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寬裕溫柔足以有容”——郭齊勇教授談開放的儒學觀

受訪者：郭齊勇

采訪者：謝遠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貴州文史叢(cong) 刊》2019年第二期

時間 ：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五月初一日辛未

          耶穌2019年6月3日

郭齊勇

1947年生。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係，1981年考上碩士研究生，師從(cong) 蕭萐父、唐明邦、李德永教授。1984年畢業(ye) 留校在哲學係任教，1989年1月晉升為(wei) 副教授，1992年8月獲武漢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93年至今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2006年被評為(wei) 國家級教學名師，2017年獲評“世界儒學研究傑出人物”。

現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及國學院教授、國學院院長、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中心榮譽主任，湖北省文史館館員，兼任中華孔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曾任國際中國哲學會(hui) （ISCP）會(hui) 長與(yu) 副執行長、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hui) 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高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hui) 副主任。曾到歐美、日本、我國港台地區十多所高校講學，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第二屆“新亞(ya) 儒學講座”主講教授。

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儒學之精神》《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學與(yu) 現代化的新探討》《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熊十力哲學研究》《文化學概論》《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中國人的智慧》《中國思想的創造性轉化》等。

謝遠筍

哲學博士，曆史學博士後，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國學院講師，主要從(cong) 事現代新儒學、諸子學的研究與(yu) 教學工作。

謝遠筍：您在武大讀書(shu) 、教書(shu) 的時間超過40年，在您看來，武大哲學係有怎樣的學術傳(chuan) 統，您覺得從(cong) 您的三位老師，到您這一輩，在學術上有那些傳(chuan) 承，有什麽(me) 脈絡可尋？

郭齊勇：武大哲學係的曆史可追溯到1922年設立的教育哲學係，當時還是武大的前身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在將近百年的曆史當中，武大的哲學學科形成了很好的學術傳(chuan) 統。

我的老師一輩，在中國哲學方麵，主要是蕭、李、唐三位老師。蕭老師重視周秦、明清兩(liang) 個(ge) “之際”，他是這兩(liang) 個(ge) 時期中國哲學的專(zhuan) 家，在國內(nei) 外都很有影響。唐先生精於(yu) 《周易》經傳(chuan) 與(yu) 易學史、道家道教和古代自然科學中的哲學。李先生是荀學專(zhuan) 家，他對宋明理學也有精深的研究，他對宋明時期的“太極”、“理氣”的哲學問題有細致的清理。

他們(men) 的原著經典的基礎都非常好，文獻功夫都很了得，也有很好的西學基礎。如蕭先生在上一世紀40年代在武大哲學係讀書(shu) ，他的學位論文做的是《康德之道德形上學》，指導老師是萬(wan) 卓恒先生，即使放到現在，仍有價(jia) 值，可見其功底。

在西方哲學方麵，主要是陳修齋、楊祖陶、江天驥三位先生。陳先生對近代唯理論哲學，尤其是萊布尼茨哲學，有精深的研究；楊先生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專(zhuan) 家，精於(yu) 康德、黑格爾的翻譯與(yu) 研究。他們(men) 兩(liang) 位都是賀麟先生的學生，都有深厚的西方哲學與(yu) 語言的功底，下功夫做西方原典的翻譯、研究工作。他們(men) 的很多翻譯都堪稱經典。江先生留學美國，他的專(zhuan) 長是科技哲學與(yu) 分析哲學，最能夠及時地跟蹤西方當代哲學的前沿。

我們(men) 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原理與(yu) 馬哲史，也很注重名著經典。我雖然不是馬哲出身，但馬哲的十幾種原著經典我都讀過，像《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等，我們(men) 都是一本一本、一字一字的讀下來的，都是下過功夫的。

總體(ti) 來看，江天驥老師的分析哲學、科學哲學研究，陳修齋老師的西方唯理論哲學研究，楊祖陶老師的德國古典哲學研究，陶德麟老師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研究，蕭萐父老師的中國哲學研究，劉綱紀老師的美學研究，老師們(men) 為(wei) 我們(men) 奠定了非常好的學術根底，形成了中西對比，古今通貫；學思並進，史論結合；德業(ye) 雙修、言行相掩，做人和做學問不二的學術傳(chuan) 統。在中哲方麵，繼續明清之際學術的研究，又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如現當代新儒學思潮與(yu) 人物研究，新出簡帛文獻中的哲學思想研究等，做出了新的貢獻。

在社會(hui) 關(guan) 懷上，武大哲學係有強調社會(hui) 參與(yu) 的哲學傳(chuan) 統。我們(men) 在堅守哲學本位和哲學傳(chuan) 統的同時，也有非常強烈的現實關(guan) 懷。在真理標準討論上，陶德麟老師就敢於(yu) 批評教條主義(yi) ，在全國的思想界都有一定影響。同時，我們(men) 向社會(hui) 的輻射也比較大，社會(hui) 教育做得較好。我們(men) 這一輩和我們(men) 的學生，在堅持學科研究的同時，也向社會(hui) 去傳(chuan) 達哲學智慧、國學智慧。我們(men) 中國哲學的老師們(men) ，幾乎無一例外地到民間講學，跟社會(hui) 大眾(zhong) 講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講儒釋道的現代意義(yi) 。

謝遠筍：作為(wei) 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您的啟蒙教育處在激烈反傳(chuan) 統的氛圍中，中國文化基本都被貼上了負麵的標簽，自大學開始，您研究中國文化，研究儒學，經曆了怎樣的學思曆程？

