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星】中國傳統經典詮釋與中國哲學史研究——以儒家為中心的考察

欄目:學術研究
發布時間:2017-01-10 10:55:28
標簽:
韓星

作者簡介:韓星,男,西曆一九六〇年生,陝西藍田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論》《儒法整合:秦漢政治文化論》《儒教問題:爭(zheng) 鳴與(yu) 反思》《孔學述論》《走進孔子:孔子思想的體(ti) 係、命運與(yu) 價(jia) 值》等,主編《中和學刊》《中和叢(cong) 書(shu) 》。

中國傳(chuan) 統經典詮釋與(yu) 中國哲學史研究——以儒家為(wei) 中心的考察

作者:韓星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現代哲學》2016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臘月十三日丁酉

           耶穌2017年1月10日

 

 

摘要:本文從(cong) 經典詮釋的視角,以儒家為(wei) 中心,思考在中國傳(chuan) 統經典詮釋的基礎上推進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深化。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走上了“以西釋中”的西化誤區。本文認為(wei) 應在確立中國文化主體(ti) 地位的前提下,立足於(yu) 中國傳(chuan) 統,以經學作為(wei) 中國哲學建構的主體(ti) ,在經學的基礎上深化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以子學、玄學、道學、佛學作為(wei) 多元輔助,借鑒西方哲學的話語體(ti) 係來詮釋和表述中國傳(chuan) 統思想,使中國哲學史具有西方哲學的外貌而其實質卻仍是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本身,以實現經學模式向哲學模式的非斷裂性轉換,推動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不斷發展完善。

 

關(guan) 鍵詞:中國傳(chuan) 統;儒家;經學;經典詮釋;中國哲學史

 

20世紀以來,隨著人們(men) 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深入反思,特別是近十年來詮釋學在我國的譯介和傳(chuan) 播,以詮釋學為(wei) 背景、中國傳(chuan) 統經典詮釋為(wei) 基礎的中國傳(chuan) 統哲學反思和當代中國哲學史建設正悄然展開。越來越多的學者重視中國古代在經學基礎上講哲學的傳(chuan) 統,從(cong) 經典詮釋的視角梳理、討論、推動中國哲學史研究目前正在形成一個(ge) 新熱點、新方向,並逐漸成為(wei) 當代中國哲學研究領域多元格局中的重要勢力之一。

 

一、近代以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反思

 

近代以來,在中國文化喪(sang) 失主體(ti) 性,中國學術傳(chuan) 統割斷的同時,我們(men) 自覺不自覺地被西化思潮主宰,引進移植西方學術分類和研究範式,這一點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麵特別明顯。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學術分類以經、子、史、集為(wei) 主體(ti) ,沒有近現代意義(yi) 上的文、史、哲等學科的劃分,其中經學獨居學術研究和文化傳(chuan) 承的主體(ti) 地位,決(jue) 定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基本麵貌和內(nei) 在精神。在中國幾千年的思想史上,無數聖哲睿智的探索與(yu) 思考,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思想觀點,有著豐(feng) 富的哲學內(nei) 容,但“中國哲學”作為(wei) 一個(ge) 獨立的學科門類的建立,則是晚近受到西方影響以後的事情。20世紀初,留洋的中國學者以胡適和馮(feng) 友蘭(lan) 為(wei) 代表,引進西方哲學研究範式,按照西方哲學的概念係統疏理中國的文獻典籍,形成了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此後,中國哲學史研究就走上“以西釋中”的西化誤區,至今難以回歸。具體(ti) 分析這種西化誤區,主要有以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馬克思主義(yi) 教條化對中國哲學史的消極影響,集中體(ti) 現在思維方式上。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政治運動一個(ge) 接一個(ge) ,學術研究被政治綁架,中國哲學史研究也不能幸免。20實際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各方麵受前蘇聯影響,中國哲學史研究接納了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yi) ,即認為(wei) 哲學史是“唯物主義(yi) 與(yu) 唯心主義(yi) 鬥爭(zheng) 的曆史”,唯物主義(yi) 與(yu) 唯心主義(yi) 之間隻有鬥爭(zheng) 性、沒有同一性,並以此指導以後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這無疑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絕對化,進一步形成了對馬克思主義(yi) 的教條化以及以這種教條化的思維方式進行學術研究的傾(qing) 向,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集中體(ti) 現為(wei) “對子倫(lun) ”,即在中國哲學史中把中國古代哲學家、思想家分成唯物主義(yi) 與(yu) 唯心主義(yi) 兩(liang) 大陣營,以唯物/唯心,辯證法/形而上學,無神論/有神論,進步/保守,革命/反動等等“二分法”分析他們(men) 的思想,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典型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1949年以後,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主流就是以這種思維模式來剪裁曆史悠久、豐(feng) 富多彩的中國古代哲學。由任繼愈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其中前三冊(ce) “文革”前出版,第四冊(ce) 於(yu) 1979年出版)可以說是1949年以後這種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典範”。這套書(shu) 的主體(ti) 構架是社會(hui) 曆史五階段論,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yi) 者公認的曆史觀。作者以這種曆史觀分篇展開論述,以社會(hui) 經濟發展、階級鬥爭(zheng) 和思想鬥爭(zheng) 的關(guan) 係為(wei) 背景,以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對立鬥爭(zheng) 為(wei) 主線,將中國古代哲學家分成兩(liang) 大陣營進行評判。儒家學派中荀子、王充、王廷相、羅欽順、王夫之等人因為(wei) 具有唯物論或無神論傾(qing) 向而得到較高的評價(jia) ,這主要體(ti) 現在自然觀和認識論方麵。對於(yu) 儒家傳(chuan) 統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董仲舒、韓愈、二程、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等人,則因他們(men) 具有唯心主義(yi) 或具有唯心主義(yi) 傾(qing) 向而遭到貶斥,被整體(ti) 性否定,隻在某些局部略有肯定。這套書(shu) 在大陸成為(wei) 大學文科教材,對大陸當代學術思想有著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後來,以這套教材的基礎改寫(xie) 的《中國哲學史簡編》,發行量很大,至今人民出版社仍在繼續重印這套教材。

