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孔夫子到毛澤東(dong)

作者：謝茂鬆

來源：觀察者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十一月廿五日庚戌

          耶穌2021年12月28日

在中國古代經典中，《論語》是毛澤東(dong) 最為(wei) 熟悉的，也是運用最自然、最自如的。

1936年毛澤東(dong) 在接見埃德加·斯諾時說：“我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的一個(ge) 小學堂讀書(shu) ，一直讀到13歲，早晚我到地裏幹活，白天我讀孔夫子的《論語》和《四書(shu)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dong) 則在中央黨(dang) 校開學典禮上回憶他識字便是從(cong) “‘子曰：學而時習(xi) 之，不亦說乎’一套”學來的。《論語》可謂是毛澤東(dong) 讀書(shu) 的童子功，他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談話中說“小時候讀孔夫子的書(shu) ”是“背的，可是不懂”。

從(cong) 青年時代開始懂孔子、懂《論語》開始，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孔子、《論語》的態度則經過了幾番變化。毛澤東(dong) 在長沙、在湖南一師上學時尊孔子為(wei) 聖人，五四時期對孔子有所否定，之後對於(yu) 孔子的態度一以貫之的則總體(ti) 上是曆史唯物主義(yi) 的，雖“不承認什麽(me) 聖人不聖人”，但承認孔子的曆史地位，尤其強調要繼承“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寶貴精神財產(chan) 。毛澤東(dong) 在晚年則對於(yu) 孔子更多的是取嚴(yan) 厲批判的態度，不過這也沒有表麵這麽(me) 簡單，對此依然也要加以毛澤東(dong) 所說的曆史唯物主義(yi) 的具體(ti) 分析。

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來源：亞(ya) 馬遜

毛澤東(dong) 在領導中國革命以及建設時期，對於(yu) 孔子、《論語》的運用可謂是“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從(cong) 心所欲”是政治家、戰略家讀《論語》，而非本本主義(yi) 、腐儒、考據式的讀《論語》。我們(men) 從(cong) 毛澤東(dong) 在不同的曆史時間段對於(yu) 《論語》的運用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毛澤東(dong) 的“時中”的政治家的智慧。

“不逾矩”之“矩”則是毛澤東(dong) 本人所說的曆史唯物主義(yi) 。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孔子、《論語》時而肯定，時而又有否定，時而態度嚴(yan) 肅，時而態度幽默，並非沒有章法、前後不統一，而是一方麵看出《論語》作為(wei) 毛澤東(dong) 的童子功，他能對《論語》運用自然、自如，另一方麵是具有他高度肯定的六祖慧能《壇經》的精神，六祖《壇經》表麵的“喝祖罵佛”背後其實是不著相、無所住的精神，不著相、無所住正是佛教的真精神。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孔子、《論語》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在最根本上都是對於(yu) 孔子真精神的把握，是對於(yu) 孔子精神的真繼承與(yu) 真發展、大發展。循此，則對於(yu) 毛澤東(dong) 與(yu) 孔子的深刻精神聯係具有豁然貫通之感。

一、毛澤東(dong) 的聖人觀的演變

兩(liang) 千多年來孔子是與(yu) “聖人”這一稱呼聯係在一起的，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孔子、《論語》的態度自然也突出體(ti) 現在他對於(yu) 孔子的聖人地位在不同曆史時期的認識上。

毛澤東(dong) 在湖南第四師範學校讀書(shu) （後並入湖南第一師範）的課堂筆記、讀書(shu) 筆記《講堂錄》課堂筆記、讀書(shu) 筆記有大量《論語》的內(nei) 容。

毛澤東(dong) 更視孔子為(wei) 聖人，1917年8月他在給湖南一師的老師黎錦熙的長信中說：“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複起，不易吾言’。”他認為(wei) 孔子作為(wei) 聖人“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毛澤東(dong) 年輕時特別強調對於(yu) 大本大源的把握。當年11月，毛澤東(dong) 在他主辦的湖南第一師範工人夜學開學儀(yi) 式上，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禮，這也記錄在他所寫(xie) 的《夜學日誌》中：“整隊向國旗、孔聖行三鞠禮，職教、學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禮。”

黎錦熙。來源：維基百科

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孔子的態度，在讀到馬列主義(yi) 後開始有所變化，1971年8月25日時毛澤東(dong) 跟華國鋒提到他在1918年才讀馬列：“我讀了6年孔夫子的書(shu) ，又讀了7年資本主義(yi) 的書(shu) ，到1918年才讀馬列主義(yi) 。”

