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史之別：程頤與(yu) 朱熹《春秋》學之歧異

作者：曾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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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yu) 《社會(hui) 科學輯刊》2019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月十五日壬子

          耶穌2019年11月11日

【摘要】朱子理學以程頤為(wei) 宗，雖遍解諸經，卻無《春秋》學方麵的著述。其先，胡安國本於(yu) 程頤《春秋傳(chuan) 》而治《春秋》，尤崇尚“一字褒貶”之書(shu) 法。朱子則不然，而頗攻胡氏之學，以為(wei) 《春秋》不過“直書(shu) 其事而善惡自見”而已，且不信條例之學，而於(yu) 《春秋》三傳(chuan) 中獨重《左傳(chuan) 》，則純粹以史書(shu) 視《春秋》也。可見，朱子理學雖為(wei) 程頤之嫡傳(chuan) ，至其論《春秋》，則於(yu) 傳(chuan) 承程頤《春秋》學的胡安國，多有批評。不過，朱子雖不擅《春秋》，猶頗有議論《春秋》的文字，故因其理學上的尊崇地位，遂使其《春秋》議論對後世影響亦不小，形成宗朱一派《春秋》學。大概自宋、元以降，治《春秋》者，或宗胡安國《春秋傳(chuan) 》，或宗朱子，形成兩(liang) 派完全不同的《春秋》學脈絡。近代以來，學界素以程頤、朱子為(wei) 理學大宗，然就《春秋》學而論，則程、朱之持論全然相反，蓋程子以《春秋》為(wei) 經，而朱子多視《春秋》為(wei) 史也。

【關(guan) 鍵詞】程頤、朱子、春秋、胡安國、經史

朱子學宗二程，以居敬窮理、格物致知為(wei) 要，可謂宋代理學之集大成者。然朱子遍解諸經，而獨於(yu) 《春秋》無所撰述。其先，胡安國治《春秋》，本於(yu) 伊川，而尚“一字褒貶”之書(shu) 法，然朱子頗不謂然，以為(wei) 《春秋》不過直書(shu) 其事而善惡自見而已。朱子又不信條例，故於(yu) 三傳(chuan) 中獨重《左傳(chuan) 》，而純以記事之書(shu) 視《春秋》。蓋朱子於(yu) 理學雖為(wei) 伊川之嫡傳(chuan) ，至於(yu) 《春秋》，則似不甚慊於(yu) 伊川，尤其於(yu) 頗傳(chuan) 伊川《春秋》學之胡安國，實多有批評。

朱子本不擅《春秋》，猶頗有論《春秋》之說者，故以其理學之地位，而致其《春秋》學說對後世影響亦不小，遂形成宗朱一派《春秋》學。大概自宋、元以降，治《春秋》者，或宗《胡傳(chuan) 》，或宗朱子。世之治宋學者，素以伊川、朱子為(wei) 理學大宗，然就《春秋》學而論，則以《胡傳(chuan) 》出於(yu) 伊川之故，則程、朱《春秋》學之持論正相反也。正因如此，程、朱《春秋》說之影響，較諸其理學之彌蓋天下，幾不稍遜焉。

一、從(cong) 程頤到胡安國

程子極推崇《春秋》，嚐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yu) 此，乃窮理之要，學者隻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1]著有《春秋傳(chuan) 》一卷，以傳(chuan) 於(yu) 世。其書(shu) 頗闕略，襄、昭後尤然。[②]又有自序，殆作於(yu) 崇寧二年，時伊川已七十一年矣，逾四年而歿，可謂晚年之論也。

程子治《春秋》，欲求聖人之意而已。其《春秋傳(chuan) 》自序雲(yun) ：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複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複有也，於(yu) 是作《春秋》為(wei) 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yu) 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yi) 數十，其義(yi) 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yi) ，時措從(cong) 宜者，為(wei) 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yu) 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yi) 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製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zhong) 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yu) 一事一義(yi) 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you) 遊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yi) ，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chuan) ，予悼乎聖人之誌不明於(yu) 後世也，故作《傳(chuan) 》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yi) ，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複也。[2]

伊川謂《春秋》有經、史之分，蓋孔子因其道不行於(yu) 天下，故因《春秋》而立“百王不易之大法”，此即《春秋》大義(yi) 也；至於(yu) 褒貶當世之事，則史家之所為(wei) ，非聖人之事焉。故劉永之曰：“程子之《傳(chuan) 》，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非先儒之所及也。”[3]可見，程子不以褒貶視《春秋》也。

然《春秋》又有微辭隱義(yi) ，及時措從(cong) 宜者，雖為(wei) 難知，然聖人之用心，正由此可見也。是以學《春秋》者，當有以造之也。且宋人治學，莫不崇尚三代，而觀伊川之序，其為(wei) 《春秋傳(chuan) 》，亦欲因以明聖人之誌，期以複三代之舊焉。

程子治《春秋》，亦“舍傳(chuan) 求經”一路，蓋皆先列經文，而以己意斷之於(yu) 下，至於(yu) 三傳(chuan) 及舊師之說，絕不征引也。隱元年，春，王正月。程子曰：

書(shu) “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yi) ，則知王與(yu) 天同義(yi) ，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yi) 耳。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隱不書(shu) 即位，明大法於(yu) 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shu) 即位，不與(yu) 其為(wei) 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shu) 或不書(shu) ，義(yi) 各不同。既不受命於(yu) 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shu) 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shu) 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為(wei) 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shu) 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4]

程子說“即位”之例，可謂極精，然似無舊說依傍也。程子又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yi) 耳”，則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蓋有本焉。

宋人說《春秋》，多尚尊王之旨，程子亦然。隱二年，九月，紀履繻來逆女。程子曰：

先儒皆謂諸侯當親(qin) 迎。親(qin) 迎者，迎於(yu) 所館，故有親(qin) 禦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qin) 迎於(yu) 渭，未守出疆也。[5]

三傳(chuan) 俱謂諸侯以下得親(qin) 迎，唯於(yu) 天子親(qin) 迎有異同耳。然程子以為(wei) ，卿大夫猶不親(qin) 迎，況天子、諸侯乎？親(qin) 迎者，不過迎於(yu) 婦所館而已，非迎於(yu) 婦家也。程子蓋以親(qin) 迎禮有違尊王之旨也。

又，隱七年，齊侯使其弟來聘。程子曰：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yi) ，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chuan) 》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wei) 加親(qin) 也。若以同母為(wei) 加親(qin) ，是不知人理，近於(yu) 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yi) 也久矣。[6]

《公羊》謂孔子尚質，故有“母弟”之說，然程子駁之，以為(wei) “不知人理，近於(yu) 禽道也”。[③]

程子自言體(ti) 貼出“天理”二字，故其說《春秋》，好以“天理”指斥當世之失。如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程子謂“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程子謂“天子成妾母為(wei) 夫人，亂(luan) 倫(lun) 之甚，失天理矣”。程子又語學者雲(yun) ：“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個(ge) 義(yi) 理，方可看《春秋》。”[7]可見，程子治《春秋》，亦理學之知人論事耳，其不尚顓門可知。

朱子論程子《春秋》學雲(yun) ：“伊川《春秋傳(chuan) 》中，間有難理會(hui) 處，亦不為(wei) 決(jue) 然之論也。”朱子理學雖宗程頤，然於(yu) 其《春秋》學，似未甚推崇也。元李廉謂程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奧義(yi) ，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yu) 啖、趙，良有以也”[8]，則以程子之學頗得於(yu) 啖、趙也。明胡居仁謂“作《春秋傳(chuan) 》者不少，惟程子發明得到”。[9]近人甘鵬雲(yun) 謂“伊川為(wei) 《春秋傳(chuan) 》，世多稱之，遂為(wei) 高閌所本，劉絢、羅從(cong) 彥皆傳(chuan) 其學”[10]，此為(wei) 伊川《春秋》學之流裔也。

