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家的實踐智慧

作者：陳來

來源：《哲學研究》2014年第8期

【內(nei) 容提要】儒家素來重視實踐智慧，自孔子以來，更是強調儒學在實踐層麵的意義(yi) 。其特點主要有如下幾方麵：其一，強調人的實踐智慧；其二，主張以道德為(wei) 基礎，從(cong) 不脫離德性；其三，凸現修身成己的向度；其四，實踐智慧必須化為(wei) 實踐的行動。

【關(guan) 鍵詞】儒家、實踐智慧、修身、知行合一

中國哲學的傳(chuan) 統非常重視實踐智慧，可以說，實踐智慧一直是中國哲學的主體(ti) 和核心。儒家自孔子以來，更是強調哲學作為(wei) 實踐智慧的意義(yi) 。儒家哲學思想的特點是：突出人的實踐智慧，而不突出思辨的理論智慧；儒家的實踐智慧始終是強調以道德為(wei) 基礎，從(cong) 不脫離德性；同時，儒家的實踐智慧又突出體(ti) 現在重視修身成己的向度，亦即個(ge) 人內(nei) 心的全麵自我轉化；最後，儒家哲學思想總是強調實踐智慧必須化為(wei) 實踐的行動，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一、道德德性

眾(zhong) 所周知，現代哲學越來越關(guan) 注的“實踐智慧”，與(yu) 其字麵意義(yi) 的直接性不同，乃是根源於(yu) 古希臘哲學特別是亞(ya) 裏士多德的哲學。亞(ya) 裏士多德哲學中的phronesis，英譯曾為(wei) prudence，中文譯本以往亦多譯為(wei) “明智”。而現在更多的學者從(cong) 哲學詮釋上接受把這個(ge) 詞譯為(wei) “實踐智慧”。它在亞(ya) 裏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lun) 理學》第6卷被作為(wei) 人類認識真理的五種方式之一，這五種方式即技術、科學、實踐智慧、智慧和理智。當然，自從(cong) 海德格爾和伽德瑪以來，當代哲學中有關(guan) 實踐智慧的討論已經超出亞(ya) 裏士多德的意義(yi) ，但仍以亞(ya) 裏士多德的討論為(wei) 出發點。[1]現代西方哲學對亞(ya) 裏士多德這一概念的關(guan) 注主要是針對科技理性對生活世界的宰製，以尋找出一種既非技術製作又非理論智慧的合理性實踐概念。

在亞(ya) 裏士多德哲學中，“智慧”的地位本來高於(yu) “實踐智慧”。但他也指出，“人們(men) 稱阿那克薩戈拉和泰利士為(wei) 智慧的人，而不稱為(wei) 實踐智慧的人。人們(men) 看到他們(men) 對自身有益之事並無所知，而他們(men) 所知的東(dong) 西都是深奧的、困難的、非常人能及的，但卻沒有使用價(jia) 值。因為(wei) 他們(men) 所追求的不是對人有益的東(dong) 西。實踐智慧是針對人的事情。”[2]很明顯，智慧所追求的東(dong) 西的深奧難懂的，對人沒有實際益處；而“實踐智慧”（phronesis）追求的則是對人有益的東(dong) 西，這種有益主要是指人事的善，所以實踐智慧緊密聯係著善的實踐。而“智慧”（sophia）則隻是思辨的、理論的理智，即理論智慧，不是實踐性的，沒有實踐力量，它隻有真與(yu) 假，而不造成善與(yu) 惡。[3]

實踐智慧的本意是強調德性實踐中理智考慮、理性慎思的作用，是應對具體(ti) 情境的理智能力。然而亞(ya) 裏士多德哲學中的“倫(lun) 理德性”與(yu) 作為(wei) 理論德性之一的“實踐智慧”之間的關(guan) 係，往往是不清楚的，實踐智慧有時被理解為(wei) 工具性的方法，這也是近代以來在西方哲學中實踐智慧脫離德性而成為(wei) 聰明算計的一個(ge) 原因。

