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視域中的朝鮮書(shu) 院及其“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

——韓國書(shu) 院申遺問題芻議

作者：鄧洪波  趙偉(wei)

來源：《大學教育科學》2019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廿三日辛酉

          耶穌2019年9月21日

摘要：

書(shu) 院源出中國，是東(dong) 亞(ya) 儒家文明的重要載體(ti) ，有1200餘(yu) 年曆史。中國書(shu) 院從(cong) 明代開始移植國外，第一站即是“東(dong) 國”朝鮮。朝鮮祭祀與(yu) 講學並重的“正軌書(shu) 院”基本參照中國的書(shu) 院製度，南宋的朱熹與(yu) 白鹿洞書(shu) 院是其重點仿效的典範。朝鮮書(shu) 院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放到東(dong) 亞(ya) 書(shu) 院這一曆史視域來看，這隻是一種地域性特色，並不意味著它可以區別於(yu) 東(dong) 亞(ya) 其他書(shu) 院而自成一係。因此，僅(jin) 是韓國的9所書(shu) 院去申請世界文化遺產(chan) 時，其“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不能過分誇大。韓國一家既不能反映李氏朝鮮書(shu) 院的全貌，也不能體(ti) 現東(dong) 亞(ya) 儒家書(shu) 院的整體(ti) 特征。中韓朝日書(shu) 院聯合申遺，才更符合東(dong) 亞(ya) 書(shu) 院實際的曆史狀況。

關(guan) 鍵詞：

東(dong) 亞(ya) 文明；世界文化遺產(chan) ；古代書(shu) 院；東(dong) 亞(ya) 書(shu) 院；朝鮮書(shu) 院；韓國書(shu) 院

書(shu) 院是誕生於(yu) 唐代的文化教育組織。千餘(yu) 年來，它為(wei) 中國的教育、學術、藏書(shu) 、出版、建築等文化事業(ye) 的發展，對民俗風情的培植、思維習(xi) 慣及倫(lun) 常觀念的養(yang) 成等都作出過重大貢獻。隨著中國文化的向外傳(chuan) 播，書(shu) 院製度從(cong) 明代開始移植國外，第一站是隔黃海、鴨綠江而與(yu) 我相鄰的“東(dong) 國”朝鮮，此後又傳(chuan) 入日本、越南、馬來西亞(ya) 、新加坡甚至歐美地區，成為(wei) 中外文化交流的紐帶與(yu) 橋梁。

在曆史上，朝鮮的文物典章悉仿中國。在有“東(dong) 國朱子”之稱的李滉的倡導下，朝鮮全麵引進中國書(shu) 院製度，使得書(shu) 院在朝鮮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據《李朝實錄》記載：“我東(dong) 方書(shu) 院之作，始於(yu) 嘉靖年間。厥初創建，未過十所，俱聞於(yu) 朝，明舉(ju) 祀典。逮至萬(wan) 曆以後，朝宇之作，歲益浸盛，比邑相望。”[1]（p446）書(shu) 院的繁榮，帶來了朝鮮儒學史上的黃金時代。

朝鮮書(shu) 院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李氏朝鮮時期。在經曆1871年的撤廢書(shu) 院運動後，朝鮮僅(jin) 保留狹義(yi) 書(shu) 院27所，廣義(yi) 書(shu) 院47所。早在2013年，韓國就提出要將保存較為(wei) 完好的9所書(shu) 院（榮州紹修書(shu) 院、慶州玉山書(shu) 院、安東(dong) 陶山書(shu) 院、安東(dong) 屏山書(shu) 院、達城道東(dong) 書(shu) 院、鹹陽藍溪書(shu) 院、井邑武城書(shu) 院、長城筆岩書(shu) 院、論山遁岩書(shu) 院）聯合申請世界文化遺產(chan) ，在安東(dong) 舉(ju) 行了國際會(hui) 議。其後雖因種種原因未能如願，但韓國一直沒有放棄。2019年5月，韓國文化財廳宣布，9處韓國書(shu) 院申遺已得到世界遺產(chan) 委員會(hui) 的專(zhuan) 業(ye) 谘詢機構——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hui) 的認可。該理事會(hui) 認為(wei) ，書(shu) 院是朝鮮王朝時期的民間教育機構，主導推廣性理學，院內(nei) 一般設有祭祀先賢的祠堂和培養(yang) 儒生的講堂，被認為(wei) 具有“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擁有“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是世界遺產(chan) （包括文化遺產(chan) 和自然遺產(chan) ）最核心的評定標準和依據，此即為(wei) 韓國文化財廳宣布“大局已定”的底氣所在。由於(yu) 書(shu) 院文化本身在東(dong) 亞(ya) 地區獨特的傳(chuan) 播、接受史，使得書(shu) 院這種原本起源於(yu) 中國的文化教育組織在經由韓國申請世界文化遺產(chan) 時，極易引起爭(zheng) 議。曆史上的朝鮮書(shu) 院擁有450餘(yu) 年的輝煌曆史，其價(jia) 值自不待言。但究竟該如何正確看待、定義(yi) 其“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則須回到具體(ti) 的曆史脈絡當中，方能有更準確的理解。