郭齊勇：每個(ge) 人都會(hui) 受到時代的、認識的等很多方麵的限製，以我自己的經曆來說，我們(men) 這代人，少年、青年時期接受的教育，生活的氛圍，都是徹底與(yu) 傳(chuan) 統文化決(jue) 裂的、革命大批判的那一套。改革開放以後，我逐步有了自我反省與(yu) 反思，特別是讀了現當代新儒家的書(shu) 之後。

1978年10月，我進入武漢大學哲學係讀書(shu) ，1981年又考上了研究生，1984年的12月份我碩士畢業(ye) 。我對熊十力的關(guan) 注是從(cong) 1983年開始。熊先生的《十力語要》，是使我的心靈受到震憾的書(shu) ，這裏集中了熊先生從(cong) 心臆中流出的話語，是他的生命體(ti) 驗的結晶。熊先生憑其聰穎慧識對中西哲學的評斷可謂鞭辟人裏。當時熊十力研究尚是一片空白，甚至連他的生平都暗而不彰。我從(cong) 熊十力的年譜做起，遍訪熊氏的門生故舊，收集整理熊氏著述及前人對他的評論，其最初的學術成果《熊十力及其哲學》，由梁漱溟題簽，1985年由中國展望出版社出版。

1985年12月底，我協助蕭老師籌備、組織“紀念熊十力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hui) ”。會(hui) 議在黃州舉(ju) 行，發起單位是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湖北省政協、黃岡(gang) 地區行署與(yu) 黃岡(gang) 縣政府。來自全國和美國、加拿大、前蘇聯、日本的學者共100人出席了會(hui) 議。我的這本小書(shu) 受到與(yu) 會(hui) 專(zhuan) 家的重視，會(hui) 後又得到了張岱年、陳榮捷、島田虔次等先生的肯定與(yu) 鼓勵。

1987年9月至1990年9月，我邊在哲學係工作邊攻讀博士學位，指導老師是蕭萐父先生。1993年，我的博士論文以《熊十力思想研究》為(wei) 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期間，我又應約選編了兩(liang) 種熊先生論著選，撰寫(xie) 了《天地間一個(ge) 讀書(shu) 人:熊十力傳(chuan) 》，1994年分別由上海文藝出版社與(yu) 台北業(ye) 強出版社出版。

我對熊先生的研究是與(yu) 文獻的搜集、整理密不可分的。早在1980年代，我就參加了湯一介先生、蕭先生主持的由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新唯識論》、《體(ti) 用論》等熊氏論著集的點校工作。之後又協助蕭先生，並與(yu) 友人景海峰、王守常先生等一道，投入到《熊十力全集》的搜集、整理、編校工作中去。480萬(wan) 言九卷十冊(ce) 本《熊十力全集》用了十二年功夫，於(yu) 2001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作為(wei) 副主編和主要整理編纂者，付出了一定的心血。2001年9月，我在武漢大學主持了“熊十力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海內(nei) 外專(zhuan) 家濟濟一堂。我主編的會(hui) 議論文集《玄圃論學續集》，2003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比較起來，20世紀80年代我對熊十力的研究主要解決(jue) 的是熊十力其人其書(shu) 等基本史實的梳理，以及熊氏思想對傳(chuan) 統的批導，熊氏思想與(yu) 近代思想史的關(guan) 聯問題，熊氏思想的認識論與(yu) 辯證法的意義(yi) 等。90年代我對熊十力哲學的研究，以博士論文為(wei) 代表，主要抓住其哲學的核心問題即熊氏哲學的本體(ti) 論問題，在熊氏哲學內(nei) 涵、內(nei) 在張力、學術淵源、思想影響的詮釋與(yu) 批導上，有了較大的創進。

我從(cong) 對熊十力的研究，逐漸擴展到梁漱溟、馬一浮、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等人的研究，在此基礎上，我又深入研究了20世紀諸流派及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學，分析了孫中山、馮(feng) 友蘭(lan) 、馮(feng) 契、殷海光等哲學思想的內(nei) 在張力，反省“五四”，反思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東(dong) 方與(yu) 西方的關(guan) 係，主張理性地批導與(yu) 創造性地轉化傳(chuan) 統，探討中國哲學在當代重建的重心與(yu) 途徑等問題。可以說，我做的這些工作，都是以現代新儒學思潮為(wei) 中心而逐步展開的。2017年出版的拙著《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就是這30多年來的一個(ge) 積累。

在上世紀80年代，我也是“文化熱”的積極參與(yu) 者。1985至1990這幾年間，我評析了當年諸名家的文化觀，闡發了業(ye) 師蕭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際早期啟蒙說”，又從(cong) 人類學與(yu) 文化哲學的不同維度討論文化問題，倡導文化多元，研究文化變遷中的涵化與(yu) 整合以及文化類型學，尤其對“傳(chuan) 統”作出疏導，對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關(guan) 係，傳(chuan) 統文化的詮釋與(yu) 評價(jia) 問題作了細致的分析。1990年出版的拙著《文化學概論》，基本上代表了我在這一時期關(guan) 於(yu) “文化”的看法，特別是關(guan) 於(yu) “多元文化”、關(guan) 於(yu) 文化變遷中的涵化與(yu) 整合、關(guan) 於(yu) “文化傳(chuan) 統”的解析等，這些看法已開始包涵了對傳(chuan) 統文化的全麵體(ti) 認，調整中國文化的評價(jia) 尺度與(yu) 詮釋維度。

