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熱”中，文化保守主義(yi) 的價(jia) 值

作者：陳來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40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初九日癸卯

          耶穌2020年6月29日

應使儒學仍然成為(wei) 中國人價(jia) 值來源之一，提供給中國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義(yi) 及處世的原則規範，乃至對宇宙、自然、社會(hui) 、人類命運的基本態度。

我是1978級研究生，“文革”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我們(men) 一般講到1977、1978級都是指本科生，這兩(liang) 屆本科生加起來將近40萬(wan) ，第一屆研究生比較少，社會(hui) 上關(guan) 注不多。與(yu) 他們(men) 相比，我們(men) 這代人學術曆程開始比較早。1980年，我已經寫(xie) 完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朱子書(shu) 信編年考證》。我們(men) 那會(hui) 兒(er) 不分碩士生博士生，大家都認為(wei) 自己相當於(yu) 蘇聯的副博士。

在北京大學哲學係，張岱年先生是我的導師。他那會(hui) 兒(er) 給我們(men) 上兩(liang) 門課，一個(ge) 是《史料學》，一個(ge) 是《方法論》。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沒有機會(hui) 上課。老先生1978年開始給我們(men) 上課，都是準備了幾十年的課程，很多人都跑來聽課。兩(liang) 年後他由於(yu) 突發心髒病，就沒法上課了。改革開放後，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解放前出的書(shu) ，我們(men) 也能看到了。有人總結我們(men) 這批人，聽張先生課，看馮(feng) 先生書(shu)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來講，我們(men) 接續上了解放前的學術傳(chuan) 統。

比一般人幸運的是，我在1985年博士畢業(ye) 後，一直當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助手，直到他1990年去世。這段學術因緣，非常難得。

1985年，“文化熱”興(xing) 起。應該說，是多種因素湊合的結果。當時，改革推進到某個(ge) 階段，遇到一些問題，主政者有一種觀念，認為(wei) 是文化出了問題。包括之前對“文革”的總結，認為(wei) 根子在封建主義(yi) ，這成為(wei) 80年代初的一種共識。任繼愈先生在批判的意義(yi) 上，認為(wei) 儒家就是儒教，就是受此影響。主政者的這種觀念，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文化研究。

也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1984年底，中國文化書(shu) 院成立，1985年1月，開辦第一期講習(xi) 班。那會(hui) 兒(er) 誰聽過馮(feng) 友蘭(lan) 、梁漱溟這些老先生講課？當時影響比較大，帶動了人們(men) 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研究和反思。1986年以後，文化書(shu) 院開始搞函授教育，麵向全國成千上萬(wan) 人，這個(ge) 麵一下就廣了。導師不僅(jin) 是老先生，還請了杜維明、陳鼓應等海外學者，對大家很有吸引力。

還有一個(ge) 線索，這個(ge) 時候，大家越來越明確，改革開放所引導的是一個(ge) 中國現代化的問題。

1985年，“文化：中國與(yu) 世界”編委會(hui) 成立。1986年12月10日，編委會(hui) 和三聯書(shu) 店在《光明日報》登出半版書(shu) 訊廣告，講到《文化：中國與(yu) 世界》集刊、“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的出版計劃。這對於(yu) 學界震動很大，帶動了大家對西學的翻譯介紹。現代化理論中，最有名的就是德國社會(hui) 學家馬克斯·韋伯的理論，他那本《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正是列入“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在1987年出版。

還有一股力量，稍早一年，就是從(cong) 1984年開始的“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這套叢(cong) 書(shu) ，並非嚴(yan) 格的學術翻譯，基本采用編譯的“短平快”的方法，介紹西方學術，包括曆史、人文，但更多的是與(yu) 科學相關(guan) 。由於(yu) 搶得先機，在當時大學生中影響非常大。