一、曆史上的朝鮮書(shu) 院

朝鮮曆史上首次出現“書(shu) 院”二字，是在新羅末年，史載：“崔彥撝，年十八入唐遊學……四十二還國，為(wei) 執事侍郎、瑞書(shu) 院學士。”[2]（p530）此中出現的“瑞書(shu) 院”，是掌管國家機密事務的機構，未見到教育教學功能。高麗(li) 成宗九年（990，宋淳化元年），又有“修書(shu) 院”之設，為(wei) 諸生抄書(shu) 、藏書(shu) 之地。可見，朝鮮曆史上最早出現的這兩(liang) 所機構，與(yu) 唐代的集賢、麗(li) 正書(shu) 院相類似，是官府整理收藏圖書(shu) 典籍的機關(guan) 。但這些機關(guan) 並未如中國一般，成為(wei) 其書(shu) 院發展史的開端。

學界一般以李朝世宗即位之初作為(wei) 朝鮮書(shu) 院史正式的發端。世宗即位年十一月（1418，明永樂(le) 十六年，是年世宗尚未改元），上諭中外臣僚：“其有儒士私置書(shu) 院，教誨生徒者，啟聞褒賞。”[3]（p24）“書(shu) 院”在這時才正式成為(wei) 獨立而專(zhuan) 有的名詞，並擁有了教學功能。自此以後，朝鮮書(shu) 院步入其450餘(yu) 年的發展曆程。因這一段時間恰好在李朝（1392～1910），因此朝鮮書(shu) 院的曆史實際上就是李氏朝鮮的書(shu) 院史。

大致而言，朝鮮書(shu) 院有祠廟和書(shu) 齋兩(liang) 個(ge) 源頭，其始和中國書(shu) 院似乎沒有聯係，獨立發生。後來在援引中國書(shu) 院製度，形成祭祀、講學並重的“正軌書(shu) 院”概念之後，才獲得“比邑相望”的大發展。

朝鮮書(shu) 院的發展曆程可以分為(wei) 三個(ge) 時期。①

第一個(ge) 時期始於(yu) 世宗即位年，終於(yu) 明宗末年（1418～1567，明永樂(le) 十六年至隆慶元年），曆十王，凡150年。是期以中宗元年（1506）為(wei) 界，又可分為(wei) 前後兩(liang) 個(ge) 階段。前一階段是朝鮮書(shu) 院的原初階段，全國新建書(shu) 院9所，並且幾乎純為(wei) 教學性質。世宗二十一年（1439，明正統四年），中國書(shu) 院文化正式傳(chuan) 入：“初，兼成均注簿宋乙開上書(shu) ，請令各官學校，明立學令。命下禮曹，與(yu) 成均館議之。成均館議曰：‘謹按：朱文公淳熙間在南康請於(yu) 朝，作白鹿洞書(shu) 院，為(wei) 學規，其略曰：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4]（p65）“當時人明白‘書(shu) 院’不隻是單純的教學場所，而是奉祀先賢祠廟須在內(nei) 的”，於(yu) 是，“負有教學與(yu) 奉祀先賢的雙重使命，而奉祀先賢尤為(wei) 重要”的“正軌書(shu) 院”概念得以逐漸確立起來[5]（p27）。“正軌書(shu) 院”在朝鮮計有670所②，其種類包括祠宇、祠、影堂、別祠、精舍、裏社、裏祠、影殿、廟、鄉(xiang) 社、鄉(xiang) 祠、堂宇、書(shu) 院等14種名目，而真正以書(shu) 院相稱者為(wei) 376所，占總數的56.1%。“正軌書(shu) 院”概念的確立，改變了朝鮮書(shu) 院相對獨立的發展格局。自此以後，中國書(shu) 院對其發展及其製度的完善都表現出相當大的影響力[6]。