1919年五四運動時，毛澤東(dong) 開始反對孔子：“我們(men) 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獨霸中國，使我們(men) 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鬱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毛澤東(dong) 反對孔子的理由之一是偶像崇拜造成的思想不自由。

不過毛澤東(dong) 當時對於(yu) 孔子的反對，不像當時人這麽(me) 絕對，也更不是表麵上這麽(me) 簡單。1920年他在離京去上海的路上，專(zhuan) 門在曲阜下車拜謁孔廟，他在1936年7月對斯諾詳細回憶起當時的細節：“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車，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看到了聖人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曆史性的孔廟附近那棵有名的樹，相傳(chuan) 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ge) 有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動情的細節中複原了當年依然是在內(nei) 心深處滿滿的對於(yu) 聖人孔子的思慕之情。

毛澤東(dong) 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被全黨(dang) 確立為(wei) 黨(dang) 的最高領導人時，毛澤東(dong) 在很大程度上還保留著視孔子為(wei) 聖人的態度。1938年5月，毛澤東(dong) 在出席抗日軍(jun) 政大學第三期教學工作總結幹部大會(hui) 上說：“黑格爾是馬克思的老師，此人似乎當了一世教員。我們(men) 中國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後撤職，大概就是當教員當到死吧。我們(men) 要學習(xi) 黑格爾，學習(xi) 孔夫子。我們(men) 三四百人，可否出幾個(ge) 孔夫子，出幾個(ge) 黑格爾呢？孔夫子是聖人，幾千年隻此一個(ge) 。”

毛澤東(dong) 指出孔夫子作為(wei) 聖人，幾千年隻此一個(ge) ，評價(jia) 不可謂不高。當年10月14日，毛澤東(dong) 在黨(dang) 的六屆六中全會(hui) 上報告時，號召全黨(dang) 開展理論學習(xi) 競賽，並特別強調：“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men) 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an) 。這對於(yu) 指導當前的偉(wei) 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

總結、繼承“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寶貴遺產(chan) ，成為(wei) 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對待孔子的態度，毛澤東(dong) 認為(wei) 這一態度對於(yu) 指導當前的偉(wei) 大的運動具有重大幫助，這顯示了毛澤東(dong) “古為(wei) 今用”的立場與(yu) 方法，而這是與(yu) “洋為(wei) 中用”二者同時並舉(ju) 的。

毛澤東(dong) 強調對於(yu) 孔子的評價(jia) 應該是曆史而不是非曆史的，1943年6月28日，毛澤東(dong) 在一封信上批寫(xie) 道：“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zhong) 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幹真理，如孔子、蘇格拉底、資產(chan) 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曆史的看法。”他更明確地說：“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曆史的看法”。

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dong) 在1920年之後的1952年10月28日第二次來到曲阜，在孔子墓前再次許久佇(zhu) 立，或許是想起了青年時拜謁孔子墓的情景。他在參觀孔廟大成殿時，對陪同者認真解釋“大成“之意：“大成是孟子對孔子的評價(jia) 。孟子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這裏，孟子把孔子和幾位聖賢進行比較，找出了聖之所在。”這裏顯示了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孔孟之熟悉以及對於(yu) 孔子聖之為(wei) 聖之所在的把握。

毛澤東(dong) 又給眾(zhong) 人一一說明孔子在中國曆史上被不斷加封的地位：“曆代統治階級給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他的地位也越來越高，與(yu) 孔子同代的魯哀公就尊稱孔子為(wei) ‘尼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學取得統治地位。唐太宗尊孔子為(wei) ‘先聖’，唐高宗稱孔子為(wei) ‘文宣王’。宋朝加號孔子為(wei) ‘先聖文宣王’。元朝加封孔子為(wei) ‘大成至聖文宣王’。清朝加號孔子為(wei) ‘大成至聖文宣先師’。”這裏顯示的是一種知識的考證，也更加說明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孔子的曆史主義(yi) 的把握，這背後更深處的是政治家的敏感。

