:54:37
標簽:儒學發展
楊澤波

作者簡介:楊澤波,男,西元一九五三年生,河北石家莊人,複旦大學哲學博士。現任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著有《孟子性善論研究》《孟子評傳(chuan) 》《孟子與(yu) 中國文化》《牟宗三三係論論衡》《貢獻與(yu) 終結——牟宗三儒學思想研究》《焦點的澄明——牟宗三儒學思想中的幾個(ge) 核心問題》《走下神壇的牟宗三》《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引論》等。

儒學發展一主一輔兩(liang) 條線索概覽

作者:楊澤波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哲學研究》2023年第4期


摘    要:兩(liang) 千多年儒學發展有一主一輔兩(liang) 條線索,主線是道德踐行,輔線是道德存有。前者的主題是人如何成德成善,內(nei) 部呈現為(wei) “一源兩(liang) 流”的格局,其中“一源”指孔子,“兩(liang) 流”分別指以孟子、象山、陽明為(wei) 代表的仁性之流,以及以荀子、伊川、朱子為(wei) 代表的智性之流。後者的主題是道德之心如何影響天地萬(wan) 物,使其成為(wei) 存在。兩(liang) 條線索有一個(ge) 複雜的互動關(guan) 係。道德踐行之主線決(jue) 定人成德成善,有了道德的人會(hui) 以善的眼光看待天地萬(wan) 物,從(cong) 而產(chan) 生道德存有之輔線;道德存有之輔線形成後,染有道德色彩的天反身又成了道德的形上根據,從(cong) 而大大加強了道德踐行之主線的力量。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在這個(ge) 譜係中有自己的定位:就主線而言,它不再局限於(yu) 心學的立場,而是回到了孔子之“一源”,以聚合“兩(liang) 流”;就輔線而言,它不再以天講人,而是以人講天,不承認天是形上實體(ti) ,回歸了人之一本。合而言之即是:立法三分,聚合兩(liang) 流;倒轉天人,終歸一本。

 

關(guan) 鍵詞:儒學譜係;仁性;智性;道德踐行;道德存有


作者:楊澤波,1953年生,河北石家莊人,山東(dong) 大學周易與(yu) 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講席教授,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專(zhuan) 家特殊津貼。從(cong) 事先秦儒學(主要是孟子)與(yu) 現代新儒家(主要是牟宗三)研究。

 


在重新梳理儒學發展脈絡的工作中,筆者對兩(liang) 千多年儒學的整體(ti) 發展有了新的認識,發現它其實有兩(liang) 條線索:一是道德踐行的線索,這是主線,自始就有,內(nei) 部呈現為(wei) “一源兩(liang) 流”的格局;二是道德存有的線索,這是輔線,是受佛教影響後漸漸形成的。這兩(liang) 條線索相互影響,形成了一個(ge) 圓滿的閉環,極大地增強了儒學的合理性。本文即對這個(ge) 問題作一個(ge) 扼要的說明。

 

一、道德踐行之主線

 

同任何一門道德學說一樣,儒學的目的也是求善。這種善不是空的,必須落實在實際生活中,變成具體(ti) 的踐行。如此一來,道德踐行自然就成為(wei) 了儒學最重要的話題。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從(cong) 孔子思想中分疏出智性、欲性、仁性三個(ge) 要素,創建了三分法,以區別於(yu) 西方通行的理性、感性的二分法。(參見楊澤波,2020年b)有了三分法,儒學發展在這個(ge) 問題上的脈絡,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

 

創立仁的學說是孔子了不起的貢獻,但他沒有說明仁究竟是什麽(me) 以及仁來自何處。要將仁的學說貫徹到底,這兩(liang) 個(ge) 問題必須回答。孟子清醒意識到了這一點,而這也就成了他創立性善論的邏輯起點。“性”源自生字,性善論就其本義(yi) 而言,就是生善論。孟子提出性善論,根本目的是要說明,良心是生而具有的,以此解決(jue) 孔子留下來的那兩(liang) 個(ge) 問題。在此過程中,孟子特別強調,良心作為(wei) 道德根據,真實不虛,遇事定會(hui) 顯現自身。人要成德成善,必須反求諸己,找到自己的良心,並按它的要求去做。這一義(yi) 理大大發展了孔子的仁性,奠定了後來心學的基礎,事實上成了心學的開端。但或許是因為(wei) 創立性善論十分不易,彰顯良心的工作過於(yu) 繁重,這方麵的工作占據了孟子全部的心靈,致使其思想完全偏向了仁性,孔子通過學習(xi) 才能掌握禮的那個(ge) 智性悄然不見了。換言之,孟子雖然以孔子私淑弟子自居,但他的思想隻有仁性,缺了智性,未能全麵繼承其師的思想,與(yu) 孔子思想事實上存在著原則性的分歧。這一分歧是儒學發展史上極為(wei) 重大的事件。

 