第二階段，自中宗元年至明宗末年（1506～1567，明正德元年至隆慶元年），是朝鮮書(shu) 院大發展的準備階段，共新建書(shu) 院22所。由於(yu) 官學在中宗（1506～1544）以後更加衰落，其基本喪(sang) 失了培養(yang) 人才的功用以及在公眾(zhong) 中的聲望。時人以為(wei) ，“惟有書(shu) 院之教盛興(xing) 於(yu) 今日，則庶可以救學政之缺”[7]（p257）。加之中宗以後，在明代的影響之下形成了建立祠廟以崇儒尊賢的運動，各地紛紛為(wei) 朝鮮儒家學者鄭夢周、金光弼、崔致遠等建祠，助推了後來書(shu) 院運動的大發展。朝鮮曆史上兼有教學與(yu) 祭祀功能的第一所“正軌書(shu) 院”——白雲(yun) 洞書(shu) 院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

白雲(yun) 洞書(shu) 院在豐(feng) 基郡順興(xing) 縣（今屬慶尚北道榮州郡），由郡守周世鵬建於(yu) 中宗三十六年（1514，明嘉靖二十年）。書(shu) 院祠祀安裕，有藏書(shu) ，集諸生肄業(ye) 其中。又有“儲(chu) 穀若幹，存本取利”[7]（p307），以供院中經費之用。可見，白雲(yun) 洞書(shu) 院之規製一如中國書(shu) 院，兼具講學、藏書(shu) 、祭祀、學田四大基本規製。同時，它還開創了朝鮮書(shu) 院配享從(cong) 祀或追祀先賢的先例，以及朝廷賜額製度之始。因此，韓國學者樸尚萬(wan) 、李丙燾、柳洪烈、金相根等皆把白雲(yun) 洞書(shu) 院視為(wei) 朝鮮書(shu) 院之“嚆矢”[5]（p25-43）。

第二個(ge) 時期始於(yu) 宣祖元年，迄景宗末年（1568～1724，明隆慶二年至清雍正二年），曆七王，凡117年，是朝鮮書(shu) 院的大發展期，共有582所書(shu) 院創建，其中以肅宗朝（1675～1720，康熙十四年至五十九年）最多，達287所。

官府自上而下地提倡是助推書(shu) 院大盛的原因之一。首先，一如中國故事，朝廷通過大量賜額來鼓勵、褒揚書(shu) 院，使得“賜額書(shu) 院”引領書(shu) 院的發展。其次，在經濟上，朝廷為(wei) 之頒賜田土、布穀等，並免除其賦稅，使得書(shu) 院有了經濟保障。再次，朝廷甚至允許書(shu) 院擁有完全從(cong) 屬於(yu) 書(shu) 院的院奴，以服務“院事齋事”，“耕作院田”。此外，在祭祀上，朝廷還通過派官員主祭，賜給書(shu) 院祭品、繁文等以示支持。官方倡導於(yu) 上，在地方則由儒林勢力鼎力支持，形成了書(shu) 院發達的第二個(ge) 原因。朝鮮書(shu) 院尤重祭祀的特征在這一時期表現得尤為(wei) 明顯，地方士紳為(wei) 先賢的經行過化之地建院奉祀，數量有1300人之多。其中，宋時烈、李滉、李珥是被供奉最多的朝鮮大儒。這在一方麵反映出書(shu) 院的興(xing) 盛局麵外，也暗示了書(shu) 院之設趨於(yu) 泛濫的隱患。