1990年以後，我的學術思想發生了大的轉折，對傳(chuan) 統文化資源特別是儒學的正視與(yu) 開掘更為(wei) 自覺。這根本上緣於(yu) 對現實問題的反思。梅約翰（John Makeham）在他的書(shu) 中（Lost Soul:“Confucianism”in Contemporary ChineseAcademic Discourse,Cambridge,Mass.: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Center for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08）談到了這一點。在研究方麵，1997年前我的主要領域在20世紀中國哲學，1998年以後往前走，我努力把研究重心前移，研習(xi) 先秦儒學及出土文獻、宋明儒學的問題。當然，我對新儒家的研究也一直延續了下來。

正如王國維先生說的，“吾輩生於(yu) 今日，幸於(yu) 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我對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等“地下之新材料”，與(yu) 經學詮釋方式、中國哲學的關(guan) 係予以討論，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相比照，討論先秦經典與(yu) 天道觀、天命論、心性論與(yu) 身心觀等，又較全麵地研究並體(ti) 悟先秦各家關(guan) 於(yu) 三材之道、終極信仰，自然、社會(hui) 、人生與(yu) 思維的睿智。我研究了郭店楚簡與(yu) 孟子心性論的關(guan) 係，《性自命出》的心術觀，《五行》的身心觀、“聖智”論與(yu) 內(nei) 在道德論，上博楚簡所見孔子為(wei) 政思想及其與(yu) 《論語》之比較，《恒先》的道法形名思想等。其中，對現代經學三種路向的梳理、孔子與(yu) 六經關(guan) 係的討論以及中國經典詮釋學特色的指陳，有關(guan) 思孟五行的論文中辨析“仁之思”、“智之思”、“聖之思”的關(guan) 聯，揭示聖德相對於(yu) 仁、義(yi) 、禮、智四德而言所具有的統合與(yu) 生成之意蘊，有一定的見解。藉著在我們(men) 湖北郭店出土的楚簡的契機，我還於(yu) 1999年在武大主持召開了盛大的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並主編了該國際會(hui) 議的論文集。

我自1984年留校任教後，從(cong) 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工作前後有30多年。這也是我持續關(guan) 注的領域，我編寫(xie) 的《中國哲學史》的教材，是在全國用得比較好的教材，高教社印了20多次。我強調中國哲學學科的生存與(yu) 發展必須保持世界性與(yu) 本土化之間必要的張力，在與(yu) 西方哲學的比照、對話中，超越西方哲學的體(ti) 係、框架、範疇的束縛，確立中華民族哲學傳(chuan) 統、哲學智慧與(yu) 哲學思維的自主性或主體(ti) 性。以中國哲學自身內(nei) 在邏輯發展及其與(yu) 外來哲學的交融為(wei) 背景，提出了中國哲學史四分期說:先秦為(wei) 創立期，漢至唐代為(wei) 擴大期，宋至清代為(wei) 融會(hui) 期，清末民初至今為(wei) 潛藏期，以四期說架構中國哲學史。揭示中國哲學的特征，認同中國哲學的宇宙論是生成論，主流是生機主義(yi) 、連續性的、創進不息的，中國哲學有天、地、人、物、我之間，身心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ti) 和諧、動態圓融的觀念和智慧，中國哲學重視存在的體(ti) 驗、生命的意義(yi) 、人生的價(jia) 值，實踐性強，中國哲學有自身獨特的概念、邏輯、理性與(yu) 異於(yu) 西方的認識理論，中國哲學中天人性命之間、形上形下之間、價(jia) 值理想和現實人生之間是沒有鴻溝的。詮釋中國哲學的終極之“天”的意義(yi) 及天人之間、人與(yu) 自然之間、人與(yu) 社會(hui) 或他人之間、個(ge) 體(ti) 身與(yu) 心之間的哲學智慧的當代價(jia) 值。

謝遠筍：您對熊十力及其學派，再至整個(ge) 現當代新儒學思潮，作了係統的資料整理與(yu) 精到的研究，您還是現代新儒學、中國哲學史研究在中國大陸的組織者與(yu) 推動者之一，多次發起相關(guan) 的學術活動，匯聚兩(liang) 岸三地及海外的學者切磋砥礪，助力此領域研究的持續展開，請您談談這方麵的情況。

郭齊勇：現代新儒學的學術會(hui) 議，除了1985年與(yu) 2001年的兩(liang) 次熊十力會(hui) 議之外，我作為(wei) 召集人，發起、籌辦並主持了兩(liang) 次“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hui) 議”。

一是於(yu) 2005年9月，在武漢大學舉(ju) 行的“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hui) 議”。與(yu) 會(hui) 者有海內(nei) 外儒學與(yu) 當代新儒學研究專(zhuan) 家共140人，第三代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杜維明、成中英、蔡仁厚、劉述先等連袂出席。十多家媒體(ti) 報導了此會(hui) ，七家學術性報刊發表了長篇綜述。會(hui) 議取得了豐(feng) 碩的學術成果，海內(nei) 外學者予以高度評價(jia) ，在當時堪稱當代新儒學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學術會(hui) 議。會(hui) 後選收會(hui) 議論文82篇，編為(wei) 《人文論叢(cong) 》之“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hui) 議”特輯，2007年6月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匯聚了當時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前沿成果。

二是於(yu) 2017年10月，在貴陽孔學堂召開的“第十二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hui) 議”。這次會(hui) 議以“當代新儒家與(yu) 心學傳(chuan) 統”為(wei) 主題，有來自美國、日本、澳大利亞(ya) 等國家、我國港台地區及內(nei) 地各高校的專(zhuan) 家學者160人與(yu) 會(hui) 。本屆會(hui) 議涉及現代新儒家的心學與(yu) 陽明學思想研究，現代新儒學與(yu) 當代中國大陸儒學思潮，先秦儒家仁學與(yu) 心性論，陸王心學的現代性詮釋，心學與(yu) 理學、心學與(yu) 佛學的關(guan) 係，陽明學與(yu) 陽明後學，東(dong) 亞(ya) 視野下的儒家心學，儒家心性之學與(yu) 政治哲學的現代性闡釋、儒道心性論和政治論與(yu) 中西哲學，儒學與(yu) 當代世界，劉述先先生思想研究等議題，尋求通過新的方式與(yu) 視野，合理定位自身，闡揚心學精神，謀求與(yu) 推進當代儒學進一步的拓展。