荀子敏銳地發現了孟子思想中的這個(ge) 不足,提出性惡論加以駁斥。與(yu) 孟子以良心為(wei) 性不同,荀子以生之自然之資質為(wei) 性。人生在世,必然有物質的欲望,物質欲望無限度發展必然產(chan) 生爭(zheng) 奪,導致天下大亂(luan) ,此為(wei) “物欲之性”。與(yu) 此同時,人又有認知的能力,可以通過學習(xi) 掌握聖人製定的禮義(yi) 法度,此為(wei) “認知之性”。在闡述這個(ge) 道理時,荀子關(guan) 於(yu) 學習(xi) 認知的論述特別多,特別精彩。在他看來,因為(wei) 人有認知之心,可以“知道”,“知道”之後可以“守道”,由此出發以禮義(yi) 法度治理國家的目的也就實現了。荀子思想的這些內(nei) 容,基礎全在智性,是對孔子相關(guan) 思想的重大發展。可惜的是,矯枉過正,荀子思想重點全放在了智性之上,對仁缺乏深刻的理解,所言之仁沒有先在性和逆覺性,事實上造成了仁性的缺位,無法解決(jue) 認識禮義(yi) 法度後如何自願而行的問題。這是一個(ge) 致命傷(shang) ,不僅(jin) 使荀子的學理不夠完善,而且導致弟子將其理論引向法家之途,飽受詬病。

 

到了宋代,經過濂溪、橫渠的努力,二程正式拉開了宋明儒學的大幕,儒學發展有了質的變化。二程不僅(jin) 明確以天理作為(wei) 儒家學理的形上基礎,以此與(yu) 佛道二教抗衡,更在道德踐行問題上開辟了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方向:明道偏重於(yu) 仁性,伊川偏重於(yu) 智性。重仁性定講反求,重智性定講認知。二程兄弟的這種不同分別開啟了心學和理學的大門。湖湘學派尊明道,特重“以覺識仁”。朱子之學則主要源自伊川,特重認知。在朱子看來,湖湘學者“以覺識仁”“先察識後涵養(yang) ”的主張與(yu) 佛老無異。而他通過對於(yu) 《大學》的疏解,第一次闡明了“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這一由小學到大學進程的學理意義(yi) ,大大加強了智性的力量。然而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朱子雖然兩(liang) 方麵都講,但對仁性的把握有欠深透,事實上偏向了智性。象山兄弟很快發現了這個(ge) 問題,抓住這個(ge) 弱項,大力攻訐,掀起了朱陸之爭(zheng) 。朱陸之爭(zheng) 影響甚大,但由於(yu) 朱子位高勢重,年壽長久,主流趨勢是朱強陸弱。

 

時隔三百年,到明代中葉,複有陽明出,站在心學立場上,重新掀起了對於(yu) 朱子學理的批判。陽明之學始倡知行合一,再主致良知,理論基礎全在良知。在陽明那裏,良知即是是非之心,是非之心遇事必然表現自己,人有自知的能力,“知道自己知道應該如何去做”,恰如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不僅(jin) 如此,良知在表現自己的同時還會(hui) 湧現強大的動能,要求人們(men) 是的必須行,非的必須止,隻要不受物欲的影響,知本身就能行。陽明心學雖然可以從(cong) 不同角度詮釋,其言論也多有爭(zheng) 議,但其基本義(yi) 理同象山一樣,均源於(yu) 孟子,都是以仁性為(wei) 基礎的。現在心學重新熱了起來,但也出現了一些不好的苗頭,很多人似乎忘記了一個(ge) 根本的事實:陽明心學隻是對仁性的重新彰顯,其學理中缺少智性的位置,本質上仍屬一偏。

 

借助三分法透視兩(liang) 千多年道德踐行這條主線,情況已經十分明朗了。自孔子創立儒學之始,其思想就有智性、欲性、仁性三個(ge) 部分,全麵而完整。但孔子這一思想後來發展得並不順利,後繼者往往隻能得其一翼,難以得其全貌,從(cong) 而沿著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方向發展,形成了“一源兩(liang) 流”的奇特現象。“一源”指孔子,“兩(liang) 流”指孔子之後兩(liang) 個(ge) 不同的發展方向:孟子順著仁性的路線走,創立性善論,將仁性作為(wei) 道德的唯一根據,不重視智性在成德成善中的作用;荀子創立性惡論,沿著智性的路線走,將智性作為(wei) 道德的唯一根據,不了解仁性對於(yu) 成德成善的意義(yi) 。宋代之後,孟子代表的仁性與(yu) 荀子代表的智性又有了新的發展:仁性進化為(wei) 心學,代表人物是象山、陽明;智性變形為(wei) 理學,代表人物是伊川、朱子。象山、陽明順著孟子的路子走,特點是重視良心,反求諸己。雖然伊川、朱子不喜歡荀子,但重視《大學》,強調格物致知的進路,與(yu) 荀子又有很強的相似性,都是將思想的重點置於(yu) 智性之上。以往的宋明儒學研究多局限於(yu) 心學與(yu) 理學本身,假如能夠從(cong) 三分法的角度看問題,不難明白,心學與(yu) 理學之爭(zheng) 其實是孟子與(yu) 荀子之爭(zheng) 的曆史延續,核心仍然是仁性和智性的關(guan) 係。無論是孟子、象山、陽明,還是荀子、伊川、朱子,都是流,都是偏。真正有資格稱為(wei) 源、稱為(wei) 全的,僅(jin) 孔子一人而已。

