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王安石變法”的曆史意義(yi)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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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2021年11月7日

我們(men) 應該如何理解王安石變法的曆史意義(yi) ？這個(ge) 問題也可以換個(ge) 問法：“王安石變法”是一場什麽(me) 運動？

我們(men) 當然可以說它是一場旨在“富國強兵”與(yu) “使民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的政治、軍(jun) 事、經濟製度改良運動。這沒有錯。但是，如此僅(jin) 僅(jin) 是這樣，那王安石變法與(yu) 其他王朝的“中興(xing) ”又有什麽(me) 分別？能說它具有曆史性的意義(yi) 嗎？

黃仁宇向我們(men) 提供了一個(ge) 理解王安石變法之曆史意義(yi) 的視角：“公元十一世紀後期宋朝的第六個(ge) 皇帝神宗趙頊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條例司（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hui) ），創行新法，是中國曆史上一樁大事。這事情的真意義(yi) ，也隻有我們(men) 今日在二十世紀末期，有了中國近代史的縱深，再加以西歐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換言之，我們(men) 看王安石變法，應當超越一朝一代的尺度，拉寬曆史的視界。

如此，我們(men) 會(hui) 發現，王安石變法是一場自發的、主動的、積極的近代化運動。宮崎市定便宣稱“王安石是近代文化的體(ti) 現者”，而王安石不得行其誌，“不隻是宋朝一代的不幸，也是後世億(yi) 萬(wan) 中國人民的不幸”。

從(cong) 國家財稅形態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ge) 社會(hui) ，不論東(dong) 方、西方，當它從(cong) 傳(chuan) 統向近代演進時，稅的形態總是會(hui) 發生若幹類似的變遷：

1）從(cong) 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稅；

2）從(cong) 人頭稅為(wei) 主轉換為(wei) 以財產(chan) 稅為(wei) 主；

3）從(cong) 以農(nong) 業(ye) 稅為(wei) 主發展至以工商稅為(wei) 主；

4）從(cong) 以直接稅（如人頭稅、土地稅、房屋稅）為(wei) 主轉化為(wei) 以間接稅（如關(guan) 稅、消費稅）為(wei) 主；

5）從(cong) 以實物稅為(wei) 主轉化為(wei) 以貨幣稅為(wei) 主；

6）征稅的重心從(cong) 農(nong) 村轉移到城市；

7）從(cong) 低稅率轉變為(wei) 高稅率——因為(wei) 近代政府要處理的事務遠比古典政府複雜得多。

國家財稅形態的這幾項變遷，全都在宋代出現，尤以王安石變法時期最為(wei) 明顯：王安石時代推行了以錢代役的“募役法”；而役錢的征收則遵循財產(chan) 稅原則；熙寧年間，宋政府設於(yu) 各州縣、市鎮的商稅務多達1060處、處於(yu) 擴張過程中；在熙寧十年6200餘(yu) 萬(wan) 貫財政收入中，以工商稅、征榷為(wei) 主的間接稅收入占了三分之二，以貨幣形式征收的稅額更是占財政歲入的75%以上，顯然，間接稅、貨幣稅已經成為(wei) 宋王朝最重要的賦稅；熙寧政府設立的1800餘(yu) 處官酒務，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少數分布在市鎮，至於(yu) 農(nong) 村，則基本不置官酒務，可見宋政府的征稅重心也是在城市，而非農(nong) 村。

在漢學家對王安石變法與(yu) 宋代財稅製度的介紹與(yu) 評價(jia) 中，有兩(liang) 個(ge) 概念不僅(jin) 一次被提及：“重商主義(yi) ”與(yu) “財政國家”。這是我們(men) 理解王安石變法作為(wei) 一場近代化運動的關(guan) 鍵詞。

比如萬(wan) 誌英教授在《劍橋中國經濟史》中說：“年輕的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繼位，並在1070年任命王安石為(wei) 相。雄心勃勃、才華橫溢的王安石旋即推行名為(wei) ‘新法’的全麵製度改革（吳按：變法其實在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時已經開始）。此時的宋朝，勞役快速貨幣化，大量貨幣被投放到經濟之中，而王安石變法的首要舉(ju) 措，就是推出影響深遠的財政政策改革，以釋放生產(chan) 力，使之適應這種經濟新形勢。變法順應了財政體(ti) 係貨幣化的潮流，又與(yu) 安史之亂(luan) 後國家對經濟幹預不斷增強的趨勢相一致。但在此之外，恢複漢武帝時期財政重商主義(yi) 原則，也是王安石變法的目標所在。”

