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新冠疫情下的政治哲學反思

作者：白彤東(dong)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武大通識教育”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初九日癸卯

          耶穌2020年6月29日

通識教育大講堂第二十四講

2020年6月27日晚7點，通識教育大講堂第二十四講在騰訊會(hui) 議、b站和抖音同步開啟，超過3000人次觀看，本次講座由武漢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主任、哲學學院教授蘇德超主持，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導）白彤東(dong) 主講。新冠疫情，凸顯了國內(nei) 與(yu) 國際政治的種種問題，講座基於(yu) 白彤東(dong) 教授英文新著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The Confucian Case的一些相關(guan) 構想，回應新冠疫情中浮現出迫切的政治哲學問題。

白彤東(dong) 教授

政治哲學：追尋理想的政治製度

白彤東(dong) 教授認為(wei) ，政治哲學做的是想象理想的世界政治製度應該是怎樣安排的。但這種想象不是空想，正如在柏拉圖的《理想國》第五卷中寫(xie) 到的：一個(ge) 理想政體(ti) 的實現，比較可能的方式是在當前的政體(ti) 裏麵做一個(ge) 最小的改變就能讓它變得理想，從(cong) 而展現出政治變革的一種可能性。所以本次講座基於(yu) 上述思路，即在現實的政體(ti) 中，如果做出很小的改變，能否提高其對疫情帶來的很多相關(guan) 問題的應對能力。

在此前提下，白教授選擇的政體(ti) 是廣義(yi) 的西方自由民主政體(ti) 。在上世紀90年代，日裔的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出版了著名的《曆史的終結》，書(shu) 名意為(wei) 在曆史中，人類對理想政治製度的探求已經終結，也即自由民主製度已經取得勝利。近些年來，對自由民主製度是不是曆史的終結、是不是理想的政治製度有越來越多的懷疑，但還是有很多人相信這就是理想製度。但是實際上這一“理想製度”出現了很多問題，那我們(men) 需要思考能不能有一些小的變革讓這個(ge) 所謂理想的製度變得更好。

做出改變需要有思想的基礎，白教授采取了很多儒家的思想。這裏講的儒家思想不是中國特殊的文化，孔孟從(cong) 未認為(wei) 儒家僅(jin) 為(wei) 鄒魯設計，而是適用於(yu) 整個(ge) 華夏——華夏指的是文明人，而非狹義(yi) 的中國人。孔子甚至認為(wei) ，即使是所謂的九夷，也可以接受他的思想。所以用當代的話說，孔孟認為(wei) 他們(men) 的這套東(dong) 西是普世價(jia) 值。普世價(jia) 值意味著誰都可以用，但是它是不是好的，人們(men) 願不願意都用，卻不是必然的。因此白教授努力展示儒家思想對修正自由民主製度的可能貢獻，其結果反映在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The Confucian Case一書(shu) 中。講座的前兩(liang) 個(ge) 議題是白教授和新冠疫情相關(guan) 的一些困惑和思考，並沒有明確的解決(jue) 方法，隻是問題，未在他的專(zhuan) 著中全麵處理，但新冠疫情使它們(men) 變得很迫切。

自由民主製度中的隱私問題

第一個(ge) 問題就是在自由民主國家裏關(guan) 注度很高的隱私問題。新冠疫情一個(ge) 很重要的控製的辦法，就是接觸者追蹤，這是抑製疫情爆發、擴散的一個(ge) 很重要的手段。但西方媒體(ti) 總把通過手機的一些追蹤和奧威爾《1984》中老大哥對全民的監控和追蹤聯係起來，他們(men) 認為(wei) 這種追蹤是不自由的、不民主的。歐美人對隱私有一種近乎瘋狂的、非理性的追求。而這樣的非理性想法背後是當代自由民主政治中很重要的假設：公家和私人的截然對立的關(guan) 係。這種公私對立觀念在西方很早就有，《理想國》中一個(ge) 重要主題就是在公私對立的前提下，如何防止私人利益對城邦利益的傷(shang) 害。而在近代歐洲，這種公私對立觀念有一個(ge) 非常重要的轉變，功利主義(yi) 學者密爾的《論自由》中雖然也承認公私利益衝(chong) 突對立這一前提，但其關(guan) 注點變成了保護個(ge) 人的自由和選擇不受國家和公眾(zhong) 侵害。

