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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作者簡介:何俊,男,杭州大學哲學博士,現任複旦大學特聘教授、哲學學院博士生導師。曾任杭州師範大學副校長兼國學院院長、教授,浙江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西學與(yu) 晚明思想的裂變》《南宋儒學建構》《事與(yu) 心:浙學的精神維度》《儒學之鏡》《從(cong) 經學到理學》等。 |
開顯於(yu) 經學的哲學洪流——“群經統類”中的宋明儒學
作者:何俊(複旦大學特聘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初六日丁醜(chou)
耶穌2019年4月10日
【項目論壇】
在經曆了晉室東(dong) 渡與(yu) 民族融合、佛教中國化,最終催生出唐宋變革的重大社會(hui) 轉型中,以理學為(wei) 標識的宋明儒學,以一種哲學新形態回應著時代需求。宋明儒學通過徹底消化漢唐以來的新舊傳(chuan) 統,使先秦儒學在更高的理論形態上獲得複興(xing) ,成為(wei) 此後引導整個(ge) 近世中國前行的思想洪流。盡管宋明儒學是一場涵攝形上哲思、知識累積,直至生活方式範疇的文化運動,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馬一浮先生提出“六藝該攝一切學術”的識見,將宋明儒學統類於(yu) “六藝”,並開列“群經統類”的目錄,為(wei) 理解宋明儒學基於(yu) 經典的傳(chuan) 承與(yu) 創新給出了一條路徑。
回歸經典的創新
循此路徑,首先清楚地看到,宋明儒學的成就源於(yu) 回歸經典的創新。任何新的思想的闡明都不能憑空囈語,而須基於(yu) 知識的推拓。開啟宋學的啖助新《春秋》學,以分析的方法指出漢唐《春秋》學的固陋與(yu) 三《傳(chuan) 》的割裂,從(cong) 而追求在兼綜三《傳(chuan) 》的基礎上,重新理解《春秋》的微言大義(yi) ,推動新的思想萌發。這一思想方法上的創新,其性質是對傳(chuan) 統經學知識範式的突破,引入了哲學的分析批判思維,在分析批判過程中建構起新的思想。後續的宋儒將這一哲學思維進一步推向縱深,不僅(jin) 實現了傳(chuan) 統中國知識範式的轉移,使傳(chuan) 統經典係統《五經》在獲得新的闡明的同時,進一步構建起與(yu) 舊經典相關(guan) 聯的新經典係統《四書(shu) 》,注入了儒家經典的開放性,而且在闡釋經典的過程中,實現了經義(yi) 的型塑,獲得了思想的創造,將整個(ge) 儒學提升到新的理論高度。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宋明儒學之所以能對唐宋變革的重大社會(hui) 轉型作出有效的回應,並且引導此後近世中國的前行,正是因為(wei) 宋明儒學在漢唐經學的知識傳(chuan) 統中引入了哲學的分析與(yu) 批判思維,使得傳(chuan) 統中國的知識係統獲得本質上的創新。需要指出的是,分析的、批判的哲學並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建立在對時代問題的深刻理解上。整個(ge) 宋明儒學的思想展開,雖然在形式上寄身於(yu) 經典的傳(chuan) 釋,但秉持問題意識,內(nei) 容無不是來自曆史與(yu) 現實的思考,唯此,明體(ti) 達用才會(hui) 成為(wei) 宋明儒學的論學宗旨。同時,分析的、批判的哲學是受製於(yu) 邏輯的約束的,這可以由宋學開山胡瑗的蘇湖教法中獲得體(ti) 會(hui) 。經義(yi) 並非來自師者的獨斷,而是以論辯的過程呈現。無論是書(shu) 院的對講,還是經典新詮中的古今對話,思想既由論辯展開,論證自然成為(wei) 必需的前提。直麵時代與(yu) 強調論辯,使得宋明儒學的哲學方法在引導思想創新的同時,克服了玄遠清談與(yu) 靈動禪悟,培植起思想及其方法的現實感與(yu) 厚重感。值得欣慰的是,宋明儒學的創新並沒有造成中國思想與(yu) 文化的斷裂,而是在轉進中保持著延續。宋儒雖然在知識範式乃至精神上突破了漢唐,但是正如王安石酬答歐陽修的詩句所言,“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他們(men) 使自己的創新上溯孔孟,洋溢著引得源頭活水的自我期許與(yu) 自信。