1987年，我在《思想出路的三動向》一文中，講過這三股力量。“走向未來”叢(cong) 書(shu) ，強調科學精神；中國文化書(shu) 院，注重傳(chuan) 統；“文化：中國與(yu) 世界”編委會(hui) ，注重文化關(guan) 懷。所以“文化熱”，包含了不同力量，以這三股力量最有代表性。

回頭來看，80年代的“文化熱”，與(yu) 80年代初的一些思想，共同構成了改革開放動員期的文化思想啟蒙運動。即使在比較偏重傳(chuan) 統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當時也有批評儒家最厲害的包遵信等人。

參與(yu) 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人，大都是我們(men) 學校教研室的，因為(wei) 1984年我還沒畢業(ye) ，就沒有參與(yu) 。反而參與(yu) 了以北大、社學院青年學者為(wei) 主體(ti) 的“文化：中國與(yu) 世界”編委會(hui) 。這種選擇，有一定的偶然性。

1986年，我把博士論文朱子研究的書(shu) 稿交付出版社後，便到哈佛大學開始為(wei) 期兩(liang) 年的訪學。雖然不在國內(nei) ，但我一直關(guan) 注著國內(nei) 仍在發展中的“文化熱”。

出國之前，我對傳(chuan) 統與(yu) 儒學的態度，和大家差不多，雖然不是全麵反對，但也有批評，認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不注重個(ge) 人權利。在國外那兩(liang) 年，一開始主要是受到杜維明先生的影響。杜先生1985年在北大教了一學期課，在當時的討論中帶進來一種聲音，有人為(wei) 儒學說話，不全用激進主義(yi) 的態度看待儒學。在美國我們(men) 的交流比較多。另外，在美國的那段時間，我注意到，基督教的傳(chuan) 統無處不在，這讓我開始思考一個(ge) 問題：在一個(ge) 現代社會(hui) ，傳(chuan) 統文化仍然能做什麽(me) ？

所以那段時間，我的認識發生了轉變。1987年，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研討會(hui) 上，我提交了一篇論文《中國近代思想的回顧與(yu) 前瞻》，開始講文化保守主義(yi) 的問題。那篇文章最重要的一點是，最早提出了對文化保守主義(yi) 的肯定。文章針對的是當時的改革問題。當時有些理論家居然提出“一切向錢看”的口號，我那時就強調，“一切向錢看”，永遠不會(hui) 成為(wei) 一個(ge) 偉(wei) 大民族的精神傳(chuan) 統。

在1988年2月在新加坡召開的“儒學發展的問題及其前景”國際研討會(hui) 上，我又提交了一篇論文《多元文化結構中的儒學及其定位》。那次會(hui) 議上，海內(nei) 外學者坐到一起來討論儒學，是幾十年來沒有出現過的情況。

我那篇論文，一方麵針對包遵信的文化激進主義(yi) 發言，一方麵針對韋政通、傅偉(wei) 勳等人希望將儒學改造為(wei) 包打一切的方案的全麵改造論發言。我記得，在新加坡開會(hui) 的第一天早上，包遵信就說：“你的文章是針對我的。”

他們(men) 認為(wei) 以“倫(lun) 理本位主義(yi) ”為(wei) 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不僅(jin) 在曆史上抑製了中國文化的發展，阻礙了中國近代化的曆程，而且在當今社會(hui) 仍是政治、經濟、法製的進步與(yu) 改革的主要障礙，由此主張“徹底打破”儒家倫(lun) 理中心主義(yi) 的價(jia) 值係統是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前提。

我認為(wei) 他們(men) 是一元化思維，希望用儒學來解決(jue) 一切問題，是一元化論述。現代社會(hui) 是一個(ge) 多元文化社會(hui) ，有的管這個(ge) ，有的管那個(ge) ，然後一起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儒學要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是為(wei) 改革提出具體(ti) 設計，而是提出跟改革相互補充的人文主義(yi) 的世界觀。讓儒學包打一切的一元化思維，並不合理。後來我就問：我們(men) 可曾向佛教要求浮士德精神，向神道要求民主理論，向印度教要求個(ge) 性解放，向天主教要求科學認識論與(yu) 方法論？杜維明覺得這些反問很有力，對儒學論爭(zheng) 非常有利。

