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變革”與(yu) “宋元變局”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臘月十二日戊申

          耶穌2020年1月6日

在日本與(yu) 歐美漢學界，“宋代近世”說（亦即“唐宋變革”論）是最為(wei) 流行的中國史研究的經典假說，最早為(wei) 日本京都學派創始人內(nei) 藤湖南提出來：“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

內(nei) 藤湖南的弟子宮崎市定進一步發展了“宋代近世”說，認為(wei) “宋代社會(hui) 已經表現出顯著的資本主義(yi) 傾(qing) 向，與(yu) 中世社會(hui) 有著明顯的差異”，宋代中國出現的新現象，如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yu) 歐洲的文藝複興(xing) 是“並行的、等價(jia) 的”曆史運動。宮崎市定的《東(dong) 洋的近世》一書(shu) ，副題即為(wei) “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在宮崎市定這裏，“文藝複興(xing) ”、“資本主義(yi) 傾(qing) 向”、“近世”顯然是同義(yi) 的。

歐美也有多位漢學家服膺“宋代近世”的假說，歐洲宋代史研究的先驅、法國漢學家白樂(le) 日曾發起一個(ge) 龐大的宋史研究計劃，立誌要研究宋代如何比西方更早地成為(wei) “現代的拂曉時辰”；另一位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說：“十三世紀的中國其現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驚的：它獨特的貨幣經濟、紙鈔、流通票據，高度發展的茶、鹽企業(ye) ，對外貿易的重要（絲(si) 綢、瓷器），各地出產(chan) 的專(zhuan) 業(ye) 化等等。國家掌握了許多貨物的買(mai) 賣，經由專(zhuan) 賣製度和間接稅，獲得了國庫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麵，藝術、娛樂(le) 、製度、工藝技術各方麵，中國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國家，其自豪足以認為(wei) 世界其他各地皆為(wei) 化外之邦。”

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孫隆基寫(xie) 過一篇題為(wei) 《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千年》的長文，文中論及宋朝部分，直接使用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的標題，文章說，“在我們(men) 探討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yu) 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並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宋代近世”說的一大貢獻，是揭示了發生在唐宋之際的曆史性變遷，發現了內(nei) 在於(yu) 華夏傳(chuan) 統的近代化動力。

唐朝是中世紀的鼎盛形態。唐製來自南朝體(ti) 製與(yu) 北朝體(ti) 製的混合，南朝體(ti) 製從(cong) 東(dong) 漢—魏晉演化而來，包括世族政治、門閥壁壘、士族莊園經濟、朝貢貿易、良賤身份製度，等等；北朝體(ti) 製成型於(yu) 北魏，包括世襲罔替的貴族製與(yu) 奴隸製、兵農(nong) 合一的府兵製、人身束縛於(yu) 土地的均田製、整齊劃一的坊市製，等等，都具有濃厚的中世紀色彩：強調身份設定與(yu) 人身依附，社會(hui) 凝固而井然有序。

自晚唐開始，直至宋代，這些典型的中世紀製度特質都走向解體(ti) ：世族消失，門閥壁壘消彌，府兵製、均田製、坊市製瓦解，中古良賤製度消亡，部曲與(yu) 奴婢解放為(wei) 自由民。國家放棄了對臣民的身份與(yu) 人身控製，轉而重視市場、工商業(ye) 、金融與(yu) 貨幣所創造的利益。這樣的曆史性變遷，構成了“唐宋變革”的重要內(nei) 涵。

“唐宋變革”不是華夏文明的裂變，而是基於(yu) 文明積累的演進結果，比如從(cong) 唐代的“飛錢”孕育出宋代發達的商業(ye) 信用，宋時瓦解的府兵製、均田製、坊市製早在中晚唐已經出現鬆動，宋朝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也是繼承自唐朝設置。文明的積累與(yu) 演進如同衝(chong) 積平原，曆史是長河，時光的河水流淌而過，不舍晝夜，不斷留下前人的經驗與(yu) 成果，慢慢地便堆積出一個(ge) 豁然開朗的世界。

但“唐宋變革”論者往往忽略了曆史的另一麵：在9~13世紀的中國大地上，還有一段與(yu) “唐宋變革”並行的曆史發展，那就是遼/西夏—金—元的製度傳(chuan) 承，就如在宋朝文明的“衝(chong) 積平原”隔壁，還有另一條不同流向的河流經過。