儒家挑戰了公私對立觀念。儒家認為(wei) 個(ge) 人在家庭中和國家中的表現是有高度關(guan) 聯的，如俗語中“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個(ge) 人與(yu) 國家是不可割裂的。儒家展現了一種訴諸我們(men) 直覺的觀察，即一個(ge) 人在一個(ge) 最小的圈子（家庭）中的行為(wei) 往往與(yu) 其公眾(zhong) 行為(wei) 相關(guan) 。在儒家理念中，私與(yu) 公是有連續性的。同時，儒家也承認，如果個(ge) 人隻關(guan) 注自己的家庭，對國家可能是有危害的，儒家堅決(jue) 反對為(wei) 了個(ge) 人利益損害國家利益的濫權。但是，對公私利益衝(chong) 突，儒家不主張以對私的徹底壓製來解決(jue) 衝(chong) 突，而是認為(wei) 私中的很多行為(wei) 對公的利益有很多幫助，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們(men) 對陌生人的關(guan) 懷是從(cong) 對自己家人的關(guan) 懷中延伸出的。因此是把私中對公有益的部分培養(yang) 壯大，就可以對公私衝(chong) 突的部分有所抑製，並且這種抑製是發自內(nei) 心的一種克製。

儒家采取的公私連續的態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彌合公私之間的衝(chong) 突，但不可否認的是，公對私的確存在著侵害，比如個(ge) 人隱私信息泄露而被非法利用等。同時，對於(yu) 隱私的極端的追求也是不理性、不必要的。那麽(me) ，如何合理地劃定公私之間的界限、劃定界限以後采用何種方式對隱私進行保護就成為(wei) 了需要我們(men) 深度思考的問題。

疫苗之思：個(ge) 人自由or集體(ti) 困境？

在新冠疫情爆發的美國，“戴口罩”這一有力的防疫措施被特朗普政治化了，因此許多的共和黨(dang) 人和保守主義(yi) 者拒絕戴上口罩。這樣的個(ge) 人選擇顯然不利於(yu) 疫情的防範和公眾(zhong) 利益的保障。而在口罩之前，白教授早在思考的是疫苗問題。一篇將疫苗與(yu) 自閉症關(guan) 聯的文章，以及其他考量，讓一些美國民眾(zhong) 抵製接種疫苗。也正因為(wei) 這樣，原本通過接種疫苗已經得到有效控製的麻疹在美國卷土重來。

在這次新冠疫情中，疫苗問題更顯尖銳。比如，我們(men) 可以假設，要達到能夠防範疫情的群體(ti) 免疫狀態，需要至少90%的人注射疫苗。像古巴那樣建立艾滋病隔離區把不願注射疫苗的人隔離起來顯然不符合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權的理念。但同時，作為(wei) 一些人所理解的個(ge) 體(ti) 自由之基礎的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構想的實現完全孤立的自我本來就不符合人類曆史真實，而這一假設在當今人員高度流動、密切聯係的現實中更加不能成立。個(ge) 人選擇不接種疫苗不僅(jin) 會(hui) 影響個(ge) 人，而是對他人也會(hui) 產(chan) 生影響。白教授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men) 可以接受10%的人不接種疫苗，這10%如何確定？如果不願意或者不能（由於(yu) 宗教信仰等原因）注射疫苗的人超過了10%，那麽(me) 我們(men) 該怎麽(me) 辦？

任何疫苗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風險，因此如果完全出於(yu) 理性的考量，不接種疫苗當然是好的，尤其是在其他90%的人都接種了疫苗以後，那麽(me) 就既可以獲得接種疫苗的好處，又可以規避接種疫苗的風險，這就是哲學中的“搭便車問題”。這樣的行為(wei) 對接種了疫苗的90%的人來說顯然是不可接受的。在政治哲學中，如何處理搭便車問題，防止少數自私的充滿技巧的人蹭取公共福利，便成為(wei) 了一個(ge) 重要的問題。西方學者提出了一些解決(jue) 辦法，一種是所謂的“輕推”（nudge）的辦法。國家采取可以改變公民行為(wei) 選擇的措施，比如將健康食品放在更容易碰到的貨架上、不接種疫苗需要繳納一筆保障金等。這樣的舉(ju) 措既具有導向性，又不違反自由民主原則。但這也產(chan) 生了新的問題，即當國家的導向性措施無法生效，我們(men) 可能就需要采取更為(wei) 嚴(yan) 厲的政策或法律來規範公民的行為(wei) ，即所謂的國家強製（state coersion）。在自由民主國家裏，如何既保障公民的自由，又通過國家引導甚至強製性措施保障公眾(zhong) 利益，即“自由的家長製”該如何實現，成為(wei) 了一個(ge) 重要的問題。在新冠疫情中則具體(ti) 表現為(wei) ，如何在實現群體(ti) 免疫的同時，而不違反自由的原則。

