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yi) 才是真正現實的立場

——康有為(wei) 三世說與(yu) 西方物質文明

作者：曾亦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選自作者所著《共和與(yu) 君主——康有為(wei) 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康有為(wei) （南海）認為(wei) 西方處於(yu) 升平、太平世，這種判斷最初與(yu) 其對西方政治製度的期待關(guan) 係不大，而主要出於(yu) 其對物質文明的向往。[1]

南海嚐於(yu) 1879年赴香港，以及1882年赴上海，兩(liang) 地之繁華遂引起他對西學之極大興(xing) 趣，謂“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瑰麗(li) 、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yan) 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道經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舟車行路，大購西書(shu) 以歸講求焉。十一月還家，自是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2]

此時南海尚未接受公羊之學，亦不明改製之義(yi) ，談不上以西方之民主製度取代中國之專(zhuan) 製製度。就此言之，南海與(yu) 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將文明之優(you) 越與(yu) 物質之繁華聯係在一起。至於(yu) 今之倡言改革開放者，又等而下之，不過歆慕洋人城市建設外表上之光鮮、商店貨物之繁多而已。

1904年以後，南海遊曆諸國，雖頗見及西方文明之弊端，然猶歆羨西方之文明。[3]1907年，南海至花城滿的加羅（蒙特卡羅，Monte Carlo），頗為(wei) 之著迷，稱之為(wei) “大地異境”：

一英人語我以歐遊曰：曾至滿的加羅乎？不可不一遊滿的加羅。……滿的加羅宮室第一，滿的加羅服飾第一，飲食每一，戲樂(le) 第一，女亦第一。吾向僅(jin) 聞巴黎之麗(li) 華，而未知滿的加羅。……及此親(qin) 遊，雖以告者過，然其妙麗(li) 幾幾有以甲歐土者焉。[4]

至遊希臘，南海乃感慨“山皆枯槁，絕少林木，色皆灰淡，或若剝皮，睹之索然，絕無滋味”[5]。蓋自南海視之，文明盛，則物質亦盛矣。南海遂痛惜中國社會(hui) 之敝陋，曰：

自唐以後，城市敝陋，宮室塵湫，道路不治，穢惡易觀，疫疾相踵，民不得安其生命，長其壽年。豈止陋邦番俗之風，亦非養(yang) 民保民之義(yi) 矣！[6]

南海甚至幹脆把物質的享受看做人類文化與(yu) 進步的指標。1908年，南海遊希臘，如此說道：

蓋以農(nong) 業(ye) 為(wei) 國者，必尚節儉(jian) ；以工商為(wei) 國者，必尚奢樂(le) 。而大陸國必以農(nong) 立，海島國易以工商者，亦根於(yu) 地勢不得已也。惟人道進化，必以文明為(wei) 尚，文明則必以奢樂(le) 為(wei) 表。……然小人樂(le) 其樂(le) 而利其利，若與(yu) 民同樂(le) ，舉(ju) 國偕富，凡民偕樂(le) ，同能審美以致文，則公理之至也，非奢也。今萬(wan) 國並較，若以尚儉(jian) 為(wei) 俗，其道太觳。吾中國宮室、道路皆不修飾，器用苦窳，徒令人輕笑，比於(yu) 野蠻，無治術甚矣！[7]

蓋農(nong) 業(ye) 之國本難積聚財富，必不能以奢樂(le) 為(wei) 俗，是以儒家素來崇尚節儉(jian) ，以為(wei) 治國、持家皆不能出此。然而，南海對儒家尚儉(jian) 之德頗加譏評：

財者泉也，以流轉為(wei) 道。若尚儉(jian) ，則財泉滯而不流，器用窳而不精，智慧窒而不開，人生苦而不樂(le) ，官府壞而不飾，民氣偷而不振，國家瘺而不強。孔子尚文，非尚儉(jian) 也。尚儉(jian) 則為(wei) 墨學矣。後儒不善讀此章，誤以孔子惡奢為(wei) 惡文，於(yu) 是文美之物皆惡之。曆史所美，皆貴儉(jian) 德，中國文物遂等野蠻。[8]

又攻宋儒曰：

文明既進，則亂(luan) 世之奢，文明以為(wei) 極儉(jian) 。世愈文明，則尚奢愈甚。……《公羊》稱孔子為(wei) 文王，蓋孔子為(wei) 文明進化之王，非尚質退化者也。宋儒不通此義(yi) ……實令人道退化。今中國之文明不進，大損所關(guan) ，豈細故哉！[9]

又攻墨家曰：

墨子至仁矣，然尚儉(jian) 太過。莊子以為(wei) 其道太觳，失天下之心，天下不堪，故去王遠。孔子以人為(wei) 道，故以文為(wei) 尚，是以其道能行。[10]

墨子主張兼愛、尚同，無差等之義(yi) ，不與(yu) 先王同。然其道大觳，耗粹莫甚，役夫之道也。莊子謂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是也。墨子之道所以敗績也，其道高而難行，非孔子中庸之義(yi) ，故荀子極力攻之。[11]

墨子之為(wei) 道苦，故人不從(cong) 之。婆羅門道亦然。是皆不幸生於(yu) 亂(luan) 世，五濁煩惱，禮法、綱紀太嚴(yan) 太苦，無可解除，故籍出家絕世以超脫之也。[12]