因此，從(cong) 英祖元年至高宗八年（1725-1871，清雍正三年至同治十年，曆六王，凡147年），僅(jin) 有29所書(shu) 院創建，朝鮮書(shu) 院進入第三個(ge) 發展時期——衰落、裁撤期。朝鮮書(shu) 院最大問題是“濫設”“迭設”，雖經仁祖、孝宗、肅宗下令禁止私建，但仍屢禁不止。同時，由於(yu) 書(shu) 院在經濟上的免稅、免役特權，對國家經濟收入、兵役來源、社會(hui) 安定都構成重大威脅。因此，朝廷一改鼓勵書(shu) 院發展的政策，轉而對書(shu) 院嚴(yan) 加整飭。據《增補文獻備考》卷二百一十記載，英祖十七年（1741，清乾隆六年），“撤毀”書(shu) 院300餘(yu) 所。高宗二年（1865，清同治四年），撤廢“書(shu) 院之魁首”萬(wan) 東(dong) 廟，開始全麵撤裁書(shu) 院。八年（1871，清同治十年），發布“文廟從(cong) 享人以外的書(shu) 院及迭設書(shu) 院，並為(wei) 毀撤”的詔令。全國除保存47所書(shu) 院外，各地書(shu) 院均被撤毀。至此，朝鮮書(shu) 院逐漸淡出曆史舞台。

二、朱熹及白鹿洞書(shu) 院：東(dong) 亞(ya) 書(shu) 院共同的精神旗幟

書(shu) 院起源於(yu) 唐，但直至宋代才發展成熟。如書(shu) 院最為(wei) 重要的教育功能，是在北宋得以強化的。而理想精神的提出以及製度的成熟，經由理學家的努力，直到南宋才確立下來。朱熹就是這一過程的關(guan) 鍵人物，他提出的書(shu) 院理想以及實際興(xing) 複白鹿洞書(shu) 院的舉(ju) 措，皆成為(wei) 後世書(shu) 院運動的取法對象。隨著書(shu) 院文化的對外移植，朱熹以及白鹿洞書(shu) 院又成為(wei) 這些地區共同的精神旗幟。例如，隨著朱子學在13世紀東(dong) 傳(chuan) 日本，《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也一並傳(chuan) 入，引起了日本朱子學派、陽明學派、考證學派以及其他學派學者的重視。如日本慶安三年（1650，清順治七年，朝鮮孝宗庚寅年），日本京二條通本屋町刊山崎嘉的中文本《白鹿洞學規集注》，其序稱：“近看李退溪（滉）《自省錄》，論之詳矣。得是論反複之，有以知此規之所以為(wei) 規者，然後集先儒之說，注逐條之下，與(yu) 同誌講習(xi) 之。”其他日本學者有關(guan) 《揭示》的著述，有據可查的就有五十多種[9]。

朝鮮在東(dong) 亞(ya) 諸國中受中國影響最深，在朝鮮書(shu) 院中經常能看到中國因素的影響。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在1990年代曾以《從(cong) 朝鮮書(shu) 院看中國書(shu) 院文化的傳(chuan) 播》為(wei) 題做過專(zhuan) 門討論[6]。為(wei) 了敘述的完整性，茲(zi) 仍舉(ju) 其要點如下。

據金相根先生統計，被奉祀於(yu) 朝鮮書(shu) 院的中國先賢，從(cong) 殷商的伯夷、叔齊，到明人李成梁、李如梅，共有19人之多，分別奉祀在57所書(shu) 院。由於(yu) 朱學在李氏朝鮮的獨尊地位，朱熹成為(wei) 朝鮮書(shu) 院中被奉祀最多的中國先賢。據統計，朝鮮書(shu) 院奉祀朱熹的至少有25所，又有學者統計為(wei) 31所[10]（p299-333），其數量遠超其他被奉祀的中國先賢。至聖先師孔子排名第二，數量僅(jin) 有8所。在朝鮮書(shu) 院的所有奉祀對象中，朝鮮大儒宋時烈和李滉分別有34和31所書(shu) 院奉祀，一說為(wei) 44和29所[11]（p3），位居前兩(liang) 位。朱熹緊隨其後，位居第三，足見朱熹在朝鮮書(shu) 院中的地位。