 

第二,唯科學主義(yi) 。唯科學主義(yi) (scientism)指科學界的一種思想傾(qing) 向,指試圖把科學技術當成整個(ge) 哲學的基礎,並確信它能解決(jue) 一切問題的哲學觀點。在科學技術的整體(ti) 中,唯科學主義(yi) 又把自然科學奉為(wei) 圭臬,把自然科學的思維方法簡單地推論到社會(hui) 生活中來。例如唯科學主義(yi) 對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特別鍾情,並把它運用到人類社會(hui) 形成了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認為(wei) 人類社會(hui) 和生物有機體(ti) 相似,社會(hui) 與(yu) 其成員的關(guan) 係有如生物個(ge) 體(ti) 與(yu) 其細胞的關(guan) 係,並根據自然界“食物鏈”現象提出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一係列觀點,直接造成了把人類社會(hui) 發展等同於(yu) 自然發展、自然進化混同於(yu) 人類進步、工具理性取代價(jia) 值理性的傾(qing) 向。唯科學主義(yi) 滲透到社會(hui) 文化的各個(ge) 領域,並在20世紀20至40年代一度居於(yu) 中國學術研究和社會(hui) 思潮的主導地位,當時真有壓倒一切之勢。胡適曾說:“近三十年來,有一個(ge) 名詞在國內(nei) 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yan) 的地位;無論懂與(yu) 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它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ge) 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究竟有無價(jia) 值,那是另一問題。我們(men) 至少可以說,自從(cong) 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ge) 自命為(wei) 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i]張君勱評論:“蓋二三十年來,吾國學界之中心思想,則曰科學萬(wan) 能。教科書(shu) 之所傳(chuan) 授者,科學也。耳目之所接觸——電燈、電話、自來水——科學也。乃至遇有學術之名,或以ics或logy結尾者,無不以科學名之。一言及於(yu) 科學,若臨(lin) 以雷霆萬(wan) 鈞之力,唯唯稱是,莫敢有異言。”[ii]丁文江在科玄論戰中把科學當成普遍實用的工具,宣揚科學萬(wan) 能論。他說:“科學的目的是要摒除個(ge) 人主觀的成見——人生觀最大的障礙——求人人所能共認的真理。科學的方法是辨別事實的真偽(wei) ,把事實取出來詳細的分類,然後求他們(men) 的秩序關(guan) 係,想一種最簡單明了的話來概括他。所以科學的萬(wan) 能,科學的普遍,科學的貫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iii]其實,唯科學主義(yi) 是20世紀中國一種具有普遍性又比較分散的思潮,各家各派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唯科學主義(yi) 思想,如自由主義(yi) 者、西化派、馬克思主義(yi) 派等都不乏這種色彩的人;而同一人物,在不同思想層麵或者不同曆史時期往往既是某一思想派別的成員,又是唯科學主義(yi) 思想的擁護者。唯科學主義(yi) 對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的宰製導致中國經典詮釋的價(jia) 值基礎——人文精神——的失落,這已是不爭(zheng) 的事實。當然,我們(men) 不應否定科學精神、科學研究方法對經典詮釋的積極意義(yi) ,但這個(ge) 意義(yi) 主要是一種工具意義(yi) ,而不是價(jia) 值意義(yi) ,或者說經典提供價(jia) 值觀,科學給予論證。

 