孔子為(wei) 文王，蓋尚文也，南海竟直接等同於(yu) 對物質文明的崇尚。若是，數千年文明之中國不過等同野蠻而已，既不足以比擬西洋之富庶，則不能當文明之名矣。南海以物質為(wei) 文明之表征，至於(yu) 馬克思主義(yi) ，同樣設想未來社會(hui) 必是物質財富之湧流。南海與(yu) 馬克思主義(yi) 頗為(wei) 相通，此固其一端焉。[13]

雖然，南海此說實出乎對《公羊》文質之義(yi) 的誤解。公羊家多謂孔子尚質，而猶取於(yu) 周文者，蓋以其禮樂(le) 之盛，以及尊卑之等也。今南海以物質為(wei) 文，則頗不合於(yu) 《公羊》舊論矣，雖然，南海之特識亦可見矣。

南海甚至主張，“夫人之願欲無窮，而治之進化無盡”[14]，西人視惡為(wei) 曆史之動力，殆類此也。南海乃攻宋儒尚儉(jian) ，實出於(yu) 墨氏，而非孔子之道：

墨子非樂(le) ，不合人心，天下不堪，離於(yu) 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宋賢執禮甚嚴(yan) ，尊古太甚，以古音既不可考，乃並歌而廢之，付之於(yu) 優(you) 伶狎客，莊士所不為(wei) 。遂令中國廢歌，失人道養(yang) 生之宜，悖聖人樂(le) 生之道。日尊孔子而暗從(cong) 墨氏，致人道大觳，天下不堪，此程朱之過也。今當考中聲而複歌道，以樂(le) 人生矣。[15]

又論宋學出於(yu) 佛氏，不近人情：

蓋佛氏養(yang) 魂而棄身，故絕酒肉，斷肢體(ti) ，以苦行為(wei) 道。孔子以人情為(wei) 田，被服，別聲，備色，加以節文，順天理以養(yang) 生命，豈以儒墨夷貊之自苦為(wei) 哉？宋儒皆由佛出，故其道薄欲樂(le) 、苦身體(ti) 為(wei) 多，故多樂(le) 養(yang) 生之道廢。[16]

諸如此類說法，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對未來社會(hui) 的設想如出一轍，即消除生產(chan) 力發展的一切限製，從(cong) 而使物質財富達到極大的湧流。然而，現代人沉浸在財富的“數目字”增長以及對財富的享受中，卻很少有人將之與(yu) 現實中愈益尖銳的矛盾聯係起來，很少人想到財富及其享用總是催生出人類種種惡的品性，如淫佚、怠惰等。畢竟，人情之不美，自古皆然，古代社會(hui) 之物質匱乏與(yu) 之並無太大的關(guan) 係，而未來社會(hui) 財富之湧流也未必能克服這類惡的品性。[17]

庚子國難之後，南海開始遊曆列國，其思想因此發生了重要改變。蕭公權認為(wei) ，“他不再注重社會(hui) 的完美與(yu) 人們(men) 的快樂(le) ，而重視如何把中國從(cong) 20世紀列強的壓力下解救出來”，“康氏的西方之旅加深了他對近代工業(ye) 文明的敬慕，也加深了列強滅亡中國的恐懼。他的結論是，中國除非獲得像西方一樣程度的工業(ye) 化，否則不能挽救危亡”。[18]相反，今日的知識分子，類似的經曆完全可能催化其潛藏多年的買(mai) 辦基因，或走胡，或走越，甘為(wei) 敵國所用耳。

此時，南海采取了一種更現實的態度看待西方的物質文明，強調中國隻有通過物質文明的發展，才能擺脫其軟弱無力的國際處境。這樣一種清醒的認識，構成了往後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主流。可以說，除了五四前後以啟蒙為(wei) 根本任務的全盤西化派這股短暫逆流之外，對於(yu) 任何一個(ge) 負責任的政府以及知識分子來說，都必須站在民族主義(yi) 的高度來完成中國的現代化，更準確地來說，所謂中國的現代化，就是要發展出強大的物質力量來對抗西方那些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yi) 者。因此，民族主義(yi) 才是真正現實的立場，知識分子必須采取這種立場，才能以一種負責任的態度思考現代化建設中的每一個(ge) 具體(ti) 步驟，才能夠與(yu) 某些全無良心的買(mai) 辦知識分子劃清界限。那些高舉(ju) 普世價(jia) 值的知識分子，其後果必然是買(mai) 辦的、賣國的，其動機必然是幼稚的或陰險的。

1904年，南海在美國洛杉磯撰寫(xie) 了《物質救國論》，其序文中如此說道：

吾既遍遊亞(ya) 洲十一國，歐洲十一國，而至於(yu) 美。自戊戌至今，出遊於(yu) 外者八年，寢臥寖灌於(yu) 歐、美政俗之中，較量於(yu) 歐、亞(ya) 之得失，推求於(yu) 中、西之異同，本原於(yu) 新世之所由，反複於(yu) 大變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緣繁夥(huo) ，誠不可以一說盡之。……但以一國之強弱論焉，以中國之地位，為(wei) 救急之方藥，則中國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講物質之學而已。中國數千年之文明實冠大也，然偏重於(yu) 道德、哲學，而於(yu) 物質最缺然。……哀我國人之空談天而迷大澤也。……先為(wei) 《物質救國論》以發明之。[19]

