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林】論孟子的道統與學統意識

欄目:學術研究
發布時間:2021-03-31 00:21:52
標簽:孟子、學統、道統
李景林

作者簡介:李景林,男,西元一九五四年生,河南南陽人,吉林大學曆史學博士。現任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華孔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等。著有《教化的哲學——儒學思想的一種新詮釋》《教養(yang) 的本原——哲學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論》《教化視域中的儒學》《教化儒學論》《孔孟大義(yi) 今詮》等。

論孟子的道統與(yu) 學統意識

作者:李景林

來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9年02期

 

提要

 

孔子之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以承續堯舜、孔子之道自任,對孔門聖道傳(chuan) 承觀念及其譜係作了係統的表述。《孟子》末章的聖道傳(chuan) 承係統中,有兩(liang) 類聖道傳(chuan) 承者:“聞而知之”者和“見而知之”者。出土簡帛《五行》也明確提出過“聞而知之者聖”、“見而知之者智”命題。這不僅(jin) 表明道統觀念在孔思孟之間的傳(chuan) 承,而且體(ti) 現了孟子承接傳(chuan) 統的自覺意識和擔當意識。在學術脈絡上,孟子自覺宗承曾子、子思一係內(nei) 轉省思的理路,形成了一種新的學術傳(chuan) 統,為(wei) 儒家思想奠定了心性的超越基礎。孟子“說大人則藐之”,也表現了與(yu) 曾思一脈相承的“以德抗位”的內(nei) 在精神氣質。孟子關(guan) 於(yu) 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的聖道傳(chuan) 承論,乃基於(yu) 一種學術根源性的意識;而其有關(guan) 孔曾思孟學脈係統的論說,則著眼於(yu) 當下學術新統的建構。這種聖道譜係(後儒謂之“道統”)與(yu) 學術新統(或可謂之“學統”)的反思和自覺,對一個(ge) 時代思想的生產(chan) 或創造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孔子講“誌於(yu) 道”[1](P91),“士誌於(yu) 道”[1](P70),又自述其誌:“朝聞道,夕死可矣”[1](P70),乃以求道為(wei) 其最高的目標。不僅(jin) 如此,孔子還將其“道”溯及上古聖王。《論語·堯曰》:“堯曰: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1](P180)孔子之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1](P38)。其編定六經,於(yu) 《尚書(shu) 》乃上斷自堯以下。以為(wei) 堯舜之道,乃則天而行化。又搜求三代禮文而損益之,而以“斯文在茲(zi) ”,擔當周文為(wei) 己任。孔子由此創成自己的“一貫之道”,以之上承周文三代而歸本於(yu) 堯舜。後儒所謂道統之傳(chuan) ,乃由之而濫觴。

 

孔子之後繼其傳(chuan) 者,乃積漸構成一種聖道傳(chuan) 承的譜係和觀念。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1](P234),以承續堯舜、孔子之道自任,在這一點上,具有特別顯著的自我意識與(yu) 擔當感。

 

 

《孟子》全書(shu) 末章對這一聖道傳(chuan) 承的係統,有一番經典的論述: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yu) 湯,五百有餘(yu) 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yu) 文王,五百有餘(yu)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yu) 孔子,五百有餘(yu) 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yu) 今,百有餘(yu) 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1](P352)

 

在孟子這個(ge) 傳(chuan) 道的譜係中,承載聖“道”者有兩(liang) 類人:一是堯、舜、湯、文王、孔子一類的“聞而知之”者;一是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一類的“見而知之”者。這“聞而知之”者一類,大體(ti) 上都是儒家所謂的聖人,是一種新時代或文明新局麵的開創者;“見而知之”者一類,則基本上屬於(yu) 儒家所說的賢人或智者,是一種既成事業(ye) 的繼承者。這裏,既開列出了一個(ge) 聖道傳(chuan) 承的譜係,同時也提出了這個(ge) 聖道傳(chuan) 承的方式。

 

從(cong) 文獻來看,這個(ge) 聖道傳(chuan) 承說,是在孔門後學尤其是思孟一係學者中逐漸形成的一套觀念,為(wei) 孔門相傳(chuan) 舊義(yi) ,並非孟子靈機乍現偶然提出的一個(ge) 說法。