遼製來自唐製與(yu) 遊牧部族製度的混合，遼設南麵官、北麵官分治南北領地：“北麵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麵治漢人州縣、稅賦、軍(jun) 馬之事。因俗而治。”治民的法律也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部分：“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在胡漢分治的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製度融合，比如遼國的“斡魯朵”，為(wei) 契丹皇帝之私有組織，轄有“宮戶”（皇室之奴隸），這一草原組織便吸收了唐朝皇莊的製度成分；契丹貴族私有的“投下戶”，則與(yu) 唐朝的部曲、官戶有著共同的製度淵源。

在“唐宋變革”漸次展開之時，遼/西夏—金—元的製度傳(chuan) 承幾乎沒有參與(yu) 進來。蒙元相續滅金、滅宋，但其製度主要還是繼承自唐製與(yu) 遼金體(ti) 製，而不是宋——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元製之中沒有宋製的成分，元朝的海外貿易體(ti) 製便沿襲自宋製，元鈔也借鑒了宋朝發行楮幣的經驗，不過，金國交鈔對元鈔的影響無疑要更大，比如都以“鈔”為(wei) 名，都不分界，無限期發行。

相對來說，中世紀性質的唐製與(yu) 遼金體(ti) 製更是深深嵌入了元製，讓我舉(ju) 幾個(ge) 例子：元製中的投下製、驅口製、肉刑製度、全民配役製度，在宋製中是找不到的，但我們(men) 可以從(cong) 草原部族舊製中找到淵源；元朝推行的軍(jun) 戶製、匠籍製、宵禁製、路引製，宋時已經消亡或趨於(yu) 消亡的過程中，其製度淵源可以追溯到“唐宋變革”前的魏晉—隋唐。

換句話說，宋元易代之時，“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逆轉。套用“唐宋變革論”的說法，不妨稱其為(wei) “宋元變局”。我們(men) 看中國近世史的演進，既要注意“唐宋變革”，也應當留意“宋元變局”。

“宋元變局”對於(yu) 中國曆史走勢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不但塑造了元朝社會(hui) ，而且限製了後世曆史發展的方向與(yu) 走勢：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分封製、家臣製、廷杖製、宵禁製、路引製、匠籍製、諸色戶計、全民配役製度、賤口奴婢製度，以及粗糙的治理技術。而元製中尚保存的宋製，比如重商主義(yi) 政策，卻被朱元璋堅決(jue) 扔掉。

從(cong) 西歐的近世史來看，重商主義(yi) 恰恰構成了資本主義(yi) 發展的重要一環，早期資本主義(yi) 在西歐城市的興(xing) 起，從(cong) 來不是靠完全自發的“看不見的手”，而是靠重商主義(yi) 的“看得見的手”：國家積極介入市場、拓展商貿、財政擴張、貨幣積累、特許經營……這樣的情景，同樣出現在宋朝，而在朱元璋時代則完全消失。

朱元璋對元製的因襲也許是不自覺的，他自覺想要恢複的，其實是唐製。他修《大明律》，即以《唐律疏議》為(wei) 範本，而摒棄了宋人編敕的立法方式；他將市舶納入朝貢體(ti) 係內(nei) ，夢想的也是要恢複“萬(wan) 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氣象，而不是“漲海聲中萬(wan) 國商”的宋朝式通商風景。大明之後是大清，清承明製，還從(cong) 關(guan) 外帶入了更具中世紀色彩的主奴關(guan) 係、莊園製度、投充製度。

多年前，我讀到元代史研究學者周良霄先生的一段話，一直心有戚戚焉。周先生說：元製，“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wei) 一種曆史的因襲，為(wei) 後來的明朝所繼承。它們(men) 對於(yu) 中國封建社會(hui) 後期的發展進程，影響更為(wei) 持久和巨大。譬如說，世襲的軍(jun) 戶和匠戶製度、驅奴製度、諸王分封製度、以軍(jun) 戶為(wei) 基礎的軍(jun) 事製度等等。……從(cong) 嚴(yan) 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wei) 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製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yu) 中斷。”——也許，正是宋朝製度文明的中斷，導致了近代化的一波三折。

《劍橋中國史》遼西夏金元卷的著者忍不住發出一串天問：“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國社會(hui) 、中國經濟、中國政治製度和中國文化的‘自然’發展中的大倒退嗎？沒有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紀宋代中國特征的高速發育的形態和合理的組織結構就能延續下來嗎？它們(men) 使得某些學者所說的出現於(yu) 宋代的一個(ge) ‘近代時期’夭折了嗎？……為(wei) 什麽(me) 在明代，當他們(men) 最終把蒙古人從(cong) 中原驅逐出去時，仍不能恢複由宋代提供的更為(wei) 高級的政府模式？相反，卻繼續保留了金、元時期製度發展的那麽(me) 多方麵，並恢複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來了呢？”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