康同壁《年譜續編》中亦說道：

目睹各國物質文明一日千裏，而中華守舊不改，難與(yu) 世界爭(zheng) 鋒，作《物質救國論》。

在南海看來，物質文明的意義(yi) 不再與(yu) 理想社會(hui) 的設計聯係起來，而是服務於(yu) 民族國家的利益，即首先使中國擺脫當前病弱之局麵，然後與(yu) 西洋列強相抗衡，最終恢複古老中國昔日的光榮。在當時全盤西化的大潮中，南海這種重視工業(ye) 的物質思想可謂超前，一方麵，乃上承洋務派之務實態度，另一方麵，其後孫中山興(xing) 辦實業(ye) 的主張，以及毛澤東(dong) 的工業(ye) 化道路，莫不與(yu) 之相接緒。

然而，至其弟子梁啟超，以及稍後之五四啟蒙思想，依然沉迷於(yu) 自由、民主，反不若其前輩遠甚。此種主張無視當時內(nei) 憂外患之政治處境，以及民不聊生之慘象，其說之禍國殃民，對於(yu) 今日有良心之知識分子，當不難想見。1919年，南海重印《物質救國論》，序中針對此種思潮說道：

今經歐洲大戰之效，物質之發明益盛。五十六生的之巨炮可轟二百餘(yu) 裏，飛天之船可十六時而渡大西洋。德之強而欲吞全歐，以物質。英、法之能力抗四年，以物質。美之富甲全球，以物質。凡百進化，皆以物質。……然當吾昔欲發布此書(shu) 時，吾門人梁啟超以為(wei) 自由、革命、立憲足以為(wei) 國，深不然之，擱置久不印刻，宜國人之昧昧也。……近者吾國上下紛紛知言實業(ye) 矣，而不得其道之由。……或進之以社會(hui) 至平之議，豈不持之有理哉？無若未至其時而誤行之，徒足以召亂(luan) 也。[20]

又曰：

今乃掃棄中國之大教、經傳(chuan) 之格言，而後生新學，稍拾一二自由立憲之名、權利競爭(zheng) 之說……叩以軍(jun) 國實用之學則無有，欲以禦強乎，則空疏無用如舊，而風俗先大壞矣。然則舉(ju) 國誌士，奔走呼號，所以改書(shu) 院為(wei) 學院，日謀所以籌經費、延教師者，何為(wei) 焉？[21]

正是在這種意義(yi) 上，南海甚是推許魏源“師夷長技”之主張，“夫百年來歐人之強力占據大地者，非其哲學之為(wei) 之也，又非其民權、自由致之也，以物質之力為(wei) 之也。……魏默深謂‘師夷長技以製之’……然則魏默深之論，至今猶為(wei) 至論也。曾文正、李文忠、郭筠仙皆頗從(cong) 默深之說，又皆居要地，惜乎其未能深講而力行之也”。[22]今之學者，徒知師夷，而不知製夷，可謂不務本矣。

並且，較諸洋務派徒知師夷長技，南海則欲師夷之學矣，其謂洋務派得之尚淺，蓋以此焉。[23]是以科學對於(yu) 中國之現代化，其根本意義(yi) 不在於(yu) 開發民智之類，而在於(yu) 富國強兵。然而，當時之革命派對科學賦予了過多的意義(yi) ，革命右派如此，革命左派亦如此，皆欲革數千年文化中國之命而已，遂於(yu) 傳(chuan) 統之道德造成莫大之破壞，又頗倡言自由、民主以立國，適足禍國殃民而已。[24]因此，“歐美之為(wei) 美，在其物質之精奇，而非其政俗之盡良善也”[25]。

然今之學者，猶以中國目前改革之停滯在於(yu) 不能取法西方之政俗，遂一意以效法歐美之民主、自由、平等為(wei) 目標。殷鑒不遠，晚清以來數十年之混亂(luan) ，當為(wei) 今人鑒戒。可以說，中國在最初接觸西學時，如洋務運動，甚至明末清初與(yu) 傳(chuan) 教士的接觸，對西方物質文明優(you) 越性的認識才是最準確、最清醒的，相反，愈多了解，愈多迷失。

因此，南海後來愈益從(cong) 物質文明的角度去了解西方文明，“有此者為(wei) 新世界，為(wei) 強國，日新無上焉；無此者為(wei) 舊世界，為(wei) 弱國，日就淘汰焉”[26]，“遍觀各國，有物質學者盛強，無物質學者衰微”[27]，“吾所取為(wei) 救國之急藥，惟有工藝、汽電、炮艦與(yu) 兵而已，惟有工藝、汽電、炮艦與(yu) 兵而已！……夫百年來歐人之強力占據大地者，非其哲學之為(wei) 之也，又非其民權、自由致之也，以物質之力為(wei) 之也”[28]，科學之意義(yi) 止在於(yu) 此。

然而，當時的五四“新學之徒”，於(yu) “歐美之學術、兵備、物質、道德則不知學，不能學，惟學其俗”[29]，西方之自由、民主、平等，實無與(yu) 於(yu) 國家之富強，因此，南海主張：

