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與(yu) 佛山：兩(liang) 種商業(ye) 秩序的對照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鳳凰周刊》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臘月廿五日丁卯

          耶穌2019年1月30日

兩(liang) 份工資約條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蘇州府的三十四名紙業(ye) 作坊主聯合立了一塊“工價(jia) 碑”，約定蘇州紙業(ye) 的傭(yong) 工薪酬標準：“各坊工價(jia) ，總以九九平九五色（99銀），按日按工給發，錢照時價(jia) 高下”。意思是說，紙業(ye) 作坊工匠的工資以足色銀子為(wei) 標準，按日計算；如果折算成銅錢，則以當日的銀錢匯率為(wei) 準。這塊“工價(jia) 碑”還非常詳細地羅列出紙作坊各個(ge) 工種的工值，如“每日刷胭脂四刀（約一百張紙）為(wei) 一工，每工銀二分四厘。多刷四刀，另加夥(huo) 食工銀五分”；“每日灑南紅金二刀為(wei) 一工，每工銀四分。多灑二刀，另加夥(huo) 食工銀五分”，等等。

乾隆六年（1741），廣東(dong) 佛山鎮的陶藝花盆作坊也製訂了一份本行業(ye) 的“曆例工價(jia) 列”（薪酬標準的清單），並刻成雕版，印製成冊(ce) ，發給傭(yong) 工。這份“工價(jia) 列”規定：陶藝花盆行工匠的“各款工價(jia) ”以“實銀”放發，“不扣不折，永垂不朽”，意思是說，工資不準克扣、打折，作坊主與(yu) 工匠雙方永久性遵循。“工價(jia) 列”也非常詳細地羅列了陶藝作坊各個(ge) 工種的工價(jia) ，如“大號八角盆每個(ge) 銀三分”、“二號八角盆每個(ge) 銀二分六厘四”、“三號八角盆每個(ge) 銀二分四厘”，等等。並注明“以上各款不能盡錄，如有另新款各貨，另載後加添”。

同樣是清代乾隆年間訂立的“工資約條”，但蘇州紙業(ye) 的“工價(jia) 碑”與(yu) 佛山陶藝花盆業(ye) 的“工價(jia) 列”，卻透露出全然不同的信息，形成鮮明的對照。

不消停的罷工

蘇州的紙業(ye) 作坊主之所以要在乾隆二十一年樹立一塊“工價(jia) 碑”，是因為(wei) 當時爆發了一場罷工運動，罷工的原因則是工人不滿工資待遇，要求加薪。“工價(jia) 碑”簡略記述了這一事件：紙業(ye) 作坊的工匠張聖明、戴象坤、徐玉林等人，“妄思增價(jia) ，混以坊主折扣平色為(wei) 辭，糾眾(zhong) 停工”（這是對罷工的歧視性描述），即有工匠以作坊主發放的工銀不足色為(wei) 由，鼓動全行罷工，要挾老板提高薪水。作坊主潘永豐(feng) 、許萬(wan) 源、王同順、楊茂盛等人，則到衙門控告，要求將鬧事的工匠治罪。

最後官府介入了這起罷工事件，懲治了“煽惑停工加價(jia) ”的工匠，同時重申了蘇州紙業(ye) 的工薪標準，要求各個(ge) 作坊“嗣後給發工價(jia) ，務遵憲定章程”。這個(ge) “章程”一方麵禁止作坊主扣克工資，“倘敢再將工價(jia) 折扣給發，請照示應重律杖八十”；另一方麵，又嚴(yan) 禁工匠妄提加薪，“工匠持夥(huo) 漲價(jia) ，應照把持行市、以賤為(wei) 貴律杖八十”。蘇資雙方如犯禁，各打八十大板。口說無憑，勒石永遵。於(yu) 是便有了這塊“工價(jia) 碑”。

蘇州官方對工匠的罷工行為(wei) 尤其敏感、緊張，所以還在“工價(jia) 碑”上再三強調，工匠如果糾眾(zhong) 停工，除了“照律問擬”之外，“加枷號兩(liang) 個(ge) 月”，帶頭鬧事的人，“解回原籍安插”。總之工匠膽敢再罷工叫價(jia) ，官方便“嚴(yan) 行究處，決(jue) 不寬貸”。