由於(yu) phronesis多被譯為(wei) “明智”，因此，狹義(yi) 地看，在古代儒家哲學中，與(yu) phronesis較相近的概念是“智”。當我們(men) 說到哲學作為(wei) 實踐智慧時，我們(men) 也自然想到中國最古老的詞典約公元前三世紀成書(shu) 的訓詁詞典《爾雅》的解釋，《爾雅·釋言》：“哲，智也。”近一百多年以來，中文用來翻譯philosophy的“哲學”之“哲”，古代即以“智”為(wei) 之釋義(yi) ，認為(wei) 哲就是智，二者為(wei) 同義(yi) 詞。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也可以說，古代中國早已經把哲學理解為(wei) 智慧之學，雖然中國古代並沒有獨立的一門“哲學”。[4]

“智”字從(cong) 知，在春秋時代又通用於(yu) “知”，公元二世紀的詞典《釋名》說“智，知也，無所不知也”，可見“智”是智慧，“知”是知識，智不是普通的知識，而是高級的知識和能力。智又以見為(wei) 前提，見是經驗，《晏子》“見足以知之者，智也”，《五行篇》也說“見而知之，智也”，表示智慧需要經驗為(wei) 基礎，而不是脫離經驗的理性活動。另一方麵，在公元前四世紀以前，中國哲學中的“智”多是指就知人而言，指與(yu) 人的事物、人的世界相關(guan) 的實踐性能力和知識，有益於(yu) 人的事物，而不是對宇宙世界普遍事物的知識。如《尚書(shu) 》說“知人則哲”，[5]《論語》中記載，孔子學生問“知”，“子曰知人”。孟子也說：“智所以知聖人”。[6]表示哲學是認識人的智慧，從(cong) 而哲學與(yu) 人的生活、人的本性、人的生命活動以及人道的法則有關(guan) ，可見這裏講的“哲”“智”即是實踐智慧。《周易》特別注重行動的實踐智慧，把智慧表達為(wei)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7]“知”進退存亡的具體(ti) 節度而不離於(yu) 善，此即是行動的實踐智慧。因此，哲、明、智在中國古代皆有智之義(yi) 。

孔子談仁很多，談智較少，他說“智者不惑”，這裏的智即是明智。《中庸》講三達德，智甚至排在首位，居於(yu) 仁之前，可見《中庸》對智的重視。中庸之道是理性對實踐情境的一種把握，由經驗而來，《中庸》對智的強調和亞(ya) 裏士多德論實踐智慧是一致的。《中庸》裏還有一個(ge) 重要的觀點，就是主張“好學近乎智”。我們(men) 知道孔子雖然較少談智，但孔子非常重視“好學”，而按照《中庸》“好學近乎智”的看法，孔門提倡的“好學”和“智”是一致的，這提示了一個(ge) 重要的通向實踐智慧的詮釋方向。

“好學”與(yu) 智的關(guan) 聯性性，在孔子關(guan) 於(yu) “六言六蔽”的論述中最突出地表達出來：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luan)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8]

這一段話很重要，從(cong) 德性論來說，它表示每一個(ge) 別德性對人的意義(yi) ，不是獨立的，而是與(yu) 其他德性相輔相成地發揮其作用的，諸德性的相輔相成才能造就君子或聖人的中和不偏的人格，而在德性的相輔相成的結構裏，“好學”占有其突出的地位。仁、知、信、直、勇、剛這六種德性都是倫(lun) 理德性，但是孔子強調，對倫(lun) 理德性的追求不能離開好學，所有的倫(lun) 理德性若要中和地發揮其積極的作用，不能離開好學的德性，不能離開好學的實踐，否則這些倫(lun) 理德性發生的作用就會(hui) 偏而不正。[9]由此可見，好學不僅(jin) 是一種優(you) 秀的能力和特長，也是一種心智的取向，而這種能力和取向明顯是指向於(yu) 知識的學習(xi) 與(yu) 教育過程，指向明智的能力。這樣就把倫(lun) 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結合起來了。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好學”扮演的角色和好學所積累的能力也正是亞(ya) 裏士多德的“實踐智慧”。這和亞(ya) 裏士多德主張的實踐智慧的作用以及主張所謂整體(ti) 的德性中不能缺少理性的觀點相一致。在這個(ge) 對比中我們(men) 才能深入理解“好學近乎智”的意義(yi) 。

