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學紅火是因為(wei) 現代人“良知”岌岌可危？

作者：吳震（複旦大學教授，浙江社會(hui) 科學院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中華書(shu) 局1912”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二月初七庚寅

          耶穌2017年3月4日

事實上，所謂近代中國的陽明學，特別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從(cong) 日本進口的陽明學。日本陽明學的盛行反過來對改良派和革命派（如康有為(wei) 、梁啟超、孫中山、蔣介石）都產(chan) 生了很大影響。當然，從(cong) 學術界的角度看，畢竟中國學者所理解的陽明學，與(yu) 日本陽明學存在很大差異，其差異性主要表現為(wei) 這樣一點：在中國，陽明學與(yu) 民間社會(hui) 、士人階層的再次結合已經變得不可能，故而被視作客觀的研究對象而重新受到關(guan) 注；而在日本，所謂陽明學被看作是一種可以喚起民眾(zhong) 力量、鼓動社會(hui) 變革的行動哲學甚至革命哲學，因此更多地看重的是陽明學所強調的精神意誌須落實為(wei) 行動的思想觀點，至於(yu) 陽明學的學理構造則並不是他們(men) 所關(guan) 注的重點。

王陽明

我們(men) 都知道，入清之後，陽明學的名聲相當不好，在反思明亡的原因以及要求重返古典、重建經史傳(chuan) 統等思想轉型過程中，陽明學成為(wei) 被人們(men) 攻擊的目標，甚至被視作清談誤國的典型，因而一蹶不振，所以在整個(ge) 清代，幾乎從(cong) 來沒有出現過真正的陽明學者（可能除了李紱以外），這些都是眾(zhong) 所周知的事實。但是到了19世紀末的晚清，根據朱維錚的研究，晚清第一位王學複興(xing) 者乃是康有為(wei) 。目前學界已有一項共識，即認為(wei) 康有為(wei) 早在1891年在廣州開辦“萬(wan) 木草堂”時期，就十分關(guan) 注日本社會(hui) 政界的動向，甚至已經接觸到吉田鬆陰、中江兆民等維新派人物的文獻，並且暗地裏向梁啟超們(men) 大談陽明學。他把心學看作是宋明儒學的主流思潮來定位。盡管沒有跡象表明他在這一時期撰述過有關(guan) 陽明學的學術論著，但是他的變法維新思想的形成正是這一時期，所以值得關(guan) 注（參見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chuan) 》）。後來，維新運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日本，猛然發現在日本竟然是陽明學促成了明治維新的成功，於(yu) 是開始向國內(nei) 大量介紹日本陽明學的情況，1905年他甚至在上海出版了《鬆陰文鈔》一書(shu) ，便是明證。其實，當時流亡或留學日本的大多數學生乃至已經功成名就的學者，都為(wei) 日本陽明學所傾(qing) 倒，並且向大陸返流，所以在20世紀初的大陸，陽明學其實就曾經一度走紅。胡適對此現象有一個(ge) 描述，大致符合實情，他在20年代初撰寫(xie) 《戴東(dong) 原的哲學》之際，曾這樣說道：

近年以來，國中學者大有傾(qing) 向陸王的趨勢了。有提倡“內(nei) 心生活”的，有高談“良知哲學”的，有提倡“唯識論”的，有用“直覺”說仁的，有主張“唯情哲學”的。倭鏗（Eucken）與(yu) 柏格森（Bergson）都作了陸王的援兵。

在近現代政治人物當中，蔣介石更是典型的陽明學的信徒。蔣介石1906年留學日本，1910年12月進入日本預備軍(jun) 校（非陸軍(jun) 士官學校），不到一年，就因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發生而回國。他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以及日記中經常回顧這段留學生涯，稱他當時經常在電車上或在旅行途中看到許多日本人在閱讀陽明的《傳(chuan) 習(xi) 錄》，非常驚訝，於(yu) 是就“盡我所有的財力都買(mai) 下”他在日本所能看到有關(guan) 陽明學的書(shu) 籍。這是他一生信從(cong) 陽明學的開端。他將陽明學歸結為(wei) “力行哲學”，主張“不行不能知”的“力行”主義(yi) ，繼承了孫中山“知難行易”的思想，同時是對陽明學“知行合一”的一種創造。當然這種主張是出於(yu) 當時中國革命以及抗日戰爭(zheng) 的需要而提出的。所謂“革命”，指的是重建民族國家、共和體(ti) 製的“革命”；而抗日戰爭(zheng) 更需要個(ge) 人的自覺乃至民族的自覺，陽明學正可提供這方麵的精神資源。近代中國新心學的代表人物賀麟在1945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中，不僅(jin) 清楚地梳理了從(cong) 康有為(wei) 、譚嗣同、梁啟超再到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的“陸王學”的思想譜係，更是充分肯定蔣介石的哲學源自陽明學的“知行合一”說，他說：“深切著明地見到一個(ge) 偉(wei) 大的民族解放戰爭(zheng) ，須要建築在一個(ge) 偉(wei) 大的民族哲學和民族精神複興(xing) 的運動上麵。”賀麟還提到蔣介石在1939年3月15日發表的一篇有關(guan) “行的哲學”的演講：“蔣主席提倡力行哲學可謂有根據，有淵源，而絕不是杜撰的。”今人或許會(hui) 以為(wei) 這些說法是“阿諛之詞”，其實不然，應當是賀麟當時的真實想法。