郭沫若的《十批判書(shu) 》。來源：維基百科

不管是引用孟子對於(yu) 孔子聖之為(wei) 聖的解釋，還是對孔子在曆朝曆代被加封的考據，顯示的都是毛澤東(dong) 對待孔子的客觀、嚴(yan) 肅的態度，不過在客觀、嚴(yan) 肅的說明之後，毛澤東(dong) 則一轉為(wei) 幽默的態度：“孔夫子年年有進步，代代都加封啊！”這一句話讓眾(zhong) 人開懷大笑。嚴(yan) 肅中帶幽默常常是毛澤東(dong) 的說話與(yu) 寫(xie) 作風格，不過在此處，卻顯示出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孔子的曆史評價(jia) 的輕鬆自如而有把握，他是真正徹底、全麵地領悟透了聖人孔子，才會(hui) 有時而嚴(yan) 肅、時而幽默的充分放鬆的心態。

毛澤東(dong) 1952年第二次到孔廟時，話語間還多少殘存著其青年時視孔子為(wei) 聖人的習(xi) 慣。到1958年底，同樣說到孔子在曆朝曆代被加封的情況時，則去除了這一殘存，他說：

“一個(ge) 人學問很高，如孔夫子、耶穌、釋迦牟尼，誰也沒有給他們(men) 博士頭銜，並不妨礙他們(men) 行博士之實，孔子是後來漢朝董仲舒捧起來的，以後不太靈了。到了唐朝好一點，特別是宋朝朱熹以後，聖人就定了。到了明清兩(liang) 代才被封為(wei) 大成至聖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運動，又下降了。聖人不聖人，吃不開了。我們(men) 共產(chan) 黨(dang) 人是曆史唯物主義(yi) 者，承認他的曆史地位，但不承認什麽(me) 聖人不聖人。”

毛主席說這些話的場合是在武昌的一次會(hui) 議上談到“有實無名”的問題時以孔子為(wei) 例子來加以生動說明，這是毛澤東(dong) 常用的說話風格，也表明毛澤東(dong) 信手拈來的“古為(wei) 今用”的運用自如。毛澤東(dong) 這一席話中先是表揚孔子學問很高，無博士之名而有其實，進而是道出孔子定為(wei) 聖人的曆史過程以及五四運動後地位的下降。

但毛澤東(dong) 強調共產(chan) 黨(dang) 人是曆史唯物主義(yi) 者，承認而不否定孔子的曆史地位，但卻不承認什麽(me) 聖人不聖人。毛澤東(dong) 這一態度、立場其實與(yu) 他在1938年提出繼承“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寶貴遺產(chan) ，以及1943年提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曆史的看法”，都前後貫通一致。

不過毛澤東(dong) 在60年代末尤其是晚年對於(yu) 孔子的態度則發生了變化，他在1968年的八屆十二中會(hui) 議閉幕式上說：“我這個(ge) 人比較有點偏向，就不那麽(me) 高興(xing) 孔夫子了。看了說孔子是代表奴隸主、舊貴族，我偏向這一方麵，而不讚成孔夫子是代表那個(ge) 時候的新興(xing) 地主階級。”對於(yu) 孔子的評價(jia) 的標準是新、舊即新、舊階級代表的問題，這既是曆史評價(jia) 的曆史問題，但作為(wei) 政治家的毛澤東(dong) 而言，這又是政治問題，是指向著當下，依然具有古為(wei) 今用的考慮。

毛澤東(dong) 以新、舊為(wei) 評價(jia) 標準以及古為(wei) 今用的考慮，這些在他1973年針對曆史學家郭沫若的《十批判書(shu) 》的談話以及寫(xie) 給郭沫若的詩作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郭沫若的《十批判書(shu) 》中有專(zhuan) 門對於(yu) 孔子的正麵評價(jia) ，1973年7月4日，毛澤東(dong) 在跟人的談話中說：“郭老在《十批判書(shu) 》裏頭自稱人本主義(yi) ，即人民本位主義(yi) ，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yi) ，跟他一樣。郭老不僅(jin) 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dang) 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一樣啊！我讚成郭老的曆史分期，奴隸製以春秋戰國之間為(wei) 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一個(ge) 月之後的8月5日，毛澤東(dong) 寫(xie) 了他一生最後一首詩作《讀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書(shu) 事業(ye) 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cong) 子厚返文王。

《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來源：每日頭條

毛澤東(dong) 對於(yu) 郭沫若在曆史分期上以春秋戰國之間為(wei) 奴隸製的分界是讚成的，但對於(yu) 郭沫若的尊孔反法而罵秦始皇卻不讚成，這根本上還是毛澤東(dong) 始終秉持的曆史主義(yi) 態度。以春秋戰國為(wei) 界，之前為(wei) 西周舊的分封製，秦以下為(wei) 新的郡縣製，毛澤東(dong) “勸君少罵秦始皇”並說“百代都行秦政法”，是在郡縣製作為(wei) 新製的意義(yi) 上肯定法家，“莫從(cong) 子厚返文王”則是強調不能回到舊的分封製。