 

三分法不僅(jin) 有利於(yu) 分疏兩(liang) 千多年儒學發展的脈絡,更可以為(wei) 融合性善與(yu) 性惡、心學與(yu) 理學提供合理的方案。先秦時期孟子與(yu) 荀子之爭(zheng) ,宋明時期心學與(yu) 理學之爭(zheng) ,是兩(liang) 千多年儒學發展史中最有名的爭(zheng) 辯。牟宗三判定朱子為(wei) “旁出”,正是這種爭(zheng) 論的延續。雖然他也提出“以縱攝橫、融橫於(yu) 縱”的方案,但這個(ge) 方案很難為(wei) 朱子安排一個(ge) 合理的位置,實際效果並不理想。有了三分法,情況就大為(wei) 改觀了。既然爭(zheng) 論的雙方一邊源於(yu) 孔子之仁性,一邊源於(yu) 孔子之智性,而孔子既講仁性又講智性,那麽(me) 雙方自然各有道理,也各有不足,本就不應區分什麽(me) “正宗”與(yu) “旁出”。在這個(ge) 大的視域下,完全可以用仁性涵蓋心學,代表人物是孟子、象山、陽明;用智性涵蓋理學,代表人物是荀子、伊川、朱子,以“一源”聚合“兩(liang) 流”。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經過艱苦努力,利用三分法,既吸納各家的優(you) 勢,又避開各家的缺點,不僅(jin) 將朱陸,而且將孟荀融合為(wei) 了一個(ge) 有機的係統。

 

二、道德存有之輔線

 

除道德踐行之主線外,道德之心還與(yu) 宇宙萬(wan) 物有密切關(guan) 聯,由此形成了儒學發展的一條輔線,這就是道德存有問題。

 

道德存有問題的本質是道德之心如何影響宇宙萬(wan) 物,使其具有道德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這方麵的思想在孔子創立儒學的時候,就已經涉及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即與(yu) 此有關(guan) 。孔子站在河岸觀看不息的流水,感歎消逝的時光像河水一樣,一去不返。流水隻是自然現象,有德之人因為(wei) 珍惜時間,以這種眼光看世界,河水的流逝似乎也具有了價(jia) 值的意味,令人感慨。當然,這方麵的思想先秦時期還隻是一些樸素的顆粒,遠不是主流。很多聽上去好像與(yu) 此有關(guan) 的一些論述,如《孟子》的“萬(wan) 物皆備於(yu) 我”,《中庸》的“不誠無物”,尚不包含這方麵的道理,不能從(cong) 這個(ge) 角度解讀。

 

這個(ge) 問題真正引起人們(men) 關(guan) 注,是宋代受佛教影響之後的事情。儒家與(yu) 佛教的立場全然不同,儒學重心性,持實的立場;佛教重因緣,持空的立場。但佛教傳(chuan) 入後,儒家也受到了影響,其中就包括唯識論。心外無境,三界唯心,宇宙萬(wan) 物隻是心的乍現,沒有心就沒有境,這是佛教唯識思想的核心。經過長期消化,儒家慢慢也理解並接受了這一思想。橫渠的“民胞物與(yu) ”“大心說”都是有名的例子,而這方麵影響最大的還要算明道。明道的一些話頭,如“仁者,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仁者渾然與(yu) 物同體(ti) ”(《二程集》,第15、16頁),表麵看十分玄虛,但如果置於(yu) 道德存有的角度,無非是說,有德的人必然以道德之心觀察萬(wan) 物,將自身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賦予萬(wan) 物,果真如此,便可以達到與(yu) 宇宙萬(wan) 物渾然不分的境界。但因為(wei) 這方麵的資源來自佛教,義(yi) 理高深,真正能夠透徹理解的並不多。後來陽明論“心外無物”,延續的是相同的思路,闡發的是相同的道理。

 