不過，在古典儒家思想中對“智”的理解中，最重要的還是孟子的思想“是非之心，智也”。孟子的這個(ge) 思想就把“知”與(yu) “明”引向了對是非的道德辨識。“是非”是道德的概念，於(yu) 是“智”在孟子哲學中成為(wei) 主要的道德德性。這個(ge) 意義(yi) 下的實踐智慧是對於(yu) 辨別善惡、判斷是非的智慧。漢代的儒學繼承了孟子這一思想，並確立了智和仁義(yi) 並立的地位，而宋代以後，“智”在儒學中一直是四項道德主德（仁義(yi) 禮智）之一。這便與(yu) 亞(ya) 裏士多德有所不同，因為(wei) 在亞(ya) 裏士多德那裏，作為(wei) 一種理智狀態，實踐智慧不是德性，而是能力；但比起技術來說，實踐智慧又是德性。亞(ya) 裏士多德把德性分為(wei) 倫(lun) 理德性和理智德性，又把他所說的理智德性分為(wei) 五類，實踐智慧即是此五類之一，他也說“這就清楚地表明實踐智慧是一種德性而不是一種技術”。[10]但他始終認為(wei) 實踐智慧不是倫(lun) 理德性。現代哲學中海德格爾對亞(ya) 裏士多德實踐智慧概念的詮釋也完全忽視其德性的意義(yi) 。

而在孟子哲學中，智既是理智，也是倫(lun) 理德性。後來明代的哲學家王陽明也明確肯定良知就是是非之心，是最根本的德性。[11]還有一點，亞(ya) 裏士多德主張由實踐智慧增進人的幸福，亞(ya) 裏士多德說實踐智慧針對對人有益的事情，其所謂有益也包含著幸福，而亞(ya) 裏士多德的幸福包括外在的善。但孟子的德性論並不包含任何生活幸福或外在善的觀念，完全集中於(yu) 道德的完滿。可見儒家的實踐智慧明確是道德德性。儒家關(guan) 注的幸福是康德所謂的道德幸福，而外在的善或身體(ti) 的幸福在中國哲學中尤其是儒家哲學中則不受重視。

二、修身工夫

不過，儒家的實踐智慧不限於(yu) 對智德的提倡與(yu) 實踐，而是包含了豐(feng) 富的內(nei) 容。首先，在思辨與(yu) 實踐之間，在孔子已經明白顯示出了偏重，即重視實踐而不重視思辨。孔子的學生認為(wei) 孔子很少談及性與(yu) 天道，是孔子重視實踐的明顯例證。孔子對名的重視也隻是重視名的政治實踐功能，而不是名言概念自身的抽象意義(yi) 。早期儒家就已經確立了這種性格，在理論與(yu) 實踐之間，更注重發展實踐智慧，而不是理論智慧，其原因正是在於(yu) 儒家始終關(guan) 注個(ge) 人的善、社群的善、有益於(yu) 人類事務的善。退一步說，孔子即使關(guan) 心宇宙天道，也決(jue) 不用“理論化的態度”（海德格爾把脫離生活實踐的哲學態度叫做非理論化態度）去談論天道，而是以實踐智慧的態度關(guan) 注如何在人的生活世界與(yu) 天道保持一致。整個(ge) 儒學包括宋以後的新儒學都始終把首要的關(guan) 注點置於(yu) 實踐的智慧而不是理論的智慧。當然，在儒家的體(ti) 係中理論的智慧也是重要的，如《周易》代表的對宇宙的理解是儒家世界觀的重要基礎，宇宙的實體(ti) 與(yu) 變化是儒家哲學應當關(guan) 心的，但站在儒家的立場上並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下，對宇宙的關(guan) 心不會(hui) 完全獨立於(yu) 實踐智慧，而是可以服務於(yu) 實踐智慧。

