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曲阜建基督教堂的事情在儒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您本人也參與了反對建教堂的簽名，本刊下期將會刊登一篇有關此事的文章，在實地采訪後，我有以下一些問題，想聽聽您的看法，還望韓老師能不吝賜教：在曲阜采訪中，我的感受是，在一般老百姓層麵，基督教信仰的傳播程度遠大於儒學，呈現出越來越強大的傳播態勢，而儒學則日漸式微，在這樣一個號稱“東方聖城”的地方，人們生活對外來基督教的認知遠大於或者說清晰於對儒家文明的認知，您怎麽理解和解釋，這種信仰領域的怪現象？

韓星：這種現象可以從儒家的衰微和基督教的強勢兩個方麵的消長來理解。

五四新文化運動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並很快為當時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年知識界所接受，發展成為一種具有文化革命性質的社會運動，衝擊最厲害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學說，並與所謂反封建、反專製糾纏在一起。新文化運動對批孔反儒使儒學的聲譽一落千丈，影響了幾乎一個世紀，在中國形成了持久的反傳統思潮，儒學後來的長期沉淪主要是這次運動衝擊所造成的。尤其使人感到痛心的是，曆來受士人尊崇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中華民族精神人格的象征孔子，經過激進人士的無情攻擊之後，從道德聖哲變成了守舊人物，中華民族暫時失去了道德人格的理想，中華文化失去了前進的正確方向，而所用來替代他的或者是外來的偶像，或者是生殺戰伐、暴力流血的英雄，或者是膚淺的沒有多少文化蘊涵的典型，等等，其消極後果直到現在才逐漸顯示出來。

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割斷造成了當今中國人精神方麵的諸多問題，集中地反映在信仰危機方麵，具體表征如：精神病人越來越多，嚴重自殺數字持續攀升，人心墮隳，社會腐敗，在物欲中急急如喪家狗，沒有目標，跟著感覺任意遊走在一個沒有規則的社會裏，正義不見了，相互逼良為娼。不說別的，就在基層老百姓當中也形成了信仰真空，於是為基督教的大肆傳播創造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回頭看，基督教是明末清初傳入中國，開始了西學東漸，最初是溫文爾雅的，近代以來則帶上了既野蠻又先進的雙重性格。中國人自古生命信仰主要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道佛為輔的模式來解決，而近代以來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虛而入填補了中國人很大的信仰空間，中國人自己傳統的信仰空間正在受到排擠而日愈縮小，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整個中國人的嚴重關切與思考。可以想見，如果幾億中國人的頭腦都信奉了天主、基督，不再講傳統禮儀，不講人倫道德，不講孝悌之道，我們還是中國人嗎？我們中華民族還是中華民族嗎？正是基於精神信仰對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重要性，所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對中國人的精神危機表示關切和憂慮，同時思考解決的辦法，探索未來出路，在現實中也就出現了傳統文化熱、國學熱、讀經熱。

記者：有當地學者這樣跟我解釋儒學跟基督教的差別，他說，儒學自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越來越官僚化了，越來越不親民，我個人的采訪和觀察也在部分層麵印證著這一點，比如儒家的話語體係，建築風格，無不官府氣十足，而基督教在中國能夠迅速傳播，很大程度上在於其有著親民取向，將信徒稱為兄弟姐妹。對於這些判斷，您是否認同？

韓星：您這個判斷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不能全部認同。

首先，現在我們受教科書影響而理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不夠準確的，所謂“罷黜”、“獨尊”也確實沒有後人所想象的那絕對。如果真是那麽的專製，那麽的黑暗，大漢文明的赫赫聲勢就有點不可理解了。事實上，漢代思想文化一直是多元融合的，“百家”並沒有被完全“罷黜”，不活動了；儒學被官方重視，卻也沒有達到完全“獨尊”。