朝鮮書(shu) 院中的中國因素並非偶意為(wei) 之，而是有目的、有計劃推行的結果。早在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李滉上書(shu) 稱：“惟我東(dong) 國，迪教之方，一遵華製，內(nei) 有成均、四學，外有鄉(xiang) 校，可謂美矣。而獨書(shu) 院之設，前未有聞，此乃吾東(dong) 方一大欠典也。”因此，“請依宋朝故事，頒降書(shu) 籍，宣賜匾額，兼之給土田、臧獲以瞻其力”，倡建書(shu) 院於(yu) “先正遺塵播馥之地”，“興(xing) 書(shu) 院之教於(yu) 東(dong) 方，使可同於(yu) 上國也”[7]（p256-257）。他援引《明一統誌》所載天下三百餘(yu) 所書(shu) 院之例，主張推廣書(shu) 院之製。這即是說，朝鮮書(shu) 院之設，是“遵華製”的結果。而其重點仿效的對象，即是其指出的“宋朝故事”。具體(ti) 而言，就是南宋朱熹經營書(shu) 院的一係列行為(wei) 。

朱熹對朝鮮書(shu) 院的影響具體(ti) 有五個(ge) 方麵。第一，李氏朝鮮立國之初，鑒於(yu) 新羅、王氏高麗(li) 時代佛教泛濫而導致亡國的曆史教訓，將程朱理學確立為(wei) 官方統治思想。因此，在社會(hui) 上產(chan) 生了一股排佛尊儒的思潮。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在規製上與(yu) 佛教禪林精舍相類的儒家書(shu) 院因而取代了高麗(li) 寺院的地位，成為(wei) 傳(chuan) 播思想文化的基地。朱子《家禮》《小學》等成為(wei) 朝鮮社會(hui) 重建禮儀(yi) 、律身經世之準繩。可以說，朱子學說在國家、社會(hui) 層麵的推廣，為(wei) 朝鮮書(shu) 院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二，朝鮮書(shu) 院史上的“正軌書(shu) 院”概念，是受朱熹興(xing) 複白鹿洞書(shu) 院的一係列行為(wei) 的影響而確立的，此即李滉所稱的“宋朝故事”。“正軌書(shu) 院”祭祀與(yu) 教學兩(liang) 種功能並重，並且多采用朱子《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作為(wei) 學規，這與(yu) 李滉、黃仲舉(ju) （俊良）等朱子學者不遺餘(yu) 力地“考證”和“集解”密不可分。①在其影響下，《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的精神被其他書(shu) 院接受，影響了朝鮮甚至日本書(shu) 院的教育理念。

第三，朱熹興(xing) 複的白鹿洞書(shu) 院成為(wei) 朝鮮白雲(yun) 洞書(shu) 院的仿照對象，而白雲(yun) 洞書(shu) 院被公認是朝鮮書(shu) 院之“嚆矢”，是朝鮮後續興(xing) 建書(shu) 院的標杆。據載：“豐(feng) 基白雲(yun) 洞書(shu) 院，黃海道觀察使周世鵬所創立，其基乃文成公安裕所居之洞，其製度規模，蓋仿朱文公白鹿洞之規也。凡所以立學，令置書(shu) 籍、田糧、供給之具無不該，盡可以成就人才也。”[12]（p419）

第四，朝鮮書(shu) 院史中的“賜額書(shu) 院”製度，亦是從(cong) 朱熹請求為(wei) 白鹿洞書(shu) 院賜額一事借鑒而來。據統計，朝鮮共有“賜額書(shu) 院”269所，占其書(shu) 院總數的40%以上。它通過得到朝廷認可的政治信號以及配套的經濟優(you) 待措施，引領了各地書(shu) 院的發展。

第五，朝鮮書(shu) 院的出現，是朱子學傳(chuan) 入的產(chan) 物。儒家理學思想在李朝正統性的確立，有著反佛的思想因素。書(shu) 院作為(wei) 理學思想的傳(chuan) 播基地，光大了朱子學說的影響，培養(yang) 了諸如徐敬德、李彥迪、金麟厚、李滉、曹植、奇大升、李珥、成渾、張顯光等學者。而當此之時的明朝，心學在王陽明、湛若水等學者的提倡下方興(xing) 未艾，朱子學麵臨(lin) 前所未有的挑戰，書(shu) 院進入王學時代[13]。“與(yu) ‘心學’的盛行剛好對應，嘉靖後朱學在朝鮮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活力。退溪哲學的出現，一方麵表明朝鮮理學的完全成熟，一方麵表明朱子學重心已移到朝鮮而獲得新的生命”[14]（p448）。朝鮮理學黃金時代的出現，正與(yu) 朝鮮書(shu) 院發展的上升、鼎盛之勢相呼應。可以說，書(shu) 院與(yu) 理學在朝鮮的一體(ti) 繁榮，彰顯了書(shu) 院與(yu) 學術一體(ti) 化的特征在朝鮮得到了印證。而這一特征正是在南宋以後，經由朱熹、張栻、呂祖謙等人的努力而成為(wei) 了書(shu) 院的總體(ti) 性格[15]。

