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shu) 院個(ge) 體(ti) 德性培育機製探析

作者：杜華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文刊於(yu)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1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臘月廿八日甲子

          耶穌2020年1月22日

[摘要]個(ge) 體(ti) 德性培育過程實質上是社會(hui) 普遍價(jia) 值觀念與(yu) 道德規範內(nei) 化為(wei) 個(ge) 體(ti) 道德品質與(yu) 行為(wei) 準則的過程，我國古代書(shu) 院在個(ge) 體(ti) 德性培育方麵，遵循道德心理學“知--情--意--行”的發展規律，即通過係統的道德知識學習(xi) 、豐(feng) 富的道德情感浸潤、堅定的道德意誌磨礪，最終達成生徒積極的道德行為(wei) 踐履，為(wei) 社會(hui) 培養(yang) 出了一大批“明乎人倫(lun) 、傳(chuan) 道濟民”的理想人才。深刻剖析書(shu) 院個(ge) 體(ti) 德性培育機製，對現代社會(hui) 思想政治教育有著現實的借鑒意義(yi) 。

[關(guan) 鍵詞]古代書(shu) 院；個(ge) 體(ti) 德性；培育機製

書(shu) 院作為(wei) 中國古代社會(hui) 一種特殊的教育組織，發端於(yu) 唐，延續於(yu) 宋元明清，在中國社會(hui) 綿延了千年之久。由於(yu) 最早起源於(yu) 私人治學的書(shu) 齋，所以書(shu) 院教育秉承了私學有教無類、自由探討、自我完善等優(you) 秀傳(chuan) 統，尤其是其獨具特色的“知--情--意--行”個(ge) 體(ti) 德性培育途徑與(yu) 方法，在提升生徒道德水平、淳化社會(hui) 風俗等方麵發揮著無與(yu) 倫(lun) 比的作用，對現代社會(hui) 思想政治教育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yi) 。

一、知：係統的道德知識學習(xi)

道德知識是一定社會(hui) 關(guan) 於(yu) 善惡是非以及如何調節人與(yu) 人、人與(yu) 自然、人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的原則規範的知識。個(ge) 體(ti) 隻有掌握了一定的道德概念和道德知識，對善惡是非問題有正確的判斷和推理，對自己的行為(wei) 將對他人和社會(hui) 產(chan) 生的影響有充分的知覺和估計，才有可能將社會(hui) 道德準則內(nei) 化為(wei) 自己的道德品質並積極轉化為(wei) 特定的道德行為(wei) 。

完備正確的道德知識是個(ge) 體(ti) 增強道德情感、強化道德意誌，最終依社會(hui) 道德規範行事的前提與(yu) 保證。古代書(shu) 院在個(ge) 體(ti) 德性培育方麵，非常注重通過講學、會(hui) 講、辯難等多種形式充分挖掘儒家經典中所蘊涵的道德元素，為(wei) 生徒道德踐履提供理論支撐與(yu) 知識根基。

書(shu) 院教育家朱熹認為(wei) “世之為(wei) 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shu) 是讀。則其所以求於(yu) 書(shu) ，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以釣聲名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shu) 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書(shu) 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wei) 之地”。[[1]]學者隻有明確“學之有本”的重要性，並精心選擇“本”，才不致因“記誦訓詁文辭”“釣聲名利祿”而遠離書(shu) 院培養(yang) “傳(chuan) 道濟民”理想人才的教育宗旨。古代書(shu) 院以《四書(shu) 》《五經》等儒家經典為(wei) 主要教材，同時輔之以豐(feng) 富的曆史典籍，以此來充實生徒的道德知識學習(xi) ，以實現“古者庠序學校之教，皆所以明人倫(lun) ”[[2]]的教育目標與(yu) 宗旨。明清之際哲學家李顒曾對《四書(shu) 》給予極高評價(jia) ：

《大學》乃“孔門授受之教典，全體(ti) 大用之成規也”，所以“吾人無誌於(yu) 學則已，苟誌於(yu) 學，則當依其次第，循序而進”，這樣，自然能夠“德成材達，有體(ti) 有用，頂天立地，為(wei) 世完人”。《中庸》為(wei) “聖學之統宗，吾人盡性至命之指南也”。《論語》“首標‘學’字，以為(wei) 天下萬(wan) 世倡”，為(wei) 學之人“無一時一刻而可離焉者也”。《孟子》則“君相由之，足以撥亂(luan) 返治，旋乾轉衝(chong) 。韋布由之，足以壁立萬(wan) 仞，守先待後”。