“國際中國哲學大會(hui) ”是另一係統的國際學術活動。它是由國際中國哲學會(hui) （ISCP）領銜主辦的，每兩(liang) 年舉(ju) 行一次的大的國際學術盛會(hui) 。ISCP旨在溝通東(dong) 西哲學，推動跨文化研究。“第十五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hui) ”於(yu) 2007年6月在武漢大學舉(ju) 行，我擔任本屆國際中國哲學會(hui) 會(hui) 長，也是本次雙年大會(hui) 的主席。圍繞著本次大會(hui) 的主題——“21世紀中國哲學與(yu) 全球文明對話”，共有來自十四個(ge) 國家及我國台灣、香港和大陸二十個(ge) 省、市、自治區的兩(liang) 百多位學者應邀出席會(hui) 議，集中討論有關(guan) 中國哲學思想的深層學術問題。會(hui) 後ISCP官網高度評價(jia) 這次會(hui) 議，認為(wei) 無論在論文的質量、會(hui) 議的規模、參與(yu) 的廣泛、組織的有序等方麵，都超越了往屆的會(hui) 議，對促進中國哲學走向世界與(yu) 世界各國哲學走向中國起了積極的作用。多家國內(nei) 知名學術期刊、媒體(ti) 發表此次會(hui) 議的長篇學術報導、綜述等。2010年6月，我在武大還主持了ISCP的小型會(hui) 議：“近三十年來中國哲學的發展：回顧與(yu) 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這次會(hui) 議也非常成功。自此，ISCP還隔年組織一次小型學術會(hui) 議。

謝遠筍：現代新儒學已經取得了豐(feng) 碩的學術成果，您覺得這一研究如何進一步的拓展，還有那些工作待我們(men) 去做？

郭齊勇：的確，現代新儒學的研究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豐(feng) 碩的學術成果，體(ti) 現在著作編纂、脈絡考辨、義(yi) 理疏解、思想闡發等諸方麵。但這並不是說，我們(men) 在這一領域已沒有工作可做了，其實仍有很多重大的學術問題，值得我們(men) 去研究。當代新儒家留下的豐(feng) 厚的精神遺產(chan) ，值得也有待我們(men) 進一步地深度開掘。“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現在中國哲學當然要繼續往前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必須是超越，而不是繞過現代新儒學，特別是牟宗三哲學的理論高峰。傅偉(wei) 勳先生幾十年前就說過這樣的話：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課題關(guan) 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論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論的艱巨任務。對牟先生這樣，對馮(feng) 友蘭(lan) 先生也是這樣，比如他的“三史六書(shu) ”，我們(men) 能視而不見嗎？

就我閱讀所及，我覺得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的研究，至少有如下三個(ge) 方麵的工作值得我們(men) 去做。一是儒家知識論的研究，餘(yu) 英時先生說，“我們(men) 必須承認，儒學的現代課題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種客觀認識的精神，因為(wei) 非如此便無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傳(chuan) 統儒學以道德為(wei) ‘第一義(yi) ’，認知精神始終被壓抑得不能自由暢發。”（餘(yu) 英時：《論戴震與(yu) 章學誠》，北京：三聯書(shu) 店，2012，自序）。實際上，牟先生非常重視知識論問題，他提出三統並建，學統是其一。可以說，吸納或開出現代知識論是當代新儒家的核心議題之一。熊十力的量論、牟宗三的知識論（良知坎陷以成就民主科學）、杜維明的體(ti) 知論，都是在儒家視野下對知識論證成，但它們(men) 又超出了西方知識論的範圍，均涉及體(ti) 悟本體(ti) 的智慧和生命的終極性關(guan) 懷。這就將中國哲學中德性之知與(yu) 聞見之知、尊德性與(yu) 道問學等聚訟不已的問題擺在了我們(men) 麵前，儒學要有新的發展，必須通過這些問題，而不是繞過它們(men) 。

二是儒家政治哲學的問題。牟先生以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來證成民主政治，這是當代新儒學政治哲學的範式之一。林毓生教授倡言“中國傳(chuan) 統的創造性轉化”，牟氏此論當屬儒學創造性轉化的經典之論，同時也是中西哲學比較的範式之一。牟宗三提出的“儒學開出民主”說，未能善用康德哲學的資源，而引入與(yu) 之旨趣不同的黑格爾哲學以證成之，這是其哲學係統中最能引起批判與(yu) 爭(zheng) 議之處。但他在證成政治主體(ti) 及國家理論時引入黑格爾哲學也有理論上的優(you) 勢：一是其“自我觀”與(yu) 當代社群主義(yi) 相近，這正是對自由主義(yi) “無約束的自我”或“原子式的個(ge) 人”最有力的批判之一；二是將現代國家視為(wei) 民族曆史文化生命客觀化的產(chan) 物，即視為(wei) 一個(ge) 倫(lun) 理實體(ti) ，這樣便可化解建立在契約論基礎上的現代國家的不穩定性。進入當代政治哲學的話語體(ti) 係，實現與(yu) 當代自由主義(yi) 、社群主義(yi) 的對話，這是儒家政治哲學繼續發展的有效途徑。僅(jin) 就道德主體(ti) 開出政治主體(ti) 而言，這一領域與(yu) 康德的法權哲學、羅爾斯的新自由主義(yi) 及當代社群主義(yi) 之間，存在著廣泛的對話空間，有非常多的工作值得我們(men) 去做。