 

出土簡帛《五行》篇明確提出“聞而知之者聖”、“見而知之者智”的命題,並對此作了係統的論述。郭店楚簡《五行》篇說:“見而知之,智也。聞而知之,聖也。明明,智也。赫赫,聖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之謂也。聞君子道,聰也。聞而知之,聖也。聖人知天道也。”[2](P79)“聞而知之”的聖者,所知者為(wei) “天道”,“見而知之”的智者或賢人,所知者則為(wei) “人道”。帛書(shu) 《五行》也說:“德之行,五和謂之德;四行和謂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3](P17)又:“聰,聖之始也;明,智之始也……聖始天,智始人。”[3](P20)此處所謂“四行”,即仁義(yi) 禮智,“五行”,則指仁義(yi) 禮智聖而言。仁義(yi) 禮智四行作為(wei) 一個(ge) 統一的整體(ti) (四行和),表征人道之“善”,其人格的特征乃是“智”;仁義(yi) 禮智聖五行作為(wei) 一個(ge) 統一的整體(ti) (五和或五行和),表征天道之“德”,其人格的特征則是“聖”。孟子有四端說,謂仁義(yi) 禮智四德先天具於(yu) 人心,所標誌者為(wei) 人道或人性之善;又以仁義(yi) 禮智聖五德並提,而強調聖人知天道1。其說與(yu) 簡帛《五行》可謂若合符節。

 

從(cong) 文字學上說,“聖”與(yu) “聽”本為(wei) 一字之分化。儒家論聖德,亦特別凸顯了其對聽覺意識的重視。聖人知天道,是“聞而知”;智者知天道,是“見而知”。“聞”,所重在“聽”;“見”,所重在“明”或看。前引帛書(shu) 《五行》說:“聰,聖之始也;明,智之始也……聖始天,智始人。”又:“道者,聖之臧(藏)於(yu) 耳者也。”“明也者,知之臧(藏)於(yu) 目者。”[5](P131)都表明了這一點。目之看,指向空間外感的有形之物;“聞”是一種依止於(yu) 時間內(nei) 感的傾(qing) 聽,古人對此特別重視。瞽人無目,於(yu) 聲音專(zhuan) 注而敏感,故古代樂(le) 師,多使瞽人為(wei) 之。古書(shu) 多記有瞽史知天道之事。古人認為(wei) 音律本自天地自然之道,故平正中和之樂(le) ,可以達溝通神人、天人之境。儒家秉持此一傳(chuan) 統,於(yu) 六藝特重樂(le) 教。簡帛《五行》篇和《孟子》以“金聲玉振”這一音樂(le) 意象來表顯聖德與(yu) 天道之內(nei) 在貫通2,即表現了這一思理。“形而上者謂之道”,故“知道”必超越形器而後能達。聖者聞而知道,這個(ge) “聞”,是在內(nei) 在的傾(qing) 聽和獨與(yu) 天地精神往來意義(yi) 上與(yu) “天道”的直接照麵3。所以,一種文化文明之新統的開創,必須要由那一類“聞而知”道的聖人來擔當;而那些“見而知”道的智者賢人,則將之落實於(yu) 製度形器,成為(wei) 一種既成文明的維護與(yu) 承續者。

 