那個(ge) 時代最受歡迎的是包遵信，他到哪講一句話，下麵就鼓掌，時代思潮就是這樣。可在新加坡的會(hui) 議上，包遵信基本上不講話，非常沉悶。回來在北大開會(hui) ，又變成包遵信的主場了。他講一句話，學生在下麵鼓半天掌。在那個(ge) 氛圍下，極端的文化激進主義(yi) 很容易變成政治的激進主義(yi) 。

事實上，到1989年“文化熱”的後期，多樣的文化保守主義(yi) 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優(you) 越性。包括甘陽，那會(hui) 兒(er) 也已經變成一個(ge) 文化保守主義(yi) 者。1986年，甘陽在《讀書(shu) 》雜誌發表文章，還是講“以反傳(chuan) 統來繼承傳(chuan) 統”，但到後麵便開始強調文化保守主義(yi) 的重要性。當然是多樣的文化保守主義(yi) ，不止我這樣，還有從(cong) 別的角度進入的思考。

其中有一個(ge) 契機，就是1988年趙一凡翻譯的美國社會(hui) 學家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yi) 文化矛盾》出版。丹尼爾·貝爾所講的三元化結構，人是這樣，社會(hui) 也是這樣。他拿自己舉(ju) 例：政治上的自由主義(yi) ，社會(hui) 上的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上的保守主義(yi) 。我覺得這給很多一元化思維的人以新的啟發，自由主義(yi) 者並非在所有層麵信奉自由主義(yi) ，文化保守主義(yi) 也可以和很多東(dong) 西結合。

1989年，我寫(xie) 了一篇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化解“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緊張——“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收入了林毓生所編的《五四：多元的反思》一書(shu) 。在那篇文章中，我恰恰用韋伯的理論還製西化主義(yi) 者。韋伯的思想是“二戰”以來西方世界最流行的理論學說。韋伯雖然指出現代化是工具理性的強勢發展，但他非常重視價(jia) 值理性，他有悲觀主義(yi) 傾(qing) 向，認為(wei) 在現代社會(hui) 隨著工具理性的膨脹，價(jia) 值理性受到抑製，這是他不願意看到的局麵。我認為(wei) ，“東(dong) 西古今”問題的本質就是價(jia) 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關(guan) 係問題。近代以來，我們(men) 從(cong) 西方特別強調要引進的屬於(yu) 今的那部分，大部分屬於(yu) 工具理性；強調反對和批判的，大部分屬於(yu) 價(jia) 值理性。從(cong) 韋伯的理論看，價(jia) 值理性不是要去除的部分，而是要建立其與(yu) 工具理性之間的合理關(guan) 係。

進入90年代，有左派學者批判文化保守主義(yi) ，我寫(xie) 了一篇回應文章《人文主義(yi) 的視界》，來闡釋文化保守主義(yi) 。“文化保守主義(yi) ”這一從(cong) 西方學術界開始使用的概念，有兩(liang) 個(ge) 基本含義(yi) ：一是指近代社會(hui) 變遷過程中，反對反傳(chuan) 統主義(yi) 的文化觀和對傳(chuan) 統文化的全盤地、粗暴地破壞，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時注重保持傳(chuan) 統的文化精神和價(jia) 值。另一是指在商業(ye) 化、市場化的現代社會(hui) 裏，注重守護人文價(jia) 值、審美品位、文化意義(yi) 及傳(chuan) 統與(yu) 權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種立場。我自己雖然讚成文化保守主義(yi) 者的立場，但不是被固定在這裏，這是我思想的一麵，我有保守的一麵，也有開放的一麵。

從(cong) 80年代到現在，不管是在傳(chuan) 統文化最低潮的時候，還是近些年來的“國學熱”中，我始終不變的一點是，對儒學作為(wei) 一種價(jia) 值理性的文化形態，及其對現代化的作用，始終寄予完全的信任和理解。