三是新材料與(yu) 新方法。王國維先生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yu) 新發現。”陳寅恪先生亦有此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yu) 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wei) 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我對熊十力及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的研究，是建立在充分的史料挖掘與(yu) 堅實的史料考據基礎上的。隻要有新資料在發現，就有研究天地。比方新進發現的熊十力的一些早期文章，之前全集沒有收進去；徐複觀後人也捐贈了一批重要資料；“胡秋原藏書(shu) 室”（武漢大學哲學學院設立）館藏資料中，也發現了不少現當代新儒學的新材料，我們(men) 正在整理這些材料。不僅(jin) 是對於(yu) 新材料的爬梳，就是對過去已有的材料，還需要以新的視野與(yu) 方法，予以新的發掘、研讀與(yu) 詮釋，定會(hui) 開辟出新的天地。

謝遠筍：您作為(wei) 一位30多年從(cong) 事高校人文教育的專(zhuan) 家，主持創辦了“國學實驗班”、“中西比較實驗班”，這是出於(yu) 何種考慮？我們(men) 到底應該如何厘清“國學”這個(ge) 概念？

郭齊勇：我提倡並開設了中西比較哲學試驗班和國學試驗班，這兩(liang) 個(ge) 班都是在我擔任武漢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任上創辦的。我們(men) 2001年開辦中西比較哲學試驗班，為(wei) 的是讓同學們(men) 多學中西哲學的原著經典，輝煌了一陣。國學實驗班是在2002年開辦的，但我們(men) 最開始的學生是從(cong) 2001級的文科各係，甚至理科，全校二次招生而來的。以後幾屆也是，大家願意讀的來讀，大概是進校一年、半年以後，他們(men) 願意調劑過來。對國學班學子的培養(yang) ，我們(men) 注重文字學的功夫，堅持中國古文字、音韻、訓詁的訓練，堅持讀經典，由老師導讀，讓學生在經史子集每一部裏都紮紮實實地研讀幾種。這麽(me) 多年的實踐，證明國學班的辦學是成功的。

有人批評“國學”的概念大而無當，其實我們(men) 也是“不得已而為(wei) 之”才提出來的，因為(wei) 現在的學科標準全部是西化的。但是，按照西方的學科標準來看待國學，的確是削足適履。源自西方的現代學科的劃分，與(yu) 中國古已有之的學術方式是不同的。硬搬西方的學科建製，在某種程度上肢解了中國的人文學術。在西方這套學科體(ti) 係裏麵，人文學科被分化了，且被邊緣化了，而社會(hui) 科學又基本上是實證主義(yi) 的做法，這是與(yu) 人文學大相徑庭的。將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割裂以設學科的現狀，是不利於(yu) 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

現代學科的分類，基本上是將傳(chuan) 統學問當作死物，而且越分越細，肢解分離，不是像我們(men) 過去的學術傳(chuan) 統，文史哲不分家，傳(chuan) 統學問是一種整合的“生命的學問”。如何在現代的學科分類中，還體(ti) 現一點傳(chuan) 統的東(dong) 西呢？

經學是中國文化的根脈所在，可它在現代學科體(ti) 係中根本沒有位置，史學、子學、文學，還勉強可以在文史哲等學科中體(ti) 現一二，但是經學的傳(chuan) 統中斷了。所以我們(men) 設立國學學科，很大程度上，是想重振經學，並由此帶動整個(ge) 中國人文學的重建。

其實，即便是在當代西方學科體(ti) 係中，神學、古典學，都是獨立於(yu) 文、史、哲、藝之外的重要學科。我國的國學，頗類似於(yu) 西方的古典學領域。所以，從(cong) 國內(nei) 國際學術發展來看，我們(men) 設立“國學”這一學科門類，先從(cong) 一級學科辦起，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合理的。我們(men) 隻有按照國學本來的理路與(yu) 脈絡，設立經學、史學等門類，作一種古典學的研究，才是比較合適的。我們(men) 借助今天所謂學科門類、一級學科、二級學科，也是不得已而為(wei) 之。

我在上一世紀9O年代前期即重新界定“國學”概念，這遠在所謂“國學熱”之前。其實我對文化學、新儒學及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已經含有對國學係統與(yu) 中華人文精神的探索。我曾提出了四層次說，即國學包涵了常識層麵、學術或技藝層麵、道德價(jia) 值與(yu) 人生意義(yi) 的層麵、民族精神或國魂與(yu) 民族魂的層麵，指出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是無本無根的現代化，失去中華民族文化本源的現代化，絕對不是成功的現代化，指出學習(xi) 國學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國人的終極信仰、人文精神與(yu) 價(jia) 值理念，了解中華民族與(yu) 文化融會(hui) 的過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個(ge) 中國人。

國學的重點是經與(yu) 經學，儒學是國學最重要的部分。中華民族核心價(jia) 值觀是以“仁愛”為(wei) 中心的價(jia) 值係統，當代中國仍必須以此為(wei) 基礎重建中國人的信仰信念、文化認同與(yu) 倫(lun) 理共識。中華人文精神包含了宗教，重視自然之道，也包含自己獨特的科學技術傳(chuan) 統，中國的製度文明尤其需要重新認識與(yu) 發掘。以上這些，是在我的國學教育實踐中形成的，是重建“國學”的思想理論方麵的思考。