其次，漢代以後儒學確實在與政治結合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問題，後來更形成諸多弊端，儒學的官學化造成了您所說的“官氣十足”，但是這隻是儒學在政治方麵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而且曆代的大儒一直在努力通過回歸先秦孔孟，弘揚儒家的真精神——人文理性精神，也就是今天所說的以人為本的精神，以人文精神與封建專製進行抗爭，這也就是儒家思想中最可貴的以道抗政，以德抗位，追求王道政治，憧憬大同理想的精神。這種精神已經成為一種可貴的政治文明傳統，可以成為現代民主社會的精神價值理念。在這種精神價值的影響下，我們的傳統社會雖然沒有現代程序民主，但有民本思想可以與現代民主接榫。

第三，傳統儒學既有天道性命的形而上學的追尋，社會政治的製度化建構，同時也是百姓日用的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如傳統的禮樂就承擔這樣的文化功能，形成了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各種儒家文化樣態如家族祠堂、文廟、書院、先賢祠等，這些本來都是儒家“親民之道”的具體體現，同時儒家文化也是能夠兼容並包的，這樣就形成了中國文化一種內在結構的模式，即以儒為主體，以道、佛為調節和補充，以法家為實行，形成了一個互動互助的結構形態，而儒學又在漫長複雜的文化演進過程中，起著一種製衡作用，通過與時俱進，滿足統治者的要求和民眾的需求，在整合中國文化傳統，維護中國社會基本秩序的前提下，自身也不斷地得到更新發展。

可惜，近代以來由於把儒家文化割斷了，不僅在精英階層，而且在民間，特別是經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儒家為主的傳統文化破壞殆盡，才造成了中國人現在的精神信仰真空，使基督教在中國能夠迅速地大規模地傳播。

記者：在我的采訪中，也有學者認為，對一座教堂如此敏感，這是文化上的自卑感在作祟？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在未來很多年，中國社會肯定會上演各種宗教文化的競爭，在競爭中，您對儒學保有信心嗎？您認為最大的優勢和劣勢分別是什麽？

韓星：說到自卑感，近代以來由於儒家走向衰微（這是本來是周期性的），同時西方文化全方位的進入，使中國士大夫痛心疾首地感受到了自己文化的落後，自己的軟弱無力，確實產生了自卑感。同時要看到，這與“西方中心主義”也有關。“西方中心主義”是西方近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一種自我中心意識，認為西方文化是人類曆史上最先進的，優越於其它任何民族和地區的，是能夠代表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應該普及到全世界，如果有那些文化或文明予以抵抗，他們認為這都是野蠻、落後的表現，應該通過政治壓力、軍事侵略、文化征服來推行西方的觀念。這種觀念也極大地影響了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思想，在一部分中國人頭腦中產生了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和對於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形成了一種唯西方馬首是瞻的文化心態。

但是，這次在曲阜建設基督教教堂所引發的抗議不是這種自卑感在作祟，實際情況是：一方麵是對基督教乘虛而入，長驅直入，大肆傳播，甚至出現諸如“東方閃電”這樣基督教的變種威脅到了國家民族安全和老百姓正常生活、生命安全的的準邪教；另一方麵也是民族文化自覺意識的覺醒，民族文化認同的增強，是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性，重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正麵的積極的反應。

當今威脅人類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因素有許多，其中主要是文化帝國主義以及由此產生的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挑戰和霸權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我們要有文化自覺意識。象費孝通先生所講的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曆，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等。其次，我們要對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認識，接受傳統，承認傳統為我們所自有、獨有、固有，進而批判傳統、超越傳統，從而創新傳統，使今天中國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立足於深厚的曆史傳統之上，我們的文化才能走得遠，才也可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偉大複興。