三、如何看待朝鮮書(shu) 院“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

自1977年發布初版《實施〈世界遺產(chan) 公約〉操作指南》以來，由於(yu) 文化價(jia) 值的複雜性和多元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後續製定的《操作指南》中多次對“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的內(nei) 容加以修訂，以期更符合實際[16][17]。在最新的2017版《操作指南》中，對這一概念作了如下定義(yi) ：“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指罕見的、超越了國家界限的、對全人類的現在和未來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義(yi) 的文化和/或自然價(jia) 值。”[18]（p11）書(shu) 院源自中國，但在曆史上卻不僅(jin) 限於(yu) 中國，僅(jin) 東(dong) 亞(ya) 、東(dong) 南亞(ya) 地區，就有朝鮮、日本、越南、馬來西亞(ya) 等地接受書(shu) 院的移植。因此，當韓國一家之書(shu) 院去申請世界文化遺產(chan) ，並且還得到“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的肯定時，就不得不思考一個(ge) 問題，即韓國的書(shu) 院究竟擁有多大程度的“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韓國書(shu) 院是否能代表曆史上的朝鮮書(shu) 院甚至是東(dong) 亞(ya) 書(shu) 院？是否能證明韓國書(shu) 院區別於(yu) 東(dong) 亞(ya) 其他書(shu) 院而自成一家？

不可否認的是，朝鮮書(shu) 院在發展過程中，由於(yu) 不同的曆史環境形成了自身的特點，但由於(yu) 與(yu) 中國書(shu) 院源出一脈的淵源，使其共性遠大於(yu) 個(ge) 性差異。茲(zi) 引用金相根先生在《韓國書(shu) 院製度之研究》中的結論部分“與(yu) 中國書(shu) 院的比較”，將之概述如下。

首先，“韓國書(shu) 院原係模仿中國書(shu) 院製度”，故兩(liang) 者“類似或相同之點甚多”，主要表現在於(yu) 它們(men) “同以儒家學說為(wei) 中心，同以經典為(wei) 教材，同為(wei) 有組織之法團所設立的學校”等。可以說，書(shu) 院是兩(liang) 國儒家士人圍繞著書(shu) 進行文化積累、研究、創造與(yu) 傳(chuan) 播的文化教育組織，是東(dong) 亞(ya) 地區儒家士人共同的文化遺產(chan) 。

其次，書(shu) 院在移植朝鮮以後，由於(yu) 各自文化土壤的不同，表現出一些差異，體(ti) 現在以下六個(ge) 方麵。第一，中國書(shu) 院雖有“祠學”之別稱，但仍以教育教學為(wei) 主要功能。朝鮮書(shu) 院則相反，以祭祀為(wei) 主要功能。第二，中國書(shu) 院在北宋時，“借用廟學之製，始行祭祀，但所祀和官學一樣，並無特色。南宋開始，隨著書(shu) 院與(yu) 學術事業(ye) 及地方文化的結合，院中學術大師，有名的山長，關(guan) 心書(shu) 院建設的鄉(xiang) 賢與(yu) 地方官，日漸進駐書(shu) 院的祠堂”[19]（p168）。而朝鮮書(shu) 院在祭祀時，除了有功聖學的儒家學者外，兼及事功有成就者，而這些人與(yu) 書(shu) 院不一定有緊密的關(guan) 聯。第三，中朝書(shu) 院雖均以儒家學說為(wei) 旨歸，但中國書(shu) 院秉持了一定的開放性，得以容納不同的學說，書(shu) 院的“會(hui) 講”製度即是這一特征的集中體(ti) 現。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乾嘉漢學等不同的學術都曾盛行於(yu) 書(shu) 院。而朝鮮則專(zhuan) 宗朱子，拒絕接受陽明心學、乾嘉漢學等學術的傳(chuan) 播，體(ti) 現出一定的保守性。第四，在政策扶持上，朝鮮書(shu) 院的特權與(yu) 優(you) 待比中國更多，如免稅、免役等。第五，正因為(wei) 朝鮮書(shu) 院擁有免稅、免役的特權，使得朝鮮書(shu) 院出現了類似寺院經濟的弊端，如廣占田地減少國家稅收，廣收院奴妨礙兵役等，而這在中國書(shu) 院史上是罕見的。值得注意的是，朝鮮書(shu) 院在整頓其弊時，又會(hui) 溯源於(yu) 中國，從(cong) 中汲取經驗以糾己之偏：“萬(wan) 曆以後，廟宇之作，歲益浸盛，比邑相望，其流之弊至於(yu) 議論不公，或官貴則祀之，或族大則祀之……中朝則儒先名臣合在祀典者，督學按察，必先報聞，然後方許立祀。今後係幹新創祠宇，則一道士林通議之後，呈書(shu) 本官，枚報監司，轉稟朝廷，得準乃許。”[1]（P446）第六，在近代麵臨(lin) 西方衝(chong) 擊時，得益於(yu) 中國書(shu) 院的學術開放性，書(shu) 院在清末被改造成近代學堂，成為(wei) 貫通新舊教育的橋梁，在民國以至於(yu) 當代都連綿不絕，甚至有複興(xing) 之像。而朝鮮書(shu) 院針對其流弊進行幾次整頓後，僅(jin) 有幾十所書(shu) 院存留，加之其學術的保守性和地處偏僻、規模較小等原因，導致了朝鮮書(shu) 院幾乎全部撤廢的結局。