毛澤東(dong) 是以新舊來論孔子，這也就能理解毛澤東(dong) 批評國民黨(dang) 也是“尊孔反法”，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國民黨(dang) 是新、舊中國的分別，新中國之新在於(yu) 作為(wei) 無產(chan) 階級這一新階級的先鋒隊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中國人民走的一條新的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中國當然不能回到蔣介石的舊的中國，這才是毛澤東(dong) 反對尊孔反法這一現象的本質、要害所在。社會(hui) 主義(yi) 、無產(chan) 階級之新，一如秦的郡縣製較之周的分封製之新。由此才能理解毛澤東(dong) 以新、舊論孔子，是政治家的思維，而超越了本本主義(yi) 、形式主義(yi) 與(yu) 考據的餖飣之學，後者反而是非曆史主義(yi) 的。

毛澤東(dong) 表麵上反對孔子，卻可能反而是在精神、實質上最大地繼承、發展孔子。相反。表麵上尊孔的，放在大曆史來看，可能反而是在精神、實質上背離了孔子，這是毛澤東(dong) 特意要批評蔣介石的尊孔的甚深之曆史意義(yi) 所在。故尊孔與(yu) 否，根本上不在字麵、表麵，而在大曆史、長時段視野下的行動與(yu) 曆史的最終結果上。

毛澤東(dong) 批評“孔學名高實秕糠”，批評的是“孔學”，意味著孔子本人的思想與(yu) 後世的孔學是有差別的。我們(men) 知道，清代學問的一個(ge) 特點就是批評宋明理學所理解的儒家曲解了孔子的原意，從(cong) 而強調回到原始儒家、回到先秦孔子本人的思想，毛澤東(dong) 批評孔學名高實秕糠也可放在這一曆史脈絡下來定位。同時，區別孔子本人思想與(yu) 孔學，也是青年時影響毛澤東(dong) 很深的李大釗在五四運動時的立場。毛澤東(dong) 青年時有兩(liang) 位老師影響他最大，一個(ge) 是湖南一師時的楊昌濟，另一個(ge) 是毛澤東(dong) 在北大圖書(shu) 館時的李大釗。

楊昌濟。來源：維基百科

1976年1月，毛澤東(dong) 與(yu) 侄子毛遠新的談話中又大力肯定孔子沒上過大學而“自學成才”，他說：“孔夫子沒有上過大學，還有秦始皇、劉邦、漢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沒有上過什麽(me) 大學。”毛澤東(dong) 是將孔子與(yu) 他所大力肯定的秦始皇、曹操放在一起來加以肯定。由此可見，毛澤東(dong) 晚年對於(yu) 孔子的看法也完全不是固化，而還是“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高度靈活性。

二、“學而不厭”與(yu) 三七開的教學製度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dong) 在中央黨(dang) 校開學典禮上回憶他幼年對於(yu) “子曰：學而時習(xi) 之，不亦說乎”這一套的學習(xi) ：“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xi) 之，不亦說乎’一套，這種學習(xi) 的內(nei) 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好處，因為(wei) 我識字便是從(cong) 這裏學來的。”毛澤東(dong) 引《論語》中“學而不厭”而高度重視學習(xi) ：“學習(xi) 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xi) 一點東(dong) 西，必須從(cong) 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men) 應取這種態度。”

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學習(xi) 的重視，不僅(jin) 在於(yu) 個(ge) 人的學習(xi) ，同時更重視全黨(dang) 的學習(xi) ，延安整風運動就創造了通過集中學習(xi) 來改造我們(men) 全黨(dang) 上下的學習(xi) 、從(cong) 而提高全黨(dang) 的理論水平的經驗。

《論語·公冶長篇》記載：“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1939年5月20日，毛澤東(dong)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hui) 上的講話中以“朽木不可雕也”的典故來號召大家要努力學習(xi) 、不可落後，毛澤東(dong) 說：

“大家都要努力學習(xi) ，不可落後，不可躲懶睡覺。從(cong) 前孔子的學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覺，孔子罵他‘朽木不可雕也’，對於(yu) 我們(men) 隊伍中躲懶的人，也可以這樣講一講，但是對學習(xi) 有成績的，就要獎賞，有賞有罰，賞罰嚴(yan) 明。”

毛澤東(dong)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黨(dang) 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dang) 的作風》的報告的報道。來源：中共陝西省委宣傳(chuan) 部

