蹴球的可組織齊雲(yun) 社，相撲的可成立角抵社，連妓女都有翠錦社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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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廿一日己巳

           耶穌2018年2月6日

日裔美籍社會(hui) 學家福山說，社會(hui) 信任度的高低跟一個(ge) 民族的“自發社交性”密切相關(guan) 。對於(yu) 缺乏“自發社交性”的民族來說，人們(men) 之間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範圍非常有限，所以不容易建立家族與(yu) 政府之外的社團。福山顯然覺得中國人的“自發社交性”十分匱乏，隻能建設基於(yu) 血緣的宗族組織。但福山在這一點上也看走眼了。

1831年，法國人托克維爾到美國訪問，呆了大半年，他發現，“在美國，不僅(jin) 有人人都可以組織的工商團體(ti) ，而且還有其他成千上萬(wan) 的團體(ti) 。既有宗教團體(ti) ，又有道德團體(ti) ；既有十分認真的團體(ti) ，又有非常無聊的團體(ti) ；既有非常一般的團體(ti) ，又有非常特殊的團體(ti) ；既有規模龐大的團體(ti) ，又有規模甚小的團體(ti) 。”如果托克維爾有機會(hui) 在十二三世紀訪問中國，他一定也會(hui) 發現宋人的結社，也豐(feng) 富得足以讓人瞠目結舌。

宋代的民間結社，大致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大類，一是營利性的商業(ye) 部門，即托克維爾所說的“工商團體(ti) ”，宋人一般稱為(wei) “行”、“團行”。一是非營利性的組織，宋人一般稱為(wei) “社”、“社會(hui) ”。

宋朝的團行，“蓋因官府回買(mai) 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wei) 團行，雖醫卜工役，亦有差使，則與(yu) 當行同也”。這是置立團行的初衷：應付政府采購。但團行成立之後，則獲得了約束本行商人、維護市場秩序、同行互濟互助的行業(ye) 自治功能。宋代城市的團行非常發達，據西湖老人《繁勝錄》，南宋時杭州“有四百十四行”。

宋朝的“社”也很發達，就宋代筆記《東(dong) 京夢華錄》、《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都城紀勝》記錄的“社”，就有上百種，五花八門，什麽(me) 社都有，演雜劇的可結成“緋綠社”， 蹴球的有“齊雲(yun) 社”，唱曲的有“遏雲(yun) 社”，喜歡相撲的有“角抵社”，喜歡射弩的可結成“錦標社”，喜歡紋身花繡的有“錦體(ti) 社”，使棒的“英略社”，說書(shu) 的有“雄辯社”，表演皮影戲的有“繪革社”，剃頭的師傅也可以組成“淨發社”，變戲法的有“雲(yun) 機社”，熱愛慈善的有“放生會(hui) ”，寫(xie) 詩的可以組織“詩社”，好賭的可以加入“窮富賭錢社”，連妓女們(men) 也可以成立一個(ge) “翠錦社”……各種結社應有盡有，隻要你能拉到幾位同好，就可以成立一個(ge) “社”。

《武林舊事》等筆記沒有提及的結社，數目肯定更多，比如文的有“書(shu) 社”（參加科考的士子結成讀書(shu) 社）、書(shu) 院，武的有弓箭社、山水寨，等等。有一件事頗能說明宋人對於(yu) 結社的偏好：北宋時，有一個(ge) 叫王景亮的讀書(shu) 人，閑得蛋痛，“與(yu) 鄰裏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為(wei) 一社”，專(zhuan) 給士大夫起不雅外號，故社團被稱為(wei) “豬嘴關(guan) ”，這大概就是托克維爾所說的“非常無聊的團體(ti) ”。可惜這個(ge) “豬嘴關(guan) ”後來拿當朝權臣呂惠卿開玩笑，呂氏銜恨，便尋了一個(ge) 借口，將王景亮等人抓了，“豬嘴關(guan) ”也就解散了。

總的來說，宋人是享有高度的結社自由的。除了黑社會(hui) 性質的團體(ti) ，官方基本上並不禁止民間結社，偶有立法幹預，也效果不大。小心眼的呂惠卿要報複王景亮諸人，也隻能“發以他事”，而不能直接取締“豬嘴關(guan) ”。再如北宋中葉，有人舉(ju) 報蔡州有數千妖人搞地下結社、非法集會(hui) 。朝廷於(yu) 是派宦官前往調查。到了蔡州，宦官提出要派兵逮人。知州吳育說：這是鄉(xiang) 民相聚集資辦佛事，需要派兵逮人嗎？叫一名小吏將為(wei) 首之人喚來問話就行了。為(wei) 首十人被叫來，問話後“皆無罪釋之”，而那名居心不良的舉(ju) 報者則被吳育打了板子。

我們(men) 前麵文章我們(men) 的社會(hui) 信任，是怎麽(me) 弄丟(diu) 了的？提到的金陵“行院”，便是工商行業(ye) 組織，“護引行院”，即本行業(ye) 互相保護、幫助的意思。臨(lin) 安的“作坊”，也是一個(ge) 商業(ye) 社團。北宋的汴梁，“士農(nong) 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如果背後沒有發達的行業(ye) 組織在維護自治，很難形成如此井然的商業(ye) 秩序。

可見生活在宋代城市的人們(men) 並不缺乏“自發社交性”。恰恰相反，他們(men) 建立、參與(yu) 了各種社群、團體(ti) 。正是借助發達的社團組織，宋人構建了一個(ge) 交錯縱橫的信任網絡，並且慢慢將人際互信沉澱為(wei) 一個(ge) 地方的社會(hui) 風氣、人情習(xi) 俗。這樣，人們(men) 在脫離鄉(xiang) 村熟人社會(hui) 、來到陌生的城市謀生時，才不致於(yu) 淪為(wei) 彼此孤立、人人自危、處處設防的一盤散沙，而能夠迅速地融入到相互交織的信任網絡中。這個(ge) 過程，也是城市陌生人社會(hui) 的“再熟人化”過程。一個(ge) 複雜社會(hui) 要建立信任網絡，形成自治秩序，“再熟人化”是不可繞過的路徑。

最後，我還想說，一個(ge) 健全、有力的社會(hui) ，必定是由各種自生組織與(yu) 自發秩序聯結而成的，我們(men) 不妨稱之為(wei) “有機社會(hui) ”。而所謂的“一袋馬鈴薯”式的社會(hui) ，則可以叫做“無機社會(hui) ”，它因為(wei) 缺乏有機聯結而支離破碎，必然非常脆弱。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