第三,哲學觀上的“西方中心主義(yi) ”與(yu) 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西化模式。“西方中心主義(yi) ”是近代以來在西方逐漸形成的一種以西方文明為(wei) 中心的意識,他們(men) 把西方文化看成是世界上比其它任何民族和地區都先進的文化,是能夠代表人類社會(hui) 發展方向的、應該普及到全世界的文明形態。如果有哪些文化或文明要進行抵抗,他們(men) 就認為(wei) 這都是野蠻、落後的表現,應該通過政治打壓、軍(jun) 事侵略、文化征服來強製推行。“西方中心主義(yi) ”近代以來許多中國人的思想有很大影響,很多中國人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這種觀念,對自己的民族文化產(chan) 生了自卑感,形成了民族文化虛無主義(yi) 和對於(yu) 外來文化的盲目崇拜。這種盲目崇拜的實質,就是拋棄民族文化的固有根基,試圖以外來文化取代本民族文化。借用牟宗三先生的話來說就是:“這個(ge) 時代本是西方文化當令的時代,人們(men) 皆一切以西方為(wei) 標準。這不但西方人自視是如此,民國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一般說來,亦無不如此……說宗教,以基督教為(wei) 標準,中國儒釋道根本沒有地位。說哲學,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哲學,所以人們(men) 也就認為(wei) 中國根本沒有哲學。這樣看來,中國文化當真是一無所有了。”[iv]對於(yu) 外來文化的盲目崇拜,1949年以前在中國主要表現為(wei) 歐美中心論的傾(qing) 向,1949年後則表現為(wei) 蘇俄中心論的傾(qing) 向。這兩(liang) 種不同表現形式的西方中心主義(yi) ,都是“五四”運動那股民族文化虛無主義(yi) 的繼續,既沒有真正的理解西方文化,也沒有在反思中真正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其所導致的可以說是雙重的惡果。

 

在“西方中心主義(yi) ”的背景下,20世紀以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主要采取了西化模式。20世紀中國哲學史研究範式轉換的代表作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二者都借鑒了西方哲學對哲學概念、範疇的界定以及對中國哲學學科邊界的界定, 借鑒了西方哲學的哲學方法、哲學體(ti) 係,簡而言之,就是用西方哲學的範式來處理、整理中國哲學的材料,形成了取代中國古代經學、子學傳(chuan) 統的新的學術範式。

 

在傳(chuan) 統中國,經學是所有學術的主體(ti) ,其他一切學術都圍繞經學,是經學的輔助。但是,近代以來經學式微,西學東(dong) 漸,學界在尋求新的學術範式。西方哲學的引進,本來是要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怎麽(me) 處理與(yu) 傳(chuan) 統學術體(ti) 係的關(guan) 係,就成為(wei) 當時哲學史家需要探索的重大學術問題之一。在胡適之前講中國哲學史的學者對這個(ge) 問題認識的還不是很清楚。陳黻宸就認為(wei) 西方哲學就是古代的道術,而在中國,儒學(術)則是哲學的極致。後來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仍然把哲學混同和隸屬於(yu) 經學,也認為(wei) 道術即哲學,儒學即哲學。胡適對這種“經學與(yu) 哲學的疆界不明”的毛病進行了批評,強調“經學與(yu) 哲學究竟不同:經學家隻要尋出古典經典的原來意義(yi) ;哲學家卻不應該限於(yu) 這種曆史的考據,應該獨立地發揮自己的見解,建立自己的係統”,因此,“經學家來講哲學,哲學便不能不費許多心思力氣去討論許多無用的問題,並且不容易脫離傳(chuan) 統思想的束縛;哲學家來講古經,也決(jue) 不會(hui) 破除主觀的成見,所以往往容易把自己的見解讀到古書(shu) 裏去”,並進而提出“經學與(yu) 哲學合之則兩(liang) 傷(shang) ,分之則兩(liang) 收其益。”[v]現在看來,胡適把哲學與(yu) 經學相分離的認識也是走向了另一個(ge) 極端,實際上他的哲學史寫(xie) 作是拋開了經學傳(chuan) 統的,純粹以子學的眼光來寫(xie) 作中國哲學史,這就挖去了中國哲學史的“根”。失根的中國哲學史就失去了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必然走到依傍西方哲學,乃至成為(wei) 西方哲學附庸的道路上去。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對哲學下了這樣一個(ge) 定義(yi) :“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cong) 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ge) 根本的解決(jue) :這種學問叫做哲學。”[vi]蔡元培在給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寫(xie) 的《序》中說,對於(yu) 古代學術的敘述形式有兩(liang) 種:一是平行法,二是係統法。所謂係統法就是按照哲學思想發展變化的曆史過程,以時間順序梳理其演進的脈絡。對此,胡適說“若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方法和種種解決(jue) 方法,都依著年代的先後和學派的係統一一記敘下,便成了哲學史。”[vii]這種係統法是胡適從(cong) 西方哲學史那裏學來的,其《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用係統法寫(xie) 成的中國哲學的發展演變史。這種哲學史是在“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viii]的情況下,按照西方哲學的價(jia) 值體(ti) 係、觀念係統、邏輯構架、問題意識及其話語係統對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加以剪裁、演繹、梳理、編排之後,“以西釋中”寫(xie) 成的,並且成為(wei) 後來中國哲學史寫(xie) 作的基本範式。

 

此外,胡適的中國哲學史還有一種方法論化約傾(qing) 向。就是在處理中國哲學史的問題時,他往往把“名學方法”看成哲學史的中心問題,不僅(jin) 名家的名學,甚至老子、孔子和墨子的中心觀念都要歸到“名學”之上,才能構成他所說的哲學史發展的“內(nei) 的線索”。“內(nei) 的線索”是一種哲學方法,即西方哲學的邏輯Logic[ix]。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化約主義(yi) 的方式對傳(chuan) 統哲學中的許多問題進行簡化,他把許多散見於(yu) 各種脈絡裏的思想陳述抽離出來,進行係統梳理。化約主義(yi) 的方式往往會(hui) 脫離著作文本發生的曆史時代,把其所體(ti) 現的原有思想體(ti) 係進行簡單化處理,造成對哲學史的主觀建構,遠離了中國文化本身的思想脈絡。胡適“以西釋中”的中國哲學史範式在失根的情況下就不可能很好地把握中國哲學固有的特點,甚至失去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陳寅恪在馮(feng) 友蘭(lan) 哲學史《審查報告》中就指出這一點:“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係統,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x]這段話顯然是針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而說的。