今日少言自由平等，俟吾國既富強後乃言之，則中華國千秋萬(wan) 年，可與(yu) 歐美自由平等，而吾國民乃真有民權民意焉。若今日事自由平等，日言民意民權，則吾國散亂(luan) 將亡，則中國千秋萬(wan) 年與(yu) 歐美永失自由平等，吾國民永無民意民權焉。[30]

然而，民國之初，政府卻汲汲於(yu) 改正朔，易服色，雖收變易民心之效，至於(yu) 富國強兵之大政，皆闕而弗講焉。若今之三界精英、中產(chan) 階層、小資青年，追慕洋人之習(xi) 俗，附庸風雅，以為(wei) 人類之文明盡在於(yu) 此，至於(yu) 舉(ju) 國學習(xi) 西語之狂潮，亦不過“如洋店西人之童崽之知識雲(yun) 爾”[31]。彼等津津樂(le) 道如是，實又何足道哉！且此輩所得西學亦淺，絕無有寢饋之深也，然喜張皇，好牽引，倚馬而成書(shu) ，遂能搖動一世焉。民國初年，風俗已大敗如此，自五四以後，斯文乃委地無餘(yu) 矣。

可以說，南海關(guan) 於(yu) 物質之思想前後有一重要變化。大致從(cong) 1886年接觸西學開始，南海雖歆慕西方之財富，以為(wei) 大同之道在是焉，然猶以關(guan) 於(yu) 科技的“西書(shu) ”是“不切”之學，而重視有關(guan) 西政之書(shu) ，欲以致中國於(yu) 升平、太平。這構成了其推動戊戌變法的基本思想。然自1904年以後，南海開始意識到中國需要向西方學習(xi) 者，不過科技而已；至於(yu) 政治製度，則不切於(yu) 中國之現實；至若後來五四激進派所倡導之新文化、新道德，則以為(wei) 不必學，亦不足學。對此，蕭公權指出：

《物質救國論》代表了康氏對中國近代化問題的新看法。在此，他不再強調（也未放棄）人類的基本價(jia) 值和國界，而著重指出中國在物質文明上與(yu) 西方相匹的必要性。換言之，在1905年時，他覺得有必要將其社會(hui) 思想降低一層次；不再鼓吹文化大同，而提倡所謂有選擇性的西化。如此，他與(yu) 張之洞等部分西化論派（不喜歡西方價(jia) 值）及“新文化”派（不喜歡中國價(jia) 值）都分道揚鑣。[32]

其後，新文化運動提出的“賽先生”，以及“科玄論戰”中的丁文江、吳稚暉，其中對科學的訴求，其思想緒脈固然可以追溯到南海，顯然，這些思想上的後輩們(men) 走得更遠，與(yu) 南海早期對西方政治的迷戀一樣，墮入了對科學的迷信。他們(men) 甚至主張，物質文明的進步能夠解決(jue) 人類的一切問題，譬如，吳稚暉認為(wei) ，“物質文明愈進步，物質愈多，人類也益趨統一，複雜的問題也愈易解決(jue) ”，[33]而陳獨秀則試圖以科學取代宗教，解決(jue) 人類的精神信仰問題。

民國以後，鑒於(yu) 當時之社會(hui) 政治現實，南海進一步修正了他以前的觀點，對西方物質文明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其過巴黎者，驚其霸業(ye) ，慕其繁華；其過紐約、芝加哥、三藩息士高者，懾其二三十層之樓。觀飛，驚駭其製造之驚奇且偉(wei) 大也。於(yu) 是誤以為(wei) 政治之美也。……若美之敝俗，則不知也。[34]

看來，物質文明的發達並沒有解決(jue) 美國的“敝俗”問題。然今日之買(mai) 辦學者，則於(yu) 美國之頹風敗俗歎美之，膜拜之，則不獨無心肝，耳目亦聾盲焉。如此學者，內(nei) 外俱廢，政府花偌大錢財，供養(yang) 此等廢人，欲何為(wei) 哉！不過糜費民眾(zhong) 之錢財而已。

南海先前尚以西人臻於(yu) 升平、太平世，至此則認為(wei) 中國與(yu) 西方皆未能超越據亂(luan) 世。[35]並且，中國在道德上優(you) 於(yu) 西方。因此，西方除了“科學與(yu) 技藝外”，不能教導中國什麽(me) 。[36]其他如民主、自由一類價(jia) 值，皆無足論。[37]可以說，南海晚年又回到了洋務派的立場。後來新儒學之複興(xing) ，其理論依據或可溯於(yu) 此，即強調中國文化在道德上的普遍價(jia) 值。對此，南海說道：

故合種種而論之，我國人今之敗於(yu) 歐人者，在此一二百年間。而所最大敗遠不如之者，即在一二百年間新發明之工藝、兵炮也。凡歐人於(yu) 百年來，所以橫絕大地者，雖其政律、學論之有助，而實皆藉工藝、兵炮以致之也。……然則吾國人之所以遜於(yu) 歐人者，但在物質而已。……然則今而欲救國乎？專(zhuan) 從(cong) 事於(yu) 物質足矣。於(yu) 物質之中，先從(cong) 事於(yu) 其工藝、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若舍工藝、兵炮而容談民主、革命、平等、自由，則使舉(ju) 國人皆盧騷、福祿特爾、孟的斯鳩，而強敵要挾，一語不遂，鐵艦壓境，陸軍(jun) 並進，挾其一分時六百響之炮，何以禦之？[38]