然而，話雖說得如此斬釘截鐵，但蘇州工匠罷工事件卻屢禁不絕，從(cong) 未停息，差不多每隔幾年，就要爆發一次。——許多人以為(wei) “罷工”是近代之後，在西方工人運動思潮的影響下才出現的新事物，其實不是。有清一代，從(cong) 康熙朝開始，蘇州的工匠為(wei) 了提高本行業(ye) 的薪酬標準，一次又一次發起罷工運動。當然那時候還未出現“罷工”一詞，而是稱為(wei) “叫歇”、“停工”，但性質是一樣的。我們(men) 隨便舉(ju) 幾個(ge) 案例：

█康熙九年（1670），一名叫做竇桂甫的踹布工匠，“倡言年荒米貴，傳(chuan) 單約會(hui) 眾(zhong) 匠停踹，索添工銀”，一呼百應；

█康熙三十二年（1693），有“流棍”冒充踹布工匠，“煽惑齊行增價(jia) ”，“聚眾(zhong) 毆搶，複毀官示”；

█康熙三十九年（1700），由於(yu) 踹布作坊的包工頭克扣工錢，蘇州又有人帶頭罷工，“千百踹匠景從(cong) ，成群結隊抄打竟無虛日”；

█康熙五十四年（1715），踹布工匠王德、張先進等人率領眾(zhong) 匠停工，要求踹布作坊改善工匠待遇。

█雍正十二年（1734），紡織行的機匠也“聚眾(zhong) 叫歇”；

█乾隆四年（1739），又有踹布工匠因為(wei) 布商“扣克工價(jia) ”而發起罷工；

█乾隆六十年（1795），一名踹布工匠向官府稟請增加工價(jia) ，眾(zhong) 匠“停工觀望”；

█道光二年（1822），機匠又“借端生事，倡眾(zhong) 停工”；

█道光六年（1826），蠟燭行的工匠“結黨(dang) 霸停工作”；

█道光十七年（1837），造箔行的工匠也“倡眾(zhong) 停工”；

█同治十三年（1874），打銅行的工匠又“借眾(zhong) 停工圖勒工價(jia) ”；

█光緒三十年（1904），連掏糞業(ye) 的傭(yong) 工也為(wei) 了加工價(jia) 而“倡眾(zhong) 停工”……

而與(yu) 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同時代的另一個(ge) 工商業(ye) 重鎮佛山，卻幾乎從(cong) 來都沒有發生過一起工匠“倡眾(zhong) 停工”的事件，至少我們(men) 還未發現清代佛山工匠罷工的記錄。為(wei) 什麽(me) 差異如此之大？是因為(wei) 佛山工匠比他們(men) 的蘇州同行更缺乏自覺的“維權意識”嗎？還是蘇州工匠比佛山同行更具“惟恐天下不亂(luan) ”的心態？

兩(liang) 個(ge) 工商業(ye) 城市

清代的蘇州與(yu) 佛山，都是非常繁華的工商業(ye) 城市，同列“天下四大聚”之一（另外兩(liang) 個(ge) 城市是北京和漢口）。清中前期，蘇州市區人口約為(wei) 80~90萬(wan) 人，工商業(ye) 十分發達，是絲(si) 織業(ye) 的生產(chan) 中心、百貨貿易業(ye) 的交易中心。“山海所產(chan) 之珍奇，外國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萬(wan) 裏之商賈，駢肩輻輳”——這是乾隆年間蘇州本地人的自述；外地人也是由衷讚歎：“蘇州為(wei) 東(dong) 南一大都會(hui) ，商賈輻輳，百貨駢闐。上自帝京，遠連交廣，以及海外諸洋，梯航畢至。”蘇州的市井繁華，“無一日不然，無一時不然，晴亦然，雨亦然”。一幅繪於(yu) 乾隆二十四年的蘇州風情長卷《姑蘇繁華圖》，也畫不盡蘇州的繁華。

佛山的人口規模略小，約30萬(wan) 人，但工商業(ye) 發達程度不亞(ya) 於(yu) 姑蘇城，是冶鐵業(ye) 與(yu) 陶瓷業(ye) 的重鎮。不少清人的筆記都記錄了佛山的繁榮景象，如清初吳震方的《嶺南雜記》記載，“佛山鎮離廣州四十裏，天下商賈皆聚焉。煙火萬(wan) 家，百貨駢集，會(hui) 城（廣州）百不及一也。”康熙年間的廣東(dong) 布政使郎廷樞在《修靈應祠記》中說，佛山碼頭，“舸舶之停泊者，鱗砌而蟻附，中流行舟之道，至不盈數武（半步為(wei) 一武），橈楫交擊，爭(zheng) 沸喧騰，聲越四五裏，有為(wei) 郡會(hui) 之所不及者。”《清稗類鈔》也說：佛山“商賈叢(cong) 集，闤闠殷厚，衝(chong) 天招牌，較京師尤大，萬(wan) 家燈火，百貨充盈，省垣不及也。”都認為(wei) 佛山鎮比省城廣州乃至京師都要繁華。

