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重商主義(yi) 與(yu) 明朝的洪武型體(ti) 製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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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初十日壬子

          耶穌2019年3月16日

曆史紀錄片《南宋》開播時，我一直追著看。應當承認，這是一部堪稱製作精良、且視角不落俗套的作品，創作團隊似乎有野心顛覆“宋朝積貧積弱”的成見、再現引人注目的南宋文明成就。它用一集中講述了臨(lin) 安的市井繁華（《臨(lin) 安夢華》），一集講述了南宋的文學成就（《詩詞流域》），一集講述了宋畫藝術（《宋畫江山》），一集講南宋戲劇“南戲”（《戲文南北》），一集講宋代的科技發明（《發明時代》）。隨著最後一集《回望未來》播出，這部紀錄片也驚豔收官。

不過，一路看下來，卻有一種強烈的意猶未盡之感，覺得還有諸多南宋的文明成就被紀錄片遺漏掉，比如宋王朝的重商主義(yi) （許多人都狹窄地將“重商主義(yi) ”理解為(wei) 一種鼓勵商品出口、追求金屬貨幣淨流入的經濟學說與(yu) 政策。但我們(men) 認為(wei) ，重商主義(yi) 作為(wei) 一種為(wei) 國家的經濟擴張政策辯護的學說，其本質乃是指向國家對開拓市場疆界的濃厚興(xing) 趣，以及政府對商業(ye) 的熱切介入）。

要知道，宋朝有別於(yu) 其他王朝的一大特點就是對商業(ye) 的重視，以致有不少海外漢學家相信宋代中國發生了一場“商業(ye) 革命”。特別是南宋，在丟(diu) 失了半壁江山之後，麵對金國與(yu) 蒙元的輪番進攻，仍能享國一百五十餘(yu) 年，期間還未爆發過一次全局性民變，很大程度上，就是有賴於(yu) 商業(ye) 的支持。所謂的“臨(lin) 安夢華”，也是商業(ye) 的力量塑造出來的。

而宋代的商業(ye) 文明，既得益於(yu) 前代的文明積累，更是宋政府的重商主義(yi) 所培育。因此，我們(men) 有必須來檢視一遍被《南宋》紀錄片錯過的宋代重商主義(yi) 傾(qing) 向。

泉州市舶司

沒有比較，便顯示不出差異。當我們(men) 要描述宋政府的重商主義(yi) 傾(qing) 向時，不妨先確立一個(ge) 參照物。最合適的參照物，我認為(wei) 非明初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體(ti) 製”莫屬。

“洪武型體(ti) 製”幾乎完全跟宋朝的經驗反著來，以反市場化、反商業(ye) 化、反貨幣化為(wei) 特征：農(nong) 民必須老老實實耕田，不可以脫離土地當遊民；國家幾乎不鑄貨幣，民間的交易在貨幣緊缺的時候，甚至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經濟狀態；政府的賦稅也以實物征收的農(nong) 業(ye) 稅為(wei) 主，再加上全民配役，政府的運轉居然可以跟市場、貨幣經濟毫不相幹。

宋政府則對開拓市場、發展商業(ye) 、創造財貨都表現出濃厚的興(xing) 趣，不憚於(yu) 言利，馬端臨(lin) 在《文獻通考》中說，“前人之立法，惡商賈之利而抑之；後人之立法，妒商賈之利而欲分之。”從(cong) 前的政府，都主張抑製商業(ye) 、壓製商人；而現在的宋政府，則積極介入市場，與(yu) 商賈分利，很多時候甚至顯得很貪婪，有如地中海資本主義(yi) 興(xing) 起之時的威尼斯商人，它的一切經濟政策的目標仿佛隻有一個(ge) ：如何從(cong) 市場中汲取更多的財政收入。