真正將這個(ge) 問題挑明講透的,是近代的熊十力。20世紀初,熊十力到南京支那內(nei) 學院跟隨歐陽竟無學習(xi) 佛學,對唯識論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對其學理又有所不滿。在他看來,佛家學理的基礎是空,儒家學理的基礎是實。而他創作《新唯識論》的根本目的是要說明,萬(wan) 物之原,萬(wan) 有之本,都在此心,都在乾元,這個(ge) 心、這個(ge) 乾元是實的,不是虛的。這充分說明,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雖然根基與(yu) 佛教不同,但其基本義(yi) 理並沒有差別,都是主張天地萬(wan) 物、宇宙大化源於(yu) 心和乾元的創造,否則天地萬(wan) 物、宇宙大化便沒有任何意義(yi) 。牟宗三受教於(yu) 熊十力後,很快把握住了其師這一思想,大力宣揚。在他看來,在儒家學理係統中,道德之心不是死物,有很強的創生性,不僅(jin) 可以創生道德踐行,也可以創生道德存有,賦予宇宙萬(wan) 物以道德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使其成為(wei) 道德的存在。世間一切都是心顯現的相,除此之外,不存在所謂“境的本相”。牟宗三一生都在關(guan) 注道德存有問題,從(cong) 沒有離開過這個(ge) 主題。

 

由此可知,關(guan) 於(yu) 道德存有的道理,先秦時期相關(guan) 的思想尚不成氣候,宋明時期的相關(guan) 論述也遠未成係統,直到20世紀後,經過熊十力和其弟子的共同努力,才真正引起人們(men) 的關(guan) 注,成為(wei) 一個(ge) 重大學術問題。這是一個(ge) 有益的啟示,它告訴我們(men) ,在哲學史上能否占有一席之地,關(guan) 鍵看能不能提供新的東(dong) 西。孔子建立儒家學派後,孟子創立了性善論,進一步發展了仁的思想;荀子抓住孟子不重視學習(xi) 認知的弱項,以性惡論加以彌補;二程提供了天理的概念,強化了儒家學理的形上基礎;朱子對格物致知思想予以了新的解釋,彰顯了認知在成德成善中的作用;象山、陽明重新闡釋孟子,使心學義(yi) 理大白於(yu) 天下。曆史上這些人物受人尊重,皆是因為(wei) 他們(men) 為(wei) 儒學提供了重要的新內(nei) 容。20世紀後,通過改造佛教唯識思想,將相關(guan) 內(nei) 容引入儒家傳(chuan) 統,在原本就有的道德踐行主線外,補齊道德存有的輔線,撐開一主一輔兩(liang) 條線索的大格局,是“十力學派”最有價(jia) 值的部分,也是其對儒學發展最大的貢獻。

 

在此過程中,牟宗三的努力特別值得重視。牟宗三繼承其師的思想,從(cong) 多方麵闡明道德存有論的道理,其中對於(yu) 思維方式的關(guan) 注尤為(wei) 重要。在他看來,如同道德之心創生踐行是通過呈現進行的一樣,道德之心創生存有也是通過呈現進行的。在其後期,他進一步將這一思想上升到智的直覺的高度,反複強調,康德關(guan) 於(yu) 智的直覺的思想非常重要,但其否認人可以有這種能力,將這種能力交給上帝的做法,並不可取。儒家不同,自始就承認人可以有智的直覺,不管是道德踐行,還是道德存有,其思維方式都是呈現,這種呈現屬於(yu) 直覺,而這種直覺即是康德不承認人類可以具有的智的直覺。因此,道德之心創生的那個(ge) 存有對象不再是現相,而屬於(yu) 物自身。我的研究則證明,牟宗三把智的直覺理解為(wei) 無需範疇的思維方式不合於(yu) 康德的原義(yi) ,將道德存有的對象稱為(wei) 物自身的存有更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雖然有此失誤,但從(cong) 大局看這並不十分礙事,隻要能夠澄清牟宗三所說的智的直覺不是康德意義(yi) 上的,隻大致相當於(yu) “胡塞爾現象學意向性的直接性”,其對象是一種“善相”,而不是物自身,遺患並不難消除,切不可因此忽視了其為(wei) 闡發道德存有的道理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三、兩(liang) 條線索的相互影響與(yu) 完美閉環

 

上麵分別總結了儒學發展的主輔兩(liang) 條線索。道德踐行是主線,討論的是道德根據和成德方法問題;道德存有是輔線,涉及的是道德之心如何影響宇宙萬(wan) 物的問題。主輔兩(liang) 條線索不是隔絕的,內(nei) 部有一個(ge) 複雜的互動關(guan) 係。

 

道德踐行之主線對於(yu) 道德存有之輔線的影響十分明顯。不管采取什麽(me) 方式,是走孟子、象山、陽明的路線,還是走荀子、伊川、朱子的路線,目的都是成為(wei) 有道德的人。人有了道德,道德之心就會(hui) 對宇宙萬(wan) 物發生影響,從(cong) 而創生道德的存有。陽明論岩中花樹就是極好的例子。岩中花樹原本沒有道德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隻因人來到山中看到了花樹,以道德的眼光看待它,“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才有了價(jia) 值和意義(yi) 。這種以人的道德之心影響花樹,使其具有道德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就是創生道德的存有,由此展開的就是道德存有的輔線。

 