另一方麵儒家的實踐智慧始終堅持智慧與(yu) 德性，智慧與(yu) 善的一致，而不是分離。亞(ya) 裏士多德所說的實踐智慧是理性在道德實踐中的作用，這種理性作用體(ti) 現於(yu) 在善的方向上采取恰當的具體(ti) 的行為(wei) ，這是實踐智慧作為(wei) 理性具體(ti) 運用的特性。在亞(ya) 裏士多德，倫(lun) 理德性要成為(wei) 行動，離不開實踐智慧，故所有行為(wei) 都是二者結合的產(chan) 物。儒家所理解的實踐智慧既不是技術思維，也不是聰明算計，更不是一種工具性的手段，不屬於(yu) 功利性的原則，明智不是古希臘所說的隻顧自己、照顧自己的生活，[12]而是一種道德實踐的智慧。在亞(ya) 裏士多德，對實踐智慧的說法往往含混不清，如他既說實踐智慧必須是對人的善，[13]又說善於(yu) 考慮是實踐智慧的最大功用。[14]他說道德德性使活動的目的正確，實踐智慧使我們(men) 采取實現目的的正確手段，這裏所說的正確手段不是道德意義(yi) 的，而是理性意義(yi) 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實踐智慧既不是道德德性，也不能提供善的目的，隻是實踐的具體(ti) 方法。當然，亞(ya) 裏士多德也強調離開了實踐智慧道德德性的實踐就不能掌握中道，認為(wei) 合乎實踐智慧，倫(lun) 理德性才能把事情做好，倫(lun) 理德性必須有實踐智慧的具體(ti) 指導，從(cong) 而實踐智慧一定是作好事的。然而，無論如何，一個(ge) 完整的道德實踐必須有實踐智慧作為(wei) 理智的參與(yu) ，由倫(lun) 理德性完成，故可看出亞(ya) 裏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是強調實踐中理性的具體(ti) 作用，而不是強調倫(lun) 理德性的導向作用。

還可以看出，在亞(ya) 裏士多德哲學中，實踐智慧的指向是“做事”doing，[15]把握恰當的時機作出行動的決(jue) 斷，而無關(guan) 於(yu) “做人”being，這就與(yu) 儒家不同。儒家所展開的實踐智慧主要的指向是修身、“做人”（learning to be a person）。或者換另一個(ge) 說法，希臘的實踐智慧重在“成物”，而儒家的實踐智慧重在“成人”（to be a true person）。所以在儒家看來，亞(ya) 裏士多德的德性論是不完整的，他的實踐智慧雖然與(yu) 科學、技術、製作不同，但仍然是一種外向的理智理性，指向做事的行為(wei) ，doing right things；而不包含自身德性的修養(yang) ，being a good person，故不包含任何內(nei) 在的覺解。所以，亞(ya) 裏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是做事的理性，此理性應有價(jia) 值的理性來為(wei) 之導向，而不能說倫(lun) 理德性由實踐智慧指導，因為(wei) 倫(lun) 理德性才能真正是求善，而實踐智慧是工具性的。當然，亞(ya) 裏士多德的另一句話是對的，“倫(lun) 理德性使目的正確，實踐智慧使手段正確”，[16]可惜他自己的說法往往不一致，按這個(ge) 說法，在實踐上，道德德性提供大的善的方向、目的，而實踐智慧的作用應當是提供精細的行為(wei) 製導。儒家哲學的實踐智慧在這方麵更為(wei) 清楚而有其優(you) 越之處。

中國現代哲學家馮(feng) 友蘭(lan) 指出，從(cong) 中國哲學的觀點看哲學，哲學的功能在於(yu) 改變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獲得一種看待世界的全新的方式，因此提高心靈境界是中國哲學實踐智慧的一個(ge) 目的。精神的提升、內(nei) 心的和諧、自由、寧靜，這種心靈自我的轉化是實踐的根本目標。

實踐智慧不僅(jin) 表現為(wei) 把精神的提升作為(wei) 哲學的目的，而且表現為(wei) 為(wei) 了實現這一目的所探索的各種工夫手段、方法。儒家所說的心靈轉化的方法不是古希臘的對話或沉思，而是以道德修身為(wei) 根本的精神修煉。哲學的智慧必須為(wei) 人的自我超越、自我提升、自我實現提供方向的指引和修持的方法。自我的轉化即是內(nei) 在的改造，是氣質的根本變化，超越自己現有的狀態，使生命的存在達到一個(ge) 更高層次的存在。

