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考論及其現實意義(yi)

作者：韓星

來源：《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第62-69頁

導讀

朱熹知南康軍(jun) 修複白鹿洞書(shu) 院，自任洞主，製定《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提出五教之目、為(wei) 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等一係列書(shu) 院教育的教規，作為(wei) 實際生活與(yu) 思想教育的準繩，為(wei) 學生指明了書(shu) 院教育的基本內(nei) 容，教學生如何為(wei) 學窮理、修身養(yang) 性、為(wei) 人處世、待人接物，用以規範和約束書(shu) 院師生的言行舉(ju) 止，勸善規過，修身養(yang) 性，提升品格。此教規是儒家書(shu) 院精神的象征，是中國書(shu) 院發展史上一個(ge) 綱領性教規，也成為(wei) 天下書(shu) 院共同遵守的準則，在當時和以後的中國曆史上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還傳(chuan) 到海外的日本、韓國及東(dong) 南亞(ya) 一帶，甚至西方，譽享海外。通過考諸儒家經典及注疏，探索此教規的來源及深意，可為(wei) 今日書(shu) 院提供教育思想資源，以傳(chuan) 承中國古代書(shu) 院精神，重建現代儒家書(shu) 院。

淳熙六年(1179年),著名理學家、教育家朱熹知南康軍(jun) ，率百官造訪白鹿洞書(shu) 院，當時書(shu) 院殘垣斷牆，雜草叢(cong) 生。朱熹非常惋惜，責令官員，修複白鹿洞書(shu) 院，並自任洞主，製定教規，延聘教師，招收生誌，劃撥田產(chan) ，苦心經營，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教學活動，包括“升堂講說”“互相切磋”“質疑問難”“展禮”等,而以學徒認真讀書(shu) ,自行理會(hui) 為(wei) 主要形式。朱熹每有閑暇嚐與(yu) 生徒優(you) 遊於(yu) 山石林泉之間，寓講說、啟迪、點化於(yu) 其中。白鹿洞書(shu) 院因朱熹而享盛名,王昶在《天下書(shu) 院總誌》序中稱白鹿洞書(shu) 院為(wei) “天下書(shu) 院之首”。《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又稱《白鹿洞書(shu) 院教規》，就是朱熹專(zhuan) 門為(wei) 白鹿洞書(shu) 院製訂的教規。本文就此教規考諸儒家經典及注疏，探索其來源及深意，以深入理解其內(nei) 容、價(jia) 值和意義(yi) ，為(wei) 今日書(shu) 院提供教育思想資源。

一、五教之目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wei) 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五教”即五常之教，原本指父義(yi)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種倫(lun) 理道德的教育，見於(yu) 《尚書(shu) ·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qin)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孔穎達疏:“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qin) 睦，家內(nei) 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yu) 寬。”“品謂品秩，一家之內(nei) 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yi) 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為(wei) 五常耳。”可見，最初的“五教”主要是針對五倫(lun) 之家庭倫(lun) 理提出的，後來才發展為(wei)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倫(lun) 之教，即《孟子·滕文公上》所說的：“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yu) 禽獸(shou)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wei) 司徒，教以人倫(lun)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鄭玄注：“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為(wei) 契之所教也。”

所以蔡沈《書(shu) 經集傳(chuan) 》注:“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wei) 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yu) 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yu) 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yu) 氣質之偏，溺於(yu) 物欲之蔽，始有昧於(yu) 其理，而不相親(qin) 愛，不相遜順者。於(yu) 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wei) 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you) 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

堯舜看到人們(men) 互相之間缺乏關(guan) 愛，不能和睦相處，五倫(lun) 關(guan) 係紊亂(luan) ，不能和順融洽，於(yu) 是就使契為(wei) 司徒之官，主管教化，教人們(men)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之教。還特別囑咐教化要注意方式方法和情感態度，要恭敬、寬裕，把道理講明講透，深入人心，變化氣質，不能草率、強迫，而應寬和溫厚，循序漸進，激發起道德自覺意識，自我檢點而歸於(yu) 正道。