 

馮(feng) 友蘭(lan) 寫(xie) 作《中國哲學史》時麵臨(lin) 的問題仍然是怎麽(me) 處理哲學與(yu) 經學的關(guan) 係問題,而他更強烈地感受到了那個(ge) 時代西學對中學的衝(chong) 擊。他說:“西洋學說之初東(dong) 來,中國人如康有為(wei) 之徒,仍以之附會(hui) 於(yu) 經學,仍欲以舊瓶裝此絕新之酒。然舊瓶範圍之擴張,已達極點,新酒又至多至新,故終為(wei) 所撐破。”[xi]在他看來,近代學者舊瓶裝新酒已經行不通了,“舊瓶”也得換成“新瓶”,即就是中國哲學史必須與(yu) 經學分離而獨立,以西方哲學為(wei) 藍本來建立中國哲學史的學術範式。馮(feng) 友蘭(lan) 受西方新實在論影響,強調在理性限度內(nei) 來進行哲學史研究與(yu) 寫(xie) 作。他認為(wei) ,“中國哲學家的哲學,雖無形式上的係統,但如謂中國哲學家的哲學無實質上的係統,則即等於(yu) 謂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不成東(dong) 西,中國無哲學”;“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之形式上的係統雖不如西洋哲學家,但實質上的係統,則同有之”;因此,“講哲學史之一要義(yi) ,即是要在形式上無係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係統。”[xii]這就是說,中國哲學有實質係統而缺乏形式係統,而形式係統主要指哲學邏輯體(ti) 係的建構,這方麵要以西方哲學為(wei) 典範。因此,他說:“西洋哲學之形式上的係統,實是整理中國哲學之模範。”[xiii]這就提出了以西方哲學的邏輯體(ti) 係為(wei) 典範來整理中國哲學的學術思路。他認為(wei) ,哲學本來是西方來的概念,要了解其意義(yi) ,不能隻憑定義(yi) ,而是要知道西方哲學一般的內(nei) 容。如西方從(cong) 古希臘就把哲學分成物理學、倫(lun) 理學與(yu) 論理學三大部分,柏拉圖以後一般又分為(wei) 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中國人要研究自己的哲學史,就對於(yu) 中國曆史上出現的思想應以上述類型進行分類整理。

 

胡適、馮(feng) 友蘭(lan) 的共同點,就是以西學為(wei) 衡量中學的標準。胡適說:“我做這部哲學史的最大奢望,在於(yu) 把各家的哲學融會(hui) 貫通,要使他們(men) 各成有頭緒條理的學說。我所用的比較參證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我們(men) 若想貫通整理中國哲學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別係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xiv]馮(feng) 友蘭(lan) 說:“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講中國哲學史, 其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就中國曆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 。”[xv]金嶽霖在審查馮(feng) 友蘭(lan) 的《中國哲學史》報告中提出了“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史呢?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呢?”[xvi]這是個(ge) 非常重要的問題。前者是指具有獨立性的中國哲學史,後者則是指以西方哲學為(wei) 標準對中國固有思想文化進行剪裁、重構的哲學史。當時所謂中國哲學,就是這種“在中國的哲學史”,即作為(wei) 西方哲學史翻版的“中國哲學史”。顯然,這種對於(yu) “中國哲學”的理解是以西方哲學為(wei) 依據的。這種哲學觀上的西方中心論,在西方哲學作為(wei) 惟一強勢話語的理論背景下,為(wei) 了與(yu) 西方哲學進行平等對話,爭(zheng) 取“中國哲學”學科的生存地位,是有其曆史的合理性的。

 

胡、馮(feng) 以後,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各派學者,無論是傳(chuan) 統派、自由派,還是馬克思主義(yi) 派,都或多或少地把這種具有西學底色的“中國哲學”研究範式作為(wei) 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普遍模式。如張岱年認為(wei) ,“區別哲學與(yu) 非哲學,實在是以西洋哲學為(wei) 標準,在現代知識情形下,這是不得不然的。”[xvii]當然,他自己在後來的研究中也有意識地對胡、馮(feng) 的偏向加以糾正,他說撰寫(xie) 《中國哲學大綱》的目的“是要尋出整個(ge) 中國哲學的條理係統”,而“求中國哲學係統,又最忌以西洋哲學的模式來套,而應常細心考察中國哲學之固有脈絡。”[xviii]通過寫(xie) 《中國哲學大綱》,他自覺地探討了“中國哲學之特色”,即認為(wei) “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是中國哲學的主要特點,“重人生而不重知論”、“重了悟而不重論證”、“既非依附科學亦不依附宗教”是中國哲學的次要特點,並強調《中國哲學大綱》是“中國係的一般哲學”[xix],這就在西方哲學話語為(wei) 主的情況下探索中國哲學特殊的哲學體(ti) 係和特色。