50年代以後，陽明學在大陸被視作主觀唯心主義(yi) 的代表受到批判，而在台灣仍受到持續關(guan) 注，上麵提到的出版於(yu) 1955年的張君勱《比較中日陽明學》就是一例。1958年港台新儒家簽署“宣言”的四人——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複觀，無不有陽明學的思想背景，宣稱儒家“心性”之學乃是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命脈。此所謂“心性”，大致是指孔孟以來特別是陽明心學的傳(chuan) 統，而排斥朱子學，認為(wei) 朱子學並不能代表儒家心性之學的傳(chuan) 統。

直至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在大陸學界，陽明學研究才開始悄然興(xing) 起。1991年陳來的《有無之境》，1997年楊國榮的《心學之思》，可以視作陽明學研究的的重要成果。不過，陽明學走向民間社會(hui) ，受到大眾(zhong) 的關(guan) 注，則是21世紀以後的事了。根據“豆瓣”網站的統計，就有創建於(yu) 2006年的“王陽明”小組，2008年的“一生伏首拜陽明”小組，粉絲(si) 五千多人，百度有“王陽明吧”，有九千多粉絲(si) 。另據一個(ge) 說法，初版於(yu) 1987年而在大陸出版於(yu) 2011年的加拿大學者秦家懿的《王陽明》小冊(ce) 子在半年內(nei) 一下子銷售了一萬(wan) 六千冊(ce) ，而我在同一年出版的《傳(chuan) 習(xi) 錄精讀》也竟然在一年內(nei) 連刷了四印，發行了近一萬(wan) 八千冊(ce) ，去年錢明教授翻譯的《王陽明大傳(chuan) 》據說也已銷售了近三萬(wan) 冊(ce) 。由於(yu) 秦家懿的以及我寫(xie) 的那本書(shu) 都是非常嚴(yan) 肅的學術書(shu) ，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如此銷量，我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這似乎印證了“陽明學熱”這一現象的確已經出現，至於(yu) 其中的原因何在，則是我無法確切解答的。不過，今天我卻要嚐試作一個(ge) 初淺的解答，但至多也隻是推測性的解答。

根據以上所介紹的在近代日本陽明學變得時興(xing) 的一個(ge) 重要理由，似乎是社會(hui) 動蕩，但中國卻並不能以此來充分幫助。至少就近代中國而言，在充滿激蕩的年代，陽明學依然不能取代“五四”以來的啟蒙傳(chuan) 統，也未能在學界形成主流，更不用說有什麽(me) 社會(hui) 轟動效應；若從(cong) 民間社會(hui) 的角度看，則陽明學流傳(chuan) 推廣的程度甚至還遠不如晚明時代。總體(ti) 而言，近代中國的社會(hui) 主流思潮很難說是陽明學。盡管不能否認的是，當代新儒家中信奉陽明學者大有人在，尤以梁漱溟、賀麟為(wei) 代表。可竭力提倡陽明學的蔣介石，學界與(yu) 其相呼應者寥寥無幾，終於(yu) 難成大氣候。據有的學者的統計，自20世紀初至二次大戰結束的半個(ge) 世紀，有關(guan) 王陽明的文獻整理以及陽明學的研究論著，加起來大約一共隻有十六種，這個(ge) 統計並不完整，在我看來，至少還應增加三種，不過其中的研究論著可能隻有六七種，應當不算多。例如最早的是謝無量的《陽明學派》（1915年），接下來就是賈豐(feng) 臻《陽明學》（1930年）、錢穆《王守仁》（1930年。後改為(wei) 《陽明學述要》）、胡哲敷《陸王哲學辨微》（1930年）、嵇文甫《左派王學》（1934年）、《晚明思想史論》（1944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1941年）等等。這批學術著作，盡管學術水平很高，至今仍受到學者的重視，但在當時社會(hui) 有何反響卻不能作過高的估計，更談不上陽明學正在扮演引領時代潮流的角色。