契是商族始祖，相傳(chuan) 其母為(wei) 有娀氏之女簡狄,食玄鳥蛋受孕而生。《詩經·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上天命神燕，下凡生商王，殷商土地多寬廣。《詩經·商頌·長發》篇，開頭兩(liang) 節就是寫(xie) 契的出生和立國情況。褚少孫《補史記詩傳(chuan) 》曰:“湯之先為(wei) 契，無父而生契，母與(yu) 姊妹浴於(yu) 元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wei) 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zi) 茲(zi) 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質殷號也。”

《列女傳(chuan) 》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也，當堯之時，與(yu) 其娣浴於(yu) 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yu) 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le) 於(yu) 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以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wei) 司徒，封於(yu) 亳。及堯崩，舜即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親(qin)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湯興(xing) 為(wei) 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曰:‘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堯舜先後任命契為(wei) 司徒，推行五倫(lun) 之教：父子之間有親(qin) 情，君臣之間有道義(yi) ，夫妻之間內(nei) 外有別，兄弟之間有長幼之序，朋友之間有誠信，這是處理人與(yu) 人之間關(guan) 係的天下古今通行不變的常道。

另外，《尚書(shu) 》“五典”也被稱為(wei) “五常之教”。《尚書(shu) ·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從(cong) 。”《偽(wei) 孔傳(chuan) 》:“五典，五常之教。父義(yi)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蔡沈《書(shu) 經集傳(chuan) 》:“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孔安國與(yu) 蔡沈理解略有不同，但不是矛盾，恰是互補。五常之教是強調要處理好五倫(lun) 關(guan) 係，側(ce) 重五倫(lun) 父義(yi)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德要求，與(yu) 《尚書(shu) ·舜典》的“五教”一致，當是《尚書(shu) 》的本意，也是早期的通說。

如《左傳(chuan) ·文公十八年》亦雲(yun) :“舉(ju) 八元，使布五教於(yu) 四方:父義(yi) ，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內(nei) 平外成。”蔡沈直接引用孟子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側(ce) 重五倫(lun) 共同的道德要求。類似還注重於(yu) 五倫(lun) 十方的各自要求，如《禮記•禮運》“十義(yi)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yi) 、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yi) 。”“十義(yi) ”其實就是五倫(lun) 每一方應遵循的十個(ge) 倫(lun) 理道德原則。《三字經》又有另外一種“十義(yi) ”的說法：“父子恩，夫婦從(cong) ，兄則友，弟則恭，長幼序，友與(yu) 朋，君則敬，臣則忠，此十義(yi) ，人所同”。這些說法大同小異，都是對五常之道、五倫(lun) 之教的展開和細化。

《中庸》稱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wei) “五達道”。《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鄭玄注：“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鄭玄是就政治層麵而言，達道就是古今聖王聖聖相傳(chuan) ，常行不變之道。孔穎達疏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五者，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夫之交，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雲(yun) ‘達道也’。”孔穎達從(cong) 更廣泛的意義(yi) 上講，把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夫五倫(lun) 之道看成是人世間常行的道理，五倫(lun) 順暢，諸事順遂，人生通達。

朱熹《中庸章句集注》：“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shu) 》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五達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交往的人倫(lun) 之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類社會(hui) 當中五種基本關(guan) 係，隻要人們(men) 社會(hui) 存在一天，這五種基本關(guan) 係就起著作用，處理這五種基本關(guan) 係的準則處理好了這五種基本關(guan) 係，一個(ge) 人在社會(hui) 上就可以通達無礙，社會(hui) 也就會(hui) 秩序井然。

這五個(ge) 方麵在中國古代還被稱為(wei) “倫(lun) 常”，人倫(lun) 之常道，即人與(yu) 人相處的常道，是規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人倫(lun) 關(guan) 係的不可改變的常道。儒家認為(wei) ，“倫(lun) 常”若亂(luan) ，人將墮落為(wei) 禽獸(shou) ，人類社會(hui) 將成為(wei) 動物世界，國將不國，天下就會(hui) 大亂(luan) 。所以朱熹非常重視，把五教看成是書(shu) 院教育的基本內(nei) 容，“學者學此而已”，到書(shu) 院學習(xi) 就是學這些。

二、為(wei) 學之序

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wei) 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