而為(wei) 了汲取更多的財政收入，宋政府又勢必要將注意力從(cong) 總額有限而征收成本高企的農(nong) 業(ye) 稅轉移到商業(ye) 稅之上；為(wei) 了擴大商業(ye) 稅的稅基，政府又勢必要大力發展工商業(ye) ；為(wei) 此，宋政府又需要積極修築運河，以服務於(yu) 長途貿易，需要開放港口，以鼓勵海外貿易；為(wei) 了便於(yu) 長途貿易、大宗貿易的進行，政府又需要發行信用貨幣、有價(jia) 證券與(yu) 建立金融網絡（總不能讓商人帶著一船銅錢從(cong) 江南駛到開封去做生意吧）；為(wei) 保證紙幣的信用，宋政府又發展出一套“稱提之術”（指政府運用貴金屬貨幣儲(chu) 備等手段回籠超發的紙幣，這叫做“稱”，使流通中的紙幣購買(mai) 力保持堅挺，這叫做“提”）；為(wei) 鼓勵貿易，政府又需要完善民商法，以保護交易者的產(chan) 權、對付日益複雜的利益糾紛……

這一重商主義(yi) 激發出來的連鎖反應，最後極有可能促成資本主義(yi) 體(ti) 係的建立。

宋朝稅務所

一些朋友也許會(hui) 認為(wei) ，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機製，完全可以自發地推動構建出一個(ge) 近代化的經濟體(ti) 係。但這從(cong) 來隻是假想，而非事實。從(cong) 曆史來看，不管是近代西歐國家，還是明治時期的日本、晚清時的中國，近代化的啟動，總是以國家的重商主義(yi) 為(wei) 先導，給近代化的啟動提供第一推動力。當然，我必須申明，這樣的判斷隻適用於(yu) 近代化啟動之時，當市場在重商主義(yi) 的觸發下而發展起來之後，國家應當從(cong) 大商人的角色轉為(wei) 守夜人的角色。

還是來跟“洪武型體(ti) 製”比較吧。朱元璋在南京建造官營酒樓，卻“不設官醞以收榷課”，又一再申明采礦“損於(yu) 民者多，不可開”，甚至將建議開礦的上書(shu) 人流放海島，這一切都顯示了朱皇帝對於(yu) 農(nong) 業(ye) 與(yu) 民生的關(guan) 心。

然而，我們(men) 以曆史的目光來看，這種對商業(ye) 稅的淡然，不過是明王朝財政緊縮的“脈脈溫情”而已，意味著政府對開拓市場與(yu) 發展商業(ye) 既無絲(si) 毫動力，也無足夠能力。

因此，我們(men) 毫不意外地發現，當宋朝政府運用準備金、國家信用、分界發行、稱提之術等複雜手段構築信用貨幣體(ti) 係時，朱元璋政府卻以為(wei) 政府印發一批紙鈔便可以流通天下，以致大明寶鈔發行不久便嚴(yan) 重貶值，失去了貨幣的意義(yi) 。而南宋末期盡管也因為(wei) 財政危機、貨幣製度崩潰而出現嚴(yan) 重的通貨膨脹，但紙幣畢竟有效地流通了一百多年。

中晚明社會(hui) 總算擺脫了“洪武型體(ti) 製”的束縛，出現了商業(ye) 複興(xing) ，乃至有所謂的“資本主義(yi) 萌芽”之說，但中晚明逐漸繁榮起來的貨幣經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海外巨量白銀的流入上，明政府承認以白銀為(wei) 本位貨幣，實際上意味著它已失去了對金融體(ti) 係的調控之力，因為(wei) 白銀是稱量貨幣，其效力完全取決(jue) 於(yu) 金屬本身的價(jia) 值，換言之，明朝整個(ge) 白銀貨幣體(ti) 係的有效性，取決(jue) 於(yu) 海外白銀的流入量，當海外白銀流入量嚴(yan) 重萎縮時，明代社會(hui) 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通縮危機。

我們(men) 既看不到明政府有充足的白銀儲(chu) 備以應對通縮，也看不到明政府在白銀過剩時采用過宋朝的稱提之術。總之，明政府幾乎完全喪(sang) 失了發行主權貨幣的能力。晚明民間社會(hui) 確實出現了繁華景象，但明政府對介入市場的無能，則一以貫之。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