謝遠筍：您非常重視四書(shu) 教育、人文教育，強調它的重要性，在這方麵您有哪些看法？

郭齊勇：我主張“四書(shu) ”應該進中學課堂。作為(wei) 一個(ge) 國家的公民、國民，有接觸本國經典的義(yi) 務。一個(ge) 西方人，不管從(cong) 事什麽(me) 行業(ye) ，在他經受的家庭、社會(hui) 、學校教育中，起碼誦讀過、學習(xi) 過他所在的文化傳(chuan) 統中的經典，經曆過本土文化思想的基本訓練。這都是視為(wei) 當然的，也奠定了他們(men) 人文修養(yang) 的基礎。一個(ge) 中國人，也應當掌握好母語，具有中國文化的常識，誦讀一些中國經典，打好中華文化傳(chuan) 統的基礎。

幾十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幼兒(er) 教育、中小學教育中，缺乏國文、國學基本知識和傳(chuan) 統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來雖有所好轉，但仍然不令人滿意。就取得全社會(hui) 普遍的族群認同與(yu) 倫(lun) 理共識而言，就和諧社會(hui) 的建構與(yu) 可持續發展而言，幼兒(er) 與(yu) 中小學教育中的國文、國學教育是基礎的基礎。因此，全社會(hui) 都應當重視對幼兒(er) 、小學生和中學生加強中華民族人文知識與(yu) 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四書(shu) ”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ti) 係，對公民社會(hui) 的形成，和諧社會(hui) 的建構，對長治久安，對人的全麵發展，百年樹人的大業(ye) 與(yu) 共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yi) 和作用。

儒家教化不是所謂道德說教，而是春風化雨；儒家教育不僅(jin) 不排斥技藝，而恰好正是寓於(yu) 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等技藝之中的。儒家的教育方法，絕不是今天的滿堂灌，而是以啟發式為(wei) 主，孔子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孟子主張以意逆誌，深造自得。儒家講的教育，是全麵的、廣義(yi) 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識教育、技術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藝術教育、身體(ti) 教育等德智體(ti) 美的各方麵，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會(hui) 教育、學校教育等各層次。

“四書(shu) ”或稱“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寶典。《論語》在漢代即是婦孺必讀的書(shu) ，“四書(shu) ”自宋代以來是中國人必讀的書(shu) ，是中國人的基本信仰與(yu) 信念，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chuan) 戶誦之學，哪怕是鄉(xiang) 間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是通過口耳相傳(chuan) ，蒙學讀物與(yu) 民間文藝，接受並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儒家核心價(jia) 值，四書(shu) 的主要內(nei) 容，又通過私塾鄉(xiang) 校、教書(shu) 先生，通過唱戲的、說書(shu) 的，從(cong) 各種渠道流向社會(hui) ，影響世道人心。一直到今天，這些價(jia) 值不僅(jin) 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光輝、寶貴的精神財富。

張橫渠說：“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對儒學精義(yi) 的概括。按梁啟超先生的說法，《論語》《孟子》等是兩(liang) 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nei) 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men) 全社會(hui) 形成共同意識，我們(men) 既做這社會(hui) 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識生隔閡。“四書(shu) ”之於(yu) 中國，如同《吠陀經》《奧義(yi) 書(shu) 》之於(yu) 印度，《古蘭(lan) 經》之於(yu) 阿拉伯，《新約》《舊約》之於(yu) 西方。“四書(shu) ”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一個(ge) 中國人，不讀“四書(shu) ”，不知道做人的尊嚴(yan) ，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因此，我一再提倡國民教育中增加國語國文國學的分量，建議四書(shu) 全麵進入中學課堂，建議以孔誕日作為(wei) 教師節。

我也關(guan) 注大學的國文教育、大學的人文教育。大學人文教育被政治教育取代或成為(wei) 附庸，又被專(zhuan) 業(ye) 教育擠壓或掩蔽。我多次說過，除了分科壁壘分明的毛病影響人文教育之外，中國大學即使現在有了通識課程，其毛病與(yu) 文科各專(zhuan) 業(ye) 教育一樣，仍是原理、概論、通史之類的課程太多，東(dong) 西方原著經典導讀的課程太少。古今中外的文化經典具有深長久遠的滋潤作用，給人以創造性的和不斷反芻的精神空間，是永不枯竭的源頭活水。可問題是，我們(men) 的學生不會(hui) 讀書(shu) ，不會(hui) 讀原典。這是因為(wei) 我們(men) 的教育隻是讓學生去讀或聽那些三轉手、四轉手的或拚湊的教材。概論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東(dong) 西方人文傳(chuan) 統和不相信師生們(men) 能讀懂、能分析與(yu) 理解原著經典為(wei) 前提的。

培養(yang) 一個(ge) 對社會(hui) 、國家、民族有用的棟梁之材，不管他將來做什麽(me) 事業(ye) ，根子要紮正，特別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應視為(wei) 根本。但是，人文教育麵臨(lin) 來自現代化、全球化、功利化的時風的挑戰與(yu) 壓力。由於(yu) 幼兒(er) 教育、中小學教育片麵地膨脹科技知識與(yu) 過早地分科，使大學教育對象的東(dong) 西方人文素養(yang) 十分薄弱，特別是傳(chuan) 統人文知識與(yu) 人文精神之修養(yang) 十分欠缺。在西化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本土化的人文資源的發掘、傳(chuan) 承、參與(yu) 、創造、轉化的工作尤顯重要。

