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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震吳震,男,西元1957年生,江蘇丹陽人。現任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上海市儒學研究會(hui) 會(hui) 長。主要著有《陽明後學研究》《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傳(chuan) 習(xi) 錄〉精讀》《當中國儒學遭遇“日本”——19世紀末以來儒學日本化的問題史考察》《朱子思想再讀》《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百部經典·傳(chuan) 習(xi) 錄》《東(dong) 亞(ya) 儒學問題新探》《孔教運動的觀念想象——中國政教問題再思》等。 |
為(wei) 什麽(me) 要重寫(xie) 《宋明理學史》?
作者:吳震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第1419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十一日戊午
耶穌2018年3月27日
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宋明理學史新編》”的申報結果出來之後,中國哲學界特別是宋明理學領域相關(guan) 學者給予廣泛關(guan) 注,同時也提出了一些疑問,主要有兩(liang) 個(ge) 問題:為(wei) 什麽(me) 要重寫(xie) 以及如何重寫(xie) 《宋明理學史》。本文想就第一個(ge) 問題即“為(wei) 什麽(me) 要重寫(xie) ”談些初淺的想法,供學界批評指正。
挖掘新材料與(yu) 增強方法論自覺
20世紀80代,在侯外廬先生的帶領下,以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所思想史室為(wei) 核心的研究團隊,先後推出了《宋明理學史》上下兩(liang) 冊(ce) 共130萬(wan) 言的巨著,代表了當時中國哲學界在宋明理學研究領域的最高學術水平,產(chan) 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然而,學術著述往往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宋明理學史》亦概莫能外。由於(yu) 受到某些時代條件的製約,該著在資料準備以及觀念運用等方麵帶有濃厚的時代痕跡,如對理學基本文獻的掌握還存在較大欠缺,文獻解讀以及理論研判等方麵也受製於(yu) 某些觀念預設(如對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的負麵評價(jia) 居多)等。
此後30餘(yu) 年來,中國哲學研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需要我們(men) 對《宋明理學史》進行反思和總結,擺脫各種曆史原因所造成的局限。更重要的是,要在對30多年來的研究進行總體(ti) 反省的基礎上,緊扣時代主題,增強問題意識,重新推動對宋明理學更為(wei) 深入而全麵的研究,從(cong) 而充分展示當今中國哲學界的理論學術水平。為(wei) 此,我們(men) 需要著手兩(liang) 方麵的工作:一是全麵掌握基本文獻,二是深入拓展理論研究。
近年來文獻整理的實質性推進以及大量古籍數據庫的建設,為(wei) 我們(men) 的“新編”奠定了充分的物質基礎。文獻資料好比食糧,有了食糧才能下鍋做飯。這是使“新編”得以成其為(wei) “新編”的首要條件。然而,材料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新材料還不夠,關(guan) 鍵在於(yu) 如何解讀這些新材料,如何使用這些新材料。為(wei) 了實現“新編”的目標,我們(men) 應當深入拓展理論研究,創新研究視角和方法取徑,增強方法論自覺。需要強調的是,方法需以文本為(wei) 基礎,從(cong) 文本中總結出方法,這才是真本領所在。另外,方法作為(wei) “工具”,是為(wei) 實現某種目標而服務的,因此,它應當是多元而非一元的。如果將方法看作“隻此一家別無分店”的自家珍寶,往往意味著學術氣局的狹小,不值得推崇。拓展中國哲學研究的理論深度,應當積極汲取具有普遍意義(yi) 的科學研究方法,無論它是來自中國哲學還是西方哲學。
再者,哲學問題從(cong) 來不是抽離於(yu) 人類曆史文化背景而產(chan) 生的,它在各種不同的文化傳(chuan) 統中,必然表現為(wei) 具體(ti) 的普遍性。舉(ju) 例來說,由於(yu) 近年來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領域的開拓,我們(men) 發現在中國儒學史上被視作理所當然的哲學命題,傳(chuan) 到日本和韓國之後卻發生了奇妙的轉化。一些看似絕對的思想命題,在日本與(yu) 韓國儒學史上的解釋就顯得很不一樣,特別是在近世日本儒學史上,不少儒者竟然試圖全麵顛覆宋明理學的天理觀,還有些儒者對思孟一脈的仁政思想以及良知本心觀念不以為(wei) 然。這些曆史現象表明,任何一種哲學性問題隻要落實到具體(ti) 的地域文化傳(chuan) 統中,就必然會(hui) 產(chan) 生具體(ti) 性的轉化。這也告訴我們(men) ,在從(cong) 事宋明理學研究之際,我們(men) 的方法論也應當充分注意哲學性、普遍性以及具體(ti) 性等方麵的彼此關(guan) 聯,若用某種固態化的立場預設以概其餘(yu) ,而忽視曆史文化的具體(ti) 語境,就不免產(chan) 生偏失。
重新審視“理學”問題