又曰：

昔講八股雖不切於(yu) 時用，尚誦聖經賢傳(chuan) ，得以修身寡過，其於(yu) 風俗尚為(wei) 有益。今乃掃棄中國之大教、經傳(chuan) 之格言，而後生新學，稍拾一二自由立憲之名、權利競爭(zheng) 之說，與(yu) 及日本重複粗惡名詞，若世紀、手段、崇拜、目的等字，輕絕道德而日尚狂囂，叩以軍(jun) 國民實用之學則無有，欲以禦強敵乎，則空疏無用如舊，而風俗先大壞矣！……然則今日救國之術，惟有急急專(zhuan) 從(cong) 事於(yu) 物質工學之事斯已耳。[39]

是以空談民主自由者，尚不如古人之八股文章，猶能有補於(yu) 世道人心也。此種對西方文明的清醒態度，直接影響到後來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現代化道路的設計，而不至於(yu) 一意盲從(cong) 外國的教條。

惜乎其後有新文化運動之逆流，罔視歐洲一戰之現實，極力美化西方文明，以為(wei) 物質文明乃人類幸福之基礎，“物質文明，與(yu) 人類幸福，相驅而並進，於(yu) 是幸福中不能不含有巨大成分之物質文明”[40]，甚至認為(wei) ，西方不獨物質文明勝於(yu) 中國，精神文明亦非中國所及，“原來文化本身上，因為(wei) 沒有精神物質之分，所謂某種文化的物質方麵，不外是精神方麵的表現，又必賴物質以為(wei) 工具。歐洲的物質文化發達到這樣，完全有賴於(yu) 歐洲的精神文化”[41]。

因此，新文化運動自然把予頭指向中國古代的一切精神文明，如陳獨秀在1919年說道：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lun) 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42]

胡適也有類似的言論：

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為(wei) 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dong) 方文明為(wei) 精神的（Spiritual）。[43]

誠若其說，中國在物質文明以及精神文明上皆不若西方人，那麽(me) 就剩下全盤西化一條道路了。因此，陳序經、胡適等明確提出了全盤西化的主張：

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隻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ge) 新世界的新文明。……我是完全讚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的。[44]

諸如此類論調，不僅(jin) 貽禍當時，且見譏於(yu) 後世也。

注釋

[1] 蕭公權：《康有為(wei) 思想研究》，汪榮祖譯，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9頁。據《自編年譜》，同治五年，南海年僅(jin) 九歲，“土木之工，遊宴之事，棋詠之樂(le) ，孺子嬉戲其間，諸父愛其聰明，多獲從(cong) 焉。始遊西樵，慕山林之勝”。（《全集》第五，第59頁）蕭氏斷言，南海“首次體(ti) 會(hui) 到豪奢的生活”。（蕭公權：《近代中國與(yu) 新世界：康有為(wei) 變法與(yu) 大同思想研究》，第5頁）同治九年，年十三，南海遊廣州，“睹繁麗(li) ，日與(yu) 友遨遊，不暇學也”。戊戌之後，南海流亡國外，不僅(jin) 維持同水準的生活，而且，“將長期流亡當做快樂(le) 的旅遊，滿足他的遊癖，而無因挫敗嚐得苦果”。（同上，第25頁）南海向往西方物質文明，殆與(yu) 幼年養(yang) 成之習(xi) 性有關(guan) 。

除了對政治及物質文明的向往外，南海對西方之為(wei) 升平、太平世的判斷還包括其他一些方麵，如其論刑罰之輕重雲(yun) ：“夷族、車裂、炮烙，此太古之虐刑也。肉刑，據亂(luan) 世之刑也，漢文去之，隋文變之。今之杖、笞、流、徒，升平之刑也。太平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刑措矣。其有不得已之罰，則象刑而已。泰西近去繯絞之刑，輕矣，猶未幾於(yu) 太平也。”（《日本書(shu) 目誌》卷6，《全集》第三，第347頁）今日西方國家則常以死刑之有無衡量文明之優(you) 劣矣。

[2] 康有為(wei) ：《自編年譜》，《全集》第五，第63頁。

[3] 蕭公權斷言，南海對西方物質文明的態度與(yu) 其早年養(yang) 成的奢侈生活習(xi) 慣有關(guan) ，且終其一生而未改也。（蕭公權：《康有為(wei) 思想研究》，第19－21頁）此說似未盡然。蓋南海以“長素”自號，嚐辯稱“吾性無好，惟色心不忘。自山川園林之逸，詞章冶豔之美，什器古物之精，人物色相之宜，無不愛好流連之，以自娛悅”，至其弟子梁啟超誣其奢而好財，康氏乃辯其非是，自謂“若夫富貴繁華，遊曆閱遍，早無所動於(yu) 心。且生平最初天命，信之最熱，故於(yu) 死生毅然，於(yu) 富貴安然，且並不為(wei) 治產(chan) 計，更且不為(wei) 預備計”。（康有為(wei) ：《與(yu) 梁啟超書(shu) 》，1912年2月，《全集》第九，第285頁）康、梁師弟本有比翼連枝之親(qin) ，至此乃反目若是，可不深戒之哉！

