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蒙古朱子學的源流與(yu) 特征

作者：陳永寶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朱子學研究》第三十七輯，江西教育出版社2021年

摘要：蒙古朱子學是以地域為(wei) 表達方式的朱子學研究。它包括蒙元、明、清時期的朱子學研究，也包括近、當代學者對朱子的闡釋和總結研究。相對於(yu) “漢地”的朱子學發展，蒙古朱子學有其獨特的表現方式。主要側(ce) 重於(yu) 以倫(lun) 理學為(wei) 主導的朱子學麵向，和以白話文為(wei) 主導的教育方式。相對於(yu) 日、韓學者對朱子學的研究，蒙古朱子學因時代的發展和內(nei) 在特點，又表現為(wei) 一種“邊緣式”的朱子學研究。蒙古朱子學的這些特征即有朱子學引進時趙複、許衡對朱子的選擇和改造，也有地域文化變更後朱子學的曆史使命的新動向。於(yu) 是，梳理蒙古儒學向蒙古朱子學的轉變，介紹蒙古朱子學的引入與(yu) 發展，總結蒙古朱子學呈現出來的特征，對朱子學的多維角度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yi) 。

關(guan) 鍵詞：蒙古朱子學；前朱子時代，許衡，邊緣，非漢 

作者簡介： 陳永寶，廈門大學特任副研究員，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朱子理學、倫(lun) 理學和兒(er) 童哲學。

一、前言

探討朱子學在蒙古的引入和發展，學界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如《蒙古國接受儒學論考》（辛一江，《昆明師專(zhuan) 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1992），《元代理學與(yu) 社會(hui) 》（朱軍(jun) ，西北大學博士論文，2015）等。說明了對這領域的研究，已經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關(guan) 注。但是，當代學者對蒙古朱子學的研究多集中於(yu) 以蒙元帝國這個(ge) 敘事邏輯，以《元史》為(wei) 材料依托的初期階段。於(yu) 是，將蒙古朱子學簡單劃歸於(yu) 朱子學發展中一個(ge) 類型，而未做詳盡的分析，便成了多數研究這一領域的一個(ge) 常見的現象。在這一背景下，台灣學者黃麗(li) 生在《儒家“天下”思想及其當代意義(yi) 》一文中提出“蒙古儒學”的概念，力圖在“從(cong) ‘核心-邊緣’的對比架構探討朱子學北傳(chuan) 蒙古的曆史意義(yi) ，”[1]試圖將這種研究的方向提升到一個(ge) 新的研究高度。以上的研究對研究朱子學的北傳(chuan) ，及對後世的影響均有重要的價(jia) 值，但仍需要進行更為(wei) 精細的整理與(yu) 分析。

對於(yu) 蒙古朱子學研究，總體(ti) 看來學者多是從(cong) 時間與(yu) 地域兩(liang) 個(ge) 維度入手。在時間上，學者對朱子理學在蒙古的傳(chuan) 播大致可分為(wei) 三個(ge) 時期：一是前朱子學引進之前的儒學時期。這一時期的蒙古地區的儒學多尊崇漢唐古例，與(yu) 理學的關(guan) 聯度不大，多以耶律楚才等原金國儒者為(wei) 代表；二是朱子學引進的早期。這一時期主要集中於(yu) “南冠之囚”受到禮遇後，在蒙古統治區域進行的朱子學傳(chuan) 播，學者研究的重點離不開趙複、姚樞、竇黙等人[2]。第三個(ge) 時期為(wei) 元中期以至明清，主要表現為(wei) 許衡、劉因等學者對朱子學的發展和傳(chuan) 播時期。這一時期的研究時間上有所延遲至清末。

在地理上，學者們(men) 對蒙古統治地區的朱子理學傳(chuan) 播的研究也可分為(wei) 三個(ge) ：一是蒙元帝國時期。在這一時期，學者從(cong) 史學角度來切入（如《元史》）研究的較多，也是蒙古朱子學最為(wei) 輝煌的時期。這是蒙古朱子研究中地域範圍最廣的一個(ge) 時期。這一地域包括蒙古帝國占領的所有區域，即包括被其吞並的遼國、金國、吐蕃和南宋；二是蒙元帝國最早占領的原遼、金國統治區域（多數為(wei) 原遼國區域），主要是蒙元帝國中漢人[3]的主要聚集地。由於(yu) 這個(ge) 區域原屬於(yu) 遼、金，包括了孔子的故鄉(xiang) 曲阜，而孔子的部分傳(chuan) 人也在此地，因此北孔一脈多匯集於(yu) 此。同時，這個(ge) 區域與(yu) 南、北宋或有交叉、或有接壤，為(wei) 朱子學在蒙古的傳(chuan) 播中間地帶；三是今蒙古地區（包括內(nei) 蒙古地區與(yu) 外蒙古國部分區域）。這一部分的研究較少。一是因為(wei) 該地域偏北，農(nong) 耕文明印跡的消退和草原遊牧生活的凸顯等方麵的特點，朱子學的傳(chuan) 播跡象難尋。但是可查閱到一些零散的朱子學傳(chuan) 播的痕跡，但相對於(yu) 兩(liang) 宋或原遼、金地域的朱子學發展，顯然是有著巨大的差距的。