宋明理學研究既需要一種哲學的觀照以及哲學史的研究進路,同時也需要開拓視野,充分關(guan) 注儒學、經學乃至政治文化史的研究。這樣的研究取徑和方法多元的設定,必然涉及如何理解宋明理學這門學科的性質問題。嚴(yan) 格說來,宋明理學隻是中國哲學學科的一個(ge) 研究方向或領域,這一研究方向的確立相對於(yu) 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來說是比較年輕的,大致始於(yu) 20世紀80年代初。然而,若從(cong) 學術史的角度看,宋明理學的稱呼隻是一種方便法門,因為(wei) 在嚴(yan) 格意義(yi) 上,“理學”一詞難以涵蓋整個(ge) 宋明時代的儒學思想發展,更難以窮盡宋明時代的思想文化發展。隻是由於(yu) 習(xi) 以成俗,我們(men) 不妨采用“理學”一名,但在我們(men) 的意識深處,確實需要有一種自覺。
在我們(men) 看來,宋明理學其實是一場儒學複興(xing) 運動,是對先秦儒學、兩(liang) 漢經學、隋唐佛教等思想的一種創造性繼承和轉化。一方麵,宋明理學對於(yu) “性與(yu) 天道”“天人關(guan) 係”“心性構架”“理氣問題”“本體(ti) 工夫”等哲學問題的探討,都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高度,這就要求我們(men) 注重對理學問題的理論性研究。另一方麵,理學作為(wei) 儒學的一種發展形態,若將其置於(yu) 宋明理學史整體(ti) 背景下來思考,我們(men) 會(hui) 發現其理論形態是多彩多姿的:既有強烈的以重建道統為(wei) 旨趣的道學一脈,又有超越漢唐傳(chuan) 統的新經學思想;既有理學模式的觀念學說,又有事功學的思想追求;既有以性即理為(wei) 主導的理學建構,又有以心即理為(wei) 主導的心學思想;既有以道問學為(wei) 趨向的格物致知理論,又有以尊德性為(wei) 主要導向的身心之學的取向;既有以“四書(shu) 五經”新經典的確立為(wei) 標誌的儒學精英化轉向,又有以書(shu) 院講學、民間講學為(wei) 標誌的儒學世俗化轉向。諸如此類,我們(men) 很難用“理學”一詞來加以統攝。出於(yu) 對上述這些問題的自覺意識,我們(men) 的研究取向不得不從(cong) 宋明時代儒學思想發展的全局來重新思考和安排。在此過程中,我們(men) 將力圖打破以往的通史性或斷代史研究中以平衡人物對象為(wei) 原則的研究進路,基於(yu) 以問題研究為(wei) 主、以人物個(ge) 案研究為(wei) 輔的考慮,把重點放在朱子學以及陽明學的理論研究上,以此兩(liang) 點為(wei) 主軸,上下打通,力圖對宋明理學思想發展作出整體(ti) 性以及多元性的全麵展示。
“理學”研究助推中國哲學發展
在宋明理學研究過程中,還必然涉及一個(ge) 重要問題,即如何評估宋明理學對於(yu) 中國哲學發展的意義(yi) 。一方麵,“宋明理學”是一個(ge) 老名詞,從(cong) 黃宗羲兩(liang) 部學案算起,以宋明時代為(wei) 界線,以理學問題為(wei) 核心,以學術史思想史的梳理為(wei) 手法,黃宗羲、全祖望就已經初步建構起“宋明理學史”的框架。另一方麵,相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而言,“中國哲學”卻是一個(ge) 新名詞,是20世紀初才出現的一個(ge) 新領域。關(guan) 於(yu) 這個(ge) 名詞的合法性問題,自其誕生之初起就一直存在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jue) ,前些年還發生過有關(guan) 這一問題的熱烈討論。但是,若把“哲學性”理解為(wei) 對宇宙人生等所有根本問題之追問和思考,那麽(me) ,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顯然也有哲學性問題的存在,它作為(wei) 中國人的一種思想智慧,在儒釋道等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流當中,綿延不絕,延續至今。無論從(cong) 文獻經典的豐(feng) 富性和思想性,還是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文化的廣度和深度等角度看,中國都有著自己的哲學傳(chuan) 統,隻是中國哲學問題的表現方式與(yu) 西方哲學有所不同而已。
那麽(me) ,從(cong) 宋明理學的角度看,它對中國哲學的發展具有什麽(me) 意義(yi) 呢?要而言之,我以為(wei) 宋明理學是中國傳(chuan) 統儒學思想發展史上的第二次高峰。作為(wei) 儒學複興(xing) 運動的宋明新儒學,不僅(jin) 是對先秦以來傳(chuan) 統儒學的創造性繼承和轉化,而且對於(yu) 近現代新儒家的思想發展也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在某種意義(yi) 上,近現代儒學思想在中西古今這一時代課題的逼迫下,得以迂回發展或開拓新路,多少都與(yu) 如何理解宋明理學的思想理論、如何繼承和發揚宋明理學的思想遺產(chan) 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可以說,儒學發展史上如果沒有宋明儒學的發展階段,那麽(me) 近現代之後的所謂新儒學將難以重現,因為(wei) 當代新儒家是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性繼承,這是不爭(zheng) 的事實。
總之,就當今中國哲學發展而言,既要立足當下、展望未來,也要尊重傳(chuan) 統,反省和拋棄“五四”以來對傳(chuan) 統文化的傲慢態度。而傳(chuan) 統文化如何回應時代關(guan) 切,如何實現自身的創新性轉化,正是我們(men) 重寫(xie) 《宋明理學史》的一個(ge) 重要問題意識。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宋明理學的深入研究對於(yu) 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增進我們(men) 的文化自信必將起到積極正麵的助推作用。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宋明理學史新編》”(17ZDA013)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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