此時康氏已對新學之士頗加譏議，“今學者徒知向慕歐美，幾欲妄圖全移歐美之政化於(yu) 中國，而不一讀吾國數千年之史，更不問吾之國勢民俗、沿革得失與(yu) 歐美之迥殊”，（康有為(wei) ：《英國監布烈住大學華文總教習(xi) 齋路士會(hui) 見記》，《全集》第八，第40頁）“吾國人今但以歐美一日之富強，不加考察想像，視人如帝天，自視為(wei) 野蠻，則其奇愚孰甚焉！其忌祖媚外抑何一至於(yu) 此？而不克自立乃爾耶？”（同上，第44頁）這種批評可以視作對其早年立場之反省，故亦諱其早年好奢媚外之傾(qing) 向矣。

[4] 康有為(wei) ：《滿的加羅遊記》，《全集》第八，第270頁。

[5] 康有為(wei) ：《希臘遊記》，《全集》第八，第458頁。

[6] 康有為(wei) ：《日本書(shu) 目誌》卷1，《全集》第三，第269頁。

[7] 康有為(wei) ：《希臘遊記》，1908年，《全集》第八，第462頁。

[8] 康有為(wei) ：《論語注》卷7，《全集》第六，第434頁。

[9] 康有為(wei) ：《論語注》卷3，《全集》第六，第395頁。南海對宋儒此類批評甚多，如謂宋儒“輕鄙功利，致人才��爾，中國不振”，（康有為(wei) ：《論語注》卷14，《全集》第六集，第490頁）“宋賢不善讀之，乃鄙薄事功，攻擊管仲。至宋朝不保，夷於(yu) 金、元，左衽者數百年，生民塗炭，則大失孔子之教旨矣。專(zhuan) 重內(nei) 而失外，而令人誚儒術之迂也。豈知孔子之道，內(nei) 外本末並舉(ju) ，而無所偏遺哉！”（同上，第492頁）是以梁啟超稱其哲學為(wei) “主樂(le) 派哲學”，蓋謂此也。然康氏之樂(le) 尚別有一義(yi) ，即以菩薩心腸常住地獄以救度世人為(wei) 樂(le) ，“常自苦以樂(le) 人”，“視救世任事如縱欲”之語，蓋謂此也。（參見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chuan) 》，《全集》第十二，附錄一，第430頁）是以後世所謂孔子之學，不過朱子學而已，而朱子“知四書(shu) 而不知五經，知據亂(luan) 而不知太平大同，非割去中原等於(yu) 偏安而何？”（康有為(wei) ：《答樸君大提學書(shu) 》，1924年秋，《全集》第十一，第346頁）蓋偏安者，“不及養(yang) 育給求以盡人之性”而已（康有為(wei) ：《開封演講辭》，1923年4月，《全集》第十一，第238頁），至於(yu) 太平之道，則人人各遂其欲矣。

[10] 康有為(wei) ：《希臘遊記》，《全集》第八，第460頁。

[11] 康有為(wei) ：《孔子改製考》卷17，《全集》第三，第208頁。

[12] 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第1，《全集》第七，第8頁。

[13] 南海不欲歸咎孔子，而謂後儒誤解孔子惡奢之語，其後，國人以中國之不若西洋富強，亦歸咎孔子，遂有“打倒孔家店”之號呼。或尊孔，或黜孔，錢穆謂此二種主張，“略跡論心，無大殊也”，又謂“康、譚論奢儉(jian) ，全由震驚西化而來。今國人風尚日奢，然文明未見遂進，若康、譚見之，不知又將何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ce) ，第781頁）本朝初政，風俗淳厚，崇尚艱苦樸素，蓋用夏道也，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本無涉焉。其後，鄧氏震懾於(yu) 西方之豪奢，遂一意改革開放，至於(yu) 風俗人心之頹敗，則不暇顧矣，抑或以為(wei) 無足論焉。考乎鄧氏之理論根源，不可謂有悖於(yu) 馬克思主義(yi) ，實由其生產(chan) 力決(jue) 定論而發揚光大之也。

[14] 康有為(wei) ：《請厲工藝獎創新折》，1898年6月26日，《全集》第四，第301頁。

[15] 康有為(wei) ：《論語注》卷7，《全集》第六，第434頁。

[16] 康有為(wei) ：《日本書(shu) 目誌》卷1，《全集》第三，第269頁。

[17] 不斷為(wei) 工業(ye) 文明的巨大成就而受到鼓舞的人類，似乎很少意識到財富的增長是有極限的。然而，最近幾年，由於(yu) 人類麵臨(lin) 愈益嚴(yan) 峻的環境汙染以及能源短缺問題，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那種有節製的生活也許具有更普遍的意義(yi) 。因此，馬克思主義(yi) 對人類進步那種樂(le) 觀的設想應該重新被思考，同樣，自由主義(yi) 經濟學對前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那種短缺或匱乏經濟模式的批評，也應該被重新估價(jia) 。