明白了學習(xi) 的內(nei) 容，下來就是怎麽(me) 學？朱熹認為(wei) 為(wei) 學要有先後、輕重次序，循序漸進，不能躐等。《中庸章句·第二十章》雲(yun)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剛。”鄭玄注：“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朱熹《中庸集注》：“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wei) 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wei) 仁，利而行也。”從(cong) 文本原意講，“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教人學會(hui) 誠身的具體(ti) 內(nei) 容，朱熹把五者分為(wei) 知和行兩(liang) 個(ge) 階段：學、問、思、辨是擇善為(wei) 知，學而知；篤行是固執為(wei) 仁，利而行。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作為(wei) 儒家的為(wei) 學之道，是五個(ge) 環環相扣，層層遞進的為(wei) 學階段。

“博學”為(wei) 第一階段，朱熹解釋說：“博學，謂天地萬(wan) 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wei) 先，不可雜而無統也。”是指興(xing) 趣廣泛，視野開闊，廣博地學習(xi) ，廣泛地涉獵，有豐(feng) 厚的積累。但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識的大海無邊，如《莊子·養(yang) 生主》所說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所以朱熹還強調大者、急者為(wei) 先，不可駁雜不係統。其實，“博”還意味著博大胸懷和寬容的態度，真正做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兼收並蓄，博采眾(zhong) 長。因此博學乃能成為(wei) 為(wei) 學的第一階段。沒有這一階段，為(wei) 學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審問”為(wei) 第二階段，有所不明就要審慎地探詢、深入地追問，具有懷疑精神，培養(yang) 理性。“審問”過以後還要通過自己的大腦謹慎地思考、周密地思索，仔細考察、比較、分析，探求真諦，把握規律，這樣才能遴選消化，否則所學不能為(wei) 自己所用，是為(wei) “慎思”，朱熹認為(wei) ：“思之不慎，便有枉用工夫處。……思之粗淺不及，固是不慎；到思之過時，亦是不慎。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卻說箇‘慎思’”。

“明辯”為(wei) 第四階段。為(wei) 學是需要明晰地分辨、明確地判別，識別是非，分清黑白，判定真偽(wei) ，不然，所學就可能會(hui) 魚龍混雜，真偽(wei) 並存，良莠不分。“篤行”是為(wei) 學的最後階段。“篤”有忠貞不渝，踏踏實實，一心一意，堅持不懈之意。既然學有所得，就要學以致用，篤實地踐行，使所學最終有所落實。隻有目標明確、意誌堅定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篤行”。以上五個(ge) 階段，也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部分，前四個(ge) 階段合起來可以叫做“學問思辨”，最後一個(ge) 階段可以叫做“躬行實踐”。這兩(liang) 部分加到一起，就是知行合一。

《論語·子張篇》載：“子夏曰：‘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朱熹《論語集注》：“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wei) 仁也。然從(cong) 事於(yu) 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誌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誌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朱熹認為(wei) 博學、篤誌、切問、近思就是《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雖然子夏沒有提到力行，但隻要在這四個(ge) 方麵努力，修心養(yang) 性，也就是在踐行仁道，如顏回“三月不違仁”即是。他引程子、蘇軾進一步發揮這四個(ge) 方麵。

《禮記·儒行》篇說儒者“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這裏隻提到“博學”和“篤行”，其實由“博學”到“篤行”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包含了審問、慎思、明辨在內(nei) ，這樣，由博學到篤行就構成了一種內(nei) 在的邏輯環節。

朱熹《論語集注》又引程子雲(yun)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這五個(ge) 方麵或五個(ge) 環節缺失了一個(ge) 就不能稱為(wei) “學問”。因此，在學習(xi) 過程中，要有“弗措”的精神，這五個(ge) 環節任何一個(ge) 環節都不能輕易放棄，而且要花大力氣，下大功夫，“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最終由愚而明，由柔而強。“弗措”的精神，也就是《荀子·勸學》裏的名言“鍥而舍之，朽木不折；楔而不舍，金石可鏤”的精神；“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態度，也就是成語所說的“笨鳥先飛”，“勤能補拙”的態度。朱熹又從(cong) 理學的角度強調為(wei) 學的終極目的是窮理，即通過格物致知，窮究萬(wan) 事萬(wan) 物之理，乃至最後上達天理。

三、修身之要

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yu) 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