建構理的世界與(yu) 培植理性
從(cong) 分析的、批判的哲學論辯不難理解,邏輯的力量將指向理性的訴求。確認萬(wan) 物存在的背後具有理據,闡明曆史表象的背後具有邏輯,這正是宋明儒學被標識為(wei) 理學的根本原因。宋明理學的架構是《周易》,由易學轉出理學,一方麵使得宋明理學的全部論述建基於(yu) 自然之上,從(cong) 而使理學上升為(wei) 形而上的本體(ti) ,另一方麵迫使宋明理學的建構必須合乎理性的原則。換言之,確立一切事物背後的理,與(yu) 呈現這些理的方法,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即都依賴於(yu) 人的理性的挺立。事實上,作為(wei) 具有明顯實踐理性傳(chuan) 統的儒學,如何從(cong) 易學轉出理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從(cong) 《周易程氏傳(chuan) 》可以看到,程頤煞費苦心地論證,雖然在易學史上存在著辭、變、象、占四種解卦方法,但唯有辭的方法足以把握卦爻之義(yi) ,並能夠涵攝變、象、占的方法,從(cong) 而將理學牢牢地鞏固在具有邏輯力量的語言上,而排斥了充滿感性經驗的變、象、占;而他獨取《序卦傳(chuan) 》作為(wei) 釋傳(chuan) 《周易》六十四卦的基礎文獻,則足以保證其對易理的解釋獲得連續的一貫性而避免碎片化。可以說,高揚理性,以理性建構並呈現理的世界,這是宋明儒學在接續先秦儒學的基礎上,創造性地以哲學改造漢唐經學,實現經學向理學轉型的最顯見標誌,也是最根本的成就。因為(wei) 這一成就,宋明理學使儒學獲得了宋儒自稱為(wei) “再辟”的真正複興(xing) ,更使得格物窮理的精神深入人心,化為(wei) 慣習(xi) ,為(wei) 現代中國接引科學奠定了基礎。在高標道理、培植理性的同時,別有意趣的是,宋明理學始終沒有讓理與(yu) 理性陷入高孤,而強調理與(yu) 現象世界的顯微無間,理性與(yu) 感性的共生同存。“活潑潑地”,這既是世界的存在,也是人的存在。理與(yu) 理性的標舉(ju) 與(yu) 培植,絕不是要喪(sang) 失存在的這種“活潑潑地”的性質與(yu) 狀態,而毋寧要使得這種“活潑潑地”能夠轉經理與(yu) 理性而呈現。毫無疑問,這中間是存在著張力的,並由此可能陷入更嚴(yan) 重的緊張與(yu) 衝(chong) 突。為(wei) 了避免這種緊張與(yu) 衝(chong) 突,或者為(wei) 了某種理論的徹底性,宋明時期的不同思想者也自然地有所偏向,甚至不免於(yu) 偏執而失中和。
心的標舉(ju) 與(yu) 主體(ti) 性挺立
除去理與(yu) 現象、理性與(yu) 感性的張力所帶來的理論偏執,從(cong) 宋儒對理的建構所呈現出的理的性質看,理的世界的建立內(nei) 在地存在著延異為(wei) 心的外化的可能。前文述及,理學脫胎於(yu) 易學。易學所依賴的全部卦爻象都來自觀物,物雖然是客觀的存在,但物之象的觀察與(yu) 攝取及其所涵之理的賦予,卻極大地取決(jue) 於(yu) 人的主觀指向。因此,理的性質就難以斷言純是外在的客觀,而更近似於(yu) 見之於(yu) 客觀的主觀;當理學家由物理的觀察進一步延入人事,理的這一性質彰顯得更為(wei) 清晰。在南宋王宗傳(chuan) 的《童溪易傳(chuan) 》中,可以清楚地發現外在的客觀之理不自覺地延異為(wei) 心的外化。