相對而言,道德存有之輔線對於(yu) 道德踐行之主線的影響,義(yi) 理纏繞,理解起來要困難得多。道德之心對宇宙萬(wan) 物產(chan) 生影響,不僅(jin) 指一般的山河大地、一草一木,如岩中花樹,同時也包括高高在上的天。天本身是自然性的,不具有道德屬性。但人有了道德之後,以道德的眼光看待天,天也會(hui) 受到影響,染上道德的色彩。除非從(cong) 宗教角度出發,天談不上道德性。但如果受到了道德之心的影響,成了道德存有的對象,天又會(hui) 染上濃厚的道德色彩。當古人必須為(wei) 道德根據尋找終極來源的時候,這種具有道德色彩的天,就成了不二之選。古人認為(wei) 天有道德性,可以賦予人以善性,皆因於(yu) 此。

 

從(cong) 這個(ge) 角度出發,我們(men) 對天人關(guan) 係的理解會(hui) 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儒家曆來重視天人關(guan) 係,將天人合一作為(wei) 最高理想。錢穆晚年最後一篇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稱:“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wei) 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錢穆)如何疏解這一著名判斷,極大地考驗著後人的理解力。

 

要化解這個(ge) 問題,必須了解道德存有輔線對道德踐行主線的深刻影響。人成就了道德,道德之心會(hui) 影響宇宙萬(wan) 物,創生道德存有。在完成了這項工作,天成了道德存有的對象後,受之前天論傳(chuan) 統的影響,人們(men) 又會(hui) 不自覺地反過來來一個(ge) “道德投射”,將自己的功勞推給天。這種“道德投射”的作用極為(wei) 微妙,經過這種投射後的天搖身一變,喧賓奪主,不再是道德存有的對象,反而變成了主角,不僅(jin) 成了人的善性的形上來源,而且成了宇宙萬(wan) 物“原本”就有道德色彩的終極原因。在這種背景下,無論人成就了道德善行,還是創生了道德存有,都會(hui) 感受到與(yu) 具有道德屬性的天的和合為(wei) 一,從(cong) 而達到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人在天中,天在人中的境界。但究極而論,天本沒有道德性,既不可能給人以善性,也不可能給宇宙萬(wan) 物以道德的色彩。我們(men) 之所以認為(wei) 天有道德性,是因為(wei) 人有道德性。換言之,不是天給了人道德,而是人給了天道德。這種理解徹底扭轉了天人關(guan) 係的出發點。之前講天人合一,往往是以天講人,天是首出的要素,是人夠那個(ge) 高高在上的天。經過疏解後,我們(men) 方才明了,天人合一的主角其實是人,無論是人成德成善還是創生道德存有與(yu) 天達成的一致,其實都是與(yu) 人自己的一致,確切說是與(yu) 人的最高理想和最高信念的一致。這種新理解完全顛覆了天人關(guan) 係的傳(chuan) 統看法,由從(cong) 天講人,到從(cong) 人講天,是一個(ge) 真真切切、實實在在的哥白尼式的倒轉。

 

行筆至此,儒學主輔兩(liang) 條線索的互動關(guan) 係已經解釋清楚了。道德踐行之主線決(jue) 定人可以成德成善,成德成善後的人以道德的眼光看天,天成為(wei) 了道德存有的對象,染有了道德的色彩,從(cong) 而有了道德存有之輔線;因為(wei) 受之前天論傳(chuan) 統的影響,人們(men) 不明其故,習(xi) 慣於(yu) “道德投射”,將創生道德存有的功勞推給天,天又成了宇宙萬(wan) 物具有道德屬性的總根源,甚至人的善性也來自它的稟賦,這種做法不僅(jin) 保障了儒家學理的形上性、超越性,成了信奉的對象,而且大大加強了道德踐行之主線的力量。這兩(liang) 條線索一主一輔,一明一暗,有來有往,相互作用,完美封口,巧妙閉環,構成一個(ge) 精妙無比的“生生之學”的係統,聯袂唱響兩(liang) 千餘(yu) 年儒學發展這出大戲。這個(ge) 係統既有人,又有天:人是內(nei) 在的,不是浮萍,有其根,有其源;天是超越的,不是宗教,沒有宗教的弊端,卻動力十足。此中義(yi) 理太過深奧,太過玄妙,太過精彩,令人不得不歎為(wei) 觀止。

 

四、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在儒學譜係中的位置

 

理清了儒學一主一輔兩(liang) 條線索,證明了這兩(liang) 條線索的相互作用,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在儒學譜係中的位置也就不難確定了。

 