需要指出的是，李氏朝鮮的書(shu) 院盡管有450餘(yu) 年曆史，數量至少有376所，但就整個(ge) 東(dong) 亞(ya) 書(shu) 院的曆史而言，它仍然是東(dong) 亞(ya) 書(shu) 院1200餘(yu) 年發展史的一個(ge) 有機組成部分，是中國書(shu) 院製度在李氏朝鮮王朝的移植。此其一。其二，李氏朝鮮王朝書(shu) 院在發展中形成的一些特色，隻是一種地域性特色，它與(yu) 中國江西書(shu) 院、福建書(shu) 院等地方特色類似，是局部與(yu) 整體(ti) 的關(guan) 係。局部再有特色，也代替不了全部。而且，重視祭祀、輕視講學，乃至隻祭祀不講學的特色，此即“門中書(shu) 院”的典型弊端，恰恰削弱了書(shu) 院與(yu) 理學的聯係，對理學的傳(chuan) 播造成傷(shang) 害。其三，地域性特色，雖不能代表全部，但它卻是呈現全部的關(guan) 鍵，是東(dong) 亞(ya) 書(shu) 院蓬勃發展不可或缺的原動力。應該說地域性特色越鮮明、鮮活，書(shu) 院就越有生命力，正是東(dong) 亞(ya) 各國的地域特色造就了儒家書(shu) 院的千年輝煌。

韓國書(shu) 院不僅(jin) 不能代表東(dong) 亞(ya) 書(shu) 院，甚至不能代表曆史上的朝鮮書(shu) 院。1871年撤廢書(shu) 院之後，李氏朝鮮尚存狹義(yi) 書(shu) 院27所（其中就有此次申遺的9所書(shu) 院），廣義(yi) 書(shu) 院47所（詳見表一）。

韓國書(shu) 院有廣義(yi) 、狹義(yi) 之分。此次韓國申遺提案使用了狹義(yi) 書(shu) 院的概念，它將包括祠宇、精舍、裏社、廟、鄉(xiang) 社等名目的廣義(yi) 書(shu) 院排除在外，這就間接否定了韓國書(shu) 院重祭祀的特色。且就狹義(yi) 書(shu) 院而言，存留至今的狹義(yi) 書(shu) 院今天分屬朝韓兩(liang) 國，其中有4所分布在今朝鮮民主主義(yi) 人民共和國，其餘(yu) 23所在韓國境內(nei) ，必須兩(liang) 地相加才能反映其全貌。且申遺的9所書(shu) 院隻是至今保存完好的部分，其餘(yu) 擁有較大曆史價(jia) 值的書(shu) 院未能一並入遺，其代表性勢必要打折扣。