事實上,由於(yu) 宋明儒學的宗旨在明體(ti) 達用,天道的建立原本在於(yu) 人事的安頓,因此理的建構自始是伴隨著心的自覺的。之所以要指出理向心的轉化,隻是為(wei) 了從(cong) 理論上還原宋明理學中理學延異為(wei) 心學的邏輯過程。在追求純然之理的世界中,心的呈現當然不是理論上的失足,而應該視為(wei) 理學豐(feng) 富性的展開。最為(wei) 重要的是,心意味著宋明理學對人的主體(ti) 性的張揚,宋明理學由此而始終將人立在全部論述的中心,而心則是人的根本。以往的研究多聚焦於(yu) 心體(ti) 工夫的展開,以內(nei) 聖為(wei) 指向。這並不違背宋明理學的事實,卻有所遮蔽心體(ti) 自覺的豐(feng) 富性。胡瑗高足徐積解《艮》“思不出其位”時指出,這是警戒在位者的話;如果是學者,卻應該且必須無所不思,無所不言,因為(wei) 學者沒有職權可以踐行自己的思考與(yu) 認識。徐積以在位與(yu) 否限定“思不出其位”的解釋,正麵打開心的無所不思,無所不言,顯然已溢出內(nei) 聖的範圍而廣及社會(hui) ,如果聯係宋儒與(yu) 君同治天下的自我期許,正足以看到宋明理學基於(yu) 經典所自覺到的心,正是人的主體(ti) 性存在的表征。特別是,上引徐積釋“思不出其位”,在《宋元學案》中引錄,這充分告訴後人,清儒仍然對這樣的思想予以認同。換言之,整個(ge) 宋明理學自始至終都是將心視為(wei) 核心理念,並追求心的開放。
為(wei) 天下開太平
建構理的世界,追求心的開放,這是基於(yu) 經典的宋明儒學在哲學上最顯著的闡明。但理與(yu) 心在宋明儒學那裏,仍然仿佛隻是韓愈講的道與(yu) 德的“虛位”,必待注入仁與(yu) 義(yi) 的“定名”,才足以完成理論的圓滿。這個(ge) 仁與(yu) 義(yi) ,便是宋明理學托名於(yu) 堯、舜之道的民本主義(yi) 。無論禪讓,還是周禮,任何的製度與(yu) 運作,內(nei) 在的精神要求都是要體(ti) 現對人的關(guan) 懷,對生命的尊重,這是宋明理學上承孔、孟仁義(yi) 思想的核心,也是宋明理學必要由《五經》舊經典進一步確立起《四書(shu) 》新經典的思想上的根本。從(cong) 《洪範》的“八政”,到《孟子》的“王道之始”,在尊重自然、不違時令的前提下,以民生經濟為(wei) 首務,以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為(wei) 起點,正如胡瑗《洪範口義(yi) 》所講:“聖人之治天下,未有不以足食為(wei) 本。”致力於(yu) 生產(chan) ,續之以通商,這是“邦厚民富之道”;而天下非一家所有,聖人也不能獨治,必集眾(zhong) 智而後興(xing) 。宋明理學雖然極性命理心之精微,但全部的關(guan) 懷仍然集於(yu) 世俗人間,必欲為(wei) 天下開太平。這是宋明儒學的價(jia) 值取向,它既是對孔、孟注仁義(yi) 於(yu) 宗周舊傳(chuan) 統的繼承張大,為(wei) 近世中國的世俗化提供支持,又是對儒家人文主義(yi) 傳(chuan) 統的創新發展。
從(cong) 中晚唐至清中晚期的長時段來看宋明儒學,各時段有不同的思想者,充滿了豐(feng) 富性。彰顯這樣的豐(feng) 富性是宋明儒學研究的重要職責。但是正如宋明儒學標之以“理學”而足顯其精神一樣,對宋明儒學整個(ge) 思想洪流的認識將有益於(yu) 豐(feng) 富性的理解。從(cong) 傳(chuan) 統思想依據於(yu) 經學這一知識傳(chuan) 統的事實出發,基於(yu) 經典而觀宋明儒學,則如上述,宋明儒學由知識上的創新而引發的追求事理、挺立人心、關(guan) 懷人間,構成了它的精神主流。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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