就道德踐行之主線而言,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不再持心學的立場,不固執孟子與(yu) 荀子、心學與(yu) 理學的對立,判定孰為(wei) 正宗孰為(wei) 旁出,而是堅守三分法,重新回到了孔子仁智兩(liang) 全的結構。這種做法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圍繞仁性和智性的辯證關(guan) 係做文章,既保留心學的優(you) 勢,又吸納理學的特長,形成仁智二性雙美相合的局麵。就道德存有之輔線來說,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堅守“十力學派”的立場,沿著熊十力開創的新唯識論,牟宗三建構的道德存有論的方向,高度肯定其意義(yi) ,但又與(yu) 其保持著距離。這種新理論堅持以現實生活中的人作為(wei) 創生道德存有的唯一主體(ti) ,不再講“乾元實體(ti) ”,不再講“天心”,不再將重點放在天上,強調“乾元實體(ti) ”和“天心”不過是人心的顯現和投射而已,從(cong) 而保證了一本學說的真正落實。這個(ge) 關(guan) 係可列簡表示意如下:

 

此表“道德踐行之主線”中“孔子一源”指孔子仁智雙彰的思想格局;“仁性之流”指孟子、象山、陽明順著孔子仁性方向的發展,代表心學一係;“智性之流”指荀子、伊川、朱子順著孔子智性方向的發展,代表理學一係(盡管荀子之時尚無理學之名)。與(yu) 之並列的是“道德存有之輔線”,它是後來受佛教影響,經明道和陽明,到了熊十力才漸漸形成的一條輔線,討論道德之心如何影響宇宙萬(wan) 物的問題。“道德踐行之主線”與(yu) “道德存有之輔線”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成為(wei) 一個(ge) 渾然之整體(ti) 。這個(ge) 整體(ti) 可從(cong) 兩(liang) 方麵看:首先是道德踐行創生道德存有,意即有了道德踐行才能有道德存有;其次是道德存有補強道德踐行,意即道德存有之輔線強化了道德根據的形上性,大大加強了道德踐行之主線的力量。

 

“立法三分,聚合兩(liang) 流;倒轉天人,終歸一本”,是對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所做的全部工作的總結。頭一句對應的是道德踐行問題,旨在說明三分法是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的標誌,借助這種方法不僅(jin) 有助於(yu) 發現孔孟心性之學的分歧,揭示儒家發展內(nei) 部“一源兩(liang) 流”的現象,更可以在兩(liang) 千多年後第一次回到孔子之“一源”,重新聚合孟子與(yu) 荀子,伊川、朱子與(yu) 象山、陽明之“兩(liang) 流”,終結“千古不可合之同異”。後一句對應的是道德存有問題,意在強調人是創生道德存有的唯一主體(ti) ,人的道德之心創生道德存有後,受之前天論傳(chuan) 統的影響,習(xi) 慣於(yu) 將這一功勞投射給天,這才有了“乾元”“天心”的觀念,好像天才是創生道德存有的主角,甚至人的道德性也來自它的稟賦似的。澄清這個(ge) 關(guan) 係有助於(yu) 了解天沒有心,人才有心,不是天給了人道德,而是人給了天以道德,從(cong) 而實現天人關(guan) 係的倒轉,終歸人心之一本。這兩(liang) 個(ge) 方麵的意義(yi) 不同。前者(“立法三分,聚合兩(liang) 流”)與(yu) 康德確立先天綜合判斷,以結束經驗論與(yu) 先驗論之爭(zheng) ,有一定的相似性。康德作出這種努力後,經驗論與(yu) 先驗論孰是孰非之爭(zheng) 已經沒有意義(yi) 了;三分法創立後,孟子與(yu) 荀子,伊川、朱子與(yu) 象山、陽明誰是正宗誰是旁出之爭(zheng) 同樣沒有了意義(yi) 。(參見楊澤波,2020年a,第382-384頁)後者(“倒轉天人,終歸一本”)我更為(wei) 看重,它不僅(jin) 破解了錢穆天人合一之問,彌補了先賢的遺憾(參見楊澤波,2019年),而且將徹底改變人們(men) 的思維習(xi) 慣,在完成二次啟蒙道路上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雖然承接於(yu) “十力學派”,但在一些重大環節上又堅守著自己的主張。“十力學派”持心學的立場,雖然不完全排斥理學的意義(yi) ,但未能給其安排一個(ge) 合適的位置。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不是這樣,它立足於(yu) 三分法,以此為(wei) 基礎融合仁智二性,形成了一個(ge) 完整合理的學理係統,並以這個(ge) 新視角重新審視西方道德哲學以及現實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十力學派”將天視為(wei) 形上實體(ti) ,牟宗三特別凸顯天道性命相貫通,把克治心學流弊的希望寄托於(yu) 道體(ti) 、性體(ti) ,並在講“本心本體(ti) ”“仁心”的同時,又以“乾元”“天心”作為(wei) 道德存有的創生主體(ti) ,有雙重本體(ti) 之弊。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不是這樣,它不再“從(cong) 上往下講”,而是“從(cong) 下往上講”,以現實生活中的人為(wei) 出發點,對天進行了曆史的、哲學的全方位解析,承認其在信念方麵的作用,但堅決(jue) 反對將其規定為(wei) 形上實體(ti) ,反對將克治心學流弊的希望寄托於(yu) 道體(ti) 、性體(ti) ,排除任何形式的“二本”。