中國大中小學生理應接受中華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的最起碼的教育，“四書(shu) ”理當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教材，其中飽含中華民族基本的價(jia) 值理念與(yu) 做人、做事的依據，是立身行世之本，安身立命之道。實際上，“四書(shu) ”應貫穿、滲透到學校、社會(hui) 、家庭的各方麵，如果沒有這個(ge) 基礎，我們(men) 目前的大學人文教育，再怎麽(me) 努力，也難以彌補我們(men) 的學生從(cong) 兒(er) 童、少年到青年應當受到的博雅的教育、人性的養(yang) 育，難以培育國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源感與(yu) 認同感。

謝遠筍：2018年底，您出版了新書(shu) 《中國思想的創造性轉化》，現在仍有很多人認為(wei) 儒學是保守的、落後的，您在書(shu) 名中用了“創造性轉化”這個(ge) 詞，您是如何看待儒家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社會(hui) 的關(guan) 係的？

郭齊勇：“創造性轉化”是海外華裔學者林毓生先生在上一世紀80年代最先提出的，幾十年來，逐漸被中國大陸學者接受過來並廣泛運用。

以儒家為(wei) 主流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並不與(yu) 啟蒙價(jia) 值相違背，它不僅(jin) 可以與(yu) 民主、科學相結合，而且有助於(yu) 克服現代科技文明帶來的弊端。

我們(men) 就生活在現代社會(hui) 當中，享受現代文明的成果，這是一個(ge) 事實。我想隻要我們(men) 保持理性，不情緒化，沒有人會(hui) 拒斥現代性，即使有人在口頭上拒斥，但在現實生活中他也離不開。儒家絕不是所謂的“反麵教員”，它對現代化的建設是正向的。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與(yu) 現代人權、自由、平等、尊嚴(yan) 、理性、道義(yi) ，不乏可溝通之處。儒家倫(lun) 理經過時代的轉化、汰洗，經過我們(men) 自覺地批判繼承，是可以與(yu) 現代化的新的倫(lun) 理價(jia) 值——個(ge) 性自由、人格獨立、人權意識等——整合起來的。“仁、義(yi) 、禮、智、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敬業(ye) 樂(le) 群”等對於(yu) 建構現代全球倫(lun) 理、社群倫(lun) 理、家庭倫(lun) 理、職業(ye) 倫(lun) 理和新的人與(yu) 人之關(guan) 係，是具有積極意義(yi) 的。具體(ti) 地說，例如容隱製，它恰好能體(ti) 現現代人權的觀念，因此我提議修改現行的刑法、民法的有關(guan) 條文，保障公民的親(qin) 情權和容隱權。在我與(yu) 同人的努力之下，國家刑訴法也做了初步的修改，這對完善我們(men) 的法製建設有一定的貢獻。儒家並不脫離生活世界、日用倫(lun) 常，相反，恰恰是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尋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會(hui) 政事，科技發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開展。因此，中華人文精神完全可以與(yu) 西學、與(yu) 現代文明相配合，它不反對宗教，不反對自然，也不反對科技，它可以彌補宗教、科技的偏弊，與(yu) 自然相和諧，因而求得人文與(yu) 宗教、與(yu) 科技、與(yu) 自然調適上遂地健康發展。

另一方麵，借用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說法，現代性是有“隱憂”的。警惕現代性的單向度及片麵性，有助於(yu) 我們(men) 獲得更加健康的現代性成果。反思現代性與(yu) 接納現代性是不矛盾的。中華人文精神，特別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現代人的危機。它強調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會(hui) 導致一種對自然的宰製、控禦、破壞；它強調人文建構，批評迷信，但不消解對於(yu) “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終極的信念與(yu) 信仰。“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民胞物與(yu) ”等理念有助於(yu) 建構新的生態環境倫(lun) 理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規劃；天命、天道、神聖、敬畏感與(yu) 人的終極信念，“極高明而道中庸”所透顯的聖凡關(guan) 係與(yu) 現代性問題密切相關(guan) 。中華人文精神提倡的仁、義(yi) 、禮、智、信、忠、孝、誠、恕等價(jia) 值，在剔除其曆史附著的負麵性效應與(yu) 曆史局限之後，是可以提煉、轉化其合理因素，滲透到今天的社會(hui) 生活中去的，而且，它作為(wei) 價(jia) 值指導，又可以治療現代社會(hui) 的病症，恢複人的尊嚴(yan) ，重建人的意義(yi) 世界，重建人與(yu) “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動的關(guan) 係。

謝遠筍：您獲評2017年度“世界儒學研究傑出人物”，前麵您談到了您的學思曆程和主要的學術工作，我想借此機會(hui) 請您與(yu) 大家分享您的儒學研究，您本人持有何種儒學觀呢？

郭齊勇：儒學是我的生活方式。前麵提到我對儒學的認識有個(ge) 轉變的過程，這個(ge) 轉變發生在1990年前後，我經曆了從(cong) 批判儒學到研究儒學，從(cong) 認同儒學到走向生命實踐的過程。

先談談我的儒學研究。我對現代新儒學及20世紀中國哲學，出土簡帛文獻，諸子學，中國哲學史等領域都有所涉獵，但這些研究是以我對儒家人文精神的探尋貫穿其中的。國學不等於(yu) 儒學，但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學在價(jia) 值係統、國族精神方麵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豐(feng) 富的內(nei) 容。實際上，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就是一個(ge) 儒家型的社會(hui) ，儒學是一種社會(hui) 存在，可以說它是中國社會(hui) 的底色。我研討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根據及其所包含的中國古代社會(hui) 正義(yi) 論的思想內(nei) 涵與(yu) 特色，研討儒家道德哲學的特點與(yu) 意義(yi) ，認為(wei) 儒學是具有宗教性的人文學說，研究儒家學說的一以貫之之道與(yu) 不同曆史階段的不同特性，全麵而又有重點地研究了儒家的禮樂(le) 文化、社會(hui) 理想、治國方略、管理智慧、人性學說、核心價(jia) 值、人生意境，儒家人文精神的特色、普遍價(jia) 值、當今的意義(yi) 。對學術前沿的課題，如儒家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對話、公與(yu) 私、公德與(yu) 私德、“親(qin) 親(qin) 互隱”與(yu) 人權，儒學與(yu) 宗教及文明對話等論域發表了一定的見解，試圖去撥亂(luan) 反正。