這裏需要說明一下，之所以將學者對朱子學在蒙古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在時間上與(yu) 空間上進行區分，目的是為(wei) 了指明蒙古朱子學的具體(ti) 指象，而減少不必要的誤解。在時間上，前朱子學的儒學傳(chuan) 播時期，雖然與(yu) 朱子學看似關(guan) 係性不大，但是這是元代蒙古人與(yu) 色目人接受朱子四書(shu) 學體(ti) 係的前期積澱，因而不能將其忽視不管。在空間上，蒙元初期的新安朱學中胡一桂、胡炳文、陳櫟，他們(men) 雖然也屬於(yu) 蒙元帝國的朱子學係統中的一個(ge) 重要的分支，卻主要還是南宋漢地的朱子學的係統，和我們(men) 接下來要談到的蒙古朱子學沒有關(guan) 係。隻能說，它是南宋朱子學在元代的一個(ge) 發展。它們(men) 隻是在時間中有過“蒙元帝國”的這一個(ge) 階段，最後直接過渡到明清朱子學的係統中，不屬於(yu) 本文中提及的蒙古朱子學。

蒙古朱子學與(yu) 元代朱子學即有交叉，又存在著區別。這裏我們(men) 有必要對元代朱子學（或者蒙元朱子學）與(yu) 蒙古朱子學做一些簡單的區分。

首先，元代朱子學主要指以蒙元帝國時期（1271年—1368年）統治內(nei) 的朱子學。主要包括三派，即以姚樞、趙複、許衡等為(wei) 代表燕北學派，以金華四先生為(wei) 主的金華學派，和以胡一桂、陳櫟為(wei) 代表的親(qin) 安學派。[4]而蒙古朱子學主要指姚樞、趙複、許衡等為(wei) 代表燕北學派，範圍比元代朱子學小。

其次，元代朱子學強調許衡等對朱子學的發展之功，對許衡的研究更側(ce) 重於(yu) 哲學理論的挖掘，偏重於(yu) 義(yi) 理分析。但是，蒙古朱子學強調的朱子學在蒙古人（包括色目人）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側(ce) 重於(yu) 教育方式和統治者的態度，偏向於(yu) 史學研究。

最後，元代朱子學自然是以元代（包括1368-1402的北元）為(wei) 時間標杆，不包括明清兩(liang) 代。而蒙古朱子學則包括明清兩(liang) 代，而且明清更易顯示蒙古朱子學的特征。

綜上，對蒙古朱子學做一個(ge) 簡單的限定：蒙古朱子學是時間上在朱子逝後至清末，在非原兩(liang) 宋地區的地域上進行傳(chuan) 播和發展的朱子學。它以少數民族（包括蒙古族和其它少數民族）所進行的朱子學學習(xi) 和研究的核心，是一種“非漢”為(wei) 主要標誌蒙古儒學的研究。於(yu) 是，接下來的討論將重點集中於(yu) 這一部分。

二、前朱子學的儒學時代

蒙古地區中儒學的傳(chuan) 入有著諸多因素。這裏既有蒙古與(yu) 他族（主要指遼國、金國）發生戰爭(zheng) 後，在掠奪的俘虜挑選儒學人才，讓其在被俘後對統治階層進行的儒學渲染。同時也存在蒙古強大後，原有的草原文明的統治方式開始失效，產(chan) 生了對儒學的側(ce) 重（如從(cong) 成吉思汗到忽必烈這一段時期內(nei) 蒙古皇位繼承的混亂(luan) 現象）。於(yu) 是，這裏表現出蒙元帝國早期出現的漢文化對蒙古原生文化的滲透，又表現出蒙古貴族自身強烈的接受漢文化以達到鞏固自己統治的兩(liang) 種現象。[5]一般來說，相對於(yu) 農(nong) 耕的生活方式，遊牧民族在最初的生活方式並不需要一個(ge) 以集權為(wei) 核心的儒家教化。因此“既無文字又無曆朔的草原民族，是很難遽然接受中國理學的。”[6]但是隨著蒙元帝國統治區域的擴大而出現了轉機，主要表現在成吉思汗由漠北地區轉戰到中原地區後，發現了在武力上遼、金、宋均無力與(yu) 之抗衡的情景下，統治區域的擴大而產(chan) 生的新問題。也就是說，管理地域的擴大導致早期依靠搶奪式的“屠城”積攢財富的方式，越發不適應以農(nong) 耕文明為(wei) 主導的中原地區，這使成吉思汗感到他的統治需要變革。因此，轉變管理方式，采用漢地常用的儒家思想，也就成了蒙元帝國貴族們(men) 順理成章的事情。在這時，被占領區域的儒者拋開民族衝(chong) 突的爭(zheng) 議，單以倫(lun) 理學的方式對蒙古貴族進行教導，最終成吉思汗在半推半就中將儒學引進了蒙古的統治集團之中。於(yu) 是，這才為(wei) 以後的姚樞、趙複和許衡等人傳(chuan) 播並發展朱子學提供必要的政治保證。

蒙元帝國對中原統治策略的改變，在現實中形成了蒙古貴族子弟對儒家思想的接納和吸收，也為(wei) “南冠之囚”在蒙古的傳(chuan) 播朱子學提供了可能。在元代被稱為(wei) 理學家的耶律楚材和趙複，均屬於(yu) 這一情形之中。不過，二者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區別。相對於(yu) 耶律楚材的主動謀取政治抱負，趙複最初入蒙古時卻一心求死[7]，最終在姚樞的苦勸下才得以走上蒙古朱子學的傳(chuan) 播之路。“從(cong) 現存文獻的研究來看，蒙古國最初接受的‘儒學’，並不是這種道德性理的學說，而是一種非常廣泛而又實用的傳(chuan) 統儒學，或稱之為(wei) 漢文化。” [8]這種儒學或漢文化的傳(chuan) 入，與(yu) 金國儒學的逐漸發達和與(yu) 其戰爭(zheng) 接觸是分不開的。因此，如果將趙複北上看成是蒙古朱子學傳(chuan) 入開端的話，那麽(me) 蒙古儒學（範圍更廣）應該會(hui) 更早。