為(wei) 學之要落實在“篤行”，就是以修身為(wei) 本，並具體(ti) 落實在為(wei) 人處世、待人接物等方麵。為(wei) 此，朱熹提出了“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即言語忠誠老實，行為(wei) 敦厚嚴(yan) 肅。壓抑自己的欲望和怒氣，改正自己的錯誤而向善。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出自《論語·衛靈公》：“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yu) 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yu) 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shu) 諸紳。”孔穎達疏曰：“孔子答言，必當言盡忠誠，不欺於(yu) 物，行唯敦厚而常謹敬，則雖蠻貊遠國，其道行矣。反此，雖州裏近處，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言常思念忠信篤敬，立則想見，參然在目前。”

朱熹《論語集注》：“言其於(yu) 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yu) 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朱熹又引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yu) 前，在輿則見其倚於(yu) 衡；隻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yu) 天地同體(ti) 。其次惟莊敬以持養(yang) 之，及其至則一也。”子張問如何才能使自己到處都能行得通。

孔子指出：說話要忠信，行事要篤敬，即使到了蠻貊地區，也可以行得通。說話不忠信，行事不篤敬，就是在本鄉(xiang) 本土，能行得通嗎？站著，就仿佛看到忠信篤敬這幾個(ge) 字顯現在麵前，坐車，就好像看到這幾個(ge) 字刻在車轅前的橫木上，這樣才能使自己到處行得通。孔子從(cong) 言行兩(liang) 方麵教育子張，希望他把忠信篤敬銘記在心，時時處處踐行，就可以受益終生。

“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出自《周易》。《周易·損卦·象傳(chuan) 》：“君子以懲忿窒欲。”孔穎達疏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者，澤在山下，澤卑山高，似澤之自損以崇山之象也。君子以法此損道，以懲止忿怒，窒塞情欲。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損》上卦為(wei) 艮（山），下卦為(wei) 兌(dui) （澤），山高澤深，澤自損其高以顯山之巍峨。君子體(ti) 會(hui) 損道，所以要懲止忿怒，窒塞情欲。人的情緒，受外界物欲牽引而動，再加上人生的波折、刺激，情緒中必然有忿怒和情欲，而這兩(liang) 者最難控製，最易釀成暴力和色情犯罪，所以要懲止過往之忿怒，窒塞將來製情欲。

朱熹《周易本義(yi) 》說：“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yu) 此。”遏製忿怒，堵塞欲望是修身的關(guan) 鍵所在，正是用“損”而得“益”。李光《讀易詳說》卷七解曰：“山下有澤，所以為(wei) 損者，損下以益上也。君子體(ti) 此象以修德，則在我者必有所損，乃能有益。忿欲，害德之大者也。人生不能無忿，懲之則忿氣不作；人生不能無欲，窒之則欲心不萌。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皆損己之道也。一曰克己複禮，而天下歸仁，則損己者，乃益己之大者也。”損卦的山下有澤是損下以益上，君子以此卦象修身，就要明白人生必然所損才能有所益。忿怒和欲望是最危害德行的，盡管人不可能沒有忿怒和欲望，但遏製和堵塞才是修養(yang) 的關(guan) 鍵。顏回能夠做到不遷怒，不貳過，就是一種損己之道，才使得他能夠克己複禮，天下歸仁，成為(wei) 孔門弟子中修養(yang) 最高的。因此，損己才是最大的益己。

《周易·益卦·象傳(chuan)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王弼注:“遷善改過,益莫大焉。”孔穎達疏曰：“遷謂遷徙慕尚，改謂改更懲止。遷善改過，益莫大焉，故君子求益。”見善而心生羨慕而遷移，有過製止改正，這益處太大了，所以君子求之。李光《讀易詳說》卷七解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皆損已之道也。損已者，所以益物，亦所以自益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然則見善則遷，顏子足以當之。周公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然則有過則改，周公足以當之。是皆損已以自益之道也。”李光認為(wei)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都是損已之道，如前所述，損已益物，其實也是自益。他又舉(ju) 顏回和周公，顏回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守善不失，是見善則遷的典範；周公有過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是有過則改的典範。他們(men) 都是懂得損已自益之道的聖賢。