毛澤東(dong) 以《論語》中“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也，故退之”所體(ti) 現的孔子的因材施教法，在1944年3月22日的《關(guan) 於(yu) 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中創造性地提出三七開的教學製度，他說：

“在教學方法上，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不根據學生要求學什麽(me) 東(dong) 西，全憑自己教，這個(ge) 方法是不行的。教員也要跟學生學，不能光教學生。現在我看要有一個(ge) 製度，叫做三七開。就是教員先向學生學七分，了解學生的曆史、個(ge) 性和需要，然後再拿三分去教學生。這個(ge) 方法聽起來好像很新，其實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這樣教學的。同一個(ge) 問題，他答複子路的跟答複冉有的就不一樣。子路是急性子，對他的答複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對他的答複就要使他快一些。”

三、“正名”：正確理論與(yu) 主觀能動性

正名是孔子《論語》中的重要思想，儒家的文化價(jia) 值觀以及政治社會(hui) 秩序也被稱為(wei) 名教、禮教。孔子指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1939年毛澤東(dong) 在給中宣部部長兼延安馬列學院院長張聞天的信中指出，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這和“沒有正確理論就沒有正確實踐”的意思差不多。毛澤東(dong) 向來重視理論、理論學習(xi) 以及理論指導實踐的極端重要性，“正名”在毛澤東(dong) 的現代詮釋下，被視為(wei) 是正確的理論。

毛澤東(dong) 進一步指出正名的古今一體(ti) 性：

“‘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們(men) 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們(men) 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為(wei) 主，我們(men) 則是實為(wei) 主，分別就在這裏。”

毛澤東(dong) 一方麵認為(wei) 我們(men) 和孔子都在做正名即正秩序之名的工作，隻是分別在正革命秩序與(yu) 封建秩序之名，孔子所要正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不過毛澤東(dong) 還是指出我們(men) 與(yu) 孔子的差別是分別以實與(yu) 名為(wei) 主。由此我們(men) 可以看到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孔子、《論語》的“正名”思想的深刻理解並古為(wei) 今用，既找到二者的相通點，同時又以今、以共產(chan) 黨(dang) 的問題意識為(wei) 主來批評孔子以名為(wei) 主，批評“孔子的體(ti) 係是觀念論”。

毛澤東(dong) 雖然批評“孔子的體(ti) 係是觀念論”，但又肯定其中的長處：“觀念論哲學有一個(ge) 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與(yu) 擁護。機械唯物論不能克服觀念論，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yu) 它忽視主觀能動性。我們(men) 對孔子的這方麵的長處應該說到。”對於(yu) 正名的觀念論的長處的肯定，是與(yu) 毛澤東(dong) 強調在給定的客觀條件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思想相通的。

四、“每事問”與(yu) 調查、實踐

1930年5月毛澤東(dong) 在其著名的《反對本本主義(yi) 》一文中，強調學習(xi) 孔夫子的“每事問”，通過深入調查研究來解決(jue) 問題，他說：

“邁開你的兩(liang) 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ge) 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麽(me) 才力小也能解決(jue) 問題，因為(wei) 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jue) 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jue) 了。一定要出門嗎？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況的人來開個(ge) 調查會(hui) ，把你所謂困難問題的‘來源’找到手，‘現狀’弄明白，你的這個(ge) 困難問題也就容易解決(jue) 了。”

毛澤東(dong) 又引《論語》中的“不恥下問”來強調要善於(yu) 傾(qing) 聽下麵的意見：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東(dong) 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讚成或反對。有些文件起草出來壓下暫時不發，就是因為(wei) 其中還有些問題沒有弄清楚，需要征求下級的意見。我們(men) 切不可強不知以為(wei) 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yu) 傾(qing) 聽下麵幹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先向下麵幹部請教，然後再下命令。”傾(qing) 聽下麵的意見的重要性在於(yu) 文件起草、下發關(guan) 係到黨(dang) 的政策的製定與(yu) 落實，毛澤東(dong) 提出“政策和策略是黨(dang) 的生命”。

中央決(jue) 定的方針宣布了就要實行，毛澤東(dong) 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講話時引用《論語》的“言可複也”來說明此點，他說：“《論語》上說‘言可複也’，意思是說過的話是要實行的。中央決(jue) 定的方針，既然宣布了，就要實行，大家可以看。”