因此，一個(ge) 重要的區別是，儒家哲學對哲學的了解是實踐性的，而這種對實踐的了解，不限於(yu) 認識外在世界、改變外在世界，而更突出認識主觀世界，改造主觀世界。所以儒家的實踐智慧包含著人的自我轉化與(yu) 修養(yang) 工夫，追求養(yang) 成健全的人格，《大學》就是這一實踐智慧的綱領。《大學》以“止於(yu) 至善”為(wei) 目的，即是確立實踐活動的根本目的是至善（如亞(ya) 氏之最高善），確立了儒家實踐智慧的求善特性，而求善的具體(ti) 修養(yang) 工夫有慎獨、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其中的致知就是擴充和發展實踐智慧，而擴充實踐智慧有賴於(yu) 在具體(ti) 事物和行為(wei) 上為(wei) 善去惡，如止於(yu) 仁、止於(yu) 敬等，此即是格物。誠意是追求好善如好好色，達到自慊的內(nei) 心境界，而誠意的工夫又稱為(wei) 慎獨的精神修養(yang) ，誠於(yu) 中而行於(yu) 外。總之內(nei) 心的修養(yang) 是儒家實踐智慧的重點。當然，儒家的實踐智慧在全部上包含治國平天下，即對現實政治世界的改造和整理，但這種整理以“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為(wei) 中心，而且《大學》講得很清楚，自天子以至庶人，一切人、一切事都必須以修身為(wei) 本。

修身是累積擴大實踐智慧的根本途徑，人格的鍛煉是儒家最看重的實踐方麵。《中庸》把慎獨作為(wei) 主要的獨立的工夫，由內(nei) 在的中去建立行為(wei) 的和，“修身以道”“修身則道立”，同時，《中庸》強調君子的實踐不離人的生活世界，愚夫愚婦可以與(yu) 知，因為(wei) “道不遠人，人之為(wei) 道而遠人，不可以為(wei) 道”，實踐智慧要求理性的運用不可離開人倫(lun) 日用常行的世界。《中庸》又提出“時中”，而“時中”是“在事之中”，是“隨時而中”“做的恰好”，是針對個(ge) 別事物、特殊境況的，這正是實踐智慧在做事的恰當運用的狀態。《中庸》最後要達到的是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cong) 容中道的聖人境界。

《中庸》主張的實踐智慧還展現為(wei) “慎思明辨”，與(yu) 亞(ya) 裏士多德的不同在於(yu) ，亞(ya) 裏士多德的慎思就是善於(yu) 正確考慮具體(ti) 的情境，亞(ya) 裏士多德的慎思作為(wei) 實踐智慧的主要成分之一，主要是關(guan) 於(yu) 行為(wei) 的考察，而不是關(guan) 於(yu) 自我的考察反省，《中庸》的慎思首先要求的是對自我內(nei) 心的考察反省。

儒家的修身的實踐智慧又被概括為(wei) “為(wei) 己之學”，“為(wei) 己”的意義(yi) 就是“己”的發展、轉化，而美德的培養(yang) 和精神修煉都是以“成己”為(wei) 宗旨的。這些致力發展美德的精神修煉也即是基督宗教所謂的精神性。《中庸》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nei)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在這裏的知即狹義(yi) 的智指向成物，這與(yu) 古希臘是一致的，但廣義(yi) 的實踐智慧是成己與(yu) 成物的合一，既包含著以誠成己，也包含著成物之智，而成物之智聯係著時措之宜，後者正是亞(ya) 裏士多德做事的實踐智慧，即做事的中庸之道，恰到好處。但在儒家，這一切成物的時措之宜是以修身成己為(wei) 基礎、為(wei) 根據的。

三、知行合一

儒家實踐智慧的一個(ge) 特色是關(guan) 注實踐主體(ti) 。因此從(cong) 儒家的立場，廣義(yi) 理解的實踐智慧應當包含修身的向度，重視德性的修養(yang) 是儒家德性倫(lun) 理學與(yu) 亞(ya) 裏士多德德性倫(lun) 理的一個(ge) 根本不同。這種立場包含著把哲學作為(wei) 一種生活方式的理解，從(cong) 而實踐的智慧不僅(jin) 僅(jin) 是做事恰當合宜的智慧，是麵對人生整體(ti) 的智慧。此外，亞(ya) 裏士多德的實踐智慧隻說了理性對行為(wei) 的具體(ti) 的指導，而真正的生活實踐需要處理知—行的關(guan) 係。因為(wei) 實踐智慧的作用可以說正是要把“德性所知”與(yu) 具體(ti) 境遇連接一起而成為(wei) 完整的行動，把價(jia) 值承諾落實在行動上。在儒家來看，不僅(jin) 是德性所知，經典世界中的一切敘述若要通向現實世界，必須由實踐來完成，實踐的智慧必須化為(wei) 實踐的行動。實踐智慧作為(wei) “知”本身就要求把自己展開為(wei) “行”。

