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扮演好分配給他的皇帝角色嗎？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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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廿三日丙寅

        耶穌2018年11月30日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美國漢學家伊沛霞女士的《宋徽宗》一書(shu) ，是一本替宋徽宗翻案的人物傳(chuan) 記，伊沛霞坦言：“我越是站在他（指宋徽宗）的視角看問題，就越覺得對於(yu) 他的曆史評價(jia) 過於(yu) 嚴(yan) 苛了。他花了很多力氣試圖扮演好分配給他的皇帝角色，對於(yu) 那些他無力控製的事情，他確實也沒必要去過多地為(wei) 之負責”（見伊沛霞答《上海書(shu) 評》采訪）。

但坦率地說，我認為(wei) 伊沛霞對宋徽宗的辯護是無力的。

宋徽宗真的“花了很多力氣試圖扮演好分配給他的皇帝角色”嗎？

如果看看“徽宗在執政的第二年和第三年為(wei) 建立聯合政府所做的努力”，這位年輕的君主確實帶來了煥然一新的政治氣象，足以讓人期待他能夠帶領宋王朝走出之前“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黨(dang) 爭(zheng) 困境。即便是他最終意識到“聯合元豐(feng) 、元祐黨(dang) 人的政府是行不通的”，從(cong) 而選擇讓新黨(dang) 執政，回歸熙寧變法路線，也沒有什麽(me) 可指謫的（《宋徽宗》第二章至第四章）。我甚至堅持認為(wei) ，熙寧變法的方向，就是曆史演進的方向。往這個(ge) 方向走，就對了。

然而，在回歸變法路線的過程中，宋徽宗專(zhuan) 任蔡京為(wei) 相，立“元祐黨(dang) 籍”，將蔡京政府的反對派全部列入“黑名單”（其中包括失勢的變法派成員章惇等人），禁止所謂的“元祐黨(dang) 人”逗留京師，限製他們(men) 的子孫從(cong) 政。甚至將“黑名單”刻於(yu) 石碑，立於(yu) 天下州縣。這是否也是可以理解的必要舉(ju) 措呢？

伊沛霞說，“如果我們(men) 從(cong) 徽宗的角度來看待對元祐黨(dang) 人和元符黨(dang) 人的禁令，就會(hui) 得出不同的觀點。黑名單是一種對權力的主張，它表明皇帝有權選擇自己的臣子，也完全不必任用那些反對他的政策的人。……如果一位皇帝必須任用那些不僅(jin) 頑固地反對且直言不諱地譴責這些計劃的人，他怎麽(me) 可能成就什麽(me) 事情呢？”（《宋徽宗》第四章）

但宋朝的多數士大夫應該不會(hui) 同意伊沛霞的判斷。宋人主張，“君雖以製命為(wei) 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yu) 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任何一項重大政令的出台，都必須經過充分的討論，達成共識，然後才以君主的名義(yi) 頒行天下。宋徽宗與(yu) 蔡京政府設“元祐黨(dang) 籍碑”的創舉(ju) ，顯然挑戰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慣例，也違背了“異論相攪”的祖製。

也是從(cong) 專(zhuan) 任蔡京開始，宋徽宗熱衷於(yu) “禦筆行事”，即以皇帝手詔的方式直接下達命令。在宋代，君主詔命的出台本來有著非常繁複的程序：“命之未下，則有給舍封駁；及其既出，則有台諫論列，其為(wei) 過舉(ju) 鮮矣。”詔命未頒布之時，給事中與(yu) 中書(shu) 舍人均有權封駁；詔命頒布之後，台諫官若發現詔命不當，還可以追繳。而且，詔命必須由宰相副署、發布，才具有合法的法律效力，繞過程序直接頒發的君主手詔，是不合法的，通常也會(hui) 受抵製。但宋徽宗與(yu) 蔡京為(wei) 了避免他們(men) 的決(jue) 策在走程序時被否決(jue) ，大興(xing) 手詔，“事無巨細，皆托禦筆而行”。

顯然，這樣的手詔會(hui) 受到士大夫明裏暗裏的抵製，伊沛霞說，“徽宗發現，長期以來，讓大臣執行聖旨都是一個(ge) 難題，無奈之下，他下令加重對無視禦筆手詔的懲罰。”（《宋徽宗》第四章）。大臣敢於(yu) 不執行手詔，實際上是宋朝法度尚未受完全破壞的體(ti) 現，我們(men) 對此不必感到驚奇。需要驚奇的，是宋徽宗不但以“禦筆行事”挑戰成法，而且規定手詔不容反駁、滯留，“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論”，延誤兩(liang) 天執行手詔，即可能會(hui) 受到“流三千裏”的嚴(yan) 厲懲罰。而伊沛霞居然認為(wei) 這是宋徽宗的無奈之舉(ju) 。

徽宗一朝，禦筆盛行，“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複，不敢執奏”。詔命的出台與(yu) 執行，“三省無所幹預”，“給舍不得繳，台諫不得言，綱紀壞矣”。“綱紀壞矣”是宋人的誇大其詞嗎？不是。除了宋徽宗，沒有哪一個(ge) 宋朝皇帝敢如此明目張膽地宣稱禦筆高於(yu) 常法，違者有刑。

某種意義(yi) 上說，“靖康之恥”的禍端，就埋伏在宋徽宗的禦筆裏，因為(wei) 宣和年間，朝廷討論是否“聯金滅遼”時，多數大臣都表示反對，認為(wei) “契丹，與(yu) 國（友邦）也；女真，強敵也”，一旦女真滅遼得逞，勢必“席破燕之威，長驅而南”，到時候，“王師克與(yu) 不克，皆未見其可”。但這些意見宋徽宗並未聽取，他太不希望錯過收複燕雲(yun) 故土的絕佳時間窗口了——這一雄心壯誌並非不可理解，但他遣使前往金國談判，“不齎詔書(shu) ，唯付以禦筆”，“外庭莫知其端”，跟金國該怎麽(me) 談，朝廷居然不知情，這就太不可理喻了；更要命的是，宋徽宗遣使帶去的那份禦筆恰恰出現了重大紕漏，授人以柄，給了金國日後挑起事端的口實。

靖康事變之後，宋人痛定思痛，認識到宋徽宗“禦筆行事”正是“靖康之亂(luan) 根也”。高宗即位，立即申明“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並跟大臣說：“凡禦筆處分，雖出膚意，必經三省、樞密院，與(yu) 前不同，若獲未當，許卿等奏稟，給舍繳駁。”

不管是從(cong) “禦筆行事”對舊章法憲的破壞，還是從(cong) “禦筆行事”導致的嚴(yan) 重後果來看，宋徽宗都談不上“試圖扮演好分配給他的皇帝角色”。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