關(guan) 於(yu) 這一點,郭店簡《五行》也說:“天施諸其人,天也。其人施諸人,狎也。”[2](P80)帛書(shu) 《五行》篇解釋說:“天生諸其人,天也。天生諸其人也者,如文王者也。其人施諸人也者,如文王之施諸弘夭、散345宜生也。其人施諸人,不得其人不為(wei) 法。言所施之者,不得如散宜生、弘夭者也,則弗[為(wei) 法]346矣。”[3](P24)文王“聞而知之”,其心對越上帝,無所依傍,獨與(yu) 天道相通,故能獨標新統,開啟一個(ge) 新的時代。同時,此天道的原則,又須經由一批智者賢人的繼承,落實為(wei) 一種典章禮法,乃能終成一代之文明傳(chuan) 統,而以垂法後世。從(cong) “知道”的角度,《五行》以“聞而知之”與(yu) “見而知之”對舉(ju) 。同時,《五行》篇又以“天施諸人”與(yu) “人施諸人”對舉(ju) ,來說明此“道”落實於(yu) 現實而成為(wei) 一種文明的方式。不過,《五行》僅(jin) 舉(ju) 文王與(yu) 散宜生、弘夭為(wei) 例來說明這一點,孟子則進一步將它表述為(wei) 一個(ge) 完整的聖道傳(chuan) 承的係統。孟子所說的那一類“聞而知之”的文化文明的開創者,都是能夠傾(qing) 聽上天的聲音而直接體(ti) 證天道的聖者,故其在聖道的傳(chuan) 承係統中更具原創性和根本性的意義(yi) 。

 

先秦儒又以“述、作”論文明、禮樂(le) 的創製。《禮記·樂(le) 記》說:“知禮樂(le) 之情者,能作,識禮樂(le) 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6](P1530)禮樂(le) 創製,有“作”有“述”,以聖人為(wei) 禮樂(le) 的“作”者或開創者,而以“明”或智者為(wei) 既成的禮樂(le) 或文明之“述”者或繼承者。此說與(yu) 簡帛《五行》也是一致的。“知禮樂(le) 之情者,能作”“作者之謂聖”。“情”即真實。“作”即禮樂(le) 的創製。聖者獨與(yu) 天地精神往來,能知禮樂(le) 之本真,故能創製禮樂(le) 。“識禮樂(le) 之文者,能述”“述者之謂明”。“文”即禮樂(le) 之顯諸有形之製度形式儀(yi) 節器物者。此“述、作”之義(yi) ,表現了儒家對聖道及文化文明(即禮樂(le) )之存在方式的理解。禮樂(le) 之初創,出於(yu) 聖人之“作”,乃本諸“天道”;智者賢人因循傳(chuan) 承,繼之以“述”,而蔚成一種傳(chuan) 統。然聖道之“人文化成”,須形諸文明,見諸形器,曆久必滯著僵化而成積弊,故將有俟後聖“順天應人”之“革命”或改革以開創新局,文化文明乃得以生生連續而日新無疆。是以文化文明的演進,乃有因有革,有連續有損益。不僅(jin) 禮樂(le) 製度是這樣,国际1946伟德的演進,亦不能外此。孟子論聖道傳(chuan) 承,區分“聞而知之”與(yu) “見而知之”兩(liang) 類“道”的擔當者,其道理亦在於(yu) 此。

 

參照傳(chuan) 世文獻和近幾十年出土的簡帛文獻,我們(men) 可以看到,孔門所流傳(chuan) 的聖道傳(chuan) 承說,在孟子這裏得到了一種係統的表述。孟子以孔子為(wei) “自有生民以來”古代聖賢之第一人,故其自述平生所願,乃在上承堯舜孔子之道。《公孫醜(chou) 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xing) ,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yu) 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1](P233)《滕文公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1](P254)此言“三聖”,指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三代聖人而言。參照前引《盡心下》末章所說:“由孔子而來至於(yu) 今,百有餘(yu) 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1](P352),其以承接堯舜孔子之道自任的擔當與(yu) 自我意識,可謂溢於(yu) 言表。

 

由此可知,孟子對孔門聖道傳(chuan) 承觀念及其譜係的係統化表述,絕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客觀理論性的論述,更應理解為(wei) 是一種精神傳(chuan) 統的承接與(yu) 擔當。

 

 

孟子道祖堯舜孔子,其在學術脈絡上,則自覺宗承曾子、子思一係內(nei) 轉省思的理路,形成了一種新的思想和學術傳(chuan) 統。後儒以“思孟”並稱,或稱之為(wei) 思孟之學,是有根據的。

 