毛澤東(dong) 為(wei) 延安大學題字。來源：延安大學

毛澤東(dong) 引《論語·》的“言必信，行必果”來說明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言行合一的信用，西安事變後，毛澤東(dong) 指出：“共產(chan) 黨(dang) 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來全國人民早已承認。”

毛澤東(dong) 還在1936年、1940年以《論語》中“君子欲訥於(yu) 言而敏於(yu) 行”來給他的兩(liang) 個(ge) 女兒(er) 分別取名李敏、李訥，可見毛澤東(dong) 對於(yu) 《論語》的親(qin) 近程度。

《論語·為(wei) 政篇》記錄：“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wei) 知之，不知為(wei) 不知，是知也。”毛澤東(dong) 在黨(dang) 的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上引用《論語》中的這段話來強調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他說：“什麽(me) 是不裝？就是‘知之為(wei) 知之，不知為(wei) 不知’。孔夫子的學生子路，那個(ge) 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對他說：‘知之為(wei) 知之，不知為(wei) 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講懂得一寸，不講多了。”

李敏與(yu) 李訥姐妹珍貴合影。來源：快資訊

毛澤東(dong) 進而生動地分析裝的社會(hui) 現象：

“為(wei) 什麽(me) 世界上出了一個(ge) 裝？為(wei) 什麽(me) 會(hui) 感覺到不裝不大好呢？這是一個(ge) 社會(hui) 現象。偷是社會(hui) 現象，裝也是社會(hui) 現象。裝特別多，在我們(men) 黨(dang) 內(nei) 也特別多。為(wei) 什麽(me) ？母親(qin) 生他下來就是要他裝的？母親(qin) 懷他在肚子裏就賭咒，就在觀音菩薩麵前發誓、許願，一定要生一個(ge) 裝的兒(er) 子？當然不是。這是社會(hui) 的影響，是一種社會(hui) 現象。我們(men) 黨(dang) 內(nei) 不允許裝。不知道不要緊，知道得少不要緊，對馬克思主義(yi) 知道得很少也不要緊，知道多少就是多少。”

毛澤東(dong) 還是引用“知之為(wei) 知之，不知為(wei) 不知”來要求各地要講真話，打仗繳槍不報虛數，他說：“關(guan) 於(yu) 要講真話，我們(men) 現在發了一個(ge) 通令，要各地打仗繳槍，繳一支講一支，不報虛數。我們(men) 曾經有個(ge) 時期分對內(nei) 對外，內(nei) 報一支是一支，外報一支是兩(liang) 支。現在我們(men) 專(zhuan) 門發了這個(ge) 通令，知之為(wei) 知之，不知為(wei) 不知，一支為(wei) 一支，兩(liang) 支為(wei) 兩(liang) 支，是知也。這些問題解決(jue) 了，我們(men) 黨(dang) 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知之為(wei) 知之，不知為(wei) 不知”關(guan) 乎著黨(dang) 的作風的問題，所以非常重要。

五、“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與(yu) 人難免犯錯誤

毛澤東(dong) 認為(wei) 人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由於(yu) 主觀與(yu) 客觀的不統一，個(ge) 人與(yu) 黨(dang) 都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但要勇於(yu) 改正錯誤，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也正是在與(yu) 錯誤路選作鬥爭(zheng) 中得到鍛煉與(yu) 成長的。毛澤東(dong) 一再引用《論語》中孔子自述“七十而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來說明此點，他說：“孔夫子七十而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hui) 逾矩的。”與(yu) 孔夫子相比，毛澤東(dong) 認為(wei) 自己到七十歲也是會(hui) 逾矩而犯錯誤的。

毛澤東(dong) 進而指出：“經驗是永遠學不足的。”“青年要犯錯誤，老年就不犯錯誤呀？孔夫子說，他七十歲幹什麽(me) 都合乎客觀規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毛澤東(dong) 不相信孔夫子到了七十歲幹什麽(me) 都合乎客觀規律，這並非對孔子的不敬，而是客觀、清醒地認識到包括毛澤東(dong) 本人在內(nei) 的富有經驗的老年人與(yu) 缺乏經驗的青年人是同樣會(hui) 犯錯誤的，就連孔子自己也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六、“過猶不及”與(yu) 兩(liang) 條戰線的鬥爭(zheng) 以及辯證法

1936年12月，毛澤東(dong) 在《中國革命戰爭(zheng) 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總結黨(dang) 內(nei) 與(yu) “左”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右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的鬥爭(zheng) ，他說：