蘇州與(yu) 佛山的社會(hui) 自組織也差不多發達。近代之前，中國傳(chuan) 統的城市自治組織主要是同業(ye) 性質的行會(hui) 、公所，和同鄉(xiang) 性質的會(hui) 館。有人根據蘇州工商業(ye) 碑刻材料做了統計，發現清代中前期的蘇州至少有160多家會(hui) 館、公所。另據學者的統計，清代佛山鎮有史料記載的會(hui) 館、公所也有80多家，總量雖不及蘇州，但若以人口比重計算，則勝於(yu) 蘇州，清人曾感歎說，“佛山鎮之會(hui) 館蓋不知凡幾矣！”這些會(hui) 館與(yu) 公所，承擔了城市社會(hui) 的大部分自治功能，包括製訂行業(ye) 標準與(yu) 行業(ye) 規則、維護市場秩序、提供同行或同鄉(xiang) 救濟、主持地方公益，等等。前麵提到的蘇州紙業(ye) 、佛山陶藝花盆行，都有屬於(yu) 本行業(ye) 的行會(hui) 組織，可以聯合行動。

不過，雖然同為(wei) 繁榮的工商業(ye) 城市，但蘇州與(yu) 佛山的風格又頗不相同。清代的蘇州可謂是“政治型城市”的極致版，江蘇巡撫、江蘇布政司、蘇州府以及吳縣、長洲縣、元和縣三個(ge) 縣衙，都駐於(yu) 蘇州城，一個(ge) 城市設立了四個(ge) 層級的行政機構，政治力量顯然十分強大，“維穩”的政治邏輯無疑也特別彰顯。而蘇州工商界的企業(ye) 主則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慣性：碰上工匠提出加薪、發動罷工的事情，總是向官府求助。而官府介入的結果，就是重申一遍工薪標準與(yu) 嚴(yan) 禁罷工的法令，並要求“勒石永遵”。於(yu) 是每隔幾年，便有一塊新的石碑樹立起來，以致今天的人可以在蘇州找到非常豐(feng) 富的“禁止停工增價(jia) ”的碑刻材料。

明清時期的佛山則是“工商型城市”的典型版。這一個(ge) 比省城還要繁華的市鎮，在明代時，居然一直未設任何官方的行政機構，市鎮公務完全由鄉(xiang) 紳自治。入清之後，雖然相繼設立了“文武四衙”——佛山海防分府同知署、巡檢司署、分防都司署與(yu) 分防千總署，但這些官方機構的職能主要放在治安與(yu) 防務上，市鎮的日常治理還是依靠佛山本土的士紳群體(ti) 。由鄉(xiang) 紳公選產(chan) 生值事的“大魁堂”，是清代佛山的行政管理機構，其權力包括：議決(jue) 地方公事、組織地方公益、維護市場公平、維持公序良俗、代表地方社會(hui) 跟官府打交道。時人稱，“治佛山不必置官”，“何故也？佛山之人習(xi) 於(yu) 城邑”。“習(xi) 於(yu) 城邑”的意思，便是說佛山人具備悠久的城市自治的習(xi) 慣、傳(chuan) 統。佛山的工商界爭(zheng) 端，通常也不需要官府介入，而是通過發達的自治機製來解決(jue) ，其中包括協商、製訂行業(ye) 工資標準。

我們(men) 回過頭去看蘇州紙業(ye) 作坊的“工價(jia) 碑”與(yu) 佛山陶藝作坊的“工價(jia) 列”，便會(hui) 發現它們(men) 攜帶著兩(liang) 類城市的深刻烙印：蘇州“工價(jia) 碑”是作坊主單方麵所立，更準確地說，作坊老板們(men) 其實是在轉達江蘇巡撫、布政司、蘇州府與(yu) 吳縣、長洲縣、元和縣三級衙門對於(yu) 蘇州紙業(ye) 薪酬標準的官方指示，所謂“伏候憲台鑒核批示，以便轉飭勒石永遵”。也因此，“工價(jia) 碑”的措詞表現出明顯的行政命令色彩，強調服從(cong) 。