《韓非子·顯學篇》講孔子之後,“儒分為(wei) 八”,其中包括有“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不過,韓非“儒分為(wei) 八”之說,其本意是要說明世所存者多為(wei) “愚誣之學,雜反之辭”,不足為(wei) 治,必須以刑賞法度來治國,並非從(cong) 儒家思想學說的關(guan) 係來講問題,實不足據以論孔子以後儒家国际1946伟德之發展。

 

《荀子·非十二子》除批評子思、孟軻,稱頌仲尼、子弓之外,又提到“子張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遊氏之賤儒”。荀子批評子思、孟軻,在學術史上第一次把子思和孟子聯係起來作為(wei) 一個(ge) 思想流派進行了評述。《非十二子篇》說: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誌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於(yu) 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chuan) 之,以為(wei) 仲尼子遊為(wei) 茲(zi) 厚於(yu) 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從(cong) 荀子對思孟的批評來看,思孟的特征,一是“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即根據古來的五行觀念,造作出一個(ge) “五行”之說。二是其說“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有一種神秘主義(yi) 的特征。

 

對荀子所批評的思孟五行說的內(nei) 容,楊倞注《荀子》,認為(wei) 即仁義(yi) 禮智信五常。以後諸家說法不一,或以為(wei) 此“五行”的內(nei) 容即水火木金土與(yu) 五常相配[8](P63),或以為(wei) 五行即仁義(yi) 禮智誠五德[9](P133-134)。另有一些學者認為(wei) 荀子所批評的“五行”實際上不是子思、盂軻的,而是鄒衍的[10]。又有人認為(wei) 荀子實質上並非批評“五行”,而隻是批評思孟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和“造說”[11](P752-753)。但此各種說法都無確切的根據,因而無法形成統一的認識。過去學者否定思孟學派,這是一個(ge) 重要的理由。簡帛《五行》篇的出土,使這一問題的研究獲得了突破。龐樸先生《帛書(shu) 五行篇研究》把《五行》篇與(yu) 《孟子》的有關(guan) 內(nei) 容進行了仔細的比較,考定思孟“五行”的內(nei) 容正是《五行》篇所指稱的“仁義(yi) 禮智聖”“五行”[4]。由此,在《孟子》書(shu) 中找到了“五行”的證據。

 

《荀子·解蔽》也把曾子、有子、子思、孟子放在同一思想序列中加以批評,認為(wei) 他們(men) 的思想是一種禁欲內(nei) 省的“神秘主義(yi) ”。《解蔽》說: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yu) 我歌矣。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為(wei) 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遠蚊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蚊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強?何忍?何危?

 

可以看出,這裏所描述的曾子、觙、孟子、有子,在心性和工夫論上具有相同的思想取向,荀子把他們(men) 放在一個(ge) 理論的層麵上進行了分析和批評。“觙”,郭沫若認為(wei) 即“伋”也就是子思[9](P146)。這個(ge) 說法是可信的。這應該說是荀子對思孟一係學者強調內(nei) 在性的所謂“神秘主義(yi) ”傾(qing) 向的一個(ge) 係統的批評。荀子又引《易·坤》六四爻辭“括囊無咎無譽”批評腐儒的“慎言”,亦頗值得注意。《禮記》中的《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為(wei) 子思著作,亦特別主張慎言。孟子雖辯,但卻反複強調“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1](P254),與(yu) 荀子“君子必辯”的氣魄頗有不同。荀子的“君子必辯”,源於(yu) 其強調“知”和“智”的思想理路;與(yu) 此相反,子思這個(ge) “括囊”般的“慎言”,與(yu) 其注重內(nei) 在性的所謂“神秘主義(yi) ”傾(qing) 向亦不無關(guan) 係。

 

其實,在倫(lun) 理道德的意義(yi) 上,荀子也講“五行”,如《荀子·樂(le) 論》就說:“貴賤明,隆殺辨,和樂(le) 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luan) ,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那麽(me) ,他為(wei) 什麽(me) 還要批評思孟的“五行”說呢?我的解釋是,荀子批評思孟五行是“神秘主義(yi) ”,根據在於(yu) 思孟混淆了天人的區別性。荀子講“天人之分”,是說天與(yu) 人有不同的職分。天的本質是自然,人的本質是倫(lun) 理、禮義(yi) 。在天或自然裏麵,不包涵有禮義(yi) 的倫(lun) 理的規定。思孟則主張人性之善本原於(yu) 天。《中庸》首章即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1](P19)。《孟子》則以“仁義(yi)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1](P307),為(wei) “天之所與(yu) 我者”[1](P314)。在荀子看來,這是不知“統類”,天人混淆,故可謂是“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當然是一種“神秘主義(yi) ”。