四、對書(shu) 院申請世界文化遺產(chan) 的建議

此次韓國書(shu) 院申請世界文化遺產(chan) ，在社會(hui) 各界引起了激烈的討論，其中不乏冷靜的思考，當然也有一些非理智的聲音。要對韓國書(shu) 院申遺問題做出評價(jia) ，必須對曆史上的朝鮮乃至東(dong) 亞(ya) 的書(shu) 院發展脈絡有所了解，在東(dong) 亞(ya) 這個(ge) “整體(ti) ”當中去觀察其所處的位置。我們(men) 一貫強調，書(shu) 院是東(dong) 亞(ya) 文化交流的載體(ti) ，是儒家文明共同的遺產(chan) 。一方麵，我們(men) 不反對韓國書(shu) 院作為(wei) 儒家書(shu) 院的一部分而申遺，對於(yu) 東(dong) 亞(ya) 文化的傳(chuan) 播和保護樂(le) 見其成；另一方麵，韓國書(shu) 院所謂“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也不能過分誇大，韓國一家既不能反映李氏朝鮮書(shu) 院的全貌，也不能體(ti) 現東(dong)

亞(ya) 儒家書(shu) 院的整體(ti) 特征。韓國書(shu) 院單獨申遺，不僅(jin) 遺落了中國書(shu) 院、日本書(shu) 院以及朝鮮民主主義(yi) 人民共和國書(shu) 院的那部分，也割裂了東(dong) 亞(ya) 文明交流的曆史。因此，我們(men) 不讚成韓國書(shu) 院單獨申遺，而主張中國、韓國、朝鮮、日本書(shu) 院聯合申遺，這才符合東(dong) 亞(ya) 書(shu) 院實際的曆史狀況，也更能揭示東(dong) 亞(ya) 書(shu) 院這一文化遺產(chan) 的全貌。

表一李氏朝鮮末年存置書(shu) 院情況表[19]（p385-387）

參考文獻

[1]李朝實錄·仁祖實錄(第二)[M].東(dong) 京：東(dong) 京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1962.

[2][高麗(li) ]金富軾著，孫文範等校勘.三國史記校勘本[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李朝實錄·世宗實錄(第一)[M].東(dong) 京：東(dong) 京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1956.

[4]李朝實錄·世宗實錄(第三)[M].東(dong) 京：東(dong) 京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1956.

[5][韓]金相根.韓國書(shu) 院製度之研究[M].台灣：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hui) ，1965.

[6]鄧洪波.從(cong) 朝鮮書(shu) 院看中國書(shu) 院文化的傳(chuan) 播[J].延邊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1992(03)：76-85.

[7]退溪學叢(cong) 書(shu) 編輯委員會(hui) 編.陶山全書(shu) (一)[M].首爾：高麗(li) 書(shu) 籍株式會(hui) 社，1988.

[8]李朝實錄·中宗實錄(第五)[M].東(dong) 京：東(dong) 京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1960.

[9]劉金.《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在日本的流傳(chuan) 及影響[D].長沙：湖南大學，2018.

[10][韓]李春熙.關(guan) 於(yu) 朝鮮的教育文庫研究[M].漢城：景仁文化社，1984.

[11][韓]丁淳睦.韓國書(shu) 院教育製度研究[M].大邱：嶺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89.

[12]李朝實錄·明宗實錄(第一)[M].東(dong) 京：東(dong) 京學習(xi) 院東(dong) 洋文化研究所，1960.

[13]鄧洪波.王湛之學與(yu) 明代書(shu) 院的輝煌[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1996(01)：57-63.

[14]陳來.宋明理學[M].北京：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1.

[15]鄧洪波.南宋書(shu) 院與(yu) 理學的一體(ti) 化[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04(05)：39-44.

[16]史晨暄.世界遺產(chan) “突出的普遍價(jia) 值”評價(jia) 標準的演變[D].北京：清華大學，2008.

[17]李恬靜，熊析愷，宋峰.世界遺產(chan) “突出普遍價(jia) 值”的第六條評價(jia) 標準之變遷[J].中國園林，2015(05)：120-124.

[18]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與(yu) 自然遺產(chan) 政府間委員會(hui) 、世界遺產(chan) 中心.實施《世界遺產(chan) 公約》操作指南[OL].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hui) ，譯.http：//www.icomoschina.org.cn/download.php？class=135.2018-3-23/2019-5-31.

[19]鄧洪波.中國書(shu) 院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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