 

從(cong) 曆史發展長河看,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的這些工作,是明清之際對宋明儒學檢討的補課。宋明儒學作出了重要的曆史貢獻,但也留下了天理實體(ti) 化、門庭狹窄化、人欲汙名化的問題。明清之際,人們(men) 開始反省和檢討,但受政治因素的影響,這一工作被殘忍地打斷了。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自覺接續上了這個(ge) 話頭,力圖以自己的方式解決(jue) 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從(cong) 易到難排列,首推人欲汙名化。為(wei) 此,我把視線拉回到先秦義(yi) 利之辨的背景之下,將義(yi) 利問題分疏為(wei) 治國方略、道德目的、人禽之分三個(ge) 不同向度,強調與(yu) 治國方略、道德目的不同,人禽之分意義(yi) 的義(yi) 利是價(jia) 值選擇關(guan) 係,不是彼此對立關(guan) 係。一旦理清了這個(ge) 關(guan) 係,把握住了價(jia) 值選擇關(guan) 係的真諦,人欲汙名化的問題自然就可以化解了。其次是門庭狹窄化。這個(ge) 問題的淵源很深,早在先秦就已經存在了,宋明的朱陸之爭(zheng) 不過是先秦孟荀之爭(zheng) 的變形而已。要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小修小補無濟於(yu) 事,必須來一個(ge) 方法的徹底變革。我從(cong) 孔子思想中分離出智欲仁三性進而建立的三分法,起到了關(guan) 鍵作用。在這種新方法的視域下,孟子、象山、陽明與(yu) 荀子、伊川、朱子均有其根據,一個(ge) 源於(yu) 孔子之仁性,一個(ge) 源於(yu) 孔子之智性。後人不明其故,或站在仁性的立場上或站在智性的立場上批評對方,其實都是一偏。將三分法作為(wei) 一個(ge) 平台,以仁性涵蓋孟子、象山、陽明,以智性涵蓋荀子、伊川、朱子,即可以形成雙方的有機融合,再不會(hui) 為(wei) 孰是孰非、誰是正宗誰是旁出而大動幹戈了。天理實體(ti) 化涉及麵最深,最難處理。前人在這方麵多有困惑,皆因不了解仁性的真正來源,不了解道德存有的道理,特別是不了解道德存有輔線對道德踐行主線的重大影響所致。為(wei) 此,我用了極大氣力,借鑒“十力學派”的智慧,將道德存有之輔線從(cong) 道德踐行之主線中剝離出來。但與(yu) 牟宗三不同,我不再“從(cong) 上往下講”,而是“從(cong) 下往上講”,重新梳理了天人關(guan) 係,證明了天沒有道德性,更沒有心;我們(men) 之所以認為(wei) 天有道德性,甚至有“天心”之說,是因為(wei) 人有道德性,人以道德之心看待天,以自己的道德性影響了天,並將這份功勞投射給了天的結果。這一步工作極為(wei) 關(guan) 鍵,它消除了圍繞天或天理的重重迷霧,不再將其視為(wei) 形上實體(ti) ,徹底擺脫了“形上幻相”,否定了將克治心學流弊的重擔置於(yu) 天道和性體(ti) 之上的一切可能。

 

由此說來,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不是接著宋明,而是接著明清之際講的。(參見楊澤波,2022年b)但與(yu) 明清之際的儒者又有不同,這門新學說不再以氣作為(wei) 武器,它的邏輯起點不是氣(當然更不是理),而是“內(nei) 覺”,是“我覺故我在”。人有“內(nei) 覺”的能力,通過它可以覺知自己正在思考如何成德成善的問題,正在提出吃喝住穿的要求,更為(wei) 重要的是可以覺知良心正在發動,頒布是非標準,提供行動動力,從(cong) 而分別發現自己的智性、欲性、仁性。因為(wei) 人有智性,所以可以動用這種能力,通過“內(nei) 識”,對智性、欲性,特別是仁性加以再認識。借助這種再認識,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最大的收獲之一是打破了過去隻是就仁談仁,就良心談良心,不再對其加以理論說明的局限,將仁性界定為(wei) 建基於(yu) 生長傾(qing) 向之上的倫(lun) 理心境,從(cong) 生長傾(qing) 向和倫(lun) 理心境的統一來解讀仁性,進而證明了仁性並非來自上天的稟賦,而主要來自社會(hui) 生活和智性思維對內(nei) 心的影響。不僅(jin) 如此,動用智性,還可以進一步對道德存有問題進行細致分析,明白上天原本沒有道德性,不可能成為(wei) 創生道德存有的主體(ti) ,真正能夠完成這項工作的,隻能是道德之心。人們(men) 之所以誤認為(wei) 天是這個(ge) 主體(ti) ,乃至有“天心”的觀念,甚至認為(wei) 人的善性也來自天的賦予,是不自覺“道德投射”,將創生道德存有的功勞投射給天的結果。這種新理解不僅(jin) 消解了天理的實體(ti) 化,打消了以天作為(wei) 人的道德形上根據的一切可能,將道德基礎真正落實在人的身上,而且沒有以未經檢驗的氣為(wei) 首出要素,沒有落入獨斷論的陷阱,克服了明清之際氣論學者的根本局限。