“曆史告訴我們(men) ，正確的政治的和軍(jun) 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chan) 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從(cong) 鬥爭(zheng) 中產(chan) 生和發展起來的。一方麵，它要同‘左’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作鬥爭(zheng) ，另一方麵，它又要同右傾(qing) 機會(hui) 主義(yi) 作鬥爭(zheng) 。不同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戰爭(zheng) 的有害的傾(qing) 向作鬥爭(zheng) ，並且徹底地克服它們(men) ，正確路線的建設和革命戰爭(zheng) 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在這本小冊(ce) 子中時常提到錯誤方麵的意見，就是為(wei) 了這個(ge) 目的。”

《中國革命戰爭(zheng) 的戰略問題》來源：孔夫子舊書(shu) 網

1939年毛澤東(dong) 以《論語》“子曰：中庸之為(wei) 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以及“子曰：過猶不及”來說明兩(liang) 條戰線的鬥爭(zheng) ，他說：“‘過猶不及’是兩(liang) 條戰線鬥爭(zheng) 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liang) 條戰線鬥爭(zheng) ，去肯定事物與(yu) 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

“一定的質含有一定的量”是對的，不如說“一定的質被包含於(yu) 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從(cong) 事物的量上去找出並確定那一定的質，為(wei) 之設立界限，使之區別於(yu) 其他異質，作兩(liang) 條戰線鬥爭(zheng) 的目的在此。……‘過’的即是‘左’的東(dong) 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dong) 西。依照現在我們(men) 的觀點說來，過與(yu) 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yu) 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cong) 量的關(guan) 係上找出與(yu) 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ge) 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qing) 了。說這個(ge) 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並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qing) ，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wei) 多，然而是從(cong) 量上去找出與(yu) 確定質而反對‘左’右傾(qing) 則是無疑的。”

《論語》謂：“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毛澤東(dong) 引用這句話來說明統一戰線中既統一又鬥爭(zheng) 的辯證關(guan) 係，他說：“統一戰線一方麵講親(qin) 愛、講團結，另一方麵又要鬥爭(zheng) 。那就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你們(men) 在學校，一個(ge) 人自身也有統一與(yu) 鬥爭(zheng) ，自己犯了錯誤，不是要鬥爭(zheng) 嗎？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也是說統一裏有鬥爭(zheng) 。”

毛澤東(dong) 1939年指出孔子“有它的辯證法的許多因素，例如孔子對名與(yu) 事，文與(yu) 質，言與(yu) 行等等關(guan) 係的說明”。

七、“我們(men) 中國有了共產(chan) 黨(dang) ，總比孔夫子高明一點吧”：對於(yu) 孔子思想的繼承以及現代改造

1949年9月16日，新中國即將成立之際，毛澤東(dong) 在批判美國白皮書(shu) 的《唯心曆史觀的破產(chan) 》一文中，充滿自信地指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zheng) 的偉(wei) 大勝利，“已經複興(xing) 了並正在複興(xing) 著偉(wei) 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dong) 指出：“我們(men) 中國有了共產(chan) 黨(dang) ，總比孔夫子高明一點吧”，又說“幾千年以後看馬克思，就像現在看孔夫子。”

毛澤東(dong) 對於(yu) 共產(chan) 黨(dang) 要比孔夫子要高明一些的期望，代表著建設新文化、新文明的文明抱負，這並非字麵上的要與(yu) 孔夫子一較高下，反而是在精神實質上最大地在現代中國發展孔子的精神，可謂是“時中”的智慧。設想孔子若活在現代中國，很大可能也會(hui) 讚同、采用毛澤東(dong) 的很多做法。由此我們(men) 才能對於(yu) 毛澤東(dong) 說孔夫子是革命黨(dang) 有深刻的理解，毛澤東(dong) 1954年在一次講話中說：“孔夫子是革命黨(dang) ，此人不可一筆抹殺，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1949年8月至9月，新華社連續播發毛澤東(dong) 寫(xie) 的五篇文章(社論)，嚴(yan) 厲批駁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幕後總司令馬歇爾、國務卿艾奇遜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等政客的言論。來源：理論中國

毛澤東(dong) 一生中對於(yu) 孔子的態度完全是曆史主義(yi) 的，曆史主義(yi) 除了看到孔子在曆史上的貢獻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於(yu) 孔子在現代的精神繼承以及現代的改造、發展。