就道學之流傳(chuan) 而言，湖湘學派出於(yu) 大程子明道先生，然就《春秋》學而言，則實出於(yu) 小程子伊川先生。

胡安國（1074-1138），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為(wei) 師。哲學紹聖四年（1097），登進士第。授太學博士，提舉(ju) 荊湖南路學事。崇寧四年（1105），蔡京惡其不為(wei) 己用，遂誣以舉(ju) 人不善，竟因除名。後屢稱疾不仕，讀書(shu) 於(yu) 衡山紫蓋峰下，潛心研究《春秋》。安國自少留意《春秋》，每曰：“先聖親(qin) 手筆削之書(shu) ，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chuan) 習(xi) ，亂(luan) 倫(lun) 滅理，用夷變夏，始由此乎！”[11]又懲於(yu) 王安石廢《春秋》，於(yu) 是潛心刻意，備征先儒，雖一義(yi) 之當，片言之善，靡不采入。安國治《春秋》，研窮玩索者二十餘(yu) 年，以為(wei) 天下事物無不備於(yu) 《春秋》，喟然歎曰：“此傳(chuan) 心要典也。推明克己修德之方，所以尊君父、討亂(luan) 賊，存天理、正人心者，必再書(shu) 屢書(shu) ，懇懇致詳。於(yu) 是聖人宏規大用，較然明著。”[12]可見，安國以《春秋》與(yu) 心性之學實相通也。

安國每以《春秋》大義(yi) 講論時事。建炎三年，苗、劉為(wei) 變，高宗被迫退位，朱勝非時為(wei) 宰執，而依違周旋其間。後高宗複辟，勝非引咎去職。紹興(xing) 間，朝廷欲用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jun) 事，據《宋史》本傳(chuan) ，時安國引《春秋》義(yi) 以論勝非“失節”。蓋《公羊》許祭仲行權，曆來頗受後儒譏彈，而勝非雖於(yu) 高宗複辟或有功焉，然畢竟有廢置君父之嫌，跡類祭仲，是以胡氏論《公羊》義(yi) 之非，欲以黜勝非也。蓋後世以尊王為(wei) 第一義(yi) ，實未有人臣能如祭仲行權者。

然勝非遂相，而安國竟辭歸矣。其後，又詔安國提舉(ju) 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chuan) 》。書(shu) 成，高宗屢稱其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時朝臣頗有論安國“學術頗僻”者，然帝念安國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卒，諡文定。

安國嚐自謂其學多得於(yu) 伊川書(shu) ，其於(yu) 程頤，蓋私淑弟子也。高宗時，嚐有諫官詆康侯為(wei) “假托程頤之學者”，而安國亦直承不諱。其後，全謝山稱安國為(wei) “私淑洛學而大成者”，“高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於(yu) 龜山”。[13]可見安國學術與(yu) 二程淵源之深也。

安國之學，頗宗程頤也。安國嚐論其與(yu) 程門高弟楊時之不同，曰：“若論其傳(chuan) 授，卻自有來曆。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14]元李廉《春秋諸傳(chuan) 會(hui) 通》自序謂《胡傳(chuan) 》“事案《左氏》，義(yi) 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15]，汪克寬《春秋胡氏傳(chuan) 纂疏》自序亦雲(yun) ：“至於(yu) 程，始求天理於(yu) 遺經，作《傳(chuan) 》以明聖人之誌，俾大義(yi) 炳如日星，微辭奧旨了然若示諸掌。胡文定公又推廣程子之說，著書(shu) 十餘(yu) 萬(wan) 言，然後聖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於(yu) 後世。”[16]不獨安國本人，世人俱以安國《春秋》學出於(yu) 程頤也。然據胡寅《先公行狀》，安國自少即治《春秋》，徽宗政和六年（1116），“初得伊川先生所作傳(chuan) ，其間大義(yi) 十餘(yu) 條，若合符節。公益自信”[17]，則安國治《春秋》甚早，非盡得於(yu) 程頤也。

安國於(yu) 諸經中，尤推崇《春秋》，以為(wei) “史外傳(chuan) 心之要典”。[18]其治《春秋》，亦啖、趙一脈，蓋以兼衷三傳(chuan) 為(wei) 大旨也。安國嚐自謂其書(shu) 雲(yun) ：

傳(chuan) 《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辯而義(yi) 精。學經以傳(chuan) 為(wei) 按，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yi) 為(wei) 主，則當習(xi) 《公》、《穀》。……故今所傳(chuan) ，事按《左氏》，義(yi) 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為(wei) 證雲(yun) 。[19]

《春秋通旨》亦載其語雲(yun) ：“事莫備於(yu) 《左氏》，例莫明於(yu) 《公羊》，義(yi) 莫精於(yu) 《穀梁》。”[20]又雲(yun) ：

《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經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yu) 《春秋》為(wei) 多。《公》、《穀》釋經，其義(yi) 皆密，如衛州籲以稱人為(wei) 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shu) 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luan) 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chuan) 所記，本皆不謬，義(yi) 則口傳(chuan) ，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損益，轉相傳(chuan) 授，侵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21]

後世論胡氏書(shu) ，多有論及此者。晁公武《郡齋讀書(shu) 誌》卷3雲(yun) ：“安國師程頤，其傳(chuan) 《春秋》，事按《左氏》，義(yi) 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22]汪澤民《春秋胡傳(chuan) 纂疏》原序雲(yun) ：“《左氏》考事精，闇於(yu) 大義(yi) ，《公》、《穀》疏於(yu) 考事，義(yi) 則甚精。胡氏摭三家之長，而斷之以理，漢唐諸儒奧論，蓋深有取，間若有未底於(yu) 盡善者，豈猶俟於(yu) 後之人歟？”[23]劉憲《重刻春秋胡傳(chuan) 序》雲(yun) ：“惟《胡氏傳(chuan) 》事按《左氏》，義(yi) 擇《公》、《穀》，大綱本孟子，微詞則證程氏，視諸說為(wei) 備。”[24]

可見，安國《春秋傳(chuan) 》不僅(jin) 折衷三傳(chuan) ，至其微旨，則以程頤說證之也。安國曰：

獨程氏嚐為(wei) 之傳(chuan) ，然其說甚略，於(yu) 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yu) 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chuan) ，……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為(wei) 證雲(yun) 。[25]

程子說《春秋》，多簡略未盡，安國蓋欲伸程子說也。

且安國之書(shu) ，又多常假《春秋》經說以論時事。其《與(yu) 楊時書(shu) 》雲(yun) ：

按《春秋》鞌之戰，齊師敗績，遣國佐致賂請盟。晉郤克欲以蕭同叔子為(wei) 質，而使齊之封內(nei) 盡東(dong) 向畝(mu) 。國佐震怒，請收合餘(yu) 燼，背城借一。郤克懼，反與(yu) 之盟而不敢複也。故聖人特書(shu) 曰“及國佐盟”，以明國佐一怒，折伏郤克，示天下後世忠臣義(yi) 士以克敵製勝在於(yu) 曲直，不以強弱分勝負也。金人陵辱朝廷，人心同疾，非止郤克之於(yu) 齊。四鎮、三關(guan) 倘皆割棄，豈特盡東(dong) 其畝(mu) 已乎！而城下結盟，親(qin) 王出質，不競甚矣！……按《春秋》滅梁者，秦也。聖人不書(shu) “秦滅”，而書(shu) “梁亡”者，不能守在四鄰而溝公宮，亡其自致也。今勤王大眾(zhong) 不以擊敵，而以治城池。金帛用物不以募戰士，而以賂敵國。堂堂大宋，萬(wan) 裏幅隕，奚至陵藉如此其甚哉！[26]

凡此，皆見安國之《春秋傳(chuan) 》實有為(wei) 而作也。後人頗有見及此者，元吳萊曰：

當胡氏傳(chuan) 《春秋》時，光堯南渡，父仇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寖忘東(dong) 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nei) 夏外夷若是之嚴(yan) ，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yu) 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chuan) 文大概本諸程氏。[27]