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毫無疑問，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各種社會(hui) 問題也變得日益嚴(yan) 重，貧富不均、官場腐敗、互不信賴、見死不救等各種社會(hui) 現象層出不窮。一些剛進入大學的年輕學子們(men) 以及一些先富起來的商人們(men) 都在思考，社會(hui) 的誠信何在？人與(yu) 人之間為(wei) 什麽(me) 變得隔膜、冷淡？在這樣一個(ge) 荒謬的、充塞人欲的現實世界中，如何才能守住一種超拔挺立的自我本心、回歸真實的內(nei) 心生活，並且培養(yang) 人心獨立、精神自由的健全人格？陽明心學的良知理論、知行合一的思想是否可以提供解答這些困惑的精神資源？的確，我們(men) 現在所處的社會(hui) 存在各種毛病和缺陷，而不是完美的，這一點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任何一種負麵的社會(hui) 現象——例如看到老人跌倒應不應該扶的問題——竟能引起全民大討論，其本身就是一種負麵的社會(hui) 現象，這些現象都是對純真本心、獨立人格的扭曲，人們(men) 需要打破這種虛偽(wei) 的糾纏，就必須作出個(ge) 體(ti) 性的選擇，而良心良知就是這種個(ge) 體(ti) 性選擇得以可能的根據和依靠。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心學思想就是號召回歸“真己”。這個(ge) “真己”概念，是陽明學的一個(ge) 核心概念，其實就是良知的代名詞，就是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自家準則”，沒有了這個(ge) 為(wei) 人的“準則”，人就不成其為(wei) 人。根據陽明心學的這個(ge) 說法，這個(ge) “真己”也就是精神上的“獨立”和“自由”的象征。

正是根據“真己”，從(cong) 良知本心出發來審視這個(ge) 世界，我們(men) 才能做到人格的獨立、思想的自由，如陽明所說的，不以孔子之是非為(wei) 是非，不以朱子之是非為(wei) 是非；由此發展下去，我想黃宗羲提出的“不以天子之是非為(wei) 是非”，而應以學校“公議”作為(wei) 決(jue) 策根據的言論，肯定是受了陽明心學的影響。根據陽明學的這一命題，不僅(jin) 必須以“自家準則”的良知之是非為(wei) 是非，更重要的是，由於(yu) 良知的普世性，因此良知乃是公共社會(hui) 的“公是非”、“同好惡”的一種精神象征。例如，王龍溪的弟子周海門甚至提出了“良知即公論”的命題，這是陽明後學的一個(ge) 重要理論發展。要之，陽明良知學的精神就在於(yu) “公是非”、“同好惡”，良知就是實現知識批判、社會(hui) 理性、公平正義(yi) 的天下公器。公是非、同好惡、公議以及公論，當然是曆史文化的產(chan) 物，而不是憑空產(chan) 生的，因而任何一個(ge) 時代和社會(hui) 的是非好惡都具有時代性和社會(hui) 性；但是作為(wei) 是非之心的良知一旦成為(wei) 一個(ge) 時代的思想精神，它就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性，如同天理存在一般，它具有普世性。因此，良知不是單純的“學術性概念”，同時也是“普世性觀念”。例如見孺子入井而必然引發怵惕惻隱之心，這就是良知精神的體(ti) 現，在任何時代和任何社會(hui) ，這種良知精神、道德本心必然普遍存在。當一個(ge) 小孩掉入水井，卻由於(yu) 種種外在的原因，而不敢施以援手，進而引發全民大討論，這就幫助在這個(ge) 社會(hui) ，無論是個(ge) 人良知還是社會(hui) 良知都已經岌岌可危。事實上，按照陽明學的理論，這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而是必須訴諸良知直覺的實踐問題。我想大家之所以開始關(guan) 注或喜歡陽明學，最為(wei) 根本的理由就在於(yu) 此！換句話說，是當下的現實社會(hui) 在呼喚陽明學的出場。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從(cong) 學術上講，越是紅越是熱，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現象，學術並沒有紅不紅熱不熱的問題，而當一種所謂的“學術”紅火起來，那麽(me) 我們(men) 就要警惕，這還是不是“學術”，抑或已經變成了一種情緒發泄。當然我並不是否認在某些時節點，會(hui) 出現某些學術問題的熱點。而是目前有關(guan) 陽明學的社會(hui) 性關(guan) 注，顯然存在非學術的因素。需要幫助的是，我不讚成國學是“國將不國之學”的說法，也不同意陽明學重受關(guan) 注就意味著我們(men) 正在步入“國將不國”之時代的看法。但是我想陽明學的重新出場必有某種時代意義(yi) ，意味著人們(men) 渴望重新發現自己的心靈，為(wei) 安頓心靈而要尋找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思想資源。在當下，陽明學變得有點“熱”，可能有一些偶然的機緣，或與(yu) 《明朝那些事兒(er) 》的熱銷有點關(guan) 聯，而跟隨“陽明學熱”的那些“粉絲(si) ”對陽明學不一定個(ge) 個(ge) 都已具備了理論自覺。當然，三島由紀夫在中國是不可能出現的，但是，以三島為(wei) 代表的那種民族主義(yi) 狂熱情緒，卻未必在中國沒有潛在的可能，這是需要我們(men) 警惕的。

注：本文節選自吳震著中華書(shu) 局出版《陽明學研究（第二輯）》中的《漫談陽明學與(yu) 陽明後學的研究》篇，標題係中華書(shu) 局編者改編。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