後來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君子乾乾，不息於(yu) 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近思錄》卷五）。君子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以求達到誠的境界，然而必須戒除憤怒，堵塞欲念，改正過錯，走上為(wei) 善之途而後才能達到誠的境界。乾道的功用善處在此，損卦益卦的大道理也無過於(yu) 此，聖人的思想深邃呀！

有學生問：“此章前麵‘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麵忽說動者何故？”朱熹回答說：“所謂‘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yu) 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個(ge) ‘動’。”人不免有喜怒哀樂(le) 各種情緒，即使正當的情緒，其發出來也應該有所節製；如果是比較激烈的情緒、欲望，就應該加以抑製，“懲忿窒欲，遷善改過”雖然是自我修養(yang) 之事，但儒家不是在深山老林的靜坐孤修，而是在人事活動中的事上磨煉，要做到這八個(ge) 字，就要在情緒方動之時加以審查分辨，這樣言行舉(ju) 止才會(hui) 合乎道德禮法，才不會(hui) 出現凶險悔吝。

四、處事之要

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處事指處理事務。即做任何事情都是為(wei) 了匡扶正義(yi) 而不是為(wei) 了個(ge) 人的利益，都是為(wei) 了彰明大道而不是為(wei) 了一己的功名。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wei) 仁》中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則雲(yun) ：“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熹製白鹿洞學規引後一條。程朱對董仲舒這一條表示讚同，並結合現實進行發揮。程子曰：“董子有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朱熹針對宋代的社會(hui) 現實，指出：“‘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卻不正其義(yi) 而謀其利，不明其道而計其功。”在於(yu) 學生的討論中，他以理學的思維，從(cong) 處事的角度深化對“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認識，《朱子語類》載：

問：“‘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義(yi) 如何分別？”曰：“道、義(yi) 是個(ge) 體(ti) 、用。道是大綱說；義(yi) 是就一事上說。義(yi) 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

問：“‘正其義(yi) ’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yi) ，是乃所以為(wei) 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yi) 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子蒙錄雲(yun) ：“或問：‘正義(yi) 在先，明道在後。’曰：‘未有先後。此隻是合掌底意思。’”

他以體(ti) 、用分別道、義(yi) ，道指大綱，義(yi) 就一事論，但是道中之細；功是合道的功效。顯然，是以道統攝義(yi) 、功、利。義(yi) 者宜也，處事合宜便是正其義(yi) ，便不能有謀利占便宜之心；處事合宜還是為(wei) 了明其道，便不能有計後日功效之心。心中有道，做事有道，處事合宜，不謀其利，不計其功。這種不謀其利，不計其功的說法是否太理想化？作為(wei) 教育規範，我沒覺得太理想化，是應該有高要求的。當然，對一般大眾(zhong) 而言確實陳義(yi) 過高，所以後來功利學派就批評他。如葉適就說：“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yu) 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yi) 光明。後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yi) 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習(xi) 學記言序目》卷二十三）。

五、接物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接物指交往、交際。“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出自《論語·顏淵》：“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恕”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求人們(men) 通過將心比心的方式來踐行“仁道”。又見《衛靈公》：“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就是所謂“恕”，就是寬以待人，諒解他人的過錯，自己不願意的也不強加於(yu) 人。《孔子家語•顏回篇》：回曰：“一言而有益於(yu) 仁，莫如恕。”《孟子·盡心上》雲(yun)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朱熹注雲(yun)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是說隻要努力地按照恕之道去做，凡事推己及人，就離仁道不遠了。

意思相近的還有《論語·公冶長》雲(yun)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朱熹《論語集注》引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yu) 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這也是強調仁比恕是更難以達到的一種境界。孔漢思等學者從(cong) 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準則中，提出了全人類都應當遵循的人道之兩(liang) 個(ge) 基本原則：每一個(ge) 人都應受到符合人性的對待；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於(yu) 是“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就成為(wei) 所謂全球倫(lun) 理的“金規則”，也是體(ti) 現在各宗教和“非宗教傳(chuan) 統”中的共同原則，應用在處理世界不同相互文明的關(guan) 係中，可以促進多元文明和平共處，走和平發展之道。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出自《孟子·離婁上》：“愛人不親(qin) 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朱熹《孟子集注》：“我愛人而人不親(qin) 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qin) 、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孟子的意思是：愛別人卻得不到別人的親(qin) 近，那就應反問自己的仁愛是否不夠；管理別人卻不能夠管理好，那就應反問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有問題；禮貌待人卻得不到別人相應的禮貌，那就應反問自己的禮貌是否到家。凡是行為(wei) 得不到預期的效果，都應該反過來檢查自己，自身行為(wei) 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會(hui) 歸服。“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意謂凡是行為(wei) 得不到預期的效果，都應該反過來檢查自己。