 

這樣看來,在子思孟子的著作中,荀子所批評的思孟五行說,不僅(jin) 可找到其德目內(nei) 容,而且可尋繹出其內(nei) 在理論結構及其涵義(yi) 的邏輯線索。這證明荀子的批評有事實的根據,思孟之學的存在也是於(yu) 史有征的。

 

 

《孟子》書(shu) 對曾子、子思亦多所稱道。孟子有“曾子子思同道”之說,《離婁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yu) 我室,毀傷(shang) 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wei) 民望。寇退則反,殆於(yu) 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cong) 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yu) 焉。”子思居於(yu) 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yu) 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1](P280)

 

曾子與(yu) 子思遇寇,曾子的選擇是去而避之,子思則選擇助衛君據守。同樣是遇寇,曾子與(yu) 子思卻有去避與(yu) 留守兩(liang) 種不同的選擇。孟子的解釋是:曾子與(yu) 子思所處的地位、時勢不同,然正因時勢、地位不同,才有不同的行為(wei) 和處理辦法。二者“易地則皆然”,所以說“曾子子思同道”。這個(ge) “同道”,是認為(wei) 其為(wei) 學、為(wei) 道之精神是一致的。

 

從(cong) 《孟子》的記述及其解釋來看,曾、思、孟都主張“德”超越於(yu) 勢位,體(ti) 現了一種超越於(yu) 現實政治的獨立性和“以德抗位”的精神。這表明,在曾、思、孟之間,具有一種精神氣質上的一致性。孟子有“天子不召師”“大有為(wei) 之君有不召之臣”之說,就表現了這一點。

 

《公孫醜(chou) 下》記載,孟子本來要去朝見齊王,恰好此時齊王也來召見他,孟子反稱病不見。別人對此不理解,孟子作了如下說明: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yi)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yi) 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xiang) 黨(dang) 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wei) 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le) 道不如是,不足與(yu) 有為(wei) 也。故湯之於(yu) 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yu)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chou) 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yu) 伊尹,桓公之於(yu) 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wei) 管仲者乎?[1](P225-226)

 

《萬(wan) 章下》亦記子思之事雲(yun) :

 

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繆公亟見於(yu) 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雲(yun) 乎?豈曰:友之雲(yun) 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yu) 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yu) 我友?”千乘之君,求與(yu) 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yu) ?[1](P301)

 

這兩(liang) 章記述了曾子和子思的兩(liang) 則佚事,並對之作了深刻的義(yi) 理闡釋,由此提出了一個(ge) 重要的政治哲學觀念:“天子不召師”“將大有為(wei) 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曾子以仁義(yi) 自任,而不屑晉楚之富與(yu) 其爵位之尊。子思則以德自任,高尚其誌,而不曲己以事諸侯。孟子推重曾子子思,認為(wei) “曾子子思同道”,即有相互一致、一貫的德性原則和為(wei) 學精神。曾子、子思這個(ge) 所“同”之“道”,就是以仁義(yi) 或“德”為(wei) 政治和行為(wei) 的最高原則,守死善道,而不為(wei) 貴富勢位所動。孟子的解釋,則特別凸顯出一種“德”高於(yu) “位”的政治理念,體(ti) 現了一種士人道義(yi) 擔當和以德抗位的獨立自由精神。

 