《四書(shu) 》《五經》不僅(jin) 體(ti) 現了儒家積極入世、“內(nei) 聖外王”的價(jia) 值追求，而且也是書(shu) 院培養(yang) “經明行修”、“傳(chuan) 道濟民”理想人才辦學宗旨的體(ti) 現。所以，曆代書(shu) 院都將其作為(wei) 道德教育的重要內(nei) 容，南宋學者徐元傑在《延平郡學及書(shu) 院諸學榜》中規定“早上文公《四書(shu) 》，輪日自為(wei) 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之書(shu) ，隨其所已，取訓釋與(yu) 經解參看”。[[3]]明初理學家吳與(yu) 弼令生徒“熟讀《小學》、《四書(shu) 》本文，令一一成誦。然後讀《五經》本文，亦須爛熟成誦”。《四書(shu) 》《五經》等儒家經典乃“積德之本、入學之門”，是生徒學習(xi) 的重要內(nei) 容，而浩繁的曆史典籍同樣也蘊藏著豐(feng) 富的修身、齊家、治國之道，“讀史者，驗古今治亂(luan) 興(xing) 亡得失之故，以長一己之材識，以擴一己之心胸”。[[4]]所以，書(shu) 院教育大師強調“治經者，必讀史；治史者，必通經。觀其會(hui) 通，不可偏廢”，[[5]]讀經必須與(yu) 明史相結合。古代書(shu) 院正是通過充分挖掘這些經典著作中的道德因素，時時以修身養(yang) 性、明乎人倫(lun) 為(wei) 宗旨，不斷充實生徒的道德知識儲(chu) 備，為(wei) 他們(men) 內(nei) 化社會(hui) 普遍價(jia) 值觀念與(yu) 道德原則提供知識養(yang) 分與(yu) 精神保障。

古代書(shu) 院以會(hui) 講討論、質疑問答為(wei) 主要教學方式，注重通過生徒的自學、自悟來擴充知識、提升德性。會(hui) 講是古代書(shu) 院一種重要的講學製度，首開書(shu) 院會(hui) 講之風的“朱張會(hui) 講”於(yu) 乾道三年進行，當時朱熹與(yu) 張栻二先生僅(jin) 討論《中庸》即“三日夜而不能合”，聽者雲(yun) 集，以至“學徒輿馬之眾(zhong) 至飲池水立竭，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6]]書(shu) 院的會(hui) 講製度使得各書(shu) 院、各學派打破門戶之見，互相學習(xi) 、共同長進，也充分調動了生徒求學問道、修身養(yang) 性的積極性與(yu) 自覺性。淳熙二年，朱熹和陸九淵在“鵝湖之會(hui) ”上關(guan) 於(yu) 無極太極、為(wei) 學之方等問題未能達成共識。此後，陸九淵於(yu) 淳熙八年應朱熹之請到白鹿洞主講“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一章，朱熹讚歎陸九淵闡發得“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並將陸九淵講稿刻石以存，他自己撰寫(xie) 了《跋》，形成了後來著名的《白鹿洞書(shu) 堂講義(yi) 》，這正是書(shu) 院平等開放的會(hui) 講製度所帶來的成果。書(shu) 院教育大師不僅(jin) 注重學派之間的辯難交流，也非常重視生徒通過質疑問答、互相討論取得學識與(yu) 德性的長進。朱熹說：“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yu) 始而正之於(yu) 終爾。中間三十分工夫自用吃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yu) 始，又自勉之於(yu) 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矣。不爾，則亦何補於(yu) 事？”[[7]]他認為(wei) 讀書(shu) 就是一個(ge) “自用吃力”解除疑惑的過程，是一個(ge) 從(cong) 不懂到懂、從(cong) 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的過程，“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但是隻要認真思考並與(yu) 老師同學互相討論，則疑慮漸漸解開，以致融會(hui) 貫通。在此過程中，“有疑”是最重要的，教師隻有了解了每個(ge) 生徒對道德理論的理解程度，了解了每個(ge) 生徒心裏的疑惑，才能因勢利導、因材施教，取得好的教育效果。所以，朱熹在白鹿洞書(shu) 院時常常親(qin) 自與(yu) 學生質疑問難，“師生函丈間往複詰難，其辯愈詳，其義(yi) 愈精”，在不斷的思考中深化對道德理論的理解，增強生徒的道德情感體(ti) 驗，為(wei) 正確的道德踐履奠定基礎。