故《四部全書(shu) 總目》雲(yun) ：“顧其書(shu) 作於(yu) 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yu) 經旨。”[28]朱子《語類》謂“胡《春秋傳(chuan) 》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29]，殆亦謂也。

安國謂《春秋》為(wei) “史外傳(chuan) 心之要典”，此說實本諸王接、趙匡區別經、史之一貫意見，又有宋人千載之下求聖心於(yu) 遺經之基本立場。蓋安國之學術實有兩(liang) 方麵淵源；一則上承二程之統，下啟湖湘心性之學；一則祖啖助、趙匡之緒餘(yu) ，而為(wei) 《春秋》新論。此兩(liang) 種淵源，於(yu) 其《春秋傳(chuan) 》中俱有體(ti) 現。如孟子、漢人謂《春秋》之大義(yi) 在誅討亂(luan) 臣賊子，而《胡傳(chuan) 》序雲(yun) ：

周道衰微，幹綱解紐，亂(luan) 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知孔子者，謂此書(shu) 之作遏人欲於(yu) 橫流，存天理於(yu) 既滅，為(wei) 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麵之權，使亂(luan) 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30]

兩(liang) 宋道學專(zhuan) 在心性上用功，安國乃引以論《春秋》之外王事業(ye) ，以為(wei) 其旨不過“存天理，滅人欲”而已。可見，安國治《春秋》，畢竟有不同於(yu) 孫複、劉敞者，蓋其尚用宋人義(yi) 理以解經也。

安國之《春秋傳(chuan) 》，後來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之定本。考《元史·選舉(ju) 誌》，延佑二年，定經義(yi) 、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chuan) 及《胡傳(chuan) 》。《胡傳(chuan) 》之立於(yu) 學官，蓋自此始也。明襲其製，增張洽《春秋集注》，然洽書(shu) 寖微。永樂(le) 中，胡廣《春秋大全》出，專(zhuan) 主《胡傳(chuan) 》，自此《胡傳(chuan) 》遂獨行矣。對此，《四庫全書(shu) 總目》雲(yun) ：

明初定科舉(ju) 之製，大抵承元舊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chuan) 》僅(jin) 成二卷，闕略太甚，朱子亦無成書(shu) ，以安國之學出程氏，張洽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蓋重其淵源，不必定以其書(shu) 也。後洽傳(chuan) 漸不行用，遂獨用安國書(shu) 。漸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chuan) 為(wei) 主，當時所謂經義(yi) 者，實安國之傳(chuan) 義(yi) 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為(wei) 最弊。……爰逮本朝，敦崇經術，《欽定春秋傳(chuan) 說匯纂》於(yu) 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棄瑕取瑜，擷其精粹，已足以綜括原書(shu) 。[31]

可見，元、明兩(liang) 朝科考以安國《春秋傳(chuan) 》為(wei) 主，蓋重其與(yu) 二程之淵源，而安國之地位亦日顯。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贈太師，追封為(wei) 楚國公。明正統二年（1437），從(cong) 祀孔子廟庭。成化三年（1467），追封為(wei) 建寧伯。嘉靖九年（1530），改稱先儒胡子。然自清康熙以後，科考漸棄《胡傳(chuan) 》，而學者對《胡傳(chuan) 》之批評亦漸成習(xi) 尚，遂致《胡傳(chuan) 》之廢矣。

二、從(cong) 朱熹到張洽

朱子為(wei) 理學之集大成者，且遍解諸經，然獨於(yu) 《春秋》無撰述。對此，朱子曰：

《春秋》之說，向日亦嚐有意，而病於(yu) 經文之大略，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抵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為(wei) 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32]

雖然，朱子頗有論《春秋》之說者，對後世影響亦大，南宋以後，遂形成宗朱子一派《春秋》學。

此外，朱子又有《資治通鑒綱目》，凡五十九卷。是書(shu) 之“綱”仿《春秋》，“目”仿《左傳(chuan) 》，蓋“大書(shu) 以提要，分注以備言”也。然朱子生前未能定稿，由其弟子趙師淵續成。朱子說《春秋》，以為(wei) “直書(shu) 其事，善惡自見”，然至其《綱目》，則嚴(yan) 分正閏，明辨綱常，頗事褒貶之法。可見，朱子視《春秋》為(wei) 史，而以經自視其《綱目》也，則其雖不解《春秋》，實以《春秋》自擬矣。[④]

張洽（1161-1237），字符德，清江人。寧宗嘉定元年（1208），登進士第。嚐為(wei) 白鹿書(shu) 院長，官至著作佐郎，諡文憲。洽少穎異，從(cong) 朱子學。洽自少用力於(yu) 敬，以“主一”名齋，朱子嘉其篤誌，“望以永斯道之傳(chuan) ”也。朱子嚐報洽書(shu) ，自謂“《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強為(wei) 之說”[33]，則洽之治《春秋》，蓋承朱子之誌也。其書(shu) 有《春秋集傳(chuan) 》二十六卷[⑤]，《春秋集注》十一卷並《綱領》一卷、《春秋曆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並《目錄》二卷。除《集注》外，《經義(yi) 考》、《四庫提要》均謂佚，然阮元得延佑元年臨(lin) 江路學《集傳(chuan) 》刻本十九卷進呈，唯闕十八至二十、二十三至二十六等七卷耳。此外，《宋史·道學傳(chuan) 》謂洽尚有《左氏蒙求》。

理宗端平元年（1234），朝廷知洽家居著書(shu) ，宣命臨(lin) 江軍(jun) 守臣以禮延訪，齎紙劄謄寫(xie) 以進，即《春秋集傳(chuan) 》、《集注》與(yu) 《地理沿革表》三書(shu) 也。據洽《進書(shu) 狀》雲(yun) ：

竊以為(wei) 《春秋》一書(shu) ，聖筆作刊，皆因時君之行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wan) 世，而生人之大倫(lun) 、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嚐從(cong) 師友傳(chuan) 習(xi) 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與(yu) 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攻核研究，會(hui) 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得於(yu) 毫發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yu) 每事之左，以為(wei) 之傳(chuan) ，名曰《春秋集傳(chuan) 》。[34]

此自言其《春秋集傳(chuan) 》之旨也。又曰：

既又因此書(shu) 之粗備，複仿先師文公《語》、《孟》之書(shu) ，會(hui) 其精義(yi) ，詮次其說，以為(wei) 《集注》。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yu) 諸賢之說之後。雖生平心思萃在此書(shu) ，然智識昏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間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jin) 能整次《集注》之書(shu) ，粗成編次。[35]

可見，其《春秋集注》則仿朱子《論孟集注》，且自以為(wei) “生平心思萃在此書(shu) ”，故於(yu) 諸書(shu) 中，唯於(yu) 《集注》多所用力也。

又據其曾孫庭堅《後序》，三書(shu) 初付秘閣，其後，《集注》得刊郡庠，至景定元年（1260）毀焉。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僅(jin) 刻成《集注》三卷，而《集傳(chuan) 》則文字差訛不可讀，《地理》亦未成。仁宗延佑元年（1314），詔興(xing) 科舉(ju) ，而《集傳(chuan) 》藉此而得庭堅校正補刊，始為(wei) 全書(shu) 。七年，《集注》得刊成。[36]

洽之《春秋》學，蓋宗朱子也。胡安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而《朱子語類》深駁之，是以《春秋集注》釋“春王正月”雲(yun) ：

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曰天統，蓋天統以氣為(wei) 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wei) 春。

其說顯與(yu) 胡氏說枘鑿不入，蓋發揮朱子說也，故陸元輔曰：“即‘春王正月’解觀之，本朱子之說，而以改月改時為(wei) 正，勝於(yu) 康侯‘夏時冠周月’之義(yi) 多矣。”[37]