[18] 蕭公權：《康有為(wei) 思想研究》，第348頁。

[19] 《全集》第八，第63、64頁。

[20] 南海晚年主張實業(ye) 救國，遂有開辦振華公司之舉(ju) 。不過，梁啟超此時汲汲於(yu) 憲政、自由、革命以立國，不獨不讚同師說，且於(yu) 《物質救國論》之出版亦頗多阻撓，致此書(shu) 雖成於(yu) 1904年，然遲至1908年才出版。正因如此，梁氏對南海開發振華公司之舉(ju) ，並不熱心，“良以此舉(ju) 為(wei) 仆所不主張，既不能持異論以尼其成，則亦置身事外而已”，（丁文江、趙豐(feng) 田：《梁啟超年譜長編》，第495頁）遂致南海之實業(ye) 計劃功敗垂成。南海乃喟歎《物質救國論》一書(shu) ，“惜門人失其多不能讀之”。（康有為(wei) ：《覆劉觀察士驥書(shu) 》，1908上2月8日，《康有為(wei) 與(yu) 保皇會(hui) 》，第353頁）蓋梁氏致力於(yu) 學術、道德之宣傳(chuan) ，深違南海之說，南海對之亦多有譏評，謂其受日人影響，“求之太深”，至梁氏頗收世人美譽之文字，亦以為(wei) “文筆則蕪漫，文調則不成”。此時師徒兩(liang) 人之思想，已若參商之隔矣。（參見張榮華：《振華公司內(nei) 訌與(yu) 康梁分歧》，《康有為(wei) 研究論集》，第165—177頁）

    張朋園則以為(wei) ，辛亥前，康、梁師弟僅(jin) 在1899—1903年間有異同，其餘(yu) 則“師徒唱和，搭配得天衣無縫”。（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yu) 民國政治》，第214頁）此說孰非事實也。不過，康、梁之顯然分道，則在民五袁氏帝製失敗之後。其時康氏猶唱複辟之論，梁氏乃於(yu) 《時事新報》撰《辟複辟論》一文，培擊其師“吾既驚其顏之厚，而轉不測其居心之何等”。六年，康氏與(yu) 謀張勳複辟，梁氏討複辟之檄文中稱其師“大言不慚之書(shu) 生”，且自辯曰：“師弟自師弟，政治主張則不妨各異，我不能與(yu) 吾師共為(wei) 國家罪人也。”複辟失敗，康氏賦詩曰：“鴟梟倉(cang) 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牢關(guan) 。逢蒙彎弓專(zhuan) 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蓋痛斥梁氏背師，真禽獸(shou) 不如也。

[21] 康有為(wei) ：《物質救國論》，《全集》第八，第82頁。

[22] 康有為(wei) ：《物質救國論》，《全集》第八，第71、72頁。南海甚至自以其本人學說非物質之學，亦對中國無用，“吾於(yu) 四萬(wan) 萬(wan) 人中亦為(wei) 粗有知識，於(yu) 中國之書(shu) 既無不讀，即歐、美之學理、事跡、風俗亦無不探險而略通之。……然使物質不興(xing) ，則即今四萬(wan) 萬(wan) 人者皆如我，然已無補於(yu) 亡矣！蓋我雖略具熱誠，粗通學理，而於(yu) 物質、實業(ye) 不能成一藝，則於(yu) 救國之實事，即為(wei) 無用之尤”。（康有為(wei) ：《物質救國論》，《全集》第八，第82頁）此後，毛澤東(dong) 重視理科教育，而輕視文科，其緒餘(yu) 或可溯於(yu) 此。

[23] 早在戊戌變法前後，南海已發此種論調矣。其《日本書(shu) 目誌》有雲(yun) ：“昔吾中人之至德國也，必問甲兵炮械，日人之至德國也，必問格致。德相畢士馬克曰：異日者，中國其為(wei) 日弱乎！”（《全集》第三，第280頁）而在《物質救國論》中更是強調科學之重要性，“自光緒二十年以前中外大臣之奏牘，及一切檔案之在總署者，吾皆遍覽之，皆知講軍(jun) 兵炮艦而已，惜乎其未及物質之學，一切工藝、化電、汽機之事也”。（《全集》第八，第72頁）可見，南海不僅(jin) 重視物質，更重視物質之學，乃批評洋務派徒知師夷長技，然不得其法，“自光緒二十年以前中外大臣之奏牘，及一切檔案之在總署者，吾皆遍覽之，皆知講軍(jun) 、兵、炮、艦而已，惜乎未及物質之學，一切工藝、化、電、汽機之事也”（康有為(wei) ：《物質救國論》，《全集》第八，第72頁），“當同光之初，曾文正、李文忠、沈文肅諸公，草昧初開，得之太淺，則以為(wei) 歐美之強者，在軍(jun) 兵炮艦，吾當治軍(jun) 兵炮艦以拒之，而未知彼軍(jun) 兵炮艦之有其本也”（同上，第63頁）。今人重科學，亦承南海之論而來。