辛一江指出，“蒙古人最先接受傳(chuan) 統儒學，其淵源，當是發動伐金戰爭(zheng) 開始的。換言之，蒙古人最先接受的漢文化，主要是從(cong) 金源而來。金源接受漢文化最早，遠在12世紀初的完顏阿骨打時期，即已重視漢儒。”[9]但是，儒學思想最典型的特征是儒家禮儀(yi) 和傳(chuan) 入與(yu) 應用，這是驗證金國儒家思想不可被忽視的證據。《金史》記載說：

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le) 粲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yi) 仗而北，時方事軍(jun) 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hui) 寧建宗社，庶事草創。[10]

從(cong) 《金史》的記載中可知，金人對儒家與(yu) 漢文化的引入較早，而且在金熙宗（完顏亶，公元1119年8月14日－1150年1月9日）逐漸完善，儒家宗社文化和禮儀(yi) 文化已經相當發達。《金史》記載，“皇統間，熙宗巡行析津，始乘金輅，導儀(yi) 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宗社朝會(hui) 之禮亦次第舉(ju) 行矣。” [11]在頻繁的蒙古與(yu) 金國的交戰中，蒙古在戰爭(zheng) 中逐漸受到金國儒家思想的影響，這可以被認定為(wei) 蒙古儒學的開端。

在中國古代一個(ge) 有趣的現象是，戰爭(zheng) 常導致了彼此部族之間的密切接受，逐漸發展為(wei) 一種以戰爭(zheng) 為(wei) 媒介的文化傳(chuan) 播現象。“往往異族戰爭(zheng) 間的俘虜，倒變成民族文化啟蒙大師。” [12]而蒙古接受儒學，也基本上遵循了這個(ge) 曆史文化傳(chuan) 播規律。“最早把漢儒學說傳(chuan) 入成吉思汗父子身邊的，是金國的亡臣。如耶律阿海禿花兄弟、蒲察元帥、王檝、李邦瑞、郭寶玉等而集於(yu) 耶律楚材。”[13]實際上，蒙古朱子學的傳(chuan) 入也遵循這一規律。前文所言的趙複作為(wei) 蒙古朱子學傳(chuan) 入的第一人，也經曆“被俘變成民族文化啟蒙大師”這一曆史角色。

在蒙古前朱子的儒學時期到朱子學時期的轉變，基本上是符合兩(liang) 宋儒家文化對外傳(chuan) 播的曆史軌跡。從(cong) 地理上看，最早與(yu) 金國相遇是遼國與(yu) 北宋，而金滅遼國後，宋金戰事就導致了北宋的大量儒者流入金地，繼而成為(wei) 進入蒙古傳(chuan) 播儒學的開端。而朱子學由於(yu) 位於(yu) 地域偏南的南宋，自然與(yu) 蒙古的接觸較少。因此，以漢唐儒學為(wei) 主流的北方地區自然成為(wei) 了蒙古儒學發展的先行軍(jun) ；從(cong) 時間上看，南宋是北宋的接替，也是北宋消亡後的產(chan) 物。自然向蒙古傳(chuan) 播時，朱子學一定是位於(yu) 漢唐儒學之後。除此之外，兩(liang) 個(ge) 曆史因素也需要被注意：一是慶元黨(dang) 禁時期朱子學被界定為(wei) “偽(wei) 學”，南宋朝廷的政治導向影響了朱子學的對外傳(chuan) 播。二是朱子學產(chan) 生時南宋群賢備至。大的方麵來說有“濂、洛、關(guan) 、閩”四學並立，小的方麵如“東(dong) 南三賢”的其它二賢（張南軒、呂祖謙）也各具特色，加上陸氏兄弟（陸九淵、陸九齡）和陳亮等人的思想並存，也不可能讓朱子學在蒙古地區早期有如此大的傳(chuan) 播力。

隨著宋金、宋元戰爭(zheng) 的頻發和金、宋的相繼泯滅，讓曆史的車輪篩選出朱子學作為(wei) 儒學的重要分支走入了蒙元帝國的儒學的曆史舞台。於(yu) 是，蒙古儒學發展成蒙古朱子學，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三、蒙元時期朱子學的引進與(yu) 內(nei) 容

《元史·儒學傳(chuan) 》共記載趙複、張䇓、金履祥等46位被稱為(wei) 儒學的士人，[14]他們(men) 對朱子學的引入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時，《元史·列傳(chuan) 》中也記載了姚樞、許衡、竇默、吳澄等人對蒙元統治區域內(nei) 對朱子學的引進之功。按照貢獻大小的綜合比較來看，蒙元時期朱子學的引入離不開姚樞、趙複和許衡三個(ge) 代表人物。他們(men) 分別代表著蒙古朱子傳(chuan) 播的開端、發展和鼎盛。因此，對此三人引進朱子學材料的梳理，對理解蒙古朱子學的傳(chuan) 播和特征，是至關(guan) 重要的。

（一）姚樞對蒙古朱子學奠基作用

姚樞是蒙古朱子學的奠基者。在姚樞的努力下，蒙古的南征之策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這裏包括軍(jun) 事上的“屠城”變更為(wei) 以“保留人口”，政治上由“原始的遊牧統治”變更為(wei) “以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 [15]。在他的努力下，蒙古貴族逐漸改變了對非蒙地區的統治策略，得以讓一些理學家有機會(hui) 存活下來並為(wei) 改造蒙古儒學思想服務。這其中，趙複和許衡就是其中的兩(liang) 位。

《元史·姚樞》列傳(chuan) 記載：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內(nei) 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楊惟中乃與(yu) 之偕覲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cong) 惟中即軍(jun) 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hui) 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shu) 意，他日何以複命，乃蹙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複，始得程頤、朱熹之書(shu) 。[16]