在儒家思想中，“實踐”本身就常常意味著道德修身的踐行活動。《中庸》提出了“博學慎思明辨篤行”，其中就包括了“篤行”，這也是《中庸》實踐智慧的重要方麵。《中庸》中顯示出，作者認為(wei) “中庸”與(yu) 知（智）關(guan) 聯較多，智既是道德德性，也是實踐智慧。而實踐智慧必須包括對已知美德的踐行、實行。

宋代以後儒學中的“實踐”概念廣為(wei) 運用，而實踐和躬行連用甚多。後世的曆史編纂學家認為(wei) ，北宋新儒家以“實踐之學”為(wei) 宗旨，[17]南宋儒學的特征被稱為(wei) “默然實踐”，朱子哲學被概括為(wei) “其學以求誠為(wei) 本，躬行實踐為(wei) 事”，[18]這些曆史編纂學家認為(wei) 宋明理學就是“以實踐為(wei) 宗旨”，[19]理學家強調“聖賢所重在實踐”，[20]“窮理以致知，反躬以實踐”，[21]成為(wei) 理學對實踐重視的明證。

現代新儒家哲學家梁漱溟尤以“實踐”針對理智智慧，在他看來，認識真理的方式有四種，即科技、哲學、文藝、和修養(yang) ，修養(yang) 即修持涵養(yang) 。他說：“孔子與(yu) 實踐中自有思考在內(nei) ，亦自有哲學在內(nei) ，但隻為(wei) 生活實踐的副產(chan) 物，最好不從(cong) 思想理論來看待之。為(wei) 學生講論時當指示各自反躬體(ti) 認實踐，默而識之。”[22]他認為(wei) ：“把儒家孔孟切己修養(yang) 之學當作哲學空談來講而不去實踐，真乃一大嘲弄。”“儒家之為(wei) 學也，要在親(qin) 切體(ti) 認人類生命之極高可能性而精思力踐之，以求踐形盡性”。“儒家期於(yu) 成己，亦以成物，亦即後世俗語所謂做人。”[23]所以，他所了解的哲學的實踐便是“反躬內(nei) 向”。這也涉及儒家對哲學的理解。按照梁漱溟的理解，哲學並非如西洋古代所說的愛智，而是“生命上自己向內(nei) 用功進修提高的一種學問”，是一種強調修身和變化、提高自己生命的實踐智慧。他認為(wei) “古書(shu) 中被看做哲學的那些說話，正是古人從(cong) 其反躬內(nei) 向的一種實踐活動而來。”[24]所以他又說，儒家的哲學可稱為(wei) 人生實踐之學，是一種生命的學問，哲學必須是一種自我的實踐和活動，強調儒家哲學作為(wei) 人生實踐活動的重要方麵。

明代哲學家王陽明指出：“凡謂之行者，隻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做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25]亞(ya) 裏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是指向行動的慎思明辨，而王陽明所說的“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意思與(yu) 之相近；其所說的“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既是強調實踐智慧是對行動的明覺精察，也同時強調實踐智慧作為(wei) 知必須和行結合一起。

在古代中國思想中，孔子以前都使用“德行”的觀念，有時簡稱為(wei) 德。古代“德行”的觀念不區分內(nei) 在和外在，籠統地兼指道德品質和道德行為(wei) ，重點在道德行為(wei) 。其實，早期儒家便在德的問題上與(yu) 亞(ya) 裏士多德有差別，即，雖然孟子集中關(guan) 注“德性”的問題，但孔子和其他早期儒家重視“德行”的觀念，主張德行合一，知行合一，而不主張把德僅(jin) 僅(jin) 看做內(nei) 在的品質，強調要同時注重外在的行為(wei) ，可見儒家的實踐智慧必須強調踐行的意義(yi) 。同時智不是僅(jin) 僅(jin) 作選擇，作判斷，或進行推理，知必須關(guan) 注行、聯結到行、落實到行。如果知而不行，那不是意誌的（軟弱）問題，而是實踐智慧本身發展的不夠，擴充的不夠，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實踐智慧“真知”。