劉光臨(lin) 教授則認為(wei) ，“宋朝國家財政製度以間接稅為(wei) 主要收入來源，擺脫了對土地稅的依賴。安史之亂(luan) 以後戰爭(zheng) 市場化與(yu) 經濟貨幣化兩(liang) 種趨勢的高度結合，是這種新型財政體(ti) 製的來源。其在當時出現及以後的飛躍式發展，無疑印證了宋朝在近代歐洲之前就走上了熊彼特所說的稅收（財政）國家道路。”

關(guan) 於(yu) “財政國家”，劉光臨(lin) 作過界定：“所謂財政國家，就是指一種國家體(ti) 製能夠從(cong) 市場源源不斷地大量汲取財政資源”，“要發展成為(wei) 財政國家，必定以可持續性增長為(wei) 前提，並且符合以下五項條件：（1）國家財政收入必須高度貨幣化；（2）間接稅（包括消費稅、通過稅、坑冶礦課）在稅收結構中占主要份額；（3）具流通性的債(zhai) 務票據在公共財政中扮演重要角色；（4）財政管理體(ti) 製高度集權化和專(zhuan) 業(ye) 化；（5）政府公共開支足以支持國家政策對市場（如通貨膨脹、投資和實質工資）發揮直接顯著的任用。”

這五項條件，全部出現在宋代，除第（3）項外，其餘(yu) 四項財政國家的特征在王安石變法時期尤其顯著。劉光臨(lin) 指出，“熙寧十年賦稅收入裏，兩(liang) 稅（農(nong) 業(ye) 稅）收入僅(jin) 約占國家賦稅收入三分之一。除了兩(liang) 稅以外，大部分賦稅收入稅額都是以貨幣交納。即使就兩(liang) 稅而言，當中也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稅額以貨幣交納，這意味著北宋財政結構在熙寧十年時已經高度貨幣化。與(yu) 此同時，間接稅占國家賦稅收入達三分之二，其中消費稅收入更占國家賦稅收入逾三成，是間接稅的主要內(nei) 容。總括而言，11世紀的宋朝中央所掌握的財政收入已經高度且主要來自間接稅，符合西方學界所定義(yi) 的稅收國家”；而到了南宋時期，“隨著12世紀公共債(zhai) 務的不斷增長，宋朝迅速由稅收國家過渡至財政國家”。

關(guan) 於(yu) “重商主義(yi) ”，我們(men) 須明白，它的要旨不僅(jin) 是其字麵所顯示的“重商”，更是表現為(wei) 國家對工商業(ye) 的積極幹預、介入，以國家力量開拓市場、扶持商業(ye) 、發展海外貿易，正如“重農(nong) 主義(yi) ”的要旨不僅(jin) 是“重農(nong) ”，更體(ti) 現為(wei) 國家對商業(ye) 、市場、金融的漠不關(guan) 心，采取無為(wei) 而治的消極態度。

今天的自由主義(yi) 者顯然更加心儀(yi) 重農(nong) 主義(yi) ，而對重商主義(yi) 嗤之以鼻，比如秦暉教授認為(wei) ，17世紀英國的重商主義(yi) 時代，“‘重商主義(yi) ’不是民間工商業(ye) 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視對工‘商’活動的管製與(yu) 壟斷，甚至重視自己入市牟利”，“那個(ge) 時代的官辦經濟，無論是國家（皇家）企業(ye) 還是國家（皇家）特許壟斷公司（如東(dong) 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經濟中與(yu) 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權利的市場法人，也不是福利製度下公共服務的財政承擔者，而就是‘公權私用’的聚斂機器。”

秦暉對英國重商主義(yi) 的批判，幾乎都適用於(yu) 批評王安石變法。王安石仿佛試圖將宋朝政府改造成為(wei) 一個(ge) 超級公司、貪婪的巨商（亦即秦暉所說的“聚斂機器”），與(yu) 民間商販競逐於(yu) 市場。蘇軾反對“青苗法”的一個(ge) 原因，便是他發現地方官府俵散青苗錢，“於(yu) 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le) 倡優(you) ，或關(guan) 撲賣酒牌子，農(nong) 民至有徒手而歸者”。蘇軾此言當不虛，因為(wei) 另一名宋人也記述說：州縣“散青苗錢於(yu) 設廳，而置酒肆於(yu) 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le) 以蠱惑之”。宋政府為(wei) 掊斂民財，絞盡腦汁。這也是王安石變法最受詬病的地方。