在未來若幹年，在中國社會肯定會上演各種宗教文化的競爭，在競爭中，我對儒學還是有信心的，如果天命不滅中國文化，不滅中華民族，儒學就會繼續更新發展，當然也會與時俱進地成為現在和未來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基本組成部分。我認為儒學最大的優勢在於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作為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它在漫長曆史發展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體係。從儒學的完整體係來看，它是包涵了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的三層次結構的博大精深的文化體係。其中形而上層麵就是天道性命的哲學建構，是形而中人的主體對宇宙萬物的本體性把握，包括對具體文化現象的抽象和升華，概括和總結。形而中層麵是儒學對人（類）自身及由人組成的社會、曆史的理性反思和製度建構，所謂人道政製。形而下層麵是形而中人的主體通過形而上是理性反思，具體地操作、運行而創造出來的可見的文化成界，包涵最廣博。實際上這三個層麵是渾然一體的，這樣的劃分隻是邏輯的劃分。所以，儒學可以為中國社會提供基本的核心價值觀念，可以滿足社會不同方麵、不同階層的文化需求，可以發揮各種不同的文化功能，等等。劣勢主要是近代以來對儒家傳統的割斷和左傾的政治教育，使得人們對儒學的基本價值不太了解，對儒學的思想體係不能全麵把握，對儒家的基本精神不能深刻認識，許多人對儒學還有著各種各樣的先見、偏見，有著各種各樣的誤解、誤讀，特別是儒學基本上還是作為一種學術思想停留在科研院所，停留在書本雜誌上上，許多研究儒學的人缺乏身體力行，不能知行合一，不能以自己的道德人格感染和影響大眾。這些都需要我們做艱苦的努力，學習古聖先賢的人格氣象，在長期的努力中改變這種局麵。

儒學為了與各種宗教進行競爭，必要的宗教化也是可以選擇的道路之一。按照我的理解，儒學體係中有宗教這一層麵的內容，儒學在中國曆史上也發揮了宗教信仰的功能，所以在曆史上儒家對道教、佛教經過宋明新儒家的整合，已經完成了三教合流，形成了宋明理學這一儒學的新形態，構成了以儒為主，道佛輔助，儒學居中製衡的結構。但是，對伊斯蘭教、基督教等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特別的對基督教的融化、吸收還差的很遠。必須強調，競爭的基本前提是以儒為主，兼容、整合其他宗教，如果喪失了儒家的主體地位，那一切就無從談起，或者變了質，那是非常危險和可怕的。

說到儒家與各種宗教進行競爭，不能回避儒教問題。

首先，得解釋一下儒教的概念。我可以用“儒教”這個名稱，但是並不要簡單化地理解為與基督教一樣的典型的所謂宗教。我們認為正本清源地看“儒教”，應該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儒教我們可以看成一個文明或文化體係，它是多層麵和多向度的，僅就學理方麵講，它就包含了今天學科劃分情況下諸如宗教、哲學、政治、法律、文藝等門類學科——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儒學。人們常說的“儒教中國”、“儒教文化圈”就是一個廣義的文化或文明的概念。狹義“儒教”之“教”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修道謂之教”之“教”。儒家也講“道”，且十分重視“道”。道的下貫和落實就是所謂的“教”。“修道謂之教”，意味著知道、明道、守道、修道、得道。明了大道以後以道的標準修正自己的思想行為使自己變得符合道就叫“修道之謂教”。所以，“儒教”之“教”最基本包含了相當於今天的教化、教育、宗教三方麵的意思。因此，我理解的儒教不是講鬼神迷信的宗教，而主要是以人文理性為核心，以聖賢人格為楷模，以道德精神為依歸的信仰體係，主要包括學校教育、社會教化，以及必要的宗教性禮儀形式。其中集中體現這一信仰體係的文化形態就是禮樂，尤其是其中的祭祀禮儀。

說到“儒教文化圈”，一般認為最早從漢代開始，儒學就開始走向世界，13到14世紀，宋明理學逐漸傳入越南、韓、日，成為東亞文化圈的主流。儒教的世界性在於：儒學適應了人類基本的道德要求，它不是外在灌輸和強加的，而是出於人類社會道德社會自身的內在要求。因此，它向世界的傳播不象基督教、伊斯蘭教那樣是憑借武力，也沒有傳教士，而是以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諧、中庸之道為圭臬，輻射到周邊國家，形成了廣大的儒學文化圈，它覆蓋的人口超過全人類的四分之一，並且與世界各文明、各宗教都能夠和平相處，沒有排他性，沒有侵略性，能貫通於世界各教派之中。20世紀以後，儒學盡管的中國本土遭遇了激進的批判，但是隨著華人移居世界各地，“儒教文化圈”在不斷地擴大，從東亞到東南亞，到歐洲、美洲，其影響已經是世界範圍是的了。因此，我們說，儒教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儒教是曆史的，也是未來的。