被列入南宋四大書(shu) 院之列的象山書(shu) 院鼓勵生徒“常就本上一會(hui) ”，除每日清晨鳴鼓會(hui) 揖，由陸九淵升堂講座外，其餘(yu) 時間肄業(ye) 生徒各歸齋舍研習(xi) ，陸則“隨其人有所開發”，“就其長而成就之”，這種充分發揮生徒自覺能動性，而不拘泥於(yu) 固定形式的教育方法，使得生徒有充足的時間根據自己所需“聚學為(wei) 海”，廣泛涉獵包括道德知識在內(nei) 的各種知識，將實踐中得到的關(guan) 於(yu) 道德修養(yang) 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並進一步回到實踐中指導自己的具體(ti) 行動。當然，道德知識的習(xi) 得不隻是通過文本，結交朋友、向他人學習(xi) 也是一條很好的途徑，張載就主張“聚天下眾(zhong) 之善者”則能不斷長進。

二、情：豐(feng) 富的道德情感浸潤

道德情感是指個(ge) 體(ti) 在道德活動中對一定的行為(wei) 動機、行為(wei) 傾(qing) 向、行為(wei) 結果的讚成或不讚成、喜愛或厭惡、同情或冷漠的感情，它是人們(men) 根據社會(hui) 製定的道德標準，從(cong) 道德原則的角度理解現實的道德現象時所體(ti) 驗到的情感。

科學、完整的道德知識固然重要，但真實切身的道德體(ti) 驗與(yu) 道德情感對於(yu) 德性養(yang) 成有著強大的催化與(yu) 激發作用，對行為(wei) 踐履能夠產(chan) 生巨大的調解、支持和推動作用，正如任德新先生所說：“在道德生活中，外在的命令如果不轉化為(wei) 個(ge) 體(ti) 的主觀態度，成為(wei) 履行它的情感需要，那麽(me) 即使具有認識和分析道德現象的冷靜理智，那也不過是缺乏人性光輝的冷氣森然的理智，擁有它的人雖然深諳各種道德理性，卻對善惡無動於(yu) 衷，更無以談起個(ge) 體(ti) 主體(ti) 了……這樣的人即使不是道貌岸然的偽(wei) 君子，最多也隻是循規蹈矩、毫無主動性、創造性的機器人”。[[8]]在將外部的道德要求轉化為(wei) 主體(ti) 內(nei) 在道德需要的過程中，道德情感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使行為(wei) 者因做出符合社會(hui) 道德規範的行為(wei) 而愉悅欣慰，因做出違背社會(hui) 道德規範的行為(wei) 而慚愧內(nei) 疚，從(cong) 而對自己的道德觀念、道德行為(wei) 具有激勵作用、評價(jia) 作用和調節作用。

著名書(shu) 院教育家朱熹認為(wei) 走進自然、考察名山大川、遍尋名士蹤跡、體(ti) 驗實際生活是完善生徒感性知識、充實生徒情感體(ti) 驗非常有效的途徑。他認為(wei) 大到天地陰陽，小至昆蟲草本，都是學習(xi) 與(yu) 思考的對象，隻有做有心人，善於(yu) 觀察、善於(yu) 思考，才能有所收獲。元代理學家鄭玉認為(wei) 通過遊曆名山大川、感知曆史，可以開闊人的胸襟、培養(yang) 人的愛國主義(yi) 情操。他說：“渡淮而北而泛黃河，足以發吾深遠之思；登太華，足以啟吾高明之見；曆漢唐遺跡，足以激我悲歌感慨之懷；見帝城之雄壯，足以成吾博大宏遠之器”。[[9]]所以他在講學師山書(shu) 院時，經常帶領學生遠避市井喧囂、遊曆峻秀山川，以陶冶性情、滌蕩心靈，從(cong) 而增強德性培育的效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le) 之者”，對於(yu) 特定的道德規範與(yu) 準則，隻有個(ge) 體(ti) 擁有了愉快的道德體(ti) 驗，真正從(cong) 情感上接受、從(cong) 內(nei) 心裏誠服，才能使道德知識落在實處，才能喚起個(ge) 體(ti) 正確的行為(wei) 動機，進行真正的道德踐履。對此，王陽明則主張以歌詩、習(xi) 禮、讀書(shu) 的方式“順導其誌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使人們(men) 獲得“知、情、意”三者統一的整體(ti) 提升，最終使個(ge) 體(ti) 品德培育落到實處，達成正確的道德踐履。