 

中國哲學史研究進入二十一世紀遇到了新的困境和挑戰,正如有學人所說:“該想的都想到了,該說的也都說了,但除了古人頭上不斷變換的帽子和其位置的幾度升降之外 ,我們(men) 究竟得到了什麽(me) ?關(guan) 鍵是我們(men) 無法用中國的原料、西方的調味品,再加上現代性的廚藝,配製出適合當代中國人口味的精神大餐,更遑論幾代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精神之盛宴。”[xx]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的討論,迫使我們(men) 反思20世紀以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學術史。今天所謂“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仍然探討的是相對於(yu) “西方哲學”而言“中國哲學”作為(wei) 一個(ge) 學科概念是否成立,為(wei) 什麽(me) 能夠成立等等問題,與(yu) 中國哲學史界仍然以西方哲學為(wei) 標準衡量中國哲學,按照西方哲學的概念、範疇、方法和理論疏理中國古代思想資源的學術活動有關(guan) 。20世紀以來我們(men) 不顧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強製性地將其納入西方哲學的框架係統,不隻會(hui) 產(chan) 生合法性危機的問題,而且使中國哲學喪(sang) 失了作為(wei) 中國哲學的精髓和神韻,這幾乎已經成了人們(men) 的共識。[xxi]這種對中國哲學解釋可以說是“以西釋中”、“漢話胡說”。中國思想經曆了兩(liang) 千多年的“以中釋中”、“漢話漢說”,20世紀初進入“以中釋中”、“漢話西說”階段。在西方的哲學範式中,中國古代哲學不得不削足適履甚至被肢解扭曲,正是中國哲學西化的表征之一。針對此一問題,近年來又有人倡導回到“以中釋中”、“漢話漢說”階段。我想,在今天要完全回到“以中釋中”、“漢話漢說”的時代,似乎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的。其實,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形成於(yu) 20世紀中西古今文化衝(chong) 突、交流、融匯的曆史時期,已經不可能完全脫離既有的話語環境。我們(men) 今天已經處在一個(ge) 中西不可分隔的對話的時代,不可能完全離開西方哲學談中國哲學,既不能完全“胡說”,也不能完全“漢說”,而是應該在繼承批判百年來哲學發展成就的基礎上,對“以中釋中”、“漢話漢說”的矯枉過正進行反思和調正,深入發掘中國傳(chuan) 統經典的思想精華,在重新確立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主體(ti) 性基礎上中西會(hui) 通,整合“胡”“漢”,構建新的中國哲學形態,推進中國哲學史研究。

 

二、以儒家為(wei) 中心的中國經典詮釋傳(chuan) 統

 

什麽(me) 是經典?《現代漢語詞典》,認為(wei) “經典”有三個(ge) 基本含義(yi) ,即“傳(chuan) 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各宗教宣揚教義(yi) 的根本性著作”,“著作具有權威性的。”[xxii]其他的語言工具書(shu) 和百科全書(shu) 的解釋也基本上把“經典”一詞的指稱對象歸結為(wei) 典範著作和宗教經典。現在大家常說的經典一般是指具有原創性、奠基性、典範性、權威性,經過曆史選擇與(yu) 考驗,經久不衰的,在相關(guan) 領域中最有價(jia) 值的著作,後人尊敬它稱之為(wei) 經典。

 

其實,“經典”一詞古有已之。如果從(cong) 廣義(yi) 看,先秦以來諸子百家都有他們(men) 的各自經典,儒家先有《六經》,後有《四書(shu) 》,再後來發展到《十三經》;道家的《老子》、《莊子》、《列子》;墨家的《墨子》;兵家的《孫子兵法》;法家的《韓非子》;佛家的《心經》、《金剛經》、《壇經》;醫家的《黃帝內(nei) 經》;史家的《史記》,這些都屬於(yu) 經典之作。如果從(cong) 狹義(yi) 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一般所說的“經典”就專(zhuan) 指儒家經典而言。這是由於(yu) 秦漢以後儒家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家經典相應地也就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代表性經典。

 

中國古代經典形成於(yu) 中國曆史的軸心時代。以儒家為(wei) 例,孔子對上古三代流傳(chuan) 下來的政治、文化史料進行了整理和研究,編撰成《禮》、《樂(le) 》、《詩》、《書(shu) 》、《易》、《春秋》作為(wei) 教材教育弟子,這就是所謂的“六藝”。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曾說:“孔子以《詩》、《書(shu) 》、《禮》、《樂(le) 》教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這“六藝”後來被儒家學者尊為(wei) “六經”,不但成為(wei) 儒家,也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基本經典。

 

“六經”當然不僅(jin) 僅(jin) 是教材,其實孔子在長期的學習(xi) 和研究過程中對“六經”進行了創造性的詮釋。如前所說,六經本來是上古三代政治、文化史料的匯編,《莊子·逍遙遊》引老子的話說“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就是說,孔子重視的六經是古代先王留下來的遺跡。章學誠也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shu) ,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xxiii]是說六經都是曆史資料,原本隻是古代先王政教典籍。“六經皆史”的觀點盡管不是章氏首先提出的[xxiv],但他一定程度上說出了一個(ge) 曆史事實,讓人們(men) 重新認識到六經的本來麵目。