記者：宗教文化之間，除了競爭，當然還有對話，可是， 千百年來，似乎人類社會都沒有解決好文明之間的對話問題，今年，中國還搞了一個尼山論壇，試圖進行文明對話，您認為這種對話有效嗎？文明之間的對話在中國前景如何？


韓星：由於種種原因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沒有解決好宗教文化之間的對話問題。回眸人類曆史，我們會看到明顯的事實：歐亞大陸的曆史其實是一部宗教戰爭史，從羅馬帝國的擴張到阿拉伯帝國的建立，從八次“十字軍東征”到歐洲列強的海外殖民戰爭，都是宗教戰爭。人類已經進入了21世紀，但是新世紀並沒有帶來新氣象，人們期望世界和平的曙光並未令人樂觀，社會衝突、種族衝突、政治衝突、經濟衝突……依舊未見緩和，牽連及或轉移到宗教衝突時，人們更是加深煽情與狂熱，把爭戰帶到無疆界境地，生命掠奪就近在人人的身邊，以毒以殺，仇恨和恐懼循環交熾。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多元文明的日益接近，特別是西方文明內部產生的問題以及西方文明對非西方多元文明的咄咄逼人，人類社會正麵臨著一場新的文明危機，並開始引起了人們的警覺。許多西方學者，有著很深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情結，自覺不自覺地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場上對日趨多元的世界文明發展格局不能寬容，提出了很有影響文明衝突論。而文明衝突論的核心則是宗教衝突。

但要說起中國曆史，誰能舉出一例宗教戰爭？黃巾起義、太平天國都不過是用迷信包裝的世俗戰爭。可以說，整個中國曆史上就沒有發生過一次宗教戰爭。因為沒有宗教偏見，沒有宗教戰爭，使得各種宗教傳進中國後，爭鬥鋒芒都被過濾，進而相互尊重，彼此共存。可以說，在中國曆史上一直就存在著各種宗教的對話與融通。例如考察伊斯蘭文化與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化互動的曆史進程可以發現，從現實世俗主義的層麵上看，中國穆斯林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完全適應了中國社會生活的環境需求，在待人接物、飲食起居、建築樣式方麵逐步地完成了“中國化”。但在生活禁忌、精神追求方麵的堅守和持續，使伊斯蘭文化與“經世致用”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了明顯的差異。從宗教組織和製度層麵看，中國穆斯林不可能享受伊斯蘭教教權國家穆斯林的那種政治、經濟特權，也不可能建立全國統一的教權組織，在大分散小集中為特征的生存狀態下，中國穆斯林聚居區均建有規模不等的清真寺，形成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穆斯林社區（教坊）。後來，在教坊的基礎上，出現了門宦製度和經堂教育，成為伊斯蘭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交流、融會的具體途徑。現今，著名大儒杜維明教授就長期致力於儒家各種宗教的對話，可喜的是，現在世界上如美國已經有儒家基督徒，在東南亞已經有儒家式伊斯蘭教徒，儒家式印度教徒等，當然還有傳統上的儒家式道教徒、儒家式佛教徒，這充分證明了儒教與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沒有排他性，可以和而不同，兼容並包，交流融合。

中國搞“尼山論壇”，試圖進行文明對話，這從動因上講是好的，問題在於你儒教與基督教進行對話，而你在現實當中並沒有儒教的存在形態與合法地位，實際情況是我前麵所說的作為學術思想的儒學在與基督教進行對話，這就難免使人有隔靴搔癢之嫌，最起碼是不全麵的。另外，據報道有相當多的對話者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官員，這就不能真正代表複雜多元的儒家文化。所以，我認為這種對話的效果有限。文明之間的對話在中國前景是很光明的，這主要取決於儒家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有許多優秀傳統思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與人”、“世界大同”等等理念，就是化解糾紛、緩和衝突的良方。儒家文化“中和”的觀念在文化上表現為文化寬容和文化共享，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種對話的前提是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我的基本的思路是這樣：一是中華民族在與世界多元文明交流融會過程中，要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強調和而不同，和平共處等；二是在當今中國文化內部多元思潮和思想觀念、學術流派紛雜的情況下，要確立儒學的主體性；三是儒學複興的過程中，要確立儒者的道德人格主體性。這樣，我們就有了層層遞進，環環相扣，從小而大，由內而外，層層推展的三重主體性。