孟子亦自述進言時君之法雲(yun)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誌,弗為(wei) 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誌,弗為(wei) 也。般樂(le) 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誌,弗為(wei) 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wei) 也;在我者,皆古之製也,吾何畏彼哉!”[1](P349)蓋人之所存,有大體(ti) ,有小體(ti) ,“從(cong) 其大體(ti) 為(wei) 大人,從(cong) 其小體(ti) 為(wei) 小人”[1](P313)。今之所謂“大人”“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般樂(le) 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皆從(cong) 其耳目之欲,而受製於(yu) 外物者,其雖在“大人”之位,至於(yu) 其所為(wei) ,則從(cong) 其“小體(ti) ”,而實為(wei) “小人”者也。此皆我所不屑為(wei) 者。其在我者,乃大體(ti) 立乎中而其小者不能奪,我之所施,乃古聖王者之製。“說大人而藐之”,表現了與(yu) 曾思一脈相承的道德和人格精神。孟子又常當麵批評時君,甚而令其羞愧以至於(yu) “王顧左右而言他”。都表現出了其與(yu) 曾子子思在政治理念和精神氣質上的一種內(nei) 在關(guan) 聯性。司馬遷說孟子“受業(ye) 子思門人”,孟子也通過追述曾思佚事並詮釋其義(yi) 理精神,表明了其學行與(yu) 曾子子思之間,具有一種一脈相承的關(guan) 係。

 

 

綜而言之,思孟之學的存在,既是一個(ge) 客觀的事實;同時,它的形成,亦與(yu) 學者自身的反思和自覺意識具有密切的關(guan) 係。孟子關(guan) 於(yu) 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的聖道傳(chuan) 承論,乃基於(yu) 一種學術根源性的意識;而其有關(guan) 孔曾思孟學脈係統的論說,則著眼於(yu) 當下學術新統的建構。這種聖道譜係(後儒謂之“道統”)與(yu) 學術新統(或可謂之“學統”)的反思和自覺,對一個(ge) 時代思想的生產(chan) 或創造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曾思孟一係思想的特點,可以從(cong) 兩(liang) 方麵來看。第一點,就是將孔子的學說向內(nei) 轉以奠定其心性的基礎。孔子的學說是一個(ge) 平衡的係統。《公孫醜(chou) 上》孟子裏引子貢的說:“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荀子·解蔽》也說:“孔子仁智且不蔽。”孟子和荀子都承認孔子思想的特點是“仁智”的平衡和統一。孔子學說之仁與(yu) 禮的平衡,乃根源於(yu) 此仁與(yu) 智的平衡。相對而言,“仁”表征人的德性,“禮”則是一個(ge) 外範的係統。曾子、子思至孟子思想發展,則把孔子的這個(ge) 係統引向內(nei) 轉,要為(wei) 儒家的倫(lun) 理道德學說和政治的架構係統,建立一個(ge) 心性的超越基礎。[12]第二點,表現為(wei) 一種內(nei) 在貫穿的精神氣質。這個(ge) 精神氣質,可以用“以德抗位”這四個(ge) 字來概括。它強調德高於(yu) 位,以超越性的道義(yi) 法則為(wei) 現實政治之合法性的根據。這個(ge) “以德抗位”,體(ti) 現了當時知識分子的一種獨立自由的精神。

 

注釋
 
1、《孟子·盡心下》:“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據龐樸先生考定,《孟子》此章所說仁義禮智聖,即思孟“五行”之內容(見龐樸《帛書五行篇研究·代序》,齊魯書杜1980年版)。
 
2、郭店楚簡《五行》篇:“金聲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聲,善也;玉音,聖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後能金聲而玉振之。不聰不明,不聖不智,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樂,不樂無德。”(釋文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第79頁)《孟子·萬章下》:“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3、李景林《聽——中國哲學證顯本體之方式》(2000年),收入成中英主編《本體詮釋學》第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參考文獻
 
[1][明]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2]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4]龐樸.帛書五行篇研究[M].濟南:齊魯書杜,1980.
 
[5]龐樸.竹帛《五行》篇校注[M]龐樸文集(第二卷).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6][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樂記[M]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成中英.本體詮釋學(第二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8]梁啟雄.荀子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3.
 
[9]郭沫若.十批判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10]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M]古史辨(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陳榮捷.初期儒家[J].史語所集刊第47本,1976.
 
[12]李景林.從論才三章看孟子的性善論[J].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6):11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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