 

但是,六經的本來麵目是古代文獻資料,卻蘊含著豐(feng) 富的思想資源。孔子整理六經是發明先王之大義(yi) ,也表述一己之思想,這就是揭示其思想資源,目的就是讓後人們(men) 明白其中蘊含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對於(yu) 孔子整理六經,詮釋典籍的曆史作用,清末學者皮錫瑞有深刻的評述:“讀孔子所作之經,當知孔子作六經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之不行,退而刪定六經,以教萬(wan) 世。其微言大義(yi) 實可為(wei) 萬(wan) 世之準則。後之為(wei) 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所謂‘循之則治,違之則亂(luan) 。'後之為(wei) 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萬(wan) 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經之內(nei) 。故孔子為(wei) 萬(wan) 世師表,六經即萬(wan) 世教科書(shu) 。”[xxv]就是說孔子整理六經,挖掘其中的微言大義(yi) ,形成了儒家思想體(ti) 係,而其核心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套價(jia) 值觀,足以為(wei) 萬(wan) 世修己治人的準則。因此,六經就成為(wei) 後世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的教科書(shu) ,同時孔子本人也成為(wei) 萬(wan) 世師表,對中國曆史文化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具體(ti) 說,孔子詮釋六經的意義(yi) 有一下幾方麵:

 

首先,從(cong) 道統角度來看,孔子通過對六經的詮釋揭示了六經所蘊含的王道理想,使上古三代的曆史超越了時間的局限,成為(wei) 儒者的社會(hui) 理想和精神信仰。孔子生長在一個(ge) 禮崩樂(le) 壞,天下無道的時代,他對道有了自覺的意識,這就是通過對禮樂(le) 文化的曆史反思來“悟道”的,所體(ti) 悟出來的是曆史之道、人文之道。孔子苦心孤旨要找回的“道”,就是指儒家孜孜以求的古者先王之道,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脈相承的文化傳(chuan) 統,它代表著儒家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和最高理想。孔子的“道”自然是承繼春秋以來中國文化由天道轉到人道的這一曆史趨勢而進一步探討的,其傳(chuan) 統資源主要是禮樂(le) 文化,其價(jia) 值指向基本上是人文精神,其最後的歸宿大體(ti) 上是社會(hui) 政治秩序的重建[xxvi]。

 

其次,從(cong) 學統來說,孔子通過對上古曆史文化文獻的整理和詮釋,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遂成一家之學,形成了儒家學派。熊十力說:“儒學以孔子為(wei) 宗師,孔子哲學之根本大典,首推《易傳(chuan) 》。而《易》則遠紹羲皇。《詩》、《書(shu) 》執禮,皆所雅言,《論語》識之。《春秋》因魯史而立義(yi) ,孟子稱之。《中庸》雲(yun)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言孔子集堯、舜以來之大成,此皆實錄。古代聖帝明王立身行己之至德要道,與(yu) 其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孔子皆融會(hui) 貫穿之,以造成偉(wei) 大之學派。孔子自言‘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曰‘溫故知新’。蓋其所承接者既遠且大,其所吸取者既厚且深。故其手定六經,悉因舊籍,而寓以一己之新意,名述而實創。是故儒學淵源,本遠自曆代聖明。而儒學完成,則又確始於(yu) 孔子。”[xxvii]這就是說,以孔子為(wei) 宗師的儒家思想是通過孔子和後儒對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詮釋形成的,而這些文化典籍所代表的中國古代文化又是通過和依賴於(yu) 孔子和後儒的詮釋不斷發揚光大的。這就是儒家一脈相承,代代相傳(chuan) ,延續至今的學統。

 

第三,從(cong) 詮釋學角度來看,孔子通過對上古三代史籍的詮釋,使史上升為(wei) 經,成為(wei) 一種具有絕對的道德價(jia) 值評判的理想世界。上古三代政典到了周公製禮作樂(le) 特為(wei) 詳備,可謂集大成。章學誠說:“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yu) 無可複加之際,故得藉為(wei) 製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xxviii]但是,孟子也說孔子是一個(ge) 集大成的聖人,怎麽(me) 來理解?其實,周公的是集上古以來禮樂(le) 製度之大成,而孔子則是集上古以來国际1946伟德之大成。《傳(chuan) 習(xi) 錄上》說:“周公製禮作樂(le) 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為(wei) ,堯、舜何不盡為(wei) 之而待於(yu) 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wan) 世,亦聖人所能為(wei) ,周公何不先為(wei) 之而有待於(yu) 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xxix]王陽明認為(wei) 周公、孔子在不同的時代能夠與(yu) 時偕行,有各自不同的作為(wei) 。牟宗三比較周公與(yu) 孔子說:“周公之製禮是隨軍(jun) 事之擴張、政治之運用,而創發形下之形式。此種創造是廣度之外被,是現實直組織。而孔子之創造,則是就現實之組織而為(wei) 深度之上升。此不是周公的‘據事製範’,而是‘攝事歸心’。是以非廣被之現實之文,而是反身而上提之形上的仁義(yi) 之理。……現實的周文以及前此聖王之用心及累積,一經孔子勘破,乃統體(ti) 是道。是以孔子之點醒乃是形式之湧現,典型之成立。孔子以前,此典型隱而不彰;孔子以後,隻是此典型之繼體(ti) 。”[xxx]“此典型”即指孔子的思想體(ti) 係。