記者：一直以來，公權力介入個人信仰，都是飽受批評的一個問題，在儒學圈裏，訴諸公權力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對此您持怎樣的看法？基於中國目前的國情，您認為應該如何處理公權力與信仰的關係？

韓星：我理解的信仰不僅僅是一個個人的問題，我們每一個人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這從現代社會來說是無庸質疑的。但是，眾多的個人會組成一個群體或者說共同體，如宗族、民族、黨派，甚至黑社會組織，所以個人信仰的從來就不是一個與世無關的個體問題，它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公權力介入個人信仰肯定是應該受到批評的，比如說毛時代對宗教信仰進行過分的政治化幹涉，以至今天中國的宗教管理部門仍然不自覺地延續政治化的簡單的“管理”宗教信仰的行政習慣和手段，所以在處理各種宗教問題時往往捉襟見肘，甚至把問題擴大化、把矛盾化為衝突。

至於儒學圈有訴諸公權力以求儒教複興的呼聲，主要是因為國家長期以來隻承認五大宗教，即天主教、基督教(指基督新教)、伊斯蘭教、佛教和道教，這其中真正土生土長的就隻有道教，在現實中還是發展比較弱的，而不承認孔教或者儒教。這種承認不僅僅是存在的合法性問題，更重要的是國家對各大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上支持，經濟上扶持，文化上寬容政策，如這次曲阜建基督教堂據報道就是為了落實宗教教產，確保基督教組織活動的正常開展而經過政府批準的，而惟獨對曾經是自己民族主體的儒教連合法地位都沒有，就更談不到支持了，這就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嚴重的不公正，所以儒學圈裏所謂“呼聲也越來越高”其實是對自己基本生存地位的要求而已，還根本談不到借政府的力量進行宗教競爭，打壓別的宗教等。

基於中國目前的國情，我認為對於公權力與信仰的關係應該走儒家的中道主義，政府對待宗教既不能放手不管的放任，也不是嚴格控製、強力壓製，在處理宗教問題要用宗教的手段、法律的手段，當然也不絕對排斥政治的手段。所謂宗教的手段就是在宗教自由的前提下對各種宗教有分析鑒別，從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考慮問題，以中國文化的人文理性精神為基本價值觀，扶持正教，規範各教，抑製邪教？所謂“扶持正教”就是政府要支持儒教，但是從我個人來講我反對儒教國教的提法，而比較讚同複興並展開各種各樣的民間性的儒教活動，最基本應該有三個方麵：

其一，宗教層麵：農村宗族、家庭的祭祀、民族聖賢英烈以及地方先賢的祭祀，書院先師祭拜等活動正在不斷複興。這些活動開始重新承擔傳統上的認祖歸宗、培育孝道、民德歸厚等教化功能。而城市的狀況令人憂慮：核心家庭在這些方麵幾乎遺失怠盡，完全是“失教”狀態，給影視、網絡、地下宗教、家庭教會乃至黃、賭、毒的墮落留下了充分的空間，需要我們盡快抓起來。

其二，教育層麵：針對現代教育危機以儒家教育思想為指導製定新的教育方案，從幼兒讀經到經學講解到儒學研究為主體內容的係列教育，先是作為現行教育的補充或並行不悖，時機成熟了再改革現有教育體製。在補充階段，可能主要是體製外的恢複；到改革階段，則就是體製內的重建。

其三，教化層麵：各行各業，各個地方，體製內外，特別是現代企業，對不同社會職業、階層進行廣泛的切合實際的儒家文化教育，目的是化民成性，救正人心，和諧社會。
韓星

西曆2011年1月5日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