如前所說“致知”即是擴充實踐智慧，明代的王陽明指出智或知應當是良知，而良知必須知行合一。因此，在儒家的立場上，實踐智慧是倫(lun) 理德性，也是道德知識，故實踐智慧必須包含著知行合一的方麵。這和現代哲學的海德格爾有些類似。海德格爾以實踐智慧為(wei) 良知，以召喚自己實際的生存作出決(jue) 斷，以回到本真的生存。因此儒學對哲學的理解，不是關(guan) 注超感性領域，更不重視理論構造、抽象推理和邏輯演繹，儒家的哲學觀顯然不是海德格爾所批評的“理論化態度”，儒家強調的是在生命世界中的生命體(ti) 驗、生命實踐，而這個(ge) 生命實踐是以人和道德實踐為(wei) 中心的。

四、成物之道

最後略談一下儒家實踐智慧思想中的成物之道。自孔子以來，儒家的實踐智慧強調以道德為(wei) 基礎而不脫離道德德性，然而，由於(yu) 前孔子時代產(chan) 生的《周易》是儒家尊奉的經典，於(yu) 是，在儒家盡力把對周易的詮釋向德行方麵轉化的同時，《周易》自身帶有的吉凶意識和世俗智慧也影響到儒家的智慧思想，從(cong) 而使得儒家的實踐智慧也一直包含了這個(ge) 涉及做事的“成物”部分。

在古希臘乃至亞(ya) 裏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思想中，包含了工具性的審慎計度，在後來的倫(lun) 理思想史上，也可以看到把審慎、精明等作為(wei) 重要德性的思想，注重做事的成功之道、聰明和機巧。其實在古希臘如伊索克拉底的思想中明智就是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的行動能力，反映了實踐智慧的日常性、世俗性一麵。這與(yu) 實踐智慧是針對具體(ti) 事物的特性有關(guan) ，古希臘的明智是實現具體(ti) 目的的手段的一種智性能力，也是把握實踐情境具體(ti) 尺度的智慧。

亞(ya) 裏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lun) 理學》第六卷中說道，“甚至人們(men) 善於(yu) 計較以得到某種益處，我們(men) 也稱之為(wei) 一種明智”，“總的說來，一個(ge) 明智的人就是一個(ge) 善於(yu) 考慮的人”，“明智是善於(yu) 照顧自己”。他甚至還表達出這樣的思想，即明智是有經驗“怎麽(me) 照料自己的生活”，他說“顧自己是明智的一類”，“明智不等於(yu) 聰明，但卻包含著聰明”。[26]這些地方提到的明智也就是實踐智慧。孟子論智時提到：“所惡於(yu) 智者，為(wei) 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yu) 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離婁》下）。可見孟子認為(wei) 明智不能是聰明謀劃，他甚至吸收道家思想以反對這種聰明謀劃。

與(yu) 古希臘傳(chuan) 統的世俗性實踐智慧相比，除了孟子以外，儒家思想中也包含類似的方麵。對於(yu) 儒家來說，這一類的實踐智慧包括三個(ge) 方麵，一個(ge) 是周易的變化智慧，一個(ge) 是中庸的節度智慧，一個(ge) 是世俗的成功之道（也就是韋伯所說的非倫(lun) 理的世俗智慧）。這三者共同構成了儒家的成物之道。限於(yu) 篇幅，這裏隻就《周易》係統的實踐智慧略談一點。

就儒家智德的廣義(yi) 內(nei) 涵而言，其重要內(nei) 容是明辨是非，不受迷惑；而其另外的內(nei) 容則包括識利害、通變化、正確決(jue) 斷、趨利避害、求得成功。這些內(nei) 容主要是由《周易》係統所帶來的。《周易》的基本思想是吉凶利害，而非德性修身，但關(guan) 注吉凶利害是人的實踐領域所需要的，故儒家也予以重視。這一類是“非道德”的實踐智慧，而“非道德”（non-moral）不是“反道德”（immoral），故這種道德中立的實用理性在中國文化中也受到道家等各家的推重，反映了中國的智慧的重要方麵。在亞(ya) 裏士多德，實踐智慧不是道德德性，隻是一種非道德的理智狀態，實踐智慧針對人的幸福，這些都與(yu) 《周易》對吉凶智慧的追求相通，故可以說《周易》的智慧更接近於(yu) 亞(ya) 裏士多德的明智。但《周易》有兩(liang) 個(ge) 層麵，卜筮的操作針對具體(ti) 事項，而《周易》的通變智慧並不針對具體(ti) 的事項，這是與(yu) 亞(ya) 裏士多德不同的。