 

現在,我們(men) 重建中國詮釋學,拓展包括中國哲學史研究在內(nei) 的學術領域,就要回歸元典,返本開新。因為(wei) “這些典籍成書(shu) 久遠,又經過眾(zhong) 手修訂、篩選,雖然文字簡約,卻保存了大量社會(hui) 史、思想史的原始資料,蘊含豐(feng) 富,珍藏著各民族跨入文明社會(hui) 前後所積澱的精神財富……元典作為(wei) ‘文本’,具有廣闊的‘不確定域’,經由曆代解釋著和閱讀者的‘具體(ti) 化’和‘重建’,構築起愈益廣大深厚的學說體(ti) 係,方成為(wei)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聖書(shu) 。即使在元典得意產(chan) 生的經濟基礎、社會(hui) 結構發生深刻異動的後世,元典因其內(nei) 在精神的超越性和曆代解釋者的不斷‘重建’,而具有‘曆時愈久卻光輝愈顯’的不朽性。”[xxxi]儒家經典的這些特性,使得在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中國經典詮釋史上,思想的創新往往是通過回歸元典,返本開新,即對經典的創造性詮釋中推進思想文化的更新發展。這似乎已經成為(wei) 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上一個(ge) 帶有普遍性的規律。

 

從(cong) 今天詮釋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代雖然沒有係統的成體(ti) 係的經典詮釋學的理論建構,但確實有悠久的經典詮釋曆史和詮釋實踐,形成了獨特的經典詮釋傳(chuan) 統,積累了豐(feng) 富的經典詮釋經驗,對於(yu) 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對於(yu) 中國古代社會(hui) 核心價(jia) 值觀念體(ti) 係構建和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建設起了極為(wei) 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走向複興(xing) 的今天,需要總結概括中國傳(chuan) 統經典詮釋的學術思想成果,這不僅(jin) 對建構屬於(yu) 我們(men) 自己的中國詮釋學,而且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因此,我們(men) 努力的方向應該是從(cong) 我們(men) 的古聖先賢那裏尋找智慧,從(cong) 中國古代的典籍裏麵去尋找出路,使這些經典傳(chuan) 統對我們(men) 的現實人生提供精神支撐,對我們(men) 的學術研究提供義(yi) 理根據。

 

三、在傳(chuan) 統經學的基礎上深化中國哲學史研究

 

既然不能延續這種以西方哲學的概念、方法和理論框架疏理中國哲學的路子,那麽(me) 是否可以考慮以中國傳(chuan) 統的經典詮釋方式來研究中國哲學?我想可以。

 

在經學的基礎上,深化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要處理好近代以來困擾中國哲學史界的經學與(yu) 哲學的關(guan) 係。經學與(yu) 哲學的關(guan) 係的困惑源於(yu) 近代以來的諸子複興(xing) 思潮。近代諸子複興(xing) 思潮把孔子與(yu) 諸子、經學與(yu) 子學平等看待。其實,在中國思想史上,經學與(yu) 子學的關(guan) 係是源流本末關(guan) 係。《漢書(shu) ‧藝文誌‧諸子略》評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yu) 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yu) 流裔。”“儒家者流……遊文於(yu) 六藝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yu) 道最為(wei) 高。”顯然,諸子是“《六經》之支與(yu) 流裔”,就是說,以六經為(wei) 基礎形成的“儒家與(yu) 諸子的關(guan) 係是以儒家為(wei) 源,以諸子為(wei) 流,以儒家為(wei) 體(ti) ,以諸子為(wei) 用,以儒家為(wei) 本,以諸子為(wei) 末。”[xxxii]但是,近代以出現了講中國哲學史以子學為(wei) 主,擺脫經學的“失根”現象,使中國哲學史幾乎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造成了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危機。

 