 

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消解了天理的實體(ti) 化,不是要取消天理這個(ge) 說法,我們(men) 今後仍然可以使用這個(ge) 重要的概念。曆史上,人們(men) 將良心善性與(yu) 天聯係起來,乃至有“天理”“天德”等說法,對於(yu) 保持人們(men) 的道德敬畏感有重要作用。這種作用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意義(yi) ,仍然需要保持。當然,“君子以為(wei) 文,而百姓以為(wei) 神”(《荀子·天論》)。我們(men) 今天使用這個(ge) 說法,一定要明白,這種說法之玄機一在“借天為(wei) 說”,二在“認其為(wei) 真”,切不可將天理解為(wei) 形上實體(ti) ,更不能將天視為(wei) 至上神,否則一定會(hui) 重蹈宋明儒學的覆轍。更有意義(yi) 的是,因為(wei) 解說方式不同,天理這一概念便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yi) 。根據上麵的分析,仁性必須以生長傾(qing) 向為(wei) 底子,這種生長傾(qing) 向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chan) 物,而這種自然才是天的真正內(nei) 涵。這樣一來,道德與(yu) 天就會(hui) 形成一種新的關(guan) 係。在這種關(guan) 係中,成德成善就是尊重自然,這種自然就是一種天理,一種真正的天理,一種無需實體(ti) 化的天理。強調道德與(yu) 天的這種關(guan) 係,就是對於(yu) 自然的尊重。所有非道德的行為(wei) ,都是不講天理,都是對於(yu) 天理的輕視,都是對於(yu) 天理的違逆。這種對於(yu) 天理的新界定,既尊重了曆史,又照顧了現實,於(yu) 道德行為(wei) 有益而無害,有望將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引向一個(ge) 全新的方向。這是一個(ge) 很好的新平台,在這個(ge) 平台上,我們(men) 可以將儒家和道家兩(liang) 大學派整合起來,以“道德自然學”或“自然道德學”為(wei) 名,以儒家為(wei) 基礎吸收道家自然學說的合理因素,或以道家為(wei) 基礎吸收儒家道德學說的合理因素,打破兩(liang) 家各幹各的事、各說各的話、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麵,開創“生生之學”的全新理論格局。(參見楊澤波,2022年a)

 

回頭反觀,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有此推進,完全得益於(yu) 以“內(nei) 覺”為(wei) 邏輯起點,對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進行的新詮釋,這種詮釋引出了一個(ge) 核心概念,這就是倫(lun) 理心境。有了這種新詮釋,才有了對於(yu) 道德本體(ti) 時間性和空間性的關(guan) 注,才有了仁性和智性的劃分,才有了三分法的建立,才有了“一源兩(liang) 流”現象的發現,才有了道德存有線索的撐開,才有了對於(yu) 踐行與(yu) 存有兩(liang) 條線索相互影響的分析,進而不再以天說人,而是以人說天,使儒家學理真正“活”了起來,成為(wei) 了一股不斷發展變化的生命之流。這樣一來,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就跳出了舊有的思想範式,在一個(ge) 更高的維度化解了儒學發展史中的一些重大難題。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的這些努力,從(cong) 儒學三期發展的全局考察,可以視為(wei) 對先秦儒學的一種回歸:人欲汙名化的清理,是對先秦義(yi) 利之辨價(jia) 值選擇關(guan) 係的回歸;門庭狹窄化的清理,是對孔子仁智雙全思想結構的回歸;天理實體(ti) 化的清理,是對先秦儒學“從(cong) 下往上說”思路的回歸。這是一個(ge) 完整的否定之否定的鏈條:宋明儒學是對先秦儒學的否定,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又是對宋明儒學的否定。經過這個(ge) 否定之否定,儒家生生倫(lun) 理學複歸了先秦儒學的真精神,這種真精神的內(nei) 核實可凝結為(wei) 兩(liang) 個(ge) 字,那就是“生生”——生生不息,不息生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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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程集》,1987年,中華書局。
 
[3]錢穆,1991年:《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載《中國文化》第4期。
 
[4]楊澤波,2019年:《回應錢穆之問:儒家生生倫理學對天人合一的新理解》,載《學術月刊》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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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b:《三分法:儒學研究的一種新方法——儒家生生倫理學對孔子思想詮釋引生的變革》,載《孔子研究》第1期。
 
2022年a:《道德即自然新證——儒家生生倫理學對道德與自然關係的思考》,載《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
 
  2022年b:《宋明抑或明清——關於儒學第三期學理起點的再思考》,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