儒家對自由民主的改進模式

白教授隨後探討了自由的功用與(yu) 局限問題。美國當前成為(wei) 全球疫情最嚴(yan) 重的地方之一，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特朗普的防疫措施不力。而在疫情之中，美國的衛生官員因政治壓力不敢公開發言或勸諫總統，這說明自由民主國家的自由不意味著我們(men) 的生活就完全不受其他政治因素的影響，政治利益的考量對言論自由的影響永遠是存在的，自由沒有那麽(me) 大的功用。自由的功用體(ti) 現在信息公開、媒體(ti) 的公開報道和新聞監督。個(ge) 人自由並不能完全不受侵害，但自由的真正含義(yi) 在於(yu) 個(ge) 人不能發聲時，還有媒體(ti) 等機構幫助個(ge) 人進行發聲。另一體(ti) 現則在法治維度，被解職的官員可以通過法治程序進行抗辯。這樣的自由並不是隻能在西方民主政體(ti) 下實現，新加坡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在理論上講，哪怕是中國的法家同樣主張信息公開透明和上訴、申辯程序的正當性，儒家對於(yu) 民意的重視中也有相似的倡導。自由不是萬(wan) 能的，有其局限性，但至少自由討論為(wei) 產(chan) 生好政策提供了前提條件，保障了人民“抱怨”的權利，同時也對某些濫權有一定的限製。

那麽(me) ，好的政策的製定，並不是自由的體(ti) 製所能確保的。而自由民主體(ti) 製中的民主部分，可能恰恰對良政（good governance）的實現有妨礙。同時，自由民主體(ti) 製中的自由和民主之間是存在一定矛盾的，一人一票的民主的結果可能會(hui) 傷(shang) 害到自由。民主製的前提假設為(wei)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精英和政客是靠不住的，這導致了政治的惡質化。並且，在這樣的製度下，隻有選民才對國家政策有實質的影響。但實際上，現代國家之間聯係緊密，一個(ge) 國家做出的決(jue) 策對其他國家有很大的影響。同時由於(yu) 投票隻考慮選民當前的利益，後代的利益也會(hui) 受到損害，一人一票的民主中缺少保障外國人和後代的機製，比如氣候政策，一國排放二氧化碳發展經濟會(hui) 影響到低地國家和將來世代的權益。再者，少數人的利益也會(hui) 被多數人的利益軟性壓製。最後，民主政治的一個(ge) 假設是如果每個(ge) 選民基於(yu) 自己的短期利益投票，聚合出來的就是公眾(zhong) 利益。但這一“理性政治人”的假設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經驗研究所挑戰。不同於(yu) 小國寡民且為(wei) 奴隸製的雅典城邦，現代的國家太大，國家事務往往超出個(ge) 人的理性計算範圍；奴隸製廢止，絕大多數人現代人需要自食其力，這意味著每個(ge) 人要進行自己的工作，因此完全的頭腦解放也缺少必要的物質基礎而無法實現。

因此白教授提出了富有儒家精神的解決(jue) 措施。選出一部分精英組成上議院，再選出一部分民意代表組成下議院，由上議院和下議院投票綜合決(jue) 定領袖和重要政策，也就同時保障了民意的表達和決(jue) 策的正確性。美國剛立國時聯邦黨(dang) 人確立的一係列民意表達與(yu) 監督機製便與(yu) 之相似，這和儒家民意與(yu) “大人君子”結合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同時，在疫情中，國家主義(yi) 的反彈，全球化進程遭到阻礙，世界衛生組織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實際上由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本身就是一個(ge) 悖論：全球化時代國家的界限和國家利益被模糊和超越，但真正掌握實權還是國家，因為(wei) 沒有一個(ge) 國際組織有可以進行強製幹預的暴力機器。針對這一問題，白教授提出儒家的“新天下體(ti) 係”。這一體(ti) 係基於(yu) “差等之愛”，各國首先愛自己的國家，但同時也要實行“仁道”，對其他國家負起責任。同時，根據《春秋公羊傳(chuan) 》中的“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的原則，負起仁道責任的大國建立聯盟，形成全球性的強力機構，捍衛人類文明，抗拒野蠻國家和處理人道災難。白教授構想了一個(ge) 更現實、更道德的“現實的烏(wu) 托邦”，新冠疫苗的開發、擴散乃至全球化問題的解決(jue) 都有賴於(yu) 此。

“抗疫之思”係列講座前麵三講分別請了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院長、武漢雷神山醫院院長王行環教授講述中國團結抗疫的縮影——雷神山“戰疫”；中國國際關(guan) 係學會(hui) 副會(hui) 長黃仁偉(wei) 教授講授疫情下的世界秩序變化，展望了中美關(guan) 係前景；武漢大學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藍柯教授為(wei) 我們(men) 上了一堂冠狀病毒的世界級科普課。作為(wei) 通識大講堂第二十四講，同時也是“抗疫之思”係列講座的最後一講，白彤東(dong) 教授深入淺出地講述了新冠疫情下暴露出的政治哲學問題，描繪了一幅理想政治的圖景，也展現了政治哲學問題可能的解決(jue) 措施和儒家的新的可能性，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理解儒家和自由民主政治的新視角。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