洽又論三傳(chuan) 得失雲(yun) ：

《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yu) 《春秋》為(wei) 多；《公》、《穀》釋經，其義(yi) 皆密，……深得聖人誅亂(luan) 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chuan) 所記，本皆不謬，義(yi) 則口傳(chuan) ，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chuan) 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誤。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yu) 三傳(chuan) ，忽焉而不習(xi) ，則無以知經；習(xi) 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弘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汩於(yu) 僻說，愈晦而不顯矣。[38]

可見，洽以經史區別《公》、《穀》與(yu) 《左氏》，可謂中唐以來《春秋》學之主流也。

明太祖洪武初，分五經、四書(shu) 於(yu) 學官，傳(chuan) 注多宗朱子，惟《易》兼用程、朱說，《春秋》則胡氏《傳(chuan) 》與(yu) 張氏《注》並存，蓋《胡傳(chuan) 》出於(yu) 程子，張《注》則出於(yu) 朱子也。納蘭(lan) 性德頗是張《注》，曰：“餘(yu) 誦其書(shu) ，集諸家之長，而折衷歸於(yu) 至當，無胡氏牽合之弊，允宜頒之學官者也。”[39]然至成祖永樂(le) 間，胡廣等修《春秋大全》，剽襲汪克寬《纂疏》，其說專(zhuan) 主《胡傳(chuan) 》，科場用為(wei) 程序，洽書(shu) 遂廢不行矣。[⑥]

三、朱熹對胡安國《春秋傳(chuan) 》之批評

朱熹雖於(yu) 理學為(wei) 伊川之嫡傳(chuan) ，至於(yu) 《春秋》，則似不甚慊於(yu) 伊川，故於(yu) 宗伊川《春秋傳(chuan) 》之胡安國，實頗有批評。其初，胡安國作《春秋傳(chuan) 》，至再傳(chuan) 弟子張栻（號南軒），已頗有異議。而朱子編《南軒集》，乃存而不刪，可見朱子實以栻說為(wei) 然也。

1.一字褒貶與(yu) 《春秋》書(shu) 法

後儒謂胡安國尊信《公》、《穀》，如梁寅謂其“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40]，何喬(qiao) 新亦論其“所失者，信《公》、《穀》太過，求褒貶太詳，多非本旨”。[41]是以安國主一字褒貶說，蓋襲《公》、《穀》之例也，故皮錫瑞謂其“一字褒貶本《公》、《穀》，皆不得謂其非”。[42]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來聘。安國曰：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shu) “盟”、書(shu) “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shu) “出奔”、書(shu) “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yi) 。考於(yu) 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wei) 嫡耳，非以為(wei) 加親(qin) 也。此義(yi) 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yu) 他弟，施及其子，猶與(yu) 嫡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yu) 年來聘，特變文書(shu) “弟”，以示貶焉。[43]

案《公》、《穀》俱據“年”字以明義(yi) ，然伊川則頗譏《公羊》親(qin) 親(qin) 之論，以為(wei) “不知人理，近於(yu) 禽獸(shou) ”，安國稍襲其說，以為(wei) 《春秋》書(shu) “弟”，蓋貶僖公不當寵異母弟也。據此，伊川、安國皆以《春秋》有一字褒貶之法也。

又，桓十有一年，秋，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安國曰：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yu) 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wei) 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yu) 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44]

案，三傳(chuan) 俱據“仲”字以褒貶祭仲也。《公羊》以“仲”為(wei) 字，故褒祭仲行權；《左氏》、《穀梁》則以“仲”為(wei) 名，故貶祭仲逐君立惡之非也。安國雖以“仲”為(wei) 字，然不以為(wei) 賢，反責其為(wei) 命大夫而罪深惡重也。

又，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安國曰：

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wan) 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shu) “弑”，示臣子於(yu) 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shu) 地，示臣子於(yu) 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shu) 葬，示臣子於(yu) 君父，有討賊複讎之義(yi) 。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45]

《春秋》於(yu) 臣弑君，有所書(shu) ，有所不書(shu) ，筆法謹嚴(yan) ，蓋以明臣子之責，此聖人所以責臣子也。

其後，鄭樵頗不以一字褒貶之法為(wei) 然。樵曰：

諸儒之說《春秋》，有以一字為(wei) 褒貶者，有以為(wei) 有貶無褒者，有以為(wei) 褒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為(wei) 褒貶者，意在於(yu) 推尊聖人。其說出於(yu) 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遊、夏之徒，不能讚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於(yu) 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yu) 孟子，曰：‘《春秋》無義(yi) 戰，彼善於(yu) 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於(yu) 矯漢儒，其說出於(yu) 《竹書(shu) 紀年》所書(shu) 。[46]

鄭氏此說，蓋出於(yu) 唐劉知幾。案，一字褒貶者，本《公》、《穀》舊說，而安國用之；有貶無褒者，孫複之新義(yi) 也；若褒貶俱無者，則《左氏》家說也。

至朱子，亦上承鄭樵意見，頗攻安國“一字褒貶”之論，以為(wei) 《春秋》不過直書(shu) 其事而已。朱子曰：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shu) 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wei) 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yi) 則誅亂(luan) 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wei) 聖人褒善貶惡專(zhuan) 在於(yu) 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shu) 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shu) 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shu) 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yi) 。”[47]

朱子以為(wei) ，《春秋》書(shu) 不書(shu) 魯君即位，非別有例焉，不過據國史之舊，實因當時國君實行即位禮與(yu) 否也，至於(yu) 崩、薨、卒、葬，亦不過直書(shu) 其事，非如《公》、《穀》之務為(wei) 深刻也。

諸如此類說法，頗見於(yu) 《朱子語類》卷83：

《春秋》之書(shu) ，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luan) ，聖人且據實而書(shu) 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yu) 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48]

《春秋》所書(shu) ，如某人為(wei) 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zhuan) 任私意，妄為(wei) 褒貶！孔子但據直書(shu) 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為(wei) 可見，而亦豈複可得也？[49]

三傳(chuan) 俱以《春秋》乃孔子筆削舊史而成，則舊史與(yu) 《春秋》之不同者，正“聖人之意”所在焉。然朱子以為(wei) ，魯史舊文今已不存，實無以與(yu) 孔子《春秋》相參較，焉能知孔子筆削之法？又焉能據以求“聖人之意”？故今人治《春秋》，唯據《春秋》所載史實，而明其善惡是非而已。

又曰：

或人論《春秋》，以為(wei) 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shu) 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wu) 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wan) 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wei) 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50]

蓋朱子以為(wei) ，即便《春秋》有褒貶，亦未必如《公》、《穀》之說也。

朱子不僅(jin) 反對“一字褒貶”之說，至於(yu) 三傳(chuan) 以條例治《春秋》者，亦頗不謂然。《語類》卷83載其語雲(yun) ：

《春秋》傳(chuan) 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yi) 例！如書(shu) 伐國，惡諸侯之擅興(xing) ；書(shu) 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51]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為(wei) 也。昔嚐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為(wei) 乎？’曰：‘善談五行者為(wei) 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為(wei) 美為(wei) 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於(yu) 人為(wei) ，烏(wu) 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52]

則朱子以《春秋》之例實出於(yu) 後儒施設，非聖人為(wei) 之。故孔子作《春秋》，何嚐有條例在心？故後儒以條例求經，不過胡說耳。

至於(yu) 《公》、《穀》之時月日例，更致不滿。朱子曰：

或有解《春秋》者，專(zhuan) 以日月為(wei) 褒貶，書(shu) 時、月則以為(wei) 貶，書(shu) 日則以為(wei) 褒，穿鑿得全無義(yi) 理。[53]

可見，朱子反對條例治經者，蓋以為(wei) 出於(yu) 《公》、《穀》後學，非孔子自為(wei) 也。

朱子既反對條例，則主《左氏》立場，而視《春秋》為(wei) 史也。其曰：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hui) 來，無難曉處。隻是據他有這個(ge) 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麽(me) 事，明年有甚麽(me) 事，禮樂(le) 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隻是恁地。而今卻要去一字半字上理會(hui) 褒貶，卻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54]