古代書(shu) 院還特別注重書(shu) 院環境在豐(feng) 富生徒道德情感中的作用。唐以來的書(shu) 院大都建於(yu) 名勝風景之區，如嶽麓書(shu) 院“在潭城之南，湘水之西，衡山之北，固為(wei) 山水絕佳之處”。象山書(shu) 院以“瀑流”為(wei) 其特色，東(dong) 有“磜潭”，西有“半山”，垂注千裏、噴薄飛灑於(yu) 茂林之間，形成多彩多姿的瀑布群：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翻濤”，四曰“疏珠”，五曰“冰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還有周敦頣在廬山創辦的濂溪書(shu) 院、呂祖謙在明招山創辦的麗(li) 澤書(shu) 院、太室山下的嵩山書(shu) 院……無一不是選擇依山榜水、清靜風雅之地。幽靜風雅的自然環境使人遠離世間的利害權力之爭(zheng) ，讀書(shu) 在其中、陶冶情操在其中，能使生徒在感知自然之美的過程中得到心靈的淨化與(yu) 精神的提升。古代書(shu) 院的建築設施也充分體(ti) 現了重視個(ge) 體(ti) 德性培育的特點。講學是書(shu) 院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滿足士子民眾(zhong) 求學問道的主要途徑，所以，講堂居於(yu) 書(shu) 院建築的主要位置。書(shu) 院講堂一般為(wei) 一麵全開敞式的堂屋，而且把開敞的正麵做成軒廊的形式。既便於(yu) 自由靈活的講學和會(hui) 講活動，又便於(yu) 在聽眾(zhong) 過多時自然向外延伸，不致使在外聽講者因場地之限無法參與(yu) 其中。書(shu) 院講堂這種開敞的建築風格，無形中隱喻著書(shu) 院“有教無類”“兼收並蓄”的開放辦學宗旨與(yu) “學術自由”“生徒平等”的講學風格。講堂內(nei) 部匾額高懸，兩(liang) 邊掛有楹聯，堂內(nei) 既無繁瑣的雕飾，也無鮮豔的色彩，向人們(men) 展示出教育的嚴(yan) 肅性與(yu) 莊重感。如嶽麓書(shu) 院就有門楹“地接衡湘，大澤深山龍虎氣；學宗鄒魯，禮門義(yi) 路聖賢心”，這種宏大的氣魄與(yu) 深邃的精神進一步增強了生徒積極的道德情感體(ti) 驗。

古代書(shu) 院也非常注重榜樣、典範在個(ge) 體(ti) 德性培育中的情感激發作用。山長作為(wei) 書(shu) 院的學術核心與(yu) 領導核心，“有表率諸生之責”，其學識水平與(yu) 德性修養(yang) 直接影響甚至決(jue) 定著一所書(shu) 院的教學水平、學術水準以及生徒的道德品行。所以，山長必選擇“經明行修”之人，“如其經明行修，雖布衣可也。經不明，行不修，雖舉(ju) 人、進士不可也。如此，庶人無勢利之心，士識學問之路”。[[10]]書(shu) 院教育家認為(wei) “經明行修”的山長就是生徒身邊可感可知的道德典範，他的一言一行時時影響感染著生徒，使生徒自覺注重個(ge) 體(ti) 的德性修養(yang) 。除了充分發揮山長、教授對生徒的言傳(chuan) 身教之功，書(shu) 院還通過祭祀先聖先師來“尊前賢勵後學”。因為(wei) 書(shu) 院祭祀所提供的道德楷模是一個(ge) 個(ge) 具體(ti) 形象的理想人格典範，再加上祭祀的禮儀(yi) 、陳設的祭品和頌讀的祝文等，營造出一種莊嚴(yan) 肅穆的氣氛，凡被納入祭祀活動過程的生徒個(ge) 體(ti) 就會(hui) 以極其生動形象的方式，領受先賢先師思想品德之高尚及修身處世之優(you) 秀，自然而然生發出敬仰與(yu) 欽慕，希望自己也成為(wei) 與(yu) 祭祀對象一樣弘揚儒家學說、踐行儒家綱常倫(lun) 理的聖賢之人。書(shu) 院對地方名宦、名儒的祭祀因為(wei) 空間上的親(qin) 近，更能喚起生徒的親(qin) 近感，增強他們(men) “希聖希賢”的信心與(yu) 動力，正如清人戴均衡在在談及桐鄉(xiang) 書(shu) 院祭祀鄉(xiang) 賢時說道：“有鄉(xiang) 賢之誼，則於(yu) 吾鄉(xiang) 為(wei) 親(qin) 而所以尊慕觀法之者必殷，而又祀之於(yu) 書(shu) 院之中，則諸生以時致禮也易，而無疏遠闊絕之嫌”。[[11]]