采訪手記

一直以來，陳來都以研究儒家哲學、宋元明清理學和現代儒家哲學享譽學界，事實上，他對於(yu) 80年代以來的文化論爭(zheng) ，也從(cong) 未缺席。

對於(yu) 這一點，他自己很早便有明確認識。在一次電視節目中，他便講到當代有三種在場的儒學，即學術儒學、文化儒學和民間儒學。如果說在學院所做的一係列研究，屬於(yu) 學術儒學的範疇，那麽(me) 從(cong) 1987年開始，參與(yu) 圍繞文化儒學的討論，則是他另外一條未曾中斷的主線。

就像陳來自己所說，作1978年的第一屆研究生，他們(men) 比同級的本科生更早開啟學術曆程。在80年代那個(ge) 風起雲(yun) 湧的時代，更多順著學術思潮一路前進，並非像一些學人，到“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90年代，才開始踏踏實實的學術研究。

早在1980年，研究生還未畢業(ye) 時，陳來就完成自己最早的學術著作《朱子書(shu) 信編年考證》。1985年，他的博士論文《朱熹哲學研究》，對朱熹哲學思想及發展作了細密的曆史考察，成為(wei) 那個(ge) 時代的代表研究成果。1986-1988年在美國期間，陳來開始準備王陽明的研究計劃。1990年，完成專(zhuan) 著《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此後，陳來將自己的研究擴展到宋明理學，出版《宋明理學》等著作。1991年之後，他將主要精力轉入古代思想研究和現代哲學研究，完成《古代宗教與(yu) 倫(lun) 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哲學與(yu) 傳(chuan) 統——現代儒家哲學與(yu) 現代中國文化》《孔夫子與(yu) 現代世界》等論著。

1985年，“文化熱”興(xing) 起。在這場推動文化現代化的思想啟蒙運動中，陳來不僅(jin) 是“文化：中國與(yu) 世界”編委會(hui) 的重要成員，還以一係列文章，參與(yu) 當時的文化論爭(zheng) 。

在寫(xie) 於(yu) 1987年的文章《中國近代思想的回顧與(yu) 前瞻》中，陳來最早肯定了文化保守主義(yi) 、文化民族主義(yi) 以及民族文化的主體(ti) 性，並提出“傳(chuan) 統思想的複興(xing) 的最大條件就是現代化”的判斷。

在那個(ge) 反傳(chuan) 統意識占據主流的年代，陳來受到杜維明等海外學者的影響，在美國的兩(liang) 年訪學生活，更讓他堅定了對傳(chuan) 統儒學的肯定與(yu) 理解。

他一方麵反對包遵信等人的全麵否定儒學的文化激進主義(yi) ，一方麵反對韋政通、傅偉(wei) 勳等人的儒學全麵改造說。借助馬克斯·韋伯等西方社會(hui) 學家的理論，陳來認為(wei) 在現代社會(hui) 中，儒學作為(wei) 一種價(jia) 值理性，仍有強大生命力。“儒學不是不支持改革，但它有它的特點。光有改革不行，還要有價(jia) 值和精神的補充，需要一種人文主義(yi) 的世界觀來引導中國人的一般精神方向。”

回頭來看，陳來當年的一些判斷，在今天並未過時。對於(yu) 新世紀以來不斷升溫的“國學熱”，他早在2010年的《光明日報》上，便以《如何看待“國學熱”？》一文，予以回應。在他看來，“國學熱”的根本原因，在於(yu) 中國現代化進程90年代以來快速和成功的發展，及其所導致的國民文化心理的改變。對這場自發形成的國學熱，陳來持總體(ti) 肯定的態度。正如他多年未曾改變的判斷，傳(chuan) 統文化在現代人的心靈滋養(yang) 、情感慰藉、精神提升、增益人文教養(yang) 方麵，仍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