然而，從(cong) 大曆史的眼光來看，宋政府表現在財政上的“貪婪”，卻有著深遠的意義(yi) 。劉光臨(lin) 提出：“財政國家這種建立在市場基礎上的新型政治權力就應運而生，中央政府因為(wei) 要維持大量的、直接統轄的軍(jun) 隊，不得不廣開財源，無所不用其極（按：即朱熹所雲(yun) ‘古者刻薄之法，本朝皆備’）。也因此，宋代政府由競逐財貨，進而關(guan) 注市場經濟發展，以致推行重商主義(yi) 政策來鼓勵私人貿易、礦業(ye) ，保護私有財產(chan) 和人身自由。”“募役法”體(ti) 現的便是宋政府對人身自由的重視。

我們(men) 展開來說，迫於(yu) 巨大的財政壓力，政府勢必要將征稅的重點從(cong) 總額有限而征收成本高企的農(nong) 業(ye) 稅轉移到商業(ye) 稅；而為(wei) 了征收到更多的商業(ye) 稅，政府又勢必要積極發展工商業(ye) 、維護市場繁榮；為(wei) 了發展工商業(ye) ，政府需要積極修築運河，以服務於(yu) 長途貿易；需要投資水磨作坊，以產(chan) 出更多的商品茶；需要開放港口，以鼓勵海外貿易；需要鼓勵開發礦業(ye) ，以冶煉出更多的鐵和銅；需要鑄造更多的銅錢、發行信用貨幣與(yu) 有價(jia) 證券，建設金融網絡，以方便商品交易的達成；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對付日益複雜的利益糾紛；需要保護個(ge) 人財產(chan) 權，因為(wei) 有恒產(chan) 者方有恒心；需要創新市場機製，使商業(ye) 機構更加適應市場，創造更大利潤……

——上述提到的一切，並不是我們(men) 的邏輯推論，而是宋代出現的曆史事實。這便是重商主義(yi) 與(yu) 財政國家的連鎖反應，最後極有可能促成近代資本主義(yi) 體(ti) 係的建立。

此外，我們(men) 還要引入另一個(ge) 概念“國家福利”，由香港中文大學曆史學講座教授梁其姿提出：“北宋的福利政策發展至南渡前夕已出現浪費的弊端，所引起的抱怨猶如現代一些福利國家所經常麵對的批評：蔡京的居養(yang) 安濟坊被批評為(wei) ‘州縣奉行過當……’。政府對貧人的照顧，除了引起富人的抱怨，還有軍(jun) 方的指謫，認為(wei) 過分的濟貧嚴(yan) 重地減少了軍(jun) 餉的供給……這些言論可反映出北宋時代官方所推動的社會(hui) 福利政策的確有相當的規模，以致在整個(ge) 國家財政收支平衡上有深遠的影響，同時也牽涉統治原則的重要爭(zheng) 辯：以富人所繳之稅來辦社會(hui) 福利應到哪個(ge) 程度才合理？解決(jue) 社會(hui) 貧窮問題與(yu) 國防問題孰重孰輕？……（宋代）濟貧政策所引起的關(guan) 注及批評，已有類似近代國家福利政策之處。”

完成於(yu) 徽宗朝的宋代福利製度，其實也是近代化產(chan) 生的壓力所催化出來。許多漢學家都相信，唐宋之際發生了一場曆史性的社會(hui) 變遷：均田製解體(ti) 、貴族門閥消亡、商品經濟興(xing) 起、人口流動變得頻繁、“不抑兼並”與(yu) “田製不立”的政策確立起來……此即“唐宋變革論”。王安石變法實際上就是對唐宋變革的順應。社會(hui) 變遷催生了大量的都市貧困人口，傳(chuan) 統的由宗教團體(ti) 負責的慈善救濟已不足以應對都市貧困問題，政府需要承擔起更大的責任，提供更周全的救濟。

東(dong) 西洋近代史的展開，正是這樣一幅“重商主義(yi) ”、“財政國家”與(yu) “國家福利”相交織的斑駁圖景。16世紀，英國建立了皇家礦業(ye) 公司，這一公司擁有在英國西部和北部開采貴金屬和銅礦的獨占權；發布法令禁止砍伐海岸和河岸周邊的木材，以鼓勵煤成為(wei) 主要燃料；女王伊麗(li) 莎白向利凡特公司頒發海外貿易特許權，允許其壟斷對奧斯曼土耳其的貿易，同時女王還向公司投資了4萬(wan) 英鎊。皇室和政府對財富的貪婪，構成了英國大航海與(yu) 資本主義(yi) 興(xing) 起的強大動力。