三、意：堅定的道德意誌磨礪

道德意誌是指個(ge) 體(ti) 在履行一定的道德原則規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責任感和克服困難的堅韌不拔的精神。道德意誌是由道德認識、道德情感到道德行為(wei) 的中介環節，是道德意識的最終體(ti) 現，是實施道德行為(wei) 的直接動力因素。道德意誌在個(ge) 體(ti) 德性培育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使個(ge) 體(ti) 排除各種幹擾和困難，沿著既定的目標持續前進。

社會(hui) 道德無論多麽(me) 完備、多麽(me) 崇高，但它畢竟是個(ge) 體(ti) 之外的規範，轉化為(wei) 個(ge) 體(ti) 道德才是其現實地發揮調控社會(hui) 功能的必然途徑。如果不能有效轉化，社會(hui) 道德就會(hui) 失去其發揮作用的載體(ti) 和依托而變成空洞的說教與(yu) 虛假的教導，其存在也就變得毫無價(jia) 值和意義(yi) ，從(cong) 而所謂社會(hui) 有序運行也成了一句空話。“隻有內(nei) 化社會(hui) 道德，遵守社會(hui) 道德，個(ge) 體(ti) 才能獲得社會(hui) 的認同，參與(yu) 社會(hui) 生活，從(cong) 而確證其作為(wei) 社會(hui) 存在物的規定性，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12]]個(ge) 體(ti) 在社會(hui) 實踐中，根據社會(hui) 發展要求與(yu) 個(ge) 體(ti) 現實狀況，通過對社會(hui) 道德規範的係統學習(xi) 、自由選擇和自覺認同，將其轉化為(wei) 自身內(nei) 在的行為(wei) 準則和價(jia) 值目標，形成相應的個(ge) 體(ti) 道德素質和行為(wei) 習(xi) 慣，又以此來規範約束自己的言行。

在道德內(nei) 化過程中，道德意誌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它是個(ge) 體(ti) 解決(jue) 內(nei) 心道德衝(chong) 突與(yu) 堅定道德信念的力量，是個(ge) 體(ti) 衝(chong) 破阻力、戰勝誘惑的保證。書(shu) 院教育就是要培養(yang) 生徒“明理修身”而“傳(chuan) 道濟民”，但在生徒具體(ti) 行為(wei) 過程中，由於(yu) 主觀意識的隨意性和盲目性，有可能違反社會(hui) 道德規範要求，隻有道德意誌的主宰和驅動，才能保證個(ge) 體(ti) 正確的道德動機和道德行為(wei) 。所以，書(shu) 院教育家要求諸生“入學之初，即當立定誌向”，遠大的誌向對個(ge) 體(ti) 道德行為(wei) 具有導引作用、激勵作用與(yu) 推動作用，“昔孔子發憤至於(yu) 日不食，夜不寢，孟子願學孔子，即伊尹夷惠猶然舍之而不屑，所以卒成大至大賢，由此也夫？非吾師也耶。是故君子立誌之為(wei) 要”。[[13]]人有了遠大的誌向，就有了努力的目標，有了前進的動力。“誌者，心之所至也。凡人心之此之彼，誌必先為(wei) 之向道，而後心乃從(cong) 之而往也”。[[14]]高璜要求白鹿洞諸生讀書(shu) 有疑義(yi) 之時，“先求開示於(yu) 經、學長；不能決(jue) ，再叩堂長；不能決(jue) ，再叩副講；不能決(jue) ，再叩主洞；不許躐等”，[[15]]隻有堅定的道德意誌才能促使激勵生徒堅持將疑難徹底解決(jue) 。王夫之則要求生徒在接受道德教育時，首先要“立誌”：