類似的如《孟子·公孫醜(chou) 上》亦雲(yun)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為(wei) 人處世，凡事多作自我批評，嚴(yan) 以律己，寬以待人，就是孔子所說的“躬自厚而薄責於(yu) 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這樣就能與(yu) 人處好關(guan) 係。這八個(ge) 字的重點是“反求諸己”，當源於(yu) 孔子，《論語·衛靈公》載“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是否反求諸己是君子小人的分水嶺。因此，“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二程全書(shu) ·伊川易品三》）君子如果遇到什麽(me) 不順，就一定會(hui) 反求諸己，更加注重自我修身。

總之，《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提出書(shu) 院教育的根本任務，是讓學生明確“義(yi) 理”，並踐行於(yu) 身心修養(yang) ，以達到自覺遵守的最終目的。教學上要求學生按學、問、思、辨的“為(wei) 學之序”去“窮理”“篤行”，並為(wei) 學生指明了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作為(wei) 實際生活與(yu) 思想教育的準繩，用以規範和約束書(shu) 院師生的言行舉(ju) 止，勸善規過，修身養(yang) 性，提升品格。

六、《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的曆史影響與(yu) 現代意義(yi)

一般認為(wei) ，“書(shu) 院”肇始於(yu) 唐朝，至宋代大興(xing) ，是因為(wei) 科舉(ju) 成為(wei) 利祿之門，士人趨之若騖。因此，一些對這種現象不滿的大儒，往往於(yu) 山水之勝處，修建書(shu) 舍，教授生徒，以正人心，明道學，這樣書(shu) 院便特別興(xing) 盛起來。朱熹就是創建書(shu) 院的積極推動者和實踐者，曾明確聲稱建立書(shu) 院是為(wei) 了講學傳(chuan) 道，並不是為(wei) 了科舉(ju) 考試：“前人建書(shu) 院，本以待四方友士，相與(yu) 講學，非止為(wei) 科舉(ju) 計。”在《玉山講義(yi) 》中他又說：“故聖賢教人為(wei) 學，非是使人綴輯語言、造作文辭、但為(wei) 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辦書(shu) 院是為(wei) 了擺脫世俗功利，處江湖之遠，與(yu) 天地自然親(qin) 近，淡泊名利，傳(chuan) 承和體(ti) 現孔子以來“謀道不謀食”，“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

朱熹製定《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後這樣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wei) 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yi)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wei) 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人之為(wei) 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yu) 經，有誌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yu) 學有規，其待學者為(wei) 已淺矣；而其為(wei) 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複以施於(yu) 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wei) 學之大端，條例如左，而揭之相間，諸君相與(yu) 講明遵守，而責之於(yu) 身焉。則夫思慮雲(yun) 為(wei) 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yan) 於(yu) 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yu) 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朱文公文集·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

說明他是概括總結了古代聖賢教人為(wei) 學之意，即通過講明道理，以之修身，然後再推己及人，而不是博聞強記詩詞文章，炫耀於(yu) 世，沽名釣譽，謀取利祿。他雖然設了這些規矩，但更期待的是學子們(men) 能夠明白這些學規的蘊含的道理，自覺地遵循的道德律令，而不是成為(wei) 一種禁止預防的禮法工具；前者即今日所謂“自律”，後者即今日所謂“他律”。他認為(wei) 這是聖賢所以教人為(wei) 學之大端，希望學子們(men) 互相講明遵守，戒謹恐懼，兢兢業(ye) 業(ye) ，學為(wei) 君子，希賢希聖，成就聖賢。