與(yu) 此同時，由於(yu) 社會(hui) 經濟急劇變化，大量都市貧民被“製造”出來，成為(wei) 迫在眉睫的社會(hui) 問題。近代歐洲國家逐漸發展出來的福利政策，就是為(wei) 了應對這一嶄新的社會(hui) 問題。英國政府製訂“濟貧法”之舉(ju) ，即始於(yu) 近代化正在展開的16世紀下半葉，及至17世紀初，便誕生了完備的《伊麗(li) 莎白濟貧法》。“濟貧法”的出現，意味著英國政府開始負擔起救濟貧民的責任，在此之前，英國的濟貧工作主要是由教會(hui) 承擔的。

不妨這麽(me) 說吧，16世紀英國的近代化軌跡，與(yu) 唐宋變革、王安石變法的曆史方向恰好是高度重合的。

日本在明治維新期間，國家精英奉行的也是李斯特的重商主義(yi) 學說。1874年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向明治政府提交《殖產(chan) 興(xing) 業(ye) 建議書(shu) 》，確立了重商主義(yi) 政策：“大凡國之強弱，在於(yu) 人民貧富；人民之貧富，在於(yu) 物產(chan) 之多寡；物產(chan) 之多寡，在於(yu) 是否勉勵人民之工業(ye) 。歸根結底，未嚐不在於(yu) 政府官員之誘導與(yu) 獎勵之力。”為(wei) 此，明治政府興(xing) 辦了大量“官立事業(ye) ”、“模範工廠”（官營企業(ye) ），誘導民間殖產(chan) 興(xing) 業(ye) 。也是在1874年，日本政府仿效英國《濟貧法》頒布了《恤救規則》，在此之前，日本的社會(hui) 救濟基本由設於(yu) 寺院的施樂(le) 院、悲田院、療養(yang) 院提供，跟中國的唐代一樣。

不管是先發近代化的西洋，還是後發近代化的東(dong) 洋，國家近代化轉型的啟動，都不是完全靠市場自發的“看不見的手”，而是由重商主義(yi) 政府提供了第一推動力。財政壓力、市場活力與(yu) 國家能力，在一國的近代化進程中缺一不可。

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我們(men) 會(hui) 發現宋代在中國史乃至世界史上的特殊意義(yi) ：它是財政國家與(yu) 重商主義(yi) 國家的最早實踐，在財政國家、重商主義(yi) 的驅動下，一個(ge) 近代化的國家已經呼之欲出。

宋代中國也確實被一些漢學家描述為(wei) “近代初期”（early modern）。但這裏有一個(ge) 問題，我們(men) 無法回避：如果說宋代是“近代早期”，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宋代之後，“近代後期並沒有接蹱而至”？

劉子健將原因歸結為(wei) 兩(liang) 宋之際的“轉向內(nei) 在”。但我們(men) 前麵已經討論過，南宋的財稅依然是積極的、擴張的、外向的，並沒有內(nei) 斂化。從(cong) 長時段的曆史來看，劉子健所說的這個(ge) “轉向內(nei) 在”的確發生了，隻不過發生的時間點不是兩(liang) 宋之際，而是明初。朱元璋建立了一個(ge) 與(yu) 王安石變法完全相反的重農(nong) 主義(yi) 世界。

直至晚清，隨著西洋近代思潮的傳(chuan) 入，以及內(nei) 憂外患之下巨大財政壓力的出現，清政府才掙脫掉朱元璋建確立的“洪武型財政”，對興(xing) 辦企業(ye) 表現出巨大熱情，行政係統內(nei) 增設了大量經濟部門，沿海口岸積極對外開放，國家將征稅的重點從(cong) 農(nong) 業(ye) 稅轉移到工商稅，財政從(cong) 緊縮轉向擴張，國債(zhai) 等金融工具受到政府青睞。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梁啟超回顧王安石變法，猛然發現“今世歐洲諸國，其所設施，往往與(yu) 荊公不謀同符”。他對王安石變法不能不油然生出“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奇妙感覺。不獨梁啟超有這樣的感覺，日本思想界對王安石變法的重新發現，也是始於(yu) 明治維新時期。

近代化的曆史就好像是一條時光燧道，西洋人打開了燧道的一扇門，晚清人與(yu) 東(dong) 洋人跑進去，跑著跑著，卻發現前麵居然有一位熟悉的先行者，那就是宋代的王安石。（為(wei) 節省篇幅，注釋部分略去）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