誌立則學思從(cong) 之，故才日益而聰明盛，成乎富有；誌之篤，則氣從(cong) 其誌，以不倦而日新。

誌者，人心之主……人為(wei) 功於(yu) 天，而氣因誌治也。不然，天生萬(wan) 殊，質偏而性隱，而因任糟粕之嗜惡攻取以交相競，則濁惡之氣日充塞於(yu) 兩(liang) 間，聚散相似，災眚凶頑之所由彌長也。[[16]]

“誌”體(ti) 現著個(ge) 體(ti) 作為(wei) 一個(ge) 理性存在者的根本特征，誌向定了，學習(xi) 和思慮才有明確的方向，在生活實踐中才不至於(yu) 受到偏私情欲的幹擾，做出悖禮違義(yi) 的事情來。古代書(shu) 院通過磨勵生徒堅定的道德意誌，使他們(men) 在正確體(ti) 認道德規範、形成積極道德情感的基礎上，在意識層麵對德行踐履形成穩定的心理定勢，從(cong) 而保證了道德行為(wei) 的實施。

四、行：自覺的道德行為(wei) 踐履

道德行為(wei) 是指個(ge) 體(ti) 在正確的道德知識、積極的道德情感以及堅定的道德意誌支配下，做出的符合社會(hui) 道德規範的具體(ti) 行為(wei) 。

古代書(shu) 院不僅(jin) 僅(jin) 把儒家倫(lun) 理觀念當作一種學說或修身養(yang) 性的工具，要求生徒“明乎此理”，更重要的是要求生徒“躬行踐履”，將儒家倫(lun) 常化為(wei) 致君澤民的具體(ti) 道德行為(wei) 。朱熹在《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中就說：“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wei) 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yi)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wei) 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他認為(wei) 教育的目的就在於(yu) 通過講明義(yi) 理、躬行實踐以實現書(shu) 院“傳(chuan) 道濟民”的培養(yang) 目標，生徒個(ge) 體(ti) 的道德踐履是展開道德教育不可缺少的環節，是深化道德認識的重要方法，“為(wei) 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yu) 不學無異”。[[17]]著名的《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對生徒的德性修養(yang) 做了具體(ti) 而詳細的規定：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wei) 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辮之。篤行之。

右為(wei) 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yu) 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18]]

在此，將傳(chuan) 統的儒家五倫(lun) 立為(wei) “五教之目”，並且強調“學者學此而已”，說明書(shu) 院教育的首要目標是教生徒“做人”，也就是將道德、倫(lun) 理、濟世三者組成共同體(ti) 作為(wei) 生徒的努力方向。明代白鹿洞書(shu) 院教育大師胡居仁也說：“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為(wei) 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為(wei) 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yu) 此”，[[19]]明確要求生徒在道德行為(wei) 上下功夫。

南宋書(shu) 院運動的中堅人物呂祖謙為(wei) 了貫徹他的書(shu) 院教育宗旨，在《乾道五年規約》中明確主張“凡與(yu) 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wei) 本”。這是因為(wei) 他在書(shu) 院教育過程中認識到，講授“孝賢忠信”並不隻是為(wei) 了“明人倫(lun) ”，更重要的在於(yu) “明理躬行”，即積極踐行所學的倫(lun) 理綱常。而為(wei) 了使生徒能夠真正做到“明理躬行”，除了必須的教導與(yu) 指示之外，呂祖謙還在學規中詳細地注明了懲罰條例，如“肄業(ye) 當有常，日紀所習(xi) 於(yu) 薄，多寡隨意。如遇有幹輟業(ye) ，亦書(shu) 於(yu) 薄。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同誌共擯之。……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疏略無敘者，同誌共擯之。不修士檢，鄉(xiang) 論不齒者，同誌共擯之”，[[20]]從(cong) 正麵的教導與(yu) 反麵的戒飭保證了生徒道德踐履的實效性。

元代千奴所建曆山書(shu) 院“複藏方書(shu) ，聘定襄周文勝為(wei) 醫師，以待願學者與(yu) 鄉(xiang) 之求七劑者”，[[21]]作為(wei) 中國古代第一所也是惟一一所實行醫科教學並開辦門診業(ye) 務的書(shu) 院，不但將醫學研究、醫學教學與(yu) 醫療實踐緊密結合，並且使中醫理論、教學實踐與(yu) 儒家學術思想的理論與(yu) 實踐共存於(yu) 書(shu) 院，真正體(ti) 現了“理論聯係實際”的教學原則，使生徒將所學的醫學知識與(yu) 服務於(yu) 民眾(zhong) 的道德教育落實到救死扶傷(shang) 的具體(ti) 行動中。