朱熹在白鹿洞書(shu) 院創立的書(shu) 院教規和教學模式標誌著中國書(shu) 院教育的成熟，是朱熹對書(shu) 院事業(ye) 所作的重大貢獻。《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是儒家書(shu) 院精神的象征，是中國書(shu) 院發展史上一個(ge) 綱領性學規，也成為(wei) 天下書(shu) 院共同遵守的準則。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皇帝視察太學，手書(shu) 《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賜示諸生。其後，或摹寫(xie) 、或刻石、或模仿，遍及全國書(shu) 院及地方官學，很快就成為(wei) 南宋書(shu) 院統一的教規，也是元明清各朝書(shu) 院教規的範本，為(wei) 後世效仿，並影響到各級各類官學，成為(wei) 辦學的準則，明代大教育家王陽明亦對這個(ge) 教規給予了高度評價(jia) ：“夫為(wei) 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陽明全書(shu) ·紫陽書(shu) 院集序》）。

《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還傳(chuan) 到海外的日本、韓國及東(dong) 南亞(ya) 一帶，甚至西方，譽享海外。日本儒者中江藤樹在1648年將自己創辦的學堂式更名為(wei) 書(shu) 院，這是日本較早冠以書(shu) 院名稱的私立教育機構。他為(wei) 書(shu) 院製定的《藤樹規》幾乎全盤照錄《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藤樹書(shu) 院先崇朱子學，後來轉奉陽明學並大加提倡，故有日本陽明學始祖之稱，是日本當時最優(you) 秀的一所私立書(shu) 院。

日本曆史上，朱子學曾被定為(wei) 國學，凡是講授朱子學的學校都把《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作為(wei) 準則並在講堂懸掛。1853年創辦的鄉(xiang) 學興(xing) 讓館不僅(jin) 懸掛，而且每天早晨上課前師生齊誦《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明治維新後，興(xing) 讓館成為(wei) 有學生千名的私立高等學校，仍堅持在晨禮時齊誦《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至今在日本與(yu) 韓國的鄉(xiang) 校，仍有懸掛和集體(ti) 吟誦《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的活動。在開學典禮、畢業(ye) 典禮和校友會(hui) 等各種紀念活動中，也是先齊誦《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再開始其他活動。

據《利瑪竇書(shu) 信集》所記，明代傳(chuan) 教士利瑪竇在書(shu) 信中多處提到白鹿洞書(shu) 院，並與(yu) 時任白鹿洞書(shu) 院院長章潢結為(wei) 好友。“南昌附近的廬山有一聞名的白鹿書(shu) 院(即白鹿洞書(shu) 院――筆者注)，是研究人生哲學的場所。院長名章本清，為(wei) 一年高的長者。”1595年11月4日利瑪竇在信中又寫(xie) 道：“上言瞿太素到處替我宣揚，尤其在附近廬山的白鹿書(shu) 院。院長是老翁章本清，在儒者中很有地位，我想他有一千多位弟子，他們(men) 不時聚會(hui) ，他給他們(men) 致訓詞，指示給他們(men) 人生之道。”

書(shu) 院自產(chan) 生到興(xing) 盛，主體(ti) 上就是儒家經師和大儒主持的民間私學。曆史上韓國、日本、越南受中國儒學影響，也把儒家書(shu) 院學去了，而今韓國已經把境內(nei) 9座推廣性理學的教育設施以“韓國新儒家書(shu) 院”之名申報入選世界文化遺產(chan) 。他們(men) 認為(wei) ，這些書(shu) 院推動了來自中國的新儒家思想學說在韓國的發展，對韓國的各方麵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men) 明確地打出“儒家書(shu) 院”的牌子，也促使我們(men) 對書(shu) 院正本清源，明確書(shu) 院的正態就是儒家書(shu) 院，其他所謂書(shu) 院乃書(shu) 院的異態。要辦好儒家書(shu) 院，朱熹的《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可以給我們(men) 提供重要的教育思想資源，使我們(men) 能夠傳(chuan) 承中國古代書(shu) 院精神，重建現代儒家書(shu) 院，以“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曆史使命感、社會(hui) 責任感與(yu) 擔當意識，以儒家書(shu) 院為(wei) 基地，培養(yang) 儒者、君子，希賢希聖，為(wei) 中國文明進步、人類走向大同，做出應有的貢獻。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