問：“《春秋》當如何看？”曰：“隻如看史樣看。”[55]

蓋朱子謂《春秋》難曉者，以經文之太略、三傳(chuan) 之太煩耳；此又言易曉者，則以《春秋》不過紀事之書(shu) ，故可據事而明義(yi) 也。可見，朱子亦“舍傳(chuan) 求經”一路耳。

因此，在朱子看來，“《春秋》隻據赴告而書(shu) 之，孔子隻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56]“隱桓之世，時既遠，史冊(ce) 亦有簡略處，夫子但據史冊(ce) 而寫(xie) 出耳”[57]。顯然，此種立場與(yu) 杜預“史承赴告，經承舊史”之說，實一般無二也。

不過，朱子亦有論《春秋》書(shu) 法之文字，如謂“聖經書(shu) 法之妙，非它人之所及”[58]，又謂“季劄辭國而生亂(luan) ，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shu) 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yi) ，書(shu) 法甚嚴(yan) 可以鑒矣”[59]。此說似與(yu) 《語類》文字，頗為(wei) 不同。

2.以夏時冠周月

後世帝王莫不改元，遑論王朝之初建，其所始者各各不同，此《春秋》所以正始也。《公羊》又有“三正”之說，蓋夏以鬥建寅之月為(wei) 正，即今日夏曆之正月也；殷以鬥建醜(chou) 之月為(wei) 正，乃夏曆之十二月也；周以鬥建子之月為(wei) 正，則夏曆之十一月也。可見，三代所始之月各不同也，至於(yu) 時人之紀事，則常用夏正，故《春秋》之書(shu) 時月，或用周正，或用夏正，則不免有異說也。

觀《春秋》之文，當用周正，則改月矣，故“元年春王正月”，實夏之十一月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皆就周正而言；然若以為(wei) 夏正，則此時天氣漸暖，無冰不足怪，何須記載？又，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為(wei) 夏正之月，此時殺菽未足為(wei) 異，且亦未必有菽也，故顯用周正，當夏之八月也。因此，《春秋》記事，蓋用周正也。就此而言，曆代學者似未有異說，如孔穎達即謂“月改是春移”，則以“春正月”，不獨正月為(wei) 周正之月，春亦為(wei) 周正之春也。然安國之不同者，則以《春秋》所書(shu) 時月，蓋用夏曆也。

隱元年，春，王正月。安國釋曰：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wei) 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醜(chou) 為(wei) 正，其書(shu) 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wei) 正，其書(shu) 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wei) 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zhuan) 也，其旨微矣。[60]

案安國之說，“前乎周者”謂殷人以建醜(chou) 為(wei) 歲首，然記事時不改月，如太甲即位改元稱“惟元祀十有二月”，猶用夏時也；“後乎周者”指秦以建亥為(wei) 正，其書(shu) 始建國，稱“元年冬十月”，亦用夏時也。據此，周人雖以建子為(wei) 正月，至其記事，若諸侯即位，當書(shu) “元年冬十有一月”，雖用周月，然未改為(wei) 春時，猶以為(wei) 冬時也。然觀今之《春秋》，皆作“元年春王正月”，此蓋孔子之“特筆”，即“以夏時冠周月”也，其意則在表明孔子“無其位不敢自專(zhuan) ”之意。

蓋四時有其固定的物候特征，無論以十二月為(wei) 正，抑或以十一月為(wei) 正，其為(wei) 冬時之季節屬性俱是不變，故安國曰：“自漢氏改用夏時，過曆千載，以至於(yu) 今，卒不能易，謂為(wei) 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61]是以孔子作《春秋》，改十一月為(wei) 正月，又加“春”於(yu) 其上以係之，乃“假天時以立義(yi) ”耳。因此，夏之春，當指周之三、四、五月，今以夏之春加於(yu) 周之正月，是為(wei) “以夏時冠周月”也。

其後，朱子對安國此說頗有批評，謂“《春秋》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62]蓋以孔子《春秋》用周正也。朱子又曰：

某親(qin) 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隻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隻證得個(ge) “行夏之時”四個(ge) 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隻是為(wei) 他不顧，欲改從(cong) 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隻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又隻時教他自從(cong) 水裏過。[63]

蓋安國以為(wei) ，周人雖用周正，然紀事猶用夏時，並不改月，至於(yu) 《春秋》書(shu) 月，實出於(yu) 孔子所改。然朱子則以為(wei) ，《春秋》之改月，本周人所為(wei) ，而孔子不過因周之史策舊文而已。

其後攻安國者，多襲朱子此說。黃仲炎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yu) 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yu) 《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序諸侯、憤吳楚之橫而貴中國，此皆巨子所得為(wei) 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製，如所謂夏時冠周月，竊用天子之賞罰，決(jue) 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為(wei) 僭哉？”[64]黃震曰：“文定說《春秋》，以春為(wei) 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為(wei) 周之月，則時與(yu) 月異，又存疑而未決(jue) 也。故晦庵先生以為(wei) ，若如胡氏學，則月與(yu) 時事常差兩(liang) 月，恐聖人作經，不若是之紛更也。”[65]呂大圭曰：“《春秋》所書(shu) 正月者，蓋周之正月也；所謂春者，即周正月之春也。”[66]

不過，朱子猶讚同安國以周人未改時之說。其曰：

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shu) 》雲(yun) ：“秋大熟未獲。”此即隻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歲之大熟而未獲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yi) ”者，正謂此也。[67]

蓋胡氏以周人既未改時，亦未改月，而朱子則謂周人改月，然未改時也。

元人黃澤頗攻胡氏說，曰：

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說用夏正者，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說是《春秋》第一義(yi) ，已不信《左傳(chuan) 》矣。時月既不可信，則一部《左傳(chuan) 》所載事實，皆可目為(wei) 虛妄，豈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三傳(chuan) 皆是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chuan) 皆可廢，不但《左傳(chuan) 》也。[68]

《春秋》一經，開卷即有同異，如書(shu) “元年春王正月”，隻不書(shu) 即位，《公羊》、《穀梁》意見自殊。及至近世，又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為(wei) 聖經之害，莫此為(wei) 甚。[69]

黃氏以為(wei) ，“夏時冠周月”之說，蓋出於(yu) 伊川也；謂“其為(wei) 聖經之害”，則將廢三傳(chuan) 矣。

至康熙敕撰《欽定春秋傳(chuan) 說匯纂》，亦不同意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而於(yu) 其中孔子“為(wei) 萬(wan) 世製法”之大義(yi) ，則襲取之矣。其釋“春王正月”雲(yun) ：

周正改月並改時，……無可疑者。顧時、月俱時王所改，不曰“王春正月”，而加春於(yu) 王者，蓋行夏時之誌寓焉矣。正者，王事之始；春者，天道之始。王所為(wei) 者係之以王，天所為(wei) 者冠之以春。……欲王者上奉天時，必以得天為(wei) 正。蓋《春秋》為(wei) 尊王而作，故以王正天下；《春秋》為(wei) 萬(wan) 世而作，故以天道正王道也。[70]

據此，孔子作《春秋》，雖用周正，然其“行夏時之誌”，亦未嚐掩焉。

清萬(wan) 斯同撰《周正辨》四篇，亦攻胡氏之說，曰：

宋自慶曆、皇佑以後，真儒繼出，經術大明，後學實賴之。而私智自是、違經背傳(chuan) 者，亦複不少，其於(yu) 他經皆然，而《春秋》為(wei) 尤甚。即“春王正月”一語，聖人曰春，而宋人曰非春也，乃冬也；聖人曰正月，而宋人曰非正月也，乃十一月也。不但不信傳(chuan) ，並不信經，此非侮聖人之言乎？而謂漢唐諸儒之解經，有是謬妄乎？此其說總由於(yu) 程子，而蔡氏（沈）複變之，劉絢、胡安國、陳傅良、項安世、魏了翁皆繼程氏而附和者也。葉時、戴溪、陳則通、黃震、家鉉翁、陳深、陽恪、程端學、周洪謨，則繼蔡氏而附和者也。辨雖詳而理不足，吾安敢信之哉！[71]