孔子、《論語》較之道家的《老子》、《莊子》以及法家的《韓非子》，具有“下學而上達”的特點，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孔子的“下學”與(yu) “上達”這兩(liang) 麵都有深刻的把握。毛主席1964年2月在出席春節座談會(hui) 時指出，“孔子的學問是從(cong) 實踐中自學得來的，他的傳(chuan) 統不要丟(diu) 。”

又具體(ti) 解釋說：

”孔夫子出身貧窮，放過羊，當過吹鼓手，還做過會(hui) 計，會(hui) 彈琴、射箭、駕車子，還搞曆史書(shu) ，他學會(hui) 了'六藝’。孔子的教育隻有六門課程：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教出了顏回、曾參、子思、孟子四大賢人。現在的課程就是多，害死人。”

這些對於(yu) 孔子的敘述都是結合《論語》中包括“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等多條的語錄，深刻地把握了孔子“下學”的麵向。

1938年初，毛澤東(dong) 在出席抗日軍(jun) 政大學的一次幹部大會(hui) ，勉勵在座者，我們(men) 要學習(xi) 孔夫子，“我們(men) 三四百人，可否出幾個(ge) 孔夫子，……孔夫子是聖人，幾千年隻此一個(ge) 。“這是對於(yu) 孔子的“上達”的期望。

我們(men) 還看到毛澤東(dong) 對於(yu) 孔子的批評中寄寓的現代改造，毛澤東(dong) 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產(chan) 運動初步總結大會(hui) 上講話時指出，孔子雖是聖人，但卻有一個(ge) 缺點，那就是不耕地。幾天後他又引用《論語》更進一步批評孔子及其弟子不實行勞動，他說：

“孔子辦學校的時候，他的學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謂盛矣。但是他的學生比起延安來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歡什麽(me) 生產(chan) 運動。他的學生向他請教如何耕田，他就說：‘不知道，我不如農(nong) 民。’又問如何種菜，他又說：‘不知道，我不如種菜的。’中國古代在聖人那裏讀書(shu) 的青年們(men) ，不但沒有學過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實行勞動。”

“勞動”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現代新道德，1939年毛澤東(dong) 在《關(guan) 於(yu) 〈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給張聞天的信》提出了對於(yu) 孔子的“知仁勇”的道德論的現代新詮釋與(yu) 現代改造，他說：

“關(guan) 於(yu) 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yu) 國民黨(dang) 的道德觀(國民黨(dang) 在這方麵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於(yu) 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於(yu) 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於(yu) 大眾(zhong) 的；勇於(yu) 壓迫人民，勇於(yu) 守衛封建製度，而不勇於(yu) 為(wei) 人民服務的。

知仁勇被稱為(wei) ‘三達德’，是曆來的糊塗觀念，知是理論，是思想，是計劃，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論、政策等見之實踐時候應取的一二種態度，仁像現在說的‘親(qin) 愛團結’，勇像現在說的‘克服困難’了(現在我們(men) 說的親(qin) 愛團結，克服困難，都是唯物論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則一概是主觀的)，但還有別的更重要的態度如像‘忠實’，如果做事不忠實，那‘知’隻是言而不信，仁隻是假仁，勇隻是白勇。還有仁義(yi) 對舉(ju) ，‘義(yi) 者事之宜’，可說是‘知’的範疇內(nei) 事，而‘仁’不過是實踐時的態度之一，卻放在‘義(yi) ’之上，成為(wei) 觀念論的昏亂(luan) 思想。‘仁’這個(ge) 東(dong) 西在孔子以後幾千年來，為(wei) 觀念論的昏亂(luan) 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塗，真是害人不淺。我覺孔子的這類道德範疇，應給以曆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

毛澤東(dong) 基於(yu) 人民的曆史觀與(yu) 道德論對於(yu) 孔子加以了現代的改造，這一現代改造的精神與(yu) 毛澤東(dong) 所表彰的六祖慧能《壇經》的精神也是具有多方麵的內(nei) 在相通性的，一則是《壇經》對於(yu) 佛教的改造，其中包括平民化，二則是平常心的立場與(yu) 文風。

毛澤東(dong) 視孔子為(wei) 封建社會(hui) 的聖人，而稱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1938年初，毛澤東(dong) 勉勵抗日軍(jun) 政大學的幹部要學習(xi) 孔夫子，並提出“我們(men) 三四百人，可否出幾個(ge) 孔夫子”。毛澤東(dong) 深厚的曆史意識、文明意識讓“聖人”貫通古今。後之視毛澤東(dong) ，不亦將如毛澤東(dong) 稱魯迅為(wei) “現代中國的聖人”而同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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