佛山“工價(jia) 列”則是“聯行東(dong) 西家會(hui) 同麵議”的產(chan) 物，這個(ge) “東(dong) 西家”，乃是指雇主組織“東(dong) 家行”與(yu) 工匠組織“西家行”。東(dong) 家行與(yu) 西家行通過麵議、協商，製訂出了一份工資協約，勞資雙方共同遵守。也因此，這份“工價(jia) 列”也毫無行政命令式的用詞與(yu) 語氣，而是使用了平等的契約性語言。

佛山的“西家行”

說到這裏，您大概會(hui) 發現，原來早在清代前期，佛山已經出現了類似近代工會(hui) 的組織，叫做“西家行”。是的。基於(yu) 深厚的商業(ye) 傳(chuan) 統與(yu) 城市自治傳(chuan) 統，佛山的冶鑄、燒陶、紡織等有大規模雇工的行業(ye) ，其行會(hui) 組織率先發生了曆史性的分化——分成“東(dong) 家行”與(yu) “西家行”，以“東(dong) 家行”代表資本方的利益，以“西家行”代表勞動力的利益。清代佛山的鑄造器物行、泥水行、陶藝行、唐鞋行、帽綾行、鐵鑊行、鐵線行、漆盒行、染紙行、大料行、紐扣行等行業(ye) ，都設有兩(liang) 個(ge) 公所（或者公館），一個(ge) 為(wei) “東(dong) 家行”，另一個(ge) 為(wei) “西家行”。

“西家行”的功能主要表現為(wei) 團結本行工匠、提供職工福利、公議工匠守則、代表工匠跟東(dong) 家交涉、與(yu) 東(dong) 家協商工資標準等。工資議定之後，便成“行例”，東(dong) 家與(yu) 西家共同遵循。如陶藝花盆行有這麽(me) 一條守則：“行內(nei) 物件工價(jia) ，曆依行例，我行友不得私自求加價(jia) ，不得私自減價(jia) ”，違者東(dong) 西家“均同議罰”，罰金納入行內(nei) 基金。陶藝行還將議定的工資標準刻印成一份非常細致的清單，強調工資的發放按照標準“不扣不折，永垂不朽”。

當然，並不是說，這個(ge) 行業(ye) 工資標準真的能夠“永垂不朽”、不可更改。隨著經濟的發展、物價(jia) 的變化，原來的工資標準總是會(hui) 慢慢變得不適時宜。這個(ge) 時候，還是由“西家行”代表工匠的利益，與(yu) 代表雇主利益的“東(dong) 家行”進行談判，商定新的工價(jia) 。

事實上，佛山陶藝花盆行在乾隆六年會(hui) 同東(dong) 西家議定工資標準之後，又在甲寅年“東(dong) 西闔行重修”（這個(ge) 甲寅年可能是乾隆五十九年，也可能是鹹豐(feng) 四年）。如果對比一下乾隆六年“工價(jia) 列”與(yu) 甲寅年“工價(jia) 列”，可以看出，重新訂立的工價(jia) 標準居然略有降低，如乾隆六年製作一個(ge) “大號八角盆”，工匠可得工銀三分，而新的工價(jia) 則降為(wei) “二分五厘”。我估計可能是當時的經濟出現衰退，“西家行”不得不調低薪酬。否則，以“西家行”之人多勢眾(zhong) ，又如何肯自降工價(jia) ？到了光緒二十五年（1899），由於(yu) “東(dong) 行生意日隆，而西行眾(zhong) 齒日盛，故物件款式多增，或有隨做隨議”，陶藝花盆行再次“會(hui) 同眾(zhong) 議”，重訂工資標準，這一回則是提高了工匠的待遇。

雇主與(yu) 傭(yong) 工，肯定會(hui) 因為(wei) 利益的不一致而存在衝(chong) 突的可能，但換一個(ge) 角度看，東(dong) 西家顯然又構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生關(guan) 係，因此又存在著彼此調適的更大可能。由於(yu) 雙方都有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組織（“東(dong) 家行”與(yu) “西家行”）與(yu) 機製（“聯行公議”），雙方都會(hui) 傾(qing) 向於(yu) 以調適來化解衝(chong) 突，這樣，衝(chong) 突就不容易失控。因為(wei) 東(dong) 家與(yu) 西家有什麽(me) 不同的意見，都可以由“東(dong) 家行”跟“西家行”擺在台麵上談，談出一個(ge) 協議出來。即使工匠要求增添工價(jia) ，也有“西家行”出麵跟“東(dong) 家行”談判、協商，通過“聯行公議”解決(jue) 問題，從(cong) 而避免輕易發生罷工的劇烈行動。