[24] 梁啟超嚐論中國革命之破壞性曰：“夫十年以來，憂國之士，以政治革命號於(yu) 天下。清命既訖，天下喁喁相慕，謂新政象將自茲(zi) 睹焉。徐究其實所革者，除清命外，則革道德之命耳，革禮俗之命耳，革小民生計之命耳，革賢者自存之命耳，革郡縣相維之命耳，革藩屬麵內(nei) 之命耳，甚則革數千年國家所以與(yu) 立之大命耳。若夫仁人誌士所欲革之惡政治，則何有焉？則何有焉？”（梁啟超：《歐洲政治革進之原因》，《民國經世文編》冊(ce) 一，第69頁）古之革命不過一朝一姓之嬗替而已，然自晚清以降，革命內(nei) 涵大大拓寬，至於(yu) 一切領域皆欲革命，其弊將盡棄數千年傳(chuan) 統而後已，至於(yu) 吾國之語言、人種亦將革而從(cong) 西人之命矣。

[25] 康有為(wei) ：《中國還魂論》，1913年11月，《全集》第十，第159頁。

[26] 康有為(wei) ：《論效法歐美之道》，《全集》第十，第345頁。

[27] 康有為(wei) ：《物質救國論》，《全集》第八，第65頁。

[28] 康有為(wei) ：《物質救國論》，《全集》第八，第71頁。

[29] 康有為(wei) ：《論效法歐美之道》，《全集》第十，第345頁。

[30] 康有為(wei) ：《論效法歐美之道》，《全集》第十，第346頁。

[31] 康有為(wei) ：《論效法歐美之道》，《全集》第十，第346頁。

[32] 蕭公權：《康有為(wei) 思想研究》，第352頁。

[33] 吳稚暉：《一個(ge) 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吳稚暉先生文粹》第二冊(ce) 。

[34] 康有為(wei) ：《中國善後議》，《全集》第十，第269頁。

[35] 康有為(wei) ：《意大利遊記》，《全集》第七，第374頁。

[36] 其實，早在南海推崇物質文明的《物質救國論》中，已經認識到西方的強大不在道德，而在科學，故不主張因此放棄中國數千年之道德文明。且就道德論之，恰與(yu) 文明之發達相反，“鄙僻之區多道德，而文明之地道德反衰”。又論美國，“然則所謂富強者，則誠富強矣，若所謂道德教化乎，則吾未之知也。是其所謂文明者，人觀其外之物質而文明之耳；若以道德風俗言之，則忠信已澆，德性已漓，何文明之雲(yun) ？美猶如此，何況歐洲各國日處競爭(zheng) 之中，如沸湯盤馬者乎？抑無待論證也”。至於(yu) 中國之道德風俗，當遠勝於(yu) 文明發達之歐美矣。（參見康有為(wei) ：《物質救國論》，《全集》第八，第66、67頁）

    汪榮祖謂晚清變法思想有兩(liang) 重目標，即中國之富強與(yu) 世界之大同。（汪榮祖：《晚清變法思想論叢(cong) 》，第24、25頁）康氏對物質文明理解的變化，意味著其暫時將其早先的人類大同理想擱置一旁，而以中國之富強為(wei) 急務。此種轉變與(yu) 二十世紀中國的主旋律，即救亡壓倒啟蒙是一致的。因此，當有學者懷疑康氏思想前後的這種不一致時，汪氏認為(wei) ，包括康南海在內(nei) 的一切改良派都有著兩(liang) 個(ge) 方麵，即以“中國富強與(yu) 世界大同是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層次，不相衝(chong) 突。求富強是當前的要務，進大同則是未來的目標”。（汪榮祖：《晚清變法思想論叢(cong) 》，第175頁）殆新文化諸公以中國之富強無日，遂一意好高騖遠，以追求普遍價(jia) 值為(wei) 急務矣。

[37] 晚年孫中山的見解漸與(yu) 康氏一致，“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men) 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我們(men) 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歐洲沒有的東(dong) 西。中國沒有的東(dong) 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族主義(yi) 》，1924年2月17日，《孫中山全集》卷九，第230、231頁）孫氏甚至主張用中國、印度之哲學去補救科學之偏，此種見解尤超乎啟蒙諸公之上，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主流。惜乎近二十年來，別有逆流，蓋浸染異學之深，以為(wei) 中國現代化之成功，必須有政治製度之變革為(wei) 保障，是以西方政治哲學一時甚囂塵上，甚可憂也。

[38] 康有為(wei) ：《物質救國論》，《全集》第八，第67頁。

[39] 康有為(wei) ：《物質救國論》，《全集》第八，第81、82頁。其後，蔡元培亦主張用軍(jun) 國民主義(yi) 、實利主義(yi) 等五者以為(wei) 教育之內(nei) 容。（參見蔡元培：《對於(yu) 教育方針之意見》，1912年2月，《蔡元培選集》，第20—27頁）

[40] 吳稚暉：《青年與(yu) 工具》，1916年6月11日，《吳稚暉先生文粹》，第二冊(ce) ，第239頁。

[41] 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第53頁。

[42] 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shu) 》，《新青年》，六卷一期，1919年1月15日。

[43] 胡適：《我們(men) 對於(yu) 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1926年6月，《胡適文存》第三集，卷1。

[44] 胡適：《編輯後記》，1935年，《獨立評論》，第142期。引見陳序經：《一年來國人對於(yu) 西化態度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