可見，姚樞對挽救理學人才，在蒙元帝國時期是做出過突出貢獻的。同時，影響蒙古朱子學發展的眾(zhong) 多理學家中，都與(yu) 姚樞有著一定的聯係。在蒙古朱子學的傳(chuan) 播上，姚樞除了前麵所說的挽救朱子學傳(chuan) 播人才，他本身在辭官後，也在身體(ti) 力行的從(cong) 事理學思想的教學與(yu) 傳(chuan) 播。《元史》記載說，

（棄官後）攜家來輝州，作家廟，別為(wei) 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讀書(shu) 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注書(shu) 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既而盡室依樞以居。[17]

以上關(guan) 於(yu) 《元史》中記載的兩(liang) 段文字，均說明了姚樞在朱子學在蒙古的引進與(yu) 傳(chuan) 播中的作用。他對蒙元時期朱子學集大成的兩(liang) 位理學家趙複和許衡的引導與(yu) 幫助，都是至關(guan) 重要的。因此，雖然姚樞在蒙古朱子學的傳(chuan) 播力度上遠不如趙複的影響力大，且在朱子學的發展中也與(yu) 許衡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但是可以說，無姚樞則無趙、許二人，他是二人蒙古朱子學思想形成的前期基礎和現實保證。因此，我們(men) 將姚樞定位在蒙古朱子學的奠基這個(ge) 角度上，是可以說得過去的。

（二）趙複對蒙古朱子學的傳(chuan) 播之功

趙複在《元史》中被列於(yu) 《儒學傳(chuan) 》之首。可見，在明朝學者在研究蒙元儒學史的發展曆程中，對趙複的作用是十分肯定的。宋濂在編寫(xie) 《儒學傳(chuan) 》時曾有這樣一段介紹：

元興(xing) 百年，上自朝廷內(nei) 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眾(zhong) 矣。今皆不複為(wei) 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chuan) 後者，合而錄之，為(wei) 《儒林傳(chuan) 》[18]

結合上麵《姚樞傳(chuan) 》中對趙複的介紹，及《儒學傳(chuan) 》中對趙複的肯定，可見趙複的對於(yu) 朱子學北傳(chuan) 的重要意義(yi)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元軍(jun) 南下，攻陷德安城，忽必烈命姚樞等人遍求儒、道、釋、醫、卜者，趙複便在其中。趙複被俘北上，次年便授詔講學太極書(shu) 院傳(chuan) 授程朱理學，自此理學開始北傳(chuan) 。”[19]趙複所傳(chuan) 的儒學與(yu) 之前的儒學的不同之處就在於(yu) 他主要是傳(chuan) 播以朱熹思想為(wei) 主的理學係統。這也被認為(wei) 是蒙古朱子學的開端。

趙複對朱子學的北傳(chuan) 之功，黃宗羲和全祖望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黃宗羲說，“趙江漢[20]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chuan) ，由是北方之學鬱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勝屈，皆彬彬鬱鬱矣。”[21]全祖望同樣也肯定了趙複的朱子學北傳(chuan) 之功。他說，“河北之學，傳(chuan) 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太宗也，元時實賴之。” [22]因此，宋濂說，“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複始。” [23]

趙複在進入蒙古的統治區域後，他的作用逐漸成為(wei) 了蒙元時期傳(chuan) 播朱子學的中堅力量。趙複對朱子學的傳(chuan) 輸主要集中於(yu) 四個(ge) 方麵，即“傳(chuan) 理學、正道統、辟邪說和否功利” [24]首先，在趙複之前，因戰亂(luan) 的隔絕，北方關(guan) 於(yu) 朱子學的書(shu) 很少，清人皮錫瑞曾言“北人雖知有朱夫子，未能盡見其書(shu) ”[25]。趙複的北上彌補了這種空白，於(yu) 是有了“自複至燕，學子從(cong) 者百餘(yu) 人” [26]的局麵，可見趙複對朱子學的奠基之功。其次，趙複本人向往朱子學，他所做的《傳(chuan) 道圖》和《師友圖》中，將自己與(yu) 朱熹的五十三位門生弟子並列，以示自己對朱子學的向往。清人陳廷鈞編撰的《先儒趙子言行錄》中記載說：“別著《希賢錄》以示學者，時上距寧宗慶元六年庚寅晦庵朱子之卒三十許，恒以不得親(qin) 炙其門為(wei) 恨，故作《師友圖》以見誌從(cong) 遊之士。”[27]最後，趙複批評蒙元早期的科舉(ju) 以漢唐注疏為(wei) 教材的弊端，他指出這種儒學是“博溺心、末喪(sang) 本”。《元史》記載說，“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複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sang) 本為(wei) 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wei) 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28]

趙複是蒙古朱子學的奠基者，也是朱子學傳(chuan) 播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曆史人物。在後世的研究學者（如宋濂、黃宗羲、全祖望、陳廷鈞等）看來，蒙古朱子學（或是蒙古儒學）的發展和壯大，及其對明朝朱子學的再度複興(xing) ，都離不開趙複的引進之功。清人陳廷鈞甚至以“趙子”相稱，可見他對趙複的推崇和肯定。

（三）許衡對蒙古朱子學的發展之勢

許衡從(cong) 事朱子學研究的機遇受到姚樞和趙複的影響，他與(yu) 趙複的接觸奠定對他對蒙古朱子學的研究達到了集大成的地位。《宋元學案·魯齋學案》記載，許衡的朱學之路源於(yu) “放姚樞於(yu) 蘇門，得伊洛、新安遺書(shu) 。”[29]這裏的“伊洛”應該指關(guan) 於(yu) 二程（或有一些張載等人）的書(shu) 籍；而“新安”[30]這裏主要指“新安理學”，又稱“徽州理學”。這裏指這一理學學派所流傳(chuan) 的書(shu) 籍。可以說，到了許衡這裏，他基本上已經擁有了融合南北方朱子後學思想的條件，這就為(wei) 他在發展朱子學這一方麵，取得了前人無法達到的曆史功效。