從(cong) 經典詮釋與(yu) 中國哲學史的關(guan) 係上說,中國古代哲學就是在經典詮釋的沃土中萌發生長的, 整個(ge) 中國經學史幾乎可與(yu) 中國哲學史相終始。中國古代哲學家往往通過經典詮釋來建構自己哲學體(ti) 係, 形成了不同於(yu) 西方的哲學傳(chuan) 統。中國哲學史上許多哲學家對具有原創性經典的注釋如果具備了原創性,這些注釋也會(hui) 成為(wei) 經典,如漢代為(wei) 《春秋》進行注釋的“春秋三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左傳(chuan) 》,為(wei) 《儀(yi) 禮》解釋說明的論文選集《禮記》,宋明理學中朱熹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後來成為(wei) “經典”就是例證。中國經學史上從(cong) 漢人重《五經》到宋人重《四書(shu) 》的經典地位的變化,不但導致了儒學具備形態的轉變,也使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正顯示了經典詮釋的神奇力量。“從(cong) 一方麵看,傳(chuan) 統中國哲學家在經典之中,溫故以知新,出新解於(yu) 陳編;但從(cong) 另一方麵看,中國哲學家又以新知觀照舊籍,賦古典以新義(yi) 。從(cong) 這種現象來看,傳(chuan) 統中國哲學家常常身兼哲學史家的角色,他們(men) 貫通經典與(yu) 哲思,求‘一貫’於(yu) ‘多識’,寓判教於(yu) 分疏,並在經典解釋之中述‘事’以昭‘理’,言‘理’以範‘事’,將中國學術之道器不二、理事圓融、主客合一的特質展現無遺。在中國經典解釋傳(chuan) 統中,經典文本與(yu) 解經者的哲學建構之間,存在著既不能分割,而又互為(wei) 緊張的關(guan) 係。兩(liang) 者之所以不可分割,是因為(wei) 中國哲學家常常首先是哲學史家,他們(men) 經由古聖先賢及其經典的召喚,而浸潤在古典的精神世界之中,他們(men) ‘回顧性地’為(wei) 經典作注解,正是他們(men) ‘展望性的’哲學建構工作的起點。”[xxxiii]所以,如果“從(cong) 中國哲學史的整體(ti) 發展來看,思想家以經典的注釋、解說作為(wei) 發展、建立、表達哲學思想的契機或形式已經成為(wei) 慣例,這是中國哲學的發展史與(yu) 西方哲學不同的一個(ge) 重要特點。”[xxxiv]因此,梳理中國古代經典詮釋傳(chuan) 統中的哲學詮釋傳(chuan) 統對於(yu) 推進中國哲學史研究、建立中國詮釋學,可能會(hui) 有基礎性的意義(yi) 。

 

今天,我們(men) 在中國經典詮釋學的基礎上深化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雖然要吸收西方詮釋學的模式、方法和經驗,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用西方的現成的東(dong) 西來削足適履地把中國的東(dong) 西硬塞進去,而是要在確立中國文化主體(ti) 地位的前提下,立足於(yu) 中國傳(chuan) 統,以經學作為(wei) 中國哲學建構的主體(ti) ,以子學、玄學、道學、佛學作為(wei) 多元輔助,借鑒西方哲學的話語體(ti) 係來詮釋和表述中國傳(chuan) 統思想,使西方哲學的術語和概念為(wei) 服務於(yu) 揭示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曆史脈絡和基本精神,使中國哲學史具有西方哲學的外貌而其實質卻仍是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本身,以實現經學模式向哲學模式的非斷裂性轉換,推動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不斷發展完善。

 


注釋: 

[i]胡適:《科學與(yu) 人生觀·序二》(一),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頁。

[ii] 張君勱:《再論人生觀與(yu) 科學並答丁在君》,前揭書(shu) ,第57頁年。

[iii] 薑義(yi) 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yu) 文化》,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1年,第307頁。

[iv]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第1頁。

[v]薑義(yi) 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下),中華書(shu) 局1991年,第1071-1072頁。

[vi]薑義(yi) 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上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1年,第8頁。

[vii]薑義(yi) 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上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1年,第9頁。

[viii]薑義(yi) 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上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1年,第1頁。

[ix]薑義(yi) 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上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1年,第522頁。

[x]陳寅恪:《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上冊(ce) 審查報告》,《金明館叢(cong) 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頁。

[xi]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冊(ce) ,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6頁。

[xii]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上冊(ce) ,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0頁。

[xiii]馮(feng) 友蘭(lan) :《怎樣研究中國哲學史》,原載《出版周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36年。

[xiv]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導言》,薑義(yi) 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上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1年,第28頁。

[xv]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小史•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頁。

[xvi]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冊(ce) ,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36頁。

[xvii]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自序》,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17-18頁。

[xviii]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自序》,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18-19頁。

[xix]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序論》,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3頁。

[xx]景海峰:《中國哲學麵臨(lin) 的挑戰和身份重建》,《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 2003年第5期。

[xxi]張誌偉(wei) :《中國哲學還是中國思想——也談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xxii]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83年,第598頁。

[xxiii][清]章學誠:《文史通義(yi) 》,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頁。

[xxiv]詳見蔣國保:《章學誠“六經皆史”說新論》,《華東(dong) 師範大學學報版》(哲社版),2007年6期。

[xxv]皮錫瑞:《經學曆史》,周予同注釋,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年,第1-2頁。

[xxvi]韓星:《孔學述論》,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2頁。

[xxvii]熊十力:《熊十力別集•讀經示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6頁。

[xxviii]章學誠:《文史通義(yi) 》,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頁。

[xxix]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頁。

[xxx]牟宗三:《曆史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8頁。

[xxxi]馮(feng) 天瑜:《中華元典精神》,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8頁。

[xxxii] 韓星:《儒經與(yu) 中國文化》,《中和學刊》第一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7頁。

[xxxiii]黃俊傑:《論經典詮釋與(yu) 哲學建構之關(guan) 係——以朱子對<四書(shu) >的解釋為(wei) 中心》,《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xxxiv]劉笑敢:《經典詮釋與(yu) 體(ti) 係建構——中國哲學詮釋傳(chuan) 統的成熟與(yu) 特點芻議》,《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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