書(shu) 院生徒要能夠擔當“傳(chuan) 道濟民”的社會(hui) 重任，首先就是強化自己的道德素質並在行動中體(ti) 現出來，而自省自查的修養(yang) 方式對於(yu) 德性養(yang) 成至關(guan) 重要。王守仁當年在贛南山區興(xing) 社學，正是通過淺顯易懂的教學方法與(yu) 常令生徒反思自省的道德修養(yang) 而達到“未期月而民心丕變”之功效的，他在《教約》中規定：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qin) 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yi) ，得無虧(kui) 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22]]

結語

社會(hui) 普遍道德水平的提升，離不開個(ge) 體(ti) 道德素質的提高和個(ge) 體(ti) 道德品質的培育。個(ge) 體(ti) 德性既是社會(hui) 道德原則和規範內(nei) 化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內(nei) 在品質，也是個(ge) 體(ti) 作為(wei) 主體(ti) 對社會(hui) 道德規範的理性體(ti) 認、自覺選擇以及積極實踐的結果。個(ge) 體(ti) 德性培育，其本質就是社會(hui) 普遍的價(jia) 值觀念與(yu) 道德規範內(nei) 化為(wei) 個(ge) 體(ti) 的道德意識和道德素質，並進而外化為(wei) 道德行為(wei) 的過程。古代書(shu) 院在個(ge) 體(ti) 德性培育問題上，由小到大、由淺入深、由近及遠、由簡單到豐(feng) 富，遵循了個(ge) 體(ti) 道德發展的“知--情--意--行”運行規律，通過講學、會(hui) 講及質疑辯難等方式充實生徒的道德知識學習(xi) ，為(wei) 具體(ti) 的道德踐履提供理論支撐；通過外出遊曆、優(you) 化環境以及樹立榜樣豐(feng) 富生徒的道德情感，使生徒取得對社會(hui) 普遍價(jia) 值原則和行為(wei) 規範的具體(ti) 化、生活化、形象化感知；通過客服困難、化解衝(chong) 突磨礪生徒的道德意誌，使生徒獲得道德踐履的信念支持。並且將德性培育目標層層分解，根據生徒年齡特征與(yu) 接受能力進行分層次教育，最終使知、情、意實現高水平、高層次的協調統一，促使生徒自覺自願接受外在道德規範並在道德實踐中凝化為(wei) 個(ge) 體(ti) 內(nei) 在德性，成為(wei) 生徒完善自身、立足社會(hui) 、服務社會(hui) 的品質保障，最終取得個(ge) 體(ti) 德性與(yu) 社會(hui) 道德共同提升的成效，為(wei) 我們(men) 當代社會(hui) 思想品德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注釋：
 
[1]朱文公文集(卷十)．
 
[2]鄧洪波．中國書院學規[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頁．
 
[3]徐元傑．梅野集（卷十一）．
 
[4]鄧洪波．中國書院學規[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頁．
 
[5]鄧洪波．中國書院章程[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頁．
 
[6]鄧洪波．中國書院史[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28頁．
 
[7]朱子全書（卷一）．
 
[8]任德新．論個體道德情感[J]．學海，2001年第5期．
 
[9]胡青．書院的社會功能及其文化特色[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頁．
 
[10]鄧洪波．中國書院章程[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頁．
 
[11]肖永明，唐亞陽．書院祭祀的教育及社會教化功能[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
 
[12]彭柏林．從規律的視角看道德內化[J]．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第6期．
 
[13]鄧洪波．中國書院學規[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
 
[14]鄧洪波．中國書院學規[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頁．
 
[15]鄧洪波．中國書院章程[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頁．
 
[16]陳穀嘉，朱漢民．中國德育思想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0頁．
 
[17]陳穀嘉，朱漢民．中國德育思想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09頁．
 
[18]鄧洪波．中國書院學規[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頁．
 
[19]陳穀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資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47頁．
 
[20]鄧洪波．中國書院學規[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2頁．
 
[21]陳穀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資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466頁．
 
[22]王陽明全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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