許衡對朱子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形式上的口語直解，一是內(nei) 容上的新詮釋。

首先，許衡發展出了一套口語直解《四書(shu) 》教學方式，開啟了口語直解《四書(shu) 》的先例。以漢語口語化的方式來解讀《四書(shu) 》理論，雖然不始於(yu) 許衡，但卻集大成於(yu) 許衡。[31]在許衡的眾(zhong) 多傳(chuan) 世作品，《大學直解》與(yu) 《中庸直解》與(yu) 之前所有的注疏類文章有著巨大的區別。如《大學直解》的一段語句：

《大學》。是這一部書(shu) 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之道，是大學教人為(wei) 學的方法。明是用工夫明之。明德是人心本來元有的光明之德。夫子說，古時大學教人的方法，當先用功夫明那自己光明之德，不可使昏昧了。[32]

許衡這裏的解法與(yu) 楊伯峻所作的《論語譯注》和《孟子譯注》的方法幾近相同，與(yu) 漢唐時期及宋明儒者的注釋有明顯的差別。這是許衡在朱子學傳(chuan) 播方式上的創新。那麽(me) ，許衡的這種教學創新的原因是什麽(me) 呢？這可以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來分析，一是許衡教授《四書(shu) 》的受教群體(ti) 。《元史·許衡傳(chuan) 》記載：

八年，以（許衡）為(wei) 集賢大學生，兼國子祭酒，視為(wei) 擇蒙古弟子俾教之。……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yan) 若君臣。其為(wei) 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wei) 張弛。[33]

也就是說，許衡所教授的學生，多為(wei) 蒙古人（當然，色目人和漢人皆可入學）。這些學生有三個(ge) 特點：一是成員多是蒙古貴族或宿衛大臣子孫、衛士世家子弟及七品以上朝官的子弟，少有一些經隨超三品以上朝官的保舉(ju) 而充當陪堂生的平民俊秀者；二是蒙古內(nei) 部早年間的排漢思想和各種地理與(yu) 曆史因素，這些學生受漢學的影響普遍比較少，多數學生無法理解或是閱讀文言文體(ti) ；三是學生規模的壯大。由最初的學生規模是80人，最後增至300餘(yu) 人（另有陪堂生20人）。[34]因此，在蒙古貴族子弟的知識基礎薄弱，且受教人數眾(zhong) 多，加上佛教在元朝時的推行白話解經文方式的成功經驗，都促使許衡改變兩(liang) 宋時期原有的直接用古文的教育方式。許衡做出的變統是，將個(ge) 人的主要教育目的定位在“開民心之化”。因此，在這個(ge) 曆史背景下，蒙古朱子學出現的口語直解《四書(shu) 》形式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其次，許衡在朱子學的內(nei) 容上也有所發展。朱熹逝後，在其弟子陳淳與(yu) 黃幹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對朱熹從(cong) “道學家”成為(wei) “理學家”的轉變。[35]這一思想通過朱子門人後學的整理，再經姚樞、趙複和新安理學的係列書(shu) 籍後傳(chuan) 到許衡時，他已經完全接收了這一思想。許衡說：“人生天地間，生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卻要尋個(ge) 不死，寧有是理？” [36]但是，許衡對“理”的處理，與(yu) 朱熹原本的意思是有所出入的。他重點強調是“理一分殊”的思想，側(ce) 重於(yu) 對朱熹倫(lun) 理思想的拓展。同時，在他吸收了張載的《正蒙》思想後，他開始將朱熹的理學思想的天道宇宙論的層麵進行弱化，而將與(yu) 朱熹倫(lun) 理學相關(guan) 的氣質之性的理學思想 進行強化。於(yu) 是，許衡的存世文本給人的一種感覺就是：朱熹的“理”思想逐漸成為(wei) 朱熹“氣”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朱熹及其門人黃幹、陳淳等人的主張的以理為(wei) 主的麵向。

綜上，許衡的這種選擇反應出蒙古朱子學發展早期獨特曆史的背景映射。“蒙元初期社會(hui) 道德水平低下，蒙古貴族浮華貪婪”[37]，這就讓從(cong) 事朱子學教育的許衡不得不改變傳(chuan) 統的教學策略。因此，許衡雖然在道德修養(yang) 論方麵依然保持與(yu) 朱熹的方法趨同（如《小學大義(yi) 》），但具體(ti) 內(nei) 容上他已經加入了諸多適應時代發展的新元素。他的目的就在於(yu) 用理學的知識體(ti) 係來提高朱熹的倫(lun) 理道德在蒙古貴族心中的地位，達到在蒙元帝國之內(nei) 傳(chuan) 播朱子學的目的。