蘇州的死循環

反觀同時期的蘇州，雖然行會(hui) 組織很發達，但這些會(hui) 館與(yu) 公所均由士紳、商人所設立、控製，官府對工匠群體(ti) 的組織化始終持嚴(yan) 厲打擊的態度。蘇州的工匠已經萌生了建立利益組織的強烈訴求，但隻要他們(men) 將這個(ge) 訴求提出來，便會(hui) 受到官與(yu) 商的聯合壓製。康熙五十四年（1715），踹布工匠王德等人率領眾(zhong) 匠罷工，除了要求布商增添工價(jia) 外，還提出要設立“踹匠會(hui) 館”。但官府認為(wei) ，“會(hui) 館一成，則無籍之徒，結黨(dang) 群來，害將叵測”，豈可允許工匠遊民設立會(hui) 館？“踹匠會(hui) 館”唯有胎死腹中。

之後，蘇州的工匠又多次企圖成立類似佛山“西家行”的組織，但都被官方取締了。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有蠟燭行的工匠“創立行頭名目，刊送義(yi) 單”，官府則將它們(men) 的“規版當堂劈碎”。這裏的“行頭”，就是工匠組織。又如光緒年間，印花染布行的工匠建立了一個(ge) “仁義(yi) 公所”，“借以糾聚人眾(zhong) ，托辦善舉(ju) 為(wei) 名，借以斂錢分肥”，蘇州衙門認為(wei) ，蠟燭行“向有‘培德堂’為(wei) 該業(ye) 公所，經辦一切善舉(ju) ，均皆完備，亦無須行頭另立”，將“仁義(yi) 公所”給取締了。這裏的“培德堂”是作坊主把持的蘇州蠟燭行公所，“仁義(yi) 公所”則是蠟燭行工匠自行成立的勞工組織，而官方則堅決(jue) 禁止“一行兩(liang) 公所”，稱“一業(ye) 而有兩(liang) 公所，實係罕見”。其實在佛山，“一行兩(liang) 公所”很常見。

因為(wei) 缺乏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與(yu) 表達利益訴求的機製，蘇州工匠的議價(jia) 能力非常低，他們(men) 能拿到手的工資也很可憐，如乾隆年間，紙匠每個(ge) 月的工銀為(wei) “一兩(liang) 二錢”，加班加點超額完成任務的話，“再給茶點銀半分，以示鼓勵”。而按當時的物價(jia) ，一戶尋常人家如果月收入隻有一兩(liang) 二錢銀子，則“腹且不飽”，連溫飽都成問題。而同時期佛山的陶藝工人，製作一隻“大花塔”便可以得到“二錢一分五厘二”的工銀，如果一個(ge) 月製作十隻，月收入便有二兩(liang) 多（銀子）。

為(wei) 了活命，蘇州工匠必然會(hui) 要求雇主提高工資標準，但他們(men) 又缺乏像佛山“西家行”這樣的利益組織與(yu) 談判平台，往往隻能訴諸罷工的極端行為(wei) 。為(wei) 了增加自己的博弈權重，他們(men) 也試圖成立屬於(yu) 自己的會(hui) 館、公所，但官方卻深信，假如讓工匠“結黨(dang) 群來”，則“害將叵測”，因此嚴(yan) 厲打擊工匠的組織化，結果卻導致理性化的博弈機製永遠也建立不起來。於(yu) 是，矛盾積累到最後，便以罷工的方式爆發出來，這時候官府又不能不出手鎮壓，並勒石立碑，宣布罷工禁令。但禁令隻能取得一時之效，再過幾年，罷工又來一次，石碑又立一塊。將那些石碑一塊一塊串起來，便是一個(ge) “死循環”：罷工—嚴(yan) 禁罷工—再罷工—再嚴(yan) 禁……

其實，佛山的經驗已說明了，讓工匠組織起來，天並不會(hui) 塌下來。因為(wei) “西家行”的首要功能並不是鼓動罷工，而是為(wei) 勞動者提供表達利益訴求的組織化代言人，以及參與(yu) 利益談判的製度性渠道，將利益衝(chong) 突及其化解的理性機製吸納為(wei) 行業(ye) 自治秩序的一部分。

為(wei) 什麽(me) 有清一代，蘇州的罷工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佛山則風平浪靜，我認為(wei) “秘密”就在這裏。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