可見，是說本於(yu) 伊川，其後宋人多有附和者，故盛如梓曰：“‘春王正月’，胡文定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庵以為(wei) 不如此，然宗之者眾(zhong) 。”[72]四庫館臣則曰：“自程子泥於(yu) ‘行夏之時’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眾(zhong) 。胡安國遂實以‘夏時冠周月’之說。”[73]

3.朱子論三傳(chuan) 得失

朱子不信條例，更不遑措意於(yu) 條例之研究，嚐曰：“《春秋》義(yi) 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yu) 心，故未嚐敢措一辭。”[74]可見其治《春秋》之態度也。

基於(yu) 此種態度，朱子於(yu) 三傳(chuan) 中最重《左氏》。朱子曰：

《春秋》之書(shu) ，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luan) ，聖人且據實而書(shu) 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75]

蓋自中唐以來，學者雖多貶《左氏》為(wei) 史，然於(yu) 《春秋》，則猶以為(wei) 經也。今朱子進而夷《春秋》為(wei) 史，則頗承王安石“斷爛朝報”之說，顯與(yu) 當時《春秋》學主流背道而馳也。

《春秋》既為(wei) 史，而《左傳(chuan) 》詳於(yu) 紀事，此朱子所以重《左氏》也，“左氏所傳(chuan) 《春秋》事，恐八九分是”。[76]不過，其於(yu) 《左氏》之義(yi) 理，則多有譏評。朱子曰：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yu) 義(yi) 理之正。嚐謂左氏是個(ge) 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77]

朱子又常謂《公》、《穀》記事雖不如《左氏》之精詳，然說理則長於(yu) 《左氏》也。《語類》卷83頗載此類說法：

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隻是不知大義(yi) ，專(zhuan) 去小處理會(hui) ，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疏，然義(yi) 理卻精，二人乃是經生，傳(chuan) 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78]

以三傳(chuan) 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於(yu) 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yu) 義(yi) 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79]

《左氏傳(chuan) 》是個(ge) 博記人做，隻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於(yu) 傳(chuan) 聞，多訛謬。[80]

可見，《左氏》與(yu) 《公》、《穀》，實各有短長得失也。

朱子又謂三傳(chuan) 俱出於(yu) 孔子。《語類》卷83載雲(yun) ：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及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個(ge) 源流，隻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chuan) 授，如何鑿空撰得？[81]

問：“公、穀傳(chuan) 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隻是一人，隻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chuan) 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yu) 書(shu) 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shu) ，恐有所傳(chuan) 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82]

三傳(chuan) 同源之說，殆出於(yu) 林栗。誠若此說，後世三傳(chuan) 有不同，則不過“漸漸訛舛”所致耳。不過，朱子又謂“三家皆非親(qin) 見孔子”[83]，而以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則與(yu) 此說不同，殆弟子所記有誤耳。

然朱子亦有站在《公》、《穀》立場者。據《語類》卷83載：

“林黃中謂《左傳(chuan) 》‘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胡先生謂《周禮》是劉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傳(chuan) 》‘君子曰’最無意思。”[84]

如《左氏》尤有淺陋處，如“君子曰”之類，病處甚多。林黃中嚐疑之，卻見得是。[85]

朱子否定《左氏》“君子曰”，以為(wei) 劉歆之偽(wei) ，其說與(yu) 林栗同，亦清代今文家所昌言也。

朱子又曰：

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聖人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chuan) 》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卻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雲(yun) ：“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chuan) 》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86]

朱子殆同意趙匡“左氏非丘明”之說，又襲伊川“虞不臘矣”之論，則似《左氏》作者與(yu) 孔子無關(guan) ，乃戰國時文字耳。

至於(yu) 《公羊》與(yu) 《穀梁》，亦頗有不同者。《語類》卷83載：

《公羊》說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類。《穀梁》雖精細，但有些鄒搜狹窄。[87]

公羊是個(ge) 村樸秀才，穀梁又較黠得些。[88]

此蓋朱子讀《公》、《穀》之個(ge) 人感受耳。朱子又謂“何休注甚謬”，則似未見其詳說。

自中唐以來，學者多以經、史分別三傳(chuan) ，朱子亦然，此其所以必“兼采三傳(chuan) ”，而三傳(chuan) 得失亦在此也。就此而言，朱子說《春秋》，亦屬中唐以來《春秋》學之主流也。至其視《春秋》為(wei) 史，又不主條例求經，則為(wei) 異數耳。

4.朱子批駁胡傳(chuan)

朱熹對《春秋》的態度，頗不同於(yu) 伊川及其嫡傳(chuan) 的胡安國，然其於(yu) 伊川，猶諱而莫論，而獨集矢於(yu) 胡安國《春秋傳(chuan) 》。據《語類》卷83載：

某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祇眼前朝報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況生乎千百載之下，欲逆推千百載上聖人之心！況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孔子還魂親(qin) 說出，不知如何？[89]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卻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隻是直筆據見在而書(shu) ，豈有許多忉怛！[90]

自朱子視之，三傳(chuan) 既不足以“聖人肚裏事”，遑論安國去聖更遠，又焉能知之？然三傳(chuan) 自以為(wei) 傳(chuan) 《春秋》者，本出於(yu) 聖人之口授，自能得“聖人之意”也。且理學亦自謂求聖人之道於(yu) 遺經，較諸漢儒有師傳(chuan) 之可據，更為(wei) 臆說耳，無怪乎清人譏宋學乃“向壁虛造”也。

其於(yu) 安國《春秋傳(chuan) 》之具體(ti) 解釋，亦頗有批評。《語類》卷83載：

《春秋》今來大綱是從(cong) 胡文定說，但中間亦自有難穩處。如叔孫婼祈死事，把他做死節，本自無據；後卻將“至自晉”一項說，又因《穀梁》“公孫舍”雲(yun) 雲(yun) 。他若是到歸來，也須問我屋裏人，如何同去弒君？也須誅討斯得。自死是如何？[91]

胡文定說《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胡文定卻說是塚(zhong) 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92]

然安國之解釋雖有不當，不過“說得太深”耳。朱子以為(wei) ，至其義(yi) 理大綱，則頗正耳。《語類》卷83載：

《春秋》製度大綱，《左傳(chuan) 》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yi) 理正當，然此樣處，多是臆度說。[93]

《胡春秋傳(chuan) 》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94]

蓋自朱子視之，安國學術亦理學一路，故其所持義(yi) 理自無不當，至其據以論《春秋》史事，則頗多牽強穿鑿，失之“過當”耳。

胡氏治《春秋》，實多本於(yu) 伊川，至於(yu) 朱子，亦以伊川為(wei) 理學宗主，故其雖不慊於(yu) 安國者，亦不得不為(wei) 伊川回護也。如伊川惡桓公弑君，遂以桓公有兩(liang) 年不書(shu) 秋冬為(wei) “天理滅”、“歲功不能成”，又以《春秋》書(shu) “滕子”為(wei) 貶其朝桓公。對此，《語類》卷83載朱子語曰：

魯桓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yu) 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yu) 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複，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並其子孫而降爵乎！[95]

又曰：

《春秋序》雲(yun) ：“雖德非湯武，亦可以法三王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欠。因雲(yun) ：“伊川甚麽(me) 樣子細，尚如此。難！難！”[96]

則朱子以《春秋》難治而為(wei) 伊川惜也。

至於(yu) 當時諸家解《春秋》，朱子概有批評。《語類》卷83載其語雲(yun) ：

今之治《春秋》者，都隻將許多權謀變詐為(wei) 說，氣象局促，不識聖人之意，不論王道之得失，而言伯業(ye) 之盛衰，失其旨遠矣。[97]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shu) ，今人隻較齊、晉伯業(ye) 優(you) 劣，反成謀利，大義(yi) 都晦了。今人做義(yi) ，且做得齊桓、晉文優(you) 劣論。[98]