四、蒙古朱子學的“邊緣”與(yu) “非漢”的特征

蒙古朱子學的發展，經曆了南宋晚期“南冠之囚”時期，“新安北傳(chuan) ”及元朝統治者的鞏固時期，基本上完成了朱子學的引入。但蒙元帝國的短暫命運，也使這種朱子學的傳(chuan) 播隨著明清王朝的更替而變得衰弱。明帝國的朱元璋雖依然以朱子學作為(wei) 國家重要的思想來加以傳(chuan) 播，但科舉(ju) 的“事功”之策最終形成了朱子學的理論的分解。以陽明學為(wei) 主要代表的心學體(ti) 係的崛起，雖然不至於(yu) 在明清之際使蒙古朱子學有所腰斬，但對朱子學的發展也是有存在一定的影響。清以後，隨著蒙古貴族的不斷向北遷徙，蒙古朱子學逐漸離開了中原大地而回到了蒙古高原。蒙古高原以草原為(wei) 主的遊牧生活，使以農(nong) 耕文明的這根基朱子學的應用價(jia) 值開始縮減。加之明清之際的戰事頻繁（農(nong) 民起義(yi) 和明清之戰等），導致清朝朱子學的發展再次出現引入的曆史印跡。在這一時期，蒙古朱子學發展的勢弱，卻將蒙古朱子學的特征給揭示出來,這便是蒙古朱子學“邊緣”與(yu) “非漢”的特征。有趣的是，雖然明清之際的蒙古朱子學與(yu) 蒙元帝國時期存在著很大不同，它的特征卻是一直保持未變。因此，我們(men) 借用黃麗(li) 生以清朝為(wei) 背景下對朱子學特征的闡述，也點了自元以來所有蒙古朱子學的主要特征。

（一）“邊緣”的特征

黃麗(li) 生在《儒家“天下”思想及其當代意義(yi) 》中提出對蒙古朱子的研究存在以下兩(liang) 種路徑：一種是以核心與(yu) 邊緣的思考路徑，一種是漢與(yu) 非漢的思考路徑。在這兩(liang) 種路徑的分析下，蒙古朱子的特征被直觀的揭示出來。黃麗(li) 生用兩(liang) 種路徑分析“蒙古朱子學”，他“從(cong) ‘核心-邊緣’的對比架構探討清代儒學北傳(chuan) 蒙古的曆史意義(yi) 。”[38]進而來“處理清代蒙古民族對儒學的接納和響應問題，已明確將清代儒學的北傳(chuan) 內(nei) 蒙古定位為(wei) ‘邊緣儒學’。”[39]於(yu) 是，他本意用“邊緣-核心”的方法來重新審視儒學與(yu) 朱子學發展的麵向，卻無意間揭示了蒙古朱子學的“邊緣”特征。

黃麗(li) 生指出，用“邊緣-核心”的方法來分析朱子學，是受到台灣清華大學的楊儒賓的啟發。他說，

楊儒賓教授在公元2000年紀念朱熹逝世八百周年的學術研討會(hui) 中，即以“邊緣-核心”的理論意義(yi) ，提出“朱子學的邊緣與(yu) 邊緣的朱子學”的思考方向。楊教授從(cong) “他者即邊緣”的角度指出：儒家本有其核心的命題、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但須要不斷地被再詮釋以體(ti) 現新生的活力；往往這些再詮釋的角度，係來自於(yu) 核心以外的“他者”（the others）。[40]

受到啟發後，黃麗(li) 生對楊儒賓的的理論采取了進一步的整理，

曆代偉(wei) 大儒者的出現，如朱子、程伊川、王陽明，概與(yu) 當時的主流思潮對反而重新複活了儒家經典。故來自於(yu) “他者”的力量，對儒學的發展實有重要意義(yi) 。“他者”即是所謂的“邊緣”，“邊緣”可以是學問的邊緣，也可以是地區的邊緣，朱熹和王船山都在身處邊陲的位置重新詮釋儒家經典，更能對當時的主流思潮提出有力的抗爭(zheng) 。[41]

最後黃麗(li) 生總結說，“對儒學之‘邊緣’意涵的關(guan) 注，亦不離與(yu) 核心相應的脈絡。”[42]於(yu) 是，我們(men) 在這其中發現了其將蒙古朱子學定位於(yu) “邊緣”的思維。

事實上，將蒙古朱子學的特征之一定位為(wei) “邊緣”，也是符合史實的。黃麗(li) 生提出了蒙古朱子學的“邊緣”特征時雖以清代儒學為(wei) 背景，但是將其放置於(yu) 蒙元帝國乃至明朝，這一特征基本上也是成立的。蒙元時期，當許衡等人在蒙古統治的北方開始大力發展朱子學時，無論是麵對南方的“新安理學”，還是高麗(li) 的安珦[43]（1243-1306年）和李齊賢（1288-1367年）的朝鮮朱子學，許衡在蒙古朱子學的研究方麵都是處在邊緣地帶[44]。至明朝後期，隨著蒙古貴族逐漸回到蒙古高原上，這種邊緣的特征進一步加強。隻不過，在清朝的時候，這個(ge) 特征尤為(wei) 明顯。於(yu) 是就有了朱子學的再次傳(chuan) 入之說。

（二）非漢的特征

黃麗(li) 生在研究蒙古地區儒學和滿清儒學時，提出了“非漢”的概念。他意在在“漢-非漢”路徑下突出蒙古朱子學研究的差異，點出了蒙古朱子學的“非漢”特征。黃麗(li) 生指出，

清代內(nei) 蒙古地方儒學的發展，雖使當地出現儒化的領導階層，豐(feng) 富了本地的文化元素，但並未使內(nei) 蒙古成為(wei) 完全漢化的社會(hui) 。儒化的蒙古族菁英仍保有極強的蒙古認同。此一則顯示清代儒學的北傳(chuan) ，確已使儒家教養(yang) 成為(wei) 內(nei) 蒙古社會(hui) 新而有影響力的文化資源，但它並不扮演宰製或取代者的角色；二則反映儒家文化所含具的普遍價(jia) 值可與(yu) 異文化兼容，而為(wei) 非漢民族所吸納，並與(yu) 其固有文化並存共生。[45]

在這種清晰的“非漢”的背景下，蒙古朱子學的教育體(ti) 係一直沿用許衡的教法改革，相對於(yu) “漢地”的重義(yi) 理分析的朱熹大學體(ti) 係，蒙古朱子學更加重視朱熹的小學體(ti) 係。