我主張“開放的儒學觀”。我們(men) 研究儒學、認同儒學，並非拘泥於(yu) 儒學在每個(ge) 時代的具體(ti) 呈現，而是繼承儒學的精神，守先待後、創造轉化。對儒學的批評與(yu) 更化正是建立在尊重、學習(xi) 及借鑒馬克思主義(yi) 、西方學術與(yu) 宗教傳(chuan) 統、諸子百家的基礎上的。它還體(ti) 現在尊重文化的多樣性，以開放的胸懷，促進文明間的交往、溝通、對話。儒家思想和軸心時代其他文明都是人類走上現代化的重要思想與(yu) 文化資源，均可作創造性轉化與(yu) 綜合。對儒家而言，他者的視域更能發現其精粹與(yu) 缺弱，因此要對各種批評保持開放的心態，並善於(yu) 借鏡各家的成敗得失。

劉述先先生曾談到他、杜維明等第三代新儒家與(yu) 唐、牟、徐等第二代的區別：第二代新儒家適當存亡繼絕之際，展示了強烈的護教心態，而強調中國文化的常道性格；第三代則預設了多元、民主、自由、開放的架構，我們(men) 的問題是如何讓不同的傳(chuan) 統互相了解，彼此溝通，存異求同，無須證明自己的傳(chuan) 統比其他的傳(chuan) 統更為(wei) 優(you) 越，隻需闡明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有自己的根源與(yu) 立足點，就已經足夠了。價(jia) 值多元是現代社會(hui) 中存在的一個(ge) 基本事實，我們(men) 必須麵對它，多元的社會(hui) 是對自由的保障。

儒學也是諸子學的一種，儒家、道家、墨家等諸子百家，都是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因此我提倡諸子合觀。不僅(jin) 是先秦諸子，還有漢以來傳(chuan) 入中國並“中國化”的佛教，也是我們(men) 重要的思想資源。諸子百家，各有其偏弊，各有其優(you) 長，曆代學者對諸子學都有分疏、解析。我與(yu) 吳根友教授合寫(xie) 了《諸子學通論》，主張從(cong) 各家各派汲取養(yang) 分。這也可以說是一個(ge) 多元的傳(chuan) 統，而現在是一個(ge) 多元的世界，所以我們(men) 要將各種精神資源調動起來。

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不隻有儒家這一家，即使是儒家，也是吸納了其他諸家思想的，所以我主張開放的儒學觀，主張諸子合觀，我們(men) 不要有狹隘的心態。有時候我們(men) 說儒家，其實是一種廣義(yi) 的理解，因為(wei) 中國社會(hui) 是儒家型的社會(hui) 。諸子百家是相互包容的，我們(men) 要取長補短。現在我提倡新諸子的概念，它包括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印度文化，當然不是沒有主從(cong) ，不是相對主義(yi) 的，而是有主有從(cong) ，要有一個(ge) 本土生成的大的文化根係。

我覺得治學要有廣博的胸襟，要有多元文化的陶冶。我邀請了許多西方、日本及我國港台地區的學者到武漢大學來講學，這些學者也可以說是新諸子，他們(men) 各人都有自己專(zhuan) 門的治學領域，觀點也大不一樣，例如中嵨隆藏主要研究道教，戴卡琳是海外墨家，安樂(le) 哲、梅約翰治儒學多年，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成中英先生也多次來講學。又如剛去世的沈清鬆先生，沈先生是豪氣萬(wan) 丈的哲學家，熱誠慷慨，有開放的胸襟與(yu) 廣闊的視野。他的基本立場是天主教士林哲學的，我的基本立場是儒學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men) 相交莫逆，彼此尊重、溝通、切磋、信任。

我自己也走出去到海外訪問、講學。現代社會(hui) 不是一個(ge) 封閉的社會(hui) ，即使是批評儒學的人，我們(men) 也要捍衛他說話的權利，甚至將他請過來讓他發表自己的觀點，隻有在相互詰難與(yu) 辯論中，學術才能得到發展，隻要這些討論保持在學理性的範圍之內(nei) 。學術交流就是要借助世界的眼光，聽取不同的聲音，讓我們(men) 與(yu) 我們(men) 的學生受到啟發和教育。

謝遠筍：您培養(yang) 了很多學生，善於(yu) 與(yu) 不同性格的學生相處，在學界也善於(yu) 與(yu) 不同主張的學者相處，做到了《中庸》中所說的“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您的研究論著，包括學術論戰的文字，又做到了“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您是怎樣做到的呢？

郭齊勇：您過獎了，不敢當！《中庸》中的那段話，講的是聖人的境界：“唯天下至聖，為(wei) 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lin) 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我個(ge) 人隻是以我的老師為(wei) 榜樣，按儒家的為(wei) 人為(wei) 學之道來要求自己。上麵我與(yu) 您討論了開放的儒學觀，這是適應多元的現代的生活，可以指導我們(men) 的人生實踐的，使我們(men) 有終極依歸，有定力，不隨波逐流，使我們(men) 努力過好每一天，追求內(nei) 聖外王，逐步使自己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