今之做《春秋》義(yi) ，都是一般巧說，專(zhuan) 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個(ge) 權謀機變之書(shu) 。如此，不是聖經，卻成一個(ge) 百將傳(chuan) 。[99]

其後，皮錫瑞《春秋通論》論朱子之非《胡傳(chuan) 》雲(yun) ：

當時盛行《胡傳(chuan)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卻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隻是直筆，據見在而書(shu) ，豈有許多忉怛。”案《胡傳(chuan) 》議論苛碎，多出《公》、《穀》之外。朱子懲《胡傳(chuan) 》之苛碎，遂並不信《公》、《穀》一字褒貶之義(yi) ，以為(wei) 必於(yu) 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聖人隻是直筆據見在而書(shu) ，則仍惑於(yu) 杜預、孔穎達，而與(yu) 孟子、程子之說不合矣。[100]

皮氏以為(wei) ，朱子殆惑於(yu) 杜預、孔穎達之說，遂視《春秋》為(wei) 史，而與(yu) 孟子、伊川之說不合。蓋站在今文學立場，《胡傳(chuan) 》雖有苛碎之弊，然非若朱子說之悖《春秋》也。清劉逢祿撰《春秋論》，以辟錢大昕“善惡自見”說，實批評朱子也。

蓋朱子本不擅《春秋》，然以其在理學中之地位，其說對後世影響頗不小，故宋明治《春秋》者，頗有出於(yu) 朱子者。至清今文學大興(xing) ，乃有非議朱子者矣。清鍾文烝乃斥朱子之非曰：

夫使《春秋》不過隨事直書(shu) ，別無書(shu) 法，則一良史優(you) 為(wei) 之矣。何以遊、夏不能讚一辭？何以齊、魯師儒遞有授受？何以《孟子》謂之作？謂之亂(luan) 後之一治？何以《荀子》謂其微？謂其約而不速？豈一切皆不足信邪？[101]

可見，朱子論《春秋》，實持一史家之立場，故其褒《左氏》，不過以其詳於(yu) 紀事耳。然朱子又為(wei) 理學家，常以“天理”二字臧否史事，故其稱許《公》、《穀》者，非以其書(shu) 法，實以其義(yi) 理之正而合於(yu) “天理”故也。

四、結語

蒙元以降，科舉(ju) 規定用《四書(shu) 》取士，用朱子之《章句》與(yu) 《集注》，獨《春秋》以《胡傳(chuan) 》為(wei) 主。蓋朱子無《春秋》之顓門著述，且其說與(yu) 舊之三傳(chuan) 及唐宋以來《春秋》學主流亦不合，而《胡傳(chuan) 》自南宋以來已頗流行，且胡氏為(wei) 程頤之私淑弟子，朱子於(yu) 《胡傳(chuan) 》亦有褒辭，因此，《胡傳(chuan) 》亦終取得官方正統的地位。雖然，元、明時據朱子《春秋》說以攻駁《胡傳(chuan) 》者，實不在少數。

然元、明時攻《胡傳(chuan) 》者，多不慊於(yu) 其“一字褒貶”之書(shu) 法，又駁其“夏時冠周月”之說，至其尊王攘夷大義(yi) 之闡發，雖未必盡合經旨，然持論正大，亦多為(wei) 後儒所許。至滿清入主中原，倡言“滿漢大同”，而《胡傳(chuan) 》此種旨義(yi) 亦漸乖清廷之意趣矣。

有清一代之科考，大致沿元、明之舊。順治二年（1645），定試士之例，《四書(shu) 》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詩》主朱子《集傳(chuan) 》，《書(shu) 》主《蔡傳(chuan) 》，《春秋》主《胡傳(chuan) 》，《禮記》主陳氏《集說》。可見，《春秋》初尚用《胡傳(chuan) 》也。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詔儒臣王掞、張廷玉等編纂《春秋傳(chuan) 說匯纂》，曆二十餘(yu) 年而成。六十年（1721），康熙為(wei) 此書(shu) 作序，其中有雲(yun) ：

迨宋胡安國進《春秋解義(yi) 》，明代立於(yu) 學官，用以貢舉(ju) 取士，於(yu) 是四傳(chuan) 並行。宗其說者，率多穿鑿附會(hui) ，去經義(yi) 逾遠。朕於(yu) 《春秋》，獨服膺朱子之論。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誼，據實書(shu) 事，使人觀之以為(wei) 鑒戒。書(shu) 名書(shu) 爵，亦無意義(yi) 。”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書(shu) 也。朕恐世之學者牽於(yu) 支離之說而莫能悟，特命詞臣纂輯是書(shu) ，以四傳(chuan) 為(wei) 主，其有舛於(yu) 經者刪之；以集說為(wei) 輔，其有畔於(yu) 傳(chuan) 者勿錄。[102]

可見，康熙對《胡傳(chuan) 》之不滿，良以朱子態度為(wei) 取舍也。

據《四庫總目》，奉命編撰《匯纂》的王掞等人，對《胡傳(chuan) 》多有改動，“指授儒臣，詳為(wei) 考證，凡其中有乖經義(yi) 者，一一駁正，多所刊除”，至於(yu) 胡傳(chuan) 之外的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chuan) 》擯棄弗習(xi) 者，亦一一采錄表章，闡明古學”。其後，“《春秋》不用胡傳(chuan) ，以《左傳(chuan) 》本事為(wei) 文，參用《公羊》、《穀梁》”。[103]至此，元、明以來獨尊《胡傳(chuan) 》的局麵遂告終結。受此官方思想之影響，學者亦踵起效尤，頗論《胡傳(chuan) 》之非是，如俞汝言、徐庭垣、焦袁熹、張自超、毛奇齡等，可謂響然而作者也。

注釋：

[①]曾亦，同濟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②]案，程子《春秋傳(chuan) 》實至桓公九年而止，然陳亮《龍川集》有跋雲(yun) ：“今其書(shu) 之可見者才二十年。”蓋程子門人間取經說續其後，遂有陳亮所謂可見者二十年也。

[③]其後，呂大圭祖其說，極論何休文質說之非，曰：“《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又從(cong) 為(wei) 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cong) 商之質；質家親(qin) 親(qin) ，明當親(qin) 厚異於(yu) 群公子也。’使後世有親(qin) 厚於(yu) 同母弟兄，而薄於(yu) 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啟之。《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而何休乃為(wei) 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qin) 親(qin) 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yu) 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zheng) 者，未必非斯語過之。”（引自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72，第3139頁）此論殆不明《春秋》尚質之義(yi) 焉。