內(nei) 蒙古漢人的儒學教育體(ti) 係，最初必是先設有私塾，作為(wei) 幼童啟蒙教育的場所。……清代內(nei) 蒙古地區的私塾，其課題主要有：百家姓、三字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學習(xi) 的主要活動是句讀、熟讀、背誦、仿寫(xie) 、習(xi) 字和開講。學生若能讀到《大學》以上，即開講文義(yi) 。[46]

最後，清代蒙古朱子學呈現出明顯的“非漢”特征。黃麗(li) 生對蒙古朱子學研究意在說明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漢-非漢”架構在朱子學發展中的存在現象；二是點明了漢民族與(yu) 其它民族對朱子學研究的差別。即使將清代蒙古朱子學的時間維度拓展到蒙元時期，“非漢”依然構成了蒙古朱子學的一個(ge) 典型特征。這個(ge) 特征可以分為(wei) 以下兩(liang) 點：

一是蒙古朱子學的傳(chuan) 播中依然要麵對極強的蒙古認同（包括宗教、文字和生活方式）的挑戰。“大蒙古國前四汗時期，蒙古汗廷對儒學和儒士的接收程度極其有限，蒙古大汗對中原製度是一種漠視、排斥和摒棄的態度。……儒士要接近蒙古大汗是非常困難的，他們(men) 並沒有受到蒙古統治者的任用。”[47]這就導致了姚樞、竇默和許衡等人在蒙古朱子學傳(chuan) 播中的阻力重重，最終導致蒙古朱子學的發展與(yu) 漢地朱子的發展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種蒙古的“非漢”朱子學與(yu) 朝鮮朱子學與(yu) 日本朱子學還存在著區別。首先，韓國朱子學雖起步於(yu) 蒙元帝國同一時期的安珦和李齊賢，但他們(men) 是以尊儒尊朱（熹）方式將其引進，而不存在“南冠之囚”的曆史背景；其次，日本對朱子學的引入多在明朝中葉，當時正值明帝國如日中天的時候，明帝國的文化優(you) 勢感染著日本的武士集團，自然也不同於(yu) 以上所言的蒙古朱子學所遭遇的困境。因此，“非漢”才成為(wei) 蒙古朱子學的一個(ge) 典型特征。

二是蒙古朱子學的“學習(xi) 的主要活動是句讀、熟讀、背誦、仿寫(xie) 、習(xi) 字和開講”也與(yu) 漢地的私塾講授方式存在著差異。這一點可從(cong) 前麵許衡的教法改革都可以明晰。這種隻注重“小學”而弱化文本的朱子學傳(chuan) 播推進，適合北方遊牧民族的學習(xi) 特點，但同時也使其在麵對明清陽明學和清代考據學的衝(chong) 擊時，難有朱子學研究話語權。因此，黃麗(li) 生對蒙古朱子學的“非漢”的雖以清為(wei) 背書(shu) ，但縱觀蒙古朱子學發展始末，這一特征是朱子學在蒙元帝國興(xing) 起時就一起存在，至清末而結束。

綜上，通過點明蒙古朱子學的“邊緣”和“非漢”的特征，對朱子學的研究有兩(liang) 個(ge) 意義(yi) ：第一，蒙古朱子學研究窺探，將朱子學的研究從(cong) “單以漢民族為(wei) 研究的單一取向”中解放出來，以多民族、多元化的思維來重新審視朱子理學；二是注重蒙古朱子學研究，意在突破了以南宋為(wei) 單一模式存在固化思維，拓寬了朱子學發展的研究維度。當然，將朱子學的研究視角集中於(yu) 蒙古朱子學這一小的範圍內(nei) ，雖然看似縮小了研究的地域範圍，而實則是突破了近些年來朱子後學研究隻停留在東(dong) 亞(ya) 各國的單一思維中。

五、結語

蒙古朱子學經曆了“南冠之囚”的引進初期，燕北、金華、新安、閩海四支的發展中期，及明清兩(liang) 朝的蒙古北移的衰退期。可以說，朱子學從(cong) 傳(chuan) 入蒙古到發展，都以一種有別於(yu) 漢地（主要指遼、南北宋原有的地域）的方式發展。即使到了許衡時期，雖對朱子學多有強調與(yu) 偏重，但基本上將朱子學中的“正君心”為(wei) 目的“共商國是”思想和山水美學思想完全丟(diu) 棄，而保留的多是三綱五常的倫(lun) 理學踐行原則。而蒙古朱子學的發展也是一波三折，這其中即有蒙古貴族對漢文化的抵製，也有蒙古草原文明與(yu) 朱子學思想的不兼容性。於(yu) 是，蒙古朱子學的發展逐漸淡漠出朱子學研究中的核心區域，而衍化為(wei) 一種邊緣研究。

不同於(yu) 日韓，深處內(nei) 陸的朱子學沒有受到日韓儒學的反衝(chong) 擊，缺乏外來文化的幹預也使得佛教、長生天等本土宗教以一種內(nei) 在的方式左右著人們(men) 的思想發展。明清之際漢地文化的再度複興(xing) ，清朝考據學的興(xing) 起，引起朱子學的發展到精密的文字考據和義(yi) 理分析之中。然而遠離漢地的蒙古朱子學雖依然存著少數人為(wei) 科舉(ju) 之事而艱苦專(zhuan) 研，但多數依然還是流於(yu) 以草原文化為(wei) 背景倫(lun) 理實踐之中。而這裏，朱子學多數的宇宙本體(ti) 論思想及精密的義(yi) 理分析逐漸消失在他們(men) 的曆史長河之中。於(yu) 是，蒙古朱子學的發展離核心區域越來越遠，以達到了邊緣的情況。