如《周易》係辭傳(chuan) 說：“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wei) 乎？”《周易》追求的是在變化中“吉無不利”。吉凶亦即是禍福，知禍福就是明智。賈誼說：“深知禍福謂之智，反智為(wei) 愚。極見兆察謂之慧，反慧為(wei) 童。”（《新書(shu) 》之道術）。董仲舒說：“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xing) 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如是者謂之智。”（《春秋繁露》之必仁且智）而總體(ti) 上說，經過十翼的發揮詮釋，在儒家思想中，《周易》的智慧已主要不是處理個(ge) 別具體(ti) 事務的成敗利害吉凶，而是著眼在掌握和理解重大的變化之道，以開物成務，如《係辭傳(chuan) 》所說“知變化之道者其為(wei) 神之所為(wei) 乎”，“通天下之誌”，“成天下之務”。

總之，從(cong) 現代哲學的討論所針對的問題如技術理性的統治而言，儒家的實踐智慧比起亞(ya) 裏士多德的實踐智慧有其特色，也有其優(you) 越之處，即毫不猶豫地強調道德的善是人類實踐的根本目標，重視人的精神修養(yang) 和工夫實踐。當然，儒學的實踐智慧雖然重視向內(nei) 的工夫，但不離事事物物，且能發為(wei) 積極的社會(hui) 政治態度與(yu) 實踐，促進社會(hui) 改造和政治改良。然而，這就是《大學》八條目中“治國平天下”的範圍了，正如亞(ya) 裏士多德的實踐智慧廣義(yi) 上也包括政治學一樣，[27]這就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nei) 了。

注釋：

[1]參看洪漢鼎：《論實踐智慧》，《北京社會(hui) 科學》1997年第3期。

[2]《尼各馬可倫(lun) 理學》，1141b，苗力田中譯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122頁。下引同此書(shu) ，簡稱苗譯本。

[3]同上，1139a，苗譯本116頁。

[4]章太炎也認為(wei) ，哲訓知，但若把哲學看做求知的學問，則未免太狹窄了。可見此知乃是智慧。章說見其《國學概論》，中華書(shu) 局，2008，年34頁。

[5]《尚書(shu) ▪皋陶謨》

[6]見《論語》顏淵篇與(yu) 《孟子》公孫醜(chou) 上

[7]《周易‧幹‧文言》

[8]《論語▪陽貨》

[9]這也正如亞(ya) 裏士多德所說的，蘇格拉底說德性離不開明智時，他就是完全正確的，《尼各馬可倫(lun) 理學》，1144b，苗譯本，132頁。

[10]《尼各馬可倫(lun) 理學》，1140b，苗譯本120頁。

[11]西塞羅認為(wei) 智德是善惡與(yu) 不善不惡之事的知識，阿奎那也認為(wei) 實踐智慧是智德，既是倫(lun) 理德性，也是理智德性。參看潘小慧的著作《德行與(yu) 倫(lun) 理》，，聞道出版社2009年，91頁、87頁。

[12]同上，1142a，124頁。

[13]同上，1140b，苗譯本，120頁。

[14]同上，1141b，苗譯本，122頁。

[15]實踐智慧是涉及行為(wei) 的，1141b-15；實踐智能是關(guan) 於(yu) 行動的原理，1144b-25。分別見《尼各馬科倫(lun) 理學》苗譯本123頁、132頁。

[16]《尼各馬可倫(lun) 理學》，1144a，苗譯本139頁。

[17]《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18]《宋元學案》卷五十九》

[19]《宋元學案》七十三

[20]《宋元學案》八十六

[21]《宋元學案》九十

[22]《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98頁。

[23]《梁漱溟全集》第七卷，159頁。

[24]《梁漱溟全集》第七卷，756頁。

[25]《陽明全書(shu) 》卷六，文錄三，答友人。

[26]《尼各馬可倫(lun) 理學》，1140b、1142a、1144b，苗譯本，120、124、131頁。

[27]《尼各馬可倫(lun) 理學》，1141b，苗譯本，123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