[④]朱子《綱目》以尊王攘夷為(wei) 大旨，與(yu) 胡《傳(chuan) 》同，其對日、韓、越之影響，似更甚於(yu) 吾國。日本鐮倉(cang) 末年，後醍醐天皇召玄慧入宮講《綱目》，宣揚大義(yi) 名分，而勤王之師由此而起。其後，南北朝分立。時勤王誌士北畠親(qin) 房撰《神皇正統記》六卷，首明正閏之辨與(yu) 王霸之別，以後醍醐天皇之南朝為(wei) 正統，遂開日本尊王思想之先河。小野湖山《詠史詩》詠親(qin) 房曰：“請看一管《春秋》筆，寫(xie) 出神皇正統書(shu) 。”至江戶時代，幕府獨尊朱子學，其時水戶學派乃編成《大日本史》，宣揚尊王思想。是書(shu) 立後醍醐天皇以下四代本紀，而以北朝五帝事為(wei) 附錄，即以南朝為(wei) 正統也；又頗仿《春秋》書(shu) 法，書(shu) “天皇在隱歧”，猶《春秋》書(shu) “公在幹侯”與(yu) 《綱目》書(shu) “帝在房州”也；又主內(nei) 外之辨，即以日本為(wei) 中國，而置隋唐為(wei) 諸蕃也。至於(yu) 朝鮮，與(yu) 中國關(guan) 係更密切，其推崇朱子《綱目》亦然，如柳義(yi) 孫《綱目通鑒訓義(yi) 》雲(yun) ：“朱文公《綱目》，祖《春秋》之筆，其文則史，而義(yi) 則經也。……竊謂史籍之行於(yu) 世者多矣，莫詳於(yu) 《通鑒》，而莫要於(yu) 《綱目》，實天下萬(wan) 世之高抬貴手也。”（《世宗實錄》卷73）不過，朝鮮之尊王，與(yu) 日本不同，實尊中國而自居藩臣也，故其國史皆書(shu) 中國年號，王室不立“本紀”，而入“世家”也。越南亦尊《綱目》，其書(shu) 有陳朝胡宗粟《越史綱目》、後黎朝武瓊《大越通鑒》、阮朝潘清簡《欽定越史通鑒綱目》等，頗用《春秋》書(shu) 法也。越南亦有莫氏與(yu) 黎氏之南北分立，莫氏雖強，而史家以正統歸於(yu) 黎氏。後黎朝登柄論其事曰：“莫氏，黎朝之叛臣也，至黎帝即位於(yu) 哀牢，始以正統紀年，以明君臣之分，正大綱也。是時莫氏奄有其國，而不以正統書(shu) 之者何也？蓋莫氏臣也。”（《大越史記·本紀實錄》）至於(yu) 《春秋》之尊王，越人則引以論臣於(yu) 中國之恥。（參見朱雲(yun) 影：《〈春秋〉精神及其對東(dong) 亞(ya) 各國的影響》，載陳立夫編：《春秋三傳(chuan) 論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ye) 股份有限公司，1982，第55－62頁）

[⑤]據張壽林《續四庫提要》，是書(shu) 已殘闕，惟存卷1至17，及卷21、22，凡十九卷。

[⑥]張壽林《續四庫提要》則以為(wei) ，“迄永樂(le) 中集大全專(zhuan) 以胡氏為(wei) 主，采其與(yu) 胡氏相發明者，而去其與(yu) 胡氏相刺戾者，至此學者不複知有洽書(shu) 矣”，又謂其書(shu) 釋“春王正月”，本朱子說，以改月改時為(wei) 正，開卷即與(yu) 《胡傳(chuan) 》枘鑿不相入，“宜乎士子之棄之惟恐不遠”。

[1]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述綱領》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9頁。

[2]程頤：《春秋傳(chuan) 》，《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第1125頁。

[3]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347頁。

[4]程頤：《春秋傳(chuan) 》，《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4,第1086-1087頁。

[5]程頤：《春秋傳(chuan) 》，《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第1090頁。

[6]程頤：《春秋傳(chuan) 》，《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第1096頁。

[7]江永：《近思錄集注》卷3，上海：上海書(shu) 店，第73頁。

[8]李廉：《春秋諸傳(chuan) 會(hui) 通》自序，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9]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2，第3347頁。

[10]甘鵬雲(yun) ：《經學源流考》卷6，《甘氏家藏叢(cong) 稿》，台北：廣文書(shu) 局影印《國學珍籍匯編》本，1977。

[11]胡寅：《先公行狀》，《斐然集》卷25，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3,第530頁。

[12]胡寅：《先公行狀》，《斐然集》卷25，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3,第535頁。

[13]黃宗羲：《宋元學案•武夷學案》，《黃宗羲全集》第四冊(ce)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449頁。

[14]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5引，第3389頁。

[15]李廉：《春秋諸傳(chuan) 會(hui) 通》自序，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16]汪克寬：《春秋胡氏傳(chuan) 纂疏》，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17]胡寅：《先公行狀》，《斐然集》卷25，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3,第535頁。

[18]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序，第1頁。

[19]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敘傳(chuan) 授》，第13頁。

[20]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附錄三，第617頁。

[21]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附錄三，第618頁。

[22]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附錄二，第561頁。

[23]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附錄二，第553頁。

[24]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附錄二，第547頁。

[25]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敘傳(chuan) 授》，第13頁。

[26]胡寅：《先公行狀》，《春秋胡氏傳(chuan) 》附錄三，第575-576頁。

[27]吳萊：《春秋通旨》後題，《春秋胡氏傳(chuan) 》附錄二，第559頁。

[28]《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7，第345頁。

[29]《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7，第345頁。

[30]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序，第1頁。

[31]《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7，第345頁。

[32]朱熹：《答龔惟微書(shu) 》，《朱文公文集》卷59，《朱子全書(shu)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10，第2812頁。

[33]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9引納蘭(lan) 性德序，第3456頁。

[34]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9引，第3454頁。

[35]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9引，第3454-3455頁。

[36]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9引，第3455-3456頁。

[37]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9引，第3457頁。

[38]張洽：《春秋集注》卷首《綱領》注，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9]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9引，第3456頁。

[40]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5引，第3394頁。

[41]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5引，第3394頁。

[42]皮錫瑞：《經學曆史》，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4，第179頁

[43]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第25-26頁。

[44]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第69頁。

[45]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第36-37頁。

[46]皮錫瑞：《春秋通論》引，北京：中華書(shu) 局，1954,第76頁。

[47]朱熹：《朱子語類》卷83，北京：中華書(shu) 局，第2145頁。

[48]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49頁。

[49]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46頁。

[50]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48頁。

[51]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47頁。

[52]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47-2148頁。

[53]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48頁。

[54]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48頁。

[55]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49頁。

[56]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46頁。

[57]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47頁。

[58]朱熹：《九江彭蠡辨》，《朱文公文集》卷72，《朱子全書(shu) 》第3453頁。

[59]朱熹：《溫公疑孟下》，《朱文公文集》卷72，《朱子全書(shu) 》第3518頁。

[60]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第2頁。

[61]胡安國：《春秋胡氏傳(chuan) 》，第2頁。

[62]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5引，第3390頁。

[63]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9頁。

[64]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5引，第3390-3391頁。

[65]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5引，第3391頁。

[66]呂大圭：《春秋或問》卷1，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67]朱熹：《答吳晦叔》，《朱文公文集》卷42，《朱子全書(shu) 》第1910頁。

[68]趙汸：《春秋師說》卷中，“論漢唐宋諸儒得失”，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69]趙汸：《春秋師說》卷中，“論漢唐宋諸儒得失”，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70]《欽定春秋傳(chuan) 說匯纂》卷1，卷首“通論”，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71]萬(wan) 斯同：《周正辨二》，《群書(shu) 疑辨》卷五，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72]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5引，第3392頁。

[73]朱彝尊：《經義(yi) 考》卷185引，第3392頁。

[74]朱熹：《書(shu) 臨(lin) 漳所刊四經後》，《朱文公文集》卷82，《朱子全書(shu) 》第3890頁。

[75]朱熹：《書(shu) 臨(lin) 漳所刊四經後》，《朱文公文集》卷82，《朱子全書(shu) 》第3890頁。

[76]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1頁。

[77]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0頁。

[78]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1-2152頁。

[79]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2頁。

[80]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2頁。

[81]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2頁。

[82]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3頁。

[83]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3頁。

[84]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0頁。

[85]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1頁。

[86]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2頁。

[87]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3頁。

[88]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3頁。

[89]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5頁。

[90]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5頁。

[91]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6頁。

[92]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9頁。

[93]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5頁。

[94]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5頁。

[95]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46頁。

[96]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54頁。

[97]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73-2174頁。

[98]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73頁。

[99]朱熹：《朱子語類》卷83，第2174頁。

[100]皮錫瑞：《春秋通論》，第71頁。

[101]鍾文烝：《春秋經傳(chuan) 補注•論經》，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2。

[102]《春秋傳(chuan) 說匯纂》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103]《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第3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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