從(cong) 蒙元至清，蒙古朱子學經曆由盛到衰，也應證了朱子學發展的命運。雖然中國漢地的朱子學與(yu) 日、韓的朱子學在明清之際都有所發展，但隨著近代西方思想的傳(chuan) 入也都逐漸衰退下去。因此，與(yu) 其中蒙古朱子學相對於(yu) 漢地處於(yu) 邊緣狀態，不如說它是朱子發展中的一個(ge) 前期預告，這值得進一步挖掘與(yu) 探討。

注釋：
[1] 黃麗生：《邊緣與非漢：儒學及其非主流傳播》，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自序第iii年。
 
[2] 朱軍：《元代理學與社會》，西北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第67頁。
 
[3] 蒙元帝國對治理下的百姓區分為四種：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這裏的漢人，多指金國（或原遼國）的臣民，而南人多指原南宋的臣民。本文中的漢人，多指金國戰敗後被蒙古帝國統治的區域。
 
[4] 朱軍：《元代理學與社會》，第78頁。
 
[5] 辛一江指出，“往往異爭間的俘虜，倒變民族文啟蒙大師。……最早把漢儒學說傳入成吉思汗父子身邊的，是金國的亡臣。如耶律阿海禿花兄弟、蒲察元帥、王檝、李邦瑞、郭寶玉等集於耶律楚材。”辛一江：《蒙古國接受儒學論考》，《昆明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第36頁。
 
[6]辛一江：《蒙古國接受儒學論考》，《昆明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第38頁。
 
[7] 《元史·趙複傳》記載，趙複被俘後，“（姚）樞恐其（趙複）自裁，留賬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趙）複已被發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4314頁。
 
[8]辛一江：《蒙古國接受儒學論考》，《昆明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第38頁。
 
[9]辛一江：《蒙古國接受儒學論考》，第34頁。《元文藝》卷一四說，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製度，收二國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文化，號十學士”。
 
[10] 脫脫等：《金史·禮一》卷二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91頁。
 
[11] 脫脫等：《金史·禮一》卷二十八，第691頁。
 
[12]辛一江：《蒙古國接受儒學論考》，第36頁。
 
[13] 辛一江：《蒙古國接受儒學論考》，第36頁。
 
[14]（明）宋濂：《元史》卷一五八，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61-63頁。
 
[15] 宋濂：《元史》卷一五八，第3711-3712。
 
[16] 宋濂：《元史》卷一五八，第3711頁。
 
[17] 宋濂：《元史》卷一五八，第3711頁。
 
[18] 宋濂：《元史》卷一百八十九，第4313頁。
 
[19] 朱軍：《元代理學與社會》，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67頁。
 
[20] “複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宋濂：《元史》卷一百八十九，第4315頁。）
 
[21]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995頁。
 
[22]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第2994頁。
 
[23] 宋濂：《元史》卷一百八十九，第4314頁。
 
[24] 朱軍：《元代理學與社會》，第68頁。
 
[25] 皮錫瑞：《經學曆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81頁。
 
[26] 宋濂：《元史》卷一百八十九，第4313頁。
 
[27] 陳廷鈞編:《先儒趙子言行錄》卷上《歲考略》，湖北崇文書局同治九年本，第4頁。
 
[28] 宋濂：《元史》卷一百八十九，第4315頁。
 
[29]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第2995頁。
 
[30] 今江西婺源附近。
 
[31] 如黎靖德主編的《朱子語類》也是采用口語直解的方，但《朱子語類》中依然夾雜著大量的文言語句，而許衡這裏基本上全部用白話直解。
 
[32] 許衡：《許衡集》，毛瑞芳等校點，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41頁。
 
[33] 宋濂：《元史》卷一五八，第3727頁。
 
[34] 張玉霞：《許衡〈大學直解〉與〈中庸直解〉的口語注釋初探》，《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第2期，第112頁。
 
[35] 參見拙文：《論朱熹“理學家”的稱謂考辨》，《鵝湖月刊》，2020年第四十五卷，第7期。
 
[36] 許衡：《許衡集》，第1頁。
 
[37] 朱軍：《元代理學與社會》，第81頁。
 
[38] 黃麗生：《邊緣與非漢：儒學及其非主流傳播》，自序第iii頁。
 
[39] 黃麗生：《邊緣與非漢：儒學及其非主流傳播》，自序第iv頁。
 
[40] 黃麗生：《邊緣與非漢：儒學及其非主流傳播》，，第7頁。
 
[41] 黃麗生：《邊緣與非漢：儒學及其非主流傳播》，，第7-8頁。
 
[42] 黃麗生：《邊緣與非漢：儒學及其非主流傳播》，，第9頁。
 
[43] 高麗中後期儒學領袖，是第一個將朱子學思想引進高麗的人。
 
[44] 在黃俊傑的理論中，韓國與日本也處於“邊緣”地帶。（同上，第8頁。）但筆者認為，以儒家或朱子學研究來看，日、韓儒家與朱子學的發展，顯然已經形了了研究的核心區域，而非邊緣地帶。
 
[45] 黃麗生：《邊緣與非漢：儒學及其非主流傳播》，第187頁。
 
[46] 黃麗生：《邊緣與非漢：儒學及其非主流傳播》，，第205-206頁。
 
[47] 趙琦：《大蒙古國諸汗身邊的漢人與儒學》，《蒙古史研究》，2003年第七輯，第64頁。趙琦指出，大蒙古國時期，雖有漢人在大汗身邊服務，任職侍衛，象耶律楚材那樣精通儒學的人可謂鳳毛麟角，他們的進身（晉升）途徑也很狹窄，或為征召來的世宦，或為質子，或為蒙古人收養的孤童子，或有少部分是經引薦進入汗廷的。儒士要接近蒙古大汗是非常困難的，他們並沒有受到蒙古統治者的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